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两个德国在经历了40年的分裂和敌对之后准备统一。东西德的分裂和敌对始于战胜国1945年建立的战后秩序，在随后的超级大国冲突中又进一步加深。我亲眼目睹自己怀着社会主义理想而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顷刻间分崩离析。我自己的国家--东德因为有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号，处于被迫与欧洲经济大国西德联姻的境地。结束一个独立的东德的过程已经启动。我虽然不知道一个独立的德国对欧洲将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被通缉的人。
统一的日子已定在1990年10月3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满目凄凉。昔日的祖国以及这个国家的制度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被扫入垃圾堆。纪念品的搜集者们兴高采烈地抢购着不久前东德人还自豪地佩戴和穿着的奖章和军装。我内心远没有这种节日般的欢乐，甚至连怀旧的情致也没有。
虽然大家都是德国人，有着战后欧洲铁丝网无法隔绝的共同语言和文化，我们之间的敌对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敌对。它不仅仅是兄弟阅墙之争，德国人反对德国人。资本主义德国对社会主义德国的报复，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清算马克思和列宁的遗产以及对打着他们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犯下的种种罪行的一部分。我的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分裂为两大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最生动体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料想到这场分裂会结束得这样快。
我始终把领导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看做是冷战期间担负的一项特殊使命。为鼓舞年轻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苏联歌曲谱写过一首歌，其中把他们的工作比做“看不见的战线”。这决不是夸大其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与纠集在一起反对我们的资本主义势力处于交战状态。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柏林。这里，两种制度在漫长的战后岁月里径渭分明，水火不容。双方的战略学家和政治家均认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响。然而，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坍塌以及东德对世界敞开大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顷刻间土崩瓦解。我为之服务一生的国家轰然坍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会是这样的结局。柏林墙倒塌的前4年，我对周围的官僚机构的僵化深感失望，辞去了情报局的工作，转而从事写作。在重病缠身的昂纳克的僵化领导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推行改革。然而东德局势的急转直下同样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终于降临时，许多人痛苦万分，向我倾诉内心的酸楚。 新闻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称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柱之一的东德安全机构的成员是头号人民公敌。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垮掉的政权的公民重新正视历史的痛苦过程。
1990年1月15日，愤怒的人群冲进位于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总部，发现了大量通过特务手段搜集到的有关本国公民的档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已不复存在（我退休期间，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办法暂时躲开这个发着高烧的国家。
我来到度过童年的莫斯科。这座城市曾庇护过从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来的我们一家。我对莫斯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外界广泛流传有一个精心制定的应急计划，帮我逃脱。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正在撰写关于1989年事件的回忆录。为此需要时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而德国的统一很可能意味着我的被捕。东德垮台前不久，西德正式发出了对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间谍和卖国罪。觊觎的鲨鱼正在我周围游弋。
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西蒙诺娃安排我住在她的乡间别墅和位于莫斯科河边高级住宅区的公寓里。从30年代起，这里就住着莫斯科高级官员的家属们。每次走进这套公寓考究的大门，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在莫斯科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所怀有的美好理想。忆往昔，我和父母为逃离法西斯德国而来到莫斯科。今天，眺望着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种安全感。冬天凛冽的空气使我的头脑格外清醒。