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事后诸葛亮很容易当。什么苏联如何笨拙啦，在许多方面如何不如其头号敌人美国啦，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啦等等。然而在整个国际关系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所主宰的40年里，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忧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实现赫鲁晓夫发出的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誓言。受此恐惧心理的驱动，西方的谍报与宣传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运转着。此外，苏联谍报工作的成就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想象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谍报与反谍报工作则源于对西方奉行的击退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后来里根发出的星球大战的威胁的担忧。无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西方阵营均怕对方夺得战略上的优势。
身为举世公认的共产党国家中最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的前首脑，由我总结一下东德谍报工作的成败功过恐怕再合适不过了。
在东西方谍报人员的圈子里，我素有社会主义阵营内莫斯科的心腹之称。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如果它是指我每个星期一早上给克里姆林宫或克格勃打电话，与他们商讨一周的工作安排的话，则纯系子虚乌有。如果是指我从斯大林逝世后一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时与苏联的一些当权人物关系不同寻常的话，那倒是真的。由于我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又是在苏联度过的，因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既以一个目击者，又以一个局外人的双重眼光审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思维方式以及它的秘密谋报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苏联谍报机构在美国和欧洲的收获最丰。当时它可以依靠这些国家内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英国，但也包括美国。苏联仿佛是一座灯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坚定地投身到它的谍报机构之下。这段时期发展的一批间谍是最优秀的。在他们的协助下，苏联得以在核竞赛中赶上对手。甚至经历了麦卡锡时代以及1945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后，他们中仍有许多人没有暴露。
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把谍报工作视为一种光荣的职业。过去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著名间谍建立的丰功伟绩和积累的经验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如索尔格与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维尔纳和克劳森。维尔纳战时曾为苏联在中国、但泽、瑞士和英国搜集情报。克劳森曾是索尔格的发报员。此外，还有隐藏在纳粹外交部心脏的伊尔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军里任军官，同时又是红色乐队的头头的舒尔策·博伊森。该小组成员还包括哈纳克和库克霍夫两对夫妇。我们情报局里就有很多第三帝国时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如我的几届前任蔡瑟、施塔尔曼、科布和沃尔韦伯。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我意识到，向新参加我们队伍的人宣传老一代人的事迹，使其懂得谍报工作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们还给这种做法冠以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继承光荣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在谍报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们称呼自己的语言上。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局按文官制度给每一个成员定级。而我们则仿照苏联的一贯做法，在情报局实行军衔制。国家安全部部长是四星将军，然后依次往下排。我们甚至谱写了自己的战歌。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个合唱团，通过歌曲表达我们永远忠于党的事业的决心。有一首俄国歌曲歌颂了战斗在敌后的间谍。我把它翻成了德语。这首歌的歌词开头是：
我们是祖国的眼睛和耳朵，
我们是无名战士。
我们的功勋无人知晓，
时刻与敌人周旋……
随后是雄壮的合唱，歌颂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人。看不见的战线一词源于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契卡。我们从来不称自己是间谍，而是用侦察员这个路德时期的含有褒义的德语词形容自己。“特务”一词只指敌人，从来不用于自己一方。这些不过是语言心理学方面的起码常识，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种气氛。受此气氛影响，东德的谍报人员常怀有一种浩然之气，视敌人为丑陋的小人。
这里要说明一下，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相比，军事化的组织手段绝对是第二位的。西方谍报机构根本不搞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报局也好，英国的军事情报6处也好，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好，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成员无论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对自己的看法非常实际，无半点浪漫色彩。我不是说这些谍报机构的人员不称职。他们其实都是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我是指这些谍报机构的成员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神圣，不过是辛辛苦苦搜集情报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的小职员罢了。我们恐怕走了另一个极端，引入了一套军事组织结构，严格限制个人的生活习惯并向部下灌输我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的观念。然而通过以上做法我们的人员强烈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从而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忠诚。没有忠诚，任何谍报机构都无法运转。
