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我自己决不会自愿冒险去美国。然而由于命运的使然，我却来到了纽约。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停留在布莱希特的诗歌、魏尔的音乐和洛尔主演的反映黑帮团伙的电影上。那是1965年。4年前，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应古巴的邀请，我飞往哈瓦那，帮助卡斯特罗政府组建一个有效的谍报机构。日后，古巴和捷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谍报机构中均成为佼佼者。可当时古巴在这方面还是个白丁。我的任务是从头教起，从谍报工作的基本知识到建立安全的解码和档案系统。古巴不久前的革命胜利令人振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启程前往位于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叶社会主义孤舟。从东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飞布拉格，然后途径苏格兰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尔克坚持我坐的飞机甚至不得在一个北约国家着陆。“天晓得他们掌握了有关你的什么情况！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他说。于是我改飞莫斯科，搭乘俄国人定期飞哈瓦那的直达航班。
1965年1月6日，我在两名助手的陪伴下飞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气温降至华氏零度以下。我们一行3人穿过谢列梅捷沃机场，钻进等候在一边的汽车时冻得浑身发抖。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和他手下的外国情报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正等着与我会晤。见面后，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古巴内政部的情况以及已在古巴的克格勃人员和他们开展的活动。
当天晚上，我们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安-124型客机再次启程。这种型号的飞机是苏联民航中最大的一种。空中小姐玛丽亚对我们这个人数寥寥的代表团照顾得无微不至。看得出，她是克格勃的人。飞机上的大多数乘客要么是苏联海军军官，要么是携家眷一道去共产主义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军事专家。大家都有一种创业的感觉。惟一两位其他国籍的人来自中国，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他们就坐在我们前面，皮包带紧紧缠在手腕上，目光几乎一刻也没离开过脚下的皮包，似乎生怕我们一跃而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邮袋偷走。机舱后面空空如也，后排座位一律被拆掉。乘务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减轻飞机负荷，确保有足够的燃料飞到8000英里以外的目的地。我们听后不禁松了口气。
飞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凭窗远眺，加拿大海岸线跃入眼帘。几小时后，我估摸着快到古巴了。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刮了胡子，为抵达哈瓦那做准备。这时，我发现太阳的位置不大对头。强烈的气流使飞机剧烈摆动起来，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飞机一头向下扎去。只见大海迎面扑来！由于驾驶员并没有告诉我们飞机出现异常，我不禁一阵慌乱。这大概就是飞机失事前的瞬间感觉。转眼间，飞机在跑道上降落，飞旋的轮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我贴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现一行大字：欢迎光临肯尼迪国际机场！
所有的人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飞速地推测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燃料不够了？还是突遇险情，紧急迫降？或者是苏联驾驶员突然觉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们这些来自一个东欧国家谍报机构的使者本来是去帮助世界另一端孤立无援的盟友，结果却被抛入敌营心脏--美国。我一时全然不知所措。
发动机渐渐停止了转动。成串的警车飞驰而来，将飞机团团围住。警笛呜呜叫个不停。“真他妈的！”我旁边的人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我们做好了警察冲上飞机的准备，可等了好久，不见一点动静。一连几小时，我们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里，如坠五里雾中。我紧张地推测各种可能性，没有一种能让人宽心。我们这个代表团的3名成员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护照，然而此时东德尚未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在美国境内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帮助我们。我随身携有一个小文件袋，里面的文件显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多亏苏联民航对行李限制不严，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边过道上一个婴儿车的垫子下面。
