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大楼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衣冠楚楚，蓄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的办公室。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共事过。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他以前见过我几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题。他的一贯作风是谈吐简洁务实，而且从不直视对方眼睛。
乌布利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外国情报局成立以来一直任局长的阿克曼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请求辞职。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职并非身体不佳，而是乌布利希不喜欢他提出的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德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乌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辞职。50年代的东德好似清教徒社会，婚外恋属大逆不道。
“我们认为，你应当接管情报局，”乌布利希说。这个“我们”来头不小。确切地说，它是指中央领导人。他既没问我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也没征求我对此事的意见。我毫无精神准备。当时我年仅20多岁，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我问乌布利希，外国情报局归党内哪位领导人负责。他让我直接向他汇报。
不到一刻钟，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脑袋里却仍是一片混乱。回到办公室，看到阿克曼下台后担任代理局长的施塔尔曼正在等我。我内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对这项任命会如何反应。像他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难道会心甘情愿地把权力让给一个飞黄腾达的毛头小伙子？没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打开保险柜，取出里面不多的几份文件递给我。研究文件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却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施塔尔曼把一串钥匙顺着桌面推给我，说：“没我事了。祝你好运！需要我帮忙，尽管说！”我赶忙出去买了套西装，准备第一天上任时穿。想到马上要坐到这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内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挑选只有一年零四个月情报工作经验的我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刚刚成立，它的各级官员只能边干边学了。阿克曼显然推荐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与苏联干丝万缕的联系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时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在一个镇压机构工作。首先，我并不认为情报局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责任感，党的纪律以及冷战时期的需要也决定了我不可能拒绝这项任命。
50年代西方动辄指责我们不可能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理由是我们经历过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觉出种种迹象。此话差矣。当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经历恰恰产生了与此相反的效果。我们始终觉得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乃出于不得已。面对凶恶的敌人，他不能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二三十年代苏联国内冤假错案波及面之广，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以后捍卫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时，我们无法识别种种谎言和狭隘的报复行为。
鉴于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处心积虑地阻挠我们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这一方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暧昧的做法。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做辩解，1989年才从梦中恍然惊醒。有些人称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弥天大谎之上。我仍无法接受他们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种种托辞之上的。
我接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后，乌布利希直接领导我们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1953年春天时，我们局已归威廉。蔡瑟领导。蔡瑟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阅历丰富，是一位受尊敬的东德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中国执行过秘密使命。西班牙内战时，他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旅长。我们俩配合得很好。换言之，他放手让我开展工作。每周他只给我一小时汇报工作。还没等我讲到存在的问题，时间就到了。他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正在主持编辑新德语版列宁选集。他更愿意讨论这部选集的翻译问题，而不是听我汇报。他的写字台上通常堆放着这套选集的翻译手稿，而不是我们递交的情报。
1953年的复活节刚过去不久，我上任后的第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我们局内经济情报处的官员克劳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个叛逃的东德情报官员。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火山事件。我个人受到沉重打击。我由此意识到，新组建不久的外国情报局的安全还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克劳斯选择了一个假日周末叛逃，一连几天都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西德反谍报机构因而有足够的时间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掌握的潜伏在西德境内的东德间谍的一切情况，并动手将他们逮捕。而我们仍未意识到他们处境危险，更不要说想办法营救他们了。西德副总理弗朗茨。布吕歇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克劳斯提供的情况，西德一共逮捕了35名间谍。他这是夸大其词。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情报官员了解我们在一个敌国内如此多的间谍的真实身份。原来西德反谍报机构为目己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手舞足蹈，极度亢奋中误捕了一些无辜的商人。这些商人与东德有生意往来，可根本不是什么间谍。
