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情报工作之间的联系决不是我的发明。有史以来，情报部门就利用男女关系接近它们感兴趣的人物。倘若我能在间谍史上留名的话，那恐怕是因为我将这一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缘故。我手下的罗密欧式的间谍为了刺探一国的国家机密，想方设法赢得掌握这些机密的女人们的爱情，为此在全世界臭名昭著。起初，我完全没料到利用色情搞情报收获如此之丰。就我而言，色情手段只是一个既无资金，又无经验的情报机构所能使用的多种手段之一。不过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很令人鼓舞。
在摩西经第四卷里，上帝命令摩西派人去迦南搜集情报。摩西挑选了12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其中一个人是嫩的儿子荷西阿。他甚至还有一个化名，叫约书亚。这完全是情报机构的做法。12个人探听到关于迦南的巨人以及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农业政策的消息后，顺便砍下了一支结着累累葡萄的葡萄藤回国复命。因为太沉，其中两个人不得不用一根杠子把它抬回来。约书亚成了摩西的继承人后，他派到杰里科的两位使者溜到放荡的喇合家里过夜。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行业因而首次相遇。杰里科国王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告诉他，有两个陌生人在喇合家里过夜。喇合看见道德卫士走近她家时，赶紧把两名间谍藏到房顶，对前来调查的人坦白说，她确实和这两位男士睡过觉，可他们已经走了。我不禁想，喇合救了两名吓得失魂落魄的间谍的命。在爱情与间谍这一行中，喇合的一位后继人是玛塔·哈利，一位丹麦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为德国出过力。不过她是一名蹩脚的间谍，1917年受到法国人的审判并被处决。这种人我是不会用的。
本世纪里，妇女在情报机构里的作用已超出了扮演善良的妓女或勾引者的角色。从前男人担任的要人秘书的工作已由她们取而代之。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她们自己也当上了政府部长，政治家的顾问或高级学者，成了国家机密的知情人。罗密欧式间谍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手下的第一位罗密欧始于50年代初。他化名费利克斯，真名至今无人知晓。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我们定期派专人到下面各省去物色潜在的间谍人选，挑选方法跟东德物色体育人材的做法差不多。其实派去物色体育人材的人也属于国家安全部，只不过是另一个处。他们到小学操场上去选拔体操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幼苗。我自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罗密欧式间谍中，我们情报局挑选的罗密欧们名列前茅，完全不比选出的东德体育苗子逊色。
筛选过程极其严格。从党组织，大学或青年组织中选出的每100人中，经过我们对他们的背景和档案的研究，只有10个人参加面试。最终，10个人中也许只有1人被录用。
1952年春天，我和另一位高级官员一起来到德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费利克斯当时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里主修工程学。他是一个聪明认真的人。当我们透露了真实身份以及此行的目的时，他显得颇为惊讶，担心学业会就此中断，反应并不热情。当时我们急需派人潜入西德，于是向他解释说，当间谍日子过得并不坏，绝对比在国家机关的某个部门默默无闻地干一辈子要实惠得多。
像对所有新手一样，我们先派费利克斯出一次差，去汉堡，并且告诉他，这是一次紧急任务，不是训练。我们将通过这次任务考核他在压力下的应对能力。
他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人接上头后，下一步应当去防波堤。等候在那儿的另一个人会把情报交给他。出发前，我们已教给他各种办法判断自己是否被盯梢。费利克斯仔细研究了示意图，上面标出了他有可能被监视的几个视角以及如何在人群中避开某些位置。当然，不管研究多少份示意图，也不敢保证没人监视。我们有些具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特工人员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被盯梢，而实际上已在敌人监视之中而翻了船。干这一行的一条基本规则是，永远不要以为你没有受到监视，哪怕是最老练的间谍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下火车就断定有人在跟踪他。他吓出一身冷汗，可怎么也甩不掉这条尾巴。不管走到哪儿，这个穿灰大衣的人始终形影不离。到了桥上时，他已感觉有整整一群穿灰大衣的人在后面盯梢。其实当时正值流行这种样式极一般的灰大衣。可他并没因此定下心来，还是觉得每一个穿灰大衣的人都是对方的特工人员。于是他向等候在桥上的接头人员做了一个事先商定好的警告暗号，并把腋下的报纸换成某个角度，表明中止这次接头。情报也没取成。
后来，费利克斯成了潜伏在波恩的一名出色间谍。提起他的第一次砸锅，仍常令我们捧腹。然而这件事在我考核新手试用阶段期间的表现时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不是每个间谍生来就是詹姆斯·邦德（美国电影《007》中的男主角）。紧要关头，只有经验丰富、谨慎小心、有条不紊的间谍才能做到处乱不惊，对面临的危险做出明智的判断。
费利克斯利用假证件在西德安下身，开始在一家生产洗发剂和美容产品的公司做推销员，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科隆。我们希望他能设法打入位于科隆的西德反情报机构（俄邦宪法保卫局）。可他经常去波恩推销产品。我们于是很快将注意力转到当时由一名前纳粹分子汉斯·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战后他和许多人一样，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和阿登纳总理的心腹，也是喊叫得最凶的反共分子。
