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柏林为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举行完葬礼后，我的副手和党中央的另一位官员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试图完成牺牲的同事未竟的事业，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由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强烈反对，他们此行一无所获。这实际是一个苗头，预示着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凶多吉少。我们本来是埃塞俄比亚正式请来培训他们的谍报人员的。可时隔不久，我们说话已没有人听。残暴无比的安全机构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为埃塞俄比亚出力更大的苏联人处境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社会主义阵营内惟一似乎能在埃塞俄比亚玩得转的国家就是古巴。随着古巴人信心日增，经验日丰，他们成了非洲大陆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态，对形势有更好的把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莫斯科卷入埃塞俄比亚之初即犯了一个错误：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它在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错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地形地貌复杂，军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们和古巴人认为，如果达不成政治解决办法，开展游击战收效会更大。另一点分歧涉及我们卷入的规模。我觉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国，如埃塞俄比亚，比四面撒网效果会更大。其实到头来怎么做都无关紧要。我们也好，苏联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终都按自己的治国设想行事。我们纵然有各种打算和手腕，也难以改变这一点。70年代末，我们减少了卷入的规模。回想起来，我们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收效却如此之微，令人不胜啼嘘。
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陷入众多难以取胜，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冲突中不能自拔。连美国的公众舆论都常常认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活动中，我们比西方多一点点优势。由于我们这些国家的议会毫无实权，新闻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干些什么本国人民无从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协助他们在这个遥远的部落国家搜集情报。这一次我不再退让。我告诉米尔克，我们在海外已经力不从心。卷入阿富汗的冲突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口回绝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请求是极不寻常的做法，但这一次我们达到了目的。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避开这个烂泥塘是多么明智。我们的援助仅限于在阿富汗建了一家医院，并在东柏林为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与莫斯科在喀布尔的代理人纳吉布拉安排会谈地点。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记得列宁在他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被处死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另走一条路。”我们信奉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理论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在我们眼里，这种行为和扔块砖头砸碎银行的玻璃没什么两样。也许当时感觉很开心，可第二天银行照旧开门营业。70年代末，国家安全部和外国情报局与一些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组织搭上了线。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里奇·桑切斯（不无讽刺的是，他用了列宁的名字），人称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称为红军派（RAF）的西德恐怖主义团体。它的两个头目分别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人们因此也称它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团伙。我们与这类组织的关系依具体情况有深有浅。但当时我绝不可能如实把这些关系的深度抖搂出来。
1969年，我们驻开罗使馆里的谍报官员开始与巴解组织的阿拉法特和更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头目哈巴什秘密接触。当初开始这类接触完全出自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中，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未能实现自己合法的民族权利。不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约旦也剥夺了他们的家园。由于我们当时在民主德国孤陋寡闻，对阿以冲突的复杂渊源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在东德尽人皆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径，可连我这个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历史都不清楚。
1972年底，东德正式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昂纳克在东柏林接待了阿拉法特。这次会见刚结束，我们情报局即收到与巴解组织互通情报的指示。莫斯科对此欣然支持。当时巴解组织即将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的地位。苏联非常希望同巴解领导人发展多方面的合作。