我常常沿着阿尔巴特老区一带的狭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德国南方孩子在不谙世事的年龄里来到这里，在风华正茂时回到分裂的德国，再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个领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来莫斯科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摸清，东德垮台后，我们昔日在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的盟友想尽多大力量帮助我及我在情报部门的同事。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们并没有热情地伸手拉我们一把。和我们一样，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毫无精神准备。多少年来我们举杯共祝的所谓永恒的兄弟般的友谊，如今已名存实亡。往日架设的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繁忙异常的电话热线，如今寂然无声，发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尴尬的沉寂。
很多过去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同事给我写信，诉说国家安全部侵犯公民权利的真相暴露之后，他们成了国人发泄愤怒的靶子，孤立无助。当遍布全国境内的监视机构曝光时，东德人民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报总局内的工作从没有针对过1700万东德人民，而是针对觊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可我知道，这会儿没人会有兴致搞清楚斯塔思①下属各司局之间分工的细微差别（国家安全部被东德老百姓贬称为斯塔思，我们情报局是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不会用这个词，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们这些昔日苏联阵营中最出色的情报人员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抵达莫斯科后，我照例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郊外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受到欢迎。这里是克格勃外国情报工作的心脏。外国情报局局长舍巴尔申和他手下的高级助手对我十分热情。我们的交情历经几十个春秋。他们拿出伏特加酒，关切得询问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尔巴乔夫政权后期权力斗争的牵制，克格勃再也无法给予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由于我与东德情报机构的军官、特工和鼹鼠的命运属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直接过问这件事。我获知，我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要通过费林。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我非常熟悉他在苏德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受西德尊重的费林介入此事意味着我可能会带来政治麻烦。费林接手的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既要照顾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恼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无路下投入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并未像外界传言的那样，1986年离开外国情报局后一直与莫斯科的上层人士保持着正式的联系。克格勃在柏林的负责人，开始是瓦西里·舒米洛夫，后来是根纳季·季托夫，只跟米尔克打交道，避免与我接触。有人说，我和共产党内支持改革的汉斯·莫德罗密谋策划一场政变，把昂纳克赶下台。我曾警告过费林和莫斯科的几位其他同事，东德政权已摇摇欲坠。但我从来试图在昂纳克倒台之后对领导层施加影响，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协助。昂纳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内一场政变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我退休以后，除了出于礼貌或昔日的情谊非请我出席不可的场合，俄国人避免与我接触。每次我去莫斯科，与费林和舍巴尔申谈到我对东德的担忧时，他们总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当时全神贯注于苏联的改革，已无暇他顾。柏林墙倒塌后，事态发展一天一个样，几乎没人能跟上形势。1990年10月22日，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时恐怕已为时太晚。我在信里写道：
我们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贵国颁发的勋章。贵国曾称，我们为你们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我们处境艰难，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帮助我们。
我接下去问戈尔巴乔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东德间谍作为他同意德国统一的条件之一。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已指示苏联驻西德大使同科尔总理讨论我这一要求。实际上，大使只见到了科尔办公室主任特尔奇科。
1990年夏天，在西方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之前，戈尔巴乔夫曾与科尔讨论过对东德间谍人员进行大赦的问题，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将在高加索的阿雷西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最后敲定统一的细节。这个答复并不让人乐观。我第一次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产生了怀疑。他总不至于把我们这些毫无防卫能力的人交给我们的老对手西德人处置吧？