我一向认为，很少有人纯粹为了钱当叛徒。中央情报局总是喜欢用钱去收买人。克格勃也是一样。克格勃后来很难找到出于信仰为它当间谍的人，尤其是在美国，只好用钱去收买。苏联最后几年谍报上的重大收获均来自自动投上门来的贪财之徒，如头号间谍艾姆斯，而不是为了打入敌方某个部门事先挑选的特工。我们情报局通常早在潜在的特工人员还是学生时就开始培养他们。
当然，对库龙这样的来自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叛逃者，我们不惜重金收买。可这种情况实属例外。一些更有头脑的苏联谍报人员认识到，在西方发展潜在的鼹鼠时必须牢记，除了钱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我喜欢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诱人之处。我不是指有时为了帮助客人消磨时光向他们提供的妓女服务或黄色录像带，而是这些客人在铁幕的另一边受到款待时感受到的刺激。有时，我们邀请拉拢对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苏联访问，尽管这类访问毫无必要。易受影响的西德人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选好的），常常为其所见所闻深深打动。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会党内一位高级人士上钩。我们给他起的化名是尤利乌斯。他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很有社会地位，结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兰特和党内的其他大员。当时他应邀参观苏联的一家发电站并考察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我恰好在伏尔加河这一带休假钓鱼。我猜想他喜欢猎奇，于是拉他上了一条小船，驶到一个工人家。工人一家热情款待了我们，烧了鲜美的鱼汤请我们品尝。我充当尤利乌斯的翻译。他询问了工人一家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过--这位工人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及政治经济现状。这位工人批评了莫斯科。我们在一起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缺陷。尤利乌斯对我们的直言不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访苏时准备好的别墅。这次访问最后流产。我在来宾签字簿上签了我的全名：马库斯·沃尔夫中将。尤利乌斯显得有点不自在，因为他的签名紧挨着我的名字。
我们建议尤利乌斯投身到苏联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在敌国腹地度过的这一短暂假日打消了他的种种顾虑。同时，他还感到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以后，他成了我们在西德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政治消息来源。我们补贴了他私人办公室的部分开销。类似这样的政治行贿基金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里也很常见。
我常对俄国同事说：“你们这些人，最有力的武器反倒放置一边不用。你们只领客人参观发电站，不让他们接触当地人。他们也许住得很简陋，可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胜过任何参观项目。”
苏联谍报机构曾是我们的榜样，早期也是我们在外国谍报这一行的老师。从50年代中开始，我们常去莫斯科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会晤苏联的外国情报局负责人，并听取克格勃首脑的情况通报。那时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在主人眼里，我们不过是来自一个自豪的帝国前哨阵地的下属而已。
苏联方面安排我们住在专门用于接待外宾的一栋小楼里。这里曾是维克多·阿巴库莫夫住过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可怖的苏联军事反谍报机构史墨斯的首脑，血腥清洗了斯大林实际和想象中的敌人。1953年贝利亚死后，他也被枪决。
这栋小楼一共有三层，属于苏联革命前奢华的建筑风格。里面有几套房间，一部电梯，数个壁炉，还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卫生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老式浴缸。餐厅一侧的餐具柜里摆满了精美的瓷器餐具和酒杯。一张漂亮的椭圆餐桌摆在正中，上方低悬着一盏吊灯。我们围坐在这张桌子旁，与主人讨论世界形势。所有的窗子挂着厚厚的窗幔。小楼里还有一个收藏俄国经典作品的典雅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极少有人动过），一个台球室，一间电影放映室。即使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来到这里也禁不住咂舌。这种旧日的资产阶级情调与暴发户粗俗的铺张浪费的混合体很合他们的胃口。据说，阿巴库莫夫亲自拷打犯人，而且学贝利亚的做法，在大街上看到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就将其惊到家里奸污。天晓得我们受到盛情款待的这栋小楼昔日是多么的阴森恐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情报局的新闻处设在这里。
米尔克喜欢受到苏联人隆重盛大的款待。我更喜欢在莫斯科郊外密林深处的别墅里度过的时光；它使我想起童年。米尔克始终没有摆脱出身贫寒带来的不安全感，非要我陪他睡一屋，称一人睡太孤寂。也许四周的林子让他感到有点害怕。晚上他酣声如雷。我本想借到苏联出差的机会休息休息，结果苦不堪言。
1953年后，由于斯大林的去世以及他的打手贝利亚被处决，苏联领导层内出现动荡。我们与克格勃的关系为此受到影响。接替贝利亚的克鲁格洛夫被撤换掉。新上任的克格勃头子是谢罗夫。他曾负责在东德组建苏联的机构：在柏林开设了一个庞大的克格勃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安插克格勃代表并在波茨坦成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情报部。谢罗夫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自己的谍报与反谍报机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一次苏联阵营国家谍报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是个不脱军装的人，无论是从衣着习惯上讲还是思维方式上讲。他在发言中强调了我们所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国。我的苏联恩师是帕纽什金。他曾任驻美大使，后来在苏共中央里主管外国干部工作。
有一次，我同谢罗夫和克格勃派驻柏林的头子科罗特科夫乘火车去距柏林40英里外国家安全部的狩猎区打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罗特科夫曾化名埃德曼，在柏林当红色乐队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员。他们两人在车上回忆起当初一起参加镇压匈牙利起义的往事。从他俩的交谈中我感到，克格勃里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参与过对这次起义的镇压。
