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段的日军已无路可逃，因为战斗刚一开始，771 团就炸毁了战场东边的大桥。
神头村争夺战战场上最激烈、最令指挥员关注的地点在西头。西头的300 多日军乘隙龟缩入神头村，企图依据房屋、窑洞固守待援，伺机接引东头的日军一起向潞城逃窜。日军若在村里站稳脚，就等于让这股残余的日军占领了“桥头堡”，形势就会变得对担任进攻的772 团极其不利。此时，战斗能否达到预想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对神头村这一不满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争夺战。就在周希汉考虑怎么办时，陈虚已从设在申家山的指挥所来到了772 团指挥所。陈赓对772 团非常熟悉，可以说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陈质马上问772 团团长叶成焕：“村边是哪个排？”“7 连1 排。”叶成焕答道。“是蒲达义那个排吗？”“是。”问到这里，陈赓点了点头，对叶成焕说：“命令1 排，不惜一切代价，把村子给我拿回来！”蒲达义的一排一贯勇猛顽强，能打硬仗，曾多次受到陈赓的表扬。1 排的20 多个人在蒲达义的率领下，以机枪人力和一个班在正面掩护，以两个步兵班从侧面攻击敌人。两个方向的战士以迅猛顽强的动作，连续攻占了两幢房屋，仅以伤亡5 人的代价，取得了打死打伤几十个鬼子，把日军逐出村外的战绩。但神头村关系着这股日军的生死存亡，鬼子一出村，马上又掉转头进行反扑。由于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就在1 排要顶不住时，叶成焕率领8 连及时赶到。双方的所有武器都用上了，子弹、手榴弹、炮弹不断地在仅有的十几间房子周围爆炸，双方在房子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难得在指挥所里待上几分钟的陈赓，这时又拄着拐杖到了神头村里，一边观察村外的情况，一边挥着手杖向冲过身边的战士们喊：“快上，把敌人给我赶到山梁上去！”这时一颗炮弹在附近轰然炸响，一间小草屋燃起熊熊烈火，陈赓的手杖也被爆炸的气浪震落，飞出去很远。警卫员急得直喊：“旅长，这里危险！”陈赓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取下眼镜一边擦着一边说：“你老跟着我于什么？快上去告诉大家，决不能再让敌人占一个窑洞、一间房子！”“不安份”的陈赓，把叶成焕急得满头大汗，他要保证陈赓的安全，但他又拿陈赓毫无办法。他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尽快结束战斗。所以，他也不管陈赓了，把盒子枪一举，大喊一声：“消灭敌人，冲呵！”残余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很快就被全部消灭。经过两个小时的反复肉搏，除少数敌人乘隙逃出伏击圈窜回潞城外，共毙伤俘敌2500 多人，毙伤和缴获敌骡马600 余匹，缴获长短枪500 余支，弹药一万余发。周希汉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神头岭战斗时写道：“枪声停息了。公路上，滚满了敌人的尸体，厚厚的灰土，几乎都成了血的泥浆。看到那些野兽们最后遭到应得的下场，真感到痛快、解恨。”半个月后，响堂铺战斗所缴获的敌人大批文件中，提到神头岭战斗，无不余悸犹存，谈虎色变。
战斗结束后，周希汉送给陈赓一件让他爱不释手的礼物——一架崭新的照相机。陈赓接过照相机，高兴他说：“嗬，照相机，这也是武器呀！用敌人送来的机子，我们可以拍些照片，给报纸、杂志发表，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知道：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陈赓说干就干，他见相机里装有胶片，便对准狼藉满地的膏药旗和横七竖八的敌兵尸体，连拍了好几张。其中有这样一幅：一个小土堆上，一个战士正踩在一面膏药旗上，向东眺望。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照片。当时在场的战地记者曾经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场面：战士转过身来，腼腆地笑了笑，立即把红缨枪和刚刚缴获的三八枪朝跟前一收，胸脯一挺，昂然远望，让旅长拍照。收进镜头的场面，正是整个战场的写照。在他后面，起伏的群山，绵延无尽，结成千屏万障；在他前面，则是蜿蜒的邯长大道，公路上，被打得起人的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残烟缕缕，余烬未灭。远处，771 团那边，枪声还在疏疏落落地响着，残余的敌人看来还在作垂死挣扎。但是，现在神头村一被我们夺回，这边的敌人被消灭，东头的敌人即便是每个人都长有三头六臂，也别想逃脱灭亡的命运这次闪电式的围歼，打得日军丧魂落魄，异常震惊。日军惊恐之余，称这次战斗是“典型的游击战”。日军的随军记者本多德治逃脱后在《东奥日报》上撰文说：“神头村附近的战斗也正是它的典型战例。”还是这个记者又写道：“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两千在前方高地棱线上露出来的脸，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敌汽的心和睁着眼的眼光，都可清楚的看到了。”日军在神头岭惨败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整个部队，第108 师团下元部队一个军官于3 月23 日在《阵中日记》中写道：“据潞安兵站友部的情报，日前辎重受袭的原因是没有警戒而休息，计战死者z90 名，战伤者40 名，失踪60 名，纸币15 万圆全部被夺去，108 师团这样的损害是从来没有的。此外警备1 小队也全灭了..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陈赓也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次战斗，但记述的却是胜利者的喜悦。3 月15 日，战斗发起的前一天，他写道：晚9 时开始接敌，大家都兴高采烈，情绪非常高涨，均抱着必胜的决心。明月当空，照耀如同白昼，好像是为我们这次夜行特别预备的，夜行甚肃静，不闻偶语声与咳嗽声，只有脚步声、马蹄声，踏着碎石声与上山的急喘声相应和。这是一群民众英雄，不顾疲劳，准备壮烈牺牲，上前线奔袭日寇的英雄行动。3 月16 日：当时神头岭村附近，日寇死尸满沟满野满屋，胜利品遍地皆是，纸张书画随风飞舞，似天女散花，庆祝我们的胜利一般。3 月17 日：由长治增援潞城之敌约干人，黎城出动亦300 余人，向神头岭东西对进。经过一小时的炮击及飞机轰炸，才敢进入神头岭。随后以机枪、大炮、飞机向我申家山射击轰炸，终日不停。以数十辆汽车搬运死尸，亦终日不停。入晚，我771 团又派出一小部向神头岭虚袭，并毁赵店桥。敌复枪炮声大作，恐受惊又不小也。
