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总理是一个有勉力，有思想，为人正直的人，在战后德国历史上堪称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很善于因时因地作出恰当的姿态。访问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时，他双膝跪地，悼念被杀害的犹太人亡灵。他还真诚地致力于弥合东德与西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裂痕。但我们还了解他的另一面。当年任柏林市长时，他曾是冷战中的一员反共大将。出任西德总理后，他开始推行与东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谓东方政策。这里的东方既指东德，也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不言而喻，我们希望百分之百地确认，他确实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真心想成为我们的伙伴。
勃兰特总理的私人办公室内潜伏有东德间谍一事曝光后，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结束。对此我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他已与世长辞，此事始终折磨着我。我永远无法回避人们的质问和责难：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是对勃兰特？斯人已去，我现在能为已故的勃兰特所做的惟-一件事就是详述这桩战后德国最大的间谍丑闻的来龙去脉。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总理。8年前，他还是柏林市的年轻市长时，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墙的突起。出任总理三周后，一个叫京特·纪尧姆的男人找到勃兰特办公室主任，自我介绍说，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莱贝尔推荐他在新总理手下当一名低级助手，负责与各工会团体及政治组织的联络。勃兰特收下了他。就这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头号敌对国的总理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
我们始终伺机打入波恩心脏，可谁也没想到我们的人竟会潜伏到西德政府首脑的身边。化名汉森的纪尧姆也不是我想象中能完成这一间谍史上的壮举的人。京特原在东德的一家国家安全部办的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命潜入西德，与移居那里的大批东德人混杂在一起。克劳斯特尔的母亲是荷兰公民，定居在法兰克福，并开了一家烟草店。克里斯特尔总使我想起一个干练的秘书所具有的品质：踏实肯干，缺乏想象力。京特则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善交际，和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
凭着克里斯特尔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亲住在法兰克福这一有利条件，纪尧姆夫妇避开了专门收留东德移民的安置营地，绕过西德政府为协助情报机构审查新移民而设置的障碍。我们决定，纪尧姆夫妇应当设法在社会民主党内求得发展，以此做掩护开展工作。夫妇两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后，政治生涯青云直上。打入最高层并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当初我们只打算让他们夫妇充当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耳目的联络官。没想到我们大大低估了他俩的精力和智谋。
纪尧姆夫妇在法兰克福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在当地开了一家复印店，还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皮埃尔。夫妇俩都很勤奋。纪尧姆兼作摄影师，多挣一点外快。在当时左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内，观点保守的纪尧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尔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60年代初，她被任命为比克尔巴赫办公室主任。比克尔巴赫属于那种任何政党里都缺不了的人，关系广，神通大。他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自己家乡黑森州的国务秘书，可以接触到像“模拟战争”这样的北约组织的战略文件和应付核危机的各项计划。
纪尧姆用微型照相机拍摄下这些文件，将胶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里，然后交给假装到他岳母商店买东西的联络员。每个月，我们与他和克里斯特尔在指定的日子和时间里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初期时，双方往来发报频繁。后来加强了保密，减少了往来发报的次数并经常更换频率。纪尧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说，捕捉我们的发报回回让他绞尽脑汁。
1959年，社会民主党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后，我们对该党更为注意。修改了党纲后，社会民主党的从政前景大大改善，将来有一天成为政府的一员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事。我们指示纪尧姆先在政治上求得个人的发展。1964年，他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随着纪尧姆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我们意识到以后跟他联系要格外小心。当年他跟西德当局讲，他是从东德逃出来的。既然如此，他跟东柏林不该有任何联系。这是他伪造履历中的薄弱之处。一次，他坐车去东柏林一处秘密公寓跟我们见面。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一位当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从他车前走过。假如他抬头看见早已叛逃的纪尧姆就在眼前，会怎么想？皮埃尔和所有孩子一样，因为说话无遮无拦常令父母难堪。不止是难堪，还有可能无意识中出卖自己的父亲。一次纪尧姆去东德，一位说话带浓重萨克森口音的军官带皮埃尔去动物园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尔模仿只有东德境内才有的这种口音并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那个人这样说话。纪尧姆一瞬间紧张得透不过来气。他和所有间谍一样深深感到，他已没有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习以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后不再秘密来东柏林情报总局与我们会面。