1990年7月14-16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的请求就同意了德国统一。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人进行起诉的要求。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至于他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40年来，为了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我们不遗余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却遭到了他们最彻底的背叛。
随着东德的工业资产和各种机构开始合并或出售，另一场不为人知的拍卖也悄然揭幕。这就是为我举办的拍卖，或者说，是为我所掌握的情报展开的拍卖。这场拍卖的出价空前绝后：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来喊价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就在这个机构里，我曾安插了鼹鼠和双重间谍，几十年里不间断地刺探着它的机密。
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1945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受到波恩的科尔总理联合政府坚强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上台执政。这是一届留守政府。它的任务是引导东德走向与西德的统一并尽量缩小社会动荡。该届政府的内政部长是一个穿着人时、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迪斯特尔。他起家于东德崩溃后成立的一个保守党。
此时，多年来担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我退休前的顶头上司埃里希·米尔克已被逮捕。前东德情报机构的特工和官员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逼他们泄露机密。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笔笔交易，以泄露东德的国家机密换取免受起诉。他们担心，德国统一后，马上等待他们的命运将会是锒铛入狱。每天我家的电话铃声不断，身陷绝境的人纷纷求我想办法。我得知，已有两名国家安全部前高级官员自杀身亡。我女婿贝恩德曾在外国情报局里负责刺探西德反谍报部门的情报。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于起诉外加50万西德马克的条件换取他们所掌握的手下人员的情况以及他们所盯梢的目标。
他拒绝了。然而眼见自己真诚信仰的事业分崩离析，自己的政治生涯淬然结束，他的内心受到重创，终于患了精神抑郁症并自杀未遂。和其他曾为这个失败了的制度献身的人们一样，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他们的自信和政治信念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塌陷。
就在此时，迪斯特尔给我在柏林郊外普伦顿的乡间别墅打电话，邀我去他家。见面后，我看出他是在奉西德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指示行事。同其他新政客不同的是，他不但没有对我的厄运幸灾乐祸，反而极力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气氛。尽管前东德领土上已出现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党派（我和极端保守的迪斯特尔先生在政治观点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他与我都曾是东德人这一背景使我们之间残留了一丝旧情。
“一起吃顿晚饭，聊聊天怎么样？”他轻松地问我，并说他的助手会为此作出安排。
几天以后，一辆天蓝色的宝马牌轿车来接我。宝马已取代了昔日共产党领导人偏爱的雪铁龙和沃尔沃牌轿车，成为政治新贵们的新宠。我不禁好奇地想：这个司机几个月前还不知给哪位东德领导人开车呢？出于礼貌，我没问。
有趣的是，我认出给我们上菜的侍者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人。“我有个建议，而且是绝密的。”迪斯特尔解释说，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西德方面试图通过分析前政府留下的资料掌握庞大的东德情报机构的情况，但进展迟缓。他们曾勒令1986年我退休之后接替我的格罗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级官员菲舍尔协助分析这批杂乱无绪的材料。但俩人既没有透露尚在潜伏的特工和鼹鼠的姓名，也没有简明扼要地说出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西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对此极不耐烦，认为手下的调查人员未能全面掌握我们的情况。
“东德的外国情报局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你使它运转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迪斯特尔一边斟酒，一边说。他当然不会让我白干。报酬是我将不会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诉．“坐我的车，咱们一块儿去伯登的办公室（格哈德·伯登当时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头子）。告诉我们10到12个至今仍潜伏在西德的重要间谍的姓名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保证你不会受到刑事起诉。”
他告诉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见他，他可以保证我来去自由，不会受到逮捕。显然，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建议。先由迪斯特尔出面热情款待我，然后是伯登在几英里外等着欢迎我的光临。席间，迪斯特尔甚至还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况助西德反恐怖部门一臂之力。 该我提条件了。我首先感谢他们不起诉我的建议，但申明我要对从前的部下和特工人员负责。
