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冀南剿匪
陈再道惜别太行陈再道知道自己要去开辟新地区，是1937 年12 月初的一天。临去师部受领任务前，陈再道心里是有准备的。陈赓早就给他吹过风，要他组织新部队，去开辟新地区。陈再道本不姓“陈”，而姓“程”。陈再道改姓完全是一场误会。那是1926 年的秋天，陈再道加入了农民协会。有一天，负责农民协会组织工作的王树声挥着手臂对农协会员说：“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还要组建农民义勇队，举起手中的刀枪，保卫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自愿参加义勇队的同志，就到庙里去报名填表。”报名的人很多，陈再道好不容易挤了进去。负责登记的人例行公事的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程再道。”“年龄多大？”“17 岁。”问过这些后，又问了一些诸如住址、受过什么教育、家庭经济状况等问题，陈再道都一一作答。让陈再道没想到的是，在登记时，由于口音和谐音的关系，“程再道”被填写成了“陈再道”。后来，当陈再道发现当初名字写错了时，“陈再道”已经被大家叫开了，要更正还要写报告。为了省却这些麻烦，陈再道就将错就错，程再道也就变成了陈再道。这次接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离开129 师和386 旅，是陈再道抗战以来第二次产生“惜别的心情”。第一次是在129 师刚刚成立之初。改编之前，陈再道任红四军军长，改编后，红四军改编为385 旅，而陈再道却调到386 旅任副旅长。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心情：改编时，我离开红四军，调到386 旅（原31 军），任副旅长，说句实话，我心里实在不愿意离开红四军。这倒不是因为“官降三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缩编，军长当旅长、副旅长，师长当团长、副团长，团长当营长、副营长，甚至干部当战士，这对于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从我个人说，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官。我当战士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一点把手里的大刀片子和那条半截子的破枪换成新枪。当了干部后，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多打胜仗。更何况，许多勇敢聪明又很年轻的战友在我们前面不幸牺牲了。他们如果活着，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尽管我一个军长当副旅长，但心里确实没有丝毫的计较，只是因为我和四军有深厚的感情。现在要离开四军了，真是舍不得，心里难过。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我亲眼看到这支部队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这支部队里，许多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牺牲了，有时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今天，我就要离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了。我想，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都不会好受的。这次接受去冀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使陈再道又一次离开熟悉的战友们去独立工作，在感情上确实有些依依不舍。到了师部后，陈再道见到了他的新搭档——李玉菁。李玉菁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是原冀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熟悉那里的情况。有熟悉情况的李玉菁一起工作，陈再道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冀南有三四十个县，到处可以打游击，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特别是有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应该说在冀南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存在的。想到这些，陈再道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幽默风趣的刘伯承在布置任务时也不改本性。刘伯承敲着地图对陈再道说，“再道同志，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了，是一片大平原。”陈再道回答道。刘伯承接着说：“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来说也是个新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山地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头啊。在平原创建根据地，要比山地困难得多，但是完全有可能的。”刘伯承的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给陈再道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刘伯承的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刘伯承并不仅仅停留在“完全有可能”的空洞的结论上，他还要拿出事实根据来告诉你确实“完全有可能”。刘伯承拿出一张图表来看了看后，说：“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约40 万至50 万的样子，可以分布在整个华北，但他的兵力不够分配，这是敌人致命的弱点。如果敌人进攻冀南，我们太行这边就可以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敌人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同时集中兵力作战，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当然，从刘伯承和张浩的话里陈再道也能体会到开辟冀南复杂的一面，困难的一面。刘伯承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政策对头，指挥适当，主观指导上不要出大纰漏。”张浩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冀南的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极混乱，处理问题一定要非常慎重。”