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在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不屈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 封急电给身处事变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已有6 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 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命运的问题。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表长篇演讲，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抗日主张。这时，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公开宣战是在1941 年12 月），但这次讲话将中日的对抗推向了最高潮。在庐山讲话的最后，蒋介石讲了后来在抗战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都是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早在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了。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同时也为自己“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了理由。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弱看到了中国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结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说大相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来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战略反攻。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处。既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来打我就不行了。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一些表示——1937 年1 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细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列为“取消”、“停止”的对象。在1937 年2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他不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下的武装，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动等等。“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 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
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蒋介石本性难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这是后话。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的问题上走钢丝。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
4. 向山地游击
坚持不远离山地1937 年9 月16 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129 师向东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八路军已在9 月11 日按国民革命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 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己的部队为八路军。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18 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军的称谓似乎比第18 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本质。9 月20 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17 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3 天之后。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电报中，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而令115 师、120 师、129 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南太行山开辟根据地。早在8 月10 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在8 月10 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军3 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渡过黄河的。8 月17 日，毛泽东又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八路军北上时，“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同平汉路相比较，同蒲路方向可以不远离山区，随战局的发展，可以随时转入山地进行游击战争。山西的地形是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为一列串珠状盆地，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盆地。毛泽东选择的路线和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不远离山地。此后，形势急骤变化。8 月中旬，关东军第2 、第15 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新编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平、津地区，参加对察、绥两省的作战；由日本国内调来的第5 、第6 、第10 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准备沿平汉、津浦路南下作战。在日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 月20 日，正式确定战略方针，划分战区和调整部署，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 个战区：在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设立第一战区，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在苏、浙两省设立第三战区，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长江以北）设立第五战区。八路军的作战地域在第二战区的辖区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18 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阎锡山坐镇山西是既保国，又保“家”。阎锡山是山西人，老家在山西的东冶，从举兵起事，到独霸一方，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
