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道德而论，东西方的谍报机构都属于灰色范畴。他们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为常常有违人伦。鉴于这一行的特点，一中央情报局的处境似乎颇为不利。为了不违背美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它不得不装出遵照民主程序办事的样子，不管这些宪法条款是否与谍报工作有关。无论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谍报机构都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随时敞开自己的大门，任人审查而不影响其工作。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文件和工作总结报告以应付其他部门的质询。政治家和报界会怎么说始终是他们不能不防的一个因素。
我们这一方犯的错误恰恰相反。虽然我们也要向各级领导提交报告和文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谍报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监督，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是不存在的。我国领导人的地位极其虚弱。为此，凡与威胁到他们地位的潜在危险有关的情报他们都想要，至于怎么搞到这些情报他们毫不在乎。昂纳克惯于在他极力拉拢的西德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语说，东德谍报机构已接到指示，不对他们搞谍报活动。一回到东德，他马上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这些人的材料，而且强烈地暗示，这方面的情报以后多多益善。
我在书首讲述了与中央情报局反谍报人员打交道的一段亲身经历。我感觉，他们让人相信中央情报局内没有鼹鼠的劲头比找到鼹鼠还大。1985年哈撒韦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称：“中央情报局核心部门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苏联间谍。也许这些特务隐藏得很深，躲过了我们的眼睛。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此后不久，两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报局开除的霍华德叛逃到苏联，把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的谍报活动告诉了克格勃。直到一位克格动高级官员尤尔琴科叛逃到美国后，霍华德的事才败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哈撒韦的话倒也没错。霍华德向苏联人告密时已经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过于绝对。我见过这个哈撒韦。此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谍报官员。我内心思忖道，为什么他甘于粉饰中央情报局的弱点呢？我有一种直觉。哈撒韦担心名声已经不佳的中央情报局经不起新丑闻的折腾了。
中央情报局为推翻卡斯特罗搞的未遂政变以及在中美洲的种种莽撞活动，使它在保守党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站的谍报人员对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谍报机构的评价表明，它的威望远远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谍报人员因此士气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学专家都会指出这一点。在公众眼里，中央情报局不仅行动诡秘，而且管理无方。前一种看法对于一个庞大的谍报机构来说很正常。而后者的恶名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背不起。谍报机构是心理不稳定的地方。其内部心态很快会反映到工作人员的行动上。有关叛徒艾姆斯的报道表明，中央情报局内存在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自我厌恶情绪。艾姆斯不仅不喜欢自己所在的单位，而且鄙视它。苏联的叛逃人员恐怕就没有这种感觉，例如戈尔迪夫斯基。他们变节常常出于意识形态或个人方面的原因。虽然他们对克格勃内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并没有因此失去对它的敬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报局雇用的第一个庸人。70年代时，美国有一个间谍，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务是结识访问西德的东德外交官、商人和学者，并从中发展间谍。应该说，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些东德人出国访问的机会拉他们下水的想法并不坏。这比在东德境内搜集情报风险小多了。1973年，我们着手对中央情报局在波恩外的谍报活动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和分析。通过监视在鸡尾酒会、体育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什么人主动找东德出国人员攀谈，我们很快拟出了一个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名单。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们查出他的真名叫福尔肯。而他和中央情报局还被蒙在鼓里。起初我们只是派人跟踪他，看他找什么人接触，从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面的情报。慢慢地我们开始用自己的人诱他上钩，向他提供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秘密和假情报。目的是将美国人的反谍报工作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摸清我们的真实意图。可怜的福尔肯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发展了这么多了解情况的东德人当特务。一次他对一个密友炫耀说，因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报局给他晋级加薪。国家安全部内的反谍报机构听说后忍俊不禁。福尔肯得到的大多数毫无价值的情报就是由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杜撰出来的。