迪斯特尔很快对这场拔河失去了兴趣。“沃尔夫先生，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最终都得进监狱。惟一的差别是饮食待遇的好坏。”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曾效力于东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国已无权无势。至于我，更有可能因为叛国罪而坐牢。
老实说，对方的建议对我充满诱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将意味着牺牲那些曾为我们情报局献身的人们的自由。那些潜伏在西方的间谍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卖了他们，他们会怎么想我这个当年被他们称为“头儿”的人呢？我对迪斯特尔的宴请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出卖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干吧！”我说。 “愿意干的人多得是，”迪斯特尔边说边转身离去。“如果你改变主意，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陪你会见伯登。”
喊价的人颇为不少。来自另一方的喊价令我愕然，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条逃往自由之路。
1990年5月28日，两位美国绅士出现在我的乡间家门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自我介绍说，他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献给我一个大花篮，外加一盒给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们送花篮用意何在，是对我表示祝贺呢？还是给我献的花圈？
年长的那个人头发花白，面庞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装，衬衣熨烫得极平整，打一条斜纹领带。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哈撒韦，是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之命前来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讲一口准确而略带官腔的德语。
我和妻子安德列娅退到厨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烟灰缸。安德列娇小声跟我说：“一个官僚。”哈撒韦属于美国那种狂热的禁烟者。他极力劝我不要吸烟。我开玩笑说，是检中央情报局内又在开展一项新运动？哈撒韦哈哈大笑，但笑声并不热情，不过是勉强应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纪很轻，体格健壮，自我介绍说他叫查尔斯，是中央情报局柏林站站长。可我觉得他的体格和举止更像一位保镖。他很少讲话，谈话期间从头到尾几乎毫无表情，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懂德语。安德列娅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关越战的电视片中看到的美国人。
他们非常谨慎，事先没有打电话与我联络，显然是担心克格勃或西德对我的电话进行窃听。他们听说一位收集军服的美国商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出售一部分东德军服。受东西方之间这种新的联系渠道的启发，他们决定前来拜访我。
柏林墙倒塌以后，我时常收到原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一名特工人员通过传真发给我的信。信的内容总是非常友好，丝毫没有对我有所图的意思，完全是惺惺惜惺惺的口吻。不过现在我不禁怀疑，他是否也在这一精心制定的计划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某个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迈尔的名字和住址，并与他取得联系，通过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待两位美国客人。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从来不用有可能被截听的信件或电话与我联系，而是通过种种其他办法，由我的助手传递信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让助手转告他们到我的乡间别墅来见我。这儿比我在柏林市内的公寓更为保险。至于他们的来意，颇费揣摩。我已退休4年，现在绑架我似乎有点为时过晚。除此之外，他们又想得到些什么呢？ 由于不可能再得到情报机构的帮助，我不得不按照这一行的起码规矩，在房间的夹板中安了一台录音机，将整个会面过程偷录下来。任何对间谍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会见敌人时必须录下全过程，以免日后受到讹诈。
哈撒韦与我闲聊了一会儿，对德国统一后我的处境和等待着我的厄运表示同情。他对我倍加赞扬，称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首脑之一。
我感觉到，他其实对我十分了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实面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报这一行中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先主动透露了一点关于他个人的情况，期待着我会投桃报李，透露给他更重要的信息。他说，50年代他曾被派驻西柏林，密切跟踪我早期的情报工作。根据他的谈话我推测，他肯定还当过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虽然他没证实这一点。 “你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哈撒韦说。
我暗想，先来胡萝卜，大棒在哪儿呢？我们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还不顾客人的反对吸了烟。他们显得很痛苦。最后，我的耐性终于磨没了。 “我说先生们，你们两位不辞辛苦，亲临寒舍，不是只为了恭维我吧？你们肯定对我有所求。”
他们两人咧嘴笑了，为我的点破窗纸而如释重负。哈撒韦开口说：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不过，假如你想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话，可以找我。没人会知道。作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不成问题。”