一边是“不要出大纰漏”，一边是“要非常慎重”，接受任务后的陈再道还是深感“任重道远”。当时冀南地区的局面极端混乱和复杂。复杂主要表现在力量的复杂上。冀南腹地的大部分县城，曾一并被日军占领，后因进攻武汉，冀南的日军大部南下， 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等少数县城留有日军驻守。日军在占领的城市和占领后又撤走的城市，都组织了伪政权或维持会和大量伪军，成立“剿匪皇协军”、警备旅等。这只是力量复杂的一部分。在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的地方官闻风而逃，整个冀南地区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的各种武装，不管是土匪、游杂武装，还是会道门等，都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乘机蜂拥而起，一时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六离会、白极会、二夫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到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这是力量复杂的另一部分。
唯一共同的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各霸一方，有的与日伪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火并，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冀南地区的老百姓天无宁日，鸡犬不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冀南的老百姓如久旱望云，渴望八路军早日到来，以解救他们，安定社会秩序，投身抗日战场。陈再道充分考虑了冀南军事斗争的复杂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除从769 团抽调了3 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随同前往外，还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因为骑兵可以在平原地区大显身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陈再道到冀南后的抗日活动，正是从解决土匪问题开始的。
剿匪录之一1938 年1 月15 日，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时，正值严寒隆冬。陈再道虽然出生在多丘陵、山地的麻城，但他对平原并不陌生。因为筑城于麻秋季节而得名的麻城南边就是长江北岸平原。平原本来是山里人的一个梦，但当陈再道率领部队到平原打游击时，平原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陈再道站在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眺望远方。只见漠漠原野，茫茫苍穹，阡陌纵横，村镇棋布，不要说看不到崇山峻岭，峭壁深沟，连个土丘也没看到，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陈再道意识到：在这平原上打仗，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东进纵队按计划是直奔冀南中心——南宫县城的，没想到半路上被巨鹿县的土匪问题给耽搁了。巨鹿县是冀南的一个门户。巨鹿城虽不大，但在中国历史上还颇有点名气。秦始皇在位时，即置巨鹿郡，治所就在这个巨鹿县。公元前207 年项羽率领楚兵救赵，在这里大败秦军。在《三国演义》中也可以看到汉末巨鹿人张角以太平道组织黄巾军起义的描写。当陈再道率领纵队经过巨鹿县的魏家庄时，得到了一个消息：巨鹿和任县的边界上正在打仗。打仗的不是在战场上激战正酣的中日两国军队，而是巨鹿县的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在打仗，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人之间的战斗。战斗在巨鹿与任县边界上20 多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已经打了十几天了，双方打得十分激烈，难解难分。一方是惯匪刘磨头一伙。他们盘踞在任县、隆平一带，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他们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三四千人，是冀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股。另一方是巨鹿县保安团。为首的是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他们既是巨鹿具的官方代表，又是封建势力的代表，1935 年曾残酷地镇压过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六·七”事变后，他们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然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自己还会造手榴弹，又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是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团队。火并的原因很简单：巨鹿县保安团，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应任县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打过土匪刘磨头。日本人一来，国民党主力撤退了，保安团就显得势单力孤，刘磨头的力量则一下子由散兵游勇变成了人多势众，刘磨头早就扬言要报“一箭之仇”，并乘机扩展地盘，壮大势力，要“打进巨鹿城过年”。土匪问题是陈再道开创冀南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冀南当时各县的保安团，除少数投靠了日本人以外，大都原封未动。土匪问题是冀南的一个严重问题，据了解，共有120 余股。因此，解决好巨鹿保安团和土匪的火并问题，对争取保安团和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能不能解决好土匪问题是能否打开冀南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陈再道投入了全部精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他的才干。首先，陈再道认真分析了双方的情况。其中，一方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实为土匪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暗中勾结的封建势力，支持任何一方都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从巨
