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战争、湘鄂之战等。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参加了两次东征战斗。之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起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以后又在129 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秀的军事干部。陈赓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在第二次东征中他救下蒋介石一命的故事本来就使他很神秘的经历显得更加神奇了。陈赓负过很多次伤，在二次东征夺取惠阳的战斗中。陈赓勇敢地带领部队冲锋，在攻占城头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脚，但他拔出弹片照旧向前冲。在率部参加直罗镇的战斗中，陈赓又一次负伤，这一次子弹打中了他的左手拇指，但这些伤和陈赓的两次腿伤比起来又都算不了什么，他的两次腿伤对他后来的战斗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有时不得不依靠手中的棍子来支撑全身的重量。
开赴前线陈赓率领386 旅紧随先遣队向太原开进。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兴奋不已。到达孝匝时，“沿途群众均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有数百群众集队欢迎，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非常热烈。县长强邀我们赴宴，不得已只好敷衍一次。”到侯马后，又“观瞻为之一新”。“此间总动员很忙碌，街上满布抗战标语，被征壮丁均戴有‘民族英雄’的臂章，到处可以遇着，并有戴着少年先锋队的红符号者，成群结队地在街上集行。我和他们攀谈，他们都说上前线打日本，情绪十分高昂。这些情形在苏区是司空见惯的，但在非苏区是大革命时期后第一次仅见，令我感到无限的兴奋。”10 月14 日，陈赓率772 团一部先行到达太原。他马上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见周恩来。周恩来是9 月初到的太原。周恩来原是准备同博古、彭德怀一起赴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组建长江沿岸委员会。但途中毛泽东两次发来急电，指示周恩来立即赶赴太原、大同会见阎锡山，定下有关红军入晋后的事项。于是，周恩来便从西安折往山西。陈赓见到周恩来后，“知我们行动又有新的变化，原因是井陉失守，娘子关告急，我师仍照原计划依托太行山脉，随时配合友军侧击向旧关、平定前进之敌。当晚乘原车转正太路到阳泉下从陈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129 师主力“仍照原计划”从太原转往正太路沿线作战，说明作战命令曾经发生过变化。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部分领导人出现了对“国民党的进步估计过高”和对“八路军的力量估计过大”的情况。忻口会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和汤恩伯两个纵队进入山西后，八路军总部曾经有过以八路军主力在日军侧翼主动出击，配合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设想。但因情况变化大快，晋北前线经雁门关南进的日军已陷代县、原平，正向忻口进逼；平汉线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陷石家庄，正向娘子关进犯；太原已处于晋北、晋东两路日军的夹击中，由115 师政委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已成敌后，在这样的形势下，“原亦奉令北进”的386 旅，又按原计划转向了正太路。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实行封建割据，长期闭关自守，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修筑的都是窄轨铁路，铁路运输效率低，车行速度慢，从太原到平定只有700 多里路程，却要走近25 个小 ，平均时速不到15 公里。陈赓率772 团到达平定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纪律甚坏，到处抢劫，十室九空。”所以当地群众十分害怕，纷纷“奔避”。“经我们解释后，知道我们为红军，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不到一时，逃避群众陆续回家。”
胜利中的教训129 师386 旅到平定打的第一仗恰恰是为解救让陈赓感到愤怒，使“群众奔避”的国民党第3 军曾万钟部。由于国共两军在晋北前线的顽强战斗，日军坂垣师团前进缓慢，伤亡惨重，与忻口一线的中方守军形成对峙。至此，日军将原定的山西突破，河北迂回，改变为河北突破，山西迂回。从河北撤出的国民党军一部、孙连仲的第2 集团军、冯钦哉的第14 军团、曾万钟的第3 军，以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转用于防守娘子关一线。386 旅到达平定的第二天，10 月19 日，刘伯承也经同蒲路转正太路赶到了驻在平定的386 旅旅部。此时，由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 、109 师团已占领娘子关东南的旧关，正在向娘子关猛攻。由娘子关南侧实施攻击的日军第109 师团主力经九龙关、测鱼镇等处，沿正太路南侧山地西犯，企图对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守军实行迂回攻击。娘子关一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已被撕破，部分国民党军已向后撤退，国民党第3 军一部和武士敏第169 师则被围困在旧关以南的山地，晋东的形势十分危急。