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白宫草坪上签署了一项协议后两只手握到了一起，从而在实现中东和平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一年后，这两位领导人在奥斯陆同时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人们不禁为此欢欣鼓舞。然而在此之前的岁月里，任何人只要与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沾点边，马上会招惹上同情甚至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恶名。然而两年后，1995年11月4日，倒在一名以色列恐怖分子枪口之下的却是拉宾。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现在流传一种说法，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一。我本人及我从事的工作在席卷而来的批评浪潮中备受指摘，美国人的言辞尤为激烈。当年他们自己曾长期扶持残暴的独裁政权，公开或秘密地颠覆合法政府，从推翻伊朗的摩萨台、委地马拉的古斯曼和智利的阿连德，到支持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独裁政权以及世界各地许多类似的政权。如今他们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好像忘得一干二净。
无论是西方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结成这些不甚光彩的联盟皆出于冷战的需要。公诸于世的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无疑表明，外国情报局隶属的国家安全部曾与巴解这样的组织合作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支持了一些出于政治目的搞恐怖活动的团体。
由于我是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我对东德政府与恐怖分子之间的所有来往一清二楚。我也确实知道东德与西方视为恐怖组织的不少团体眉来眼去，但正如下面要解释的那样，我并不了解重要的运作细节。我主要负责谍报工作，即搜集情报，最好是机密情报。这属于谍报活动，不是恐怖主义。我个人从未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的谋划或实施。
一国谍报首脑对本国与国外组织的关系茫然无知似乎解释不通。为了说明这一点就不能不谈谈另外两个问题。第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如何与冷战纠缠到一起。第二，国家安全部内山头林立的现象如何导致各部门之间钩心斗角，处处设防。
我的解释不是为过去的行为辩护。我想说明，我这样做的目的也不是为我本人开脱责任。不可否认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谋报机构向它视为合法的组织提供了技术和资金上的帮助，其中的一些组织参与了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东德还庇护了逃离西德的恐怖主义分子。这方面的工作属于其他部门，不归我管。他们于他们的，我于我的。再说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也不希望我卷进来，这样我可以埋头于从国外搜集秘密情报的工作。今天看来，这未尝不是一桩幸事。
若论责任，敌我双方都有一份，各自也不无内疚。西方国家打着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旗帜同样干了不少坏事。这场地缘政治的争夺落下帷幕后，越南、中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是百孔千疮。有些地方的较量就是如此的惨烈。但我要强调指出，不管西方于了些什么，决不应成为为我们自己的不法行为辩解的借口。虽然我没有教唆过恐怖主义分子，但我们的确培训过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日后滥用了我们教给他们的技能。
此话出自一个东德人之日听上去似乎显得颇为虚伪。大赦国际组织的报告经常批评东德虐待被监禁的政治犯。我不想说我国国内的审讯和拘审程序无可指摘。我当时也没有积极呼吁过改善这些犯人的恶劣处境。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一个因采取了过火的国家安全政策压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政权，与一个动辄采用酷刑惩罚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在第三世界，过火行为常常演变为野蛮行径。我们和西方都曾有意无意地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是否清楚，我方提供的帮助也许会被滥用？当然清楚。但我认为昂纳克，甚至米尔克从未有意地认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力活动。身为外国情报局局长，对以上行为我是有责任的，但却没有犯罪。我希望读者能够从道义上做出这样的区分，这样才有助于对过去的极端行为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近几年来，关于“罪责”与“责任”定义的辩论日趋白热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只有少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下犯下的暴行有罪，而所有心甘情愿生活在纳粹政权下的德国人对这类暴行都负有责任。做出这一区分并不只具有学术上的意义。罪行属于法律范畴，而责任则属良知范围。就法律而言，西德的一批检察官查阅了全部公开的档案后，仍无法找到任何表明我曾参与暴力活动的线索，更不用说证据了。我还先后三次以诽谤罪起诉了几家称我知道国家安全部庇护西德恐怖分子的报社，它们的报道完全是捏造。更有甚者，美国国务院拒绝给我发访问签证，理由是我曾与恐怖分子有来往。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中央情报局请我去美国时丝毫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不过时隔6年后国务院拒绝发给我签证时恐怕并不知道有这回事）。
以上所举事例表明，即使是一国政府内的不同部门，哪怕像处理外交与外国谍报工作这样关系密切的部门，也不一定了解各自在干些什么。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是华盛顿特区雾谷的国务院也好，抑或位于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东柏林的外国情报局也好，都不例外。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讲述给读者，由他们去判断我是否有罪。至于我本人，我承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不承认有罪。
