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兵来将挡——反“六路围攻”
川岸文三郎坐不住了石拐会议后，129 师386 旅的主力部队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在根据地周围形成了环形对外正面。当时的部署是386 旅771 团主力挺进到平汉路西邯郸、磁县地区；772 团主力在同蒲路榆次、大谷段以东，正大路以南，正定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各个游击支队也四处活动，在宽大的正面上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铁路，打击过往运输车辆，打击小股敌人，对铁路线周围的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只以129 师为例，以772 团三个连为基础，在辽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17 团），建立了旅直属队和几个师直属队。到了1938 年初，129 师在原有3 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总共有36 个团。同时，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卫队、工卫旅，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三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队，在山西境内各处建立起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山西的这些新军是中共应阎锡山之邀帮助阎锡山在山西建立的，各个部队的领导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在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也就正式隶属于八路军，其大部被编入129 师面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日军在1937 年12 月20 日的一份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党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合各地残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这份报告中唯一下准确的是对“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的判断。日军对民众和八路军关系的判断太保守了，因为八路军撒入敌后，就像种子碰到了适合生长的沃土，立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三、四个人的工作组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为一个工作队，甚至独立团。这个时期，丝毫不用担心武器的问题。那时，正大路沿线、同蒲路、北平至石家庄段的平汉路都是不久前的战场，遗留有许多武器弹药，再加上国民党军后撤时丢弃的武器，恰好满足了游击队的组建之需。所以，民众和八路军不是“渐渐亲近”，而是“亲如鱼水”。对八路军的威力日本人没有预计到，以至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异常的恐惧。刘伯承在129 师的游击训练班上曾经举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第一个故事：日军有一个叫伊藤的少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八路军“行踪飘浮，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第二个故事：129 师在榆次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个日本士兵写的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这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表明日军将领对八路军的恐惧还只是“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是一种潜伏在心里的恐惧，那么第二个故事则已通过一个日军士兵的家信将这种恐惧明白无疑地表达出来。
同样处于这种恐惧之中的日军第20 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不愿意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类似慢性自杀的折磨之中，他要与八路军面对面的打上一仗。他认为：与其同八路军枝枝节节地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川岸文三郎坐下住了。
跳出合围圈川岸文三郎欲捕捉129 师主力而歼灭之，但是，从红军脱胎而来的八路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以“打圈子”见长。想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卒兵上了井冈山后，一个叫朱聋子的所信奉的游击哲学——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曾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多红军将领是既会打仗，又会打圈，让敌人倍感头痛。这次感到头痛的是新对手川岸文三郎。川岸文三郎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也有一套很凶狠的招法。