当时，来自阿登纳圈子内的情报质量极不令人满意。我们得不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了解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必不可少的内部办公使用的电话簿都没有，更不用说关于电话簿上的人的情况了。为此，我们决定改派费利克斯打探总理办公室的秘密。至于一个四处推销洗发剂的业务员如何渗透到如此戒备森严的地方，无人知晓。但出于探听阿登纳虚实的需要，加上西德政府内部情报来源少得可怜，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让费利克斯试试运气。
费利克斯本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每天下班的时候混在离总理办公大楼最近的公共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看看是否能认识什么人。几次失败后，他终于认识了一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黑发女秘书。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诺尔马。他俩成了朋友，很快发展到热恋。费利克斯借此了解到总理办公室内的一些情况。
费利克斯与诺尔马的恋爱关系明朗后，他开始受到邀请，与她的其他同事一起打保龄球，或是参加她的办公室组织的游览莱茵河的活动。费利克斯运用他的南方人的魅力，或伴女士跳舞，或陪男士豪饮，成了聚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诺尔马为自己交了这样一位男友而欣喜若狂。她长得一点不漂亮。对我们来说，她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人事难料。费利克斯对她动了真情。
他俩开始同居。不过通常我们绝对不允许间谍结婚。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一般是顶替死人或移居海外的人。在西德，申请结婚的人要向政府出示他们的出生及洗礼证明。诺尔马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对她的未婚夫的安全审查会格外严格。鉴于此，我们的大部分间谍不得不推托说，他们属于不想结婚的那种人，或是和原来的老婆尚未离婚，或编造些诸如此类的谎话。
我们的第一个罗密欧顺利地工作了几年。费利克斯从未向诺尔马吐露他的真实身份。那样他们的关系就会告吹，也许结果会更糟。一天，安插在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名鼹鼠向我们通风报信：西德情报人员开始注意到诺尔马的男友，正在审查他的背景。事不宜迟，必须火速把费利克斯撤回东德！一天，诺尔马下班后，发现费利克斯已不辞而别。可怜的诺尔马对恋人不翼而飞一定痛不欲生。然而，面对要么营救一个间谍，要么挽救他俩的爱情的选择，我不能心慈手软。
我又一次扮演了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辈。可怜的费利克斯返回东柏林后情绪低沉。一天晚上，我和他在郊外的一处隐蔽据点喝干了两瓶伏特加，听他向我倾诉衷肠。好在他虽然感情上痛苦不堪，大脑却没有停止运转。他向我透露了另一位女人的情况。她中等年纪，喜欢享受，在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工作。费利克斯觉得她有可能发展成我们的人。
他虽然讲不出什么道道，但凭着个人印象认为，假如有一个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的男人接近她，她也许会动心。当时正值50年代，战后女人多，男人少的现象十分严重。渴求男友的孤独的中年女秘书们尤其感到这一点。我们于是用自己一方的合格的单身汉填补了市场上的这一空白。
翻来覆去研究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我们最后选定了赫伯特·泽勒，化名阿斯托尔。他是一名业余飞机驾驶员，二次大战期间曾在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手下任参谋。被苏军俘虏后，在战俘营里改信共产主义。由于他曾是纳粹党员，又同凯塞林手下的旧部下藕断丝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满心欢喜，以一个军人的干脆利索一口答应了我们要他打入西德的要求。
西德开始重整军备后，泽勒的几个朋友搬到了波恩。现在正是前军人在东德与西德对峙中作出最后选择的良机。派他回西德并不难，尤其是1953年的起义失败刚过去不久。人们通过这次事件看清，东德完全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许多原先举棋不定的东德人此后移居西德。
泽勒来到波恩，找到一份做房地产的工作，还参加了附近的飞行员俱乐部。许多热衷于周末猎奇的政府雇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没过多久，他就认识了古德龙，即费利克斯提起的那位女秘书。古德龙是我们给她起的化名。很快我们如愿以偿。古德龙对交上泽勒这样的男友心满意足。泽勒没费多久也掌握了阿登纳与西德情报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之间来往的备忘录经过古德龙之手这一情况。他欣然接受了这位女友。过了些日子，他向我们建议，他冒充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吸收她为我们工作。咋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的直觉是对的。古德龙认为苏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却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合法的民族国家。泽勒跟她讲述了他的战争经历；希特勒军队如何残暴以及当年从战俘营里的俄国文化军官那儿听来的有关俄德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决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偏远的度假地点吸收她为间谍。如果她不干，我们可以带泽勒迅速撤离。一般我们尽量避免在西德境内同一个西德人谈这种事。反谍报部门惯用的一招即跟踪可疑的敌方特务，并率先通知可能被发展的对象做好准备，然后偷拍下整个过程，用作逮捕敌方特务的物证。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去东德或其他地方与东德的高级情报官员会面还有一层用意，即最后考验一下发展对象是否真的愿意从此与我们风雨同舟。走到这一步时，无需多说什么，再迟钝的人也会明白这笔交易的性质。