外人很难插手。阎锡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即使蒋介石也得让他三分。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转眼间就成了抗战的第一线，阎锡山的日子并不好过。毛泽东曾分析道：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不能解决怎么办？阎锡山准备“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蒋介石、日本人、中共间进行周旋。在八路军115 师、120 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后，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二战区第7 集团军在天镇、阳高等地的防线，于9 月13 日占领大同。之后，日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逼雁门关、茹越口。同时，由平绥路宣化、新保安、怀来等地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也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配合同蒲路方向日军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情况的变化要求八路军必须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原计划要求八路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活动。在蔚县、涞源、广灵等地被日军占领后，毛泽东判断，日军欲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则我军将全部处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八路军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刘伯承对土生土长的军事家毛泽东是充满了感情的。早在留学苏联时，刘伯承和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中国革命的形势。那时，刘伯承对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当“革命的山大王”就很感兴趣。他认为，要想以弱小的力量在反动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上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样，毛泽东、朱德等人对刘伯承也是很信赖的。1929 年中央有一封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信中要求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中称：“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毛泽东左右为难，“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对于要朱毛脱离红军的要求，毛泽东在复信中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写道：“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原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可见，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欣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目睹了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围剿”的过程，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是赞叹不已。但围绕着毛泽东到山地去打游击的思想，中共党内还曾有过一场争论。
围绕战略方针的争论洛川会议后，刘伯承并没有停止对战略方针的思考。洛川会议上，战略方针一经提出，就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讨论的结果，集中为3 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多次反复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的，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 年9 月12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10 天，于9 月21 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10 天，于9 月29 日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三万多人。歼敌一千，自伤八百，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打游击出身的毛泽东和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中讲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
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用“心是相通的”来描述刘伯承和毛泽东在游击战与运动战问题上的认识是非常合适的。刘伯承在行动中一贯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配合友军进行正面作战时也是如此。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论文中，游击战全都是放在战略地位来加以论述的，并且正是用这种思想来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实践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
第二章边打边进9 月30 日，刘伯承率129 师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踏上抗日征程。10 月1 日，386 旅旅长陈赓率129 师主力386 旅随先遣队后跟进。10 月2 日，129 师政委张浩（1937 年10 月1 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职务）率师后梯队启程。在抗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在晋北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129 师向着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向着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地方出发了。