识别在波恩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发展潜在对象前必须精心准备，具体做法上要循序渐进，不露声色地接近对方。中央情报局的人可好，总是明目张胆地拉拢我方人员。我们诱其上钩的人常常抱怨说，这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东德的经济困难十分无知。由于他们对东德的情况一知半解，我方人员很难决定用什么样的假情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特工的素质极差，工作毫无章法。我国领导人不禁担心美国不再重视东德。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关东德的重要数据美国是通过设在西柏林和西德的电子监听站得到的。鉴于美国需要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可以通过截获无线电波得到，中央情报局仍派一些无能之辈到处嗅来唤去有点让人费解。不过我本人的体会是，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优秀的谍报人员和他们做出的判断。中央情报局内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尽管他们自己成绩不佳。你可以窃听一次电话的谈话，但如果不熟悉谈话的背景的话，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一张卫星照片可以显示那一瞬间导弹的准确位置，而隐藏在司令部里的内线却可以告诉你这些导弹移向何方。技术情报的弊端在于：它基本上只有情报，没有分析。它只能记录下已知事实，而无法预测未来。间谍却可以刺探关于各项计划的情报，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弄清各种文件和谈话的具体背景。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谍报官员平时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埋头于浩繁的资料堆中寻觅丁点儿金子。过分依赖技术手段搜集情报也许会有双倍的收获，而为此需要筛选的数据量肯定会相应增加3倍。虽然技术谍报手段的作用会日益增大，并将取代昔日由人冒极大风险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间谍。一个谍报机构的成就来自它的成员，而不是它拥有的花里胡哨的高技术手段。
80年代末，我们已确知，东德境内的所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要么被我们变成双重间谍，要么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他们根据我们的指令，向美国人提供经过仔细筛选后的情报或假情报。我们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内主管东德的官员霍华德了解到的这一情况。中央情报局将福尔肯召回总部，奖励他在东德工作成绩卓著时，他俩见过面。霍华德从福尔肯那里得知，中央情报局在东德境内只有6至7名间谍。这几个人全部是我方布下的诱饵。日后中央情报局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东德垮台后，它坦承以前在东德的特务都受国家安全部的操纵。
1987年至1988年期间，霍华德访问了东柏林，并向外国情报局主管他的官员详细介绍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以及它所侧重的东德军事设施和研究机构。此时他已住在莫斯科，受到克格勃的保护。从他这里我们第一次得知，中央情报局有一个名单，上面列有东德经济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申请访美签证，美国国务院的领事部门会把他或她的名字转给美国的谍报机构，然后输入一个巨大的数据库里。此人访美期间，受到监视的电话、传真或电传中只要出现此人的名字，地方当局都会录下音，然后交给中央情报局加以分析。东德因搞窃听和特务活动臭名远扬。然而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跟美国人比，我们在这方面自叹弗如。
美国谍报机构体制上的弱点之一是，它极易受到政治压力。艾姆斯一案突出反映了这一点。近几年来，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有点像是一支职业足球队的教练，一个赛季没打好就被一脚踢开。这纯粹是做给人看的，为的是使公众觉得改换了门庭。几年后，新换上的人又被斥为无能。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不可能靠这种办法改进它的工作。发生重大叛逃事件或内部有敌人间谍时，尤其需要保持领导班子的连贯性。我从来不认为大批撤换人员就可以解决问题。
施蒂勒叛逃后，我只建议撤换他的顶头上司一人。无论是我还是国家安全部部长都没有受到要我们辞职的压力。我们辞职又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大家留下来齐心协力找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办法。顺便提一下，我觉得中央情报局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坐下来认真研究过如何亡羊补牢。中央情报局里的有些部门，尤其是主管苏联部门的谍报活动简直让人替他们捏一把汗。倘若霍华德叛逃后中央情报局在其内部进行彻底调查，或许可以早一点发现艾姆斯。
遇到像艾姆斯这样的事曝光，谍报机构如果屈从无知的政客的压力撤换首脑的话，对自己毫无好处。我内心深处一直很同情海伦布罗赫。因为蒂德格的叛逃，他这个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被迫下台。此前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海轮布罗赫接管外国情报局的时间并不长。他同西德新总理的某些顾问（尤其是金克尔）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蒂德格事发后，他成了替罪羊。其实问题出在他的前任用人不当，而且情报局内缺乏一项谍报机构应有的严密防范措施。