这次我们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在昂贵的瑞士餐馆请古德龙吃饭。结果这一切拉古德龙下水的手腕证明都是多余的。她早已拿定主意，这次见我们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泽勒的口才一定不一般。不过我由此悟出，许多被她们所爱的男人发展成间谍的女人其实早就感觉到情人是敌方间谍，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正视这一现实罢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对女秘书有可能对我们的人起疑心这一点掉以轻心。同时这还意味着，假如朱丽叶想洗手不干的话，罗密欧们必须有办法迅速安全地撤回东德。
可惜泽勒后来染上了严重的肺病，无法再干下去。我们把他招回东德，之后不久即病逝。我们又派其他的男间谍去勾引古德龙，但都失败了。有些女人对间谍工作本身着了迷。与情人共享一项机密使她们兴奋，同时有一种俩人之间亲密无间的感觉。对于这类女人，如果第一个情人出于安全原因销声匿迹，还可以派另一个男间谍建立新的关系。有的女人只爱一个。对于她们，我们毫无办法。古德龙就属于后一类。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谣传的那样，胁迫她们干下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她们悔恨交加中很可能会重新投入西德的怀抱，控诉我们逼迫她们当间谍，从而为西德提供攻击我们的上好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斩断了同古德龙的联系。
然而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我们终于可以动手收拾格洛布克了。在我们的宣传攻势下，格洛布克1963年被迫辞职。这一行动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除去了一个敌视东德的顽固分子，又引起西德社会对众多的前纳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职现象的注意。
我对手下的罗密欧们发展的女间谍能提供一流的情报的信心与日俱增。不过这种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被察觉的风险也就越大。肥皂泡迟早会破裂。但我没想到拖了这样久。直到1979年，事情才败露。西德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代表团的女秘书英格里德·加尔贝因替东德搜集情报而遭逮捕。西德新闻媒介将这起案件冠之为西德历史上最大的叛国案。实情是，加尔贝的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但并非不可缺少。我们还有其他间谍。然而她是一位妇女这一点似乎让人想起了玛塔·哈利。“情人间谍”这个提法于是应运而生。报界对此兴致勃勃，连篇累犊地加以报道。
3月，各家新闻社报道了北约组织秘书处的成员乌泽尔·洛伦岑叛逃到东德的消息。北约的同事们看着她突然出现在东德的电视屏幕上，宣布要将自己掌握的北约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在那儿可以接触到总部的各种计划文件以及处理危机时的详细计划。我们对她提供的有关形势分析室的工作方法的情报尤其感兴趣。涉及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所有报告均汇集到形势分析室进行分析。北约组织起草的最重要的评估报告--东西方势态研究也出自这里。
洛伦岑前脚叛逃，北约总部的一名比利时女秘书费雷特后脚也要求到东德寻求政治庇护。东德的领导人对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我却为此极为恼火。这些女人在东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满足东德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对情报部门来说却意味着情报来源的丧失。诚然，北约组织的雇员避难东德自然要比东德人跑到西德定居更令我们开心。然而，她们继续留在敌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机密情报远比图一时的痛快重要的多。
1979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时，听说一个名叫赫夫斯的妇女和她丈夫双双被捕。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的一名秘书。知道她叫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帮助。因为在总部我们只用间谍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我不想冒险通过电话向东柏林查询她是我们的哪一个间谍，于是急忙赶回总部。路上一面收听西德电台的报道，一面猜测暴露的究竟是哪一个。
赫夫斯失踪一周后，各报头版头条又刊出波恩另外两位女秘书失踪的消息。英格·戈利亚特在沃纳·马克斯手下工作。后者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家研究外交、国防、欧洲事务和两个德国之间的政策的智囊库的头头。过去10年里，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国防战略及冷战政策方面的文件。鉴于局势吃紧，我们决定将她撤回。第二天，《图片报》头版便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的秘书也失踪了！比登科普夫是颇得人心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该党的副领袖。一张比登科普夫和他的笑容满面的助手布罗斯策的合影赫然跃入每个人的眼帘。接到撤离指示后，布罗斯策镇定自若，丝毫不露声色。分手时，她高高兴兴地朝自己的上司挥挥手说：“我去理个发。明儿见！”从此一去不复返。