5.385 旅首战告捷
急讲“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连续不断地发动着新的进攻。在华北地区，9 月10 日，日军攻陷大同，9 月24 日，日军占领保定。至此，华北半壁江山已失，太原、忻口则完全暴露，处于战斗的第一线。在此危局之下，129 师奉令向着前线出发了。在129 师主力出发之前，刘伯承决定率先遣队提前出发，以便在师主力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为师主力的展开创造条件。先遣队由师前指和769 团组成。129 师385 旅改编后即分作了两半——769 团随师部上前线，旅部率770 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385 旅旅长王宏坤后来回忆说：385 旅的前身红4 军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因大局需要，革命的需要，一化为二，各奔东西，大家心里很留恋，但却愉快地表示服从。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编成一个团。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一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3 个营，每营下辖4 个连（3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改编后的769 团共有2900 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先遣队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129 师不能不急。自从115 师、120 师开赴前线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9 月25 日，115 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5 师团第21 旅团一部1000 余人，缴获步枪1000 余支、机枪20 余挺，击毁汽车100 余辆、马车200 余辆；120 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兄弟师的消息让129 师有些沉不住气了。我们从129 师进军的征途中摘取两个小片段，来体会一下当时指战员急迫的心情：镜头一：先遣队出发4 天后，先遣队来到了毛泽东电报中要求的黄河渡口——韩城县的芝川镇渡口。芝川镇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但河水较深无法徒涉。急急赶到芝川镇渡口的129 师先遣队，由于找不到渡河的船只，只好望着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而一筹莫展。几个干部在岸边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看到一只船的影子。正着急间，刘伯承赶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明白了几分，马上派人去找国民党地方官。等国民党地方官磨磨蹭蹭地赶来，天已经很晚了。刘伯承问道：“河的西岸为什么没有船只？”“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两个地方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故意拖延着时间。刘伯承对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非常恼火，“啪”得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个家伙一看对方来头很大，马上软了下来，连声说：“不认识，不认识！”旁边的一位参谋走上前，向他们介绍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129 师师长刘伯承将军。”一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个地方官真的害怕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
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对他们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渡河夫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否则，”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两个地方官一听要把他们当汉好论处，再也不敢拖延，马上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刘伯承发过那么大的火！镜头二：当先遣队来到山西省侯马镇时，阎锡山给先遣队拨来了一列火车，随车还送来了很多衣服、粮食，但对八路军最需要的枪支、弹药却只给了很少的一点。大家见了火车都很高兴，因为很多战士生平没有坐过火车。大家看着火车，一想到轰隆隆滚动的车轮将把他们马上带上前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火车载着焦急的战士们开出了侯马镇。开出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像是一个重症病人一样，越开越慢，最后渐渐地停了下来。习惯于坐在前边的刘怕承马上询问司机：“火车为什么不开了？”“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司机紧张地答道。刘伯承指示立即检查原因。过了一会，司机跑过来，对刘伯承说，水箱漏水了。刘伯承心想，过河没有船，坐火车水箱又漏水，阎锡山是故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他考虑了一下，说：“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推火车哟。”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讲：先将火车头推到汾河边，给水箱注满水，然后将车头开到前边的站台，换一个开回来，再将等在原地的战士接走。之后，众多的战士，向着北方，向着有枪声的地方，缓缓地将火车向前推动。于是，就有了一个“汾河岸边推火车”的故事流传下来。
陈锡联受命769 团的前身是红10 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769 团团长则更是红四方面军出了名的猛将——红10 师师长陈锡联。陈锡联1915 年出生于我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任红10 师师长。陈锡联在北上的火车上就已明白，129 师的第一枪要由他来打了。在太原开出的火车上，陈锡联同刘伯承一起坐在第一节车厢里。由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 师，陈锡联才得以在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麾下作战。陈锡联知道在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中刘伯承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今面对面地听刘伯承简明、清晰、条理分明地分析形势，更使陈锡联对其军事智慧敬佩不己。刘伯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没有绕弯子，他一下子就点明保卫太原要有两个动作，并且用“扼咽拊背”极其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点，这就是“扼咽”；另一个动作就是“拊背”，即以一部分兵力绕到侧后去打击敌人。