我们是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卷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受此背景影响，我们对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解放组织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颇有在所难免之感。但当时并没有看出这种必然性。事情还得从非洲说起。那时东德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刚走完了一半路程。1964年1月18日，东非海岸只辖两个岛屿的弹丸之国桑给巴尔共和国宣布独立。这算不上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当时，宣布独立的非洲殖民地如雨后春笋。除了收集稀少邮票的人外，桑给巴尔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然而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桑给巴尔宣布给予东德外交上的承认，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外第一个不理睬哈尔斯坦主义的国家。根据哈尔斯坦主义，西德迫使除苏联外的所有国家在承认西德或是东德之间做出选择（西德不把莫斯科包括在内是为了强调它的观点：我们仅仅是莫斯科的傀儡。只有苏联人才有权同时与两个德国保持关系）。桑给巴尔选择了我们。我们并没有选择桑给巴尔。很有可能桑给巴尔的总统卡鲁姆受了本国青年组织内某些在东德留过学的成员的怂恿才决定正式承认东德。对这一选择的外交含义，他未必清楚。
一个非洲国家承认我们除了具有广泛的外交意义外，还给谍报工作带来了新机。也许卡鲁姆总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桑给巴尔正式通知我们这一决定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请求我们给予经济和安全上的援助，尤其是在搜集国内情报和边防方面。显然我们在以上领域的名声已名扬四海。不过为此而扬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米尔克对桑给巴尔的承认喜出望外，开始物色一名人选，担任桑给巴尔新成立的谍报机构的顾问。最后挑中了马克特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纳粹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坐过牢，战后成为一名高级警官。此时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地区首脑。鉴于当时东德与其他非洲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米尔克和我决定派一个熟悉外交事务的人与马克特同行。我灵机一动，提议派我去。
对一国谍报机构的首脑来说，穿过与北约关系密切的国家，去一个真实意图尚不清楚的地方是个极为大胆的念头。米尔克犹豫片刻后终于答应了，但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需要绝对保密，并嘱咐我不得跟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我的副手。他还亲自负责安排我的保卫工作，甚至还审定一项紧急营救方案，以防我这次误人圈套。我和马克特各携数本姓名不同的东德和西德的假护照。护照上的年龄也做了改动。更有趣的是，我俩还被送到一位化妆师那里，为我们做了假面模。米尔克坚持要我们一路上戴着它。不用说，我们的假面模与伪造护照上的照片是吻合的。护照上我们的身份是成人教育专家。
1964年2月，我们启程前往桑给巴尔。第一站是开罗。马克特和此次出访的货真价实的东德外交代表团团长坐头等舱。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冒小小的一等秘书龟缩在经济舱。飞往开罗途中，因遇到沙暴，不得不改在雅典降落。米尔克担心我会在北约国家境内被捕看来不无道理。马克特和我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旅馆过夜。大家当时颇为紧张。我们心里清楚，在一个北约国家，靠一本东德护照得不到任何保护。第二天早上，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用胶水把假胡子粘在脸上，看上去多少也与护照上的照片沾点边儿。
此后，我们又先后在开罗、亚的斯亚贝巴和摩加迪沙做长时间的逗留，最后终于到了内罗毕。肯尼亚当局没收了我们的护照，拒绝让我们换乘飞机前往目的地。我们猜测离开开罗后的一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这个团。因为在开罗时，我们为了得到东非联盟（包括桑给巴尔、坦噶尼咯、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签证，必须向当地英国官员填表申请。在机场等待期间，我们全团人员神经高度紧张。多亏肯尼亚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奥金加·奥廷加救了我们的驾，免于再次受到详细盘查。奥廷加的儿子正在东德留学。他在我们一行人的名单中认出了熟悉的东德副外长基塞韦特的名字，于是下令给我们全团放行。抵达桑给巴尔时，政府官员倾巢到机场迎接。仪仗队仍然身着大英帝国时的军服。一支警察乐队奏起《维也纳圆舞曲》。主人事先曾要我们给他们带一份东德国歌的五线谱。可他们学会演奏之前，我们只能将就着用施特劳斯。这下可苦了我国这位副外长。他不得不合着轻快的《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检阅仪仗队。
身为东德人，来到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桑给巴尔实在是令人愉快的事。每逢该国重大节日，如专门为我们而设的“五一”劳动节，人们马上认出我们是东德人，把我们簇拥到人群中间。他们对政府的宣传笃信不疑，对我们抱有莫大的期望。人群中领唱的歌手自编歌词，歌颂美丽而又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显然，当地人民把东德想象成童话故事里的富饶之乡。 尽管人民群众对我们载歌载舞，我们在桑给巴尔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曾想建立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但毫无结果。常常是开会时间到了会场后，才发现原来的人已被解职，换上的新人一点不了解情况。不过刚到桑给巴尔那会儿，这些小小的不便都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熬的是热带国家的漫漫长夜。桑给巴尔政府为我们修建了典雅的别墅。周围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墓地。为了消磨晚上的时光，我们常常出去散步，沿着球场和墓地一直走到市区外。那里是当地人住的泥瓦小屋。太阳快落山时，男人们坐在自家门前抽着烟聊天，妇女却在地里忙着农活。