很久以后，提起这次战斗，他还非常高兴他说：“这次部队的确隐蔽得好，事前连当地的老百姓都根本不知道。当时看着真是壮观，一声军号一吹，人忽然都出来了，给鬼子个措手不及，四个钟头就把仗打完了。战场上敌人遗弃的尸体真是漫山遍野，好些都是矛子当胸刺个对穿；还有些都是头上有个窟窿，全是用手榴弹砸的。这次敌人的尸体用100 多辆汽车整整搬运两天。”
13. 从山西走来的元帅
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毛泽东曾说：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这话确有一定道理。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中执掌帅印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学生见到蒋介石多称其为“校长”，而自称为“学生”，以体现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实际上不仅国民党军中到处可见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足迹，共产党的将领中也有很多出自黄埔，因为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在目共第一次真诚合作之时，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反对封建军阀势力的革命力量，其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大批的共产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无帅之一的徐向前就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徐向前堪称一代儒将，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人”。徐向前10 岁那年上过两年私塾，尔后转到沱阳学校读高小。从我军大多数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的简历看，参加革命前上过高小的实属凤毛麟角。因此，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有很高的学问了。在这所学校里，徐向前感受到了一个远比乡下私塾开阔得多的天地，使他拓宽了视野，启发了思路。由于家境逐渐衰落，在15 岁时，徐向前失学了。在一家书店干了两年多的学徒工后，一直热烈向往读书的徐向前于1919 年又考进了公费的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向前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徐向前的求学生涯并未到此结束，1924 年初，位于广州的革命政府所办军官学校招生，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又对革命一往情深的徐向前，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进入黄埔军校，既是徐向前接受教育的继续，又可以看作他军事生涯的开始。黄埔军校因建立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岛上而得名。以后，黄埔军校的名字越叫越响，“国民军军官学校”的原称倒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黄埔军校刚成立时，共产党人在其中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周恩来担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的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浑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也曾担任过军校的教官。徐向前在黄埔学习期间，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学员们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战斗，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第一期开学不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孙中山挥师北伐的过程中，徐向前参加了为孙中山放哨、警卫的任务。一个月后，又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这是黄埔军校学生首次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作战，当时学员们表现得非常勇敢，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也许是和黄埔军校有缘，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仅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干了一年，就又回到了黄埔，只是这次的黄埔不是广州的黄埔，而是号称“第二黄埔”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且是出任少校队长。武汉黄埔分校时期，是徐向前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在这里，徐向前接触了大量的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黄埔军校对革命的重要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仅仅是黄埔第一期，就培养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像左权、王尔琢、周士第、陈赓、蔡申熙等人，都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阎锡山的老乡129 师成立后，徐向前并没有随大部队一起行动，而是跟着周恩来一起到了山西。因为徐向前也是山西五台人，是地地道道的阎锡山的老乡，所以，军委希望徐向前能够利用老乡关系，走走“后门”。山西省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自从阎锡山成为了山西的土皇帝后，五台地区就开始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县不如镇，镇不如村。”