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德国到莫斯科那年我11岁。11年后又重返德国。人们常笑称我是半个俄国人，有时甚至带点批评的味道。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看做是对我的侮辱。俄国人的关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在苏联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俄罗斯人民博大的气质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遇到同苏联人发生争执时，我凭借与苏联非同一般的关系说话较少顾忌，也更有分量。
日后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机会，就从德国官员的身份中溜出来，像一个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样漫步街头，与人攀谈。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对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了解更深。我会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们住过的那栋楼。现在这座楼的门口挂着一块铜牌，纪念父亲和弟弟。我还去探望住在阿尔巴特区的许多老朋友。我和挚友阿利克一同穿过我们以前住过的小区，步行到高尔基大街。现在它又恢复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维尔大街。阿利克在二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如今是一位德语教授。学生时代，我俩常常排几个小时的队，为在著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看一场塔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要么去看学校附近的一家犹太人剧场的主角上演的戏。我俩都喜欢俄罗斯古典作品，还有19世纪欧洲大师的作品，如海涅、巴尔扎克、高尔斯华绥和马丁·杜·加尔，以及文笔简洁遒劲的海明威。1941年夏天我俩重逢时，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静的河弯处，一起背诵勃洛克和叶赛宁的诗。
离开莫斯科后的悠悠岁月里，这座城市常令我梦绕魂牵。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们不一样，从未打算在苏联过一辈子。德国仍然是我的故乡。再说党派我到共产国际学校学习以及去广播电台工作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做准备。那时我23岁，踌躇满志，对返回德国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我们在校时，意识形态教育占了很大比重。训练的重点放在如何肃清战败德国的残敌上。然而，一旦面对国破家亡的同胞、亲眼目睹了自己曾热烈拥戴过的大独裁者可耻覆灭，我受到的震撼难以想象。
我们这些从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启蒙者，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内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是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法西斯同盟，当然是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和所有的共产党人均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是绝对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惨痛教训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斩尽杀绝。实际上，斯大林最初对在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虑，他想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时有多种选择。
返回德国后的情形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痛苦压抑得多。许多年后，弟弟在他拍的一部电影《那年我十九岁》中反映了这种痛苦的心情。电影描写了一群天真热情的年轻人在得知极其野蛮暴行的真相之后的心理感受。年轻正直的主人公与他所处的乱世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红军的迫近，各城镇的市长忙不迭地卷起纳粹旗子，有的干脆把旗子中间自圈里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参与了在苏联占领区筹建一个新政权的工作，我随党的机关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与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4月先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一个月后，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着崭新的西装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军用飞机回国。从空中望下去，战后的土地满目疮痍。
我们这批人成分五花八门。既有老共产党员，又有父母是老共产党员的德国战俘。回到德国后会是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有谱。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许共产党在德国合法存在。没有人高谈阔论建设一个新德国。谁都知道，当务之急是解决德国人的衣食住行，以渡过难关。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国。这是我们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国令我们既激动又伤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国城镇千疮百孔。飞行途中，被夷为废墟的华沙从机翼下掠过。整个城市荡然无存。瓦砾中灰烟缕缕，好像从烧死人的木柴堆里冒出来的。我们这架飞机是在柏林刚刚开放使用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上降落的首架飞机。三年后的柏林危机期间，这个机场成为盟国空运的交通枢纽。当时没人想到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的柏林还能重建。