各家报纸均称布罗斯策是一位“超一流秘书”。在打字和速写两项秘书专业比赛中，她总是名列前茅。她的良好素质不仅令比登科普夫和他的两位前任极为满意，对她从事的间谍工作也大有稗益。由于布罗斯策曾先后为三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工作过，时间跨度相当长，西德方面无法查明布罗斯策到底了解多少情况，造成了多大危害。一周后，财政部高级官员曼佛雷德·莱恩斯坦的女秘书黑尔佳·勒迪格也轻松自然地与她的老板告别，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东柏林。勒迪格是宝贵的情报来源。她的老板莱恩斯坦是一位研究欧洲共同体货币结构的专家，也是施密特从财政部长升为总理期间的亲密顾问。
潜伏人员的撤离路线总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离的间谍，经由风险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或瑞士到达东德边境检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德护照封皮，里面空空如也的假护照。边境官员知道这一事先约定的暗号。卫兵叫来指挥官，指挥官做个样子，挥手放行。然后把逃回的间谍领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用一台专线电话机通知我们。
我大惑不解。大多数女秘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名在西德定居的东德间谍。这些男人通常顶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个逃跑的朱丽叶大概都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西德当局究竟是如何发现她们是我们的间谍的？
显然，西德人摸到了我们渗透方法的一些规律。过去我们一直傲慢地认为这些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当机立断，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并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决定，招回更多的女间谍和她们的罗密欧。可惜，对于赫夫斯和她的丈夫，这道命令到得太迟了。夫妇两人受到审判并被判2年徒刑。
后来才知道，1979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联邦宪法保卫局（西德反谍报机构）首脑更迭的结果。理查德·迈尔博士接替京特·诺劳任局长以后，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准。成绩之显著颇令我伤脑筋。他明示部下，想升迁就得兢兢业业，光靠关系玩儿不转了。他还搞了一套甄别制度，对所有背景有疑点的人仔细审查。
起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连串的挫折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笔记中，我这样写道：
“西德情报部门开始对所有回国定居的归侨或来访者再一次进行全面甄别。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西德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现在的甄审令我们伤透脑筋。不论结果如何，我们今后必须有所收敛，暂不派人打入西德。还要时刻牢记：我们正在冒巨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斗！敌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里蕴含着极大的危险。间谍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承受这一切压力，同时仍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我始终牢记，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信任我们并不惜豁出命去的人。一个情报首脑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当儿戏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我们的间谍继续纷纷落网。我仍然无法解开西德究竟采用了何种侦破手段这一谜团。通常，一个间谍在西德被捕后，我们会在总部展开调查，弄清伪造证件的部门里是否混入了敌人的鼹鼠。这种猜疑对一个情报机构来说是最致命的毒药。它损害了情报工作赖以生存的基础--信任。有时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查明，我们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继被捕原来是西德抓获了我们派过去的联络员，对他们进行审问的结果。面临惨重的损失，我们被迫撤回大批间谍。然而我们渗透的秘密究竟是怎样被西德发现的仍然是个谜。
最初，我们手头的唯一线索是从某个渠道得到的消息，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开始全面重新审查所有入境人员。负责为国外来访者和回国定居归侨办理手续的部门里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员，其中多数人已退休。这些老爷爷们仔细查阅个人档案，寻找某些特点。至于是什么特点，我们无从知晓，只注意到从西德收到的所有情报里都多次出现“甄别”一词。我成立了一个直接向我汇报的工作组，负责查明西德到底依据什么标准肃清嫌疑分子。
