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88年生于莱因省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家庭。年轻时，父母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犹太牧师。他不肯从命，非要学医。1928年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年他40岁。他选择这一信仰是曲折一生的结果。他不属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那批德国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兼犹太人的家庭背景--我爷爷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深受托尔斯泰、斯特林堡、厄普顿·辛克莱、尼采和克鲁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响，曾在和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之间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德皇的军队里服役，身负重伤。从军期间，德国军官团的冷酷和骄横深深刺伤了他，助长了他的激进倾向和反民族主义情绪。他对1918年试图建立一个正义、平等社会的德国革命者遭受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最初几年的状况深感失望，于是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所宣扬的追求社会和经济和谐的理想。
但是，我们家一贯有激进的传统。父亲常对我说，他的政治教育从5岁就开始了。那年，他的父母带他观看德皇出席为19世纪德国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修建的纪念碑落成典礼。四周的群众对皇帝欢呼雀跃，一个个伸长脖子，争相一睹纪念碑。祖母把他举起来，绷着脸说：‘弗里切（弗里德里希的呢称），你看到的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是个射杀工人的好战王子。”她指的是184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德国革命者的血腥镇压。我母亲埃尔泽也有反叛精神。她是莱因省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比我父亲小十岁。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一个犹太人。
甚至死后，我父亲仍然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波恩南边有一个小镇叫新维德，坐落在莱茵河畔。在小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块纪念铜牌，上面刻有我父亲的出生日期：1888年12月23日。附近的一条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一百年诞辰。这块铜牌在小镇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因为我父亲不仅仅是当地深孚众望的医生和剧作家，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把他这样的人当做家乡英雄来纪念，在生活舒适的西德小镇中并不多见。
东德垮台后，我终于有机会重归故里。漫步在位于自己国家另一半的小镇的街道上，我心中一片迷茫。对于脚下这块土地，我所知颇多，所见却甚少。冷战期间，我从未到过西德。任东德情报首脑的几十年里，只有偶尔几次到过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地方。每次都负有重要的情报使命，通常是与因安全原因无法来东德的间谍见面。
1923年1月19日，我出生在黑兴根，一个位于德国西南部产粮区的小镇。当地居民信奉天主教。我出生时，通货膨胀正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每次父亲的病人用黄油、鸡蛋支付诊费的时候，父母都会偷偷松口气。我们的家庭气氛活泼快乐。在不苟言笑的当地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有点古怪，可我们不在乎，搬到德国南部与瑞士接壤的赫尔施泰格后，依然我行我素。
父亲是个健美狂，还是早期宣扬自然主义的少数人之一。受他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照中有不少父亲、我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康拉德赤身裸体地做屈体运动的照片。同学们看了这些照片咯咯直笑，可我和弟弟觉得这很正常。我们的不少裸体照片在父亲的著作《自然康复法》中还被当作人体解剖插图。该书是我们住在赫尔施泰格期间完成的。父亲在书中谈到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一个人健康的影响。后来这些思想极为流行，今天人们称其为预防医学。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被视为旁门左道，医学界对他不以为然。父亲对许多病因的分析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以及穷人生活境况的广泛关注，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然而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畅销数万册，几乎成为不懂医学的人的医学保健手册。由于它流传甚广，后来竟逃脱了纳粹对犹太人著作的禁令。靠这本书的收入，我们全家搬到了斯图加特一栋舒适的房子里。斯图加特是一座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风气自由的宫廷时代。
我母亲性格恬静温柔。然而无论是纳粹粗暴的抄家，还是斯大林时代秘密警察对我们的搜查，她都没有被吓倒，显示出她性格中刚强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一个遭通缉的人住在家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坏。在莫斯科躲避纳粹迫害期间，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在伏尔加地区被捕。母亲听说后，马上从莫斯科赶去，把她接回家来。
父亲因为有外遇或政治活动，经常不回家。我们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但父亲常写信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信对我影响很大。毫无疑问，少年时代，他是政治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母亲为他的外遇痛苦万分。他和这些女人生儿育女，给我和弟弟添了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的孩子冷战时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由于父亲当年的艳遇，我的亲戚遍及德国、俄罗斯和美国。