我们这些共产国际的孩子受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纳粹历史并真诚地相信，凭借在学校学到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能荡尽纳粹流毒，建立一个新德国。然而，整天跟这些曾对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欢呼呐喊过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比我想象的难得多。大多数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纳粹在他们的助纣为虐之下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了累累罪行。没有谁因纳粹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负罪，或反省自己的责任。埃米有一次听到几个妇女议论我们电台播放的关于德国战争罪行的报道：“德国男人绝干不出这样的事！”德国男人这种说法完全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希特勒式的语言！这种论调她们听了整整12年。
许多德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不少人认为，我们从苏联搬回来了另一种独裁制度。西方国家后来曾挖苦我们用红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当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国人中，我们这些德国共产党人大概属于对斯大林的罪行感觉最迟钝的，因为是苏联把我们从死亡或监禁中解救出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管有何疑虑，也无法与希特勒残暴政权下的经历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是暴政。对于我和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支解放力量。它的方式也许有些粗暴，但我们始终认为，归根结底它是一支代表进步的力量。当时没有人可以说服我接受与此相反的任何观点。
这种态度日后决定了我们在冷战期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每当听到有人骂我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说的是否属实？”而是“他们攻击我们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自我辩解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再也听不进批评意见。
那时我们非常幼稚。我以为，德国人从战败的重击下醒过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感激苏联人把他们从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并对他们的救星表示热烈的欢迎。实际情况跟我想的大相径庭。在我住的居民区内，有一家纳粹分子被赶出了他们那套宽敞的住房后，左邻右舍开始为谁有资格搬进去而争吵不休。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虽已垮台，而德国人仍为争夺个人的“生存空间”斤斤计较，我不无厌恶地想。更令我气愤的是，有一家人声称他们从未加入过纳粹党，因此最有资格住进这套房子。实际上，他们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当局出卖过5名共产党员！
对当时宣传的建设一个人道主义的和热爱和平的社会与现实的矛盾，我怎么竟然会丝毫没有察觉？我想那是因为我在苏联成长的经历使我成了半个俄国人，感情上同情俄国人渴望对无恶不作的德国复仇的愿望。我以为，局势恢复平静后，报复情绪会逐渐消失，从而在德俄之间建立一种谁也不谋求压倒对方的新关系。
回到德国后没几天，乌布利希-一接见了我们，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各自在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作职责。我被分配到柏林广播电台当编辑。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占领区内的一栋大楼里，这里曾是戈培尔主持的帝国广播电台所在地，现在掌握在苏联人手里。开始我不想听从乌布利希的分配，因为我是学工程学出身，对宣传鼓动那一套所知甚少，虽然小时候在抵抗纳粹运动中曾接触过宣传工作。我问乌布利希，什么时候能让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学的学业。他不客气地说：“让你干啥就干啥。现在不是考虑造飞机的时候。”刚开始时心里一点儿没底儿，干起来后却发现对外采访和撰写外事评论其实极有意思（我的笔名是迈克尔·托姆斯）。我们的广播电台位于远离苏占区的英占区，因而成了刚刚揭开帷幕的冷战中的一个前哨阵地。远离位于东柏林的党的总部意味着我们可以相对独立地工作。不错，我手上是有一份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时写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册子，里面强调了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任务。可当初除了这本小册子外，我再无其他的政治文件。
我经常见到乌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个叫“民主论坛”的节目里，乌布利希代表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是共产党，1946年在苏占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讲了话。他尖厉的嗓音和浓重的萨克森口音严重地影响了播音效果。我当时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建议乌布利希以后让播音员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练练发音。他听后，脸上一红，面露不悦。我初出茅庐就犯如此大错，以后居然能在东德平步青云，实在出人意料。为了把节目办得更活泼引人，我们开设了听众问答专题，回答听众对当时一些忌讳问题的提问。比如，苏联关押的几十万德军战俘的命运如何？对纳粹下级官员是如何处理的？沿奥德一尼河划分的缩短了的德国新边界是怎么回事？奇怪的是，电台里负责监审节目的苏联军官并未禁止这类话题。麻烦的倒是如何对付他们要求没完没了地播放枯燥无味的讲话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一次冗长的发言。 这次讲话成为莫斯科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的先兆。由于这类乏味的节目，许多听众改听美占区内新成立的美战区广播电台。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不能如实报道德国老百姓与苏联占领军之间的关系，或苏联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肆意的强奸和抢掠。对战败的德国人的野蛮报复行为在德国，尤其在东普鲁土地区已属公开的秘密。我们和所有德国人一样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觉得，德苏两国人民之间实现和解的惟一办法就是揭露所有战争罪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们的想法大为光火，因为苏联红军中一些官兵的恶劣行为已使我们更难赢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只能把这些想法咽进肚子里。一些较有涵养的苏联军官私下也说，根本就不该容许这类暴行发生。纳粹曾用“俄国人”这个词煽动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许多老百姓一听到这三个字又一次浑身发抖。