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最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危及其封建统治，但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他们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但只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们的顾虑是可以解除的；同时，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八路军威震华北，并已来到他们面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至于敢公开投敌，有可能接受调停。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也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自知打进巨鹿城，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另外，刘磨头的一块遮羞布是“抗日”，如果只顾打“内战”，就等于自己将这块仅有的遮羞布弃之不顾，不仅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他们自己也不能接受。从这几个因素看，说服刘磨头也是有可能的。根据深入细致的分析，陈再道作出决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从中调解，劝说他们停止火并，并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而决不能帮助任何一方。有了正确的分析，也就有了正确的决定，有了正确的决定才会有正确的行动。陈再道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给双方送信，劝说双方停火，表明八路军的态度；二是率部移驻紧靠双方火并地区的任县邢家湾。邢家湾是滏阳河的一个重镇。这两个动作，明确的表示了八路军“先礼后兵”的姿态，陈再道成功的运用了古代兵法中所说的“示形于敌”。陈再道的部署起了作用。派到刘磨头那里的代表，当天就回来了。刘磨头在八路军代表的耐心说服下，同时也是看到了大势已去，不得不答应停火。保安团这边第二天也复信，欢迎八路军派代表到巨鹿城进行商谈。但保安团这边仍对八路军顾虑重重。保安团长王文珍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借用八路军的力量迫使刘磨头撤退。因此，也答应停火，并提出只要刘磨头停火，保安团就撤回巨鹿城。但目的达到后，王文珍却又用各种借口阻止八路军进城。就在陈再道率部由驻地开往县城时，王文珍以城里房子少，难民很多，住宿多有不便等借口，想劝陈再道住到城西一带，并答应如果这样八路军的粮草完全由他们提供。看到王文珍一伙出尔反尔，陈再道心里已有了想法，也不多说，带着部队掉头就走。第二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饭后，陈再道派骑兵连经城西门外去警戒威县、平乡之敌。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很多群众跑到城墙上目睹八路军的雄壮威严，对此，甚为惊奇、赞叹。陈再道当时想组建骑兵连时，大概没有想到它还有这样一个用途。王文珍得知这一情况后，疑神疑鬼，认为八路军准备包围巨鹿城，吓得慌乱异常，不知所措，急忙以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等的名义邀请陈再道去赴宴，以示欢迎。陈再道考虑不给他们一些压力，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因此，一请没去，二请也没去。这一下，王文珍一伙确实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求李玉菁来请陈再道。陈再道和李玉菁一商量，觉得这次该去了，不然王文珍连觉都睡不好。事不过三。第三次陈再道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去了巨鹿城。这一次，尽管陈再道的湖北口音很重，不用“翻译”很难听清，但王文
珍一伙没有一个走神，都竖着耳朵，艰难地捕捉着陈再道所说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什么。27 日上午，东进纵队的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在群众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城。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巨鹿事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紧跟着是第二步、第三步。从此，冀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剿匪录之二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南宫县城时，已是春节之后。南宫县城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冀南的中心。不仅如此，它还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35 年冬，曾举行过农民暴动。虽然后来暴动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撒在南宫的土地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冀南，利用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这是在冀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之一。另外，南宫县距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干线较远，距平汉200 里，距津浦也有200 里。南面的威县，虽驻有日伪军，离南宫只有八九十里，但他们主要是维护邢台至临清的交通线，不敢轻举妄动。北面仅有打着“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旗号的段海洲和赵云祥的两支游杂武装。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关决定以冀南的南宫为立脚点。但南宫的情况仍很复杂。