他进一步对陈锡联布置道：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拊背”作战，可以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平型关一仗，表明日军是可以打的，但又不是很好打。我们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特别慎重。陈锡联进一步问到：我们团的具体仕务呢？“你们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到了东冶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要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遇到什么下解的情况，可以随时发报来。”刘伯承将129 师抗战第一仗的指挥权交给了陈锡联。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东冶，陈锡联受领了配合忻口作战的任务。忻口是太原的一个重要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10 月13 日，日军以第5 师团、第15 独立混成旅团等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忻口阵地守军发起进攻。国民党以卫立煌为总指挥，在一线部署了十几个步兵师，准备与日军进行殊死一战。忻口战役激烈异常，仅18 日一天24 小时内，双方即反复争夺磨子头岭阵地达13 次之多，阵地失而复得，部队退下去又冲上来，阵地前堆满了尸体，已经很难分清哪个是日军，哪个是国民党军。这时的769 团已经远离师主力，直接受八路军总部的指挥，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了日军侧后。从地图上看，769 团已经到了太原以北150 多公里的崞县、代县附近，而师主力却在向太原以东的平定地区开进。八路军总部10 月7 日的一道命令，使769 团成了一支孤军，也给了陈锡联一次机会。9 月底，西线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东线日军占保定，夺沧县，并继续向南推进。9 月29 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将成力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10 月上旬，国民党放弃内长城防线，置重兵于忻口东西一线，准备与日军决战。
10 月6 日，毛泽东又让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美国作家施拉姆在其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抗战期间其所以著述最多、质量最高是因为毛泽东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考虑问题。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暂时摆脱了居无定所，终日奔波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为生活安定而过起“休闲”的生活，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安危，关注着前线的动态。由此看来，毛泽东没有也不会使自己处于主闲之中，著述多、质量高的原因，恐怕恰恰和他没有让自己闲着、没有让自己停止思考有关，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了他思考的基础，大脑不停地运动又使思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10 月7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形势的需要，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令第115 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攻取浑源、应县；令第120 师以主力置于岱岳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令第129 师以一部进至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这是战略层次对友军的配合。同时，将129 师769 团调归总部直接指挥，进至日军右侧后，袭扰、牵制日军，这是战术层次对友军的配合。一道命令，改变了769 团先遣的初衷——搞清前线各方的情况，为师主力展开创造条件。769 团成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右翼尖刀。10 月8 日，周恩来、彭德怀赴忻口与卫立煌商谈忻口会战国共两军的配合问题。会谈中，卫立煌谈到如果忻口会战爆发，日军的飞机将会给国共两军带来极大的威胁。现在在日军的轰炸下，每天几乎就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卫立煌的话一直停留在彭德怀心头，挥之不去。当夜，原本对头顶上的飞机轰鸣声毫不在意的彭德怀，被飞机的声音扰得无法入睡。彭德怀索性来到了院子里，仔细辨听着飞机的声音。他根据飞机的高度、航速和批次，判定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一个机场。朱德、彭德怀一面电告蒋介石、阎锡山：“代具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一面命令刚开入晋北的陈锡联部“进入代县，实地侦察”。当陈锡联率领部队到达忻口以北百里左右的苏郎口村附近时，忻口战役已经开始。轰炸太原、忻口的飞机不停地轰鸣着从头顶掠过，陈锡联从飞机的高度上感觉到机场应该就在附近，他找了当地的一个老乡了解了一下情况，果然在附近有一个机场。苏郎口村紧靠滹沱河东岸，是一个不小的村子，机场就在河对岸十几里外。许多干部、战士一听到附近有个机场，都纷纷要求打掉它。打，还是不打，陈锡联没有马上作出决定。他始终牢记刘伯承临去五台山前对他讲的一番话：到晋北后，因是分散游击，既要积极地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每战又应加倍谨慎，为了达到抓一把就走的目的，一定要做到情况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刘伯承送陈锡联和769 团出东冶村时，又再一次对他讲：一个团几干人交给你了，遇事一定要沉着细心，宁可悬机握权，也不可操之过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当要下决心打时，一定要先摸清情况，如果探知了虚实，觉得打有九分把握时，应见机不失，果断地定下决心..陈锡联很清楚769 团“分散游击”的处境，也深深体会到刘伯承所说“应