此时，蜂拥而至的摄影师和记者把飞机团团围住。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记者证夹在帽檐上，和《头版》报社的记者一模一样。他们正与美国警察交涉，要求允许他们上飞机。我暗自祈祷警方千万不要放人上来。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天晓得东柏林会急成什么样。当时西方仍不知道我长什么模样。事后才知道，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这还是苏联飞机首次在美国本土降落。我们这架飞机的不期而至在当地引起了轰动。透过窗子我看见摄影记者打手势让我们冲他们挥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记者急得上窜下跳的样子，我们不禁觉得滑稽可笑。这种时候，有点幽默感可以说是最好的伙伴了。我们几个人开始猜测米尔克听说他的外国谍报首脑及其他两位高级谍报官员被困在肯尼迪机场跑道时的反应。他八成会跟苏联人抱怨说：“同志们，当初让他们乘你们的飞机是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现在可倒好，他们身处险境不说，简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是早晨时分。机库后面的高速公路上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倘若我是一个普通乘客，抵达纽约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能凭外交护照穿过海关，然后打电话给菲希尔，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明斯吗？在莫斯科住在阿尔巴特小区的日子里，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亲被关在法国期间，靠了明斯的帮助才得以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卢卡斯应该也住在纽约附近。他是父亲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间我忽然有一种常人皆有的轻松自由感。由于历史、个人经历和信仰方面的种种因素，我的大半生过得谨慎小心。
胡思乱想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我很快又回到现实中来，推测起意外来到美国的种种可能后果。假如美国人查出我是谁，会以什么罪名指控我呢？美国人仅仅满足于扣留我，还是就地审判我？当时我们正在训练一批优秀的间谍，准备让他们改名换姓潜入美国。所幸的是，此前由于外国情报局内负责监视西柏林美国机构活动的处有一人叛逃，潜伏方案暂停执行。一名间谍也未派出。我们的一些人因这一事件被捕。其中一人是美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的翻译。他向我们提供了华盛顿对东西德采取的政策的秘密情报。情报出自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诺、杜勒斯本人和国务院另一位专门负责制定对柏林政策的高级官员访问西德时的谈话记录。这名翻译因为把这个饶舌妇说的话告诉了我们，被安上了叛国罪名判了重刑。倘若我落入美国人之手，他们又得知此事的幕后策划人正是我，结果可想而知了。
正想着，坐在旁边的同事轻轻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国人。只见那两个外交信使打开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里面成摞的文件。我们不禁为他们忠于职守的精神而感动。显然，吞食文件是他们对付阶级敌人的惟一武器。可文件很厚，又没有水帮助消化这食之无味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应该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主动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后一致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大家因此松了一口气。
机舱内的温度不断下降，舱内通风全靠从机外吸进的新鲜空气。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早已降至冰点以下。由于原目的地是位于热带地区的古巴，乘客们个个身着单衣，冻得发抖。又挨了几小时，当地的苏联领事终于露了面，给我们送来了热茶。“莫斯科正与华盛顿交涉，”他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说。从他那儿我们才知道，飞机迫降是因为燃料将尽。1961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过后，美国为了制裁卡斯特罗，中止了与苏联阵营国家签署的飞往古巴的飞机可以在美国着陆并加油的所有协议。熬过漫长的18个小时后，面容姣美的克格勃女服务员终于小声告诉我，华盛顿将允许飞机加油后续飞，条件是让两名美国空军军官作为观察员同行。不用说，这两人一定接到指示，仔细记下所有乘客的相貌特征。
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国人。没想到他们反倒更加惊慌。这时他俩的消化功能已达到极限，不得不轮流去厕所销毁剩余的文件。趁厕所门关上前的一瞬间，我朝里面窥视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个人站在洗脸池前，用一块苏联造的粗糙的肥皂拼命在一张薄纸上蹭来蹭去。看来这一定是一封密码信函，说不定是发给拉美国家游击队的指示。许多这类游击队直接听命于毛主席。这些指示现在只有靠口头传达了。每隔5分钟，抽水马桶便震耳欲聋地轰鸣一阵。约午夜时分，飞机再次起飞。这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陆。除了高速公路外，什么也没看着。
天亮之前，眼前终于出现了“欢迎光临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大幅标语。可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古巴方面事先不知道机上有两名美国军官。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古巴人拿不定主意，是让我们下飞机呢，还是把所有乘客如数遣送回莫斯科。