然而苏联人和我们热衷发展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因一件事蒙上了阴影。1972年8月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一个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团体的成员闯入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地，当场打死两名试图抵抗的运动员，并将其余9名扣为人质（我们和全世界各国一样，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当时任西德内政部长的根舍组织了一次营救，但因计划不周惨遭失败。所有人质连同恐怖分子均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事后这次营救行动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强烈抨击。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这一事件（即使是在另一个德国）对我们东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剂。我们认识到，恐怖分子在国外发泄他们的不满简直太容易了。为此东德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从巴解组织的政治立场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运动的诸项目标并提出一份政策性文件。我们情报局也有人参加了这一小组。东德给予巴解组织内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地位似乎不失为防止我们自己成为这类袭击的目标的妥善做法。我们尤其重视确保即将在东柏林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安全。
阿拉法特和东德情报局内主管阿拉伯国家的处长在莫斯科举行了进一步会谈。我们同意帮助巴解组织，条件是它必须结束在欧洲的恐怖活动。阿拉法特一口允诺，并指定阿布·阿亚德（真名叫沙拉夫）今后负责与我们联系。此后不久，巴解战士来到国家安全部在东德乡村的秘密营地，接受谍报与反谍报，操作枪支、炸药以及游击战术方面的训练。通常向民族解放组织提供的培训无外乎这些内容。除我们情报局外，安全部的另外两个局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一个是HA-2局（负责反谍报），一个是主管军事使命和军训的AGM局（国家安全部部长工作组）。
作为提供援助和培训的交换，我们希望得到巴解组织掌握的有关美国谍报机构、全球战略以及武器方面的情报。我们非常欣赏巴解组织搜集政治情报的能力。阿亚德夸耀说，美国政府核心部门、北约组织和军火贸易圈内都有他的人。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巴勒斯坦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散居世界各地，不只限于中东。巴解组织称，通过这批人，他们在全球结成了一个情报网。我们信以为真，期待能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得到大国首脑会议的详细情况，打开新的消息渠道，了解苏联人一直对我们守口如瓶的情报。总的来说，我们颇为失望。与巴解组织合作期间得到的惟一有价值的情报是以色列与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前的幕后活动情况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
不过在巴勒斯坦人的点拨下，我们的确对中东地区政治上的阴晴冷暖和各国之间的恩恩怨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丰富了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与巴解组织建立正式的关系还给我们在大马士革和亚丁的谍报人员提供了方便。通过他们，我们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和西德在这一地区从事的秘密活动及其范围，还有他们派驻这一地区的谍报官员的身份。这方面的情报非常有用。日后他们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下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时，休想再瞒过我们的眼睛。巴勒斯坦人还告诉我们哪些人是西方谍报机构的耳目，我们借此可以弄清谁是哪方的人。
我们能够向巴解组织提供的情报少得可怜。他们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我们的头号目标仍然是冷战期间的正面之敌西德。而巴解组织对西德并不感兴趣。不过我们的确给巴勒斯坦人上过课。主办训练班的部门请我们局的高级官员向来访的巴勒斯坦人讲授了搜集情报及译码和解码的技术，并介绍了我们在反谍报方面的经验。我们当然猜到这方面的知识有可能会传到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突击队或培训他们的教官那里。
1982年以色列疯狂围攻贝鲁特期间，我们在当地人数不多的谍报人员发挥了超常的作用。当时贝鲁特一片火海，有段时间莫斯科与它在当地的大使馆和克格勃人员完全失去联系。只有东德的谍报人员仍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并可以见到他们。我们的人扮演了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奉命向莫斯科转达巴解对事态发展的态度和反应。他们在炮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会见巴勒斯坦的谍报人员，传递信息。虽然他们对中东地区充斥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情绪早已不陌生，但以色列血洗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以及大批平民死于战火仍令他们震惊不已。
我们的爱憎已经受到莫斯科亲阿拉伯路线的影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我们这些人更加同情阿拉伯人。当然，东德国内并不提倡深入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漫长历史。是否熟悉圣经（这一点在路德后的德国一直受到重视）在社会主义东德的学校里无足轻重。由于我的犹太血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点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国家与纳粹德国勾勾搭搭的历史我也有所耳闻。在中东访问时，骑在骆驼上的人和街头小贩一听到我说德语，就跟在后面喊：“嗨，希特勒！”每当这时，我心里便会感到阵阵刺痛。
由于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米尔克除了偶尔拿犹太人开个玩笑外，例从来没有过任何反犹言论），米尔克骨子里并不信任我。此外，国家安全部内人人守口如瓶的保密风气注定了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深交。我这个局长能做这么久是因为米尔克知道，我深受克格勃首脑的器重。不用说，这层关系对他也有用。得罪了克格勃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在米尔克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善于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行家。至于当年他在柏林街头经历过的那种真刀实枪的阶级斗争，我却不是干这个的料。一有机会，他就把我排除在外。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把特工处--负责敌后破坏活动，如破坏输油管及核电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在苏联，这类职能归第一总局，即外国情报局管。我退休后，该处划归给外国情报局的新局长。