人们对父亲的婚外恋议论纷纷，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时候，父亲过上一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又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对此，我们早就习以为常。母亲对这些非她生养的孩子十分宽厚，把他们当做家庭一员。父母的婚姻并未因父亲的婚外恋而破裂，一直保持到1953年父亲在东德去世。
父亲在政治上极为活跃。1928年，他退出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斯图加特市议员，赢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1929年，他写了一个旨在支持人工堕胎的剧本《氰化物》，为此坐了几天牢。他因这一事件成了德国国内激进政治的代表人物。1931年他再一次入狱，被指控施行人工堕胎手术以谋私利。法院撤销了对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后，他俩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同年重返德国。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进一所参照当时思想开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针办的学校。校方鼓励我们接触农村，大胆思考。因为父母那时都是共产党员，我和弟弟早在德国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少年先锋队。我们自豪地戴着红领巾，倾听有关“伟大苏联”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响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父母的素食习惯除外。同学们午饭盒里的熏肉和德国香肠令我和康尼馋涎欲滴。弟弟说：“长大了，我非吃整整一头牛不可！”父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当然还有他们激进的政治观点，给我们留下了终身的影响。这反映在西南巡回工人演出团上演的我父亲写的反映农民和工人斗争的剧本里。希特勒上台前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整天东跑西颠，或为罢工的金属加工工人募捐，或参加宣传鼓动活动，或挤在成人堆里听他们激烈地辩论政治，俨然觉得自己是一名政治斗士。
作为父母均是共产党员的德国孩子，斯大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既富于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话故事里心地善良的魔术师一般。我常想象生活在“伟大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苏联的正式国名。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是白雪皑皑的世界，人民善良，还有魔法师暗中相助。弟弟则更善于形象思维。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画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肖像。他笔下的斯大林看上去像是童话里的好汉。
1933年国家社会党人上台后，我们在德国开始度日如年。纳粹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后栽赃共产党人，德国各地随后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亲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人。为了躲避危险，他逃到奥地利。我家而后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没好气地顶撞了一个褐衫冲锋队员。他把我按在墙上，威胁说，要是我不交待父亲藏在哪儿，就把我送进“霍伊贝格”。霍伊贝格是我们这一带第一所集中营，政治犯都关在那里。大人们对它窃窃私语。我却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当时我还年幼，把纳粹和左派的冲突看做是两拨人打架。我深知这些身着褐色衫的人和我们一家极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类人，并隐隐感到自己已经是一名小战士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首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一次，纳粹又来家里翻箱倒柜。那伙恶棍冲进我们的游艺室，肆意践踏我们珍爱的玩具和图书。我和弟弟怒不可遏。母亲竭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以掩饰内心深处的恐惧。事后，她骑车带我们跑到斯瓦比亚绿树成荫的乡间，看望父亲的舅舅迈尔。我们跟他很熟，称他“老爷爷”。
老爷爷在这个小镇上素有行为古怪之称。他原是律师，退休后隐居森林，和养的羊住在一起。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人称神医。父亲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才从传统医学转向自然疗法，并把那本他著的关于自然疗法的书献给了他。我们去时正值逾越节，他只能给我们吃未经发酵的面包。这样的食物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直味同嚼蜡。虽然他没能让我们饱口福，却讲了许多摩西五经里有趣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犹太节日的含义。
几个月后，在瑞士共产党的帮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国共产党此时已被宣布为非法。从瑞士，我们又到了法国。法国当局把我们当做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我们只好藏在布列塔尼一个小岛上的朋友家里。父亲随后也来到我们身边，他在这里写完了剧本《马姆洛克教授》。这是描写犹太人在德国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还没等这个用德语写成的剧本在苏黎士首演，华沙和特拉维夫的犹太人剧院已把该剧搬上舞台。剧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极大成功，苏联还根据这出戏拍了电影。1939年该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后，父亲的名字在美国也传开了。许多年后，弟弟康尼也以此剧为蓝本拍了部电影。
