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师长与政委
129 师第一任政委129 师政治部主任（后改称师政委）张浩曾经在中共党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只因为英年早逝，以致后人对他了解得不多。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虽然现在林彪的名字几乎妇幼皆知，但在当时，林育英的名字却要比林彪的名字响亮得多，实际上林彪去黄埔军校学习还是由林育英促成的。林家参加革命的人中，除了林育英、林彪外，还有林育南。林育南是林育英的胞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又担任过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东方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1 年2 月7 日，在上海龙华刑场被杀害。林家三兄弟中的林彪也曾在作战中头部中弹，造成植物神经紊乱。大难不死的林彪，凭着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当然，林彪后来的死与他这两个堂兄的死在中共党史上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林育英早在1922 年2 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 年秋，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年后返回中国，化名林春山。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7 年，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林育英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身份结识了毛泽东，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 年12 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不幸被捕。被捕后，林育英受尽了各种刑罚，鞭子抽，皮带打，坐老虎凳，更残忍的是寒天腊月被泡在冰水中，真是欲活不能，欲死无门，受尽百般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开口。敌特对他施以13 个月之久的刑讯，终无所获，只得将其释放。从此，林育英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常常是百病缠身。所以，林育英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带着一种病态。后来，他被中共中央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再后来，也正是他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林育英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后，原本要松一口气的红军将士，没想到又将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分裂斗争。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实际军权，掌握在张国焘手中。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幸运的是在长征途中它受的损失比红一方面军要小得多，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约8 万人之众，比只有3 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多了1 倍多。素有权力欲的张国焘此时拥兵自重，公然另立中央，将整个红军置于分裂的边缘。在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时，张国焘提出的却是“向南攻打成都”，与毛泽东的主张南辕北辙，夺权野心立见。纵观整个中共党史，可知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没有这一次斗争的胜利，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林育英。林育英于1935 年12 月及时地赶到了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他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只有从他
嘴里讲出的条条款款。为防不测不给敌人留任何把柄，林育英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将文件完全“印”在了脑子里，然后，以一个小商人的身份，经蒙古，穿沙漠，到达了陕西。由林育英来协调双方是非常合适的。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是张国焘的老相识，他和双方都能心平气和的说上话。共产国际“七大”是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而不是张国焘自封的“中共中央”的路线。同时，林育英的态度也很明确，他支持毛泽东，这样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中央”，而“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这场斗争中，林育英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道：“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 年7 月间共产国际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的作用还可以从他的电报中进一步看出：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后，为了保密，他用了“张浩”这一化名，并在出任129 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时，沿用了这一化名。1938 年1 月，因为健康的原因，他不得不离开129 师，回到延安，他的职位由邓小平接替。回到延安后，林育英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1942 年3 月6 日他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还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浩的敬意与怀念。
“刘邓”十三年当刘伯承以94 岁高龄在北京逝世后，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第一个走向遗体的，是被人们叫了将近50 年的“刘邓”的另一半——邓小平。一篇《悼伯承》，将邓小平对刘邓间13 年的生死相伴、半个世纪的战友情谊表达得淋漓尽致。邓小平在《悼伯承》中写道：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1938 年1 月5 日，中央军委任命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为第129 师政治委员，129 师原政治委员张浩因病回延安另行安排工作。从此，刘邓开始了长达13 年的合作。刘、邓两人能够“非常愉快的”合作达13 年之久，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他们两人身上的许多共同之处。被人们用“刘邓”联在一起的这两个人同是四川人。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赵家场张家坝，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牌坊村，两地相距20 多公里。他们都对四川辣子有着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周恩来曾经从重庆给朱德捎来一些榨菜和四川辣子。朱德一直舍不得吃，锁在文件箱里。直到有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来到八路军总部，朱德为了招待贵客，才将这两样拿了出来。辣子炒榨菜现在可能只是四川普通人家中极普通的一个菜，但在当时却是身在太行山中的刘邓的一顿美餐。就在大家都等着“美餐”时，炒菜的战士非常难过地拿着一盘黑糊糊的东西走了进来。原来，炒菜的战士把菜给炒糊了。黑糊糊、散发着焦糊味的辣子炒榨菜被端上来后，刘邓二话没说，拿起筷子夹着榨菜就往嘴里送，还边吃边说：“好吃！好吃！好久没吃到家乡苹了。”刘、邓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邓小平去苏联留学是在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1921 年，只有16 岁的邓小平来到了工业发达的法国，边做工边学习，并在中共旅法小组的帮助下开始了革命生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 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共旅欧支部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恐慌，支部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和国内斗争的需要，支部决定将一部分人派往苏联学习，另一部分人回国。邓小平就在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人之中。邓小平等一行人离开巴黎十几天后，巴黎有关当局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宅并称签署了驱逐邓小平等人离境的命令。1926 年初，邓小平等人来到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苏联中山劳动大学。邓小平在中山大学没有等到毕业，在刚刚学了不到一年后，就奉命返回了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刘伯承虽然在年龄上大邓小平12 岁，但单就留学的经历来看，刘伯承只能算“师弟”。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经香港来到上海。其时，上海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也无立足之地。他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与吴玉章等入远行苏联留学。由于刘伯承是以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来到苏联的，所以他就读的