身为德国共产党人，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对这类暴行提出抗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入侵苏联时曾经大肆烧杀抢掠。作为一个德国人，对红军后来在德国的暴行进行谴责就似乎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了。况且，我们当中一些人当年被迫逃离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国。他们对甘当第三帝国走狗的本国同胞仍不无憎恨。第二，意识形态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有人曾问我，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成熟青年怎么会对周围发生的大量不快事件熟视无睹。事实上，当时我只是好奇地听人们议论这类暴行，一耳进一耳出，并未真往心里去。在战后复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乱时期，不法行为比比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确保纳粹主义在德国永远不再死灰复燃。实际上，绝大多数听众来信最关心的也是肃清纳粹流毒，而不是在这一过程有人可能会受到伤害。
苏联占领军大规模逮捕前纳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斯大林分子时，数千名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被一网打尽。不无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劳改的地方不久前还是纳粹的集中营。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听到一些也以为是西方的恶意宣传。例如，西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电讯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代号叫K－5的警察机构在我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里审问并拷打犯人。对此，我矢口否认并指责该报不仅捏造拷打的事实，而且还杜撰出一个所谓K－5的机构。调到国家安全部后我才知道，确实有K－5这么一个机构，而且他们一直在那间地下室拷打犯人。
在我的一生中，对类似事件我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大而化小，要么为之辩解。这里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我的思维方式是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当时认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以后，听了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的思想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毫不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一边。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原谅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举行的装模作样的公审。今天，由于冷战初期形势的需要，我们也将对迫害躲过纳粹魔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对个别人的案子，我曾尽力帮过忙。但这种事例极少。也许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坚信，共产党的这部国家机器永远也不会把枪口转向我--她的孩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父亲也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亲甚至还写信给斯大林，抱怨说上面因为他是犹太人，不允许他回德国。当斯大林晚年臭名昭著的“医生阴谋案”又一次引发了苏联国内的反犹浪潮时，我和父亲均未受到触动。无论是战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里，还是战后的混乱时期，我都觉得不该妨碍正在同邪恶做斗争的我们这一方。
当然，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罪行我当时就有所闻。任何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都在说谎。回首这段往事不会使我感到骄傲。我甚至同德国领导人谈过我的看法。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未把共产党政权下的罪行和纳粹的罪行相提并论。如果有什么原因使我坚信永远也不可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话，那就是纽伦堡审判中所揭露出来的纳粹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1945年9月，电台派我去报道纽伦堡审判。在此之前，我对纳粹德国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苏联的宣传机构。苏联的报道侧重德国共产党人的遭遇。通过从德国传来的有关我们亲属的消息，以及父亲在信中讲到的日后被称为大屠杀的种种先兆，我们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闻。尽管如此，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屠杀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的核心。纽伦堡审判仿佛一张手术台。解剖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台子上一览无余。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杀的全貌。
身为犹太人，跟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栗。纽伦堡从前有“德国的首饰盒”之称。如今却永远同种族主义的法律联结在一起。几百万犹太人沦为这些法律的牺牲品。徘徊在纽伦堡的废墟之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共产党人和其他反纳粹力量面对这场大屠杀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我暗自发誓，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德国的土地上重演！