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纪律，忠于我们的事业。他当上了法兰克福市议会的议员和议会内社会民主党团主席。当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理论大变动的时候，纪尧姆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坚定的保守派观点引起了莱贝尔的注意。莱贝尔是建筑行业工会主席，后来在1966年至1969年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担任过运输部长。他正需要一个干练的人帮他对付自己选区内年轻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战，确保得到竟选议会的提名。莱贝尔是社会民主党上层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尽管如此，这次争取竞选议会提名仍面临一场苦战。党内的左派人士受1968年激进思潮的影响，决心与自己的党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敌。
在纪尧姆全力支持下，莱贝尔在1969年9月的选举中稳稳获胜。社会民主党人战后首次成了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这对纪尧姆可以说是太有利了。他帮莱贝尔获胜的选区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西德面对的最困难的选区之一。莱贝尔马上许诺带他去波恩工作。我们从东柏林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对这一结果忧喜参半。纪尧姆从前在东柏林出版社干过的经历不是什么秘密。再说我们知道，在西德一个政府部门任职不同于当初仅仅是社民党法兰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受到的审查要严格得多。
我们指示纪尧姆夫妇暂时按兵不动，不要急于在新政府内为自己谋求一官半职。他俩于是静以待观。不出我们所料，西德安全部门对纪尧姆进行了详尽的审查。日后担任西德外国情报局局长的海伦布罗赫证实，对纪尧姆审查之严超过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没有发现任何疑点。然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分析人员仍有两点疑虑。负责人事的勃兰特办公室主任埃姆克决定亲自找纪尧姆谈一谈，澄清事实。
纪尧姆神情坦然地解释了当年在东德大众与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况。埃姆克所有疑虑顿消。纪尧姆暴露后，埃姆克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有一个人始终对纪尧姆心存疑虑，即勃兰特最亲密的顾问、东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贡·巴尔。巴尔告诉埃姆克，他对调纪尧姆到勃兰特身边工作很不以为然。“也许我冤枉了这个人，可他的过去实在让人不放心。”
最后还是没有听取反谍报机构对纪尧姆所持的保留意见。理由是，当时移居西德的东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许多移居西德的东德人觉得为了向西德政府证明他们的反共诚意，只有揭其他东德人的短。再说，西德政府中的几位高级官员，如勃兰特的内政部长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党党员均来自东德。那位自民党党员尽管原是东德人，政治上仍负责西德的反谍报机构。
其他社会民主党人讨厌纪尧姆是因为他平时惯于阿谀奉承，而且讨论不关他的事时总喜欢凑在一边。今天回过头来看，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新的一届政府决心刷新政治。埋头苦于，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的人比旧日按资排辈在官场混的人更吃香。这种新风气对纪尧姆这样既没受过高等教育，官场上又没靠山的人十分有利。当然，大人物的赏识和提拔也不无作用。纪尧姆的后面有与他情投意笃的莱贝尔撑腰。因此最后选中了他。1970年1月28日，我们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在西德总理办公室安插了我们的人。
纪尧姆似乎是个理所当然的人选。莱贝尔和其他的工会领袖希望总理府内有一个心腹，帮助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后来勃兰特也想同工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纪尧姆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负责与议会、政府各机构和教会联系的总理首席助理，一年后，又升为高级文官，直接归总理办公室主任埃姆克领导。不过，虽然埃姆克觉得纪尧姆很能干，但始终对他存有戒心。
人们常常问我，我们情报局是否因纪尧姆的帮助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意义做出了清楚的判断。换言之，为了搞到这些情报，是否值得冒有可能殃及勃兰特东方政策的政治风险？我们对总理办公室内安插的人的最大期待是：国际危机尚在酝酿期间他能够及时向我们发出警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纪尧姆的工作要义。他调到波恩前，我曾对他和其他间谍讲过，我们并不期待勃兰特的新政府偏离北约的政策，或是放弃重整军备的道路。但我认为新政府有可能会采取步骤，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这一事态发展值得高度关注。