谢罗夫之后任克格勃首脑的是谢列平。他的高压政策只持续了3年（在此期间，他批准了在慕尼黑暗杀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并亲自给执行这一任务的特工人员授勋。）1961年，骄横而又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因卷入一场反对赫鲁晓夫的未遂政变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首脑。此前，他曾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别看谢米恰斯特内外表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头脑敏锐，意识形态上态度强硬的人。1964年赫鲁晓夫最终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时，他见风使舵，及时站在新领导人一边。此后在克格勃内扶摇直上。他这个人整天担心社会主义制度会受到苏联艺术家和作家的腐蚀，从内部变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围剿。他对外国谍报工作不感兴趣，交给萨哈罗夫斯基去管。萨哈罗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对他也十分敬重。由于我俩年龄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亲一样。
我竭力使东德情报局与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谍报机构的“过火行为”拉开距离。这些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奉克格勃为师。间谍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中充斥着暴力和谋杀。实际谍报工作中，暗杀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是什么家常便饭。我觉得任何一方并不想蓄意杀死对方的人。死者大多数是因为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而致死，尤其是遭绑架时。50年代西方国家拍了一些纪实黑白纪录片，大肆渲染这类死亡事件并借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鉴于这种事自己人之间一般不愿张扬，我们常常借助西方新闻媒体了解这类案件。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严厉手段的时候。由于50年代中期情报总局并入了国家安全部，加之仿效苏联谍报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局与反谍报机构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如果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第20司对某个“异己分子”（借用反谍报机构的一句术语）不放心，我们情报总局恰好又有此人邻居的档案，我们会让这位邻居监视此人并向我们打小报告。任何与政府政策唱反调，持异议或稍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异己分子”这顶可伸可缩的帽子。这是斯塔思使用的最恶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们情报局了解某个旅居海外的东德作家的活动和与他来往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材料转给反谍报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反谍报机构了解东德居民在西德的社会关系。
以上在情报方面互通有无的做法；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均属正常工作方法，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样。有人称，由于外国情报局与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机构沆瀣一气，我因此也参与了国家安全部对东德公民的监视和镇压活动。我不想否认外国情报局与这类活动有牵连，但国家安全部内各部门之间的严格分工意味着我们局根本就不该介入国内的反谍报工作。情报总局始终是一个专门负责外国谍报的机构。虽然我们与反谍报机构有着政府部门之间常见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国内案件从来不归我们管。不过对这些镇压活动以及反谍报机构常常采用的严厉手段，我们是知情的。情报总局与国家安全部下属的反谍报部门在以后的合作期间，使用暴力手段十分少见，绝非普遍现象。高级官员既没有下令，也没有同意过这种行为。不过确实对不同政见团体进行过分化和恐吓。这类手法对人心理造成的损害恐怕比肉体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神摧残术几乎可以说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科学家哈夫曼就曾受过这样的折磨。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曾被希特勒政权判处死刑。苏军把他与昂纳克从同一监狱中救了出来。60年代末起，哈夫曼公开批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呼吁对停滞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如临大敌，封锁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海德的家周围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来探望他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各种诽谤他们夫妇的谣言四起，包括确有的或编造的婚外恋传闻。我们局的一位特工沃伦贝格还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团体内，伺机破坏捣乱。
诗人兼歌唱家比尔曼经受了同样的摧残。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团体的一员。一次他访问西德后，东德拒绝让他入境，并非法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
温克勒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尔曼的崇拜者。1979年，当局以捏造的所谓“大庭广众之下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逮捕判刑，随后又把他驱逐到西德。温克勒后来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坐狱期间心理上受到的折磨。1989年，我俩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一次呼吁改革的群众集会上相识。此后也许还成了朋友。1993年夏天，我出庭受审期间，他赶到法庭声援我。第二年，温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中海溺水而死。
甭管什么监狱，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损害。然而犯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预审的人以及案结后遇到什么样的狱卒。我听手下的人说，坐过西德监狱的人向他们讲述了单身监禁对精神的折磨。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德的监狱，但可以想象，里面的条件一定非常恶劣。温克勒对自己被驱逐前1年零1个月的受审及狱中生活的叙述表明，犯人的尊严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过狱的人皆有同感。温克勒后来组织人参观国家安全部及它管辖的监狱。我俩逐渐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沟通。