出于这一原因，战败后的德国人对苏联占领军抱有的敌对态度很令我气愤。在给父母的信中，我不无幼稚地说：“人们总是牢骚不断，好像苏联红军帮他们是应该的。他们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给德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也认识不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1948年，三个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后将三个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旋即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为了与此对抗，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人们纷纷举着火炬游行，到处是群众集会，高唱爱国歌曲。在一些更为敏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颇有点像过去纳粹政权下的游行集会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却把这看做是德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此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见了我，通知选派我从事加强这一纽带的工作。我将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东德大使馆任参赞。为了就任这一职务，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又一次正式成为德国人。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斯科。
从战后百孔千疮的柏林转到莫斯科大使馆从事舒适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为改观。我们一家在莫斯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确实是一家。1946年我报道纽伦堡审判时，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金发灰眼睛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叫迈克尔。1949年又添了一个女儿，叫塔季扬娜。埃米很讨厌使馆里钩心斗角的事，借此机会潜心研究起俄国并着手准备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论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任首席参赞时，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时隔多年，这次经历仍然令我难忘。当我们这些同龄人谈起当年的理想时，总难完全摆脱斯大林的影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已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是当年红场上群情沸腾的游行场面，还是如今已无处寻觅而当年却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形象？这一切曾使他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实上，不管我怎么设法用成人的头脑冷静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无法完全摆脱他给我带来的这种神秘的感觉。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始终提醒我，一个独裁者的个人魅力可以对人们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他的邪恶暴露之后依然不减。
在驻苏使馆的短暂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2月为来访的毛泽东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当时，我正背对着正门人口处。突然大厅里鸦雀无声。我转过身，看到约瑟夫·斯大林站在距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身穿人们熟悉的制服，领子竖着。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或奖章。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矮胖，秃顶闪闪发光，同电影和画像中的伟大领袖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我先是感到失望，随后又有一种骄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个正常人。所有关于他个人崇拜的传说一定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他本人并不知道，”我想。
我作为临时代办代表大使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坐在前排。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互相祝酒。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讲话时，斯大林一根接一根地抽劲儿很大的弗洛尔牌香烟（一种斯大林喜爱的用俄国烟纸卷成的加长纸烟）。后来，他也亲自祝了几次酒。在一次祝酒时，他赞扬了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团结。然后又举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天重返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在两年前，南斯拉夫极富魅力的领导人铁托拒绝接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求在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巴尔干国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权，南斯拉夫因此被斯大林打入冷宫。我们这些来自对苏联忠贞不渝的国家的人，对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铁托居然敢违抗斯大林的意志！
这位苏联领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圣旨一般令我们诚惶诚恐。在我和大部分来宾的眼里，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中苏分裂毫无察觉。但我还记得，当时心里也曾纳闷：整个晚会，毛泽东一言未发，颇不寻常。我思忖着，这大概就是传说的中国人深不可测的性格吧？