我的大脑一接触到这种隐语，就飞速转动起来。眼前是一位来自冷战时期我们的头号敌国美国的使者。他表示愿意向我提供庇护，使我免受他们在北约组织中的盟国、一个统一后的德国对我的报复。
接着，他又用流利的德语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我开玩笑说：“西伯利亚也不错。”当时觉得，真实生活中间谍之间的对话，有时倒很像是来自间谍小说。
大家哄然大笑。这使我有短暂的时间思考一下。
“问题是，我不了解美国。对我来说，在美国生活很难想象。”
哈撒韦说韦伯斯特想请我去弗吉尼亚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他谈一笔交易。他接着说：“你可以化化装，或做个整容手术，如果这样使你感觉更安全的话。”
想到我干了一辈子特工，晚年竟要重新拣起新手们玩弄的这种小把戏，我强忍着才没笑出来。
“我对自己的长相挺满意。”我回敬了一句。
哈撒韦又干笑了几声。他接着又说，还会给我数目很大的一笔钱。我们没有讨论细节。但我知道，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驻柏林站站长以100万美元的价码，要我手下负责搜集美国情报的官员罗加拉向他们出卖他所掌握的情况。他拒绝了。我们不失礼貌地谈论了共产主义失败的后果以及我主管的情报局享有的盛名。
“当然，”他说，“也得帮我们个忙。”哈撒韦说。
我担心他们会像西德人一样，要我用人名单换自由，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想出卖任何部下。
“这样做当然对你也有好处。”哈撒韦说。
他的这番话不幸惹恼了我，也许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当年我自己曾用过的对付间谍的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先生们，你们现在玩的这一套，我见识得多了。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全知道。你们对伙伴的期待很高，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一个人要有点耐心。一切谈成之前，通过交谈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我这是用最文明的语言表达了我内心的想法。我真想告诉哈撒韦，他全搞错了。看他跟我说话那副样子，好像我是个可以任他买卖的无名小卒。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像我俩这样的情报老手，要谈也要有个谈的样子。
“可你必须帮助我们。”哈撒韦又重复了一遍。
“如果是我主动找你们的话，你说的不错，”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恼怒。“那样的话，你就可以问我给今晚的聚会带来了什么。可我并没有找你们，是你们来找的我。”
“对，对，”哈撒韦急忙说，“是我们上门来柏林找你。”
“讨论这样的问题总有个限度，”我说。“我的底线是不出卖任何在我手下干过的人，不提供任何姓名。假如你们还想和我谈的话，就正式邀请我去美国。那样，我们就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正儿八经地谈。做任何决定之前，我先要看看你们的国家。”
“可你在此地很不安全。”哈撒韦打断我的话说。他提醒我，如果我留在德国的话，再有几个星期肯定会被逮捕。我深知这一点。
“俄国总是可以去的嘛！”我答道。
听到这话，他马上警觉起来，感觉到也许除他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争夺我。
“别去莫斯科，”他劝我。“那儿的日子苦得很。替安德列娅想想。到一个能过舒心日子的国家去。你在那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和写作。依我之见，眼下你只有去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与在德国坐狱相比，在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的阳光下，舒舒服服安度晚年的确显得非常诱人。可我仍担心自己给中央情报局送上门去做人质。假如他们决定拧紧我这颗螺丝怎么办？他们恐怕也给这次会谈录了音。一旦日后关系搞僵，他们随时可以说这次会见是我捏造出来的。我希望深谈之前他们能作出更大的承诺。所以我提出以某种形式邀请我去美国，也许可以由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出面。
我的客人不太喜欢这个建议。他们解释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规定，每年只能请一定数量的外国客人，很难超额。实际理由恐怕是，他们担心西德方面会发现这笔交易。事成与否姑且不论，美国人拉拢像我这样一位敌对阵营里的老资格高级官员为他们做事，本身就是对其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的重大欺骗行为。我建议找一家听话的出版社或电影公司，让它出面以作家身份邀请我访美。这是一条早已为时间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秘密途径。当年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这么干。中央情报局找到某个机构，通过它向我发出邀请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作成交易，我的访问随即也就变成永久居留。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哈撒韦摇了摇头，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我无需直接背叛手下的人就可以为中央情报局作出重要贡献。我慢慢意识到，他们和西德人不同，对我在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我对克格勃和苏联情报机构内部情况的了解。
“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央情报局哪个部门的，但我可以猜测。你们是不是想从我这儿了解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想尽快结束这场开始令我感到厌倦的谈话。
哈撒韦终于言归正传。