因此，出面与恐怖主义团体打交道的不是外国情报局，而是国家安全部内的第22局。米尔克手下的4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之一，主管边防部队的内伯将军兼管该局。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情报局平行的从事反谍报工作的部门，并不归我管。内伯逐渐接管了军队和警察部队里的反谍报工作，后来还负责国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他为人极其和善，手下管着不少豪华宾馆。每次外国谍报机构的代表团来访时，都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他不是那种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冷血动物，但无疑是一个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德国统一后，他被指控参与了加腾施莱格尔被处死一案。加腾施莱格尔先后四五次偷越边境，而且还破坏了几处边境设施。
内伯直接对米尔克负责。他的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反恐怖机构。1979年以前，该局人数并不多。上面做出决定，扩大与所谓“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的交往后，该处编制迫于需要迅速膨胀。短短几年里，它的人员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东德与恐怖团体交往内情的不过20余人。如今已知，与该局打过交道的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埃塔和豺狼卡洛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活动，而且也从未见过卡洛斯或是其他扬名海外的恐怖主义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化名为罗舍尔的中东问题专家（这里不想用他的真名）。罗舍尔与巴解组织的官员、谍报机构成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个人联系。但他同阿布·尼达尔和卡洛斯完全没有来往。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他是通过巴解组织里的熟人听到的。罗舍尔避开尼达尔和卡洛斯是因为我曾指示过部下不得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沾边。就我所知，他一直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至于第22局的关系户，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选择地告诉他的，“热”关系户根本不告诉他。“热”关系户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险的恐怖分子和团体。第22局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关系户。我们局里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方面的活动。
罗舍尔认为得到的情报对我们的谍报工作有价值时，才向我汇报消息的来源。通常对方会提出要我们提供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报给米尔克，由他拍板决定。此后就没有我什么事了，因为具体培训由别人负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借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身份的掩护进入东德的。这方面的事不归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于政治上的考虑。我担心它的活动可能会对我们局产生不利的后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第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盘。世界上任何一国官员对此都会理解。它等于是又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从事外国谍报活动的机构。我料到它对我本人及国家都没有好处。日后果不其然。
天长日久，我们看出巴解组织不过是想利用我们。我们想约束他们活动的愿望亦成为泡影。我们还担心，站在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一边会招致其他派别的报复，为此逐渐开始接纳并训练巴勒斯坦各派的战士。最终阿布·尼达尔也包括进来。罗舍尔通过阿拉法特手下的谍报人员了解到，阿布·尼达尔一派手段残忍。根据他的建议，我拟定了一项备忘录，反对与尼达尔有任何来往，结果石沉大海。东德的教官向他讲授了发射苏制火箭的技术。
每当我们想做出友好的姿态，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时，就采取邀请对方来东德度假或留学的方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顿有一套房子，每次他来探望在当地科技大学上学的女儿时就住在这里。
1979年，米尔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员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以及他们设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与谋划对西欧国家采取的暴力活动的企图》。报告列举了我们正在援助的组织所从事的大量恐怖主义活动，并指出，巴解组织及其盟友正计划利用他们进出东德的便利，从这里对他国发动恐怖袭击。东德与西柏林近在飓尺的地理位置和进出西柏林的方便对他们极为有用。日后，前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迈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里透露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指责我纵容恐怖主义。但他巧妙地省略了报告中最重要的结论部分。结论告诫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这类活动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并损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米尔克要求起草的这份报告因此非但没有对这类活动表示赞成，反而提出了警告。