我们已知，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单身男性旅客如果携带少量手提行李，或服饰发型与身份证不完全吻合时会受到盘查。但过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报部门嗅到了东德人的某些特征。当时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东德却受到压制。西德小伙子喜欢留长发，尤其在外出旅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培训特工的教员们却留着短发。即便同是短发，东西德的发式也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些教员能培养出训练有素的特工，可要他们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主要火车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报告，立即对下车的嫌疑犯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例如，在东德长大的人一下车都会情不自禁地走进车站附近的商店里，为那五光十色的商品所吸引，而西德人则对此兴味索然。类似这样的细微差别格外受到西德情报机构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困惑之后，我们终于弄清了西德新的甄别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泄露这一秘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迈尔本人。他作为反谍报机构首脑走马上任后，一心想有所作为。于是大张旗鼓地逮捕了16名由第三国混入西德的东德间谍。据各家报纸报道说，还有40个人正在受到审查。以前我们总是怀疑西德人是否有能力从成千上万的旅客中认出混在其中的极少数几个东德间谍。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不再怀疑。迈尔的炫耀实际上等于把侦破我方间谍的方法和盘托出在我们面前。尽管损失惨重，我们还是安全撤回了许多处境危险的间谍，暂时停止了渗透活动。倘若迈尔对破获的案子不声不响，我们极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他蒙在鼓里。如果他只是有选择性地逮捕一些间谍，或是等他们与所有潜伏特务接上头之后再收网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更加惨重。一个情报首脑炫耀自己的结果是个人出尽风头，而工作受挫。
如同这类大规模心理战惯用的手法那样，西德内政部不失时机地向我们的间谍劝降，呼吁他们自首投诚，以免遭逮捕。在东西德间谍战中，这种敲山震虎的手段已司空见惯。但这次收效甚微。大多数的耳目和间谍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关系，对他们采用恐吓手法一般不起作用。我们的大部分间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都受过心理战训练。再说，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总是不愿投诚自首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企望坏事不至于落到自己头上。多数时候也确实如此、倘若厄运真的降临，逃也逃不掉。
蒂奇曾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位高级官员，1985年叛逃到我方。她告诉我们，过去10年里科隆共查出200起伪造身份证的案子。根据我的估计，1972年到1982年间，我们共有30余名间谍爆炸（在西德被逮捕）。还有百余人被及时撤回。由于间谍一旦撤回便再也无法派回原处，迈尔搞的甄别行动使我们损失了大约100名出色的情报人员，可谓损失惨重！
尽管迈尔爱出风头，可他想出来的这一套破坏我方在西德间谍网及控制点的办法还是相当厉害。下一步他开始把矛头对准我个人，到处散布我已“来日无多”的言论。《国际先驱论坛报》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米沙·沃尔夫是不是没咒念了对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另一份西德报纸的大标题是：《沃尔夫一筹莫展》。
实情并不像报纸上渲染得那么耸听。我们的工作照旧进行。针对甄别行动我们对原有做法进行调整的同时，并未减少间谍活动。化名为汉内洛蕾的黑尔佳·勒迪格就是一例。当初吸收她为间谍的那个男子由于整日惊恐不安，不得不召回。为了不失去她，我们研究了人事档案，找到另一位罗密欧候选人，一个化名格特的年轻特工。他已经顶替一个名叫克雷斯的西德公民潜入西德境内。真的克雷斯早已移居新西兰。
我决定亲自出马为他们穿针引线。原因之一是我很想见见这位给我们出了大力的黑尔佳女士。另一个原因是，她说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随顶头上司调到财政部去，要么留在总理办公室。她通过东德的联络员给我们发了一封密电，问如何是好。面对如此干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左右为难。总理办公室有我们的人确实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黑尔佳同她的上司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他对她极其信任，把有关预算和国内政治的材料交由她处理。若要留在总理办公室，她是否还能享受这种待遇可就难说了。 1976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给我们这次会面提供了很好的掩护。黑尔佳在奥运村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见面之后，黑尔佳表示愿意接受已在西德的另一名特工充当她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格特马上出来与她见面。晚宴上，我满怀希望地察言观色，可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一见钟情的迹象。不管怎样，我们最后决定她去财政部更稳妥。于是，她调到了财政部，继续向我们提供机密情报。