刘伯承回来后，立即指示386 旅作好侧击从娘子关右翼迂回日军的准备。10 月20 日，陈赓率领772 团到达了娘子关以东的长生口附近的支沙口。陈赓遵照刘伯承的指示，命772 团一部袭击板桥西北高地的日军，以解国民党军被围之急。执行袭击任务的是772 团3 营。3 营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的279 团，以长于追击歼敌而闻名，是有名的“飞毛腿营”。21 日夜，3 营在副团长王近山的带领下，向板桥出发了。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是被人称作“王疯子”的虎将，改编前任红31 军93 师师长。3 营刚过长生口，便遇到了新情况，前面板桥方向来了一队日军，正偷偷向西进犯。此时向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一向果断、坚决的王近山立即命令部队利用两侧山地的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一个包围圈，一个埋葬日军的坟墓迅速地形成了。100 多名日军毫无知觉地进入了包围圈。当日军一个不剩地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随着王近山一声“打”，3 营所有的轻重火器同时开了火，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日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当曙光初露时，大部日军被歼，只有一小部日军被压缩在长生口村的一个空场院里。这是386 旅抗战的第一仗。兄弟师115 师首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兄弟旅385 旅的769 团初战也取得了奇袭阳明堡的胜利，386 旅的干部战士都憋着一口气，要在抗战的第一仗中打个漂亮的干净仗。所以，当战士们向龟缩在场院里的敌人最后冲锋时，一个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前线指挥员突然喊了一声：“捉活的！”这个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战斗环节，往往标志着胜利的最终到来，也往往将一场战斗的胜利推向高潮。但这次3 营面对的却是为狂热的“武士道”精神所支配的日军，当仍然遵循着国内革命战争的老套路的八路军向残敌发起冲锋时有11 位勇士倒在了残敌的枪口下，残敌也乘机逃脱了包围圈。每当这位前线指挥员回忆起这段往事，对死去的战友都有一种深深的内
疚。长生口战斗共歼敌50 余人，缴枪10 多支及一些弹药等军用这并不辉煌的胜利，却是386 旅的抗战第一仗。虽然胜利中有教训，但它仍大大地鼓舞了386 旅的士气，也使386 旅用胜利的实践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他们打的败仗真叫人佩服为了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刘伯承9 月21 日来到了在娘子关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第3 军军长曾万钟的指挥所。除第3 军外，娘子关还有国民党军的第26 、27 路军。曾万钟首先向刘伯承介绍了日军新的动向。他说，近日日军第20 师团避开娘子关正面阵地，集中兵力和人力正向右翼的新关猛攻，曾万钟对下一步的行动表示出极大的信心。他继续说，新关守军凭借窑洞式半永久性工事和钢骨水泥永久性火力点进行防御，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娘子关的守军也随时准备出击支援，这样的部署，日军是难以从娘子关突破的。刘伯承不仅看到了曾万钟所看到的下一步，而且比曾万钟多看了一步。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是想来个避实击虚。如果新关也不易得手，它极可能再往南迂回。这样，新关以南的石门，则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曾万钟对坏了一只眼睛的刘伯承多看出的一步，很是不以为然。刘伯承和曾万钟会谈之后，形势的发展正如刘伯承所料。只是曾万钟的疏忽，殃及了129 师386 旅771 团，当然其中也有771 团自身的疏忽。9 月25 日，日军在新关攻击失利后，派出第40 旅团5 个大队进行右翼迂回，从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当夜，日军依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绕了过去，对771 团发动了突然袭击。前一天，刘伯承得知771 团在利用当年蒋介石、阎锡山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工事备战时，曾提醒他们说：“不行，旧工事不可靠。”由于771 团警戒下严，没有对日军的偷袭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一下子就被冲散了，团主力不得不撤到附近的山上。形势是很严峻的，被偷袭后的10 多个小时内129 师师部及386 旅旅部与771 团完全失掉了联系。刘伯承是在焦急地等待中度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在刘伯承焦急等待的同时，有人却在准备看129 师的笑话。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得知此事后，从太原打来电报“慰问”刘伯承。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你们八路军光说游击战、运动战，结果你们反被日本人游击掉了。国民党第2 军团司令兼第13 军军长汤恩伯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打电话给刘伯承说：“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哪，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你们一个旅怎么行？