冷战时期我与美国人是冤家对头，最后竟以与哈撒韦会面这一古怪的结局收场。我任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美国一直是一个遥远而且充满敌意的国家。我们仿效苏联同事，用“头号敌人”这个词形容美国。在莫斯科眼里，因而也在我们眼里，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邪恶的发源地。但我个人对美国并不怀任何恶意。当然，对麦卡锡参议员的疯狂反共活动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地区干的坏事，我不仅知道，而且深恶痛绝。不过因为从小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下长大，我没有像许多社会主义者那样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热症。我对美国的了解源于羁旅莫斯科时从美国朋友那里听到的情况，在柏林当广播电台记者以及采访纽伦堡审判时的亲身经历，外加每日必读的西方报刊。当然，我是带着厚厚的意识形态滤色镜阅读这类报刊的。我的工作就是驳斥西方报道中的种种政治观点和结论，并尽可能令人信服地为针锋相对的苏联立场辩护。因此我与像菲希尔这样的美国朋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作为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常来柏林。我俩重逢后分外高兴。然而双方都有互不信任之感。
我对美国人的政治思想、意图和忧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两位美国人。他们是我吸收的首批美国间谍，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虽然今天这两人已经作古，我仍无意在这里说出他们的真名，权且以化名称呼。一个叫马勒（“画家”），另一个叫克拉维尔（“钢琴勺。两人均出生在德国，年轻时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而且都是犹太人。在纳粹的白色恐怖下，他俩从德国逃到美国，并在这里读完学业。一个成为经济学家，另一个当了律师。由于他们是德育，专业知识又对口，两人双双被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录用。50年代初麦卡锡参议员掀起迫害浪潮时，战略情报局被斥为左派知识分子的老窝。不无讽刺的是，斯大林借口菲尔德与战略情报局有染，于1951至1953年期间对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迫害。根据我听到的关于菲尔德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是什么间谍，而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出于帮助反法西斯主义阵线的目的才一直同战略情报局保持联系。不过他的例子表明，斯大林和贝利亚以他为借口在东欧国家搞清洗的翻云覆雨的手段是多么的卑鄙无耻。
在这种气氛下，我们的许多谍报官员都不敢沾美国人的边儿，担心日后会落个误入美国人圈套的罪名。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美国人的想法。通过马勒早年在纳粹德国上学时的一位同学，我们与这位经济学家搭上了线。他俩同是一个犹太人抵抗团体的成员，曾策划过在一次纳粹展览会上搞爆炸。该团体的大部分成员被逮捕，其中35人被杀害。马勒设法逃到美国。他的朋友被关进了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如今是东德金融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通过他，我们结识了马勒。当初是想利用马勒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建立起的老关系。
结果发现，马勒在美国的路子更广。这些关系对我们一样有用。他思想深刻，有独立见解，仍视自己为共产党人。华盛顿不少身居要职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应我们的请求，他带着一封杜勒斯的介绍信径直到美国驻西德大使馆登门拜访大使和驻柏林的美国使团长。最有价值的是，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任西德德意志内部关系部长（即与东德打交道）的莱麦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是外国报社驻柏林的记者）与一些谍报机构的关系，从位于法国和瑞士境内的谍报机构一直到俄国谍报机构。我从来没有拿莱麦尔这方面的材料做过文章。不过在我保险柜里有一份他签过字的与克格勃合作的保证书。马勒很有钱，从来不要我们付给他工作报酬，只肯接受我们报销他用于工作的开支。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暴露西方的阴暗面。
马勒主要搜集欧洲地区的情报。克拉维尔虽然派驻德国，却对美国国内谍报机构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是一个逃到美国的学法律出身的德国人。起初他在美国当律师，后来加入了战略情报局。目睹西德境内的纳粹战犯逍遥法外，他内心愤愤不平，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学家透露了他了解到的内幕。我们答应永远对他妻子保密后，他才同意为我们工作。他的妻子是西德人，用他的话说，与东德不共戴天。克拉维尔并不拒绝我们给他钱，而且用这笔钱在瑞士建了一栋房子，准备退休后住。纽伦堡审判期间，他是检察官的助手之一，为起诉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的案子做准备。当年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崛起正是靠了克虏伯雄厚财力的支持。战时纳粹战争机器也是因克虏伯的支持才得以运转。克拉维尔担心纳粹主义在西德悄然复活，所以答应帮助我们。看到昔日的纳粹分子战后纷纷回到司法、产业和金融部门官复原职，他感到忿然。
克拉维尔的犹太血统对他的政治观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将审判克虏伯一案以及以色列审判艾希曼一案的全部经过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给了我。从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父亲当年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深受自己是一名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影响。克拉维尔还是大名鼎鼎的记者李普曼的朋友。李普曼与肯尼迪家族关系密切。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举行首脑会议前，李普曼和克拉维尔聊天时告诉他，肯尼迪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持强硬立场。克拉维尔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又转告了莫斯科。至于是否对这次会谈产生了影响，我不得而知。在这次首脑会议上，结果赫鲁晓夫的态度比美国人还要强硬，令肯尼迪猝不及防。