纳粹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不用说，在纳粹政权下，该剧从未上演过。家里财产遭没收，父亲的名字被当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单里。此后不久，我们全家被剥夺了德国国籍。1937年，不仅父亲受到当局通缉，连母亲和我们兄弟俩也受到通缉。我和弟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如果说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被祖国视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话，我们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犹太血统的亲戚一样的命运。他们的名字后来永远地镌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里。老爷爷就没能逃过大屠杀的劫难。莫斯科的一名德军战俘告诉我，老爷爷后来被捕入狱，最后死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那年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
60年后，我漫步在黑兴根镇一尘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爷爷。看着街上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们，想象着他们在纳粹政权下的表现，我不禁脊背一阵发凉。这种感觉只有一个德国人才会有。对于纳粹暴行，他们究竟了解多少？内心深处又隐藏了多少昔日罪恶的秘密？也许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迹，置身德国小镇，我却无法排除对自己同胞产生的不愉快的念头。
纳粹此时已冻结了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并没收了全部的财产。苏联的庇护救了我们一家。在一个剧作家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在莫斯科老城区一条建于19世纪的小街上找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小街弯弯曲曲，曲径通幽。它的前面就是深受文人艺术家们偏爱的阿尔巴特大道。1934年3月，我和母亲、弟弟随父亲搬进新居。
我们开始慢慢适应了这种陌生的语言和文化。同院孩子们的粗鲁让我害怕。他们常跟在我们后面喊：“德国人，胡椒，香肠，泡菜！”，还笑话我们的短裤腿。我和弟弟于是央求母亲，非要穿长裤腿的裤子。母亲拗不过我们，只好答应。她叹口气说：“现在你们该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过，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欢上了周围的新环境。我们这两个在德国乡村长大的孩子对繁华的城市生活感到相当刺激。那时候，人们还把葵花籽皮随地吐在人行道上。马车咕隆隆驶过街道。莫斯科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子”，一个土里土气的城市。我和弟弟开始上的是李卜克内西德语学校（这是一所为讲德语的孩子开办的学校，以领导1919年1月德国斯巴达同盟起义的社会党人领袖的名字命名。起义失败后不久，李卜克内西即在柏林遭暗杀），以后又转到一所俄国高中。等我们长到13或14岁时，已经和当地孩子一样，讲一口带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语了。我们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乔治和维克多·费希尔。他们的父亲是美国记者路易·费希尔。我的别名“米沙”就是他们给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后，也按康尼的发音起了个俄国名字，叫“科利亚”。
在我印象中，30年代的莫斯科是个明暗交替的时代。城市变化日新月异。此时我已是一个很爱思考的少年，斯大林在我眼里再也不是什么善良的魔法师了。然而，莫斯科周围接二连三拔地而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马车的黑色轿车确实让人有种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谁魔杖一挥，把一个旧日的莫斯科变成了未来世界。美观大方的地铁站也投入了使用。车站的灯饰属装饰艺术派风格，深入地下的楼梯式电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学后，我们常去观赏地铁站穹隆的屋顶。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20年代的缺粮现象此时有所缓解。虽然盖了许多新楼，父亲的朋友们，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里的人，却宁愿留在彼此为邻的旧家。每年5月1日都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这一天的新闻常常包括当时重大的事件，如切柳什金的探险队征服了北极后大胆地从北冰洋的浮冰群中脱险。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倾注不亚于西方孩子对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或棒球队的痴迷。
我和康尼无比激动地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它相当于西方的童子军。我们学唱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战斗歌曲和歌颂祖国的歌曲。每逢11月苏联革命节来到时，少先队员们便排着整齐的队伍从红场前走过，向列宁墓上那个小个子高呼颂扬的口号。周末，我们一家到莫斯科郊外的乡下采草莓和蘑菇。虽然住在城里，父亲依然坚持热爱大自然的生活习惯。不过，我很留恋德国的精美食品。苏联人粗糙的饭菜，比如作为主食的养麦面粥和酸牛奶，实在引不起我的胃口，日后我逐渐习惯，爱上了所有俄式饭菜。我包的俄国水饺在西伯利亚以西这一带没人比得上。不过对于养麦面粥，我始终没有好感，也许是小时候吃伤了的缘故。 夏天，我被送到少先队夏令营并被任命为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头儿。在给父亲的信中，我抱怨夏令营的燕麦片粥如何难吃，营地纪律如何死板。父亲的回信充满了惯常的乐观。他要我和其他孩子组成一个委员会展开斗争。“告诉他们，斯大林和党不容许这种浪费现象。质量才是重要的。你作为一名优秀少先队员，尤其是一个负责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吵架。你和其他小组的头儿应该一起找营地负责人交涉……孩子，不要为此垂头丧气。”