我们给纪尧姆的任务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通过他随时掌握勃兰特政府的情况。该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内部的钩心斗角。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尤其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员众说纷纭，各持己见。1970年3月勃兰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东德首次会晤前夕，纪尧姆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加上通过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我们对勃兰特的意图和忧虑有了更好的了解。
纪尧姆的价值越来越高。1970年5月中旬，社会民主党计划在萨尔布吕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需要在当地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室，处理日常国务。纪尧姆担任了该办公室主任。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竟一下子成了该办公室与西德外国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纪尧姆毫不费力地主持了办公室的工作。对他的干练和过人的工作精力，大家众口一词。此后，他又获准接触所有的机密。
然而对于东德来说，他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的政治嗅觉。根据纪尧姆的判断，我们得以很快得出结论，勃兰特新近奉行的东方政策虽然内含种种矛盾，但却标志着西德外交政策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我们心里因而有了底，确信勃兰特和其盟友并非居心叵测。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尧姆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促进了缓和。纪尧姆继续福星高照。负责社会民主党竞选事务的主任罗伊申巴赫当时正在竞选议员。他建议1972年大选前由纪尧姆接替他的工作。勃兰特1969年才出任总理，距任职到期为时尚远。然而西德议会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基本条约的信任投票险些流产。我们暗地里付给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施泰纳5万西德马克收买他的选票，帮助勃兰特渡过了难关。面对如此微弱多数，勃兰特宣布于1972年4月27日提前举行大选。社会民主党人乘竞选专列在西德全国游说时，我们这位机智勤奋的助手始终不离勃兰特左右。
竞选期间，纪尧姆与勃兰特的关系日益加深，并有机会冷眼旁观勃兰特性格上的缺陷。尽人皆知，勃兰特极其风流。整个竞选期间，他一直与女记者布伦谈情说爱。勃兰特的挪威妻子鲁特不在专列上时（她在的时候住在勃兰特隔壁的房间），纪尧姆和勃兰特的房间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纪尧姆很快意识到，勃兰特经常和不同的女人一起厮混。这时他已是勃兰特周内的一员。惟一让我们不放心的是，他和政治上的密友们杯盏交错中会不会因贪杯误了正事。据我所知，整个社会民主党这部机器似乎都是靠红葡萄酒润滑着。不过一名出色的间谍懂得如何饮酒适量。
在1972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组成的联盟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西德历史上一个不含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的政府首次在议会占有明显的多数。这意味着东方政策将得到贯彻执行。电视转播社会民主党在大选结果揭晓后举行的庆祝大会时，我们看见纪尧姆和勃兰特班子的其他成员一道满面春风地为新总理祝酒。
那年秋天，我们的另一名间谍格罗瑙在西柏林被逮捕。他是我们最老的关系之一，当时任西德工会联合会东德局局长。被捕时他正与东德来的人接头。不清楚是他还是东德来见他的官员引起了西德情报局的注意。 纪尧姆和格罗瑙平时工作上有来往，不过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东德间谍。按照规定，我们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彼此之间根本不该认识，更不要说交往了。可生活中一定存在某种迄今科学家尚未探究的法则：不该认识的人到头来一准碰到一起。格罗瑙实际上还向我们建议过，纪尧姆是条大鱼，也许可以考虑把他争取过来！我们这些总部的人听了又好笑又担心。当时我们正想方设法把这两人分开。就在此时，西德反谍报机构动手抓了格罗瑙。可怜的格罗瑙从此从舞台上消失。
由于他俩彼此认识，又从事类似的政治工作，调查格罗瑙的西德人员也找了纪尧姆了解情况。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反常。纪尧姆担任勃兰特总理的亲密顾问一事清楚地表明，当初录用他时残存的一点疑虑早已冰释。
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和议会内社民党团领袖现在每次开会纪尧姆都在场。勃兰特喜欢在小范围内与人交谈。每逢此时，纪尧姆龟缩在不弓！人注目的角落里，沉默不语，暗自把听到的一切记在心里。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保护纪尧姆的安全措施。与他的联系减到不能再少。他过生日时，也不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特别重要的情报他才给我们，而且是口头汇报。
1973年7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的首轮谈判揭开帷幕。当时任尼克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从战略角度出发走了一着棋，抛出一个《大西洋宣言》。其主旨是北约组织内的欧洲成员国同意在制定欧洲大陆的防御战略时接受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华盛顿为了推行这一方针背着其他北约成员单独与伦敦和波恩谈判。事情泄露后，北约组织内部顿时大哗。法国人反应尤其强烈，认为这是有意孤立他们。