听了温克勒的经历后，我再次为国家安全部内丑陋黑暗的一面感到无地自容。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遇到扬卡时，我也是满面羞愧。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父亲的战友。他诉说了1956年动荡后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狱中的经历。他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包岑监狱。1989年12月，我和扬卡主持了德共全国代表大会，试图把统一社会党改造成一个民主社会型的政党。我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斯大林时期以及东德历史上所犯的罪行的报告，并向东德人民表示道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我的继任人格罗斯曼多次说过，我们情报局不能回避自己在镇压国内人民中应负的责任，并希望能够得到人民的宽恕。
利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对付持异议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国公民，完全践踏了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时至今日，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沉默感到内疚和痛苦。
我极不赞成任何蛮干的行为。可我们有些“友好”谋报机构却不这样想。一天，我接到保加利亚柏林站站长打来的电话，请我找个可靠的医生，帮他们处理“一件难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只肯说：“有点货想出手，担心坏掉。”
我马上明白了。保加利亚人一定是绑架了谁，而且给他注射了麻醉剂，可忘了监测麻醉剂的药劲。我们找到一个为国家安全部做事的医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亚使馆。这种人见过世面，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吓着。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太晚了！那伙笨蛋给他注射的剂量杀死一匹马都有富余。他们把人塞到汽车行李箱里。一没空气，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不死才怪呢。”
电话铃又响了。这回保加利亚的这位站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微微发颤。刚刚不慎结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现在他自己的脑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们刚把藏在西德的此人绑架出来，准备送回索菲亚审判。
“能把货留给你们处理吗？”他请求说。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绝了他。
我俩在电话上争执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把问题提交给米尔克。米尔克说，处理尸体是保加利亚人的事。趁尸体未僵前，我们赶紧让保加利亚人把它拉走了。不管我怎么解释，人们似乎也不相信我没干过这种事。我在本书中通过一些实例已经解释了我们的手法。显而易见，一个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不需要卷入不得体的“湿活儿”一类的行当或使用什么安眠药。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现实生活中确有邦德（扮演007的男主角）这种人的人才会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
不过我知道，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仍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暗杀办法。连克格勃内的许多人都不大清楚有这么一个部门。除了用有毒子弹射杀了班德拉外，克格勃还在柏林绑架叛逃人员特鲁奇诺维奇未遂时将他干掉。特鲁奇诺维奇是俄国流亡海外人士组织--全国工人联盟--的领袖。有一回克格勃派了一个人到东欧各国巡回兜售他们的秘密武器，如不留痕迹的神经毒气，涂在门把儿上的触摸式毒药等。我从他那儿拿来的惟一一样东西是一小瓶“诱供灵”。他活像一个走家串户的推销商，滔滔不绝地夸这药是“一绝”。多年来我一直把这瓶药放在私人保险柜里，从未动过。
一天，我突然对这瓶药萌生了好奇心，请一位可靠的医生化验一下药的功能。他回来见我时连连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这种药用后倘若身边没有医生观察的话，你想套出真话的这家伙要不了几秒钟就得玩儿完。”他告诉我说。我们从未用过“诱供灵”。
不论哪一方的间谍都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冷战初期，叛逃人员一经抓住，下场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审判并被处决。我听说的第一个被处决的东德间谍是个叫埃莉的妇女。她是东德总理格罗提握的秘书。1948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前，格罗提握曾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老同事始终抱有一线希望，他也许会与苏联人分道扬镳，从而造成东德执政党的分裂。西德一直盯住格罗提握不放，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可格罗提渥丝毫不为所动。西德于是开始打他秘书的主意，派了一名男间谍诱她下水，并给她起了个化名，叫“戴西”。就我所知，这是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谍报机构首次使用罗密欧式手法去勾引一位政界要人身边的随从做间谍。
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发前，罗森堡夫妇刚刚在美国因偷窃原子弹机密被处死刑。谍报这行和冷战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讲的是对等。她在与波兰接壤的法兰克福市被处以绞刑。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下，我一开始就对这场游戏的冷酷有充分的认识，对东德国内的种种黑暗现象也看在眼里。50年代人们动辄被捕，共产党内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变的罪名。
196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首脑后，情况大为好转。我终于遇到一个让我敬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礼节，不搞小动作，与前几位克格勃首脑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人一般都很骄横，觉得自己的伟大帝国固若磐石。安德罗波夫身上却没有这种狂傲。莫斯科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独具慧眼，认识到1956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以及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苏联的虚弱，而不是强大，并渴望今后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安德罗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又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在历届克格勃首脑中堪称一枝独秀。他的兴趣之广超过了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理论问题，他都可以领会其精髓。他不仅认识到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体制，还看到改革蕴藏的风险和潜在后果。