最终，古巴的安全官员设法把我们一行3人救了出来。其余的乘客还得继续留在机舱里等消息。一辆宽敞的别克牌轿车在夜色中载着我们飞驰进城。首都布满碎石子的街道上穿梭着老掉牙的美国汽车，极为有趣。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一幢乳白色小楼前。陪同我们的安全官员翁贝托介绍说，革命前这座小楼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宅邸。翁贝托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白衬衣上系一条领带，不像是热带地区的打扮。“革命前”一词我们一天听了不下十几遍，每次都是用来与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权带来的新气象相对比。鉴于东德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苏联红军打败希特勒后强加给我们的，我对古巴人民自发地选择革命道路充满敬意，和他们在一起倍感亲切。翁贝托称司机恩里科是古巴最好的射手，并认真地告诉我们，在古巴期间无需为安全担忧。
尽管旅途极度疲劳，我们还是难以入眠，不约而同地来到屋外的花园里。夜色凝重，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异国他乡才有的甜丝丝的味道，美妙无比。四周花草繁茂，蝉声卿卿，星空仿佛像天鹅绒般柔和，令人陶醉。我们3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个感慨万分：“真是不可思议。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在这种地方！”对他来说，天堂也不过如此。我不像他那么易动感情，不过想到这个美丽岛国的人民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压迫，也是激动不已。
抵达古巴后的第二天，和所有官方邀请的客人一样，我们被带去参观古巴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和停泊在距古巴海岸不远处的美国军舰。它有力地提醒人们：这个国家时刻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中。每天都能听到人们回忆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时的经历。墙壁上，弹洞清晰可见。古巴人对外国人的接待不像苏联人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千篇一律，而是相当地不拘一格，好像巴不得能与外国客人分享他们的经历。我们遵照主人的吩咐穿上迷彩服，来到奥连特省的科罗拉多海滩。1956年，卡斯特罗和他的82名战友穿过墨西哥在这里登陆，打响了争取古巴解放的第一枪。我们还参观了猪秽湾。主人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架美国B-52轰炸机扭曲变形的残骸。
在此没有必要赘述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现。一个拥有西方世界一流战略分析家的谍报机构居然在策划人侵古巴一事中表现如此蹩脚实在令人惊讶。我一向不赞成善恶相对论。不过当美国记者盛气凌人地质问我们情报局与解放运动中恐怖分子的关系时，我忍不住反问道：难道美国指使人在古巴四处纵火搞破坏就代表了公民社会的理想吗？
古巴的谍报首脑皮内罗属于大胡子帮。这些人当年跟随卡斯特罗翻越马埃斯特腊山，在山区历尽鏖战，直至攻占哈瓦那。卡斯特罗的弟弟、政治局第二号人物劳尔·卡斯特罗和内政部长巴尔德斯一心扑在谍报机构的筹建上，希望借此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美国人对古巴的企图。巴尔德斯和许多古巴领导人一样，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爱好冒险的谍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我OJ一起去外地时，他让司机和警卫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轿车的后排，招呼我坐到驾驶座旁边，然后以时速100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我假装惊恐状，大叫：“没有祖国毋宁死！”这是古巴人的革命口号。他一听更来劲了，车子越开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来。他酷爱棒球，非拉我去看他钟爱的球队比赛。球打得不好时，他就怒气冲天地跑下场，撵走那个最差的队员，自己取而代之。
巴尔德斯的职业兴趣在于搜集和分析政治和军事情报。他对我们能够提供的技术援助抱有极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为难。巴尔德斯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大批西方国家的产品介绍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窃听和遥控设备，远距离录音的超敏感话筒，隔墙录音机，微型无线电发报机，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实用的东西，如喷射毒液的钢笔，可以藏在鞋后跟的匕首等等。迷信这类玩意儿说明他对谍报工作的认识还很幼稚。这些器材完全无助于判断面前的强大对手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古巴如何努力，也远远赶不上美国强大的技术实力。我耐心向巴尔德斯解释，一个小国若想在这场谍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另辟蹊径。再说，向古巴传授技术知识是苏联分内的事，本不该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负责。然而我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服他。他对我这个谍报设备推销人越来越失望。
早期，古巴人对苏联顾问的工作讳莫如深。巴尔德斯闭口不提他们在做些什么。我建议他找苏联人要设备时，他显得很不自在。在东德，我们常常邀请苏联谍报官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古巴人则不同，尽量避免让前来帮助他们的人出头露面。也许这是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特罗说了算的印象，从而加强他在公众中的威信。