最初我们与后来任桑给巴尔谍报首脑的马孔古的关系很别扭。我们需要他坦诚地介绍一下本国的实际需要。可总统指示他与我们交往时严守秘密，同时尽量摸清我们的底细。马孔古保密竟保到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告诉我们的地步。他经常用斯瓦希里语在笔记本上神秘地涂涂写写。一次我从他遗失的一页纸上才得知他的名字。纸上写的是取消一场预定的会议。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工作艰巨而又秘密。辛巴。”我问厨师辛巴是谁，结果不仅问出了他的真实姓名，还了解到他过去的部分经历。厨师告诉我，殖民时代马孔古曾在当地英国警察局里的特警队干过。
在东德，执政党的所有党员均团结在党的既定方针下。如今置身于一个政府成员政见不一、利益各异的国家，感到十分陌生。有些官员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对他们和我们这些东德人显然疑心重重。然而无论哪一派，跟我们伸手要东西时毫不羞涩。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马上对我们横加指责。他们常常忧伤地带我们去看英国人遗留下的破裂的船只，陈旧的电台和磨损了的电话线，期待我们帮他们重建全国的基础设施。
桑给巴尔的领导人分为几派。一派以卡鲁姆总统为首。他以前是海员工会领导人，讲起话来活像一名英国工会会员。另外两派的首领分别是他的两位副总统汉加和恩巴布。曾留学苏联的汉加狂热地支持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恩巴布则是中国模式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恩巴布为了显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每逢国宴必要放国际歌。唱片虽已磨损，音量丝毫不减。桑给巴尔之所以选中东德作为它的主要伙伴，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政府成员意识形态五花八门上。没过多久，我就摸清了底细。请我们来原来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上的考虑。鉴于东非联盟国家经济上依赖与英国的传统贸易和金融往来，与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公开交往都是不明智的。而东德经济上相当发达，完全有能力提供谍报方面的咨询及基本器材。与此同时，它在国际上又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不至于惹恼其他的财东。
我们来后没几个月，岛上开始盛传桑给巴尔将与坦噶尼喀组成联邦。我们对此深表关注。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与伦敦关系密切。如果两国真的结成联邦，估计英国政府会向桑给巴尔施加压力，迫使它中止与我们的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本来是被请来做谍报顾问的，可东道国的谍报官员一个个却对我们守口如瓶。 1964年4月24日，我们获悉两国确实要合并。新成立的国家起名为坦桑尼亚。就在前一天，政府官员还向我信誓旦旦地发誓没有这回事。我于是飞到较小的奔巴岛，视察当地新建的谍报机构。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与一群新招收的谍报学员在落日的余辉下围坐在一起，回答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气恼地中断了这次访问，飞回主岛。一艘东德货船为了把我接回推迟了启航时间。辛辛苦苦干了3个月后，我不甘就这样悄然离去。我想弄个明白，桑给巴尔到底会不会背叛我们。此外，这还牵涉到我们在桑给巴尔的经济利益。我们为该国的边防部队建立了一支小小的船队，并派船员和机械师去东德接受培训。结果证明我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两国合并后，桑给巴尔的确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政府部门大楼里，悬挂的尼雷尔画像总是比卡鲁姆的画像低那么一点。
当时我们是诚心诚意帮助桑给巴尔，不像后来与第三世界打交道时那样掺杂了私心杂念。我们坚信，援助桑给巴尔可以为非洲人民的自由做出贡献，使他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过坦率地说，能够在英国和西德谍报机构一直把持的世界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我们这些东德谍报人员感到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们长途跋涉后，来到美国在桑给巴尔建的一个卫星地面跟踪站。地面站外面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士兵，肩扛一杆大枪。我们走近他想自我介绍一下，他摘下枪对准了我们。不过最后还是放我们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居然又钻进一个美国人修建的卫星地面站里！
当时我们十分天真，对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后果缺乏清楚的认识。东德派来的训练有素的联络官和专家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积累的谍报工作经验传授给了桑给巴尔。在我国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桑给巴尔的谍报机构迅速膨胀到可笑的地步。按人口比例计算，它很快超过了东德谍报机构的规模，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卡鲁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狡猾，善于挑动大国互相争斗。1965年，中国人大批涌入桑给巴尔。我们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侵蚀。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我们应桑给巴尔政府的请求刚刚给他们搞到一批拖网船，一个携带农具的中国代表团即抵达该国。这批援助为此黯然失色。更让人难堪的是，后来发现这批拖网船不适于在当地的水域作业。
中国人精明透顶，很快就站住了脚。不出几周，公共场所的乌布利希画像要么被摘走，要么在其旁边更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更大的毛泽东画像。莫斯科对这种象征性的做法极为重视，要求我们上报一共挂了多少幅毛泽东画像，都在什么地方。我们于是开始了这项毫无意义的统计。