因此毫不奇怪，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度假期间收到的有关外交政策的电文大部分都是涉及北约内部对《大西洋宣言》展开的讨论。当时有关这一宣言的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纪尧姆负责跟踪来往电传，并为勃兰特准备每天早上他与报纸一起看的文件摘要。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小组来到勃兰特总理位于哈马尔不远的度假胜地拍纪录片。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站在解码机旁阅读刚刚收到的一份电传的纪尧姆，做梦也不会想到对面这个人是个王牌间谍。这段时间纪尧姆共复印了3份极其重要的电文。
第一份是尼克松用英文写给勃兰特的信，时间是1973年7月3日。信中他请勃兰特和美国一道对法国人施压，迫使他们签署《宣言》。信上盖有“私人函件”的戳记，并有尼克松的亲笔落款。第二份是西德驻美大使对西德和美国之间秘密会谈的详细汇报。西德外长谢尔在会谈中告诉基辛格和尼克松，这一宣言是尼克松计算好的一着棋，想在欧安会谈判之前加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他看不出欧洲人为什么应当乖乖地就范。基辛格和尼克松则表示担心，苏联的核战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如果不从技术方面加强北约的话，美国恐再也无法保证对苏联发动的地面进攻进行首次核打击。纪尧姆从勃兰特私人电传机上撕下来的第三份电文载有勃兰特私人顾问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敦促勃兰特不要理睬美国人的压力，继续与法国保持良好关系。
北约组织内的欧洲盟国对美国人的不满言论继续源源不断地从电传机上落入纪尧姆的手中。他浏览了英国对美国这一战略方针的反对意见。巴黎的措词更为激烈。法国外长米歇尔·若贝尔指责美国人扮演消防队，先放上一把火，然后借机冲上来灭火。
该是勃兰特给他的外交部长写信阐述他的立场的时候了。可他对手下顾问从波恩发来的草稿不满意，一连几小时在这份稿子上改来改去，用一杆绿色粗头水笔划出应强调的重点并修改原来的措词。勃兰特把改好的稿子交给纪尧姆，让他用总理的保密电传机发回波恩。纪尧姆借口原稿太乱，无法交电传室，用打字机打出了一份干净的稿子。谁也没想起问勃兰特的那份初稿到哪里去了。
日后，在对纪尧姆的审判中，检察官特别指出：
向苏联递送涉及北约组织内部分歧的情报有可能在苏联人眼中削弱北约的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力量的基础是其成员国齐心协力参加一项共同防御计划；联盟内部的精诚团结以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在战略上的势均力敌。其后果有可能导致苏联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考虑采取步骤分化西方联盟，并逐步演变成采用政治高压手段……
纪尧姆后来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写这本书的用意之一是为了利用这件事取笑波恩（我们情报局对原稿做了仔细的润色。一是散布假情报以保护其他的情报来源，二是宣传我们工作的业绩和意义）。纪尧姆在回忆录里也渲染了这种印象，即我们把勃兰特的文稿搞到手是苏联阵营内情报机构的一大胜利。他在叙述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度假的那一部分的结尾处说：
波恩的绝密文件现在到了我们柏林的机要文件保管员手里。
他是指，复印完这几份文件后，他把它们放进手提箱交给联络员带回了东柏林。人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谁想到多年后他的这番夸口却给我慧来麻烦。
迄今为止从未透露过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拿到这批载有华盛顿与其欧洲盟国的分歧详情的有趣文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3年夏天，我们开始为纪尧姆夫妇的安全担心。挪威度完假后，克里斯特尔开始感到有人盯梢。起初我们对她的担心将信将疑。间谍有时会患多疑症，哪怕是这一行的老手也不例外。明明一切如常，他们也会疑神疑鬼，觉得有人跟踪自己并拍下他们的一举一动。
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克里斯特尔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在接头地点之一的波恩一家餐馆的后花园里，她明显觉察到有人在一旁监视。两个男子坐在邻近的一张桌旁。其中一个朝她坐的方向打开公文箱时，她一眼瞥见里面的照相机镜头。那天她恰好刚与信使安尼塔接过头，把挪威度假期间搞到的文件微型胶卷交给了她。好在这两位男子走进餐馆前胶卷已经易手。她们俩不愧是老手，轻松地喝完饮料后相互分手。安尼塔提着装有胶卷的手提包来到街上，确信刚才餐馆里的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在跟踪她。她搭慢车到了科隆，然后换了几次有轨电车，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可后面的尾巴始终甩不掉。她急走几步，暂时把盯梢的人甩到后面，转过街角走到河边。为保险起见，她顺手把微型胶卷扔进了河里。海因里希·伯尔把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河边的女人》献给了莱茵河和默默流淌的莱茵河水中蕴藏的所有秘密。我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告诉他一件真人真事。
审判纪尧姆时，检察机关认为这批挪威文件已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指示纪尧姆保持沉默，让西德人继续保持这种错觉。同时也是为了不伤害纪尧姆的自尊心。他对自己被判长期徒刑十分气愤。但一想到自己现在成了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德国间谍大王，又不无安慰。纪尧姆是个爱虚荣的人。经我们首肯，他在回忆录里编织了一个神话，即在挪威搞到的这批文件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辉煌顶点。
