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谈判破裂，我主管的情报局负责向莫斯科提供美国将于1982年在欧洲部署的美国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及技术参数的情报。说句老实话，我对美国核战略的了解远胜于对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导弹的了解。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北约组织内部的头号间谍鲁普。虽然我们是莫斯科的头号盟国，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线的导弹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但苏联人机动式SS-20导弹的部署地点对我们也严加保密。苏联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恼并疏远了不少本来对其忠心耿耿的东德人。只有举行假想北约对我们实施首次核打击时的特别备战演习时，才叫上我们情报局的人参加。
随着美国重新扩充军备以及更为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苏联伙伴焦虑不安，担心会遭到核导弹的袭击。俄语里称为核袭击。东德情报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这类突然袭击的计划。为此，我们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争。但我的确认为，世界两大敌对制度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著名核战略家私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战争。这不是什么新发明。中子弹就是专门为鲁尔区和柏林设计制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样信不过卡特。倒不是怀疑他居心叵测。问题是他什么都想试试。这种态度很容易引出乱子。”
前面提到过，我认为魏纳知道他的助手与东德有染。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制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们暗示，为了捍卫德国的利益，稍有核冲突的苗头，他会立即通知东德，不管他本人会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他还通过安排双方交换间谍的律师福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最终魏纳对昂纳克的信任恐伯超过自己党的领袖。我们甚至通过西德方面的人得知，魏纳留下遗嘱，他死后私人文件存放在东德。
美国政策不可理喻的转变令我们忐忑不安。与此同时，这段时间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也令我们头痛不已。昂纳克思想上刚刚转过弯子，准备根据新的东方政策调整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时，莫斯科即发出了刹车的信号。
专门负责与我个人联系的苏联谍报官员布达欣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尽管两国官员频频举杯祝酒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莫斯科与东柏林的关系注定是聋子的对话。建造一条穿过东德领土的汉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条东西德航运河道也好，或是与西德的产业巨头克虏伯或赫希斯特谈判生意也好，每次苏联人都表示怀疑和反对。通常这会导致又一次推迟双方期待已久的昂纳克与施密特的会晤。
昂纳克有一种幻觉，以为他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这类问题。加之东德国内模仿苏联对其领导人搞的个人崇拜对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飘飘然。他从魏纳处得知苏联人与波恩背着东德秘密会谈后，漫不经心地说：“没有我们在场，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历史证明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我自己也是棋错一着，过分依赖苏联而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苏联是我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我对苏联毕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苏联谍报官员交情颇深。受此影响，我以为克格勃把我们情报局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我知道莫斯科从我们这里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他们正面之敌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局编写的电子侦探的技术手册，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姓名与工作方式以及数量惊人的科技情报。由于忙不过来，这位苏联联络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帮助处理收到的这些情报。而我们从苏联人那儿得到的情报则少得可怜。不过苏联谍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对此状况供认不讳，并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改变这种现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变革都是步履蹒跚，我竟昏昏然认为莫斯科始终会把我们置于他们外交政策的首位。斯大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一直是这样。因此，1989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把我们交由北约组织处置时，我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瞠目结舌。
话说回来，对苏联人俨然以占领国自居，毫不顾忌东德人感情的行为，我们已习以为常。昂纳克常常向莫斯科表达他对在东德领土上集结大量的武器、军队外加现在的核导弹的关切。然而他实际具有的影响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大。对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可自欺欺人当时恰恰是我们这个苏联帝国前沿阵地的生活特点之一。1979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导弹之争愈演愈烈。苏联威胁说要在东德部署更多的导弹。一天，米尔克对我说：“我们才不会花费巨资为他人做嫁衣裳，砍树伐林，为坦克和导弹发射器腾地方。等着瞧吧。什么事也没有。无非是继续谈判罢了。”
不用说，当运载体积庞大的苏制SS-20导弹的车辆借着夜幕的掩护伪装成运载木头的汽车隆隆开进东德时，东德马上乖乖地伐林开路。