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几位领导并没有讨论过这份报告，也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第22局的工作或是我们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我偶尔听到过有人发牢骚。显然，在东德与潜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内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人只是服从命令，并不去多想教给巴勒斯坦人或南也门人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人提出异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担心自己惹一身臊。米尔克非常害怕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在外界曝光，尤其担心东德与其他国家举行敏感的首脑会议前夕我们培训支持巴解组织的消息走漏风声。为此，我们常常临时接到通知，暂停这类训练活动。同时还恳求伊亚德放弃暴力。这种办法临时用来抵挡一下尚可，但从长远讲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东德本土成为开展恐怖活动的基地。然而自从国家安全部认识了豺狼卡洛斯后，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得到保证。卡洛斯是我们所有客户中最难对付的一个。1979年，他通过与南也门的关系首次来到东德。他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善于哗众取宠。西方媒体于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我们情报局根本管不了他，而且据我所知，连见都没见过他。下面我想讲讲这个卡洛斯，以说明我们干了件多么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它。
我们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欢东柏林。十之八九是因为同他栖身的其他地方相比，东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适，夜生活更丰富。他在东柏林的帕拉俾特饭店开了一个套间。这家饭店是西方游客喜欢下榻的地方。我方保卫人员为此提心吊胆。卡洛斯出国旅行持一本叙利亚的外交护照。他惯于来东德前一两天才通知我们。实际上国家安全部后来限制了他来东德的次数。 我和手下的同事对卡洛斯很不感冒。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他属于那种富豪子弟转而成为恐怖分子的人物，说话咋咋唬唬，做事毫无顾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常常招惹上麻烦。他在东柏林期间，东德的反谍报人员一直对他的行踪严加监视，并劝他老老实实呆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可他全当耳旁风，晚上一人跑到酒吧开怀畅饮，与女人调情，还大模大样地在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所有妓女都向国家安全部汇报。尽管如此，抛头露面对他仍有风险，我们还怕别人认出他来。
我们巴不得让他尽快离境。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和卡洛斯这样的恐怖分子打交道最棘手的一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常常颠倒过来。最初卡洛斯对我们的协助表示感谢。一当他感觉到我们对他来东德不够热心时，马上恼羞成怒。他开始像威胁敌国那样威胁我们，警告劝阻他来的人说，他要把东德在海外的机构作为袭击的目标。1982年，他的西德妻子马格达莱娜被法国逮捕后，他要我们协助她越狱。遭拒绝后，他威胁说要攻击我们驻法国大使馆。结果我们落到不得不加强驻法使馆防范的可笑地步。
为什么我们会容忍参与恐怖活动的人？亲自与他们打交道的米尔克认为，“在最紧急关头”也许用得着这批人。他是婉指爆发一场与北约的全面战争。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讲过。他的理论似乎是，我们结交或庇护的恐怖分子，如红军派，可以成为敌后的一支力量，开展针对西方的破坏活动。倘若有人征求我对这种鲁莽之见的看法的话，我肯定会表示反对。和平时期我们尚不能约束像卡洛斯这样的人在东德境内的活动，战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可以靠得住或是用得上？依我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我觉得米尔克实际上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苏联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症，想在国际上受人重视，为此不惜同巴解或红军派这样的组织搅和在一起。
尽管巴解和其他组织向我们保证不从东德领土上发动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起。1983年法国在柏林的领事馆被炸。1986年拉贝勒夜总会又被炸。这两次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允许恐怖分子偶尔把东柏林作为一个活动基地的必然结果。米尔克压根儿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然而这些恐怖分子现在根本不服他的管。
国家安全部对这类组织的活动能够稍加限制的一个办法是规定他们能够带进或带出的物品。’这类组织的成员和所有入境的人一样，在机场要接受安全检查，而且常常被查出携带或转运武器。鉴于枪不离身已成了这些人的第二天性，边防部门决定允许他们携带枪支。
1986年4月5日，位于西柏林的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两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妇女被炸死，150余人受伤。美国人声称利比亚驻西柏林的使馆策划了这次袭击，并报复性地轰炸了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和可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白宫还称东德政府事先至少知道利比亚人有此打算，如果不是具体细节的话。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实际上也是国家安全部严重玩忽职守和怯懦行为的结果。内伯负责的边防军曾报告说，利比亚外交官进入东德时行李中夹有炸药。我们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以及和同恐怖主义分子的关系已了如指掌。中东地区的东德反谍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向我们报告说，利比亚计划在西柏林搞一次爆炸。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炸药正是为这一用途做准备的。
德国统一后，经调查证实，我负责的外国情报局对拉贝勒夜总会爆炸事件和1983年法国驻西柏林领馆被炸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但至今仍有一个谜未解：美国人事先究竟掌握多少情况？他们是否有可能避免拉贝勒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后不到一天，里根总统即宣布美国掌握了利比亚参与这一事件的确凿证据。虽然这些所谓的确凿证据不过是俄国人提示的结果，仍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这次爆炸的主要策划者，一个叫什里迪的人在美军查理检查站加强戒备期间多次在东西柏林间自由穿行。尤其不祥的是，安全部内所存文件援引巴解组织人士的暗示，什里迪决不单单是一名利比亚恐怖分子，而是秘密受雇于美国人的特务。