为了一举消灭在正大路沿线极具威胁的八路军129 师，川岸文三即在12 月22 日，指挥骑步兵2000 多人，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分成6 路，对破路的129 师一部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狡猾的川岸文三郎在进攻的前一天，有意派出一支队伍到松塔西北的羊头崖，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以引诱772 团出击，为主力出击创造战机。误以为日军要向北撤退的错觉过去后，129 师接到了总部要求配合晋察冀反多路围攻的指示。此后全师上下对敌情的判断也由“向北撤退”改变为“敌人企图肃清华北，巩固后方”。当时日军巩固后方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后方交通。针对这一特点，129 师“决定在正大线全线出击”。当时的全国形势变化很快，12 月13 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至武汉并发表继续抗战宣言。由于攻取了国民政府首都，日军感到胜利指日可待，不仅日军在华中攻击一波接着一波，在华北占领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巩固后方的作战。而位置在根据地中最靠北的晋察冀边区则必然首当其冲。陈赓率领破路部队准备到松塔以北活动时，发现情况有异，平定、沾尚、上下尤泉等地都出现了全面戒备的日军。这时772 团1 营发现羊头崖附近有一部日军警戒松懈，很多人在睡觉。陈赓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部，一面令各部作好战斗准备。刘伯承得到羊头崖的敌情报告后，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将近几日的敌情作了综合判断。当他看到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日军的动向后，立即得出了结论：羊头崖的日军只是敌半月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和有“论兵新孙吴”之称的刘伯承斗心眼、比计谋，只能是枉费心机。刘伯承迅速作出部署：以第772 团在内线作战，首先干松塔一线吸引日军分进合击，然后伺机转到合击圈外或一路日军的侧背对其予以痛击。以第769 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在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日军，配合772 团由内线转到外线。刘伯承对外线部队说：“你们兵力少，硬顶是不行的，要用正面假打背后真打的办法。跟敌人接触后边打边退，吸引敌人前进，主力插到敌人的后方。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这样 人势必回头，然后再设法打敌人的伏击。”可以看出，在整个部署中，772 团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一切都围绕着772 团来动作。这次129 师的反围攻作战是进入根据地后多次反“清剿”、反“扫荡”中的第一次，对于129 师今后能否在大行山区站住脚跟至关重要。日军的“六路围攻”开始后，正面的一路迅速扑向羊头崖地区，以一部向772 团驻地华泉村正面进攻，主力则迂回至华泉村南面。第772 团以一部扼守华泉村东南高地，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而以主力
进入村西北高地，抗击日军。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华泉村772 团防守的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非常激烈。772 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着日军的进攻，阵地前日军的尸体越积越多，到黄昏时阵地仍在772 团手中。与华泉村同时展开战斗的是里思村以北高地。22 日晨陈赓“未起床即闻机枪声”，驻守里思村的772 团1 营在村北高地发现敌人，赶去指挥的是打起仗来被称为“王疯子”的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里思村的战斗同样进行得紧张激烈，在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后，王近山胳膊中弹，血流不止，伤势严重。王近山带伤坚持到天黑，除了留少数部队在内线继续牵制敌人外，他自己带领主力转到南北军城，在外线打击日军。当772 团主力到达马坊时，又发现了有两路日军正在向马坊逼近，772 团又迅速转到马坊东边的独堆，直到南北军城，才得到暂时的安定。第二大在三路日军的围攻下，又迅速跳到外线，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攻。772 团在几个大的跳跃过程中，使日军围攻独堆、松塔扑空，围攻马坊扑空，围攻南北军城也扑空。日军如无头苍蝇，东扑一下，西扑一下，不时被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敲打一下，十分狼狈。12 月底的大行山，冰天雪地。得不到补充，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日军，眼看着伤病员在不断地增多，不得不于27 日全部撤退。这是129 师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对于129 师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想打运动战而怀疑打游击战是否有效，以及对在山区能否站住脚而抱有疑问的人，这一仗的胜利犹如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胳膊负伤的王近山在战斗结束后住进了医院。凑巧，769 团团长陈锡联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也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进，又从颈部穿出，虽然没有危及生命，但吃饭却成了问题。两人住在同一个病室里，就形成了“自然分工”。当他们自己动手炖鸡改善生活时，王近山分工吃肉，陈锡联自然是喝汤了。也许是这一次的缘份，出院后王近山就从386 旅调到了385 旅，先任769 团团长，后又出任旅副政委。王近山和陈锡联在红军时期曾在一个师里工作过，长征途中，俩人同在红10 师，陈锡联任师长，王近山任副师长。