是苏联军官学校——高级步兵学校。已经35 岁的刘伯承，克服了年龄带来的困难，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斯的许多论著，以及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司令部建设和军队指挥等方面的知识。1930 年春夏之交，刘伯承等人满怀战斗的渴望经满洲里又回到了他当年赴苏的出发地——上海。
刘、邓都有“三起三落”刘、邓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历经磨难，并且都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担当重任者，往往要经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考验。当刘伯承被任命为129 师师长时，他已经曾两度彼贬，三度出任红车总参谋长。1932 年的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由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后来因刘伯承对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反“围剿”中的瞎指挥不满，李德借口刘伯承妨碍他的工作，通过博古撤消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1934 年底的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坚持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这是刘伯承第二次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后期，刘伯承随第四方面军一同行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坚决抵制张国青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错误路线，因此，刘伯承又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于1936 年12 月7 日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 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力主席。之后，刘伯承重新复出，仍然官复原职，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第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对于三上两下的经历，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一败”指南昌起义失败，“两罢官”指被李德、张国焘撤掉职务，“三参总戎幕”指三度出任总参谋长。实际上刘伯承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1930 年8 月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被委任力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当时正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久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为了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贯彻国际指示，刘伯承被派往武汉长江局任军委书记。算上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参谋长的那一次经历，刘伯承在担任129 师师长前全部加起来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建国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在1957 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再一次被打倒。至此，刘伯承已是三起三落。与刘伯承一样，邓小平也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后，于1929 年7 、8 月间，被党中央派到了广西工作，以党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8 军，率军转战左、右江。由此，邓小平进入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高峰期。随着连毛泽东都不能幸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蔓延至中央苏区，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落”。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一整套做法并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邓毛谢古”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一批觉悟了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的抵制和坚决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人。
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时，是因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 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两起两落等待着他。“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 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的复出，竟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1971 年9 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方面 予了肯定。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加上“他没历史问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中浮了上来。1975 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出。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13 年风雨历程。
9. 重操老本行
对游击战的再认识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不仅彭德怀“认识是模糊的”，对“ ‘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很多八路军将领也是如此。但“认识模糊”并不影响打胜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理论上的争论。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游击战、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11 月8 日的电报中说：“129 师全部在晋东南，120 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11 月9 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11 月13 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在同一封电报中还指示：“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大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十师部署于4 点，形成了支撑华北敌后抗战的4 个战略支点。115 师聂荣臻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115 师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120 师仍留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发展；129 师主力深入晋东南，开创太行山区根据地。129 师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石拐会议”。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镇，在石拐镇召开的这次129 师党员、干部会议，是129 师进入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署了129 师今后的行动方向与任务。