我极为重视从外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们常常比西方外交官消息更灵通，观点也不那么僵硬。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曾试过在英美记者中发展耳目，可一直没有得手。为我们做事的都是德国记者，而且大多来自不甚重要的报社（我们觉得直接在东德的记者中发展间谍不妥。不过东德通讯社和各家报社在国外的分社社长一般需要同我们驻外使馆中的谍报人员通报情况）。我不像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并不反感外国记者在我国各地跑来跑去。我觉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骚扰外国记者的做法弊多利少。这批外国记者很有可能个个是间谍。我们应当设法用假情报迷惑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而不是把他们气跑。
70年代初东德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后，直接了解美国的情况比过去容易了一些。在我们的协助下，柏林的洪堡大学和外交学院分别设立了美国研究系和美国室，其负责人均听从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不过我们深知美英两国反谍报机构（分别为联邦调查局和军事谍报5处）的厉害，向这些国家派遣间谍时格外谨慎小心。
就谍报价值而言，我们把英国划为二类国家。主管英国的处同时还兼管法国和瑞典。我们有几名特工通过西德在爱丁堡的领事处成功地混入英国。爱丁堡的领事处比西德驻伦敦大使馆审查得松。不过鉴于我国政府希望与伦敦搞好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极易受到超级大国政治的左右，这些非法谍报人员很少有人长期潜伏在英国。国际大赦组织是我们渗透的目标之一。米尔克认为它是一个搞颠覆活动的组织，梦寐以求地想派人打入其中，探明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有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消息的，可一直没有得手。我们没有花费气力刺探英国的情报还有一个原因（东德驻英国大使馆内外国情报局谍报人员的活动除外），波恩有我们的耳目。从70年代中开始的大约10年里，我们通过在西德外交部任政务参赞的布劳博士可以看到西德掌握的一切有关英国的情报。他是我们在西德外交部内最出色的耳目之一。布劳娶了个日本妻子。以后他被派到驻日本使馆工作，继续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一直到70年代初，哈尔斯坦主义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恩拒绝承认任何给予东德外交承认的国家。因此，东德与美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正式交往。我们在美国本土上的谍报活动主要是增加对美国科学技术的了解。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联邦调查局对付可疑的外国人很有一套，只是手段粗暴了些。由于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或任何其他代表机构，一个想在美国定居的东德人马上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国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划，具体实施上格外谨慎，以免把我们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为报复性驱除对象。冷战期间，互相驱除对方驻外人员的做法成了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特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用冒名顶替的办法在美国安插了少量非法谍报人员。也就是说，他们的履历都是仿照实实在在的人伪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经作古。这样可以防止美国谍报机构随意抽查时发现他们顶替的人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这些间谍冒充的人都是确有其人，只不过是两人顶一个名字。他们必须在一个审查不严的第三国先取得合法身份。通常我们选择澳大利亚、南非或拉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住上两年后再移居美国，以免引起怀疑。我们还指示他们刚到美国后暂时不要急于发展任何人。有时我们开玩笑说，等到这批人站稳脚跟后，我们早已忘了他们是谁，或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了。
这种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70年代末西德反谍报机构成功采用过的侦查手法识破。美国谍报机构通过一套甄别办法找出了一些特点，如单身男子，中等年纪，在不同国家改换过职业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可以大大缩小侦查范围。我们潜入美国的不少谍报人员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其中包括极富潜力的间谍之一吕蒂希。1979年他被捕后，同检察官达成了认罪辩诉协议，把了解的我方情况向美国人全盘托出，换取从宽处理。吕蒂希的叛变后果尤其严重。潜伏美国前，他曾是东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员。我们对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汉堡安下身，在当地一家国际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后又走关系将他调到纽约。他在美国主管我们一些处境极为困难，随时有可能暴露的谍报人员。此外，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告诉我们美军的运输路线，并发展了一些耳目，把美军和物资的调动情况泄露给我们。