日久天长，黑尔佳与格特陷入情网。这一次的爱情既非逢场作戏，也非昙花一现。1979年我们被迫召回黑尔佳后，格特也被撤回东德。两人终于可以结婚了。婚礼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韦尼格罗德举行。我这个媒人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受到邀请的主宾。
不难想象，我的罗密欧们成了西方情报界绞尽脑汁研究的对象。外界也开始流传各种各样关于他们的传说。《图片报》刊登了12位为我们工作过的妇女的照片，旁边的大标题是：《为了爱情当间谍的女秘书》。一份周刊的封面是一个半裸的上身，胸前佩戴着一枚东德勋章。我意识到，情人间谍的成功正使西德情报机构惶恐不安。显然，他们试图通过新闻媒体在公众面前塑造出一群受害的羔羊的形象，大肆渲染这些女秘书如何可怜，如何被人利用。她们年龄大致相仿，单身，渴望爱情，在孤独无助的情形下被人推向歧途。
为了更加耸人听闻，西德国家安全机构还硬说，我们的罗密欧们冷酷无情地玩弄这些女人的感情，稍有危险便逃之夭夭。然而，当时西德反谍报机构的第二把手赫伯特·海伦布罗赫在一份内部报告里却说得相当坦率：“多数时候，这种恋爱关系并非是受到压力或恐吓的结果。金钱也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些女秘书为东德工作通常是出于政治信仰，或是陷入情网难以自拔。”
实际上，发现类似故事《小红帽》里那个小女孩的弱小女子，然后千方百计拖她下水的情况实属罕见。除非像派泽勒前那样，事先有人向我们提供线索。通常的做法是，派一个小伙子去西德搜集某一方面的情报时会对他交待一句：“你会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私生活。不过如果一个女秘书爱上你，而且还是一个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女秘书，那就更好了。”其余怎么做就是他的事了。当然，不是每一个男间谍都会自动迷上一位女秘书。不过别忘了，我们的间谍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组织忠心耿耿。为了信仰作出牺牲或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根本不在话下。
我们的间谍并没有像外界盛传的那样，在东德受过什么勾引异性的特殊训练。有的人在这方面本来就比其他人技高一筹。这些机灵鬼悟出，花前月下，大有可为。无论是经商还是搞情报，此法一样灵验。原因很简单，谈恋爱比其他任何办法都见效快。
当然，我们的男间谍也曾卷入到一些奇特而不幸的事件中。只有将其详尽披露，读者才能看到全貌。我们有两个超级罗密欧。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执行的任务也不一样。第一个叫罗兰，是个多情种子。
安娜贝格是坐落在厄尔士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市。罗兰在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小剧院任院长。那些被大城市的剧院认为政治上太危险的有才华的演员或编导常在这里落脚。罗兰因在歌德的剧中出色地扮演了浮士德而成名。浮士德渴求尝试人生中的一切，诱惑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纯朴姑娘，使她失身。罗兰的聪敏英俊和作为演员的表演才华使他成为一个绝妙的罗密欧候选人。我们局在卡尔·马克思城（德国统一后重新改名为开姆尼茨）设有一个地区办公室，其成员出名地胆大妄为。罗兰的才干以及他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1961年，他被派往波恩，任务是设法接近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她在北约指挥中心--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任口译员。当时该中心设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
鉴于工作环境属于国际组织，罗兰冒充一名丹麦记者，叫彼得森，讲一口略带北欧口音的流利德语。这对一个上乘演员来说不成问题。玛格丽特是一位可爱的单身姑娘，虔诚的天主教徒，工作勤奋，很少交际。我们曾先后三次派人引诱她，均未打动她的铁石心肠。罗兰比她还硬，居然撬开了这块石头，拉她一起去了趟维也纳。在艺术历史博物馆里，他向这位羞涩的姑娘介绍里面陈列的意大利画家画的极为性感的裸体像，陪她到西班牙马术学校学骑马，最后把她带到昂贵的德默尔咖啡馆品尝美味糕点和维也纳咖啡，完全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不用说，这一切费用都记在了我们的账上。主管此事的官员有时觉得，即便是为争取像玛格丽特这样重要的对象，罗兰的开销未免也太高了点。不过，此人很明智，他清楚地知道，间谍工作使罗兰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还有一大笔钱可以用来享受在清苦的东德所享受不到的奢华生活。
一天，罗兰和玛格丽特在维也纳国家剧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玛格丽特回报给他一个热吻。“你是第一个让我这么开心的人。”她说。当夜两人同床共枕。第二天早上，罗兰向玛格丽特倾吐衷肠，多少也有点真话在里头。他自称是丹麦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军官，并解释说，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常有被北约冷落之感，因而需要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玛格丽特相信了他。他告诉她，因为工作关系他会常到巴黎去，以后可以经常在巴黎见面。玛格丽特欣喜万分，答应向他提供北约的秘密。俩人隔段时间就在一家小旅馆幽会。玛格丽特详细告诉他最近参加的会议情况，尤其是有关北约军事演习的部署和评估方面。这使我们对北约如何评价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极好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制定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玛格丽特还提供从负责海军和地面部队的部门得到的后勤方面的情报。她经常去这两个部门做口译。