已经取得了第一次剿匪斗争胜利的陈再道，不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斗争的艺术性上，都已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到了南宫后，他又连续地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但充满了智慧的动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使八路军在南宫的工作迅速展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收编土匪金庆江部，用的是“掐头收尾”办法。驻在冀县码头李的金庆江原是个土匪头子，“七·七”事变后，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3000 多人，成立了“青年抗敌义勇军”。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现的赵云祥要收编他，他不愿意，双方竟动起武来。八路军在冀南的影响日甚一日，金庆江想以八路军做靠山，于是派人到南宫来找陈再道。但他有一个条件，必须有朱德的委任状，他才肯让八路军收编。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谈判。正在谈判时，金庆江部的地下党组织送来消息，认为金庆江投奔八路军没有诚意，不除掉金庆江，便不能实现改编金部为八路军的计划。得到这一消息，陈再道立即扣押了金庆江，并随即率领部队赶到码头李，向群众做宣传和解释工作。没想到群众和金庆江部已经自发的组织起来夹道欢迎陈再道一行，他们早已不能忍受金庆江的土匪作风。很快，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金庆江部被改编力“东进纵队第二支队”。改编伪军高士举部则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占领威县的日伪军，对东进纵队的威胁最大，但要消灭这股敌人，根据当时东进纵队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于是，陈再道决定首先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日军，再图良策。驻威县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原是威县城北的民团，“团总”是高士举。抗战后，高士举为保存实力，投降了日军，日军封了他一个旅长的头衔。早在1937 年11 月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已进入了高士举部，并展开了积极的工作。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后，又派人去做高的工作。在八路军威震冀南，大力加紧争取工作的情况下，高士举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4 月初，陈再道将其部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并任命高士举之子高希伯力该师师长。
在冀南初期以改编土匪为中心的工作中，收编段海洲和赵云祥两股力量，是陈再道的一个大手笔，很有些“ 统一三国”的味道。八路军以南宫为中心，在向东、向西的发展过程中都比较顺利。但在向北发展时，却遇到了困难。这是由于这一带盘踞着两股较大的力量。其一是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其二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赵云祥原在国民党29 军当过手枪队队长和团长，“七·七”事变后，从保定一直逃到冀县武邑一带。他打着国民党代表的旗号，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散兵游勇及一些县的保安团，组成了两个旅，竟发展到近四、五千人的队伍。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北平上过大学。“七·七”事变后，回到老家，在武强、平安、交河一带，打起抗日旗帜，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吸收了一批抗日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也将队伍扩大到3000 多人。这样，在上述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再加上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两支队伍。汉末时的巨鹿人张角因领导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而被载人《三国演义》，陈再道在三股力量的角逐中，可能又嗅到了“三国演义”的味道。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陈再道即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要联合，总得有个谁领导谁的问题。赵云祥的官方身份是国民党的代表，在他的想法中，他应该是当然的领导者，但苦于手中的力量不如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强大，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赵部不停地向段部进攻并扣押了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而段海洲吃够了赵云祥的苦头，他绝不想再被赵云祥控制。于是，段海洲出于保存实力的愿望，愿意与八路军联合，以便在三方的联合中能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他特派其秘书到南宫同东进纵队联络，表明愿意联合的愿望。根据这些情况，陈再道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争取赵、段两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他提出召开三方会议的建议：对八路军的建议，段海洲当然立即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不太愿意，但已无可奈何，因而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赵云祥看来对中国古代兵法中常常体现出的“纵横”术也非常熟悉。“三方会议”一开始，他就拉拢段海洲。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段海洲，岂能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八路军的领导作用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这一点他相当清楚，向八路军靠拢，背靠大树就不怕赵云祥。所以，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就难免使赵云祥吃不消。