还是撤吧！”就在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嘴上轻蔑的微笑还没有消失的时候，771 团以自己出色的表现，以八路军所特有的顽强与机智，向他们表明，八路军不仅可以打游击战，而且可以在阵地战中生存与作战。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突入了771 团的阵地。771 团一开始确实很被动，上级与下级失去了联系，自上而下的指挥已经不复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的生存能力与战斗能力真正的被表现出来了。771 团被冲散的各个部分自动的组成新的战斗集体，自动形成新的指挥，成排建制的就以排为单位，成班建制的就以班为单位，总之是各自力战，形成了一个个的堡垒，并在单打独斗中，堡垒与堡垒间逐步发生了火力联系，相互掩护着向山上转移，利用山势在山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团部的通讯员战斗后更是受到一致的称赞。战斗中，团部的警卫力量被
打散了，在已经隐约能够看到鬼子身影的时候，团部仅有的几个通讯员，临危不惧，又3 次进入团部，将团部的公文和其他东西搬得一十二净，在鬼子眼皮底下带着文件归了队。3 连5 班8 名战士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伤亡了7 名，仍然坚守阵地，不能动的给能动的准备手榴弹、压子弹，没有让一个日军进入阵地。第二天，当师部转移到北界都后，771 团被打散的人陆续归了队。虽然他们脸上带着愧疚的表情，但他们身上的装束却着实令人羡慕：有的戴着缴获的日本军的黄五星帽，有的穿着日军的黄呢大衣，有的把自己的枪换成了三八式步枪，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两件从日军手中缴来的战利品。一个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新闻记者由衷地写道：他们打的胜仗倒并不叫我们怎么惊奇，他们打的败仗才真叫人佩服。后来，刘伯承见到徐向前时对他说了以后还说了很多次的一句话：“你培养的队伍是打不垮的！”事后，刘伯承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给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之后，于10 月25 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 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这是抗战中第一封要打掉“骄气”的电报。
7. 伏击！伏击！
说孙子，话谋略386 旅进入正太路后，正大路沿线就成了129 师的主要战场。在这一舞台上，以刘伯承为首的129 师将士们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拍案叫绝的“活剧”。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叫孙武，也就是被人们尊称为孙子的人。他的一部《孙子兵法》，使他获得了兵学鼻祖的美称，更使后人们在进行军事活动时多了一个理论的支撑点。《孙子兵法》中的很多闪着理性光芒的语言，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贵速，不贵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能够和人们对毛泽东语言的熟悉程度相提并论，即使是毛泽东，也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孙子富有哲理的语言。在中国军事界能够走出国门，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也只有毛泽东和孙子。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除了携带着大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外，还有一本被他们同样奉苦经典的《孙子兵法》，据说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夫的案头上就一直摆放着《孙子兵法》，当然那是已经被译成英文的《孙子兵法》。中国军事界中但凡识文断句受过正规训练的将领，大都读过《孙子兵法》。但学了不等于学懂，学懂了也不见得就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抗日战争，应该是孙子的后人们驱侮救国，展中华兵学之风采的大好时机，可有的人却在这个时候交了张不应算作及格的卷子，愧对祖先；但也有的人被称作“论兵新孙吴”，使日军闻风丧胆。孙子在《孙子兵法》的势篇中写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即是几乎所有战争都是以正兵对敌，以奇兵取胜。堂堂之阵，故不可少，但堂堂之阵终不如奇兵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孙子兵法》是非常熟悉的，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引用孙子的话来表达他的思想。自负的蒋介石在讲话中大概只肯引用“二孙”的话，一个孙是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还有一个例外。抗战中蒋介石不得不下发了一本由被他追剿了近10 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写的文章——《论持久战》。这与蒋介石自负的性格不太相符。但他别无选择。文章写得太精彩了！毛泽东1938 年6 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对时局作了精辟论述，对前途作了科学分析，特别是文中对抗战胜利所表露的信心，给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和直捣心灵的震慑。