可是这些情报仍不能满足苏联人的胃口。不消说，我们把情报都转给了他们。他们梦寐以求的情报是：北约军队的部署计划和对东德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时间和目标。苏军驻东德部队总司令科舍沃伊元帅有时想用激将法从我这里套出北约的核战计划。
“你们（指东德人）这些人如此神通广大，难道不能再搞到几组坐标吗？”他问我。他是指北约基地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一旦发生冲突，苏联首先要摧毁这些基地。“我们不需要你们提供什么文件。有这些坐标就够了。在基地上扔上一颗原子弹，我们就能长驱直入打到西德。”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部门能够提供深入的分析性质的情报，而不仅仅是一张标出位置的地图。尽管我们竭力帮助莫斯科搞到所有位于欧洲的战略要地位置图，但始终未能掌握全部情况。很有可能五角大楼明智地对这类核心机密严加保密，没让他们的西德盟友知道。美国人觉得西德方面极易泄密。他们这样想确实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和歌德故事里与她同名的姑娘一样，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恰如这位伟大的德国戏剧家描写的那样，她坐卧不安，良知啃噬着她的心。当初说服她为我们提供情报花了不少功夫，虽然是给她所爱的人，而且是一名无害的丹麦情报部门军官。此外，继续与罗兰保持这种未婚同居的关系也使她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感到十分不自在。
我们的间谍与流行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喜欢妙龄女郎，喜欢去昂贵的地方游山玩水。于是这一对去了瑞士风光秀丽的度假胜地阿罗萨，在那里度过了1962年的圣诞节及1963年的新年。度假期间，玛格丽特告诉罗兰，她必须向一位神父忏悔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继续为他干下去。而且她也不愿意继续这种关系，除非他答应结婚。罗兰说，结婚根本不可能，他为丹麦情报部门工作意味着随时可能被长期派驻外地。
至于玛格丽特想要仔悔的事，罗兰知道罗马天主教会规定对仟悔人的仟侮绝对保密，但他懂得一个优秀的间谍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他于是请玛格丽特耐心等几天，好为她找一个可靠的丹麦神父。当然，他不会去丹麦找，而是找到我们在马克思城的分局总部。分局总部的人立刻忙作一团。平时应急的招数是不少，可没有一条能马上变出一个会说丹麦语的神父。那头儿罗兰已经答应了玛格丽特。一个情报机构就像一位绅士，为了不让它手下的人失信总是竭尽全力。
我们于是演出了一场真戏假做的把戏，派一名特工装扮成军队里的牧师，事先教会他如何主持忏悔。可他对丹麦语一窍不通，于是又赶紧突击学习丹麦语，掌握一些送往迎来的词汇，以蒙混过关。最要紧的是得去掉他浓重的德国萨克森口音，代之以北欧口音。我们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上物色了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座清静的小教堂。趁月明星稀之时，这位特工潜入岛上，溜进教堂，坐在忏悔室里神父那一侧。罗兰随后把玛格丽特带了进来，在神父面前袒露灵魂。毋庸赘言，我们的这位神父对她的行为表示出非凡的理解，并鼓励她在主的祝福下继续干下去。
我本来担心，整个安排可能以闹剧结尾，弄得不可收拾。没想到，这一招居然成功了。干间谍这一行，有时稀奇古怪的花招倒能奏效，简单易行的办法却行不通。至于道德方面，今天常有人问我，是否为这种手法感到内疚或羞愧。总的来说，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回首往事，有些做法确实过于出格。但在当时，我们认为，为达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罗兰被撤回东德之后，玛格丽特断绝了和我们的联系。撤回罗兰是因为我们怀疑他已受到西德的注意和监视。玛格丽特曾跟新派去的罗密欧合作了一段时间，但两人的关系终未能持久。她答应当间谍只是为了罗兰。他走了，她也再无心干下去。
另一位超级罗密欧和罗兰不同，属于另一种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对女人有魅力。他叫赫伯特·施勒特尔，在德语里是个俗气的名字，人长得恰如其名，又粗又壮，宽肩膀扛个大脑袋，嗓门粗。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女人着迷。反正他总有迷人之处，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两位在要害部门工作的聪慧过人的女秘书为我们提供情报。不幸的是，对于爱上他的女人来说，他是个灾星。两位女秘书均遭逮捕下场，而他每次都化险为夷。他的故事表明，利用罗密欧勾引女人做间谍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或真心相爱，白头偕老；或以悲剧告终。
60年代初，我们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语协会。这个组织号称是秘书的摇篮。因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多被送到这里学法语。赫伯特在这儿认识了19岁的格尔达，一个苗条、聪明的姑娘。两人堕入情网后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实身份。她于是同意想办法调到外交部，为我们通风报信。以后她积极地为我们搜集情报，成绩卓著。1966年起，她开始在泰尔科工作。这里是波恩外交部译码中心。西德所有驻外使馆发回的电报均在这里解译。赫伯特在波恩的掩护身份是商人。