两年的外交生涯中，像这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并不多。一次，使馆内部为庆祝东德成立两周年筹备招待会时起了争执。争执的焦点不是中苏同盟的破裂或是一个叛逆的共产党国家，而是穿什么的问题。大使说该穿燕尾服，以示庄重。而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没有燕尾服，要求允许穿西装。最后达成妥协，穿正式西装，系黑领结。当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把黑领结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拒绝佩戴。虽然我们日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国，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明显地带有其前身普鲁士一丝不苟的遗风。结果那天晚上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这样正式。我们简直狼狈极了。当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克鲁季茨基起身告辞时，我彬彬有礼地陪他走到衣帽间。他的手在宽大的披风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掏出三个卢布，很严肃地交到我手里，算是小费。
1951年8月，我接到紧急指示，要我返回东柏林向阿克曼述职。阿克曼的真名叫哈尼施，是东德的外交部长，也是政治局里屈指可数的战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见了我。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让我在当天午饭后再去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某个房间报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午到了那儿，看到还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我。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安排是因为阿克曼一向强调保密，并主张党政机关分开。其实党政机关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组建一个政治情报机构。上面已确定调我到这个机构工作，担负起使“年轻的祖国耳聪目明”的重任。说得更露骨点，我将成为一个间谍。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没想过这次调动对我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当年党送我上共产国际学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广播电台工作。还是党，派我去莫斯科干外交。如果党认为我适于做情报工作，我绝无二话。党的领导人信任我才派我参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种不讲价钱的纪律性。然而，不理解党对我们的绝对支配权力，不理解党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就根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评价我们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办公大楼外面挂上这块牌子是为了掩护里面的东德刚刚诞生的情报机构。上班伊始，施塔尔曼就带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轿车转了一圈儿。这种型号的轿车在当时十分扎眼。负责创建东德情报组织的施塔尔曼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长者。他的真名叫伊尔纳。由于长期在共产党内从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称呼他，结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国共产党内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1923年当选为德共“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绝少谈及过去。不过，他倒是跟我聊起过他在苏联、英国、中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美国执行任务时的佚闻趣事。西班牙内战时，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称“游击队员理查德”。他还是被纳粹指控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盖世太保前来逮捕季米特洛夫时，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对粗暴的逮捕和审问，他俩始终沉着应对，毫不畏惧。季米特洛夫以后称施塔尔曼是“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由于他的这种老资历，新的东德领导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见。他同他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当组建工作遇到障碍时，他就直接去奥托·格罗提提总理家找他面谈，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问题不外乎是钱和经费的来源。早期我们现金奇缺，捉襟见肘。通过官方渠道申请外汇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偶尔施塔尔曼登门找到财政部长，回来时他那破旧不堪的公文箱里塞满了崭新的钞票。捷克斯洛伐克体谅我们的困难，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送了24辆塔特拉牌小汽车后，施塔尔曼不知用什么法子为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部门搞到了其中的12辆。别看我们办公条件寒酸，出门坐的车却很气派。施塔尔曼懂得，这玩意儿有助于提高我们情报机构在政府中的地位。处处省钱反倒会引起消减预算的人的注意。我们的首次会议是在柏林东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开的。谁也记不得这次开会的日期，也没有保留会议记录。以后我们把1951年9月1日定为东德情报部门的诞生日。此后不久，我们搬到了东柏林潘科夫区从前的一所学校里，距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很近。这一迹象表明，我们已变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们只有八个人，外加四名苏联顾问，包括一名人民内务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叫“格劳尔同志”。格劳尔曾作为一名情报军官在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常围着他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过去的经历：如何挖出鼹鼠，如何打入敌人内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员的英勇事迹。从他那儿，我们学会了如何搭起一个情报机构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等。没想到他以后的结局很惨。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这恐怕是特工这行的职业病，同时也与当时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他和东德情报局的局长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劳尔怀疑阿克曼是间谍。后来，苏联不得不把他调回莫斯科。苏联情报机构的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格劳尔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当年，凭着高度的警惕性，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军官。今天，他却沦为这种警惕性的牺牲品。