1979年，在一次美国和西德谍报机构的联手行动中，吕蒂希被捕。他出卖了负责传递东柏林指示的一个西德人的名字和地址。更糟的是，他告诉西德人及美国人，东柏林可以通过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发报机向潜伏在美国的间谍单向发报。研制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发报机花费了我们几十年的时间。它大大改善了我们在全球范围的通讯联系。
冒名顶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对夫妇潜伏国外十分罕见，因为同时编造两个人的假身份极其困难。我们一般只派单身男子，指望他们娶个美国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运用的得心应手的罗密欧手法到了美国却屡屡碰壁。情报局内主管美国的头头向我解释说，80年代末时，美国妇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轻易结婚。而且她们好像还有一种本领。我们这些男间谍跟她们交上朋友后常常会良心发现。从谍报工作的角度看，这种心灵深处的仟海却是一场莫大的灾难。有些人未经允许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规定，只有俩人爱得难舍难分时，我们才允许对恋人讲实话。到了这一步后，她们心甘情愿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双重身份。美国是一个盛行忏悔的国家。受此风影响，我们潜伏在美国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对这些人，我们只能断绝关系。他们大多在假名下继续生活在美国，从事当初我们为掩护他们的谍报活动而为他们找的职业。
吕蒂希被捕后，我决定撤回在美国的所有谍报人员。这意味着在美国的谍报工作需要从头开始。驻美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内的谍报人员除外。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潜力的间谍。有一对夫妇已在美国住了5年，在密苏里大学为几位从事科研和教学的教授当助手。还有一位与吕蒂希情况差不多的单身特工。
至于我们情报局在驻美使馆里的人，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费用却十分高昂。根据我们的经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监视得极严。他们很难有机会发展间谍或是和没有戒心的知情人拉关系。尽管我们在使馆里的谍报人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由于美国人视我们为极端危险的人物，仍布置了大批人马对我们驻外使馆人员的活动严加监视。我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始终未能通过这一途径与消息来源保持联系。我们情报局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员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护东德外交官不受敌人的拉拢，检查美国是否在使馆内安装了窃听器，确保秘密交谈不被窃听，等等。东德外交官也向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部门反映情况，但绝不是什么洞悉了美国真实意图的石破天惊的消息。偶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的谍报人员会向我们汇报一些旁听到的里根或布什总统的只言片语，参议院里的逸闻趣事或是某个产业大王的真知灼见。诸如此类的消息，通常过几天在报纸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在美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感觉。苏联人对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同美国人打起交道来更加得心应手。可苏联人仍认为，我国地处欧洲前沿的战略地位以及比邻柏林美占区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在渗透美国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从50年代开始，克格勃请我们帮助搜集有关“头号敌人”的情报，并监测美国与西德的关系以及在西德内的活动。虽然我们在美国本土上的谍报工作收获甚微，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在家门口的西德发展了一批可靠的情报来源。60年代反战运动以及反传统的社会思潮风靡一时。这对我们在欧洲的美国人中间发展间谍极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喜爱的政治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单维人》。美国在西德的驻军雇用了大批美国人，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庞大的外交使团。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发展对象。而且根据盟国签署的柏林市地位协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自由出人东柏林，不会因去东德受到任何怀疑。
美军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同在这里工作的人拉关系也很容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海外服役期间通常缩在本国人的小圈子里。而美国人却喜欢交际。遇到不熟的人请他喝酒吃饭，聊聊美国人在欧洲的生活感受，一般来者不拒。我们还发现，美国人喜欢贪便宜。苏联人干起这种事来比我们老辣得多。他们认为，美国人答应为一个外国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质上的诱惑，即使他们自己很有钱。我们注意到，美国谍报人员拉拢东德人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时，往往一上来就以优厚报酬作为诱饵。而我们发展间谍继续打政治信仰这张牌。有时也利用人的报复心理。当两者都不奏效时，或者发展对象显然就是冲钱来的时，我们才用金钱这一招。