泰尔科的内部制度说得轻点也是管理不严。那时使馆发回的报告都在收报机纸带上。格尔达常常把成卷的纸带塞进她那极能装的手提包里，带出大楼而无需经过任何安全检查。1968年，她被派到华盛顿工作三个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驻美大使馆里当译码员。这段时间，她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最多，比如波恩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现状以及西德大使对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评价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后，继续和赫伯特一块儿干。5年后，她被调到华沙。两地分居后，她和赫伯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并开始酗酒。由于担心赫伯特去华沙会引起怀疑，我们仍让他留在西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个记者。后来证明他其实是波恩的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诉了这位男友。他劝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与赫伯特的旧情，及时打电话通知了他。她发出的信号是“去找咱们的朋友，有要紧事儿！”这是预先商定好的警报。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对方收网前逃到东柏林。
后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间谍小说里常有这类描写，实际情报工作中却极为罕见。赫伯特侥幸逃脱，回到我们这边。格尔达被藏在西德大使在华沙的别墅里，防止她与前东德官员发生任何联系。我们得到消息，两名西德情报官员已抵达华沙，准备提审格尔达。
那天晚上，我的紧急电话线铃声不断。我仍抱一线希望，也许格尔达会回心转意，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同波兰外国情报机构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尽全力阻止她离开波兰。这次行动并不简单。每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到两个德国的间谍战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兰人。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我们监视他们与西德的关系。早在团结工会出现之前，东柏林与华沙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我猜想，如果这次营救行动失败，我的波兰同事，波兰情报局局长米列夫斯基肯定会教训我一通。他是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担任波兰内政部长。
我们设置了最后一条“营救防线”。当西德驻波兰使团副团长亲自护送我们的目标来到机场，即将通过最后一道边防关卡时，一位波兰特工走到格尔达面前，告诉她波兰可以给她政治庇护。格尔达一瞬间犹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吓呆了，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因为眼睁睁让一个自首的间谍逃到共产党一边而成为外交史上遭人耻笑的话柄。但格尔达最终摇了摇头，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格尔达一回到杜塞尔多夫的家，就因“特别严重的间谍案”受到审判，并被判3年徒刑，但由于她详细交待了过去为我们搜集过什么情报而受到从轻发落。我们尝试了一次大胆的营救，但失败了。这使我极为恼火。我觉得，在处理格尔达和赫伯特的爱情问题上，我们过于掉以轻心，以致酿成大错。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一大难题。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在总部工作。再说格尔达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露了身份。为了有时间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旅游胜地度假。
几周后，他回来见我。“我恐怕又给你找了个有用的女朋友！”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不禁大吃一惊。
度假期间，他在海边结识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叫达格玛。他用了另一个假名做了自我介绍（许多年里，他换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这次他又摇身变成里希特。达格玛告诉他，这次来度假是为了弥合一次痛苦的离婚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赫伯特马上说，他也是离了婚的人，完全理解离婚给人带来的痛苦。随后，两人堕入情网。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间浏览那一周的新闻杂志，忽然看到一篇报道格尔达受审的长文，还有一张他与格尔达的合照，一看就是他。他不由得大惊失色。文章绘声绘色地把他描写成一个邪恶的化身，一个毁灭女人生活的恶棍。他别无选择，只有向新交的女友说了实话。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诚感动了她，他们继续相爱。由于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欢迎的人，我们只好在周末请达格玛到东柏林来。她当时给慕尼黑的一位新闻记者当助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们的周末款待深表谢意，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我们建议她学法语和速写，并为她付了学费，甚至还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