克劳斯的背叛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至少6名卓有成效的间谍落入敌手，包括桑代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片人，在这一职业的掩护下为我们搜集情报。桑代克出身于显赫的汉莎家族。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打入汉堡有权势的政治经济圈子里。克劳斯叛逃时他并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一个小圈套使他落了网。西德反谍报机构给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妈病重的电报。他一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他回到东德，在我们这一边重新操起了拍电影的老本行。蔡瑟温和地责备了我一句：“米沙，你还太嫩了点。”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彻底整顿了情报局。物色合适可靠的人选是一件费力耗钱的事。调查这些人选的政治可靠程度、社会关系和性格需要时间。我们寻找的是有政治觉悟的青年，信仰社会主义，愿意为祖国和我们的事业献身。至于潜伏的间谍人选在西德是否有亲戚我们并不在乎。这同总部工作人员的征聘政策完全不同。后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海外关系。实际上，未来的间谍在西德有亲戚不是坏事。他们可以借此直接进入联邦德国，无需经过难民营。
管一个间谍的训练由以后直接管他的人亲自负责。如果要搜集的情报涉及科技方面，还要对他进行特别培训。在西德潜伏下来后，我们的间谍一般先找一份体力活悄然干上一段，为以后在西德寻求职业上的更大发展做铺垫。因此，我们更喜欢会一门手艺或在某一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候选人。几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国外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机构或我们感兴趣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卡尔斯鲁厄和汉堡的联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兰克福的美国人建立的巴特利研究所。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国分公司，以及德国大化学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尔。考虑到一旦反对德国军事化的浪潮过去之后，西德的武器制造商早晚会恢复军工生产，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尔科这样的公司里也安插了人。
我们的人有的打入了绝密部门，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还利用两个德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官方和私人交往开展工作。当时的环境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很有利。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两个德国的科学家对原子弹及生物化学武器的危险忧心忡忡。这些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对原子弹产生的后果深感震动。这批人尤其是我方间谍的重点发展目标。
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内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东欧各国领导层内人人自危。我和众多崇拜斯大林的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悲痛，同时也感到迷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现在他不在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实在难以想象。
乌布利希把宝押在斯大林身边的极端保守分子身上，以为他们会在这场权利角逐中获胜。为讨好新的苏共领导人，他顽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即高税收，紧通货的政策。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业的发展，并把个体企业者推向破产。突然发起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还给大农场和农业企业造成了损害。宗教活动进一步受到限制。
以上政策遭到激烈的抵制。农民和小生产者要么消极怠工，要么根本停工不干。1952年12月，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握警告说，国家将面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然而乌布利希对此置若罔闻。他是透过正统的斯大林理论的有色眼镜看待对他的计划的抵制的。根据这一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变革的不断深化，阶级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1953年春天，政府下令工厂、重型企业、建筑行业的生产指标上调百分之十。与此同时，还大幅度提高了基本食品价格。东德人民对上面强行规定的增产涨价措施忍无可忍，公开在工厂和商店发泄不满。仅1953年头4个月里，就有12万多人逃离了东德。36年后的1989年，同一幕还将再次重演。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头脑僵化的东德领导人面对大出血只会空谈，或是打肿脸充胖子。当东德的工人、教师、工程师、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后，据说乌布利希扬言：“阶级敌人走光了，我们的队伍会更纯洁。”
由于担心东德的局势动荡会导致整个东德的垮台，乌布利希又一意孤行，莫斯科于是插手干预了。当时忙于在斯大林死后的领导班子里争夺权力的贝利亚主持起草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状况的措施》。在当时那个不知改革开放为何物的时代，苏联承认东方阵营里存在问题这一点就颇不寻常。
苏联像对待顽皮的男生一样把东德共产党政治局的主要成员招到莫斯科，命令他们尽快贯彻贝利亚起草的这份文件的精神。这将意味着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放弃乌布利希的指令性经济政策，放宽他对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内部敌人”的严厉限制，例如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东德领导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贝利亚的如意算盘是让东德先富起来，然后再把这块肥肉转手西德，以换取西德的中立，甚至争取使它获得非军事化的地位。 1953年东柏林爆发起义前夕，我正与家人在波罗的海海滨度假，读海明威之余，跟孩子们一起玩耍。对于一个情报首脑来说，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次难得的度假是我的上司蔡瑟一再敦促的结果。我有一次找他反映外国情报局经费奇缺的情况时，他实在不耐烦了，没好气地甩给我一句话：“米沙，现在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处理！”随后他马上缓和下来，问我：“你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你先给我开车去蓝色别墅，求我的事回来再说。”