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将其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后频频点头，立即下令印发全军。这篇文章对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应该说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熟悉《孙子兵法》的蒋介石，最熟悉的恐怕就是《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七·七”事变爆发前，对于即将爆发的“国之大事”，蒋介石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作了一定的准备。虽然蒋介石1937 年8 月12 日才被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推举为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但在此之前，在抗日的大旗下全国形成了表面上的统一。所谓表面上的统一，即各路军阀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又各有各的心思，各打各的算盘。执掌着全国帅印的蒋介石首先将全国分为5 个战区。将原来各自为政的
各个区统一规划到全国的抗战序列之中。紧接着蒋介石又拟定了一个“以首都（注：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的国防阵地构筑计划。阵地内要求设有机关枪掩体、小炮俺体、观测所、掩蔽部等，所用材料必须是钢筋水泥。当时这些要求已经是最高标准了，是按照德国和俄国的最新教范拟定的。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构筑的工事离预案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但也总算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工事构筑。1938 年11 月2 日至28 日，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为了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后稳定举国惶动的人心，破除将须中部分存在的恐日心理，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首先引用了兵圣孙武的两句名言，“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将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老祖宗的这两句名言作了逐一对比。“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侍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我们第一期的战略也就是实行孙子这两句话以遂行我们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现在我们这种布置已经成功，今后我们就可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杭战的任务。”当然，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除了日军强大、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基本原因外，正面战场参战各部队中旧有的军阀军队的顽疾也影响了作战。如各部队互不协同，敷衍推倭，甚至谎报军情，等等。蒋介石对此痛加训斥，要求严加整肃。他认为这些现象“是我们军队失败的致命伤”，“这种军队，永远没有希望，永远是失败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的确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弱点。此外，在战术上，各战区部队虽然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嫡系部队，但打起仗来，缺乏机动灵活。蒋介石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战术问题，“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对此，他作了进一步分析，不仅战术上有迂回包抄，战略上也有迂回包抄，要运用迂回包抄来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完全断绝，趋于溃灭。他强调，“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预备队的妥当分派。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我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仍可以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在蒋介石对照孙子兵法反思了国民党的战略战术后的1942 年，陈毅在刘伯承50 寿辰的庆祝活动中，以“论兵新孙吴”的诗句，给予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以极高的评价。刘伯承遵循“以正和，以奇胜”的思想，在抗战之初以伏击的手段，使进入中国后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军尝到了兵法古国子孙的厉害。