苏联现在成了我们惟一的家。1939年，我过16岁生日时取得了苏联国籍。父亲从巴黎来信说：“现在你是苏联人民中的一员了。”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自己性格中并没有父亲那种乌托邦式的激情。我属于更实际的一类人。当然，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大清洗的时代。昔日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种种骇人的罪名，遭到处决或被流放到北极圈内的集中营。人民内务委员会--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撒下的大网正在我们认识的流亡苏联的朋友和熟人身边收紧。对此，我们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苏联是社会进步和人道主义的灯塔。
大人们的沉默和支吾瞒不过孩子的眼睛。我们隐隐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周围的环境。在1936年至1938年，学校的许多老师先后失踪。德语学校也被关闭。我们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们当着那些失踪者家属的面绝口不提“失踪”的人。不用人教，我们马上自动遵守了这一怪异的礼节。许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一时期共产党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斯大林个人应负的责任。但在当时，他是领袖，一个父亲般的人物。学校教室的墙上高高悬挂着他的画像。那张有着方下巴，蓄着胡子的脸好似一个预言家似地俯视着我们。在我们眼里，他和他的著作都是丝毫不容指摘和怀疑的。1937年，这部杀人机器达到最高转儿。我们认识的一个熟人弗洛赫被捕。他以前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及其他国家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他给妻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同志对此完全不知情”。
当然，父母尽量避免让我们觉察到他们对这场血腥清洗的恐惧。尽管心中怀有疑虑和失望，但他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仍视苏联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31年，他们首次访问苏联后，曾不无骄傲地这样告诉我们。
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时也发发可危。虽然妻儿因在苏联居住已成为苏联公民，但他本人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并不是苏联公民。他仍可持德国护照旅行，尽管德国已剥夺了他的国籍。他向苏联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请。他想以医生身份参加正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法西斯势力浴血奋战的国际旅。纳粹军队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检验了他们可怕的军事实力，为日后侵略其他弱小国家做准备。欧洲各国的左派志愿人士纷纷涌入西班牙，与反对西班牙军事叛乱分子的共和派并肩战斗。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还把参加国际旅当做离开苏联、逃避清洗的一条生路。几十年后，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父亲在谈到去西班牙的计划时说：“我不会乖乖坐在这里，等他们来逮捕我。”虽然我听说此事时已是一个成人，这话仍让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显然，30年代父母对我们隐瞒了他们深深的忧虑和真实的想法。我们因此也无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许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亲最终没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请被搁置了一年，始终没有回音。在苏联的德国人圈子里，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继失踪。父母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绝望般的痛苦。一天晚上，门铃突然响了。一向举止沉稳的父亲一下子弹跳起来，歇斯底里地骂了一句脏话。原来是一个邻居急着跟我们借一件家什，他这才恢复了往常的机敏。但从此以后他的手总是颤抖不停。
也许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人保护了他。我知道这段时间他曾与其中的一位领导人威廉·皮克通过信。皮克对父亲极为尊重。也许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1938年、父亲终于获准离开莫斯科，前往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被当做敌国公民拘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国护照。1940年夏天，纳粹入侵法国后，情况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关押在韦尔内集中营的犯人将被转交给德国当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死无疑。这期间他好像有过一次机会流亡美国，但为此他必须在表格上申明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放弃了。无论何时何地，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三年中，母亲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当局批准父亲成为苏联公民，这样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苏联--这个他曾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方。1940年8月，他终于获得了苏联国籍。
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们更是举日维艰。苏联当局一直把我们当做遭受第三帝国迫害和追捕的对象加以保护，如今却接到指示，今后要注意与希特勒的关系。像我们这样被纳粹赶出德国的人，对苏联领导人同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尤其难以理解。上面向我们共青团员传达说，这是斯大林挽救伟大的苏联的惟一办法。西方大国曾巴望这个共产党国家在纳粹的剑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时这个解释似乎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共产党跟多年来逼他们流亡的这个独裁者做交易实在令人作呕。