一次，我想找一位克格勃人员。途经莫斯科时，克格勃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古巴人极尽阻挠之能事。最后我不得不略施小计，甩掉跟在后面的尾巴，直奔苏联大使馆。日后我们与古巴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古巴与苏联疏远的另一个原因是：古巴导弹危机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巴尔德斯谈到赫鲁晓夫为了化解危机决定从古巴撤出核导弹时，怨艾之情溢于言表：“关键时刻超级大国只顾自己。我们这些小国应该抱成一团儿。”
当年古巴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尚没有能力扼杀党内的不同意见。我在岛上旅行期间，感受到古巴共产党老党员和老工人运动成员对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帮的反感。老共产党员不赞成卡斯特罗搞个人崇拜。他们认为，卡斯特罗被身边的一群部长包围，缺乏更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返回哈瓦那见到巴尔德斯或劳尔·卡斯特罗后，我马上意识到有人已向他们汇报了我在外地与人交谈的内容。我不禁觉得十分滑稽。我这个谍报头子大半生干的就是核对和分析有关他人的这类情报。可古巴人对此面无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话反倒显得失礼。一次，巴尔德斯主动提及我在乡下问的一个有关卡斯特罗政权内部是否稳定团结的问题，接着不厌其详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随时竖起耳朵，捕捉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忍不住跟主人开了个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楼，几个同事捧着鲜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来。那瓶酒还是他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买的。原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来古巴后一直沉浸在亢奋状态中，早把生日忘到脑后。同事们却记在心里。不过即使没忘，我也不想声张，害怕让古巴人知道了而为我正式庆祝一番，没完没了地祝我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几个人喝了几杯伏特加酒后各自上床就寝。第二天，警觉的翁贝托缠着我们问昨晚为何事庆祝。我装出一副面容严肃的样子，郑重地告诉他，东德刚刚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众所周知，只有一颗人造卫星，还是苏联人几年前发射的。翁贝托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取来一瓶酒和几个酒杯，就东德的航天项目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讲话，表示它标志着古巴与东德关系的一大发展。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则含糊其词。
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重大的消息他一点没听到，我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让他保证绝对保密后解释说，我们是通过一台特殊微型收发报机得知卫星上天的消息的。收发报机小到可以装进口袋里，功率却大到可以接收发自东柏林的讯号。我给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发报机起名为“戈戈风”，并告诉轻信的翁贝托，这台收发报机存在本身乃属于最高国家机密。世界上仅有这一台，目前仍处在测试阶段。翁贝托指天发誓，决不告诉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内政部长举行的宴会上，所有人都向我们打听有关东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说，在古巴难得听到国内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长地沉默了片刻后，皮内罗脱口问：“不是有戈戈风吗？”我不得不告诉在座的人，这是跟翁贝托开的一个玩笑。此后，可怜的翁贝托落了个戈戈风的外号。
天长日久，我与皮内罗的交情越来越深。早期颇为稚嫩的古巴外国谍报机构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凭着我与古巴上层领导人的老关系，有时可以把我们的人藏在古巴。作为报答，我为皮内罗采购他所需要的窃听、解码和特殊摄影器材。1973年智利阿连德总统遇害后，皮诺切特将军疯狂捕杀左派人士。我们协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纳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智利人，因此东德挺身而出，帮助智利的反对派人士。昂纳克喜欢看到东德向处境困难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时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一片白色恐怖。军人极右政权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这些国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东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年代东德援助拉美国家的举动使它赢得了人心。
皮内罗还向我讲述了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他俩最后几次交谈的情况。切·格瓦拉对苏联决定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以结束危机的行为失望至极。“切以为他可以在其他国家重演古巴的胜利，从而为我们减轻压力，”皮内罗说，“可古巴的情况十分特殊，不同于其他国家。他走之前我们大家就看到了这一点。”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时，还有一位年轻的东德姑娘塔玛拉与他同时罹难。塔玛拉的父母从德国移居到阿根廷时，她还是个孩子。一次她作为翻译陪同一个东德青年代表团访问古巴，之后未经允许留在古巴，爱上了格瓦拉，并与他一道踏上了最后的征途。这段爱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为东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玛拉死后，我的副手提醒我，我们第一次访问哈瓦那时曾见过她一面。在古巴内政部入口处，他曾停下来与一位身穿军装的秀美姑娘交谈了几句。她就是塔玛拉。此后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测当时皮内罗正在帮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维亚的准备。不过我在古巴期间，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格瓦拉。古巴人已经学会遵守谍报工作的第一要义：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该知道的事。
