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弃义绝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常令我们失望。工作单位里，亲密的同事因为利害冲突或反目为仇，或暗射冷箭。这是生活中丑恶然而却是可以预料的一面。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背叛祖国是一种公民所不齿的行为，无论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种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过交道。他们背叛祖国的动机从崇高到卑鄙，前面讲述过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们或出于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动机，或纯粹出于个人目的向外国出卖机密情报。
有一类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齿冷，特别值得研究。这就是身为一国谍报人员而向外国谍报机构出卖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为，干谍报这一行的人平时对同事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一朝自己内部出了叛徒，也不会大惊小怪。其实不然。背叛对任何一国谍报机构来说都是一剂毒药。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却十分有限。
一个谍报机构的心理文化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员为了某个宏大目标或出于一种认同感凝聚成一个整体，不管这种认同感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一旦他们中间出现缝隙，猜疑的毒水就会渗透进来。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即使自己的工作与叛逃者毫无关系，下次走近秘密投递点（秘密投递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胶卷的地点）时，或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总部发来的密码指示时，也会心有余悸，战战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发生后，征募新成员也变得极为困难。
背叛事件对于谍报机构的头头来说后果同样严重。一旦出了事，谍报机构马上成了本国政治家注意的目标。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后引发的地震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完全陷入瘫痪。谍报机构的一员叛逃时，背叛的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男男女女，而是这一谍报机构的所有成员。当然，有各种办法可以尽量缩小这种风险。比如，可以在单位内创造一种浓厚的战友般的气氛，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协作精神。要么是利用童年时结下的友谊，无论是源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是小时侯在一起长大的经历。任何想叛逃的谍报人员会觉得这样做无异于背叛自己。中央情报局由大量来自美国东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国谍报机构内的牛津和剑桥小圈子也好，苏联谍报机构内子承父业的现象也好，均是防范背叛的手段。
由于叛逃后果极其严重，稍有可疑迹象就要认真对待，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从来没幻想过，我手下的人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我跟东欧国家的谍报机构打交道时认识到，谍报首脑极不情愿承认他们内部可能埋有定时炸弹。
社会主义各国的谍报机构中，彼此关系最难处的当属东德和波兰。不管波兰共产党人对莫斯科和它的盟国多么忠心耿耿，欧洲历史上波兰人对德国以及俄国强权的憎恶注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没有伤痕。我们与波兰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娴熟的谍报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从隐藏在西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那儿获悉，波兰内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波恩驻华沙大使馆解码处的一位官员表示愿意为西德当间谍。我决定微服私访，亲自向波兰同事通报这一消息。波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拉赫齐茨早就请我去波兰国家安全部专用的上西里西亚动物保护区共度周末，一起狩猎。我于是借此机会前往。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躲在树丛中等待公野猪出现时，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最佳办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谍报机构的首脑一起设一个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诱他到某地接头，然后把他当场抓获。
见到波兰反谍报首脑时，我才发现，什拉赫齐茨为了向我显示他多么重视这件事，还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与会，协助我们制定具体方案。不消说，厨师多了反倒毁了一锅汤。我们设了一个圈套，然后在预先定好的接头地点--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约会他又没有上钩。显然，波兰国家安全部内有人走漏了风声。后来听说这个怀有二心的波兰叛徒改投英国人。我无意从头到尾再走一遭，把这案子交给波兰人自己去处理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们情报局固若金汤。通过早期的叛变事件我已经领悟到，我手下的人并不比其他谍报机构里的人圣洁。但我认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战后两个德国的谍报机构都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在其成员中树立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内部变节的风险。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谍报机构看做是文职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不像我们那样，培养谍报人员彼此以战友相待。考虑到谍报工作的危险，引入战友意识十分恰当。