通过一个名叫耶尔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们使用金钱手段收买了几个人。耶尔德勒姆是美军在柏林基地的汽车修理工，在修理厂干活时经常与技术专家在一起调侃。谁挣多少钱都瞒不过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么样的汽车。据此他可以请到哪个人对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满，有可能出卖情报捞点外快。通过他的引见，我们认识了美军中的几个潜在人选。
耶尔德勒姆介绍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内从事电子谍报活动的专家霍尔相比。美国政府对这一通讯机构严加保密，甚至指示其工作人员否认它的存在。国家安全局的人开玩笑说，该局的英文缩写（NSA）是“没有此局”的意思（英文中“没有此局”的缩写也是NSA）。倘若能够渗透到这个局里，收获之巨可想而知。耶尔德勒姆挑中霍尔是因为霍尔对美元贬值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满腹牢骚。他建议我们试试这个人。
霍尔在位于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柏林地面站工作。我们称它为美国的大耳朵。该地面站建于西柏林附近的一座山顶上。山顶上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毁于战火，因而有“魔山”之称。专家认为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适于接受电磁信号。美国人给它起了个不疼不痒的名字，叫柏林地面站。其实它是美国在欧洲的电子监听心脏。各种先进的侦听天线如蛛网密布，触角一直伸到东德与西德交界的地区。该站共有1300余名高级技术人员截听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他们对截听到的内容加以分析后分成不同种类，然后将其中有价值的情报转给美国和北约当局。华沙条约国的侦听活动根本无法与此相比。因而对苏联来说，对抗西方电子侦听的最佳办法是尽可能了解西方的侦听手段，然后想出反侦听的对策。
认识霍尔前，我们通过托伊费尔斯贝格里的几条内线多少知道一点该站的内部建制。它的成员包括美军第6912电子安全小组和英军的第26信号股。但我们对该站能接收多少讯号，以及这些讯号发自何方几乎一无所知。我OJ知道，该站是截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内电话通讯、东德空军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以及国家安全部来往电讯的中心。以后又发现，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我方使用的无线电密码。每天向党中央汇报国内国外政治形势时用的就是这种密码。可惜发现得太晚了。
主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政策的米塔格同我国核心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通讯渠道也受到美国人的窃听。这好比是每天把东德最新的经济动态拱手送到美国人面前。西德人多次要求美国人允许他们接触这类情报，但屡次碰钉子。美国人不相信西德有能力确保这些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落到我们手里。美国人的这一决定看来还是正确的。话说回来，倘若西德人可以直接看到送给米塔格的报告的话，再加上他们对两个德国之间贸易状况的了解，恐怕很早就会得出结论，东德经济上已经垮了。
有了霍尔这条内线后，我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有关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机密和绝密情报。霍尔和耶尔德勒姆都是贪得无厌的人。外国情报局第9处副处长艾希纳负责评估霍尔提供的情报，有时也直接向我汇报。我非常器重他的直觉和周密的思考。“这下可发了，”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只要此人小心谨慎，可以一直干下去。”霍尔为我们干的5年中，我们一共付给他10万美元，超过他的工资收入一倍还多。有段时间他提供的情报尤其丰富，一年就拿了3万。对我们来说，这笔数字相当庞大。不过同他向我国政府和莫斯科提供的价值连城的情报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在这期间，霍尔被提升为电子谍报分析处里的一个小头头。他提供的情报质量随之上升。1985年，他回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之后被派到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美国第5军军事谍报营工作，最后一直做到第5军内主管电子及讯号谍报工作的头头。
霍尔选在法兰克福的PX百货商场与耶尔德勒姆接头，以购物作掩护将一个装有文件的塑料袋交给他。耶尔德勒姆随后独自驾车来到霍尔在市内租的一小套公寓房子，把这批材料复印下来。有时要一直干到晚上。干完活后这个土耳其人开车返回柏林。霍尔再把文件放回原处。为了多赚钱，霍尔向我们提供的文件越来越多。由于数量太大，情报局的分析员处理不完，叫苦不迭。我这才建议把这批材料转给苏联人。这些材料中不仅有东德感兴趣的细节，还有大量对莫斯科更有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苏联人这批材料的来源。
由于这批文件涉及的大量技术细节超出了我们局分析员的能力，我们还请安全部无线电谍报与反谍报处处长予以协助。他后来得出的分析结果中包括了一条当时不为我们所知的重要情报，直接关系到军事部署。他发现，借助ELOKA电子战系统，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可以精确地知道华沙条约组织指挥部的位置以及东德与苏联之间的部队调动。换言之，尽管华沙条约组织的将军们竭力遮掩部队和武器装备的调动，可每次重要的调动都没有逃过托伊费尔斯贝格的眼睛，并立即传给华盛顿或布鲁塞尔。
我们从霍尔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国家信号情报手册”。这份文件长达4000页，里面解释了如何使用“信号情报”手段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我们从中得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认为自己在哪些领域不甚了解情况。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美国人会增加哪方面的活动，并采取相应的反措施。另一个重大成果是搞到了一份代号为“天蓬”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一旦爆发全面战争时，北约为破坏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指挥中心将采用的各种类型的电子战手段。而且详细说明了如何破坏苏联最高司令部向其武装部队下达命令时使用的高频通讯。我们把这一情报转给苏联人后，他们在通讯线路上安装了干扰装置并采取了其他的防范措施。