劳尔给我的印象与皮内罗和巴尔德斯截然不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沉稳，有政治家风度。劳尔不像一些同事那样爱感情用事，而是从战略的角度冷静地分析古巴的处境。我从来没有听他暗示过疏远苏联或是流露出对苏联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只有劳尔最守时，每次约会总是准时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这一点。劳尔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时习惯开玩笑，称他是普鲁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间，劳尔潜心研究马克思理论和军事原理。每逢会客时，乐于向人显示自己熟知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以及军事知识，尽管古巴与苏联和东欧远隔千山万水。
1985年，应尼加拉瓜内政部长博尔赫的邀请，我从古巴前往马那瓜访问。访问期间，宾主共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胜利6周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古巴人还是尼加拉瓜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国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两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动不已。在东德时，经常听到周围人们对现实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在这两个国家却极少听到有人发牢骚，至少在那个年代里。我非常羡慕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我深知，东欧各国人民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他们的国家，强迫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政府始终心存怨恨。
古巴人回访东德时，我们始终为他们的安全提心吊胆。卡斯特罗喜欢出国访问。随着国内公务日趋繁重，访问千里迢迢之外的友好国家令他感到心旷神恰。当然，热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与我们这些北欧人大相径庭。卡斯特罗访问东德期间，负责他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安全的警卫人员一想起那通宵达旦的饮酒作乐就不禁心惊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请陌生人，通常是在东柏林留学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地一同聚会。我听说一次卡斯特罗拗不过陪同他的东德官员，佯装上床睡觉。待四周无人，偷偷溜出房间，顺着下水道爬到楼下，跑到其他聚会地点继续狂欢。此事发生后，我们考虑最好还是想个办法，晚上让我们的客人玩得更尽兴。有人提议邀请东德电视台芭蕾舞团的女团员同古巴人一道联欢。果然，此后再没有出过事。每次听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返事，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贫乏，每天像所有德国人那样，只知道尽忠职守，埋头工作。
我们与尼加拉瓜的合作远远不及与古巴的合作。古巴人常向我们抱怨说，马那瓜简直像个筛子，什么秘密也保不住。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不管什么人，只要参加过武装斗争就被政府当做自己人。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猖獗一时。原因之一就是尼加拉瓜安全部门审查制度松松垮垮。我们在职务最稳定的安全官员中寻找可以共事的伙伴。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名声不佳，这些人与我们打交道时极为诡秘，坚持在室外，而不是内政部大楼里会晤。
我方为加强尼加拉瓜安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它训练总统和各部部长的保镖。这几乎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个看家宝。东德保镖质量之高举世闻名。拉美和非洲国家纷纷邀请我们派专家为他们训练贴身警卫。一般来说，我们是有求必应，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既可以帮助处境困难的盟友，又无需卷入他们国内的治安工作。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少量的技术援助，如特殊洗像和放像器材。每次我们回访时，主人都十分骄傲地将精心保养的这些器材拿出来给我们看。送给非洲国家的物资的下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全力以赴相助的国家是智利。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时，东德在圣地亚哥没有任何谍报人员。两年前，我关闭了情报局在智利的据点，派驻当地的两个人也被撤回。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两眼一抹黑。年初时，我们情报局曾警告过阿连德和共产党领导人科尔瓦兰，一场军人政变迫在眉睫。可他俩以为智利军队有着服从文职政府的长期传统，不会插手政治，把我们的话全当耳旁风。我们是从西德谍报机构那里得到这一消息的。西德人在智利树大根深，对反叛分子和中央情报局的企图了如指掌。