在陈锡联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王近山曾代理指挥部队打了一系列的恶仗、硬仗。他们俩人可以说是相知甚深，战友情深。以打仗不要命出了名的王近山这次是第三次负重伤。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共负伤7 次，其中有4 次是重伤。第一次重伤是在他当连长时。有一次与敌人肉搏，他手抓、口咬、脚踢全用上了，仍然不能将对手打倒，情急中，他抱着对手朝悬崖滚去。看到王近山义无反顾的劲头，对手立时害怕了，伸出绝望的双手想攀抓住什么东西，口中也在不停地发出因惊恐而变了声的尖叫，但等待他的仍然只有坠崖后迎面扑来的大地。悬崖不算很高，两个人都没有摔死，但王近山的额角被尖石穿了一个洞，疼痛几乎使他昏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忍着疼痛爬起来，将也因疼痛但已丧失了再爬起来的勇气的对手打死。从此，王近山的额头上就有了一块没有头盖骨遮拦的伤疤，洗澡时都不能搓洗。第二次负重伤是在1935 年4 月，王近山当时在红10 师28 团任团长，带领部队在四川省江油县担负阻援任务。战斗中王近山头部重伤，战士们强行用担架把他抬了下去，送往后方。前线的情况很紧急，王近山在后方无论如何也坐不住，稍作包扎，便立即用枪逼着战士把他抬上前线。到前线后，他
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击作战。由于工近山的到来，部队士气大增，迅速将已经冲上来的敌人反击下去，扭转了局势，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用枪逼着战士把自己送回前线的事只有工近山能够干出来。由于王近山在打仗中不注意隐蔽，每每要带头往上冲，后来上级不得不布置六，七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他要往前冲时就拉住他，他探出身子就按下他，实在不行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让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王近山又急又火。这次在反“六路围攻”中左臂负伤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重伤，当时，医院为了防止感染和保住他的生命，曾打算锯掉他的左臂。一听到这个决定，王近山就不干了，这不等于被剥夺战斗的权利了吗？王近山不同意这个方案。因此，手术时他坚持不做全身麻醉，生怕彼麻醉后锯掉他的胳膊，他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主宰自己的命运。王近山第四次重伤伤得有些冤枉。那是1947 年的一天，王近山坐车去执行任务，下慎在路上翻了车，这次王近山伤在了大腿——大腿骨骨折，当邓小平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王近山流着泪对邓小平说：“邓政委，我的腿断了，不能再去指挥打仗！”一个战士不能参加战斗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这件事发生在王近山身上就显得尤其的痛苦，因为对他来说打仗就是他的生命，不能打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后来在王近山逝世后编辑出版回忆他的文集时，很多当年和王近山一起战斗的老同志都谈到了这点。听了王近山的话，邓小平也非常感动，他安慰王近山说：“近山同志，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好好休息，仗还有得打的！”邓小平临走时特别嘱咐院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王近山的腿。不久，刘、邓又专门从白求恩医院调来一位专科大夫为他治伤。最后，战胜过多次伤病的工近山以顽强的毅力，积极配合治疗，使伤腿得以痊愈，又重新走上战斗岗位。勇猛顽强的王近山也同样带出了一支勇猛顽强的部队。红军时期是能打硬仗的93 师，抗日战争时期是骁勇善战的772 团，解放战争时期则是专啃硬骨头的中原野战军的6 纵，哪里有王近山，哪里就会奏响一曲勇猛顽强的动人之歌，经常是在最难啃、最危险的任务上，听到王近山的声音，看到王近山的身影。
对反“六路围攻”的反思刘伯承对反“六路围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不是很满意。他认为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做得不好：1 、被动，不能主动攻敌。2 、不善于利用游击队及自卫队。3 、对敌人的政治进攻不注意。结合抗战以来的历次战斗，刘伯承有感而发，于反“六路围攻”的第二天，即写下了《击退正大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一文。刘伯承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军和基于军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就这三个成分配合作战的作用来说，好像组成了我们打击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刘伯承的比喻从来都是这么形象，筋、骨、肉、手一下子就把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他进一步分析三种不同的武装力量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方法。小的游击队应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以游击的方式打击敌人，配合人数相对较多的游击队，以流动的方式猛袭敌人，其承担的主要任务应是伏击、袭击，破毁交通、辎重，侦察敌情。自卫队的任务范围很广泛。察报敌情，实行抗日戒严，铲除汉奸，肃清敌探，封锁消息，实行清野，搬藏粮物，特别是挖毁道路、埋地雷阻遏敌人骑兵、炮兵、装甲队乃至步兵，并袭击、伏击敌人，设疑兵扰乱疲惫敌人，以及进行后方勤务等等。基干军队是打击敌人的主力，它通常是辗转隐蔽集结在机动地位，依托有利地形和广大民众的掩护支持，伺机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刘伯承还特别谈到了多路围攻时基于军队的行动方法。即：当敌人几路来攻，分进而未合击之时，抓住敌人外翼侧或其他策应不灵的一路，用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手段，消灭其一部或全部。我们不可老停一地老走一路，给敌人以分进合击、袭击、伏击的好机会，更不可贪恋靠不住的胜利或被敌人有备守兵所吸引，转到被动地位，甚至一再陷于敌人几路包围的马蹄阵内。要做到敌人炮兵还没有列阵，骑兵还没有上马，机关枪还没有开火，一下子就把他们解决，这才算是袭击的好角色。如果敌人兵力已经展开，火网已经构成而后硬攻，甚或采用无目的的防御，那不但不是我们今天需要采用的战斗方式，而且是要禁止的战斗方