我与安德罗波夫的首次深谈是在1968年。此前不久，苏联军队刚刚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他本来计划那年夏天访问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恶化迫使他延期。最后成行时已是深秋时节。当时我们对这一事件仍感到头晕目眩，不知说什么好。我参加过无数次大同小异的国宴，惟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是在位于东柏林北部潘科夫区的国家安全部的一处宾馆内举行的（东德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都住在这里的一幢小楼里，彼此是邻居。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才于50年代搬到郊外的万德利茨大院里）。
选择这个宾馆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它美观典雅，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客人的应有尊敬，同时又不过分富丽堂皇，以致超过苏联人为我们举办晚宴的场所。参加晚宴的德方人员是米尔克，国家安全部的11名负责官员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气氛十分轻松。这也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带来的新气象。50年代期间，尽管赫鲁晓夫推行了解冻政策，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仍然没有消失。人们活得战战兢兢。这种恐惧心理此时已烟消云散。安德罗波夫彬彬有礼，几杯酒下肚后仍不失态。他的许多同胞都做不到这一点。周围所有人，连头脑简单之徒都明显地松了口气。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聚会。甚至连服务员都是从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务员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清一色男侍。
不出我所料，饭桌上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尔克始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耿耿于怀。在他眼里，社会民主党人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偏差”的罪魁祸首。这次宴会对于他乃是天赐良机，可以发泄一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怨恨，并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德共坚决支持苏联一举粉碎布拉格改革运动的立场。他站起身讲了一通，强调需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理论的“腐蚀”。布拉格改革派就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轮到安德罗波夫发言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一我们当时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坐视捷克斯洛伐克与我们分道扬镳。前者会给我们脸上抹黑，后者则会给东欧带来严重后果。这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抉择。” 他呷了一口水。一桌人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找出隐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日子不会太好过。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恐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与他们的关系，弄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安德罗波夫的一席话冲破了不少政治禁区。首先，他没有单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张研究该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实际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对人民的不满情绪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其次，安德罗波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流露出的担忧与官方宣传口径截然相反。后者称广大奉公守法的人民群众对恢复局势稳定以及共产党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权欢欣鼓舞。结尾时，他表示赞成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接触的几句话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东德领导人与西德左翼的第一大党之间不共戴天的现状。他的批评颇具远见。第二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即开始推行旨在加深两德之间了解的东方政策。安德罗波夫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吹捧和空谈连篇的场合直言不讳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这番话的影响，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斟满了酒杯。
这不是最后一次听到米尔克的奇谈怪论。直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为斯大林祝酒。面对态度越来越冷淡的听众，他照旧邀所有人一起“为我们的导师干杯”，同时强烈暗示苏联搞的非斯大林化是一大错误。不过这都是当着自己同胞的面说的。苏联人在场时则换了副面孔。
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主要对外交政策和外国谍报感兴趣。他改革了克格勃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了一套更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外国谍报工作方面，他很快意识到，往驻外使领馆、贸易代表团或其他驻外机构派驻谍报官员的传统做法不是最佳的办法，因为这些机构受到所在国反谍报机构的严密监视。根据过去我通过派驻华盛顿使馆的谍报官员开展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不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人刚一迈出使馆大门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后，我遇到克格勃派驻华盛顿的头子格罗马科夫时，他却声称，联邦调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觉，从来没有妨碍过他与间谍接头。披着外交官外衣搞谍报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报复性外交驱逐。也就是说，安插在使馆或类似机构里的谍报人员，极有可能在时有发生的这类驱逐中被赶出驻在国。苏联驻外使馆人员大大超员。有一年英国一次就将苏联驻英使馆的105名有特工嫌疑的人员驱逐出境。安德罗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员（派遣改头换面、持假证件或编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工潜入敌国）的做法无疑更有益于谍报工作，但下面的人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更喜欢有个靠山做后盾。