当刘伯承宣布“129 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后，129 师与八路军其他部队一样，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进入了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在敌后创造了让日军害怕、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发布的命令规定得很具体：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此后，129 师派出的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队像种子一样遍布在晋东南广阔区域内。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了晋东南沁具、长治两个中心区，这两个地区有牺盟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游击支队到平和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地区活动。张贤约、张南生率领一个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又称秦赖支队。..向下派遣游击支队并不像派部队出去打个埋伏那样顺当，大家虽然知道撒出去是“种子”，但更愿意留下来当“拳头”。当刘伯承将769 团副团长汪乃贵找来，准备派他出去成立汪乃贵支队，到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活动时，汪乃贵说：“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一向幽默的刘伯承这次严肃起来：“一不是叫你当山大王，二不是叫你考前清秀才。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不会记笔记，你就‘结绳记事’。这个司令你要坚决去当，还要想办法当好。你还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汪乃贵愉快地答道。从战略转变后到1938 年4 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九路围攻止，129 师将64 个连队中的41 个连队，占总数的2/3 ，分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新建立的游击支队多如雨后春笋，有的有几十人，十几争枪，有的只有十几人，几条枪。在129 师成立军区，建立军分区时，几支较大的游击支队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以后，撒下去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太行山区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各支队的人数，有几十人的，也有几百人的，甚至多到上干人的。开始时先发展成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为了进一步正规化，也为了突破国民党对八路军力量的限制，以后又逐渐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化整为零”是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零散的小部队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必将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即八路军拥有人民的支持。与此相反，日军从下敢“化整为零”，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使周围的日军有了一种“敌后”的感觉，他们不敢分散活动，更不敢单独行动。其实，当日军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后，他们确实已经在战略上将自己置干了“敌后”，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终究逃脱下了处处挨打，到处遭袭的命运，犹如一匹野牛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
点、线、面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到刘伯承用点、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新的含义。在刘伯承的辞典中，“点”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了，点指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城镇，线指与各个城镇、据点相连的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线，面则指点与线贯穿其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点、线、面已经是一个战略概念，已经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意义。日军的企图是夺点、造线、进而控面；八路军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将自己渗透到面之中，然后切断线，最后孤立点。八路军与日军围绕着点、线、面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日军占点时尚信心十足，日军参谋本部在战争之初叫嚷要在三个月至多在半年内占领整个中国，表明了日军对占点确有十足的自信。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并且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精锐师只比日军一个师团的人数和装备稍逊一些，但是战斗中能够得到的上级对本级的重火器支援和空军支援的数量的区别，使双方的作战能力的比较失去了意义。再加上国民党军特别是杂牌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日军攻城夺寨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是十拿九稳。日军从北向南，夺平津，占石家庄，攻太原；逆长江而上，打上海，下南京，一直攻到武汉，最后被大山挡在了四川盆地之外。点在日军眼里只是表明他们成功与荣誉的一枚枚勋章。在夺点成功后，日军在线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且不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铁路只能本省通行，与外省铁路根本不通用，而且贫穷落后的；日中国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铁路了。日军为了发挥点的作用，需要修筑公路、铁路，以点带线。为了形成点与点的联系，互相支援，就需要修路、筑路。更艰巨的则是修路、筑路之后的护路。交通战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主旋律。1940 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国，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要兵力。捉襟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占领“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29 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11 月21 日，772 团2 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十名，我伤亡20 余名。”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20 师团川岸文三郎恼怒不已。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 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 师与第129 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120 师破袭同蒲路，129 师破袭正太路。由于129 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 师对正太路连续不断的破袭，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在正太路遭到129 师袭击的是日军第20 师团。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20 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对129 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终于在12 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住气了。指挥日军20oo 余人对129 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129 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129 师越过线去向打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1937 年11 月23 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赓“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可能会突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24 日，129 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势倾向的部署。