每一次叛变都有前因后果，给人的教训也各不相同。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叛变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欧洲紧张局势达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报局内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处之---科技部下面B处的一名军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与当地的谍报首脑开会。会议刚开始，就有电话找我。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位副手。电话里明显可以听出他声音的紧张。“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废话都没有。我听后一怔，随口骂出一串儿脏话。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国的谍报首脑遇到这种事八成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头儿，还有更糟的呢，”电话另一端的人接着说。“保险柜打开了。有些文件已不见。而且边界特别通行证也他妈的没了。”他指的是每个处的工作人员需要去柏林主要边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边防站--办事时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一个。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这一证件的人到该边防站西德那一边。
就在两天前，我还按老习惯在新年之初给我们局的负责官员讲了一次话。“同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当时我这样讲不过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为震惊。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发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落在西德后面，谍报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时对该部的工作特别关心。
询问边防军后才知道，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头一天晚上9点30分。等到有人觉察时，叛逃者早走了12个小时了。叛逃的时机是深思熟虑过的，一个冬天的假日周末。位于诺曼大街上的戒备森严的情报局总部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急着查看B处人员的休假安排，然后一一给他们家里打电话，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个人是叛徒。
他们拟了一个可疑者名单。3小时后，我返回东柏林时，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负责核物理、化学和细菌学的第1分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一，为人随和，富于自信，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委第一书记。通常只有特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毫无疑问，施蒂勒的叛逃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从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那里刺探情报的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导致我们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官员沃尔特·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动为此夭折。两人均定居西德，不时应西德谍报机构的请求为他们出谋划策。）
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立即采取了一切应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谍和耳目发出警报，指示他们果在家里，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与此同时，我们局的分析员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速度的竞赛。西德谍报机构动手捕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人。
我们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载有告密者名单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个科技部参考的关系名单、一些间谍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单凭这些，还不足以知道这些间谍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点。然而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通过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坦率地说，施蒂勒这家伙确实胆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走这批告密者的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逃到西柏林后可以给对方献上一份见面礼。显然，他是铁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后处死的风险。这说明他要么早已被敌人收买，要么打算叛变投敌。