就在会谈要转为争吵的时候，陈再道适时把握形势的发展，阻止住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争吵，将话题转到了三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上来，提出了各部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等要求。方案提得正逢其时。段海洲对陈再道的提议，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划定驻守区域，各部不得越界行动，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虽然赵云祥有些想法，不愿失去自己的“领袖”地位，但一看段海洲和陈再道的态度和意图，知道大势已去，为不致陷入孤立，最后还是勉强同意。这时，议案得以通过，已是水到渠成。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确立了八路军在冀南的领导地位，为此后进一步在冀南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3 月19 日，为加强冀南地区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129 师派遣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一个骑兵团来到了冀南。收编了段海洲、赵云祥，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又得到了一个骑兵团的支援，陈再道、宋任穷在处理问题时强硬了许多。他们决定对一些暗中与日伪军勾结，破坏抗战的土匪，决定采取以武力打击为主的策略。八路军在冀南唱完了“文”戏，又准备唱“武”戏。其中最为出色地是“诱歼”土匪邱庆福部和“智取”土匪刘磨头部。邱庆福原本已经被东进纵队收编了，但他暗中勾结日本人，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带着部队到南宫附近，烧杀抢掠，民愤很大。陈、宋二人准备锄掉他。他们制订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首先以检阅部队为名，令邱部在南宫城北之樊家庄村北一个大场子里集合。集合的地点选在一条难以徒涉的濠沟前边，而东纵的两个连则部署在濠沟对面不远处的地方，同时东纵在村北的一栋高房子顶上的隐蔽处架起了几挺机枪。一切都布置妥当后，陈再道通知邱庆福来司令部开会。邱庆福所带的十几个卫兵，一进司令部大门，就被东纵的卫兵以屋子小，进不了那么多人为借口，挡在了门外，只放邱庆福一人进了司令部。当邱庆福只身一人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陈再道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几名战士冲出来，将邱庆福按在地上。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将邱部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全部缴了械。邱部中有些顽固不化的分子似乎看出了一些不正常的迹象，策动向东纵司令部冲击，但对面房顶上的机枪首先开了火。群龙无首的邱部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到处乱窜。不到半个小时，邱庆福部就被全部解决。刘磨头被东纵收编后，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暗中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刘磨头部盘踞在一个四周被水环绕，像一个小小的“梁山泊”的名叫环水村的村子里，智取刘磨头的任务交给了以骑兵大队为主组成的一支部队。攻打环水村之前，参战部队找到了刘磨头部的一个小头目——刘富子，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人物，经过说服教育，他同意为骑兵团带路。4 月4 日拂晓，大雾弥漫。攻击部队一部，首先用机枪封锁了村子周围的主要通道。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部队，在刘富子的引导下，向环水材疾进。到了村边，村口的哨兵问话后，刘富子赶忙出面应答。就这样，突击部队顺利上岸，捉住了哨兵，后续部队随即发起攻击，将刘磨头一伙包围在一个四合院内。战斗没用多长时间就结束了，冀南危害百姓的又一匪患被除掉了。
16. “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是可能的”
“创造平原地的‘人山’”如果说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是迈出了出师抗日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八路军在华北正面战场的作战结束后独立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就应是迈出的第二步，而这第三步就应是在山地游击战之后展开的平原游击战。第三步虽然从作战形式上同第二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由于游击战争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就使这两步有了不同的意义。在山地打游击，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同蒋介石在山地打了十年，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一整套带有山地游击色彩的作战原则。所以，山地游击战对由红军转变而来的八路军并不陌生。但在平原打游击，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难看出，如果说八路军在敌后是一把刺向日军的利剑的话，那这时剑尖又向敌人的心脏靠近了一点。这一剑是在华北日军正虚弱的时候捅过去的。1937 年底至1938 年3 月，日华北方面军曾多次提出攻占徐州以连接华北、华中占领区的建议。但日军大本营始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台儿庄战斗后，日军大本营判断台儿庄战斗意味着蒋介石已将主力集中到徐州附近准备决战，进而认为，趁此时机攻占徐州，定会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同时可为攻占南京作准备。为此，毛泽东于4 月21 日以“毛洛胡”——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等发了一封电报，对平原游击战争作了进一步的指示：（一）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日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当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三）根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要加以说明的是，在电报的拍发对象中，不仅有朱德、彭德怀的名字，还有陈再道、宋任穷，这是他们第一次作为直接的收报人。