我们情报局对内称为经济及科学研究总局。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隐讳，任何知情人一看到“总局”这个字眼立即会联想到克格勃内负责间谍活动的“第一情报总局”。1956年，外国情报局改名为“情报总局”。
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握有决定权。起初，各科科长起草所有工作计划都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而这些顾问依据的是苏联政府部门内的繁文礼节。这些章程之繁琐刻板简直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抄写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外，还要花大量时间把它们装订成活页本。这种办法还是革命前沙皇的秘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没人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也没人对此提出疑问。
我们情报局的结构完全是抄袭苏联模式。工作方针的用语一看便知是从俄语翻过来的。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原子能、化学、电力工程和电子、航空及常规武器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情报，以及有关西方国家的情报，并摸清它们对德国和柏林打的是什么算盘。
情报总局下面有一个人员精干、相对独立的反谍报处，专门对付西方的秘密情报机构并设法打入其中。可它马上与国家安全部发生了冲突，因为安全部下面也有一个负责侦听的司。1953年我们并入安全部后，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谍报部门一直直属安全部。由于各部门之间的倾轧，我们往往对自己部内的情况茫然无知。特别是以后反间谍部门的成员开始跟外国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是被蒙在鼓里。
人们常常不解，为什么莫斯科要组建一个德国情报机构，与苏联自己的情报机构竞争。斯大林正确地估计到，苏联的情报人员很难渗透到战后时期的德国。在当初的德国苏占区内建立一支德国人自己的情报队伍会使我们这些人产生一种荣誉感，从而更符合苏联的利益。一开始，我们把得到的所有情报都转给苏联顾问，甚至包括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个间谍的情况。以后我们逐渐开始保护自己的情报来源，只是有选择地向苏联联络员提供情报。
起先，我在罗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政治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知识，如伊斯兰教，以色列建国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度次大陆上的宗教冲突等。他是一个优秀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不要轻信下面情报人员报上来的材料。没多久，我俩就得出一致结论，仔细阅读报刊杂志往往比看间谍提供的秘密情报更有收获。我们自己的分析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报来源得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才能对搜集到的原始情报的真伪优劣作出判断。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始终受益于这一见解。
科布不仅思想大胆，为人处世也十分洒脱。他谈吐幽默风趣，对在座的听取情况介绍的要人们颇有不敬，而听众却感到津津有味。由于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气扬的达官贵人，我俩于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对。尽管我们也是国家的忠实仆人，却没有像某些政治领导人那样染上传教士般的狂热。
随着人员的急剧膨胀，我们不得不再次搬家，从原地点搬到东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更大的楼里。我很快被提升为新成立的外国情报局副局长。局长古斯塔夫·辛德有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
面对纳粹德国覆灭后几乎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西德情报组织，辛德和我都不知从何人手。当年效命于希特勒的高级情报官员现在又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叫普拉赫的神秘的小村子里为新主子服务。普拉赫这个名字刚开始在报上露面时，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好一会儿。对于敌手，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后来对敌手的情况几乎了若指掌。
我是从伦敦的《每日快报》上首次看到西德情报机构第一任首脑赖因哈德·格伦将军的名字。该报的大标题是：“希特勒的将军重操间谍旧业--为了美元”。该文署名德尔默，是个有英国情报机构背景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英国反谍报机构主办的加来士兵广播电台的台长。德尔默的文章掀起轩然大波。它不仅披露了昔日纳粹情报网依然完好无损的消息，而且还透露出联邦德国新成立的情报机构里有大量前党卫军成员和纳粹军事情报专家。这些人曾在法国和其他地区为希特勒政权从事情报活动。格伦本人就曾是纳粹军事情报机构中对付苏联红军的头头。通过格伦情报局这条线，美国人得以把昔日的纳粹情报网抓到手里。和东欧阵营里的俄国人一样，美国人在西德情报机构里也是发号施令的主儿。 关于乔治·巴顿将军扮演的角色也是谣言纷纷，传说他保护了一批德国高级军官。我不无担忧地意识到，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欧洲的目标已经泡汤。敌我双方都已子弹上膛。付出惨重代价后赢得的和平如今显得摇摇欲坠。欧洲陷入分裂，敌我之间的断层横穿德国领土。