位于普里罗的蓝色别墅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在波罗的海的度假别墅。被请到这里度假是种殊荣。在这幢幽雅的政府别墅里，我从德共政治局6月16日发布的公报中感觉到东德领导人的惊惶失措。政治局和政府在公报里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宣布取消提高产量和食品价格的措施，削减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乌布利希强行关闭的私人企业将获准重新营业。乌布利希这回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然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6月17日早上，美占区的广播电台报道说，建筑工人从斯大林大街游行到政府办公大楼（第三帝国时期，戈林的航空部曾设在这里），要求废除新的生产定额，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防暴警察封锁了这栋大楼周围地区，气氛十分紧张。示威者要求见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握。工业部部长弗里茨。泽尔布曼出面接见了示威者，试图说服他们，但毫无结果。
西德情报机构，确切地说，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西德掩护组织在扩大这次事态方面卷入到何种程度有不同的说法。工业部门里渗透了不少西德人员。对所有渴望东德垮台，从而实现德国统一的人来说，6月份的局势发展显然是一次天赐良机。导致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的根本原因还是东德共产党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以及乌布利希的高压政策。乌布利希最后还是露了面，但他不敢见示威群众。他们此时已喊出“打倒山羊胡子！”的口号。这是指他下巴上蓄的列宁式的翘胡子。乌布利希选择了一个更为安全的场合--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露面表态。这一次他看上去全然没有了往日生硬的专横，显得心神不定。
黄昏时分，美占区广播电台已成了整个事件的协调人，广播呼吁人们上街游行，还提供了具体的游行时间和地点。一个接一个的工厂加入了罢工。各路示威者的队伍汇集在联结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区的波兹坦广场。来自西德的人群也纷纷涌向勃兰登堡大门，狂呼推翻共产党政府的口号。下午一点，东柏林的苏联驻军司令下令戒严，坦克随即开进市内。
我决定返回柏林。我们沿着波罗的海海滨通往柏林的公路走到高柏林还有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新施特雷利茨市时，在苏联士兵设置的一个路障前受阻。我亮出特别通行证，仍无济于事。苏军不顾我们的抗议，把我们连同其他的“可疑分子”关到了指挥所的地下室里。被关押的几个小时里，我不禁想，在我们这部分德国领土上到底谁说了算？！多亏我精通俄语，包括俄语里最粗野的土话，苏联士兵才终于允许我见他们的长官。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后，他挥手放行。
我回到了位于东柏林潘科夫小区的家。东德领导人就住在这一带。一个集机床、重工程和家用电器为一体的联合大企业的工人游行队伍从我家门前走过。父亲在市中心险些遭一群暴徒殴打。他斩钉截铁地说，许多参加示威的年轻人来自西柏林。这些人使他想起希特勒早期充斥街头的褐衫队的恶棍。他的话今天听起来好像是共产党宣传的老一套。但不要忘了，这次事件距纳粹在德国的覆灭仅隔8年。借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句话说，感到“刚下过崽的母狗仍在发情”并不为怪。
我们对周围人们的暴力行为和发泄出的仇恨感到震惊。像我这样的人属于新社会里的内圈人士。这次事件使我猛然惊醒，认识到我们可爱的制度是多么不得人心。这次事件中一共死了多少人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数大约在100到200人之间。我心里清楚，东德领导人编造出的“法西斯冒险主义”或“反革命政变”完全是欺人之谈。然而，我的信仰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我天真地想，我们可以从这次人民反抗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建设国家。
身为外国情报局的首脑，我的职责是查明是否有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了这次起义。当时我就感到这不过是东德领导人玩弄的一种伎俩。一旦苏联人骂他们无能，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替自己辩护。搜集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书籍以及其他文件材料来证明美国和西德图谋颠覆民主德国并不难。当时国际关系的大气候就是这样。美国思想家詹姆斯。伯纳姆在他所著的《挫败苏联帝国主义》一书里鼓吹对社会主义阵营开展颠覆活动，包括利用“社会不法分子”寻衅闹事，或由我们的老对头，位于西柏林的受中央情报局指使的“反对非人道行为纵队”和“律师调查委员会”带头，共同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
我们从安插在美国军事代表团内的一名间谍那里获悉，起义前一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和在国务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诺曾到过西柏林（这个间谍名叫比尔克，任劳联--产联驻西德代表贝克的翻译。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渗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会里。）我们还截获了《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沃尔特。沙利文发给曼哈顿总社的一份电报。电文是：“如果没有美占区广播电台的鼎力相助，根本不会有什么骚乱。从星期三早上五点起，美国设在柏林的宣传电台就开始向东德全国各地播放详尽的指示。”
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有关这次起义的背景的情报。至于我们的领导人根据这些情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就不是我们分内的事了。乌布利希极为重视的一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柏林工会组织计划在6月16日这一天的晚上组织一次游船活动，并邀请了部分东德独立工会成员参加。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说，邀请不是通过信件寄出的，而是电话通知。邀请人每次打电话时都提到“汽船”两个字。乌布利希马上把这看成是6月17日起义的暗语。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事实的夸大。
不无讽刺的是，这次起义反而巩固了乌布利希的权力。经历了如此严重的动荡之后，苏联人根本不可能会冒着让局势进一步动荡的风险把他搞下台。而且贝利亚刚刚在斯大林死后的第一场清洗中被除掉。蔡瑟和德共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的总编鲁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赞成改革。乌布利希于是有了把对手排挤掉的绝好借口。俩人均被乌布利希的忠实追随者取代。乌布利希本人则以斯大林般的残酷无情开始清除反对他的人。