所谓“县不如镇”，是指五台县不如东冶镇，由于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很多，比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所谓“镇不如村”，是指东冶镇不如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材，阎锡山的旧宅高墙大院、豪门深宅，绝非一般的县城衙门可比。徐向前出生的村子与阎锡山的老家仅一河之隔，叫永安村。解放前，山西人只知道有河边村，而不知有永安村。解放后，虽然河边村名声依旧，但它终究失去了昔日的显赫，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而永安村却随着徐向前声名远播被整个山西人所熟识，并且山西人力有了徐向前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将山西彻底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帝国。阎锡山时代的任何一个山西人几乎都要受到阎锡山的影响，徐向前也不例外。当徐向前考入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后，才知道这所师范是阎锡山创办的，具有准军事教育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军文兼备的人才，以便准备力量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该校校长自然也得是阎锡山的心腹。校长赵戴文，秀才出身，和阎锡山一块闹过“革命”，任过阎锡山军第4 混成旅的旅长，在山西颇有些名气。此人能文能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虽然学校带有很强的封建色彩，但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初步的军事训练，还是为徐向前今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让阎锡山没想到的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已经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很多共产党人都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不得不举起抗日的旗帜，摆出一副“守上抗战”的架式。即使这样，八路军在阎锡山的地盘上抗日，也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商和解决，于是中央决定派中共的谈判专家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前往阎锡山处与之谈判。据徐向前自己说，这次能够与周恩来一起去，完全是因为他是山西五台人，沾了与阎锡山是老乡的光，并且在晋军中有很多熟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从辛亥革命时算起已统治山酉有20 多年了，一向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不许其他政治势力侵入。“七·七”事变前，他奉行亲日反共政策，1936 年初，红军东渡黄河抗日，就曾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阎锡山防了“共”却没有防住“蒋”。蒋介石军队此时乘机以“剿共”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经营了20 多年的独立王国。蒋介石窥视山西很久了，一直出师无名，这次总算找到了借口。红军返回陕北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不撤走。这时阎锡山才明白什么叫“引狼入室”。他曾经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就成为抗战的最前线，山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有人用“在三十鸡蛋上跳舞”来形容阎锡山当时的处境是很形象的。对日本，不能抗得过人，以免激怒日本人；不抗也不行，否则无法向山西民众
交待；对蒋介石，拒蒋则自己势单力孤，难以完成“守土抗战”的艰巨任务，迎蒋则无异于引狼人室；对共产党，既要反共，又要将共产党作为暂时的同盟者。阎锡山确实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或者说是在“玩火”。在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的同时，徐向前则利用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中任职的同学、同乡的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这段时间虽然不是打仗，但徐向前却忙得不亦乐乎。同乡宴后是私人拜会，然后又是小型座谈、校友会、群众集会等活动，徐向前是“逢请必到，逢到必讲，逢讲必宣传抗日”。因为是阎锡山的“邻居”，徐向前不得不到五台县去做统战工作，以致于错过了抗战初期很多“游击”日本兵的机会，直到1938 年4 月的响堂铺战斗，他才有机会一显身手，指挥129 师主力，打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处惊不乱——响堂铺之战虽然从作战时间上看，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作战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进行的，但在作战目的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 月22 日的长生口之战和3 月16 日的神头岭之战是为国民党反攻太原而进行的伏击战，到了3 月上旬临汾、汾阳、离石、风凌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被占领后，日军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渡口猛进。这时，国民党“反攻太原”的口号已不攻自破，而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后方交通运输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邓徐又有了扰乱日军运输线，迟滞其行动，搞一次大伏击战的想法。为此，师首长派出侦察员到几条公路沿线去侦察，了解日军的运输情况。从了解的情况看，最忙的路是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在这条路上，来往汽车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之多，沿路的警戒已经加强，在东阳关增设了新的据点。