就在我觉得昏天黑地之时，专线电话机响了。另一端的米尔克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保险柜里装有他讲话稿和指示的几个纸箱也不见了。他平时讲话喋喋不休，不得要领。丢失这批材料无非是让人有点难堪，根本算不上什么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长大人不这么认为。他在热线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不肯放下电话。“那些坏蛋都拿到关于我的什么材料了？”他翻来覆去地咆哮着。“真他妈的乱到家了！以后干脆邀请敌人出席我们的会议算了！你们这帮人真让我倒胃口！”
我真想对他吼上几句，可还是紧咬嘴唇，压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气耍惯了，我听任他把火发泄完。随后从另一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套他的讲话稿，派人送去。里面夹了一张便条：“随函附上落入敌手的您签署过的文件。”这使他有机会在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兴高采烈地通过新闻界将这批材料公之于众之前有个思想准备。
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科技情报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于50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负责追踪西德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几位西德高级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出于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忧虑转告我们说，西德境内正在建造的核电站中，燃烧剂和分离同位素的加工厂可以很快转于军事用途。
东德与西德之间已经在核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攻汗战。重整军备有可能延伸到生产核武器的任何苗头都令公众惶恐不安。跟踪西德暗中发展核技术的活动已经让我们忙个不停。它提取钚的技术突飞猛进。同时，战后西德新一代企业家加快了与一些暗中想成为核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南非。
核技术在东德同样属于敏感问题。我国并没有在苏联的核能计划之外另起炉灶。战后，苏联严密控制了东德铀矿的生产，一直到1990年东德垮台，德国统一后才结束了这种控制。总部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AG公司名义上是一家德苏合资企业，其实是苏军控制下的一个独立王国。德方的经理、工程师和科学家均为苏军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苏联合企业均交还给了东德，惟独这家企业苏联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苏联人出于自己的军事需要掠夺东德的宝贵资源，开采铀矿因而在东德成为政治上最敏感的课题。
我国能源供应本来就很紧张，加之政府财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时有人呼吁制定我们自己的核能发展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诸如核科学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透露给莫斯科而被英国人判刑坐牢。出狱后来到德累斯顿定居。福克斯认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耍滑头，用低价购买东德的铀。我感觉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情报局于是夹在了中间，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将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报转给了苏联人。另一方面，东德的科学家又提出，只有我们自己大力发展科技，才有可能与西德竞争。东德领导人对不同类型的反应堆的评估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局的科技部为此亟待搞到这方面的情报。与此同时，又不能走露半点风声，让苏联人知道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贝格，请他指点一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应从何处下手。此公是个十足的学者。国家安全部内大部分高级官员都是战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一代共产党人，个个有着不平凡的经历。魏贝格在他们中间显得不是一路人。他惟一的政治经历就是作为一名酷爱自行车运动的选手参加过红色体育运动。机关里盛行的等级之风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拒绝享受职务带来的种种特权，坚持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为此成了机关里中高级官员的笑柄。他们喜欢在自己的上司面前炫耀自己开的进口车，如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和美国的福特。
魏贝格非要把有关核电站的所有已知细节从头到尾讲个明白，不管我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平时各处处长向我汇报时都是简明扼要。可魏贝格惯于长篇大论地做报告。我只好洗耳恭听，上了一堂研究生水平的应用物理课。魏贝格力主采用西德正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核反应堆。魏贝格对这种类型的反应堆隐含的危险看得很清楚。“要建反应堆就得选最新型的，沃尔夫同志，”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指政治局），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东德的核能发展计划始终未上马。我们情报局得以松了一口气。主要原因是费用太昂贵。同时东德领导人也担心与莫斯科闹翻。这件事过去几年后，西德由于无法解决冷却钠的难题，也放弃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我上的那堂核科学速成课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间出了点名，成了无所不通的人。既精通谍报工作，又懂科学。一次访问距伏尔加河畔列宁诞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不远的核研究中心时，我借助从魏贝格那儿学到的知识，问了几个内行人问的问题。该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克格勃同事汇报时，对我掌握的关于这一课题的知识大为吃惊，称赞不已。