因为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最原始的经验是由他们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具有战役意义的“东进纵队”也同时转变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路东纵队”。为贯彻军委的方针，八路军总部命令129 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为加强主力，129 师成立了新的385 旅。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旅长，下辖第769 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4 月下旬，129 师在辽县召开会议，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路东：意即平汉路以东），以129 师769 团、115 师689 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由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386 旅主力组成，由
陈赓率领，向邢台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从这一部署中可以看出，这次分兵，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可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这一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29 师在冀南开展游击战争经历了几个阶段：1937 年10 月，冀南地方党派了几个同志来129 师师部，说国民党军队都跑了，要求129 师派武装力量去收拾残局。刘伯承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认为129 师虽然暂时也抽不出力量，但还是要先派几个人去看一看。于是令张贤约同志带了几名干部，名义上叫先遣支队，进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带，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11 月，为扩大晋冀豫根据地，更大规模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师部正式制定了“路东计划”，又派出了30 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等地活动。游击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后，12 月中旬，陈再道又率东进纵队赶到了冀南，进一步加强冀南的力量。到了1938 年3 月，又派出了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前往冀南，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根据地。冀南的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1938 年3 月25 日的一封电报中表示过他对平原游击战的关注。电报中写道：“铁路以东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我们所得该处情况甚少。陈宋活动情形如何，望经常详细电告。”毛泽东正是从冀南、山东等地得到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报告，使他下定决心，要在河北、山东两地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从而将游击战争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在徐向前到来之前，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开创了不错的局面，但大家心里对平原游击战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仍没有底，因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作战对象应该是日本人，但在1938 年4 月前还没有和日本人交过手。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的：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针对这种想法，徐向前在《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这的确是极不寻常的一句口号。它不仅仅反映了徐向前的创造性思维，更反映了徐向前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战胜敌人的信心和知难而上的勇气。“人山”实际上就是人民用血肉筑起的新的长城。我们不妨摘取《开展河北游击战争》一文中的部分，来领略一下“平原地的‘人山’”的“无限风光”：“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河北的资源，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使用，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
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正如文中所说“空喊是不成的”，徐向前到了冀南不久，打威县，除六离会，分化和打击伪军，收编杂色武装，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得不偿失”的威县之战路东纵队的第一仗选择打威县，既是必需，也是必然。先看“必需”。不论是东进纵队，还是路东纵队，来到冀南后，还没打过日本人。当时南宫以南的威县、平乡和临清等县都驻有日伪军二三千人，如能给这些日军以打击，对创建冀南根据地，鼓舞抗日斗志，是极为重要的。徐向前在详细了解了冀南的全面情况后，认为部队刚到冀南，需要打一个胜仗，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提高和树立八路军的威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再看“必然”。从力量分布上来看，南宫以东有“六离会”的问题有待解决，以北有赵云祥等游杂武装，如果向东或向北发展，就有可能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南宫以西是巨鹿、任县，由于“巨鹿事件”解决得很好，其时，西边暂无事。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决定向南发展，攻打威县。