里根总统讲话后10天，即下令对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报复。160架飞机一共投下60多吨炸弹。这次空袭的目标卡扎菲本人虽然安然无恙，数十名无辜的平民却因此丧生，百余人受伤。袭击拉贝勒夜总会的行为令我们不少人感到厌恶。但有谁能判定下面哪一桩是更严重的恐怖行为：杀害西柏林的士兵和那位妇女，还是杀害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利比亚平民？
第22局除了保护在东德的外国恐怖分子外，还负责照顾东德庇护的红军派成员。红军派产生于6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德国政治传统中的暴力倾向。该派从事恐吓、暗杀西德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经济界要人的活动，试图以我们东德共产党人早已放弃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红军派领导人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在西德监狱里自杀。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追随者仍认为，他们是被当局害死的。德国统一后的年月里，我的名字和这些红军派成员连在了一起。如同我本人和外国情报局对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我们对东德庇护红军派一事也同样两眼一抹黑。
在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下，一些红军派成员改名换姓，在东德开始了新的生活，如阿尔布雷希特、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西德指控阿尔布雷希特把一个暗杀小组领到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德累斯顿银行首席执行官蓬托的家里。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则参与了绑架和杀害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施莱尔。3名红军派成员，菲特、尼古拉和西普曼从西德逃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征得他们同意后通知了东德。最终我们根据米尔克的指示把他们接到了东德。
许多同情红军派的左翼人士在西德发表声明，宣布与它断绝关系。此后的一年里，该组织走向败落。红军派的头目担心当局会大规模逮捕其成员，于是做出决定，任何人如果不想干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第22局的一个小组负责具体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参与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字一律对外保密，连我也不知道。外国情报局同重新安置红军派成员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米尔克一向喜欢把只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里。从工作角度上讲，他没有理由对我保密。但鉴于第22局直接归他管，他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离红军派成员越远越好。他们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谍报机构收买，借机混入我方内部。
如果确实存在红军派恐怖分子从东德领土上对西德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危险的话，我肯定会从反谍报机构那里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可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鼓励这些前成员在东德尽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个恐怖分子都为自己在东德安身准备了一套托词，如因为参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抗议活动受到西德警方的骚扰，或东德有年迈父母，想和他们住得近点，等等。事先他们都受到警告，不得泄露过去参与恐怖活动的历史。可人毕竟是人，总想找谁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些人在东德成家后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过去在红军派里干的坏事。这批人在东德的工厂和机关里与周围的新同事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他们丝毫不掩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例如，1989年东德垮台后，报上报道了马格德堡市一个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厂的党支部成员过分热衷于与西德统一货币！与恋人在东德顶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贝克向我们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厂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话。大家底下窃窃私语，猜测她是从西德撤回的国家安全部特工。
决定庇护前红军派成员恐怕是出于同一心理，即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不过在处理红军派的问题上，米尔克还有一层用意。他想通过窝藏这些前恐怖主义分子令西德难堪。一些红军派成员在叙利亚和南也门接受了使用更先进的炸药和武器的训练。每年还举行一期特训班，训练他们使用苏制RPG-7型反坦克炮。东德还在自己境内为仍住在西德的前红军派成员举办了培训班。已公开的资料表明，1981年到1982年期间，一小批人还接受了扫射奔驰轿车乘客座位的训练。一头活的牧羊犬被系在座位上充当靶子。结果是犬被击毙，汽车被炸毁。教官然后告诉受训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现场。
起初米尔克觉得通过红军派成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西德。与此同时，把他们请来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步棋。然而国家安全部训练前红军派成员的例子证实了我的看法，米尔克仍然没有打消在一场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中利用这些人的念头。他觉得完全有可能爆发这样一场战争。