60年代中期，东德在技术革新这一更广阔的领域上明显落伍于西德。西德在研究和开发上投入数百万元的经费。而我国领导人除偶尔因一时兴起对某个偏爱的项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线经费捉襟见肘的现象并不重视。有限的经费转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避免公众骚乱。
一次，我同牢骚满腹的科学界里的熟人交谈后，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间谍既然可以渗透到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里面，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呢？虽然搜集政治情报是我的拿手好戏，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科技部的潜力却越来越入迷。家里的人开玩笑说，童年时期我憧憬在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梦，现在终于有个机会圆了。我仍然订阅所有能订到的航空杂志，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
我看到，由于西方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技术，加上东德科学技术人员出国机会有限，我们在化学工程、微机械学、机械工程和光学领域的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辛苦的结果等于重新发明轮子。我琢磨着，通过非法手段设法搞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们能在减少本国工业部门的亏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话，也许国家领导人会更重视我们谍报机构。
不用说，我们局当时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与情报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讨论了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间招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卡尔·马克思大学里的一名成绩出色的物理专业学生。我们在当地的征聘人员看中了他。通过了当地政府的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仿照年轻时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人的惊险小说里的人物，选择了施塔尔曼这个化名，德语里意为“铁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这个化名。签名的笔迹未干，他与两位负责他的官员已干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兰地。
施蒂勒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劲。我没有跟他这样级别的人亲自打过交道。不过他后来常吹嘘说，他认识我。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属于那种工于心计的人，而不是我们用的另一种有坚定信仰的人。施蒂勒被分配到科技部第1分处。该处负责跟踪西德的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并监视在西德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统。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10余名告密人以及7名西德间谍，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学家多贝廷。《注》、在位干卡尔斯鲁厄的核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级研究员菲勒、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以及在汉诺威的核工业部门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施蒂勒的叛变，西德还破获了在哥廷根大学任原子研究部主任的豪费教授。他是克格勃发展的人，但由我们在东柏林控制。
除了重点搜集最新核技术外，科技部还扩大了搜集工业情报的范围，设法了解西德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业的情况并寻找愿意绕过西方禁令与我们做生意的商人。这方面我们干得最出色的间谍之一是阿诺德，化名施托姆。年轻时即被派往西德，奉命长期潜伏。如今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职，利用工作之便将公司内部有关新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资料递送给我们。阿诺德这个人有点让人琢磨不透。政治上他早与我们拉开距离。我们给他的钱，他也不收，但出于对东德感情上的依恋继续向我们提供情报。
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仕途正看好。据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为了追求西德更舒适的生活。他跟老婆已离婚，有一个在东德当服务员的情人，叫黑尔佳。她有一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报机构接上了头，时间大概是70年代中期。他与西德谍报机构做了一笔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潜在的叛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问题是，一旦敌方谍报机构诱使对方人员下水后，它更希望新发展的间谍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提供宝贵的情报，而不是逃到自己这一边来。叛徒当然不这样想。尤其是日久天长，他暴露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结果通常是一场意志上的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试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