由于霍尔提供的情报数量太大，我们担心会引起怀疑，建议他悠着点干。有一回他一次就交给我们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谍报与安全指挥部的13份整套文件、指令和工作计划，还有美国今后10年准备研制的无线电谍报技术的详细方案。此外，霍尔还提供了里根宠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机密材料。美国军事谍报机构在美国国内的出色表现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托伊费尔斯贝格它显然失于疏忽。霍尔调回国后，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可惜他大贪心，为了多捞一份外快，又把同样的文件出卖给了苏联人，结果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988年12月，他与耶尔德勒姆来到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一家饭店，与一名扮成苏联谍报官员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接头。俩人随即被逮捕。法庭上宣读的列举霍尔罪状的起诉书证实，6年中，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电子侦听活动由于他的泄密受到严重的破坏。霍尔对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的10条罪状供认不讳，被判40年徒刑。拖他下水的魔鬼耶尔德勒姆也因间谍罪受到起诉。
我们从化名孩子的卡尼那里得到的有关美国电子谍报技术的情报也极其重要。卡尼是一名空军中士，在西柏林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任语言和通讯专家。美国空军把这一机场当做空军基地。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与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分局和柏林一托伊费尔斯贝格有直线联系。根据卡尼提供的情报，我们详细地了解到这一通讯系统如何能够在战争爆发后的短短几分钟内精确地测出数十个华沙条约组织脆弱目标的方位。该系统的某些能力我觉得简直有点邪乎，为此不得不请专家做出评估，然后用浅显的语言向我解释。例如，西柏林有一小批人专门监视位于东柏林东北部大约28英里的埃伯斯瓦尔德苏联空军基地。卡尼的文件表明，美国人已成功地破译了该基地的地对空通讯系统，并正在研究如何在俄国飞行员收到地面指示之前来个偷梁换柱，代之以美方从西柏林发出的指令。如果搞成的话，米格飞机的驾驶员就会从敌人那里接受指令！这听上去像是科幻，但我方的专家认为，美国空军凭借其巨额经费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做到这一点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名间谍，卡尼的弱点在于他柔弱的心理性格。他是同性恋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禁止同性恋的美军会利用他是同性恋这一点在军队里搞臭他。1984年他返回美国后，向我们提出要来东德避难，声称和他同在通讯部门工作的向性恋伙伴死于浴池内，头上套着一个塑料袋。他含糊地说，这是一个想对他下毒手的谍报机构干的。我们担心他随时可能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浴池谋杀案是真是假，他恐怕已受到监视。倘若他此时试图离境，很有可能会被逮捕。怎样才能把他从这种危险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呢？我们决计来个瞒天过海。这一招只有紧急关头才用，而且回回灵验。卡尼持伪造的古巴证件从美国飞到哈瓦那，然后再途经莫斯科飞到东柏林。
救出卡尼后，下一步要做的是尽量使他过得愉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德的生活沉闷乏味，消费品和娱乐活动也远不及美国丰富。我们竭尽全力防止他陷入忧郁症，哪一天走进美国使馆坦白一切。为此，我们安排他监听在西柏林的英美使馆和各研究所发出的英语无线电讯号，把他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这称不上是什么重要的谍报工作，但至少使他有机会能听到祖国的音信。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不适于接触机密。再说他这个人也靠不住。
1989年，东德的末日即将来临。情报局内主管他的官员和美国科科长需要立刻想出一个安置他的办法。我们建议他移居南非，所需费用由国家安全部出，但被他拒绝了。他对莫斯科也不感兴趣。没办法，我们只好在东德南部的苏尔地区给他找了一套房子，付给他一笔生活费。呆在这里至少目标小一点。1990年初，卡尼从苏尔失踪了。我们局的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发现他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在他们的劝说下，卡尼自愿返回美国。如果追捕卡尼的人曾许诺过从轻发落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兑现。当年下半年，卡尼被一个美国法院判处38年徒刑。
霍尔和卡尼这两个人显然向东德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机密。受到审判的最后一位为东德当间谍的美国人舍维茨的情况却不那么黑白分明。他为谁搞情报，或者更确切地说，为谁搞得更多始终是个谜。1976年，舍维茨作为一名和平运动的活跃分子来到西柏林的肯尼迪自由大学美国研究所任职，后又在位于波恩的外交政策协会做客座研究员。1980年到1994年，他在位于卡尔斯鲁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从1976年起，他一直向我们递送情报，包括西德削弱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活动以及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管理高技术出口的种种规定。舍维茨自己称，这些情报来自科尔总理府内的一位前谍报首脑，可又说从一开始他就是美国的双重间谍，与他联络的美国官员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斯通。东德和西德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常在这家研究所聚会。舍维茨称，斯通曾向他许诺过，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报局会出来证实他是自己人。可斯通1991年已去世，身后没留下任何有关舍维茨的只言片语。法院驳回了舍维茨的申诉，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1年零6个月的徒刑，而且还是缓期执行。