也许我不适当地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毋庸赘言，他当然做过错事。即使钦佩他的人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接受。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也好，将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城也好，不肯释放夏兰斯基也好（这些都是他本人做出的决定），皆出于同一心态：维护苏联的稳定高于一切。他对不出格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兴趣仅限于旁观匈牙利“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其他国家半嘲半讽地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的实验。与此同时，在苏联国内照旧实行严厉的统治。不过他在中央委员会内推行改革时比戈尔巴乔夫更为谨慎。他一手倡导的反腐败运动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继任人中无人企及。
安德罗波夫将克留奇科夫提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的决定虽在情理之中，却不明智。从1956年安德罗波夫在布达佩斯工作时起，克留奇科夫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安德罗波夫知道克留奇科夫熟悉外交政策，一定觉得把外国情报局交给他一手栽培的这个人可以防止情报局的人看问题鼠目寸光，再次陷入钩心斗角之中。
克格勃卷入阿富汗之后，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内的威信日益增高。苏军入侵后，他组织了随后的一系列特别行动，获得好评。但他缺乏安德罗波夫的洞察力，气质上也不适于做第一把手。一旦得不到师傅的指点，这位聪明称职的第二把手马上会茫然不知所措。1982年我去苏联祝贺他出任克格勃首脑时，克留奇科夫流露出对安德罗波夫近乎崇拜英雄似的景仰。晚宴上，他向我背诵了安德罗波夫写的几首诗。我这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原来还写诗。诗写得很有水平，调子忧愁而悲伤。风格上似模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主要是感叹逝去的青春或旧日的爱情。听了这些诗，我对安德罗波夫更加肃然起敬。不过一个克格勃首脑忙着背诵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写的爱情诗总让我感到有那么点滑稽。
每次我去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里，给我倒上满满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问：“有什么情况没有？”米尔克在场时，就远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了。双方都要走一遍政治过场，没完没了地为伟大的革命成果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干杯。这两个谍报首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各自国家的情况并不妙。这些话出自他俩口中让人感到有点怪兮兮的。
每回见克留奇科夫都免不了看一场戏。他是剧场的常客，为看过莫斯科上演的主要剧目颇为自豪。每次看戏，他都要拿一份节目单。收集的所有节目单一律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因此落了个兴趣高雅的名声。其实他频频出入剧场同他的收藏嗜好不无关系。80年代中期一次他访问东德时，我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时魏玛国家大剧院正在上演《浮士德》。尽管克留奇科夫的德语十分蹩脚，却非要看一场演出。无疑他知道这是一出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戏。《浮士德》演出时间长达8小时，连我这个母语是德语的人都没有耐性把它看完。不过为了德苏友谊，我甘心舍命陪一回君子。开演大约一小时后，我偷偷溜了一眼身边的客人，发现他正闭目打盹儿。显然，歌德也让他吃不消了。第一幕演完后，他显得懵懵懂懂，一副没看懂的样子。“这个剧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下面的不用看了，”他对我说，然后紧攥着节目单离开了剧院，对自己的收藏中又多了一份节目单感到心满意足。
虽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罗波夫那样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处得很好。1991年8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听到他为推翻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拙劣的政变的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联谍报机构和苏共党内有不少人对戈尔巴乔夫打算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广泛的自治权限极为不满。所以我对政变本身并不感到惊奇。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政变手法的滑稽可笑。克格勃里的老熟人向我发牢骚说，他们事先甚至没有接到通知。政变发生后，一切显得杂乱无章。政变的策划者束手无策。无怪乎我的这些老熟人们拒绝公开对它表示支持了。
克格勃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的成员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谍报机构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头重脚轻的党的官僚机构以及克格勃内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当推为首。后者反映出，尽管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阴影。
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员灌输自己是优秀分子中的一员的观念只反映了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对出生入死为它工作的间谍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感激之情。这些间谍常常在失去价值之后被克格勃抛弃或冷落一边。苏联阵营谍报这一行内以信义著称的东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几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都被莫斯科推给了我们。这给我们增添了财政上和安排上的负担。因为苏联阵营内的财会制度总是对苏联有利。每次苏联把一个没用的间谍推给我方时，他带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付给他找一套舒适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费用。
克格勃和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手下都有为它们干的东德人。虽然我们两国和两个谍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可苏联人仍喜欢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对我们守口如瓶。只有事情败露后，我们才获悉某个间谍原来是东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约组织为苏联搜集情报。这些人服刑期满或用被俘的西德间谍交换回来后，苏联人期待我们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这种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间谍在西方暴露，就再也无法派往国外。再说我也不想让这些人在可以接触到机密或是可以旁听到敏感消息的国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门工作。