日军在公路沿线的驻军也明显多于其他地区：黎城1000 余人，东阳关150 多人，涉县400 多人，武安1500 人。刘邓徐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优击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力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如果在这里设伏，寻机歼敌是比较有把握的。到响堂铺作战的构想全部形成时，已经是3 月下旬。3 月21 日，刘伯承要去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这样，指挥的重任就落到了副师长徐向前的肩上。改编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处惊不乱，在作战中很有大将风度，若不是在抗战初期回老家做“老乡”的统战工作，他决不会轻易放过教训日本人的机会的。本来，这一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抗战以来，八路军各部特别是在具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指挥下的129 师，进行了一系列的伏击战、袭击战，使鬼子吃尽了苦头。成功的伏击战的例子很多。但是伏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值得一提，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临机处置、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3 月30 日夜，徐、邓率师主力3 十团冒着霏霏细雨、泥泞的道路、逼人的春寒东进到响堂铺，设好了伏击圈。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第二天凌晨6 点，在这个时间，本该是在伏击阵地的前方出现的日军，却从772 团伏击阵地的后方出现了。这个情况绝对是意料之外，它使伏击部队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丝不安的气氛。原来第772 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蛟两地突然出现敌情。772 团认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772 团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陈赓，386 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这次作战就下会是一场伏击战，而变成了一场防御战，同时八路军也由包围者的有利地位一变而为被包围的不利地位。面对这一情况，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徐向前的想法和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点了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马上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令第772 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徐向前又让作战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7 时多，第772 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蛟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迟，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军的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前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时间不长，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这些情况使徐向前把心放了下来，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赓在日记中写道：772 团派到苏家蛟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连，被汉奸向东阳关寇军告密。寇军当即出动二百亲人，由汉好率领，企图乘夜围我而歼灭之。该连警戒疏忽，竟被其包围而不知，发觉后，连长指导员各率一部殊途突围，仅损伤7 人，..苏家蛟被敌占领。第二天早晨6 时，陈赓又接到772 团报：东阳关之敌二百余进到马家峪。又报：长宁东南高地有敌二十亲人向我马家峪前进，似为侦察部队。判断敌人似发觉我军企图，欲从我右翼侧击，并截断我后路。所以，陈赓决定：一边“电告向前，决转移主力回到庙上村、鸭儿山之线消灭此敌。”一边“电771 团即刻收回路南的两个连，各团即准备转移。”由此，就有了徐向前处乱不惊的一个小插曲。应该说，这也是一次“战斗”，它是自己和自己打，是战胜自我的一场战斗。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经受住了考验，力取得响堂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第二天，4 月1 日，陈赓又在3 月31 日的日记后补记了一段：苏家蛟的一个连，据该连长报告：敌人围着时，他们并未动摇，也未突围，而是坚决抵抗，把敌人击退，毙伤敌450 人，苏家蛟始终保持在他们手里。昨日关于苏家蛟的记载，不是事实，是一个通讯员乱说的，该团不察，即以报告，几至酿成我决心的动摇。“一个通讯员乱说的”的消息，险些酿成大错。上午9 时，战士们等待多时的时刻到了。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的日军第14 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 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 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右翼的771 团将车队放过大约一半给772 团“吃”，留下一半自己“吃”，当771 团的第一声枪响后，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