一个情报首脑偶尔吐露真言时也没人相信。我在这里可以明言，在我们的档案里寻找勃兰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1989年被销毁了。柏林墙倒塌后，人心惶惶。大批文件被销毁。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本轮不上立即销毁的份儿。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它们。档案里又怎么能有？我们对此事的一知半解还是西德方面在纪尧姆的审判中无意泄露出来的。与原件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只鳞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谍报机构完全有理由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怀疑。一名反谍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纪尧姆是格罗诺的朋友。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人之间有联系，可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国名字总是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尤其致命的是，与格罗诺在西柏林同时被逮捕的那个来自东德的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规则。他身上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关键的字，以备遗忘。其中就有纪尧姆的名字。记下纪尧姆是因为我们让他敦促格罗诺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我们当时感到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纪尧姆最终还是栽到了他这个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尔茨的话，或许还能逢凶化吉。祸不单行，另一起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这位注意到几起案子中均出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恰好与一位专门研究收信人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两人聊起最近的工作。这一偶遇决定了纪尧姆的命运。
50年代期间，我们情报局使用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谍联系。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借用电脑早已破译了这套密码。一旦知道每个数字代表我们潜伏的一名间谍，就可以对截收的电文进行登记，归类。电文内容先记录下来，最终也被破译。对每个收报的间谍都建立了档案。敌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报人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换成具体的人名。
1959年，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同时还做出规定，发报时不得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或接头时间。我们重新审查了一遍发给海外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可惜，我们忽视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视为重要的日子里发出的例行祝贺电文。德国人很看重这类日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假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远也发现不了纪尧姆。
1957年，西德截获了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说：“祝贺第二个男人。”16年后，在科隆的那家餐厅，始终换而不舍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电文的那位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绍后，猛然想起有一个代号叫G的间谍一直没有破获。此人50年代末开始活动，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而且还收到东德头头们的祝贺电文，显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监听无线电通讯的这位官员找出档案，查到了这几份吊人胃口的电文。那份用隐晦语言提到第二个男人的电文最令他头疼。其实这份电文是祝贺纪尧姆夫妇第一个，也是惟-一个儿子皮埃尔的出生。两人为了搞清第二个男人指的是谁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俩仔细查阅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事档案。查到格罗诺一案时，果然看到了纪尧姆的名字。即使到了这一步，纪尧姆仍有一线生机。后来我从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头号鼹鼠库龙那里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员否决了G可能就是纪尧姆的说法。理由是他只有一个儿子，而根据电文，新生儿是第二个儿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亦或是一个老实巴交过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亲在一个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个男人，长子自然是第二个男人了。
下一步是决定如何搜集证明纪尧姆是间谍的确凿证据，同时避免使西方利益进一步遭到损害。西德反谍报机构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即动手搜集证据，尽快完成侦查。再一个是稳住纪尧姆，监视他与什么人联系。他们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为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尔置于监视之下。他们正确地推断，纪尧姆与东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她进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报交给东德联络员的镜头，自然铁证如山。