最让人伤脑筋的是，这些人通常患有忧郁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苏联对他们个人做出的牺牲既无感激之情，又对他们弃之不理。许多人受此冷遇后，感到苏联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网。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于安排他们与苏联联络员（西方称信使）接头时不够谨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头出了叛徒。苏联人对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们饱尝艰辛，却往往连一枚奖章也得不到。
窃得原子弹秘密的福克斯就是这样一位间谍。我对他极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核战略的贝利亚提供了英美在钚弹和铀-235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为苏联研制原子弹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帮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弹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为躲避纳粹移居英国，在哈韦尔研究中心研究核技术。福克斯和索尔格、菲尔比属于同一类人。和他们一样，福克斯自愿运用自己的知识为苏联服务。三个人都深信，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福克斯听到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后，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机密透露给苏联。
福克斯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就在现场。事后他迅速将这一消息捅给了莫斯科。仅仅8天后，战胜国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总统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引人注目地没有显出吃惊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国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写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哪怕是苏联或东德新闻机构的采访也一样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被英国释放后，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顿。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到了70年代，苏联人终于同意我们情报局的科技部可以偶尔向他咨询一下能源方面的问题，但不得涉及他过去的谍报业绩。
这个曾为窃取核机密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今却在东德闲居，不时应我的同事的请求回答一些比较各种冷却系统优劣或核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功绩却只能三缄其口。每想到此，我内心极为不安。我曾组织人员将我方优秀间谍的生平和业绩拍成电影或写成传记。一是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二是借此在情报局内培养一种集体荣誉感和继承传统的精神。福克斯无疑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我当然不能在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人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找他。经过我再三做工作，昂纳克终于同意由我出面说服福克斯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拖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获准拜访他。和我同行的还有情报局内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级官员。自从他定居东德后，我们俩是除克格勃和格鲁乌外唯一获准采访他过去经历的人。1983年我们采访福克斯还有一个前提，即采访内容只能供情报局内部使用。我们说服福克斯接受给他录相。这盘录相带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唯一一盘采访他的实况录相。
采访地点是柏林市的一家宾馆。当时，作为德共中央委员正在出席党中央会议的福克斯在这里下榻。他的外貌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级间谍。他属于漫画家笔下那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宽宽的额头，戴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警觉的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听我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所有见过他的人，包括他在英国爱丁堡研究核理论时的恩师和同事博恩教授，对他那凝视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记得，福克斯上大学时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一双大眼睛透着忧伤。可一谈到理论物理，他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目光变得炯炯有神。他可以一连几小时滔滔不绝，阐述量子学理论以及他本人在研制原子弹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找到了钚弹内心聚爆的变分法。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福克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1941年，福克斯通过他的朋友，经济学家库琴斯基与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取得了联系。此后，军事情报局给他派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变化，他最喜欢的是库琴斯基的妹妹乌尔苏拉，化名鲁思·维尔纳。足智多谋的维尔纳在外人眼里不过是一位家住牛津，有着两个孩子的性格恬静的母亲。实际上她是苏联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日后她被授予苏联上校荣誉军衔，成了得到这一殊荣的惟一一位女性。维尔纳常和福克斯一道骑车到邱吉尔家族位于布莱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里接头，把福克斯交给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车的椅垫下面。福克斯没有受过任何情报工作的训练，也不肯学无线电密码或用微型照相机拍照。需要的资料他要么复印一份，要么自己查阅有关资料后，凭着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能力复写出一份。传递情报的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以谍报人员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说是稚嫩。没有什么秘密投递点，情报一律都是亲手转交的。倘若反谍报机构在一旁冷眼监视的话，这会是送上门的礼物。所幸的是，当时英国没有对福克斯产生任何怀疑。福克斯对俄国人的联络员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不像鲁思，和我在一起时显得很紧张。尤其是其中一个，不停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这种事上纯属外行。可像他这样东张西望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后，维尔纳居然设法逃出英国，回到东柏林。日后我俩成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她曾扫了一眼福克斯交给她的机密材料，可一个字也看不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号，而且写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书没什么两样。”