我和弟弟急于适应新环境，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俄国人。在学校，我们整天讲俄语，晚上回家才听到德语。同学们叫我米沙我很开心，因为这样人们会以为我是俄国人。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从广播里听希特勒讲话--他声嘶力竭地鼓吹第三帝国如何辉煌伟大。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开始攻读航空工程学。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根据巴巴罗莎计划对苏联大举发起进攻后，我的学业猝然中断。1941年，德军步步逼近莫斯科。作家协会成员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4000英里以外的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市。时至今日，我对那次穿越乌拉尔山的长达三周之久的艰苦旅行仍然记忆犹新。每隔一小时左右，我们的火车就要停靠到一边，给对面开赴前线的军车让路。父亲一路上照顾体弱多病的俄国著名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她的两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踪，一个儿子被关进监狱。经过批准，我负责每天给她送饭。分配给她的口粮是400克黑面包，外加温开水。她躺在那儿，失神的脸上满是倦容。昔日俄国文学之魂就这样被当局打入另册。但同车的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对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图是个闭塞之地，根本听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消息了。这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有40万居民。现在突然涌入100万前来避难的外地人，居住条件变得拥挤不堪。1942年，康尼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航空工程专业的学生被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没有被征入伍。虽然外面谣传红军损失惨重，我那时少不更事，盲目乐观，想也没想弟弟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学习期间，我接受了军训。我在班里个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华氏100多度的高温下扛着马克西姆重机枪沉甸甸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500克。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次体尝挨饿的滋味。好在从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识分子帮了我们的忙，尤其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人。晚上，我们跑去找著名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听他朗读电影剧本《恐怖的伊凡大帝》里的片断。电影开拍后，我们成了群众演员，扮演被击退的德国武士。沾了过去受过跳伞训练的光，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都交给我演，报酬比一般人高三倍。战时清苦单调的生活因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得到了一点调剂。
大学刚读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电报，署名“EKKI尔科夫”。“EKKI”四个字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缩写。签署人是执委会干部部部长。电报命我立即赶赴偏僻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首都乌法报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流亡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已从重围中的莫斯科转移到了这里。
党决定送我上位于乌法40英里外的库什纳连科沃村里的共产国际学校。来自沦陷的欧洲国家及朝鲜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做准备，并为今后的政治任务接受培训。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已习惯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暗暗为自己无法成为一名苏联飞机设计师而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我当时深信，抗击希特勒比我的学业更重要，更光荣。
共产国际是一个宣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秘密。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已完全长大成人。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观念早已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党要我们跳，我们马上问：“跳多高？”学校里施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我的假名是库特·弗尔斯特。我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带劲儿。虽然学校里所有的德国青年早在莫斯科时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称。这是我们早期接触到的一点秘密工作知识。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机枪、步枪和手枪，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弹，以及秘密接头和传递情报等间谍的基本技术。政治教育则着眼于战胜希特勒之后的日子。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学员日后将组成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统一战线。