一时间，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不时还有迫击炮弹划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转眼间，日军的整个车队全部湮没在尘土之中。毫无防备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一部分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伴随着枪弹的爆炸声而一命呜呼。没死的则负隅顽抗，或躲在汽车后，或藏在公路边，向公路的两侧射击。八路军战士则乘着汽车爆炸的硝烟，冲上了公路。有的端着刺刀，有的端着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矛子，嘴里喊着响亮的杀声冲向敌群。在八赂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大部被消灭，只有30 多名日军攀上路南边的悬崖逃走了。黎城和涉县的日军闻讯前往增援，在半路上被早已等待多时的772 团和769 团的阻援部队候个正着，不得不缩回老窝。当天中午，已回到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看着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激动不已：黎城敌汽车共有30 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 辆，约计缴获步枪300 支以上，轻机枪10 挺以上，迫击炮4 门，弹药甚多。我伤亡200 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请速动员至少400 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这次战斗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小插曲，但这是一个标志着八路军进步的小差错：在这次战斗中，步炮协同上出现了问题。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771 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 余人伤亡。说这一差错标志着进步，是因为它虽是一个差错，但它已标志着八路军从单一的步兵作战，简单的步炮协同发展到复杂的步炮协同，是属于前进中的夫误。这次战斗受到刘伯承的高度赞扬，他总结了5 条经验：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刘伯承在这次总结会上的最后一段话，对徐向前在指挥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蛟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4 月4 日，129 师举行了全师徘以上干部祝捷同乐会，情绪热烈，会上，宣传队跳舞演剧，颇受观众欢迎。
14. 反“九路围攻”如果说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将晋东南的敌后抗战推向了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其后的反“九路围攻”则又将这一高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发生在晋东南的一场双方倾注全力的较量，日军欲捕129 师而歼之，然后就此从晋东南脱身；129 师则“游”而“击”之，要将日军拖人泥潭。129 师的存在，已使日军似芒在背，如鲠在喉。
山雨欲来风满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存在，使日军犹如在伸手触及不到的后背彼贴上了一块狗皮膏药，想甩，甩不掉，不甩，又浑身的不自在，狼狈之极。早在3 月中、下旬，日军第108 师团在晋西南向八路军第115 师进攻，第115 师343 旅等部队英勇抗击，采取先疲后打、袭扰结合、奇袭猛攻的战术，前后歼敌近2000 名，陷敌于惊恐不安之中，迫使敌人退缩同蒲路沿线，转攻为守。在115 师歼敌的同时，129 师又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使日军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东边，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分兵津浦路的情况下，仍倾全力抽调了所属各师团步兵8 个联队，骑、炮、工、辎重兵各一至两个联队，共计3 万余人，对第129 师和太行根据地发动了“九路围攻”。“九路围攻”中的主力仍是在晋西南刚刚彼115 师、129 师（响堂铺）痛击过的第108 师团。除此之外，还有第16 、20 、109 师团的旅团各一部，由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正大路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以及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129 师扑来，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作战原则，妄图把129 师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急着想找129 师决战的日军如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找不到129 师，就对无辜的村民发泄他们的兽欲。日军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当时正值春季的4 月，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毕竟那一丝春的气息，宣告了冬天己成为过去。但在这个春天里，晋东南的老百姓没有春天到来的喜悦，面对的却是侵略者带来的苦难。129 师参谋长李达笔下描述的场面惨不忍睹：“只要登高四下望去，触目皆是余烟弥漫的村镇。在河滩上，常常可以看到被河水冲到岸边的破桌椅、门窗等。在有些村庄，还可以看到老百姓埋在地下的粮食被日军挖出来撒上了屎尿；还有被割掉臀部的猪、中，血淋淋的死牛、死羊，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死于日军刺刀下、血肉模糊的老太太及小孩的尸体；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从下身一直豁到腹部的女尸..”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根据地军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做动员、开誓师大会是必不可少的；“坚决勇敢”、“多捉俘虏”等口号刷满了大街小巷的墙壁；控诉日军残暴罪行，激发军民抗战热情的各项活动将所有工作人员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后来在实战中发现，有几项工作是相当有成效的。如动员群众在鬼子来村镇之前，运走和埋藏好一切粮食，赶走家畜和骡马，搬走锅碗瓢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使敌人来到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用的。在反“九路围攻”中，正是由于“空舍清野”做得好，才使一群群审到根据地内的日军，不得不在强行军七、八十里路后，徒劳而返，从而成为129 师的歼击对象。