从此，一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了东德。以后的年月里，东德人始终生活在这一阴影之中。我当时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我的世界观和信念依然不变。西方读者对此可能会迷惑不解。在亲眼目睹了街头流血和乌布利希对我们明知是正直的人们进行清洗之后，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与他拉开距离或是进行抵制？根据列宁死后所有共产党遵循的理论和实践，任何公开批评现任党的总书记的人，都是阶级敌人的帮凶。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好比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上帝表示不敬。
遭清洗的人对乌布利希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罪名沉默无语。只有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懂得党的约束力量的人恐怕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为自己辩护。他们毕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现在与党抗争将意味着与过去彻底决裂。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深知事情已无可挽回。开口申辩结果只能更糟。
赫恩施塔特和蔡瑟也加入了乌布利希巩固权力过程中众多受害者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赫恩施塔特曾效力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华沙建立了一个出色的情报网。他吸收的两名间谍，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尔莎。施特伯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凯格尔，曾及时提供了德国定于1941年进攻苏联的情报。得知自己过去作出的贡献如今已被一笔勾销，他一定痛苦万分。我对赫恩施塔特满怀同情。虽然他在东德被打入了另册，但在我的争取下，80年代我们拍了一部反映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卓越贡献的纪录片给年轻的情报人员看。尽管得不到官方的承认，至少他在间谍中将受到怀念。
多年后，我读了赫恩施塔特在位于梅泽堡的国家中央档案馆工作期间写的日记。人们可以从这本日记中感受到他苦苦思考一个不断出现的疑问：“难道我比党更聪明吗？”虽然他受到党的迫害并对官方推行的那一套僵硬理论的后果看得很清楚，这个疑问仍在折磨着他。和蔡瑟、阿克曼一样，他把种种疑问埋藏在心里，只在笔记里记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代。在他之前，无数的共产党员默默地忍受了屈辱。赫恩施塔特也不例外。他们都严守一条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永远不做对党不利的事。
没有一个人想过向那些恶毒攻击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的敌人提供炮弹。知识分子还要多一层精神负担。他们总是试图博得一个致力于工人阶级胜利的党的信任。我父亲和其他作家、思想家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小心翼翼地回答严厉的质问。在东德，“知识分子”一词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安全部内都带有贬义的意味。许多人为了表白自己没有“脱离群众”或“骄傲自大”，拼命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打着工人阶级旗号所做的种种蠢事忍气吞声。不承认这种心态的巨大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信仰不变。 蔡瑟被解除安全部部长的职务后，我本人的工作以及我领导的局都发生了变动。我仍留在情报局，被任命为新任局长沃尔韦伯的副手。沃尔韦伯很少过问具体的情报工作，但对我们搜集的政治情报兴趣盎然。他身材矮胖，嘴上总是叼着一支雪茄。每逢讨论政治情报时，他喜欢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不停地踱来踱去，推测西德各种人物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是否有什么可乘之机。
沃尔韦伯同主管反谍报机构的米尔克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反谍报机构的任务是肃清国内的特务。米尔克反对我主管国外情报工作。他把我看成是竞争对手。无论我俩同级时，还是后来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成了我的上司时，他一直在背后捣我的鬼。30年代，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内惩办纳粹匪徒的暗杀小组成员，对敌人残酷无情。1953年，党决定审查他在处理1953年起义时是否工作不力。他因此一蹶不振。我于是先于他被提升为沃尔韦伯的副手之一。他始终对我耿耿于怀。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沃尔韦伯被解职后，克格勃派驻柏林的人皮托夫拉诺夫和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格奥尔吉。普希金与乌布利希讨论继任的人选。普希金说：“你们还找什么？有一个现成的人嘛！沃尔夫。”但最终这一位置还是给了米尔克。他是乌布利希的警犬。
即使是依照情报这一行里适用的独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米尔克也是一个性格不健全的人，还是一个健身狂。他对搜集情报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不仅是他下令24小时监视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还监视自己同事。他急于在领导人中发现隐藏的叛徒，并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够从豆945年后存放纳粹档案的西柏林美国文件中心搞到某种证据，证明有哪个东德政治家在第三帝国时期曾与纳粹同流合污的话，他将授予我崇高的荣誉。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多低级趣味的材料他都要收进办公室保险柜的红夹子里去。
一次，我下面的一个人颇为困惑地向我汇报说，他看见昂纳克（当时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头头，后来成为东德领导人）在一个黄昏把司机打发走后，偷偷钻入东柏林的僻静小巷中。我一听就知道，昂纳克一定是去和情妇幽会。那时他已结婚，妻子也是一名国家干部。我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米尔克听。“这种材料无需放在档案里，”我边说边准备随手将材料扔掉。“别扔，别扔！”这位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忙不迭地阻止我。“把材料给我。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用？”于是他的红夹子里收藏的昂纳克一生中不甚光彩的材料当中又多了一份。几十年后的1989年，当检察官搜查米尔克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份材料。
清洗一旦开始就难以止住。4年后，乌布利希施展手腕，又一次把沃尔韦伯免职，安排米尔克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89年才下台。米尔克的辞职犹如一场闹剧。他在东德议会上装模作样地和大家告别说：“我爱你们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