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宣传技能方面的全面训练。在一门课上，老师让我们轮流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纳粹敌人的观点。另一些同学则运用反法西斯的观点予以驳斥。我对这种挑战很感兴趣，绞尽脑汁想出赞成纳粹的种种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学也许是害怕自己共产党员的声誉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事地重复课本里的话。一次，老师严厉批评了我的同学未能有力地反击我提出的纳粹理论。“真要有一天需要你们跟纳粹分子面对面地辩论，你们这些人岂不傻眼了？”他大吼道。在这种展开意识形态交锋的辩论会上，我遇到的惟一劲敌是莱昂哈德。1949年，他从东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后在德国以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成为一名屈指可数的苏联问题专家。我的一生充满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莱昂哈德教授最终运用他在共产国际学校里练就的本领反对苏联，而我却利用学到的知识一直捍卫这一制度。
在共产国际学校，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米·施腾策。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亲施腾策曾是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在达豪集中营被纳粹杀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我俩刚认识时，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我们的相爱始于离开学校之后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欢她独立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时，她的母亲在一次对涉嫌从事反苏活动的外国侨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后来被释放）。埃米从小在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城市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的这种性格。
布莱希特在给妻子的信里谈到俩人之间始终存在的“第三因素”，即他俩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们对这种看法似乎不屑一顾。但在一个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狱或掉脑袋的年代里，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中维系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纽带。尽管我与埃米在结婚将近30年后离婚，以后又结过两次婚，她始终是我的一位知音，并且通过管理柏林我父亲的档案馆一直与我们全家保持联系。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发生一次突变。这天，我们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鉴于纳粹仆从国与热爱自由国家的情况迥异，共产国际及其学校将予以解散。毋庸讳言，这一决定背后有政治背景。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西方盟国达成的妥协。西方把共产国际看做是在他们的老窝里煽动革命的一个危险组织。
我分配的时机极其幸运。前一批毕业学员肩负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的使命被空投到德国，却不幸中了第三帝国反谍报机构的圈套。德国的反谍报机构一直冒充抵抗组织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而苏联当局对此信而不疑。结果这批学员尽数落入盖世太保和军事反谍报机构的手中，全部罹难。他们的牺牲使我们这批人幸免于重蹈覆辙的厄运。我们于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农庄里，搞机械维修，兼管给白采尔科维河上的驳船卸货。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仍然令我们吃惊。老师不是总说，共产国际是永恒的，是共产党的最高形式吗？但平时受到的教育都是让我们不加怀疑地绝对服从命令。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确的。于是，我们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许因为父亲是知名作家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德国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兼评论员。党的领导人觉得我适合干这一行。该电台是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德国共产党的喉舌。于是我回到莫斯科。20岁那年，我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并参加了在卢克斯饭店威廉·皮克房间里举行的各次会议。皮克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家饭店在外国共产党人遭清洗的日子里曾处在风口浪尖上。正是在这儿，我还认识了战后成为东德国家领导人的乌布利希和其他人。
与此同时，埃米被派往前线，通过麦克风用德语向德军喊话，对敌展开心理战。她手持话筒沿着敌人的战壕走来走去，告诉德国士兵，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呼吁他们缴枪投降。1944年9月24日，她在戈梅利受重伤。由于担心再次分手会是永别，我们举行了婚礼。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俩始终天各一方。
翌年5月，终于迎来了胜利。法西斯德国被打垮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父亲与莫斯科街头的人群一起欢呼雀跃的情景。康尼此时已在德国。他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斗，并因作战英勇荣获六枚勋章。他写信给我们说，盼望在德国团聚。我开始收拾行装。在共产国际学校的时候，人人都知道，送我们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将来盟国最终战胜法西斯之后把我们派回德国。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