加倍谨慎”的含义。769 团到达代县附近时，忻口战役激战正酣。战场形势刻不容缓，孤军初战又要慎重，陈锡联决定先把机场的情况搞情，再做决定。陈锡联首先去找了刚从大同方向退下来的国民党晋绥军的一个团长，一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陈锡联刚刚说明来意，国民党团长大人的脸色就骤变。他仍然心有余悸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陈锡联对他的恐日情绪十分厌恶，但还是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打敌人的呢？”国民党团长的回答让陈锡联想到了一句中国成语——恬不知耻。国军团长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敝部只剩下一个连了..”陈锡联后来回忆道：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便起身告辞。就在陈锡联准备离去的一刻，国军团长的又一番话更使陈锡联怒从心头起。国军团长拉住陈锡联，对他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门的小锅饭而已..老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起来，还不是‘白送礼’？”真是十足的怕死鬼！陈锡联没再说什么，愤愤地离去了。怒火在陈锡联心中燃烧，既有对敌人的仇恨，也有对胆小鬼、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者的不耻。第一仗一定要打狠、打准、打好，陈锡联暗暗下着决心。从国军团长处没有搞到情报，陈锡联决定亲自出马。第二天，他带着3 个营长去实地侦察。他们顺着一条山沟走到了滹沱河边并登上了河边的一座山峰。登上山顶，极目远眺，陈锡联马上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所吸引。他回忆道：东面是峰峦重叠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西边的管涔山在雾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二营长的一声喊叫——“飞机”，把陈锡联从陶醉中唤醒。只见滹沱河西岸阳明堡的东南方一群银白色的物体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着的人的光芒。他们举起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排列整齐的飞机。银白色的闪光像是充满了魔力的魔光使他们的目光半天没有移开。“干掉它！”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道。他们从一个由机场跑回来的农民嘴里了解到一些机场的情况，并在侦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机场里共有飞机24 架，白天去太原、忻口轰炸，晚上全部停在机场上。守卫机场的日军部队是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住在阳明堡镇上，机场里只驻有一小部分，大约200 人左右。情况明了，决心也就定了。陈锡联决定兵分三路：一营袭扰崞县，牵制驻在该县的敌人；二营一部为预备队，和团指挥所置于苏龙口北侧地区；以三营为突击营，负责袭击机场，击毁飞机。陈锡联准备出奇制胜，在敌人的软肋上开刀。
他才23 岁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营长赵崇德这一年23 岁，河南人，1932 年入伍，因表现出色，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指挥员。战士们称赞他“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他领导的三营，是一个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的部队，曾被授予“以一胜百”的锦旗。陈锡联之所以把攻打阳明堡机场的任务交给三营，正是充分考虑了三营善长夜战、能攻善守的特点。18 日傍晚，三营的战士正在作进攻的准备，陈锡联和几十团领导来了。战士们马上围了上来。“准备得怎么样啦？”陈锡联问道。“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战士们纷纷回答。“可别说大话，你们来说说，这飞机怎么个打法？”“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一个小战士抢着回答。赵崇德也抓住机会作起了动员：“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要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赵崇德刚说完，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站出来说：“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来笑话我们，我定要缴个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一群初生牛犊，谁也没有把困难放在眼里，在此以前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飞机，没有恐惧，没有退缩，相反却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赵崇德深知此次行动意义重大，所以对每个人的鞋带系得紧不紧，手榴弹捆得好不好等细小的问题都作了检查。19 日晚，三营以从机场逃回的老乡当向导，在赵崇德率领下，沿着漆黑的山谷，来到了滹沱河边。赵崇德问向导：“河水深不深？能不能徒涉？”“深倒不很深，有污泥，走慢了容易陷进去。如果快跑，就没事儿。”向导答道。三营按照向导所说的办法顺利地渡过了滹沱河。三营有9 、10 、11 、12 四个连。赵崇德决定：以10 连攻击机场的警卫部队；以11 连负责炸毁飞机；以9 连担负对阳明堡方向的警戒，掩护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以12 连为预备队，在小寨西北侧集结待命。渡过滹沱河后，赵崇德率领攻打机场的10 、11 连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向着机场摸了过去。他们悄悄地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机场。赵崇德率领11 连向机场的西北角扑去，10 连则向飞机悄悄地靠近。10 连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正待发起攻击，向西北角运动的11 连被日军哨兵发现并放起了枪。不能再等了，10 连、11 连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冲击。10 连的战士高喊着向飞机扑去。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日军哨兵，慌忙掉转枪口，和八路军战士互相依托飞机开始了对射。机舱里值勤的日军被枪声惊醒，冲着飞机周围的人影盲目地开枪射击，很多子弹都打进了前面飞机的机身。战士们越战斗志越高昂，有的爬上了飞机，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
战斗正酣，日军守备部队向机群方向扑了过来。20 多架飞机之间，八路军战士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博战。赵崇德一看敌我已经绞在一起，必须迅速结束战斗，否则日军援兵赶来，就难以脱身了。他冲战士们大喊：“快！ 赶紧往飞机肚子里扔手榴弹！”战士们迅速掏出手榴弹，朝机身上扔去。“轰！轰”的响声过后，开始只有两三架飞机起火，火乘风势，迅速向整个机场蔓延开去，只一会几的功夫，机场就被浓烟和烈火所吞噬。战斗中，赵崇德发现老李的机枪不响了，仔细一看，老李正举着铁锹冲着飞机尾巴猛砸呢！赵崇德赶紧冲他喊道：“砸什么！还不快打！”老李的机枪又向着敌人吼叫了起来。就在赵崇德指挥战士向最后的几架飞机发起冲击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通讯员一看营长负伤了，迅速跑过去，背起营长就走。赵崇德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不要管我，快去炸..”“ 飞机”二字还没说出口，又有一排子弹射来，赵崇德和通讯员一起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一边射击一边扑向飞机。随着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最后几架飞机也燃起了大火。