施蒂勒背运的时候到了。1978年，负责肃清国内敌特的东德反谍报机构--发现了他寄到西德某处的一封密码信。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西德外国情报局的秘密地点。反谍报机构的首脑无法破译这封信的密码，也查不出发信人是谁。他下令今后对发自同一邮政编区的所有信件一律进行检查。果然，几个月后，又截获了一封发往同一地点的电报。这一次我们的反谍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电报说：一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笔迹辨认专家判定电报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事后得知，这次是黑尔佳替施蒂勒转告负责他的酉德谍报官员，他无法递交一批微型胶卷。
如果施蒂勒不跑的话，本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对他产生怀疑。只有一次，反谍报机构的人碰巧看到他和一个陌生人会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与他自已汇报的和已知关系接头的时间地点对不上号。有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结论。1976年，由于西德对我们潜伏的间谍突然收网，我下令除最必要的活动外，所有在西德的活动一律暂停。我们开始限制施蒂勒去西柏林，但仍允许他去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与他负责的一位西德耳目会面。他借此机会偷偷通知西德外国情报局，我们利用计算机分析法加上暗中监视已逮捕了他们打入东德军队里的几个间谍。
1978年底，施蒂勒已是惊弓之鸟，担心自己随时会暴露。后来我才发现，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可惜为时已晚。他与西德外国情报局摊了牌。西德方面最后同意他叛逃，并保证安排好他在西德的生活。不知是成心还是疏忽（西德情报局的马大哈作风无论在我们圈子内还是在中央情报局都是出了名的），西德给他的伪造证件粗劣得根本没法用。施蒂勒决定持科技部的边境特别通行证自己逃出东德。
每个处的这张特别通行证由该处处长亲自保管，任何需要去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办事的人每次使用时都要签字。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是东西德之间在柏林的主要过境点，也是谍报活动最猖獗的地方。迷宫般的一条条走廊两侧是一排排的锁柜（投递情报的绝好地方）。严格地说，该边防站位于东德、实际上它却划分为东德和西德管的两部分，中间由巡逻的边防军隔开。任何在该站西德一侧坐上火车的东德人仍然可以被东德当局逮捕归案。
科技部的人曾抱怨说，每回领特别通行证去弗里德里希边防站办事时都要签字的规定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心想，你们愿意这么想我也没法子。可事儿还得这么办。科技部主任为了省事，把这张神奇的通行证交给自己的秘书保管，由她登记用卡或还卡人的姓名。每天都要检查当天用卡的情况。不过如果是一位她熟识和信任的官员找她要卡，她会爽快地把卡给他，好像它只是一把卫生间的钥匙。
反正施蒂勒凭着自己的狡黠和训练有素的逃生本能逃出了东德。他没用西德为他准备的质量低劣的伪造证件，而是打开了科技部的保险柜，窃走特别通行证和该部一批最有价值的文件，作为献给西德的礼物。他还假造了一张科技部的公函，指示他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那一侧，把一个小匣子存放在其中的一个出租锁柜里。对于那天晚上该边防站检查来往东德人的值班官员来说，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施蒂勒过去因执行类似公务曾数十次往返此站。
我查阅了这一事件的调查报告。灾难降临的那天晚上，施蒂勒与这位官员就恶劣的天气开了几句玩笑。为了转移该官员的注意力，施蒂勒开玩笑说：“没准儿我会申请调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整天躲在暖和的小窝里，这活儿倒真不错。”边防官员翻了翻施蒂勒递上的材料：一张盖有“绝密”戳子的公函，单位出入证，特别通行证和护照。看到施蒂勒把所有材料一应俱全地准备好，他不再细看。这个叛徒于是穿过两道金属门走到西德那一边。两道门关门时间相隔8秒。倘若这位边防官员突然改变主意，觉得还是应该核对一下所有文件上的戳子是否吻合，仍有足够的时间按下一个锁门钮。可他脑子里根本没动这根筋。
施蒂勒平静地穿过金属门，来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一侧的站台上。他知道这里始终有东德的反谍报人员徘徊，于是佯装走向出租锁柜。听到火车进站的轰隆声时，他疾步走回站台，就在车门上方红灯闪烁，提醒乘客“车门马上就要关上，请赶快上车”的一刹那，闪进车厢里。火车恍当此当地在东德境内走完最后10分钟的路程期间，施蒂勒一定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那时他仍处在东德的捕捉范围内。火车在西德境内的第一站，破旧的莱尔特站停靠后，施蒂勒知道他自由了。
他又坐了几站才下车。换了几次车后，下车直奔最近的警察局。这里是赖尼肯多夫市的郊区，住的都是些中下阶层的人。施蒂勒彬彬有礼地向值夜班的警察道声：“晚上好！”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军官，刚从东柏林叛逃过来。请通知普拉赫（西德谍报机构所在地）。”值班警察平时见惯了喝醉酒的卡车司机、打架斗殴者或盗车嫌疑犯，听了眼前这位衣冠楚楚的小伙子这番话，不禁大惊失色。
当天晚上，施蒂勒就被送往普拉赫。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飞虫钉在墙上，目睹他怎么当着西德人的面打开塞得满满的公文箱。那里面全是从科技部保险柜里窃出的文件。惟一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尽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他终究不过是一个中级官员。借助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保密制度可以断定，除了直接归他掌管的7个间谍外，他并不知道其他间谍的身份。然而他从保险柜里带走的文件会给西德反谍报机构提供一些线索，危及另外的20到25名间谍。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这些人除名。