记得离开桑给巴尔前还和一个美国人有过一面之交。当地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木薯。每到收获季节，岛上的外国人都受到邀请，参加收获木薯的劳动。到了地头，先是乐队奏乐，士兵跳舞表示欢迎。随后开始收割，一直干到腰酸背疼为止。我旁边是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一个个头不高，目光警觉，精力充沛的人。当地人把我俩带到一边，尽可能婉转地解释说，我们错把纤小细嫩的木薯当成了杂草，将其连根拔出后扔进了垃圾堆里。我好奇地想，这位叫卡卢奇的美国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许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后来一直做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尽管我们帮助桑给巴尔纯粹出于公心，扩大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活动的基本动机并没有因此消失，即继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到了1969年时，访问东德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叙利亚和埃及不顾哈尔斯坦主义，打开了与东德的关系。苏丹、南北也门、刚果（布）、柬埔寨和罗得西亚解放运动紧随其后。接待一次埃及内政部长意味着要按照米尔克的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两遍。国家安全部大楼的院子里还要排列好仪仗队和青年合唱团。我开始感到这种关系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不管访问奇乡异国多么富于刺激。米尔克和我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我们在欧洲谍报战中的优势，而参加这些送往迎来的活动占用了我们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今一些中级官员却被派往人地两生，政局不稳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工作。烦恼归烦恼，发展这方面的关系乃是我国领导人的旨意，不是我能决定的。对此谍报机构只有贯彻执行。
有一段时间我们尤其重视与埃及的关系。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纳赛尔总统通过他的内政部长戈马将军表示，他希望与我们交换情报。我的副手访问了开罗，受到隆重的接待。原来纳赛尔想请我们帮助查出隐藏在埃及政府和军队中的以色列特务。他认为这是埃及战败的原因。 我们告诉纳赛尔，东德在以色列没有间谍。他听后大失所望。可我们说的是实话。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东德始终未能渗透到以色列的谍报机构里。在莫斯科的督促下，早期我们曾试图从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发展我们的人，但一直没有得手。我们所需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大致上可以通过美国和西德的渠道以及后来巴解组织谍报机构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担心会陷到中东里面，无法自拔。可苏联人与以色列这个敌人较上了劲儿。我决不会仅仅为了帮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出口气而花费气力去搜集情报。在我眼里，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我看到渗透活动事倍功半时，马上停止了在以色列发展间谍的活动。
再说有迹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换情报时藏了一手。我们表示希望了解北约国家在中东地区的谍报活动。埃及谍报首脑穆罕巴拉为此接见了我们。此公为人狡黠，首次会面时用的是假名。我们知道他跟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一手，以免他把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告诉美国人。为了增加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埃及谍报官员领我的代表参观了一家制造火箭的秘密工厂。这是一家奥地利企业在前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一位同事皮尔茨的帮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认为工厂里有人搞破坏，想请我01协助侦破此案。我不想让人觉得我of情报局好像是一个谍报方面的咨询机构，哪个国家出钱雇我们，就替它解决国内问题。因此回绝了埃及人。
我认为，在海外开展谍报工作必须要找与我们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赞成与那些和苏联及东欧不是一条心的国家做临时性的交易。时隔不久，我们看出与埃及的合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结束了这种关系，但与戈马本人和他主管的内政部仍有来往。1970年纳赛尔死后，新上台的萨达特指责戈马是叛徒。我们情报局在开罗的成员减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内任联络官员。他主要负责大使馆内和馆员的安全保卫工作。搜集有关美国、西德和其他北约国家谍报人员在埃及活动的任务落到了合法驻外人员的身上，即一国驻外使馆内伪装成外交官的谍报人员。我们在开罗的人将情报送回国内情报局主管中东事务的第3科，然后再上转负责第三世界事务的第3处处长，由他交给我的副手耶尼克将军。耶尼克只向我汇报他认为确实重要的内容。我们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也是一样，先把情报报回主管美国的第2处，然后再转给第11处处长，由他交给耶尼克。
1969年5月，距纳赛尔去世前几个月，一批进步的军官在苏丹军事学院院长尼迈里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我们置桑给巴尔的教训于不顾，觉得苏丹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有可能成为我们打入中东的一个瓶子。夺取政权的苏丹革命指挥部渴望建立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并请东德提供谍报及经济上的援助。
我对苏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该国北部人民有着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传统。苏丹人不信任埃及，因为它曾长期扮演英国在这一地区代理人的角色。苏丹北部的穆斯林与南部地区信奉泛灵论的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国家陷入混乱。从刚果、扎伊尔和埃塞俄比亚涌人的难民进一步加深了苏丹的贫困。由于位于战略要地，苏丹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及雇佣军。这些人为所欲为，常常和自己一方也不是一条心。