一次不成功的“设伏”对于日军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是有准备的。有三个重要的线索，使八路军准确地判断出日军的动向。第一个线索，3 月中旬在缴获的日军士兵的一封家信中，发现了“4 月上旬进行大攻击”的内容，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大致时间。第二个线索：有一次，从缴获的日军文件里发现了一张作战地图。在这张图上，画着9 个箭头，每个箭头后面标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再与其他情报资料对比，就可断定这张图是日军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从箭头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出，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将129 师消灭。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目标。第三十线索：4 月初，又截获了一封日军的信件，从中得知日军已建好一个飞机场，并即将有所动作，信中的内容可以从129 师上报总部的一封加急电报中看出一个梗概。“..几十架飞机待命。（二）韩团报高平3 日到敌。晋城昨有四、五百人出城，4 日进到门镇，似系打通高晋交通。晋城之敌在其附近抽壮丁并抢粮4 月8 日，邓小平、倪志亮从和顺附近发来的电报也表明日军正在增兵。据此，又知道了日军进攻在即，日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八路军的监视之下。八路军总部的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刘徐则迅速将总部的方针具体化，其设想是：先发制敌，分头截击敌人，消灭日军人马资材，特别抓紧破坏敌运输线之平汉、正大、同蒲及白晋公路，以推迟其围攻，同时加紧向敌人包围圈外的游击，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执行这一方针的是陈赓。4 月10 日左右，由东、西、北三面进犯的日军，相继进入了太行根据地，在129 师各部的节节阻击和袭扰下，进展缓慢，只有向辽县、芹泉方向前进的一路日军，孤立突出。按照师里的部署，陈赓率领386 旅主力及769 团，开进武安、涉县间的乱石岩、鸡鸣铺地区设伏。当日凌晨参战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4 时前全部部署完毕。由武安到涉县的公路，原经阳邑到涉县。此段被八路军破坏后，日军因修理困难，即借河沟平地，稍加修理，才改经乱石岩、鸡鸣铺到涉县。因河道弯曲，道路弯道甚多，汽车不能快行，非常利于突击。两旁山地被伏击部队占领后，日军则完全无阵地依托，到时只能在沟里活动。仗要真打起来，日军将是非常被动的。3 时左右，有日军的3 辆汽车经鸡鸣铺向东行驶，为了捕到更大的“猎物”，伏击部队没有动手，让其安全通过，“因为贪小即将失大”。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们八路军最规矩的一天，大家进入埋伏地后，借有利地形地物及伪装之掩护，确实埋伏。我用望远镜晾望，没有办法找到一点军队形迹。山头田野，并未因增加了数千人而稍有变形。远远地望去，大路问的驼、驴及田野问的少数耕者，均是照常地工作着，绝不知将有大战到临的样子。大家睡着像死人一般，不敢动弹，连头也不敢抬，只是静待着敌人送枪炮来。整个占领地带，没有一个我们来往的人，通
讯仅借着昨晚已架好的电话。吃饭带着干粮。炊事员煮好了饭，也在后面隐蔽着，等着枪声好送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2 点，日军没有来，最高点瞭望哨的电话报告，说乱石岩方向的人像都遭瘟全死了一般，一只黄色动物也不见。伏击部队以最大的耐心在坚持着。19 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陈赓和师里商量后，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到20 点。这最后的一个小时，似乎是一天中最长的一个小时，在伏击部队焦急的等待中，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20 点到了，仍然没有鬼子的影子，陈赓率领部队只好撤出阵地。这次伏击虽然不成功，但设伏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令人钦佩的耐心”则预示着一次成功的设伏已为期不远了。
苫米地的“拖刀计”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是第108 师团，108 师团的主力又是第104 旅团。其旅团长苫米地更被日军誉为善战的猛将。在进攻临汾的战斗中，日军的几个师团同时发起了进攻，苫米地的104 旅团因为率先进入临汾城，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勋章。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经狂妄他说，“天皇因我先到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己挂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可就是这封信在不久后的一场战斗中落到了129 师战士手中，一时成为笑谈。苫米地之所以敢这样狂妄，是因为他在与八路军的交手中确实取得过一些战绩。他最为得意的大概就是自吹为“拖刀计”的战法了。他在研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后，根据八路军的游击原则“敌退我追”，发明了“拖刀计”的战法。在苫米地的战法中，退是假退，他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时都放火烧毁老百姓的房子，引诱八路军来追。开始时，八路军一看到村庄起人，以为日军已撤走，马上赶回村庄救人，追击敌人。