12. 连战连捷
再战长生口日军夺取太原后，日军大本营又于1938 年1 月8 日，发出了山西南部作战命令。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 月10 日命令第1 军：随着作战准备的完成，在平汉线方面的黄河左岸及山西省南部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其作战部署是：首先以土肥原贤二之第14 师团、下元熊弥之第108 师团分别攻占河南新乡、山西长治两地，然后下元由北而南指向临汾，土肥原由东而西指向曲活，从侧后袭击临汾。以川岸文三郎之第29 师团沿同蒲路正面推进。山冈重原之第109 师团由清徐地区沿汾离公路西进离石，掩护第1 军的右侧日军上述战略行动的作战时间预计为2 月11 日至3 月10 日。就在同一时期内，蒋介石也在考虑反攻太原的计划。当时中国方面的军事部署是：八路军的三个师正好处于日军山冈、川岸、下元三个师团的前进方向上。另外，国民党三个军布防在长治周围；阎锡山的部队位于吕梁山区；中央军卫立煌部位于临汾、运城地区。这样的部署，正可一战。夺回太原，重筑以太原为中心的华北防御体系的作战计划在蒋介石心中日趋成熟。2 月上旬，国民党第2 战区受领了反攻太原的任务。作战部署是：以第18 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第3 、第14 、第17 、第47 、第89 、第99 及骑兵第4 师，组成东路军，由第2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8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这一作战部署中，129 师进入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率领129 师386 旅又来到了位于正太铁路附近的长生口。长生口是386 旅首战告捷的地点。时隔4 个月，战士们又重返长生口，欢欣自豪之情，再创日军之志无不溢于言表。可是，沿途村庄断垣残壁，瓦砾成堆，景象大变。原来是连遭八路军沉重打击的日军，打不到八路军，就拿老百姓出气。他们每到一村，就像一群疯狗一样，枪杀群众，烧毁房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饱受日军残害的群众见到386 旅又回来了，欣喜万分，奔走相告，说是打胜仗的部队又回来为他们报仇来了。战士们的心中都激起了满腔的仇恨，要让鬼子用鲜血和生命来偿还欠下的血债。这一仗给很多老战士留下的印象是，它简直就是一次军事演刘伯承常说的一句话，在这次作战中使很多人理解得更深了。刘伯承在一次全师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是战术的创造者，我们要打击敌人的弱点，可是倘若敌人并没有弱点，即应怎么办呢？——给敌人制造弱点。”初听这句活，都懂；细一琢磨，不会用。如何给敌人制造弱点，恰恰是战争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当时的战场形势是，长生口东边的井陉驻有大部敌军，西边旧关驻有200 多日军，倚仗坚固工事，凭险据守。井陉好打，但人多；旧关人少，但工事坚固，都是不好啃的骨头。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敌人制造弱点，是刘伯承的拿手好戏。刘伯承做了如下部署：用769 团的兵力佯攻旧关，对敌人实施包围，诱使井陉的日军出援，然后386 旅伏而歼之。只要井陉的日军一出据点，在行进中拉开距离，对于善于游击的八路军来讲，敌人的弱点就制造出来了。关键是要将旧关的日军诱出来，这是整个部署成败的决定性一环。
心细如发的刘伯承命令769 团：在作战中什么都可以破坏，就是不能动旧关日军与外部联系的电话线，这根线是旧关日军的生命线，也是握在我们手中的“鱼饵”。一切都在按照刘伯承的预想向前发展。恰好就在与第一次长生口伏击战相隔4 个月后的1938 年2 月22 日，长生口第二次伏击战打响了。首先，769 团一部袭入旧关，将日军碉堡包围。已经乱作一团的旧关日军能想起来的只有马上给井陉的日军打电话，请求增援。驻井陉的日军果然中计，迅速派出200 多人，分乘8 辆车，增援旧关。按照刘伯承的部署，386 旅已经在地形十分险要的长生口设下了埋伏。早晨6 点，从井陉增援旧关的日军进入了长生口伏击区内，埋伏在道路两侧的386 旅771 团和772 团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经过5 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 余人，俘敌1 人，缴获步枪50 余支，炸毁汽车5 辆。剩下的3 辆汽车，载着少数残敌窜回井陉。战斗结束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一时出发，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拂晓前开始部署。4 时许，旧关发生激烈枪声，知769 团已到、开始袭击了。至6 时，尚未见敌援兵到来。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前面传来枪声，这时候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敌人约200 余，一部乘车，一部步行。我军突然开火，敌先头第一部汽车即被我击坏。结果共缴获迫击炮2 门，重机枪2 挺，步枪数支，击毙敌人约百余，俘虏1 名，其西部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亦被我击毙。残敌仓皇溃退，直抵井陉城下。我未能将其全部消灭，实为憾事。