迄今为止，一切无可指摘。而后发生的事使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治家都替勃兰特着想。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诺劳向内政部长根舍汇报了纪尧姆一案。后来这两个人在西德议会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对诺劳的汇报内容各执一词。根舍和他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日后历任情报局长、司法部长、根舍退休后又任外交部长--一口咬定，诺劳只说纪尧姆可疑，并没有详细解释反谍报机构搜集到的任何证据。根舍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勃兰特作了汇报，并转达了反谍报机构的建议，暂不惊动纪尧姆，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可他反映以上情况时，显然轻描淡写，并未引起勃兰特的重视。诺劳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说，他曾发出过强烈的警告。不过最终他还是引咎辞职。内政部长和国内反谍报机构首脑作证时各执一词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根舍是否有意对他所掌握的纪尧姆一案的情况的重要性轻描淡写，期待这一灾难给勃兰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响，如同实际发生的那样。
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一切？第一种说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兰特的政府遇到麻烦开始打起自由民主党的小算盘，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他已经开始与科尔碰头会晤。也许是这样。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诺劳出于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暂时按兵不动，等待纪尧姆自我暴露，然后掌握确凿证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根本不应当让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这个敏感的位置上担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兰特的话，首先会对根舍大发雷霆。
事实上，从西德反谍报机构告诉根舍他们正在监视纪尧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证据外，半点新证据也没找到。整整一年，纪尧姆继续可以看到绝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对西德总理身边有一个间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接触他们本应保护的国家机密。虽然埋下干柴的是我们，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场将勃兰特烧得通体鳞伤的大火的却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克尔。而且火起之后，他们不是急于灭火，而是隔岸观火。
纪尧姆被捕后，根舍在议会上声称，挖出了整整一个间谍集团。为了掩饰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谓良苦。只有这样说，才能解释为什么迟迟没有逮捕纪尧姆。我现在已没有任何隐瞒的动机，在此可以声明，所谓的间谍集团纯系子虚乌有。纪尧姆夫妇是一对独往独来的间谍。
收到克里斯特尔的报警后，我们指示她和纪尧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动。为什么没有马上把他们撤回东德？无疑，这是我们的一步失着。除了疏忽大意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曾反复思考过要不要撤回纪尧姆夫妇。鉴于监视克里斯特尔的手法十分拙劣，我们误以为西德方面眼下并没有对她丈夫起疑心。莱贝尔现在已任国防部长，并建议克里斯特尔到他的办公室任助手。我们知道为此她会受到严格的安全审查，因此把她受到监视当成莱贝尔调她去他的办公室工作的结果。最后我们让纪尧姆夫妇自己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如果他们觉得处境危险的话，可以马上溜回东德。俩人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于是我们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这时我向米尔克作了汇报。前面已说过，我与他的关系很一般。为了不让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门，重要的间谍均由我直接抓。只有当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危及国家领导人时，我才征求上司的同意。鉴于纪尧姆的位置政治上极其敏感，通报国家安全部部长显然是明智之举。米尔克同意，现在最好是坐以待观。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把这件事告诉昂纳克或其他人。
一连几个月毫无动静。1974年2月，纪尧姆夫妇建议恢复秘密工作。我主张再冷却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再说。
当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觉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后面跟了整整一串法国和西德密探的车子。但他开车穿过巴黎和比利时返回西德时，尾随的车子不见了。此乃天赐良机。他凭着直觉和受过的训练本应意识到，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此刻主动权仍操在他的手里。
纪尧姆夫妇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我大吃一惊。在机场候机时听到这一消息的勃兰特也是一样。当时他刚结束对埃及的访问，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纪尧姆落网时的表现可谓大义凛然，不过却不是我们期待手下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应作出的反应。西德警方凌晨来到纪尧姆家，向他出示逮捕证时，他大叫：“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