苏丹革命后不久，我访问了该国。显然，我见到的这些青年军官对他们现在需要捍卫的社会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参加革命出于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国家独立，战友之情或是换一种名义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一位军官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因为每个星期五他向穷人提供免费餐。我与尼迈里的会晤不带个人色彩，只涉及公务。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只见他从吉普车上一跃而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讲演期间，尼迈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的呼喊声打断，中间夹杂着事先安排好的捧场喝彩。随后他跳上吉普车，一溜烟地开走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和内政部兼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哈马达拉更熟。苏丹的警察和谍报人员大多是英国或埃及人统治期间训练出来的，一副英国人的派头。进出房间时，他们会在拳头和肘弯处夹一根短棒，转身时迈正步走。
我第一次见哈马达拉是在他家的花园。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肤泛着光亮，显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抚摸着牧羊犬，一手招呼我进来。我与他促膝交谈。哈马达拉冷静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坚强、不偏不倚的安全部队的重重困难。除我俩外，桌子旁还坐着一个身材略矮，身穿卡其布军服的男人。见面时哈马达拉只是简短地介绍了他一下。他的名宇听上去像阿拉伯人。以后东德开始与南也门打交道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尔，是南也门安全部门的首脑，以后任外交部长。后来因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在狱中被毒死。
哈马达拉是少数几位与我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的非洲政治家之一。他去东柏林看过我几次，对自己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苏丹革命前他从未去过社会主义国家，但对非洲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有着令人惊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担心尼迈里会解散革命委员会，投靠西方。“在这件事上你们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他阴郁地说。
哈马达拉的预测很快成真。1970年，尼迈里掉转航向，将哈马达拉和其他左派人士逐出革命委员会。第二年，左派人士发动政变未遂后，尼迈里将政府内所有社会主义者悉数逐出。当时哈马达拉正在伦敦。他不顾我们的劝告，决定飞回祖国，重整旗鼓与尼迈里斗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飞机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迫降在利比亚。卡扎菲马上将哈马达拉和一名随从引渡给苏丹。哈马达拉被判处死刑。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临刑前，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与卫兵平静地交谈。一小时后即被处决。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又一位朋友在正义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认为，哈马达拉的牺牲使苏丹失去了它的最优秀的儿子之一。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国人。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我们无法继续作为谍报顾问在苏丹工作下去。1971年，我们撤回东德，再也没有返回苏丹。
撤出苏丹前不久，我还和本世纪最臭名昭著的雇佣军头子之一的斯坦纳打了一次交道（和我们贿赂过的西德联邦议员斯坦纳不是一个人）。斯坦纳1933年出生于慕尼黑，是个地道的雇佣军头子。他干这一行始于法国外籍军团。在越南争取独立的战争中，他所在的特种部队曾与胡志明的部队交过手。1954年法国战败后，他又跑到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1962年，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国，赢得了独立。斯坦纳首次独自涉足雇佣战争是在尼日利亚。1967年，由于不同石油利益集团的冲突，尼日利亚爆发内战。该国盛产石油的地区打出比夫拉的旗号，宣布实行自治。斯坦纳训练了比夫拉的突击队员，从此与欧洲、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谍报机构搭上了线。在斯坦纳的协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西德和其他国家的军火商向这一地区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眼镜蛇式和罗兰式导弹。斯坦纳本人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部队，打着画有骷髅和交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险尝试失败后，斯坦纳又投入苏丹南部叛军的怀抱。这一举动引起英国谍报机构的注意。英国前驻苏丹武官、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的老板巴纳德和他的一位同事杜瓦尔向斯坦纳提供了地图和无线电电台等设备。杜瓦尔名义上为西德人道主义组织工作，实则是英国谍报机构在当地的官员。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斯坦纳靠这条线与中央情报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报局想借他之手推翻尼迈里政权。