陈赓还反思了此次战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此次战斗，优点为迅速、坚决、突然。战斗性质是遭遇战，我先头部队刚到阵地，尚未部署，即与敌遭遇。我先敌占领要点，MG （注：机关枪）先敌开火，攻击迅速，完全合乎遭遇战要求。但此次战斗缺点亦多，1. 包围部队动作犹豫；2. 火力组织不好，无侧射人力的组织；3. 暴露；4. 参谋工作与后勤工作大差。战场救护运输组织不好，增加受伤者的痛苦，个别部队给养保证不良；对侦察工作——审讯俘虏，检阅文件不注意；通讯联络差。刘伯承在战斗结束后，在更高层次上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虽然129 师为配合反攻太原在正大路破击的过程中打得非常出色，但由于日军开始进攻临汾，这一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准备反击的国民党各军滞留于长治地区。当日军占领长治后，第129 师则奉命返回晋东南。为配合友军在晋南的作战，129 师又在积极地寻找战机。
“吸敌打援”日军在2 月中、下旬和3 月上旬的作战中，占领了晋南和黄河各渡口，但其总的战略企图，即由晋南渡过黄河之目的却由于八路军积极的作战行动而未能得逞。为了钳制向黄河河防进攻的敌人，配合115 师、120 师在晋西和晋西北作战，129 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主力适当集中，于1938 年3 月南下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并相机破坏其交通线。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河北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特别是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运输线。有两个有利条件便于在这里设伏：其一是日军在这里的守备兵力比较薄弱，其二是这一带山川地形复杂，又有浊漳河与黎城相隔，地理条件十分理想。3 月5 日，邓小平、刘伯承和徐向前来到3S6 旅，和陈赓商讨作战计划，打算在邯长公路上的黎城、东阳关、涉县之间，寻找或制造敌人的弱点予以痛击。命令下达到386 旅旅部后，整个旅部就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了。陈赓当即给各团分配了侦察任务，划定了侦察地区，要各团迅速查清规定区域内的敌情、地形及战场情况情况迅速反馈回来：邯长公路上日军运输频繁，黎城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兵站集结要地，有200 多人守备；黎城以东的涉县有敌400 多人；黎城西南的潞城有日军步骑兵2000 多人，属于第16 师团和第108 师团。这两路日军装备精良，侵华战争以来，没有遇到过强有力的抵抗，思想上比较麻痹。根据以上情况，刘伯承决定采取·“吸敌打援”的战法。所谓“吸敌打援”，就是以一支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待机伏击之。虽然第二次长生口之战也可以说是“吸敌打援”，但那一次战斗由于佯攻的目标过于坚固，使129 师的伤亡大了一些。这一次“吸敌打援”，刘伯承考虑得更加周密。他认为，这一次“吸敌打援”，能下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战果，成败之关键就在于佯攻的目标是否选中敌人最关痛痒的环节，而且还要看此处敌军是否能独立坚守。他对几个参谋人员说：“我们要打敌人不能独立坚守，必须求助外来援兵的目标，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攻其所必救’。”根据这一思路，刘伯承认为黎城可以作为佯攻的目标。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正准备对大行根据地组织一次大的围攻，而黎城正是其中一路——第108 师团的兵站，其守备力量大约有七、八百人。黎城驻扎日军的人数还是多了一些，刘伯承仍然有些放心不下，他又让参谋长李达车几名参谋人员到黎城附近侦察一下，把情况搞得准确一些。当时刘伯承本想亲自去看一下，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电报使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八路军总部要刘伯承迅速赶至国民党曾万钟部，商谈作战中的协同问题及作战中的粮食及其他给养问题。李达从黎城的中共地下组织处得知，几天前有500 多日军由黎城开往潞城，现在城里估计只有300 多人。
刘伯承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做出决定：佯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村一带伏击敌援兵；并相机打击由涉县来援之敌。11 日，刘、邓、徐将作战计划上报八路军总部：“伯承今11 日见曾万钟归来，..已照来电进行鼓励。明日政治部派人去与曾军政训处联络。根据近日情报，囤留敌确仅数百，东进之敌千余，已经吾元镇回长治。我们不应再停止不动。现黎城敌仅300 余，城易攻人。我们转攻黎城，打潞城或涉县敌之增援。..如何？请示。”12 日，朱、彭二人回电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我们准于14 日到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邓小平、徐向前一走，刘伯承一人挑起了指挥重任。