眼下当务之急是通知与施蒂勒接头的耳目和间谍。核反应堆专家科珀和妻子危急关头镇定自若，得以脱险。警察来到他位于汉堡市的家，敲门问他是不是科珀时，他告诉警察敲错门了，那位先生住在楼上两层。他和妻子随后抓起几件衣服溜出家门直奔波恩，躲进苏联大使馆。苏联人后来把夫妇两人偷偷送出西德。西德反谍报人员接着遇到一件令他们困惑的事。科珀是个铁路迷，平时收集了10余个国家的大量火车时刻表。更麻烦的是，他家里的地上还有长长的一列火车模型。西德特工不厌其烦地把火车车厢-一拆开检查，看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线索，但一无所获。日后，为了奖励我们这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我吩咐手下的人在西德拍卖这列火车模型时将其买下，寄给科珀（米尔克听说后吃惊不已，认为表达这种哥们义气毫无必要）。科珀在他面积小得多的东柏林新家里重新装好这列小火车。新家虽小，日子过得却很舒心。
施蒂勒负责联系的另一位耳目，在卡尔斯鲁厄核反应堆工作的菲勒的遭遇更加惊险。他接到我们打来的报警电话时，已在家中被捕。车到警察局后，几个警察押他从停车场去警察局的路上，其中一人在结了冰的路上滑了一跤，头重重地磕到地上。菲勒撒腿就跑，甩掉了尾随在后的另一个警察，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威斯巴登市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苏联人随后把他送到东柏林。菲勒过不惯东德的生活。两年后，他设法与西德的反谍报机构接上了头，在他们的协助下又一次逃回西德。撤回的间谍如果日子过得不开心，我们一般都知道，也会猜到他可能想再次逃回西德。但在菲勒一事上，我们决定让他走好了。他回到东德的时间不长，西德从他身上反正榨不出多少油水。可在这种事上谁也无法保证会受到宽大处理。施蒂勒手下的另一位间谍，在汉诺威一家核研究中心里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劳法伊森接到我们通知后逃到东柏林。1981年，他想再次逃回西德，在匈牙利边境试图进入奥地利时被捕。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开刀，杀一儆百。虽然他曾是东德的间谍，却因在东德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徒刑。
我觉得很对不起劳法伊森。他为我们情报局效力长达20年之久。我试过把他交换给西德或是减免他的刑期，但没有成功。1987年，他在狱中病逝，成了施蒂勒叛逃一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幻无常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施蒂勒叛逃后，我方渴望复仇的愿望极其强烈。结果本来应该由施蒂勒受的罪，劳法伊森代他受了。
由于施蒂勒的叛逃，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还有一个无形然而却是极其重要的收获：终于知道了我长得什么模样。施蒂勒逃跑前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已达20年之久，但西德没有一个人搞到过我的照片。为此，我有了“隐面人”的美称。其实西德联邦情报局有我一张照片，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一次我去瑞典会见西德社会民主党内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耳目克雷默博士时，西德人趁我不备偷拍下了这张照片。为了在中立国领土上见克雷默，1978年夏天我来到瑞典。我们经常利用瑞典、芬兰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安排秘密见面。这次来瑞典一是为了见克雷默，二是想借机从总部溜出来，和妻子一道去外国换换环境。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见隐藏在北约总部内的一个间谍。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为这次重要会晤保密上。也许是这一缘故，任务完成后，轮到见克雷默时，我们的警惕性有所放松。没想到这下害了克雷默。这些表面上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气氛。它们的反谍报机构好像也不那么过度热心。但我心里清楚，它们和西德是一家。我前往坐落在斯德哥尔摩西面的宏伟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与手下的人会合。定在这里碰头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融入游客的人流中。事后我想起曾注意到停车场有一对老年夫妇坐在车里。车子挂的是西德的牌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值得怀疑的地方。我继续去城堡见我手下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已安排好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克雷默。
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未到。为了消磨时间，我一人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闲逛。一对情绪激动的夫妇，也许是匈牙利人，跑到我跟前比划着告诉我，有人偷偷拍我的照片。我心里沉了一下，可觉得此事与停车场的那对老年夫妇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干是仍按原定计划，在当地民主德国大使馆为来访官员准备的下榻之处会见了克雷默。 我们这次错就错在选择了从瑞典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卡琅尔入境。根据我们一贯的谨慎做法，间谍避免直接从自己的国家去接头地点所在国见人。为此，我们先去芬兰，然后转道去瑞典。从芬兰进入瑞典无需出示护照，我们入境时也是一样，这样就避免了留下任何记录。船到港后，东德大使馆内情报局的人前来接我。瑞典反谍报机构原来也没闲着。他们把我们租的这辆车的牌照输入电脑，然后一路跟踪我们到斯德哥尔摩。
我们在当地的人为我的到来精心布置住房的举动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对来自东德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们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了西德谍报机构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的领土，即被罩在两国谍报机构编织的大网之下。西德人员带着这张在斯德哥尔摩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没人能猜出这个神秘的东德人到底是谁。