这句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等于还未听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就供认了有罪。有了这句话，西德反谍报机构和刑事部门得以避免因缺少确凿证据而可能引起的尴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百思不得其解。1981年纪尧姆回到东德后，经上面同意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在书中解释说，当时是凌晨，儿子又在场，所以才有那样的反应。自不待言，皮埃尔在纪尧姆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当父亲的不得不对儿子隐瞒自己的真正信仰和从事的工作，这对于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尔这时已长大，是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名青年社会主义者。他把父亲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纪尧姆内心深处渴望告诉儿子：“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有一次我曾同纪尧姆谈过被捕的可能，并告诫他一定要“镇定自若”。也许在凌晨睡眼惺松中，在皮埃尔惊奇的目光下，纪尧姆才乱了方寸。
然而无论怎么解释，这种行为也不可原谅。一名间谍随时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这方面我们对特工人员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一旦被捕，他们应该根据西德的法律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后要求与东德驻波恩的外交使团取得联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东德使团然后会请一名有经验的律师。如果严格遵守这条纪律的话，证明有罪的责任完全在西德一方。
有一件事我们一直保密至今。早在纪尧姆被捕之前，他与克里斯特尔的婚姻已濒于破裂。他有一个情妇。为了不牵连她，他从法国南部赶回西德，把自己的东西搬出她家。这是一步严重失着，也是对这个女人做出的徒劳无益的姿态。这个女秘书听说纪尧姆国间谍罪被逮捕后，自杀身亡。
纪尧姆被关在科隆的监狱候审。身陷囹圄外加监狱的严酷环境折磨着他。但我们这位暴露了的间谍被关押期间拒绝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诱惑，不肯为了求得从轻发落出卖其他同事，以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失。
纪尧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自己难道没有错误吗？我们难道不是忽视了最初觉察到的他们夫妇受到监视的迹象了吗？间谍引起的恐慌中，真正的间谍和无辜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受到监视是常有的事。有时让人觉得，波恩市的一半人都在监视另一半人。在纪尧姆一事上，盯梢人的笨手笨脚麻痹了我们。但我们受骗的最主要原因是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我们觉得，让一个已知的间谍长时间留在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内圈里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勃兰特和我有同感。他在回忆录里抱怨没有将纪尧姆从他身边调开，并辛辣地说：“联邦总理不但没有受到保护，反而成了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诱饵。”
我和手下的同事犯的错误属于另一种性质。分析纪尧姆夫妇面临的危险时，我们完全忽视了15年前给纪尧姆发报的内容。当时已知它们早被西德破译，可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等到西德方面着手调查时，才醒悟到昔日发报内容的致命之处。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审判后，位于杜塞尔多夫的高级法院判纪尧姆夫妇有罪。克里斯特尔被判8年徒刑，纪尧姆13年。换了其他国家，这一判决可能显得很轻。但在德国，这已属重刑（考虑到两个德国之间互相刺探情报比较容易引人上钩而且频繁，德国对间谍的判刑一般很短）。受审期间，这对夫妇自始至终没向外界流露出两人关系破裂的任何迹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这一情况，很有可能会借此对俩人进行分化打击，套取口供。
纪尧姆的儿子皮埃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的父亲急得几乎精神失常，频频给我写信，恳求我照顾好这个孩子，教育他成为无愧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说来容易，做到这一点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为了照顾好这孩子，我手下的人忙得团团转，恨不得单为他设一个处。当然，这不是孩子的错。他以前生长的环境与东德截然不同。西德社会蔑视权威，鼓励个人通过服饰、言语和行为表达自己的个性。谢天谢地，这股风没有刮过柏林墙。东德的中小学校仍然保留了昔日普鲁士讲究秩序的遗风。我们设法找到一所最适合皮埃尔的学校。该校女校长已习惯于跟东德惯坏了的高干子弟打交道。我们还跟几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和选自安全部门认为可靠的家庭的自愿者打了招呼，让他们主动跟皮埃尔交朋友。可这一切毫无结果。皮埃尔根本不去上课。偶尔去学校，也是捣乱生事，不好好听讲。之后不久，他表示想回波恩。我们听后大惊失色。他的女朋友家在波恩。她父亲是保守党人，在内政部工作。每次皮埃尔去西德监狱探望父亲，我们都担心他会一去不复返。
为了留住他，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皮埃尔对摄影发生了兴趣。我们局为他买了最新的摄影器材，还安排他在一家最好的彩色杂志社实习。慢慢地，他交上了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东德姑娘。她父亲是情报局的军官。我们不禁如释重负。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约一年后，他俩双双申请移民西德。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告，两人仍然执意要走。既然留不住，我们尽快为他俩办好了出境手续，在边界与他们挥手告别。为了不对纪尧姆食言，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纪尧姆听到这个消息后极其失望。许多年后，这对父子才弥合了过去的裂痕。