圣地亚哥市内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人民团结阵线”的部分领导人来到东德使馆避难。他们中间最知名的要数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此前，东柏林已断绝了与智利的外交关系。这意味着，由东德政府出面交涉这条路已经走不通。然而昂纳克此时渴望扩大东德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增加在国际上的影响，因此决心帮助智利社会党人逃出虎口。昂纳克的女儿嫁给了阿尔塔米拉诺的一位同事。对他来说，逃亡的社会党人的生死存亡不仅有着战略意义，而且牵动着个人情感。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于是揭开了帷幕。一批最优秀的东德谍报人员从东柏林风尘仆仆赶到智利，分别查清智利各机场、瓦尔帕莱索港口以及与阿根廷接壤的公路过境点的边防检查情况，并临时在阿根廷制定了一项外逃方案。逃亡人员藏在构造特殊的汽车里被偷偷送出国。这和帮助东德人逃到西德采用的办法没什么两样。陆上边防站突然加强过境检查后，这种办法风险太大成frJ又改换手法，让东德货轮改道去瓦尔帕莱索港停靠，将部分逃亡者藏在水果和鱼罐头的麻袋里运上船。我们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把阿尔塔米拉诺救出智利，经阿根廷来到古巴，然后赴东柏林。
我们在智利的营救活动并没有逃过美国谍报机构的眼睛。沃格尔与美国人讨价还价后用苏联关押的异己作家布科夫斯基换回了被捕的科尔瓦兰。智利阿连德的教训对古巴人刺激很大。劳尔·卡斯特罗告诉我，智利政变后，哈瓦那的领导人紧张万分，扩大了全民防御体系。同时，他和卡斯特罗不再一起外出，或是在同一公共场所露面。
昔日的古巴给人以希望。今天人们却心灰意冷。回想这一切，令人无比感伤。1985年我重访古巴时已感触颇多。那次访问距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已相隔20年。所到之处，商品匮乏，经济凋零。古巴人民对未来悲观失望，言谈中流露出孤立无援之感。“如果美国人入侵我国，现在有谁会帮助我们？”一位古巴高级谍报官员愤愤地说。他的话一语破的。莫斯科背上了阿富汗这个沉重的包袱。戈尔巴乔夫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政策意味着古巴得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我搭乘的飞机临近哈瓦那时--这回中途没有突然迫降纽约--一阵苦闷和失望涌上心头。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似乎与我青年时代的理想越来越远。1945年，我正是怀着这一理想返回德国。而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政治家的一厢情愿与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的现实差之千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曾给人带来一线曙光。我默想，也许莫斯科的这一变化会有助于古巴和尼加拉瓜找到新的办法，克服它们因比邻美国的不利地缘政治位置而面临的困难。
哪里想到，戈尔巴乔夫新路线的结果是古巴的彻底孤立和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的失败。实际上莫斯科已不再管拉美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克里姆林宫第一次明确表示，它接受并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我以为今后的气氛会更加宽松，会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从而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来新的生机。结果是大错特错。
我最后一次访问古巴是1989年春天。当时东德国内问题成堆，已令我焦头烂额。许多问题在古巴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都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路线。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的商店前排起的长龙，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无法想象卡斯特罗政权可以支撑下去。然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却是东西方分析家一致认为比古巴稳定得多的东德。莫斯科拒绝向昂纳克提供长期庇护。曾向受迫害的智利社会党人伸出过救援之手的昂纳克被迫流亡智利，并于1994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
环顾四周，社会主义的理想纷纷破灭。在智利，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被埋葬在血泊中。古巴革命后建立的多元化社会和种种创举曾令我耳目一新，如今也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专制政权。我半是好奇，半是痛苦地关注着卡斯特罗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改革振兴古巴的努力。苏联甚至连装装样子表示支持都不肯。卡斯特罗一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在古巴问题上，我和在世的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京特·格拉斯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写道：“我始终反对古巴实行的不切实际的社会制度。然而今天这一制度行将灭亡之际，我看到除了巴蒂斯塔外，没有另一种制度可以取代它时，又决定支持卡斯特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