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 团以一个连回道坪，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 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771 团向大谷与榆次积极动作，并侦察该两处情况。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日军要跑！陈赓的手又痒痒了。他准备第二天率772 团1 营到长凝镇附近进行侦察并相机动作。25 日，陈赓率领6 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进一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769 团的1 连及新7 连。这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棋时试探一下对方的应手。26 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27 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进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取动作。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1 师团，似由太谷开来，约5000 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娘’。”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129 师行动在即。但第二天，11 月28 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系长凝之敌约200 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准备进攻的772 团马上变为了守势。陈赓迅速组织了防御：以1 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1 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29 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越“线”到“点”的行动。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南之八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实际情况是从11 月24 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5 师团、驻太原的第109 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26 师同等各
一部，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8 路围攻。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外，还命令120 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 师一部活动于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黄蜂与麻雀1937 年底的一天，129 师参谋长李达及几个参谋和刘伯承骑马外出。突然，刘伯承的马不安地嘶叫起来，同时，李达的马也受了惊，两匹自马惊跳不止，之后，又突然拼命向前奔跑。等几个参谋反应过来，打马去追时，刘伯承和李达在前方已勒马站定，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怕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几个参谋听到刘伯承的话都围了过来。“它就好比是游击战。”刘伯承刚说完，又有一群黄蜂飞了过来，两匹白马闻声又战栗起来，惊恐地向前跑了几步，惟恐黄蜂再来进攻。一个并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刘伯承眼里幻化成了一个战斗场面。他接着说：“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持了持马鬃，使它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黄蜂即使蜇不死马，也让它受不了。”李达补充道。几个参谋不住地点着头，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很多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都能说出一两个或更多的刘伯承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形象地比喻战争现象的故事。“黄蜂”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敌后抗战的广阔战场为八路军指战员提供了一个灵活打击敌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有利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和“黄蜂”一样充分体现了游击战本质的战法，叫“麻雀战”。顾名思义，在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战士就像麻雀一样，寻找日军的空隙，东打一下，西吃一口，频频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敌集结兵力，实施报复时，又找不到，抓不着，游击战士早已撤退。129 师进入太行后，敌以500 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129 师驻地扑来。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129 师771 团的1 连。1 连在10 余里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极其狼狈。这一战，1 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战果。游击战，关键是要解决游与击的问题。游得动，才能寻找到击的机会。
度过第一个新年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战事，正面沉寂，敌不攻我，我亦不击，不解何故？仗既不多，新历、旧历的两个年就过得欢乐、充实。粉碎了日军“六路围攻”后，没有几天就到了阳历新年。30 日，各个部门都忙于准备食物。386 旅旅部的管理员从辽县买回了猪肉、食品等，“准备明早大吃”。还有一个误传的消息，也使129 师上下高兴了一阵子。不知是从哪个渠道得来的消息，说日军第14 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磁县被炸死。土肥原贤二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的死自然使八路军将士非常高兴。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8 年，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的。新年这天，各个村都唱起了花鼓戏，庆贺八路军的胜利，将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剧情封建”，令人“肉麻”，“又不好禁止，拂其诚意，只好让他们唱罢！”。到了农历新年，八路军总邓给每个人增加了一角钱菜金，作聚餐费，改善生活。农历二十八，386 旅旅部驻地又有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使陈赓“恍惚处身太平世界，绝不像战区最前线的景象”。陈赓问老乡：你们怕不怕日本人来？老乡答：有八路军在此，什么也不怕。一句话说得陈赓心里热乎乎的，还有什么奖赏能够比得上这句话呢？除夕这天，386 旅旅部招待驻地群众，“食颇丰富，农民得此一饱，大家高兴，连残汤余菜，都没有剩下，对八路军真是心满意足。一个老大爷说：‘长到68 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但陈赓并没有因为没有仗打而感到轻松。陈赓1 月22 日夜里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甚感烦闷而无聊，大约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很明显，由于我八路军动作的积极，晋东北与正太线的交通，敌人始终不能保持安全运输，而且时常中断，这样，敌人怎么能前进呢（美国武官的估计）？拿正太线说，由石家庄到榆次，牵制敌人的兵力近万人，不敢动弹（不动尚不能维持交通），以致敌人正面兵力并不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及中央各部休息整理，为时将逾两月，各部战斗力均有相当恢复。此时若从正面出击，配合晋东北及我们的动作，我想至少可以克复太谷、榆次。现在同蒲正面完全不动，阎老西又在出示禁止组织游击队、限制自卫军的通告，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概是因为“烦闷而无聊”，或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陈赓这几天的日记记得很长，字数很多，1 月9 日，1 月11 日、1 月22 日这几天的日记，都有4 、5 百字之多，比前期日记的字数明显增多。常人有借酒消愁一说，陈赓则可能是借日记来抒发自己对国民党军及晋军作战不力的不满。夜深人静时，对着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奋笔疾书，直抒心臆，这时的所想、所记、所写都应该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资料。1938 年的元旦刚过，由于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到来，使129 师全师上下兴奋了好几天。1938 年1 月11 日，卡尔逊来到了386 旅驻地。为了欢迎卡尔逊的到来，386 旅能出动的都出动了，不仅如此，还动员了当地的自卫队和群众组成了还算壮观的欢迎队伍。卡尔逊亲闻八路军反“六路围攻”的辉煌战绩，由衷