地图上一道划错了的线就在刘泊承看着地图，逐渐将目光停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时，陈赓也正在为伏击战场的选择而煞费苦心。陈赓正在沉思，旅参谋长周希汉进来将潞城的敌情，向陈赓作了汇报。根据最新的侦察报告，潞城的日军兵力己增加到3000 多人。陈赓听完后，点了点头，缓慢他说，“晤，馒头大了，我们兵力不足，要没有个好地方，就更不好吃哇。”伏击地点的选择，紧紧地缠住陈赓，驱之下去。陈赓又将脑袋埋人红一道。蓝一道的地图中去。第二天上午，386 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当陈赓和386 旅政委王新亭向在座的干部讲述完当前山西战场的形势和师首长的意图后，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议论起伏击战场选择的问题。当大家的目光在讨论中逐渐聚集在神头岭这一点时，陈赓并没有马上作结论。作为伏击战场，这里非常有利。从地图上看，通过神头岭的公路是伏在一条深沟里蜿蜒西行的。两旁山势陡峭，既便于隐蔽部队，又便于出击。纵观整个邯长线，也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伏击阵地了。陈赓虽没有马上点头，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是很欣赏这一地点的，但他还是问了一句：“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这一句，把十几个干部都给问住了。大家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这不是纸上谈兵吗？”陈赓笑了起来。“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于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于是，在派出侦察小组之后，旅团的十几个干部立刻跨上马，随同陈赓，向南驰去。陈赓穿着在长生口战斗中缴获的大衣，骑着大洋马，走在最前面。他一向谈笑风生，可是，那一天，却总是似在考虑着什么，完全不像平时那么爱说爱笑，就连马上就要和他分开的参谋长周希汉，也没有捞着机会和陈赓多说几句。不久前，386 旅新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准备南下林县、辉县，开辟豫北根据地。周希汉被调到补充团任参谋长，为了锻炼部队，陈赓要补充团打了这一仗再走。同时，因为旅部人手不够，他又要求周希汉等部队进入伏击地区后再去就职。周希汉马上就要和陈赓分别了，他非常想和陈赓再说几句，但又不愿打断陈赓的思绪。按照师里的要求，这次战斗386 旅要一次摆开3 个团，没有好的地形是不行的。一路上，虽也有几处险要地形，但对于3 个团来讲，还是狭窄了一些。到了公路附近后，他们下马观察，只见邯长大道跨过浊漳河，蜿蜒而来，一会儿跌落深谷，一会儿又爬上山腰、穿过山坳。公路上，不时有三、五辆日军的汽车驰过，扬起阵阵黄土。翻过一座山后，神头岭顿时呈现在眼前，眼前的景象却使前来看地形的陈赓等人大吃一惊：实际地形和地图上标识的截然相反！公路根本不在山沟
里，而是在山梁上！完全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大家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不来看一看，不仅师里的任务无法完成，恐怕还会和鬼子遭遇在这光秃秃的山梁上。真险呀！公路铺在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什么隐蔽物，仅有一些过去国民党部队布下的工事散存于路边。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侧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神头村，再往西，便是潞城了。看到这，不少人的眉头皱了起来。这样的地形根本不适合打埋伏，因为在这样的地形上既下好隐蔽，又难于展开，北面的深沟，又使预备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搞不好，和日军胶着起来，反使自己陷入被动。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陈赓这时终于说话了。“怎么样，这一趟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陈赓用鞭梢朝公路指了指说。十几个人一同议论起来，有的忍下住骂起国民党的地图来。772 团政委肖永智说：“差点没上地图的当。”771 团政委吴福善说：“那些家伙，只吃饭不办好事。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在别人议论纷纷之际，陈赓仍在继续观察，似乎在数那一个一个的已经废弃了的工事，又好像在想着别的什么心事。过了好久，他才胸有成竹的转过身，对大家挥挥手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凡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么？”回到旅部时，天已经黑了。吃过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在哪打了。有人主张在这里打，有人主张在那里打，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干秋，无法统一。陈赓一直在听着讨论，没有插话，等到讨论告一段落时，他才站起身来，以非常洪亮的声音说：“我看，这一仗还在神头岭打好。”“还在神头岭？”好多人大惑不解。“对，还在神头岭。”陈赓继续说。“看问题要从全局看，不要只看一面，对不对？”陈赓和政委王新亭交换了一下眼神，王新亭对他点了点头。周希汉后来回忆道：当时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神头岭怎么会是一个好的伏击地点呢？陈赓好像看出了大家的心思，离开座位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神头岭附近的地形说：“不要一说伏击就只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没有它，仗还是要打。”陈赓的分析使想不通的人逐渐地发生了动摇和转变。他分析道：一般讲，神头岭打仗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 多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隐蔽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山梁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说到这里，陈赓将手杖往桌子上一架，提了个问题：“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771 团团长笑道：“我看是淮先下手对谁有利。”“对哇，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的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