“沃尔夫先生，”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来找你是因为知道，你掌握的情报有可能帮我们侦破一桩大案。我们正在寻找潜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一个鼹鼠。他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85年前后出了一连串的事。不仅在波恩，还有其他地方。这些地方你都熟悉。我们损失了一些人，大概30到35个，其中5、6个是安插在对方情报机构里的。”
哈撒韦似乎很熟悉苏联情报机构，知道谁主管外国情报工作。我由此推测他是美国反谍报机构中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们不失分寸地聊起一些著名的苏联叛逃人员，如佩尼科夫斯基、戈尔迪耶夫斯基和波波夫等。由于他们的背叛，美国人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一直了如指掌。哈撒韦对我的一位苏联同事，负责国外反谍报活动的基列耶夫将军赞赏有加。我曾与他一道策划了针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哈撒韦好像对我们的活动有所了解，想引我谈谈有关费利克斯·布洛克的情况。布洛克是一位美国外交官，中央情报局怀疑他被莫斯科收买。由于缺少证据，一直未对他提出起诉。我估计中央情报局已经仔细研究过我与克格勃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猜测我有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寻找的这个鼹鼠的真实身份。
可我并不知道。苏联人对这类情报守口如瓶。同样，我也不会向苏联透露我手下的重要鼹鼠或间谍的情况，尽管我们表面上是兄弟般的伙伴关系。充其量只会羞羞答答地告诉对方，敌人阵营里有“我们的人”。仅此而已。
哈撒韦的率直坦言以及拼命想把我拉入美国阵营的劲头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自己内部有鼹鼠感到极度恐慌，他们在这件事上有求于我肯定觉得很丢面子。况且，他们来找我还冒着触怒西德盟友的危险。情急之下，哪怕是最牢固的意识形态朋友之间也会出现裂痕。
5月29日，两人又一次登门。但在正式邀我去美国一事上仍毫无进展。哈撒韦表示将向韦伯斯特汇报。如果我想继续探讨此事，可以找他联系。显然，他们指望我在随时有可能被捕的情况下会同意现在的条件，投在他们的羽翼之下。这时，查尔斯开始插话。他向安德列娅介绍了美国生活的诱人之处。临走前，他们留了一个直通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免费电话号码，互相交换了今后接头的暗语。我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情报，也没有做任何许诺。我知道，他们选择了等待。我的境遇只会每况愈下。
8月中旬，西德通过迪斯特尔出面提出的交易已彻底流产。我的选择范围急剧缩小。中央情报局显然也猜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同一渠道再次与我联系。我们又一次在我的乡间别墅会面。哈撒韦重提他小心翼翼称之为我的“不利处境”。他告诉我，韦伯斯特仍不同意向我个人发出邀请，但以帮助他们寻找中央情报局内的鼹鼠为条件换取我在美国得到庇护这一条依然不变。这一次，查尔斯比上次话多。他解释说，如果我决定寻求他们的帮助，就让我的妻子安德列娅去柏林市西面的动物园车站，在那儿拨一个免费电话号码。接通后自称是格特鲁德，说：“我找古斯塔夫。”柏林这边就会作出安排，帮我逃离。看来，眼前这个自称查尔斯的人在柏林负责我的案子。
我从他的这番话推想，只要一提到格特鲁德这个暗号，马上就会同时接通中央情报局总部及该局柏林站的电话。随后把我偷偷送出德国不会太难，很可能是坐飞机，苏联就是用一架军用飞机偷偷把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送到了莫斯科。我禁不住慨叹，19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我曾随首批东德共产党员从莫斯科飞回德国。45年后的今天，假如我真的在美国人的掩护下飞离柏林，那实在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
9月底，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是在我位于柏林市区的家里，但美方并没有加码。
此时，西德的检察官急不可待地宣布，10月2日半夜将派警察上门正式逮捕我。一家名叫《图片报》的小报派人找到我，提出替我支付律师费用，条件是由他们独家报道我被捕的全过程。我答复说，可以考虑。我已看透，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马戏，我无意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我告诉这家报社的记者，我没有离开德国的计划。这也差不多是实情。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够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可无处可去。由于我拒绝了波恩提出的出卖同事的要求，留在德国而又不受逮捕坐牢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此事过去很久，我才知道让中央情报局如此头疼的这名鼹鼠的真实身份。他叫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是美国情报史上危害最大的一个叛徒。艾姆斯专门负责侦破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反谍报活动。他利用工作之便向苏联人出售美国间谍的名字，从而导致苏联境内的美国情报网全部瓦解。9年中，他利用这一职务以及后来在禁毒司的工作便利先后向苏共政权和叶利钦政府提供情报，共领取270万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鼹鼠。中央情报局派来见我的人绝不仅仅是威廉姆·韦伯斯特的特使，而是加德纳·哈撒韦，前美国反谍报机构首脑。他在首次拜访我的几个月前刚刚退休。这都是后话。