西德把我的这张照片和拍摄的其他难辨身份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在一个小盒子里。施蒂勒逃到西德后，西德谍报人员像以往那样，把所有这些照片摆在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从那一天起，西德新闻界再报道我时，终于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敌人知道我方谍报首脑长什么模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收获。然而知道我的相貌对西德却颇有稗益。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环绕我们情报局和我个人的神话。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个隐面间谍，而是一个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于克雷默的被捕，加之我的身份也已暴露，我们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与北约组织内的那个耳目的接触。这本来是我们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断了这条线才是施蒂勒叛逃给我们造成的最痛心的损失。
施蒂勒叛逃后，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给中央情报局两年。据我所知，美国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时机地抓紧机会学习英语，并拿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证书。他这号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穷困潦倒。返回西德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兰克福市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很快即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以上情况。一位特工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并表示如有重赏他可以把施蒂勒带到边境。米尔克马上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粗鲁地问：“那个乌龟王八蛋施蒂勒，难道就没法子把他弄回来？”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采用50年代双方互相绑架对方情报人员的惊险离奇的手段。可如今已是实行东方政策和缓和的80年代，政治上不允许再这样蛮干。部长大人只好作罢，气鼓鼓地听任施蒂勒逍遥自在下去，在法兰克福经营自己生意兴隆的公司。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几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惟一的赢家。
好在突发事件并不总是灾难。198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东德驻波恩大使馆的邮箱里躺着一个大信封。里面夹有一封写给外国情报局第9处处长的信。负责渗透西德情报机构的第9处是情报局内第二大处，仅次于科技部，也是最忙的处之一。我与这个处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数投上门来的人（指主动找到敌方谍报机构要求当间谍的人）不同，写这封匿名信的人准确地使用了我们内部的通讯地址。这表明他对东德情报局的内部结构很熟悉。
信封里夹有一张20元的西德马克。显然，此人意在把这张钞票上的号码作为今后与他联络的密码。匿名者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熟知西德谍报工作内情的专家，愿意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报。条件是一次性付给他15万西德马克，外加相当于现在西德情报局付给他的月薪的两倍的月酬。这封信是用很大的大写字母写成的。为了吊吊我们的胃口，他还透露说，西德方面正预谋把施蒂勒在科技部的上司施特罗伊贝尔拉下水。
这封信出自何人笔下，我们茫然无知。东德驻波恩大使馆外面的监测器只留下了一个镜头。一个把自己包得严严的人往信箱里投了一封信。虽然正值夏天，此人的帽檐却压得低低的，一条围巾遮住了半个脸。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就是匿名人那相当有力的方方正正的大写字母的手迹。
最后查明笔迹来自何人完全是运气。我们情报局与西德谍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游戏里周旋。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我们在西德的一名化名为维兰德的间谍。他的真实姓名是约阿希姆·莫伊茨海姆。
莫伊茨海姆以前是耶稣会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苏军俘虏。1979年起在科隆一带为我们搜集情报并试图在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发展一个关系。此人叫卡罗勒斯，在总部里负责一台叫纳迪斯的计算机。该电脑里储存有一个花名册，列出哪些人可以参加机密工作，哪些人不能以及他们的人事档案。莫伊茨海姆请卡罗勒斯帮美国人查一个人，答应事后给他1000马克作为报酬。卡罗勒斯觉得此事蹊跷，因为他知道中央情报局可以直接通过纳迪斯电脑查人，于是向上级检举了莫伊茨海姆。
西德反谍报机构里还有两个人知道莫伊茨海姆的行动。一个是聪明过人的高级官员克劳斯·库龙，另一个是担任反谍报机构安全保卫处处长的汉斯·蒂德格。两人专门负责肃清科隆反谍报机构里的东德特务。蒂德格和库龙邀莫伊茨海姆到一家饭店会面，然后亮出他们掌握的莫伊茨海姆试图发展卡罗勒斯的证据，并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为西德当双重间谍就要判他长期徒刑。莫伊茨海姆被逼就范。由于担心我们会很快察觉，西德一开始不想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假情报，而是给了他有关800多名西德人的内容丰富的秘密材料。其中包括西德反谍报机构有可能发展的对象以及同时参与几项国防项目的人员名单。这是西德人的一大失误。我们因此受益匪浅。