我们转告纪尧姆，让他在狱中安静等待。我们正在积极争取与西德在幕后达成交易，用被我们关押的西德间谍换回他。然而1974年勃兰特被迫辞职后，迅速换回纪尧姆夫妇的前景日益渺茫。勃兰特的继任人施密特坚持纪尧姆必须服满刑，“一天也不能少”。这一案子成了政治足球，不仅涉及两个德国，连华盛顿和莫斯科也卷了进来。正在狱中的苏联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也成了交换纪尧姆的潜在人选。提出的交换方案换了一个又一个。时间一年年过去了，纪尧姆的释放仍然杏无音讯。我们的年轻间谍的士气不禁受到影响。全力营救被捕的间谍不仅从道义上讲义不容辞，也是使目前或将来执行危险使命的间谍放心的一种重要手段。
1981年3月，在一次牵扯到数名间谍的交换中，克里斯特尔获释。此时距纪尧姆服满刑还剩8年。这次出狱的一名西德人指责波恩政府没有尽力营救被东德关押的间谍。幕后的交易随后加快了步伐。当年秋天，纪尧姆终于出狱。
一个灰蒙蒙的10月的日子里，纪尧姆回到了25年前为了祖国利益而离别的家乡。我安排在乡间一处秘密地点为他举行欢迎会。为了使纪尧姆感到回家的温暖，我们派原来主管他这一摊的官员专程去边界接他，直接把他带到欢迎会场。纪尧姆身穿一身狱方临别时送给他的不合身的普通西装，还没有完全从重获自由的惊喜中醒过来。我们把他回国的经过拍成一部纪录片，起名叫《凯旋而归》，作为训练课目的一项内容。我知道，纪尧姆对拖至今日才得以出狱仍心存怨气，所以竭力想让他清楚地感受到，我们把他视为英雄。
多年的狱中生活，加上对家人的思念使他看上去面色苍白虚弱。我祝贺他说：“欢迎你回来，京特。一切终于过去了。”他答复说：“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我马上指出，应当感谢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接下来大家没完没了地彼此感谢来感谢去。
纪尧姆瞥见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边。尽管此前两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再次陷入危机，两人同时扑向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给他俩安排了一处舒适的住宅，让他们独处几天，处理好自己的关系。克里斯特尔已经告诉过我，她不想再回到纪尧姆的身边。纪尧姆知道后深受刺激。在狱中度过的漫漫长夜里，他曾满怀希望能与克里斯特尔破镜重圆。
虽然纪尧姆情绪低落，身体欠佳，他的期望却很高。他可能觉得自己会被任命为我的副手，时不时地从走廊对面的办公室到我屋里小坐，为指挥潜伏在西德的间谍出谋划策。可他脱离这一行时间太久了。我记得问过给他治过多种疾病的医生，应该怎么安排他才好。这位医生曾给国家领导人中的几个老人看过病，对他们的能力有清楚的认识。他是个相当幽默的人。当我叹口气说，惟一能让纪尧姆满意的是安排他进政治局时，他回答说：“多一个少一个反正都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身边有个女伴很有帮助。我们于是给纪尧姆派了一名讨人喜欢的中年护士，表面理由是随时观察他的肾和心血管系统是否正常，其实也是想试试他俩是否能产生感情。这一着还真灵。两人很快结了婚，在东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适房子里安了家。这所房子是为了奖励他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提供给他的。
研究纪尧姆的西德人士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像纪尧姆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同时为两个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务，而心理上又悠然自得。为了完成赋予他的使命，一名间谍改头换面后必须牢记当初引导他投身这一行的信念。纪尧姆成功地潜伏到勃兰特的身边，完成了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但这并不妨碍他尊敬勃兰特的为人以及他的领导才干和成就。在制定东方政策过程中，纪尧姆坚信他在这一位置上为加深两个德国之间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纪尧姆被捕后不久，勃兰特于1974年5月4日宣布辞职。我始终认为，纪尧姆事件不是他辞职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借口。勃兰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身边亲信里混入一个敌方间谍本不应成为他辞职的主要因素。依我个人之见，导致勃兰特下台的根源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以及该党领导层面临的信任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民党内的三足鼎立的尴尬局面。勃兰特是一足；当时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赫伯特·魏纳是另一足；财政部长、后来接替勃兰特任总理的施密特是第三足。纪尧姆提供的情报清楚地表明，勃兰特内阁内的政敌已经对他虎视眈眈，用心之险丝毫不亚于我们从东柏林派去的间谍。其中最大的敌手无疑首推魏纳。
魏纳长得其貌不扬，说话尖刻。他是仍然在世的战前德国左派的几个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左派分裂成彼此势不两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魏纳还是一名年轻共产党员时曾为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做过秘密情报工作。30年代，他曾在共产国际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才知道，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向人民内务委员会出卖过身边的一些同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瑞典被捕，随即把他所知道的德国国内的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情况一股脑告诉了瑞典警方。由于他的叛变行为，德共1942年将他开除出党。战后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西德高层政治家中，惟有他一人战前就认识东德领导人，包括昂纳克。然而悠悠岁月里，他与昂纳克天各一方。分别身为东德与西德的政要又使他们身不由己。对德国的分裂，两人互相指责，尽管如此，往昔共同的信仰仿佛一条特殊纽带，把两人连在一起。借助这条纽带，他俩克服了冷战造成的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