这时，苫米地则指挥尚夫走远的日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对村庄中的八路军来一个突击或包围。这招就是苫米地的“拖刀计”。一开始，有些部队还真吃了不小的亏。刘伯承研究了苫米地的“拖刀计”后，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他认为，八路军战术原则的灵魂是灵活机动，不应干篇一律，死板地套用，否则就要吃亏。战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究竟采取哪种战术，要根据具体环境。条件而定。有一句刘伯承经常挂在嘴边，后来被邓小平大讲特讲的“猫”论，可以看作是刘伯承对机动灵活的“注释”，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后来将同样的思想用在经济建设领域时，只是把“黄猫黑猫”变成了“黑猫白猫”。战争中，敌对双方战术原则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一场“智”的较量。当日军大本营了解了八路军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后，针对其中“敌进我退”这一原则，对下属作过如下训示：当八路军撤退时，“此时我利用其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他必退无止境，溃乱阵形，终可穷追而打击之。”在这种情况下，如仍一味退却，则下免陷入教条主义。但八路军的战术原则最终使日本人仍然不得要领。刘伯承后来又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原则，从而对“敌进我退”的原则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从“退”到“进”虽只是一字之差，却表现了刘伯承对战略战术的深刻认识。虽然如此，刘伯承的表述却还是那样的简单易懂：“老住一地，将遭袭击，老走一路，将遭伏击。这是最有害的被动。我们必须根据当前敌情、本身地形与时间，灵活地计划和决定游击队袭击的动作，并且是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这段话是刘伯承在《129 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上对全师的干部讲的。在刘伯承面前，苫米地的“拖刀计”只能是班门弄斧。恐怕苫米地不会想到，在反“九路围攻”中，他会落得一个“拖刀而逃”的下场。
急袭长乐村九路日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太行山129 师所在地展开围攻，由于受到强有力的拦截阻击，东、西、北三面的日军被迟滞于根据地腹心之外，这样，日军预期将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合击在辽县榆社、武乡的计划就落空了。四个方向中，只有南面的108 师团一路进展较快，陈赓曾率师主力于鸡鸣山一带设伏16 个小时，但最终战机没有出现。要想打破日军的“九路围攻”，必须集中力量歼敌一路，这一预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刘、邓、徐是坚定不移的，只是他们在等待着战机的出现。4 月11 日，师部到达桐峪镇后，邓小平也从和顺赶了过来，与刘、徐共商破围攻之策。14 日，从榆社得到消息，1000 多日军，由武乡开往榆社，到了榆社后，只见空荡荡的街道，音无人迹的房舍。日军处于无粮、断饮，被破坏的道路根本不能通行的险境，不得不立即折返武乡。经进一步的证实，刘、邓、徐迅速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我师与徐（海东）旅协同动作，配合曾（万钟）军围困段村（即武乡），打击增援；或配合朱怀冰师，或出辽县。”总部当夜回电同意这一作战方案。要打大仗了，刘、邓、徐都非常兴奋，三人围在地图前议论着。徐向前说：“鬼子一天之内，从武乡到榆社，跑了一个来回，有150 里路，够他们受的。”“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鬼子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鬼子扑来扑去，搞下清楚我们在哪里。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邓小平接着说。刘伯承最后说：“马上就有大仗打了。先让771 团派两个营，立即出发，连夜追击这股敌人。”15 日晚，派至武乡的一个先头连送回消息：两个小时前，武乡日军已弃城而逃。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指出：“日军是在我们的先头连到武乡之前走的。他们并不是因为打败仗才撤走的，而是找下到吃喝，非走不可。”一句“非走不可”，既道出了日军的狼狈，也指明了八路军下一步的动作：迅速追击。追击的命令由刘伯承发出。晚上10 点，刘伯承通过电话给陈赓下达了追击日军的命令。整个部署是：115 师的689 团与772 团为左纵队，由陈赓指挥，沿浊漳河北岸追击；771 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南岸追击。769 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非常遗憾的是刘伯承给陈赓打完电话后，再给689 团打电话时，689 团的电话线断了，再试着给769 团打电话，769 团的电话也不通，后来，虽然迅速派人去检修电话，但是这两个团赶到预定地点的时间仍然比陈赓的左纵队晚了大约5 个小时。部署完部队的129 师师部里并没有显示出一丝的轻松。虽然在围歼东窜日军的部署上形成了以多打少的局面，可总体上的以少战多——129 师仍处于3 万多日军的包围之中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求得改变的关键，在此一仗。由于689 团接到电话较晚，陈赓只率领着772 团沿浊漳河北岸向东追击。16 日早晨7 时，772 团迫至长乐村西时发现了日军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没多久，侦察员报告，说日军的失头部队已经过了长乐村，但其辎重部队还在长乐村西。战机难得，只是689 团尚未赶到，力量不够。但不打仗就手痒、捕捉到战机就绝不放过的陈赓当机立断，决定向鬼子发动进攻。他立即命令各营迅速抢占长乐村西的有利地形，将敌后续部队放过，待车辆辎重过来时，陈赓一声令下，772 团所有火器同时开了火。长乐村之战打响了。就在鬼子一片混乱，还没看清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的时候，771 团又赶到了战场的对岸，并向北展开突击。这样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八路军战士的身影，鬼子已经被截成数段，处于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鬼子已是瓮中之鳖。就在围歼这股日军的战斗激烈进行时，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同时在长乐村东之戴家垴展开了。