莫伊茨海姆每个月拿着西德付给他的2000马克工资，内心却仍隐约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他告诉我OJ，蒂德格和库龙想把他变成西德间谍，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当三重间谍。他帮我们辨认出，信封上的大写字母正是主管他的库龙的笔迹。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需要绝对的谨慎。任何一个谍报首脑与双重间谍打交道时（更不用说三重间谍了）一向慎之又慎。如果某人叛变过，人们不难推测他还有可能再次叛变。我们跟西德谍报人员玩的这场游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莫伊茨海姆向西德反谍报机构内主管他的官员假称他在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人秘密接头，然后再把这一切汇报给我们。与此同时，我们要这位三重间谍从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心脏向我们提供真正的情报，探明商界里我们怀疑与西德谍报机构有染的人的虚实以及西德谍报机构怀疑是我方间谍的人的背景。由于我们本不该知道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已了解莫伊茨海姆作为一个三重间谍与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西德方面不得不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一些真实情报，以免受到我们的怀疑。否则，他们可能会担心，我们开始怀疑莫伊茨海姆是否已被西德发展为双重间谍。可我们不可能回回知道西德通过科隆计算机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莫伊茨海姆从前在耶稣会受的教育倒是派上了用场。
西德反谍报机构则急于通过我们向莫伊茨海姆提出的问题判断我们对他们到底了解多少。为了使莫伊茨海姆不至于引起我们的怀疑，西德经他手提供了大量情报。有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其中也混杂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珍品。眼下，两个敌对的谍报机构之间的这场斗智一波三折之外又起一波。主管莫伊茨海姆的西德谍报官员库龙也想为东德干！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云诡波诡的谍报这一行里也不多见。
库龙是条大鱼。他在反谍报机构的心脏部门工作，深受上级信任。打入这种要害部门是每个谍报机构梦寐以求的事。倘若可以把库龙拉过来，就可以掌握西德对我方谍报活动的了解程度，并据此改进我方的防范措施。这好比是破坏了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中枢免疫系统，堪称成就之最。但在一个充斥着双重间谍和三重间谍的世界里，我们必须确保，库龙投上门来这一举动本身不是一个圈套。
事先约好的时间一到，库龙分秒不差地按密码号码拨通了给我们的电话。我们跟他见了面，并派人从房顶上偷偷录下整个会面的情景。如果日后发现这是西德人精心设置的圈套，我们可以拿出库龙先找到我们的证据。库龙与莫伊茨海姆打交道时化名克卢格（德语里意为“机灵鬼”）。名如其人，库龙不愧是条老狐狸。
时隔不久他转告我们，说不想操之过急。随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他才同意在维也纳与我们见面。以后每次与他联系均使用最初他寄来的那张钞票上的数码．只不过重新排列组合一下而已。考虑到他是西德情报局里的高级官员，我们把与他联络的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每次他想找我们时，可以使用几个电话号码中的一个。通过收听短波广播，他记下一串串密码数字，然后再从中对出钞票上的数码。任何其他人几乎不可能破译这套联络办法。虽然库龙已同意接头，那个周末我仍然坐卧不安，等待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库龙迈出与我们合作的最后几步之前，仍不能排除这是一场阴谋。我们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的安排。第9处副处长（该处的工作包括分析西德反谍报机构的活动）卡尔·格罗俾曼带一位年轻助手去奥地利。与此同时，又分出一支人马，由9处的第二把手内尔斯带一位充当联络员的下级官员去维也纳，暗中观察这场交易。相比之下，描写维也纳扑朔迷离的间谍世界的著名小说《第三个人》里的情节简直不算什么。
会面地点定在维也纳的舍恩布鲁恩公园的入口处。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这里曾演出过一幕幕的阴谋与爱情。我们的人分头来到公园。每个人都仔细观察了四周，确保没有受到监视。格罗斯曼在公园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落了座。
约好的时间刚到，体格健壮，身板笔直的库龙跃入了他的眼帘。与此同时，内尔斯也走向公园大门。这两个来自敌对谍报机构的陌生人擦肩而过时彼此热情打招呼，好像是一对老熟人似的，随后消失在皇宫的花园中。看到自己的猎物安全抵达，格罗斯曼钻进一辆出租车，赶到约会地点与库龙和那个联络员会合。三个人来到一家僻静的餐馆。库龙坐定后，绷紧的神经开始放松。
他向我们的人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志，对自己的叛变行为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像他这样自觉怀才不遇的人，任何政府部门里都可以找到。库龙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大学，在西德情报局里温到这个地步完全凭个人的勤奋。所有的同事对他的出色业绩都很钦佩。然而没有大学学历意味着失去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靠这份48000马克（当时约合25000美元）的年薪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决谈不上奢华。他深知，现在挣的这份工资已经到头了，以后不可能再涨。
“这件事折磨了我很久，”他说。“谁都知道我工作出色。可我在事业上却不会有任何新的发展。”稍顿，又不无怨文地轻声说：“西德自称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等机会。我不这么认为。甭管我工作多玩命，到头来仍是个卖苦力的。而有的人本事虽不大，靠老子的钱读完大学后一来到情报局马上前途似锦，不管干好还是干坏。我实在受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