我们有利了！”要打好神头岭伏击战，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预备队一定要在战斗发起后及时地加入战斗。这是因为正面战场有限，一下摆不开三个团，就要有一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隐蔽到沟的另一侧。陈赓问772 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2 营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40 分钟内冲上公路。2 营是有名的“飞毛腿团”。叶成焕十分自信他说：“半个小时内保证冲到！我觉得预备队运动问题不大。”又有人问：“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直没说话的政委王新亭这时发言了，他是支持陈赓的。他说：“那得看怎么说呀，看来最危险的地方，实际却最安全，这样的事还少么？”陈赓和王新亭一唱一和，接着说：“打仗，本来就是有几分冒险的事嘛！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说到这，他举了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诸葛亮的主城计下也是冒险吗？如果一点险也不敢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还有什么戏好看？”几句话，好像一副清凉剂，使处于焦灼之中的十几个人通体舒畅。周希汉回忆说：听了这些分析，我们好像从狭窄的山沟里一下走到了平原上，视野突然开阔，心里豁然亮堂了。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仗，就在神头岭打。具体部署如下：771 团在左；772 团在右，埋伏于路北；补充团设伏于神头岭对面，并确定由771 团抽出一支小部队向路河村方向游击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772 团3 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一切都布置妥当，陈赓似还有些不放心，自言自语地说：“潞城有3000 多敌人，我们的兵力是有点不足。”他突然扭头说：“叶成焕，你们再抽一个连出来，做到潞城背后打游击去！”叶成焕听到一个“撒”字，就明白了陈赓的意图。这是要“示形于敌”，拖住日军的一条牛腿。
设伏神头岭386 旅的作战报告送给刘怕承时，刘伯承也正要带参谋长李达去看地形。到了神头岭后，刘伯承拍了拍地图，打趣他说：“不知道地图上的这一段是怎么画的？画图的人大概是没有到过这儿，来了个‘想当然’。如果我们也‘想当然’，不来看地形，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下边，恐怕鬼子从岭上过去了，我们还在岭下傻等，甚至可能挨鬼子的打哩！”陈赓去神头岭察看了地形，刘伯承也会神头岭察看了地形，由此就决定了由神头岭经过的鬼子们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3 月15 日，天擦黑，129 师的队伍就出发了。386 旅这一支，由上遥村向南，沿着山问小道，伸向漫流岭、申家山、神头村。769 团那一支，则顺着小路，奔向了黎城。陈赓一反定下决心前的严肃与深沉，显得非常愉快和轻松，有时和战士们聊天，有时又和政委王新亭开个玩笑。走着走着，陈赓突然在王新亭背后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王新亭眼睛近视，戴着眼镜，即使这样，看书时还要把书放到眼前才能看清。于是，陈赓就叫他“瞎子”。平常开玩笑时陈赓喊完，王新亭赶紧扶住眼镜，低头去看脚下的路，有时还要赶紧蹲下来，用手去摸他。每到这时，大家就哈哈大笑。王新亭也不示弱，待看清是平地后，立即催促陈赓：“快走，快走，你这瘸子。”陈赓由于腿上的伤，走路不稳，走不快，这时也只好认输。过河时，“瘸子”和“瞎子”正好凑成一对：“瘸子”拉着“瞎子”，“瞎子”扶着“瘸子”。就在这轻松的气氛中，部队迅速向神头岭逼近。部队一过申家山，立即肃穆起来，浴着下弦月的微光，悄悄地沿着山冈、狭谷急进。周希汉在队伍过了申家山后就离开了陈赓，到补充团就任参谋长。他和补充团的韩东山团长、丁先国政委研究决定：由韩、丁带1 营在左边，自己带2 营在右边，按照陈赓的部署，让部队尽量向前推，逼近公路。部队一到神头村，陈赓又开始忙开了。他先到神头村里看了看，接着又检查各个团的伪装情况。当他由771 团来到补充团阵地上的时候，5 连的一群战士正围在一起研究如何伪装，如何保持地形的本来面貌。陈赓先表扬了大家几句，接着说：“日本鬼子没什么了不得，不怕他气势汹汹，就怕我们满不在乎，骄傲麻痹。”陈赓还向战士们传授了伪装的招数：不仅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而且还要把踩倒了的草，顺着风向扶起来。还是有一个战士不解地问陈赓：“旅长，这地方怎么好打埋伏？离路这么近，可不要给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啊！”陈赓一听笑了，说：“这地方，我看是不错。只要伪装得好，敌人踩到了也下会发现。要是发现了，你们开我的斗争会好不好？”等战士笑过以后，陈赓又说：“你们要不好好伪装，暴露了目标，或者打不好，吃不掉敌人，怎么办呢？”战士们说：“你处分我们！”