哈撒韦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资深官员。他刚上任一年，就不断显露出苗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身居要职的叛徒。中央情报局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美国在苏联境内的特务人员损失惨重。10人遭处决，另外几十人被判长期徒刑。他们还十分清楚，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叛徒仍在源源不断地泄露着美国的机密情报。哈撒韦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略为做了点调查，哈撒韦这个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刚刚退休。作为一个退了休的前情报官员，我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类人，无法在退休前与退休后的生活中间划一条线。我们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当是做做园艺，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哈撒韦退休后仍然一直试图解开在位期间没有解开的一个致命的谜：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这个叛徒到底是谁？这个谜至今搅得他不得安宁。我还记得他坦言中央情报局还未侦破此案时凝视我的眼神。亲自跑到柏林夹请一个从前的敌人帮忙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极大的伤害。可他无论作为一名情报官员还是一个普通人，已经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为侦破此案，他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起名为特别工作组，连中央情报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员主要由退休人员组成，以防泄密。其中有一位妇女，任反谍报高级分析员。不管在中央情报局还是任何其他情报机构，像她这样的人均不多见。她曾参与破获在中央情报局内隐藏达30年之久的中国鼹鼠。这个班子里的人知识极为全面，给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员少得不能再少，换了我也会这么做。使用退休人员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报局内苏联司的人有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把这个鼹鼠也吸收到班子里来。所有这类反谍报工作都应遵照一个方针：蹑足而行。
艾姆斯最终是被中央情报局的对头联邦调查局挖出来的。我觉得，哈撒韦没能侦破此案恐怕并非因为经验或知识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正如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此人属于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责他没有挖出蛀蚀美国情报机构的这条蠢虫。抓叛徒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事后人们总觉得这事没什么了不起，各种线索似乎就摆在眼前，但这只是破案之后的感觉。
观察怀疑对象是否有反常行为是查找鼹鼠的正确办法。然而每一行里都会有人酗酒、行为不轨、婚姻不和、怀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涩等问题，更不用说神经高度紧张的间谍这一行了。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秘密环境中。受此影响，他们常感到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不适用于他们，尤其像中央情报局内同苏联打交道的人。他们对敌手的思维方式了如指掌，潜移默化地受到对方的影响。特别是有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满腹怨气时，他对祖国和自己单位的忠诚就会一点点地受到侵蚀。艾姆斯就是一个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苏联招募为特务后，负责他的人是苏联驻美大使馆内克格勃的驻地代表安德罗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员）。一年后，伊万·格罗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是克格勃德国科（第一总局第四司）科长。我知道他懂德语，但一点不知道他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说他去华盛顿工作后，颇感吃惊。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镜厚得像瓶底，天性快乐，喜欢高声大嗓地为克格勃的成就举杯祝贺。我从未跟他谈过他手下的这个王牌特务，但不难想象，刚在敌人心脏安营扎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门来会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为吃惊，没想到他出卖情报如此之久竟未被发现，也没想到美国的反谍报机构无能到这个地步，万般无奈之中竟然请敌方的情报首脑帮助破案。
或许有人难以理解，我居然愿意坐下来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谈。我并不想离开德国，也公开宣布过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为冷战中胜利的一方用他们的法律审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见，这种做法有报复之嫌。中央情报局建议的诱人之处在于，我可以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日子里暂避风头。我清楚，统一后的头几周或几个月里，报复的欲望最为强烈。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去俄国。逃到莫斯科会给公众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不愿留在一个新的德国。国内要求审判我的人会闹得更欢，借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为了把间谍的名字告诉苏联人。1990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两个月里，外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言。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最关心的是争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干过的同事、特工和鼹鼠免受起诉，根本无暇在苏联人那儿扮演中间人。