伏击最合算毛泽东常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七亘村771 团被袭一事就是如此。被袭是件坏事，但正是日军偷袭的枪声把刘伯承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七亘村附近的这片险要的地形上，从而由一次被袭演化为连续三次的伏击，由一次小的损失发展力连续大的胜利。当刘伯承亲自赶到771 团被袭地点察看时，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地形给吸引住了。从河北井陉往山西平定的小路，由石门口进入峡谷，谷深几十米，最窄处只有3 、4 米。小路蜿蜒至七亘村东，被断崖所阻，转而爬上山腰。山腰上的路只能在陡壁上开凿而成，更是窄小、陡峭。所以，这段路被描绘为“矮处人过低头，窄处马过卸鞍”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回到指挥所后，他迅速找来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从石家庄、井陉方向到平定只有一条小路，七亘村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刘伯承迅速将七亘村的情况用电话告诉了陈赓，并指示陈赓再派人仔细侦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布置伏击阵地。刘伯承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有人说刘伯承最欣赏的是伏击，最拿手的也是伏击。这话有一定道理。刘伯承常算一笔帐：伏击战中敌我的损夫率是多少，袭击战中敌我的损失率是多少，阻击战中的敌我损失率是多少。因为伏击战中敌我损失率最大，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从现有的武器装备对比的情况出发，八路军进行伏击战是最合算的。从七亘村回来后，刘伯承即导演了非常精彩的“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 师团。
七亘村第一次设伏由川岸文三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日军第20 师团，1937 年7 月11 日在朝鲜接到开赴中国的命令，16 日从朝鲜出发，19 日主力抵达天津。7 月底，在平津地区作战中，20 师团是攻打北平的主力。9 月初，20 师团又与第6 、第14 师团共同沿平汉路向南作战，至10 月初，一举拿下正定、石家庄、井陉，完成了日本政府第一次国防会议制订的初期任务。日军第20 师团在南下的路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沿途国民党军队层层抗击，使日军死伤惨重。在平津地区作战伤亡的6000 余名日军、在保定地区作战伤亡的8000 余名日军名单中，有长长的一串是属于第20 师团的。但川岸文三郎并不为此感到愧疚。他懂得攻城夺地的道路是用士兵的血和肉，甚至是尸体来铺垫的。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道理川岸文三郎是明白的，只要能打到狼，作出些牺牲在川岸文三即看来是值得的。最使川岸文三郎不能忍受的是没打到狼，反而丢掉了“孩子”。川岸文三郎最不想得到的结果在娘子关附近因刘伯承领导的129 师的活动而发生了。日军为迅速突破娘子关，派出一部兵力从娘子关右翼实施迂回。25 日，在日军的猛攻下，国民党军娘子关右翼东回村南北一线被突破，国军撤回到娘子关附近的旧关。从全局上看，国民党军的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要争取局部的优势，要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战略上处于内线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外线；战略上处于防御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要创造战役、战斗上的速决。但国民党军在全局处于被动时，在局部仍然没有争取到主动。东回村南北阵地的失守，使娘子关右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在局部立时处于极端的不利，使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崩溃。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蓄势待发时，刘伯承极其敏锐地捕捉到战机：日军为了加紧娘子关右翼的攻击，必然要通过井陉——平定小路向前方输送大量的后勤补给物资。抓住日军的辎重车队，打它一下子，是有把握的。事情正如刘伯承所料：25 日下午，日军20 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约1000 余人，在距七亘村10 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画了一个红圈圈住了“七亘村”3 个字，并对师部的作战人员交待道：“就在这里设伏。切断日军20 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刘伯承将伏击任务交给了陈赓。陈赓接到命令后，决定以772 团一个营的兵力到七亘村设伏。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主动请战，亲自带领3 营和特务连执行伏击任务。王近山率领3 营来到了七亘材的南侧山地。据侦察得知，向平定方向进犯的日军第20 师团的后方辎重部队1000 余人，现宿营在井陉县的测鱼镇，估计第二天要经过七亘村向平定前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王近山只有5 个连，而日军有1000 余人，既来不及请示，也来不及增调部队，只有靠自己手头的力量啃这块“硬骨头”。王近山没有犹豫，没有退缩。果敢、坚决是王近山成为军中虎将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时这个性格特点和他很文气的外表对不起号来。