西德总理阿登纳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国的“实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导的击退共产主义的战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的势力向西得到扩展。现在华盛顿打算聚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所有政治、经济、情报，必要的话还有军事力量予以反击。格伦认识到这一新的冲突给他带来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对政策直接施加影响。西德从中央情报局手里接管它的情报机构之前，阿登纳曾召见过格伦，为他撑腰打气，并授予他广泛的权限，其中包括掌管国内政敌的档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在议会里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在西德的武装部队和政府部门里，第三帝国的忠实仆人又一次身居高位。前纳粹军官再次效力于格伦的麾下。
汉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最后官至总理府国务秘书。他的名字成了纳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义词。他曾是希特勒政权下的内政部高级官员，对纽伦堡种族法做过权威的评论。这部种族法使暴力的歧视行为合法化，并最终导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格洛布克后来在阿登纳手下任国务部长达十年之久。
在这种疯狂的气氛下，50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维也纳，成为欧洲间谍活动的中心。多达80余个情报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和掩护单位在柏林驻有情报人员。美俄两国的情报据点用各种名义作幌子，从水暖公司，果冻公司直到学术研究机构。大批联络官在这里从事发展和操纵间谍的活动。1961年柏林墙将柏林市和德国一分为二隔开之前，这些间谍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国占领区之间以及后来的两个德国之间随意穿行。
那时西德的经济奇迹尚未出现，食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人们面对可以吃得好一点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诱惑而当间谍。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们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只能从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我们在西德的许多跟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业部门的鼹鼠，并非共产党员。他们替我们做事是出于消除德国分裂的愿望。他们认为，西方盟国的政策加深了这种分裂。柏林墙修建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们分道扬镳。在他们眼里，这堵墙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分裂的德国的象征。
着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事无巨细都要我过问。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国家上，为熟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治动态，掌握它们战后情报机构的近况花了不少力气。
我们亟待在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门发展我们的耳目。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苏联人为我们情报局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条例。为了物色到合格的间谍，必须对数干名被推荐的候选人逐一筛选。西德有亲戚的人不能要，二战期间作为难民或战俘滞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时至今日仍有传言说，我们明知有人是前纳粹分子，但照用不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们掌握了第三帝国时期部分纳粹党员的档案，并以此劝说西德那些隐瞒自己纳粹历史的人与我们合作。更多的人主动要求为我们做事，声称想为昔日的罪恶赎罪。这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他们的动机。实际理由很可能是，他们想确保自己在西德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历史疮疤被我们揭开而毁于一旦。德语里用“双保险”（既为将来，也为过去保险）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有一位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叫魏劳赫（日后在西德的德国共同事务部任职），过去曾为西德共产党提供情报，而后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报。我们发现他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任高级官员并犯有战争罪行后，马上断绝了和他的来往。局内另一位前纳粹分子曾是前冲锋队队员，化名莫里茨。他在我们对欧洲防卫共同体展开的政治攻势中出过力（欧洲防卫共同体最终没有搞成是因为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梗，而不是我们情报局反对它的宣传）。
对于情报组织来说，一个人过去的历史是有力的武器。敌我双方都毫无顾忌地使用了恐吓手段。正如我们通过揭露敌视我们的政治家或高级官员的纳粹历史把他们搞下台一样，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一个由逃离东德的律师组成的反共组织也如法炮制，在报上登出了隐藏自己纳粹历史的东德官员的名单。由于第三帝国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高级情报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均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东德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宣传战。
一些纳粹分子想隐瞒历史，改换门庭投靠我们。我刚上任不久，一位下属找到我，局促不安地说，他注意到审讯处里有个人的胳膊上有党卫军的刺青。审讯处是国家安全部里最粗野的部门。我可不想落到那儿的一些恶棍手里。可以想象，曾在希特勒手下干这一行于得津津有味的人，在这里一定有如鱼得水之感。我不动声色地把这人调走了。
恐吓是一种既卑鄙又危险的游戏。敌我双方都参与了这场游戏。西德的前纳粹分子中，有的主动帮我们干事是出于真诚的悔过，有的是为了钱，或是为了隐瞒自己过去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苏联人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缴获了纳粹的档案，而且还抓获了像前党卫军成员费尔费这样的人。费尔费曾在纳粹情报机构第三帝国安全局内任上校，战后被网罗进格伦的情报局，后来又成了苏联的双重间谍。西德情报机构的所有重大机密经他的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给西德造成的重大损失决不亚于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和奥尔德里奇·艾姆斯等双重间谍。