不到一个小时，24 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消灭日军守卫部队100 多人。当守卫机场的日军主力从阳明堡镇赶来时，三营已经撤离了机场。战斗结束后，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向从五台山赶来的徐向前汇报战斗经过时，沉痛地说：“我们这次战斗，只炸了20 多架飞机，自己却牺牲了营长赵崇德和十几名战士，代价太大了。我们要向师里作检讨。”很多年后，刘伯承和129 师的老战士谈起赵崇德时，常常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感到惋惜。事后，陈锡联、汪乃贵在上报总部的报告中，在“战斗经验”部分中写道：营级干部不按命令执行任务，以一个连突击，而以两个连突入机场。结果伤亡大。陈、汪二人不仅对人员的伤亡感到痛心，还对伤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阳明堡战斗是继115 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和全国人民，又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友军忻白作战起到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朱德总司令听到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后，兴冲冲地向群众宣布了这个消息，并请群众和他一起算了一笔帐：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小米，而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帐一算完，群众马上欢呼起来，他们被这巨大的数字所振奋，所鼓舞，根据地内一片欢歌笑语。看见日军飞机就向后跑的国民党将领则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八路军凭他们那些破烂家伙，能够打下日本人的飞机。然而，事实又使他们不得不信。一连数日，忻口、太原上空都没有日军飞机临空，国民党的飞机又亲到阳明堡进行侦察，看到机场上一堆堆尚待清理的飞机残骸，使他们不得不对八路军刮目相看。对于晋北前线的这件大事，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却只在战事版的一个角，用很小的版面作了报道：南京二十日电：我军在晋北突袭阳明堡并炸毁敌机24 架之消息，此间关系方面亦接得消息，业经证实云。但在忻口前线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卫立煌将军在忻口会战结束后，曾感慨地说：“阳明堡烧了敌人24 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6. 胜利中的教训与失误中的胜利——386 旅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在平汉路方向推进得异常迅速，井转兵经正太路迂回太原，于是具有正太路咽喉之称的井陉、娘子关段，就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点。为配合国民党友军遏制住日军在这一方向上的进攻势头，129 师386 旅在到达太原后，没有继续北进，而是转向东，奔向正太路东段。
记日记的将军“长征无日记，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我曾经不止一次的下决心坚持写下去，但也不止一次半途而废。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惰性。从今天——1937 年8 月7 日起，我要坚决地把日记不间断地写下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斗时也好，行军时也好，极度疲劳时也好，始终如一地写下去。要使这次全部抗战的事迹，没有一点遗漏在我的记载以外。”这是386 旅旅长陈赓在抗战之初——1937 年8 月7 日于陕西安吴写下的一段话。在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中，像陈赓一样在战争中坚持记日记的并不多。读过私塾、上过高小的陈赓算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之一；而黄埔一期的学习又使陈赓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并在艰苦的征战中获得了文武双全的美称。在八路军中，陈质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战将。陈质的“学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军队里算是高的了。陈赓出身于湖南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一个地主家庭，还算富裕的家庭得以使他6 岁就在家里读私塾，9 岁时，他进入邻近的七星桥谭家词堂私塾就读，开始了正式求学的生涯，两年后，他又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为了逃避家里的包办婚姻，他只读了一年，就跑到兵营去当兵。写到这里，还不能算将陈质的所有“学历”都交持清楚了。因为时隔8 年后，陈赓又重新跨进了学校，不同的是这次进的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亦文亦武的场所，即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和黄埔军官学校。当陈赓以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身份走出黄埔大门时，他的求学生涯才算最终告一段落。在现在看来并不算太高的这点学历，已经完全可以使陈赓在红军和八路军的队伍里算得上是一个小秀才了，而且以后还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也叫彭杨步兵学校的校长；建国后又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长期干起了办教育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工作。这些经历大概都和陈赓的“学历”高有关系。陈赓的外表长得也很文气。陈荒煤在《陈赓将军印象记》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过陈赓：他中等身材，圆脸满是康健的红色，被那沿着脸腮而生的黑的胡子衬托着，显得十分英武。眉浓宽而向上斜扬，眼睛望人的时候圆睁着，带着一种探索注意的眼神，使你感到他的眼光很锐利。一口细小的牙齿，薄的嘴唇，人们常以此来断定那性格该是属于刚毅和冷静一类的。看样子不过像30 岁的年纪，但他笑的时候，眼角浮现了一些细小的皱招，可以猜想到他也不会太年轻了。第一次见他，我心里想：“像一个大学生。”虽然陈赓看上去“像一个大学生”，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将，而且在刚刚13 岁——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龄，就开始了军旅生涯。这既和湖南人在“五四”以前当兵的人很多，并且在社会上已经形成风气有关，又和陈质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开始自由的新生活的想法有关。陈赓受祖父的影响很大，自幼就很勇敢，性格非常倔强，读书时即“时思弃读从戎”，对非常严格的要求他死啃书本的父亲非常不满。13 岁这年的一次包办婚姻，使他最终走上了从戎的道路。13 岁，还只是个孩子，陈赓以常人少有的坚毅，拖着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国造套筒枪度过了4 年。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