激战戴家垴日军的辎重车辆及日军一部战斗部队在长于村被围后，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主力部队，马上重又集中起来，掉过头来解救被围的部队。772 团的左翼本是由689 团负责保障，但689 团尚在途中，眼看这1000 多日军就要威胁到772 团的翼侧安全了，刘伯承迅速命令陈赓先调一个连去挡住日军，掩护主力围歼被围日军。陈赓命令772 团10 连迅速占领战场西侧高地戴家垴，掩护主力歼敌。戴家垴是主战场的唯一侧翼屏障，丢掉戴家垴，则正内外攻击日军的部队反要受到内外夹攻。10 连连长临走时向陈赓保证：人在阵地在。这句话很多场合都有人说，但10 连连长说这句话时，却有着比其他场合更加沉甸甸的份量。因为10 连面对的是10 倍于己的日军，此一去极大地可能是人和阵地都不“在”。经过与日军的浴血奋战，10 连的战士坚持了4 个多小时，他们也只能坚持4 个多小时，因为4 个多小时后，全连的干部战士已全部牺牲，阵地虽然丢了，但他们无愧于“人在阵地在”的保证。这一变化并不突然，但对129 师的指挥员来说，这一变化却是急骤的，因为当时己没有多余的力量挡住772 团左翼即将突过来的日军。情况十万火急。也许刘伯承想到了撤围，也许刘伯承想到了将师直的警卫员、通讯员等人员组成个临时的战斗队，去完成阻击左翼日军的任务。就在这关键时刻，689 团赶到了长乐村，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立即向戴家垴反击，夺回了阵地。围绕着戴家垴又展开了新的一轮争夺战。被689 团打下去的日军又重新组织起来向戴家垴发动了反击。日军的冲击路线上堆满了死尸，日军甚至不惜将同伴的死尸作为攀登石岩的梯子。但在689 团坚固的防御面前，日军仍然只能望戴家垴兴叹。同在战场前线的刘、徐二人，都在全神贯注地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戴家垴方向的战事发展情况，看着689 团英勇战斗的场面，刘伯承对徐向前说：“你看689 团打得多好！”徐向前也同样赞不绝口他说：“打得好！打得好！115 师的同志们打得真顽强啊！”刘伯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徐向前说：“已经打退了鬼子的第7 次冲锋了。”戴家垴上八路军战士用生命谱写的英雄之歌，使戴家垴和长乐村一样被载入了历史，我们在记住长乐村的同时，也应记住发生在戴家垴上的战事，和那没有生还的人来书写这一页连史的10 连。八路军的英勇战斗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应在129 师侧翼担任打援任务的国民党曾万钟第3 军，没有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阻挡蟠龙方向的日军，致使刘伯承没有料到蟠龙方向会出现情况。无奈中，刘伯承只有抽调772 团一部去担任袭扰这股日军的任务。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后，辽县方向又有1000 多日军赶来增援。刘伯承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情况危急，立即撤退。安全第一，生存第一。
他倒在胜利的最后时刻772 团团长叶成焕接到撤离战场的命令后，指挥部队将能带走的战利品全部带走，同时安排各营迅速撤离战场，他自己跑到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正在向长于村增援的日军，判断着形势，他想在最后时刻再看一看还能不能捕捉到有利的战机。通讯员来催过他，他没有动。8 连连长也来催过他，他仍然没有动。他的回答还是那一句：“你们先撤，我马上就走。”8 连走出没几步，就听到叶成焕的通讯员喊了一声：“不好了，团长负伤了！”一颗子弹射中了叶成焕的头部。虽然躺在担架上，但神智尚清醒的叶成焕在路上只问了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队伍呢，队伍呢？”刘伯承听到叶成焕负伤的消息后，马上来到了772 团。129 师参谋长李达记述了当时的场面：刘师长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了772 团。他一见到躺在担架上的叶成焕，就俯下身子，双手颤抖地抱着他的头，连声喊着：“成焕，成焕哪..”但是，已经失去知觉的叶成焕同志，再也不能回答师长的呼唤了。刘师长悲痛的眼泪，滴在叶成焕苍白的面颊上。看到刘伯承这样悲痛，陈赓小声地说：“师长，别难过了。成焕由我们照顾，你放心吧。”刘伯承对陈赓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然后，他才缓缓地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这一年，叶成焕年仅25 岁，他是129 师一位出色的年轻指挥员，深受师、旅领导的喜爱。常常能够在战斗中当机立断，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刘伯承只要知道是叶成焕在前线，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刘伯承也会把心放下来。叶成焕是河南省光山县人，1930 年参加红军，任过通信员、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长、师政委，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著名战将。不仅如此，他还勤于思考，善于临机处置。在黄崖底伏击战时，许多干部的意见是要早一点出击，但当时部队在高处，和敌人隔着一片开阔的河滩地。如果伏击脱离阵地，向下冲击，势必要遭到日军的严重杀伤。当时在第一线担任指挥的叶成焕根据眼前的情况，决定暂时不打，待在河滩上休息的日军开始撤走时，他才下令全团的轻重火器，居高临下的向日军猛烈扫射。这一仗，叶成焕的临机处置，受到了全师上下的一致好评。长乐村战斗前不久，师里正准备研究提升他担任386 旅的副旅长。战斗前，叶成焕患了肺病，已经有三天没有吃饭了，陈赓劝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却坚持要打了这仗再走，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晚，部队撤到了合壁村。陈赓自部队到了合壁村，就一直守在叶成焕的床前。叶成焕终因伤势过重，于长乐村战斗的次日凌晨1 时，停止了呼吸。在叶成焕遗体入殓之前，朱德从八路军总部赶到129 师，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为了悼念叶成焕和其他抗日阵亡将上，129 师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