当初中央情报局如果愿意邀请我去美国，我是会认真考虑的。这不失为一条富于戏剧性的出路，虽然对我来说只是权宜之计。然而我担心的是，假如不经正式邀请就飞到美国，一旦交易谈不成，中央情报局可以说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并以此要挟，逼我按他们提出的条件合作。中央情报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为我急于投奔他们，不惜置自己于每一个聪明的叛逃者都力图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敌手的领土上谈判条件。虽然哈撒韦9月26日就专程来到柏林，我们也备好了行装，但最后一次会谈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无论美国人、俄国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注意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顾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到这场奇特的拍卖中来。此主儿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在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身居高位是很不寻常的事。准确地说，我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但根据1936年颁布的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这一半的犹太血统也会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们全家没有经法国逃到俄国的话。根据我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冷战造成的敌对与隔阂，我本来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可我始终对犹太人的事很感兴趣。受家庭的影响，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虽然我并不信犹太教。
我和特拉维夫的接触很晚才开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众集会并在会上呼吁更换现任东德领导人。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艾琳·龙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学者，也是犹太文化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80年代成立于柏林。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东德国内的犹太传统文化受到压制。我接受了艾琳的一次采访，采访内容登在一家以色列报纸上。我还应邀作为来宾参加过她们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除此之外，我并没多想。
1990年夏天，她突然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犹太教士想结识我，他是耶路撒冷犹太教正统派中的一位高级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后就开始了，他来不及登门拜访我。但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我俩在电话上互致问候，约定下次他来柏林时再见。时隔不久，他又一次来到柏林，称此行主要是访问犹太人文化协会。我请他到我位于市内的家做客，他准时到达。此人50开外，戴一顶宽边黑礼帽。此外，从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统教派犹太人。魏因曼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犹太背景，昔日经历过的迫害，以及在德国面临的一场政治官司的情况。对于我过去的职业，他十分谨慎，避而不谈，但问我是否愿意访问以色列。我开始怀疑魏因曼对我的兴趣是否完全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列《新消息报》的邀请，要我出访以色列。
我打听了一下有关魏因曼的情况。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说，他年轻时曾在摩萨德里干过。魏因曼本人马上对此加以否认，说他曾在以军服过役，但从未搞过情报工作。我俩之间于是电话不断。我期待着对以色列的访问，同时想象着波恩、莫斯科和华盛顿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现的头条消息时，会是何等的沮丧。我猜想，摩萨德可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关巴勒斯坦各派别以及他们活动的情报。其实，这方面的情报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决定到达圣地之后再亮底牌。无论如何，访问以色列是一条逃离德国的新途径。对一匹白送的马，就无需掰开嘴看牙口了。
德国统一前两周，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电话。听上去他情绪低沉，口气尴尬。他告诉我说，访问以色列的事黄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书，批评摩萨德和它采用的手法，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那家报社为此对我的访问失去了兴趣。这消息来的真不是时候。我顿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刻胆怯了，显然是担心我的出访会损害他们与西德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无论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又一扇敞开的大门砰然关闭，但特拉维夫并没有完全切断和我的联系。魏因曼打过几次电话后，我又接到这家出版社的电话，提出晚些时候给我发签证并提供机票。我让他们在维也纳准备好签证和机票。几周后，我打电话核实是否有我的签证和机票，结果发现没有。如果在此之前确有一张机票的话，它也被人拿走了。
风声鹤唳，形势越来越危急，德国当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进监狱。天涯何处能栖身？栖身的代价又是什么？我的面前没有一条可走的路。时间在飞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