斯坦纳通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个邮政信箱向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内的一名叫普雷斯顿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单。斯坦纳自称是向南部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非洲协会代表，在这一幌子的掩护下装备训练了一支杀人不眨眼的游击队，在苏丹南部滥杀平民百姓，并对苏丹军队和警察发动袭击。斯坦纳将司令部设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还修了一条跑道。朱巴是苏丹南部的重镇，又是来自乌干达的人员和军火的集散地。当时乌干达政府得到了以色列军事顾问的帮助。一次当地人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点和舞蹈者的旋转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个赤裸的身上涂抹了灰炭的老人冲我们跑了过来，一手持短矛，一手挥舞一条鱼。我前面的几位保镖一跃而起，一个用身体挡住我，另外两个制服了那个人。事后得知，我躲过了一次反叛分子谋划的暗杀。康拉德在他所著的小说《黑暗的中心》里描写了非洲世界的扑朔迷离和刺激。这一次总算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回。
我们在喀土穆与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帮助他们擒拿斯坦纳。我方谍报人员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内他的确切行踪。此外，乌干达迫于非统组织的压力不再支持斯坦纳。借助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终于擒住了斯坦纳。
斯坦纳被捕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处决。应苏丹政府的请求，我们答应参与对他的审讯。我的主要任务是让苏丹人懂得，审讯犯人（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其他人）的目的是从他口中得到仍在进行的或正在策划中的叛乱活动的情报，不是通过恫吓或拷打进行报复。可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桑给巴尔也好，其他与我们多年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好，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无一例外地滥用了我们传授给他们的技能。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做法强调孤立敌人，对之晓以利害，而不是严刑拷打或恐吓。可是真正做起来时，这些国家的审讯人员很少有不出格的。
传授审讯方面的技巧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派往桑给巴尔的东德专家中没有一名审讯方面的专家。我们试图让桑给巴尔人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证据支持的口供没有法律价值。靠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没有丝毫价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保卫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东德的审讯人员均受过专门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主管审讯的第9处直属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不清楚他们法律培训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证手段要合法的原则。当然，审讯技巧也是培训的部分内容。他们让一个犯人开口讲话的方法恐怕与西方同行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现象，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依赖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干过。一次，苏丹革命委员会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给巴尔骄傲地告诉我说，总统的一名敌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给自己掘一个墓穴，然后让卫兵冲天放上几排枪。结果他乖乖地就范。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最为残酷。犯人常常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肆意处死。这方面的消息令我们触目惊心。和西方国家一样，我们也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在非洲当权者的眼里，警察和谍报机构不过是他们在部落、种族和个人恩怨冲突中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了解情况的手段。
在如何对待斯坦纳一事上我向苏丹人耐心解释，像斯坦纳这样死硬的人，只有他觉得自己会受到公正对待时才会开口说话。他们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让两名民主德国的审讯员去见他。此前斯坦纳受审时态度一直十分顽固。看到两名德国人来到他的囚室与他交谈，斯坦纳显然松了口气，虽然这两个人来自信奉社会主义的那一半德国。他在世界各地曾与共产主义为敌。我觉得对付他的最佳办法是动之以情。他的妻子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设法从她那里搞到了他们的结婚相册，并安排他的一些亲戚给他写信。我们的这一姿态缓和了他的抵触情绪。斯坦纳讲述了自己在苏丹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终我们从他这里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伪装的组织和谍报机构在苏丹境内编织的这张大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努力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西德和其盟国的谍报机构也没闲着。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尼迈里最终倒向西方。斯坦纳也获释，到西德定居。