而我们迫于形势的需要早已完成了这一转变。直到东西德签署基本条约之前，西方世界拒绝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我们反正也不具备利用使馆搜集情报的条件，因而主要依赖非法渠道（连这个词都是从昔日老布尔什维克的词汇表里搬来的）。安德罗波夫仔细研究了我们的做法后得出结论，今后需要减少躲在驻外机构的安全岛里从事谍报活动的人员，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员打入敌国，独立开展工作。他还深人地研究了东德谍报机构的发展过程，要我准备一份详细的材料，举例介绍一下我向国外派遣间谍的做法。我不胜荣幸，欣然从命。
我们与苏联人从不交换自己间谍的名字。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谍报工作的第一要则：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这种合理限制是为了防止有人叛变时，各部门之间互相推倭指责。
安德罗波夫乐于听取来自克格勃以外的情报，因而对苏联驻外使馆内外交官与谍报官员之间的矛盾了解甚深。克格勃有时不把驻外机构放在眼里。为此，许多馆内大使和克格勃头子搞得很僵。加上克格勃倚仗充足的经费，财大气粗，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克格勃人员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车，而使馆只有高级外交官才有自己的车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馆提供的班车。克格勃人员伙食费的报销标准也高于职业外交官。这些待遇上的差别不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还使外国反谍报机构易于辨认出披着外交立外衣的克格勃人员。
至于安德罗波夫在政治上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日后据为己有的许多改革思想实则出自安德罗波夫。他认识到，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军工部门和民用部门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对军工联合企业的巨额投资顺利开发先进的民用高技术，如喷气式客机和电脑。而苏联国内一切严格保密的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民用部门的发展。与苏联军事部门打过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部长们在这方面有切肤之感。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目前正打算落实这一想法。为此，已成立了数个由军事和文职人员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比较研究两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利弊。安德罗波夫把谍报工作视为汲取西方好的经验，从而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他愿意研究他国做法的开放思想与周围环境的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的某些人士所鼓吹的以社会民主为标志的“第三条路”，安德罗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镇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期间，他在私下场合仍与人讨论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试验以及经济自由化的思想。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能呆上10年，而不是病魔缠身的短短几年，他会做些什么。毫无疑问，他不会走戈尔巴乔夫的路。安德罗波夫生前曾希望能够摸索出一条路子，把社会化的财产置于市场经济之下，并推行政治上的改革。无疑，改革的步子会迈得更稳健。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安德罗波夫从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继任人契尔年科那样盛气凌人。科切马索夫回忆道，他被任命为驻东德大使后，安德罗波夫嘱咐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总督。”至于苏联摆脱了昔日俄罗斯帝国颐指气使的习气后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改革，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
也许我在这里谈到的有关安德罗波夫的片断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他怀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绘成不露声色的开明人士，甚至还是爵士音乐的爱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难以把这种看法与他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强硬态度联在一起。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我可以证明，安德罗波夫确实赞成改革，但不会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会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混乱。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伴随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性。但我认为，这种改革会更加有条不紊，更见成效。
我对安德罗波夫的敬佩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1978年我设法通过双方交换被捕间谍救出纪尧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当时揣度，波恩只有从苏联那边换回一条大鱼，恐怕才会交出纪尧姆这会抬高他们作为全球外交游戏中主要一员的身价。同时，考虑到西德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搭上几名被捕的西德间谍，以增加这笔交易对西德的诱惑。我在一个信封背面漫不经心地写下可能交换给西德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关键，也是难题，系于夏兰斯基。更确切些说，系于克里姆林宫与他结下的不解之仇。
夏兰斯基连续5年为争取苏联犹太人的权利奔走呼吁，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疾恶如仇的索尔仁尼琴著有描写政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萨哈罗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后来投身人权事业。夏兰斯基获此名望既是个人魅力的结果，又有幸运的因素。他碰巧遇到对他深表同情的记者。像他这样执著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又何止几百。可他们却默默无闻。这名腼腆的学者因为名扬海外成了克格勃和苏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对付敌人的做法，知道他们常常以驱逐不喜欢的人了事。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了飞机，送到西德。萨哈罗夫被流放到国内的高尔基城（安德罗波夫的决定）。所以干吗不照章办理，把夏兰斯基也驱逐呢？然而安德罗波夫不这样想。