道路两侧的的杂草、灌木和高高耸起的土坎帮了工近山的忙。王近山将重机枪架在距道路约300 米的制高点上，将部队散布在距道路10 多米到四、五十米不等的长满杂草、灌木的土坎上。这种蹲在敌人头顶上往下打的部署，使部队未战已有了心理上的优势。王近山趁热打铁，要求部队在听到冲锋号和重机枪响后，迅速地扑下山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上午7 点多，前方侦察人员送来消息，日军辎重部队300 多人，在前后各100 多日军掩护下，正向七亘村运动。王近山迅速将情况通报给营、连指挥员，指示各连准备战斗。各连迅速按命令跑步进入阵地。按预定计划，12 连担任正面突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其辎重；11 连担任穿插、阻击和包围，配给轻机枪3 挺，主要任务是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前面日军的联系；特务连一部负责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后面日军的联系；其余为预备队。日军没有把国民党军放在眼里，更没把八路军当回事，认为八路军只能隔靴搔痒，丝毫构不成威胁。所以，当10 月26 日上午9 时，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发现没有国民党的大部队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772 团3 营的伏击圈。日军第20 师团由平津向南一路平推过来，除了和国民党军打过几次阵地战外，还没有品味到中国兵学的奇深奥妙。这次伏击使川岸文三郎补上了这一课。正当他们穿行在峡谷中，欣赏着深谷中的风景时，由各种轻重武器中发射出的弹雨倾泻到了日军的头上。毫无遮拦，毫无退路，日军只有看着子弹把身边的人打倒，看着手榴弹在队伍中爆炸，将带着血肉的肢体抛向空中在周围飞舞。在一阵令日军心惊胆颤的急袭过后，王近山指挥伏击的部队和预备队冲向已经晕头转向的日军。冲在最前面的12 连的一个战士，在连续刺死6 个敌人后，身上除多了3 处刺伤外，还多了3 支三八大盖。另外一个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他将一个倒地的日军扑在身下，用手抓，用牙咬，在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周围的民兵和群众有组织的投入了战斗，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参加了进来。一个叫董三元的老汉，战斗后用一挺缴获的机关枪从刘伯承手里换来了一床军用毛毯，并被刘伯承赞为“战地老英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一部日军逃回测鱼镇外，共歼日军300 多人并缴获了300 多匹骡马和大批的军用物资。战场上的战利品堆积成了小山，有炮弹、子弹、通讯器材、药材、食品等等，很多战士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呢子大衣，腰间还挂着战刀，全套的日式装备，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战斗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搬运战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搬运。陈赓还亲自给刘伯承挑了几匹战马。第一次伏击是一次成功的、出色的伏击战。
重叠的设伏从战史上看成功的伏击战俯拾皆是，但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的战例却不多。第一次伏击后，刘伯承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军侵犯华北以来，一直是在打胜仗，七亘村的伏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遭遇战。他们骄横得很，目空一切，并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敌20 师团正急于向平定进犯，因无其他道路可走，必然还要由七亘村经过。于是，他当机立断，准备在七亘村再进行一次伏击。古人云：用兵之法，贵在不复。这句话中的“不复”，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不重复，言下之意是告诫统领军队的人在用兵时要不断想出新办法，这样的语言我们还能说出很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所以，不重复别人的老办法，“贵在不复”已是“用兵”者要牢牢切记的训条。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日军在经过遭到痛击的地点时，肯定会严加戒备，如临大敌。在这种情况下，伏击的前提条件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若同时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实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可以说，敢于在同一地点第二次设伏，是一个超乎常人思维的大胆的行动，但只有胆大还不够。如果没有另外两个看似平淡，实际上细致入微，欺骗性很强的的行动，是很难使日军产生盲目的自信，再次在七亘村遭受伏击的。首先，第一次伏击后的第二天，在日军来收敛“无言凯旋者”的尸体时，772 团一触即退，佯装败走，使日军认为八路军己无再战能力，从而以“示形于敌”之法来诱使日军作出错误的判断。再有就是巧妙的隐蔽。吃了亏的日军再次来到七亘村后，其先头部队对道路两侧进行了严密的搜索，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埋伏的八路军战士没有露出一丝痕迹，使日军更加“自信”。日军虽然更加“自信”了，但仍然没有完全丧失戒备。因为在战斗中日军的戒备一直很严，战斗打响后，护卫部队仍然掩护着一部分辎重车辆，强行通过了七亘村，再加之雨后路滑，772 团一部兵力未能到位，使这股敌人溜掉了。伏击在有些人眼里是很玄的一件事，设伏的前提条件是被伏者要在设伏者设伏的时间里通过设伏的地点，除非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否则设伏不就变成了赌博吗？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把在别人眼里很玄的一件事，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是依靠他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五行术”。刘伯承借用古代自然观中的“五行”一语总结了关系到敌我双方胜负因素的五个方面：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从中即可看出，刘伯承的设伏，不是盲目的“赌博”，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确实的把握上。