他说道：“八路军有一套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在旧的军事典籍里所无法学到的东西。”陈赓也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日记中记道：他称赞我们部队的战略战术及善于动员群众是世界上所仅见。他说我们386 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他认为我们在正大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敌人迟延南犯的根本所在。卡尔逊还以美国人所特有的直率对八路军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八路军没有对日军的粮站展开破坏是一个缺点。陈赓和卡尔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谈话中陈赓将386 旅进行的几次战斗向卡尔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当谈到八路军进行的是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三位一体的作战，谈到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时，敏锐的卡尔逊立即明白了一切。卡尔逊说：“作战不仅使用正规军，还要依靠游击队和自卫队，这就是全民抗战的体现；而且也只有有了后两者的配合，才能使正规军得到更多的机动，寻觅到敌人的要害，予以彻底的打击。”有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连一个美国人尚且能认识到的事情，怎么到了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呢？真不知道蒋介石是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认为抗战只应是政府的事情，和广大的民众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民众被发动起来。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将本应成为中国抗战的绝对主角的蒋介石变成了配角，他不得不看着毛泽东领导着八路军在敌后唱起了主角。会见的过程中，陈层送给了卡尔逊一柄缴获的日本小刀。当时陪同卡尔逊前来386 旅访问的作家周立波详细地记述了这个场面：“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陈赓同志送我一支从日军缴来的自来水笔。他还送了一把锋利的日本短刀给卡尔逊。“ ‘这把刀杀了6 个人。’陈赓同志说。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战斗中，我们一位战士，从日兵手里夺了这把刀。刀的主人被杀了，而这同一把刀，又接连地在它的旧主人的另外五个同伴的躯体上，接触了5 次。最后，它和他的受了几次枪伤的新主，一同倒在地上的血泊里。但是这时日寇败退了。使用这刀的勇士，被救了回来。“我看着这把浸过这样多敌人的血的短刀，觉得它好像是古代侠客的匕首。刀身很短，却非常锋利。鞘和柄都是白木做的。刀身插进鞘里的时候，柄就和鞘衔接起来，像是一根短棍。短棍上镶嵌着几个银色的星点。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 ‘我拿了这把刀，会永远地记着你们这一旅。’卡尔逊说。“吃饭的时候，陈赓同志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给我们，也是胜利品。这次在昔阳七亘村战斗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食物，里面有几百罐牛肉，一千多包‘压缩口粮’。军中正缺粮，用这些缴获物，维持了半个来月。”
10. 争论的继续
决不过黄河毛泽东在1938 年2 月23 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在1938 年初确实是做了两手准备的。早在1937 年11 月17 日，毛泽东就曾在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的想法。毛泽东在1938 年3 月2 日的《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的电报中又谈到了这一问题。1938 年2 月下旬开始，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认为，在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这里毛泽东谈的仍然是“归路”的问题。就在上一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给朱、彭的《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的电报中，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因此，对总部之转移及徐旅与刘师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并速告我们。”过不过河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上升到“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保证手中仅有的这点“老底子”能够生存下来，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审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又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的电报，同样，这封电报仍然是发给朱、彭二人的。电报中说的还是老问题：“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毛泽东连续发出的讨论过不过河问题的若干封电报，实际上是洛川会议后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讨论的继续。1937 年11 月15 日，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和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一起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当时周立波用他的笔，将彭德怀“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他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差别的。虽然中央军委在一封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中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属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过不过黄河不应是“具体作战意见”，而应是“大的方针”。随着八路军在山区站稳脚跟，这一差别就自然不存在了。
两次“不同声音”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1937 年10 月8 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115 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这个指示，不顾中日当时的实际军力对比，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指示下发的一个星期后就失守了。彭德怀回忆说：“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他又说：“10 月8 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这个指示出台的时候，彭德怀正随周恩来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当他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到他庐山会议后写《彭德怀自述》时仍然没有搞清楚执笔人是谁。但彭德怀仍然诚实地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粥时、左权等数同志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 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华北军分会的10 月指示，使很多干部本来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事实上，由于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时间很短，很多干部辽没有真正理解和搞懂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出发了。华北军分会的指示一下来，大家自然认为“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战”、“山地游击战”都是差不大多的一个东西，或是根本就没必要去分清楚，只要是打鬼子就行。这是第一次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第二次“不同声音”则是“从天而降”。1937 年11 月29 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中共的很多党政军要人，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静候在机场上，不时仰望着蓝天，等待着远方的客人。不多时，一架飞机从兰州方向飞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客人对于等待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个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从飞机里走了出来。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