苏丹和斯坦纳的例子说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谍报活动作用十分有限。我们每卷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都要对战略、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归分析，我们和西方国家一样，卷入第三世界首先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争夺势力范围，并试图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红色。久而久之，我们认识到靠提供谍报和军事援助换取外交承认代价过于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报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员会里主管谍报工作的官员就已看出，我们原封不动地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收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后，无论是我们还是受援国都获益不大，完全是得不偿失。由此换得零零星星几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外交上的承认实在意义不大。
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我们因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的联盟以及在那里展开的工作不禁有点飘飘然，以为我方在冷战中占了上风。我们觉得，由于自己的努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将使全球权力平衡向我方倾斜。勃列日涅夫坚信，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化。他试图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项支持激进左派政府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想法与昂纳克的心态不谋而合。1972年与波恩签署的基本条约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昂纳克于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为止对我们关闭的国家和地区。对此他显示出孩子般的热忱，并萌生了成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念头。昂纳克竭力使东德参加世界事务的心情不难理解。他这个人缺乏眼光，但自尊心很强，渴望作为一名改善了东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领袖而名垂青史（直到临终前，他仍可以一口气说出在他执政期间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卫生间）。他深知，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永远超不过他的前任、东德首位领导人乌布利希的地位。东德外交局面打开后，他打算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超过乌市利希的成就。
我们内心很清楚，昂纳克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系列互访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访问华盛顿、东京和波恩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但我们这个小国正是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这句口号绝妙地反映了集愚蠢透顶和小肚鸡肠为一体的心态：“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门里一些胆大的人把这一口号当做笑话互相传诵。
一方面，昂纳克寻求扩大我们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出于好胜心理，渴望被苏联人视为东欧集团内最卓有成效和大胆的谍报伙伴。我们是靠外国谍报工作赢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尔克最初对我们开展的这方面的活动并不热心。他本人是干反谍报出身，兴趣一直在侦破隐藏在东德内的敌特，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想的。与克格勃首脑会晤时，他常夸耀东德的反谍报机构抓获了多少敌特。苏联人对此不感兴趣，抓多少也不会让他们吃惊。苏联人对我们的器重取决于我们通过外国谍报活动得到的有关北约国家的情报和我们在非洲，以及后来在中东取得的成果。
因此，我们从卷入非洲逐渐发展到涉足中东，并与一些靠恐怖活动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南也门日益成为连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桥梁。1969年南也门革命政权成立后，我们向亚丁派出了一个人数庞大的顾问团。我们与南也门之间的合作范围超过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经济技术和教育援助外，还派出了国内国外谍报领域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整个南也门任我们驰骋。当年东德的谍报人员培训期间都曾先后被派到南也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开玩笑说：“去学学骑骆驼。”
亚丁对我们的到来张开双臂表示欢迎。这与我们在中东其他国家受到的对待大相径庭。当时南也门正在同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邻国北也门展开一场异常激烈的谍报战。由于我们来自一个分裂的国家，也在与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场谍报战，亚丁的领导人坚信，我们是最能理解和帮助他们的伙伴。苏联人为了从这一动荡地区得到可靠情报并支持它的亚丁盟友，鼓励我们大举卷入。