而苏联正是凭借着这些天书般的符号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而改变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个人在苏联研制原子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莫斯科才明确告诉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拖得这样久是为了给西方造成一种假象：为苏联窃取核机密的间谍不止他一个。其他人仍在潜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宫允许出版库尔恰托夫教授的回忆录后，才不再隐瞒事情的真相。库尔恰托夫在书里证实，根据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他得以借鉴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的成功经验，从而将研制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时，马上意识到我触到了一块30年未愈的伤疤。福克斯在我们面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面部表情的紧张和不时的抽搐反映了内心感情的剧烈波动。说到被捕的情形时他显得悔恨沉痛，仿佛在做第二次忏悔。
我相信，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自从1959年获释以来，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与负责他的苏联谍报官员谈谈他的发现。我不理解，为什么过去20多年里莫斯科从未表示过愿意见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苏联方面既不予以承认，也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连他被捕的原因问都不屑一问。他为苏联工作完全出于信仰，并为此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学家的前程。苏联对他保持的沉默仿佛一块压在心头上的巨石，叫他喘不过气来。
福克斯对自己遭受的冷遇没有说什么。我猜测苏联人对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是怀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国反谍报机构军事情报5处审问时出卖了派去跟他联络的人和其他间谍。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证明福克斯叛变的证据。
福克斯告诉我，他意识到英国人开始怀疑他后，自信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视线。1946年英国科学家阿伦·梅因间谍罪名被捕后，英国的反谍报机构找他谈过话。但他的印象是所有认识梅的科学家都受过盘问，而且自己回答问题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1950年，风声越来越紧。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头头几次召我谈话，英国谍报官员也在场，”他回忆道。“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会出问题。不过从他们知道我父亲来到东德定居这一点看得出，他们已对我立案侦查。这也是盘问我时间到的一个问题。问到最后，他们开始提及从纽约得到的情况。显然中央情报局把我的材料转给了英国人。”
这种难堪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联人为什么不在哈韦尔的头头已怀疑福克斯的情况下设法把他从英国救出实在令人费解。我猜测他们是想继续在哈韦尔中心淘金，通过福克斯窃出尽可能多的核机密，所以才没有及时将他撤出。他的安全被置于一边。此事过去这么多年后福克斯仍然创伤未愈的原因也在于此。
福克斯最终栽到了简单的心理把戏上，而不是确凿证据上。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他有间谍嫌疑的问题。这位朋友直截了当地问福克斯有没有这回事，并强调说，如果福克斯否认对他的指责，哈韦尔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会坚决站在他的一边，维护他的清白。
我估计这是英国反谍报机构借助它的一整套出色的个人心理分析手段精心想出的一招。他们看出福克斯不怕盘问。再问下去，也不会打开什么缺口。于是决定完全改变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们感觉福克斯这人极重友情。这才请副主任出马，借他之口问了上面的问题。他们知道，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对于福克斯来说会很痛苦。英国人这着棋没算错。
面对朋友的追问，福克斯难以启齿撒谎，支吾了几句后便哑口不语。“从那一时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为了把这件事甩在脑后，我拼命工作。同时，也有一些有利的迹象。哈韦尔中心的所有保卫官员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绝再对我调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福克斯对谍报这一行的无知令我吃惊。他甚至没想到搞清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我仿佛在梦中一样，沿着一级级台阶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们问我：‘你知道如果判你有罪会是什么下场吗？’我回答说：‘我想是死刑吧。’因为我以前不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过，间谍都被判死刑。他们说：‘错了。是14年徒刑。’我听后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不会死，还有出狱的一天。”
9年后，他被释放出狱。苏联人把他送到东德。他一定曾期待苏联人起码会去监狱接他。可从迈出监狱大门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包袱一样被甩给了东德外交官。1983年我采访过他以后，昔日莫斯科负责他的两位官员巴尔科夫斯基和费克利索夫才获准探访他，向他转达了苏联对他过去所做贡献的一份迟到的感谢。
福克斯是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不具备从事谍报活动的素质。他不肯对朋友撒谎固然反映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但对于一名间谍来说却是一大弱点。福克斯的行为应了英国作家福斯特说过的一句话：“叛国易，欺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