西德谍报机构当然猜到这些照片被张贴在邮局的通缉要犯躲到了东德。看到这些叛逆社会的西德青年，昂纳克和米尔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们昔日在德国秘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不过和这些人相处一段后恐怕就不会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觉。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中上阶层家庭，骄横任性。反抗的方式也缺乏当年德国共产党及其谍报机构在纳粹德国坚持开展秘密工作时显示出的勇气和机警。在狱中服刑的红军派成员波尔据信是该组织恐怖活动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东德受训的情况时说：“那些理论课程和宣扬世界和平的说教真让人受不了。与其听这些课还不如去读《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我们与东德教官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到了后来，双方恐怕都互相厌恶透了。”
如何区分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我们曾向南非境内的解放运动--非洲国民大会--提供军事和资金上的援助。对此我终生不悔。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我们并不期待他们有朝一日会上台执政。我们认为，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正义的解放斗争。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曼德拉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时，对当年的判断不禁哑然失笑。
不过帮助非洲国民大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我们希望加强该组织内的左翼力量。具体做法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加剧解放运动内部自由派与亲共派的分裂，反而对一贯反共的白人政权有利。我们和莫斯科一致认为，争取非洲国民大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办法是尽量做到有求必应。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事业中的盟友。
从70年代中开始，东德开始训练非洲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这属于军事合作范围，而不是谍报合作，由AGM（国安部长工作小组）和肖尔茨将军主管。两批人数在40到50之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战士在位于东德乡村的一所党校接受了训练。不隶属于外国情报局的东德军事谍报机构负责安排他们的行程。不用说，他们的行程属于机密。一般经坦桑尼亚或安哥拉飞伦敦，然后换乘东德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东柏林。我们的人觉得，这是一条摆脱南非谍报机构监视的最佳路线。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员在东德接受军事训练的消息始终没有走露过。70年代末我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通过东德党中央请我们帮助培训少量的非洲国民大会反谍报人员。他解释说，非洲国民大会内部有可能会混人南非政府的特务。而他们对反谍报一窍不通，无法建立一支反谍报队伍防止渗透。昂纳克办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转给了我们，信上批有一行字：“总书记已经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法律学院。我们在该院的一个特别系为8至10名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提供了培训。建立这所学院是我们情报局想出来的主意。它有多种用途，都与国家安全部有关。退休的谍报官员在此讲授各种课程，从基础国际知识到反谍报技能。在一位从反谍报局借调过来的将军的细心指导下，这些非洲国民大会的学员学习如何发现潜在的鼹鼠，如何迷惑敌人并将他们抓获，同时又不暴露自己。
培训班每隔3到5个月办一期。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敌方谍报机构采用的种种手段以及审问心理学。这些南非学生学起来如饥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培训内容还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员们非常客气地表示，这不是他们前来培训的目的。此时我们已经通过这类合作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把我们的世界观强加在合作伙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本来期待着通过与非洲国民大会建立联系，有朝一日能够使我们派往国外的间谍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设想是，我们可以先派他们去南非，然后在我们当地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改换身份。1988年前后这种办法刚刚开始有点眉巳因而无从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时，尤其是法国领事馆和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无法回避个人的责任或罪责。死者并不是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倒下的战士。他们既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甚至也不同意我flJ高度重视的安全理论。这类袭击，如1993年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爆炸世界贸易中心的行为，显示出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应负的责任。然而这些都是事后之见。我们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我个人参与了这一谋略的制定，对此要负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深知这一点。开展这类合作是东德领导人的旨意，它们与过去卷入第三世界的活动一样，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冷战期间，双方在这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冷酷的对峙中也曾怀有一些良好的愿望。审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以及和许多人视为恐怖组织的关系时，我希望我方的良好愿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不应因卢蒙巴、切·格瓦拉、阿连德、拉宾以及千千万万只有亲属才记得的受害者洒下鲜血而却步不前，而是应该从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以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