威县在南宫以南，是临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枢纽，由日、伪军各一部配备防守。攻打威县的部署还是八路军的老套路：围点打援。具体的部署是：以689 团一部攻击威县，吸引日军出援，以骑兵团及东纵一部，设伏于临清至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以769 团和5 支队，设伏于威县以西的高阜镇，伏击邢台、平乡援敌。5 月10 日，战斗打响。首先，由689 团夜袭威县县城。午夜过后，689 团的两个连悄悄从威县城东北角爬上城墙，摸到城东门抓住了守门的哨兵。哨兵说：“你们别杀我，我去劝他们开城门。”袭击部队的战士信以为真，将那个哨兵放了回去。直到守城的敌人向进攻部队开了火，袭击部队才知道上了当，那个哨兵回去向敌人报了信。偷袭已经不成，只有强攻了。袭击部队冲进城去和守城敌人展开了巷战，由于八路军的火力明显不如日军，冲进城的部队又被压了出来，仅歼敌100 多人，但自己却伤亡250 多人。在689 团开始向威县发起攻击后，埋伏在临清至威县公路附近的769 团开始进入战斗状态。不久，只见威县方向有两匹马向着临清方向狂奔而来。当看清马背上是两名日军时，埋伏的战士未及多想，就将两名日军从马上击落。当他们从两名日军的尸体上搜出威县守敌的求援信时，方感后悔。日军得不到威县的确切消息，是不肯轻易出援的，故769 团的打援计划没有实现。徐向前后来曾说：这一仗，得不偿失，证明一个战斗细节上出了差错，有时也会影响全局。我们平时反复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原因就在这里。在一个指挥员指挥的千百次战斗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差错，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徐向前多年后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特别是对仅一个团规模的战斗能够如此要求，更不容易。虽然威县一仗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日军在遭到袭击后，仍惊恐异常，威县、临清的守敌相继逃往邢台，威县一带随即落入八路军手中。
杀一儆百——再打“六离会”“六离会”的名称源于八卦。六离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 “离”字命名，故称六离会。六离会头目李耀庭，南宫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会员有8 万余人，多为受骗的穷人，是冀南影响最大的一个组织。不论是东进纵队还是路东纵队，根据中央“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的指示，能不动武的就不动武，坚持以改造为主。但是，就在徐向前指挥部队攻打威县的第二天，六离会竟然在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武装袭击八路军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20 余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张马事件”。当天中午，徐向前就给刘、邓（并上报朱、彭）发了一封急电，汇报了事件经过以及所采取的对策。徐向前的核心思想是“惩办首恶”，对六离会“须停止并瓦解之”。刘伯承看过电报后，将它递给邓小平说：“冀南会道门的问题很复杂，向前同志对这个问题抓得很准，我们就是要‘枪打出头鸟’。”邓小平说：“这个六离会，肯定是有背景的，他们不抗日，我们去打日本人，他们却抄我们的后路。向前同志的这个办法很好。抓住六离会的头头，开公审大会，枪毙他几个，以儆效尤。”刘、邓迅速拟就了一个回电：同意你们的措施，应坚决打击，严惩首恶分子，对被裹胁参加的群众，着重于教育争取。你们可做好准备，待集总答复后，立即行动。第二天，八路军总部的回电就来了：南宫附近之六离会在民族危急到这样严重时，杀害抗日军人，显系汉奸组织行为。..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以自己的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根据总部的指示，特别是“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的指示，徐向前又派人向六离会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危害抗日的行为，放回被俘人员，交回电台。但是，六离会首领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又向驻在张马、甘狼冢的八路军发起了攻击，六离会的会徒是一群乌合之众，自认为吃过“朱砂符”后，可以“刀枪不入”，头扎红包布，身披红带子，排成方队进行冲锋，看上去红彤彤一大片。从六离会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所说“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是十分正确的。六离会的成员多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数人受蒙蔽、裹胁，并非铁板一块，真正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为敌的，只是极少数。所以，骑兵部队在打退了六离会会徒的几次冲锋后，奋力冲杀，最后突破了六离会会徒的包围。在这个过程中，骑兵大队还是非常克制的，只是将六离会会徒驱散，而没有大开杀戒，否则，六离会是不会有什么所谓“缴获”的。对于这些人，是“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解决六离会的难点也正在于此。六离会的头目却不知八路军对他们是手下留情，反为他们的胜利而得意忘形，扬言要召开“庆功大会”，还要展览抢夺的战利
这一下，终于激怒了徐向前，他下令部队立刻集中，准备在六离会开“庆功大会”时予以痛击。他在动员会上讲：“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各部队将六离会包围缴械，有敢于抵抗的，坚决消灭！”这次八路军打得很坚决。六离会“庆功大会”会场被包围后，以为穿着红背心就“刀枪不入”的六离会会徒，在发现一个个“勇敢”的同伙都倒在了弹雨之下后，才如大梦初醒，早没了当初的“勇敢”，而纷纷逃窜，来不及逃的，不是被击毙，就是束手被擒。战后，公审了六离会的头目，对一般会员宣传了八路军的政策，许多会徒幡然悔过，主动交出武器，有些还参加了八路军的地方组织。许多年后，徐向前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并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微妙：对付六离会，打是一个关键。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不打，我们就存在不住，只有回太行山去，所以非打不可。但是，打又不能太狠，目的在于镇住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