德国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给我们提供了打入西方盟国情报部门的最初机会。19世纪时，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为了对付德国皇帝的镇压，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德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即惨遭杀害）仿效社会民主党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这一情报网很快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苏联的秘密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本世纪德国共产党情报组织的缔造人是恩斯特·施内勒尔和汉斯·基彭贝格尔。前者于1944年被希特勒杀害。后者死于1937年的斯大林肃反。德共情报网专门搜集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情报，然后转交给苏联。希特勒年代，该组织是著名的情报团体--红色乐队的情报来源之一。
红色乐队是德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地下抵抗组织之一。它的少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此外，还有少量来自苏联情报机构（人民内务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的人员。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弄清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情报网是否可行。没多久，我即得出结论，以旧的情报网为基础新组建的情报网不可靠。尤其是英国人成功地说服了一些作为战俘被扣押的共产党人为他们工作。他们还在战时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中间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网的新的年轻特工中发展了一些人做他们的间谍。
默库尔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这一情报网已受到严重破坏。默库尔的真名叫施洛姆。我是在浩如烟海的材料堆里寻找西德情报机构的蛛丝马迹时发现了他。我查阅了他的档案。上面说他与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有来往。此外，他还认识许多波恩的政界人士。最近他向党提供的情报无论从细节、范围还是深度方面均很有水平，包括西德议会里各政治党派的内幕，外交部和其他部的只许阅览的材料，以及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内部组成。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间谍。我于是派了一个人根据他的档案提供的地点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找他。默库尔见到我们的人后说，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们与他联系，而且毫不犹豫地同意来柏林。他是我打算招收的第一名间谍。
默库尔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我们在柏林郊区的一个隐蔽据点。他是个电机工程师，30岁左右，细高个儿，一看就像是干这行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在汉堡上大学时即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为党的情报组织搜集情报并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一个右翼青年团体。以后逐渐爬到了帝国社会党主席弗里茨·多尔斯博士的私人秘书的位置。我随后详细地盘问了他，可还是感到有点蹊跷。我们问到一些他说他认识的人，可他的回答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符。我们让他回西柏林，第二天再来。我又一次研究了他的档案。
第二天他来后，我和辛德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每当辛德对我们这位潜在的间谍不耐烦时就大声呵斥道：“你小子给我放老实点！”默库尔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最后终于交待，早在1948年英国就派他打入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现在仍在为英国人工作。他向我们提供的材料都是英国人拿来糊弄我们的。
审讯默库尔一事随后转到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第二把手米尔克手里，最终由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处理。国家安全部部长对我们情报局始终怀有戒心，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早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同是战友的辛德就搞不到一起。对我就更看不上眼了。米尔克以双重间谍罪名逮捕了默库尔，把他交付审判。默库尔最后被判了9年徒刑。
默库尔一案不仅使西方警觉起来，而且也给我们自己敲响了警钟。根据对他的提审以及他的交待我们得出结论，他对德国共产党情报机构以及它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了解甚深，远远超出了一个情报人员应知道的范围。为此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德共地下情报机构总数为40到50的情报人员逐一仔细地审查甄别。好像破谜一样，我先把派到西德的联络员和信使找来了解情况。这样可以避免走漏风声，传到这些情报人员的耳朵里。他们向我反映了违反秘密情报工作纪律的现象。我开始怀疑这个情报网已受到敌人的渗透。
我于是坐下来，画了一张草图，标明所有情报网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看上去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我像当年学航空工程学时那样，在一张图纸上画了这张我自称为蜘蛛网的草图，上面用线条把所有信使、秘密据点和类似的内容联结起来，把可疑的双重间谍，情报来源和当地情报员分别涂成红、蓝、绿三色。各种方块和线条还显示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对一些疑难处和可能与敌方接过头的事例标有特殊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