此外，还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1975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垮台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上台执政。我们与苏联和古巴一道进入了莫桑比克。罗得西亚和南非白人政权支持的抵运（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叛乱分子不断对新政府发动袭击。我们对扭转局势满怀信心。东德为莫桑比克培训大批的谍报人员、军官和警察。6年中国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1000多名莫桑比克学员。我们主要向他们传授反谍报、加强边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识。莫桑比克境内的培训由我们情报局派驻该国的首脑负责。我只去过一次莫桑比克，不过通过下属的汇报对那儿的情况大致了解。对我们来说，卷入莫桑比克的内战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我们首次面对严酷现实：由于站在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一边，我们自己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1983年，8名东德农业专家被抵运的叛乱分子杀害。我在此事发生前一年访问莫桑比克时，形势已经相当险峻。
眼看这场冲突渐渐失去控制，苏联军方与克格勃在应对的策略上争执不休。莫桑比克政府内的权力斗争因此愈演愈烈。我认识到，我们就加强各方之间的配合提出的建议再好也白搭。苏联人那头没人爱听。我们于是开始收缩在莫桑比克的活动，但仍继续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一直到1987年才彻底停止了这类援助。
在安哥拉，我们向该国抵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三个派别之一的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给予了谍报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人运成立于1961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军事方面，我们乐于让古巴人在这场政治背景复杂的战争中负责战略的制定。古巴人刚到那会儿士气还是很高昂的，对卡斯特罗派他们到世界另一个半球打仗感到骄傲。他们肯动脑子，对游击战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战争始终难见分晓。安哥拉人民饱受战火，国家遍体鳞伤。中央情报局和得到苏联支持的古巴人各支持一派极有可能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苏联和古巴谍报机构觉得我们不过是潜在的武器来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场是尽量满足埃塞俄比亚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秘密贸易机构“科科”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还向东德支持的几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介绍了什么样的西方技术和电子武器最适合非洲严酷的气候。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还通过“科科”直接为它们搞到了急需的装备。
我们在安哥拉化险为夷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却日益恶化。和苏联人和古巴人一样，我们没想清楚目标是什么就卷入了这个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同邻国索马里的战争。索马里原是苏联的盟友，1977年转而投靠美国人。另一场是同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这两场惨烈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远非我们所能影响，更不要说左右了。我们对越来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争端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个悲剧说明了这种困境。
197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派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和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科夫斯基会埃塞俄比亚，力促交战各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了显示善意，第一步先争取使厄立特里亚人坐到谈判桌旁。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两人于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动身前往埃塞俄比亚。
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从的黎波里乘直升飞机前往卡扎菲扎在沙漠上的帐篷去拜访他，希望说服他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施加自己的影响。飞回的途中，直升飞机不幸坠毁，两人同时丧生。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和他们很熟。早在戈尔巴乔夫出现之前，他们就是党内领导人中赞成改革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尤其是兰贝茨，东德知识分子和许多年轻党员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接昂纳克的班。
由于兰贝茨丧生的地点颇不寻常，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次事故也许是有人暗做手脚的结果。我也深为关注，亲自审阅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查明，利比亚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具备夜间飞行的资格，但兰贝茨坚持要他当晚送他俩回的黎波里。事故看来确实出在这里。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响，我们更不愿意与利比亚建立直接的谍报联系。不过后来的黎波里请我们帮助搞到军事技术时，我们根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利比亚是这一地区少数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为索求的技术知识或特殊装备慷慨解囊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和利比亚只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合同：由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提供保镖的司在东柏林郊外的一个秘密营地训练卡扎菲的私人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