陈赓说：“处分你们于什么？暴露了目标，还当什么八路军，都回家去当老百姓算了。”陈赓经常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把要说的说了，把要做的做了，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正说着，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大家知道，那是担负“钓鱼”任务的769 团对黎城的袭击开始了。随着枪声、炮声的越来越密，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战士们加快速度，作好伪装，隐蔽了起来。769 团第1 营是在凌晨3 点半按照预定计划，对黎城发起攻击的。攻击开始后，1 营就一举夫人到城里。意外地是，在头一天，日军的步、骑、炮、装甲车部队1200 余人开进了城里。两股敌人合在一起，共有约1500 人，已大大超过了战前侦察到的数字。1 营与这股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战斗刚开始时，天还没有亮，鬼子一时摸不清情况，不敢盲目出动，只是被动地在房子里固守。天渐渐地亮了，1 营由于处于明显地劣势，只好边打边退。上午9 点多，1 营撤到了城外的乔家庄。就在1 营黎城苦战之时，由陈赓率领的3 个团静静地伏在工事里，一边听着由黎城方向传来的枪声，一边等待着东方慢慢发白。天大亮了，仍然见不到潞城日军的踪影。周希汉轻轻拨开那黄了一冬刚刚发绿的蒿草，向外观察。四周很静，看不到一丝人迹。神头村离他们隐蔽的地方只有一两里路，没有鸡叫，也不见炊烟，公路横躺在面前，由于长时间没下雨，加上敌人运输部队往来频繁，路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很厚的灰土。他又朝着路对面772 团1 营的阵地看去，他极力想找出一点有人隐藏的迹象，但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发现。隐藏在工事里的人员只能靠电话机进行联络。陈赓打给周希汉的第一个电话是要他们沉住气，一定要等772 团打响后再下手。因为772 团隐蔽在补充团的后边，陈赓的布置是要等电子经过补充团进到772 团的伏击地域时一起开火。陈赓打给周希汉的第二个电话已经算是第一号敌情通报了。陈赓在电话里告诉周希汉，潞城出来了1500 多敌人，已经到了微子镇。这个数字使几个旅团领导非常兴奋，来多了吃不下，来少了不够吃，1500 人，正好给它包饺子。“准备战斗！”这个命令已经不用陈赓下了，各个团、营、连的主官，都已主动地发出了命令。大家都等得急不可耐了。没过多久，日军的队伍就在微子镇方向露头了，前面是步兵、骑兵，中间是大车队，后面又是步兵、骑兵，整个队伍有好几里长。鬼子绝没有想到已经要大难临头了。很明显，日军的这个队伍并不单纯是增援黎城的。日军车队所装载的大量军用物资就足以说明，赶跑袭击黎城的八路军，只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增援日军还有一个重要使命是力黎城运送物资弹药。当然，日军没有想到，这些物品最后会全部送给了八路军。这股日军是第16 师团的精锐部队，虽然没有遭到过八路军的伏击，但也不敢大意。在其主力进入神头岭之前，仍然是搜索队在前面开路，主力部队在后面小心跟进。这时的情形和七亘村伏击战很有些相像。搜索队沿着小道向道路两旁搜
索前进，有的马匹就从旧工事的旁边经过。“得得”的马蹄声使隐蔽在下边的八路军战士不自觉地握紧了枪。但事情就是这样——见怪不怪。日军天天从这条路上过，哪一天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他们只向远方张望了一阵，就纵马前进日军的队伍首先经过了补充团。按照部署，他们按兵不动。等到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772 团的枪声响了之后，战斗开始了。周希汉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弹指间，这平静的山梁好像变成了一座火山，成百成千的手榴弹蓦地在鬼子们脚下齐声爆炸。横飞的弹片、闪闪的火光，连同那滚腾的硝烟与黄土，汇成了一条愤怒的火龙，一下把那长长的鬼子兵队伍和公路都淹没了。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平地里又杀出无数的八路军战士。“冲呀！冲呀！”没等再下命令，战士们便从工事里、草裸里飞奔出来，冲进敌群。让鬼子最感恐惧的不是他们人人手中都有的、司空见惯的步枪、刺刀，而是八路军所特有的、被鬼子称为“长剑”的红缨枪。补充团由于刚成立下久，一半以上的战士手中还没有真家伙，装备的都还是清一色的红缨枪。在独木桥式的小路上进行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红缨枪，显示了它独特的威力，漫长的公路上，只见到处是白光闪烁，红缨飞舞。许多日军还没有辨清方向就被打死，剩下的企图组织顽抗，但在这狭窄的地形上，根本排不成个战斗队形。既没有地形可以利用，火力又无法发挥，日军只得在路上来回乱窜。以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军，在八路军第一个冲击波的打击之后，从晕头转向中恢复过来，有的滚进了水沟，有的趴在死马后边朝八路军射击，有的则端起刺刀和八路军战士肉博。日军的战斗力确实非同一般。单从在抗战初期的战斗中，很难抓到日军俘虏这一现象中，就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七亘村第一次伏击战中，大喊着“抓活的”的八路军战士就曾吃过日军的大亏。但在和八路军的对抗中，以“勇敢”著称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回他们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八路军的战斗力和勇敢精神绝非国民党军队可比，“恐怖的长剑”使日军只剩下“成仁以谢天皇”的一个想法。无数传颂后世的动人故事在神头岭上诞生了：772 团8 连连长邓世松，在夺取一段公路中，头部和胸部负了重伤，不能说话，仍英勇战斗，在倒下之前又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指挥连队向日军冲击。1 营一个战士负伤4 处，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再战，一口气刺死6 个日军士兵，当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手中的刺刀还深深地插在敌人的肚子里。第2 营战士陈士忠受伤以后，用毛巾勒住伤口，一口气向敌兵丛中投出12 颗手榴弹；第3 营司号员杜旺保，抱着大石头冲上公路，把一个敌人砸得脑浆迸裂，夺回一支枪。炊事员老蔡，也用扁担劈死一个敌人，夺来了一支三八枪。新成立的补充团的同志大部分握着红缨枪，“用这予子去换一支三八式枪”的想法激励着他们，他们用红缨枪，甚至用大石头，缴来三八式步枪，有的还履行了对不能参加作战的战友所许下的诺言：给捎来一支三八枪。最使人兴奋的是772 团2 营加入战斗。由于战场容量有限，772 团2 营作为预备队部署在申家山。有飞毛腿美誉的2 营，按时从申家山赶到神头岭，并迅速解决了中段的日军。日军的长蛇阵被拦腰截断，只剩下一头一尾，还在“蠕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