我并不了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报局知道斯通与中央情报局有染，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舍维茨影射的那样。我们确信，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内容常常被录下音，转送给中央情报局。至于斯通与舍维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也搞不清。
冷战期间，除了对美国开展谍报活动外，我们对北约组织的战略计划也极感兴趣。我已经讲述了60年代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工作的马格丽特的事迹。我们还十分幸运地发展了一名在北约组织工作的西德官员做间谍。他叫鲁普。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鲁普在英国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协助下向我们提供了北约组织的一些最为敏感的机密情报。
鲁普是个典型的60年代的青年。1967年，西德总理基辛格和副总理勃兰特同意伊朗国王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后，成千上万的西德青年愤怒地涌向街头，抗议这一决定。这位国王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秘密警察为所欲为。反对伊朗国王访问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现暴力。混乱中，一名叫奥内佐格的学生中弹身亡，60余人被捕。学生运动由此诞生。当时在杜塞尔多夫主修经济的鲁普参加了这股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议浪潮。在一次游行中，走在他旁边的一个中年人邀他活动结束后一起喝啤酒，吃顿饭，顺便聊聊政治。这个自称库特的人和鲁普一样，对右翼极端分子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两人越谈越投机，对实行民主制的西德为了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国王这样的杀人犯的虚伪行径气愤不已。
突然，库特将话题从街头抗议活动移开。“有时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一支军队，”他单刀直入地对鲁普说。这是一次发展鲁普做我们的间谍的大胆尝试。结果成功了。
鲁普很快意识到，他的这位酒友来自东德。至于他是否知道库特是我们在波恩地区的一名特工，我不大清楚。这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22岁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库特的邀请，来到东柏林与他深谈。其间情报局的另外两位官员也与鲁普见了面，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鲁普能说英语和法语，智商出众，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有研究。我们的一位官员建议他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里谋个职。鲁普当时并没有想好大学毕业后去哪里，于是同意了。为了便于日后在北约找工作，他离开了杜塞尔多夫大学，选择在布鲁塞尔修完最后一个学期的课。鲁普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大学毕业后，应聘去应用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这里再跳到北约十分容易。没过多久他就在北约组织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研究军火工业对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鲁普通过信使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他在北约总部内了解到的其他情况转交给了东柏林。我们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约工作期间，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结了婚。她对跑到东柏林过蜜月一事的含义似乎没怎么多想。
婚后，鲁普在北约组织里步步高升。时隔不久，他开始向我们提供关于北约各成员国防卫能力的详尽情报。他的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此时已明白丈夫频频往阿姆斯特丹跑是与东德特工秘密接头，对丈夫躲在家里阁楼上偷拍文件的举动也都看在眼里。她成了他的好帮手。安妮一克里斯廷在北约综合系统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后，也为我们窃取那里的情报。1977年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她洗手不干。鲁普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干到1989年。在这期间，他交给我们一批价值连城的北约文件，如《危机手册》、长达300页的《武装部队计划》、《预防措施最后文件》等等。sb年代初，他还提供了有关北约国家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报。然而对我们来说，鲁普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并以浅显的语言解释了我们称之为北约汉语的北约组织内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缩略语。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对鲁普提供的文件赞叹不已，甚至问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说，北约将军阅读过的文件，我也阅读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