“沃尔夫同志，难道你看不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回答说。“此人是个特务（安德罗波夫认为夏兰斯基与中央情报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犹太人，在为犹太民族说话。我们国家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多了。倘若现在对犹太人让步，下一个又该轮到谁？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是卡尔梅克人或车臣人？”
安德罗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园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将潜在的敌人从他们的故土上连根拔掉。克格勃用“异己分子”一词形容这些少数民族。我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个词。苏联领导人觉得这些少数民族心存不满，脑后有反骨。据安德罗波夫估计，这批人的人数高达850万。
“在眼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轻率地试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同时打开所有阀门的话，人民发泄起不满来会势如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安德罗波夫又解释道。安德罗波夫终于向我吐露了真言。苏联人在人权问题上顽固不肯让步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害怕，害怕过去斯大林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会激化苏联的民族矛盾。夏兰斯基于是不仅是苏联犹太人的象征，而且也会成为许许多多“异己”民族的象征。
今天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兰斯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然而当年安德罗波夫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尤其没有任何必要对我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民族问题，令我大为吃惊。安德罗波夫接下去说：“夏兰斯基会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一面旗帜。由于过去斯大林的排犹行为，这些人对苏联国家积怨甚深。他们在国外还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释放他的时候。”谈到苏联的衰弱时他同样坦率。他提起14年前我俩见面时他曾说过，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下坡路。
我几次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同意交换夏兰斯基，都失败了。一听到夏兰斯基的名字，他就变得焦躁不安，大声说：“他是个特务。没什么好讲的。”我们的谈话就此告终。
最终，纪尧姆还是因健康欠佳的缘故提前获释（他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患有肾病）。不管西德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倘若纪尧姆死在狱中，他们用这具尸体是换不回己方有价值的间谍的。此外，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决，否则他也许会限制交换俘虏以及两德之间家庭成员的团圆。
1980年，我随米尔克飞赴莫斯科，借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30周年之际向克格勃的一些高级官员授奖章时再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东欧集团各国的情报机构均非常重视这类仪式。双方基本上是一来一往。每逢他们纪念日时，他们向我们授勋。轮到我们的节日时，也向对方人员授奖。苏联阵营内各国之间彼此授来授去，最后没人记得克格勃的头头脑脑得到过多少奖章。克格勃总部专门雇了一个人，负责确保出席这种场合的克格勃官员不至于戴错奖章。我们这一次授给安德罗波夫的是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克格勃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在过去30年中的兄弟般的合作。当时他正住院，但还是在医院里接受了这枚奖章。
1980年是苏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一年。北约组织声称，由于苏联在俄罗斯西部和东德部署了SS-20机动导弹，它必须对此采取反措施。1979年下半年，北约决定，除非1981年12月底以前苏联通过谈判同意从我国撤出这批导弹，否则它将在4个欧洲国家部署核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将使冷战双方直接受到近在飓尺的可以打到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导弹威胁。此时北约规定的期限已过，东西德一片愁云惨雾。一些评论员把当时的形势比做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保守派人士把这种看法斥为左派的危言耸听。但我知道，施密特会晤昂纳克的特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人们对可能发生一场核对抗忧心忡忡。施密特私下会见昂纳克的经济顾问、在两德事务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米塔格时抱怨说，华盛顿正在给西德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联系。”施密特还告诉米塔格，恐慌会急剧升级。但昂纳克应该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西德一方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通过波恩的情报渠道获悉，西德与北约的关系颇为紧张。当初莫斯科和华盛顿不与各自的盟友商量，单独就限制洲际导弹力量达成协议时，是施密特首先提出欧洲防御的问题。如今他弄得骑虎难下，自食苦果。卡特呼吁西德和美国一道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施密特本来就貌合神离的政府分裂成赞成抵制和反对抵制的两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告诉我们，施密特可以以辞职要挟，迫使内阁批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门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获悉，施密特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极为恼火。美国对苏立场趋于强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对东柏林的访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与东德保持联系，对参加超级大国的游戏不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宣布取消预定的东德之行，而不是设法把昂纳克逼到不得不主动撤回对他的邀请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