黄崖底再显雄风七亘村两次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 师团。但八路军的力量毕竟太有限了。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 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的。但当时八路军只有3 个师，而不是20 个师。129 师两个团的力量挡不住日军西进，国民党的数万军队也没能挡住日军沿正太路西进。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的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直接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在不利的态势下，国民党军弃关西撤。日军29 日占领平定，30 日占领阳泉，11 月2 日占领寿阳。坚守23 天的忻口，在没有侧翼掩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1 月1 日放弃。忻口失守是华北战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唇亡则齿寒，忻口失陷，太原就成了一座孤城，太原如果放弃，则整个华北的正面抗战等于宣告结束。就在形势已危如累卵的时候，八路军却逆流而上。10 月底，八路军总部率115 师主力和129 师769 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正太路西端寿阳以南地区。加上原已进入正太路的129 师主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摆在正大路两侧准备有所动作。刚刚使日军第20 师团尝尽苦头的129 师又使沿正太路西犯的另一个日军师团——第109 师团尝到了伏击的滋味。当刘伯承得到第109 师团之第136 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向昔阳进犯的消息时，他正对照着地图翻看着敌情通报。他马上被这个消息所吸引。当他的目光沿着日军前进路线看到黄崖底时，一个作战方案又形成了。黄崖底地形复杂，小路从黄崖底经过时，正好处于两坡下的窄沟里，附近眼界开阔，便于隐蔽，是设伏的理想场所，特别是这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想到这里，刘伯承定下了决心。他对参谋长李达交待完任务后，又补充道：“这一仗让771 团担任主攻。”771 团自从被袭后，两次伏击都没参加，干部、战士都有点坐上了冷板凳的感觉，早就憋不住了。一听到有战斗任务，还是担任主攻，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纷纷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也让鬼子尝尝771 团的铁拳头。在战争中使作战力量得到正确的部署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像刘伯承这样将每一个可供调用兵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这是一种艺术。不会用兵，八路军的几万部队不可能在敌后发展到几十万部队，更不会在抗战胜利后打败拥有800 万军队的蒋介百，除了会用兵，还要知兵、爱兵，做到官兵一致，才能够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试想，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不能说他们不会用兵，但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国共对阵时就不行了呢？恐怕不能知兵、爱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战斗就不用仔细描述了。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所有埋伏在两侧山头上的轻重人器一齐开火，打得沟内的日军抱头鼠窜。由于两侧山头通向沟底只有几条小路，部队不能对一回混乱的日军发起冲击，所以就只能以所有的火器向沟底齐射20 分钟。然后安全、迅速地撤离
战场。事后，771 团有的同志还觉得不过瘾，说：“要不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我们就把鬼子全部收拾了。”即使如此，黄崖底一战仍然取得了毙伤日军300 余人，战马200 余匹的重大胜利。以后，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用《过天险的黄崖底》为题，在东京的一份报纸上报道了日军在黄崖底遭受伏击的情况。后来这份“歌颂”日军“勇敢战斗”的报纸被八路军缴获，一时成为八路军战士的笑谈。一个星期后，129 师主力和115 师相配合，又在广阳、户封地区连续两次设伏，给由沾尚镇西犯的日军第20 师团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刘伯承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日本鬼子是记吃不记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