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多年后我才破除了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崇拜。觉醒的起因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秘密讲话。我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很难说清开始于哪一天。5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不祥的气候。我对一向信奉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大概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但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共产党员一样，真正动摇我长期形成的世界观的事件还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这篇讲话。在此以后，我们虽然仍可以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再也不能说自己纯洁无暇了。
直到1956年2月，我的办公室里仍高高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照片上的他正在点燃烟斗，一副慈父的样子。2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收到厚厚一摞西方报纸。我一直阅读《纽约时报》和巴黎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借此了解美国思想动态。此外，我还阅读许多西德报刊杂志，包括《图片报》。这份小报虽然在报道上哗众取宠，可它透露的西德情报机构的内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报还要多。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世界报》也是我浏览的对象。阅览全世界各地的报纸是我这份工作的一个特权。东德禁止西方报刊的发行，表面理由是它们里面含有鼓吹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内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员心里清楚，西方报纸对铁幕后面生活的报道往往过于真实，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在苏共二十大上，赢得了斯大林死后一场血腥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并揭露：1934年苏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98名被逮捕处决。1936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幼年时，父母曾庄严地向我们讲述过苏共七大的经过。赫鲁晓夫最后指出，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违反了一切革命准则。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法。在此之前，我们已习惯于粉饰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点。今天，这一制度的僵尸已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解剖。我们可能会觉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语言不够鲜明全面。但在当时，我们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看完西方报纸上全文登载的这篇讲话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斯大林的画像从墙上取下来，一脚踢到角落里。我对这篇讲话的内容并非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昔日在苏联我对大清洗多有耳闻目染。然而得以窥见斯大林罪孽之深令人极为痛苦，好比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宣誓献身的这一制度怀有的疑虑一瞬间成了现实。
通过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人们之间的奔走相告，赫鲁晓夫富有爆炸性的讲话在东欧各国不胫而走，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好似火上浇油。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起义即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直接后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领袖是纳吉。1943年到1945年期间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台长。我是德国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下了晚班后，我俩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纳吉留着典型的匈牙利式小胡子，圆圆的脸。他性情沉静随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亡团体成员结成了朋友。我当时相信，纳吉与莫斯科领导人一定能找到办法，恢复匈牙利的平静。起义的最初几天过去后，坦克撤出了布达佩斯。纳吉保证要推行自由化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满足这一点。抗议活动和流血事件持续不断。11月4日，苏军坦克返回布达佩斯。苏联人不停地通过我的紧急电话线翻来覆去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北约组织将如何反应？我心里并没有数。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北约正在秘密地针对苏联人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潜伏人员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动手，因为担心事态会升级。我心一横，回电给莫斯科：“北约不会干预。”
如果当初我判断错了的话，我这个局长十之八九要被撤职。这还是最轻的结果。可我说对了。纳吉于是成了苏联人的替罪羊。苏联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馆里的纳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证不会审判他们，但却食了言。他们把纳吉从南斯拉夫使馆里绑架出来，带到罗马尼亚，经过闹剧般的秘密审讯后就地处决。苏联人的行径完全回到了斯大林最黑暗时代的做法。日后，匈牙利外国情报机构首脑劳伊瑙伊向我坦白说，他曾亲自参与对纳吉的审问，为此深感内疚。“米沙，这种事永远不应重演，”他说。
暴徒肆虐杀人的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场惨痛教训。虽然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借此事件暂时得以将改革者打为反革命分子，但对许多独立思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次起义的原因却是扑朔迷离，从中得到的启示也很复杂。列宁时代的老问题不禁萦绕在我的脑际中：“我们难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风险吗？为了谁的自由？自由的敌人又是谁？”
1956年3月，我们在国家安全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当时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尔韦伯，他不像后来接替他的米尔克把会开得沉闷枯燥。对于米尔克来说，开会无非是对部下滔滔不绝训上个把小时的话，然后宣布散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欢迎苏联同事敢于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并表示，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疑虑之中。现在终于感到如释重负。米尔克听了我的发言后大惊失色。“我从来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他说，“我不知道沃尔夫同志是什么意思。”接下去他又说，据他所知，苏联国内根本没有什么镇压行为，还特别补充道，东德国内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
当然，解冻对东德不可能没有影响。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有罪的88名东德犯人获释。还有700余名犯人提前获释。在党内，对阿克曼、达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几位失势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员的整肃不了了之。各种改革方案突然从各级官员的卷宗里跳了出来。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内，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机制问题的讨论。这种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参加了一个由不同行业的人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方面的专家。虽然我对经济问题一向一知半解，但却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各位成员的发言。我思想上甚至开始倾向于接受扩大私有制的份额，并对言论自由与坚持党的教诲的官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然而乌市利希继续捂住盖子。苏共二十大过去仅两个月，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即表决通过一项决定，禁止再讨论过去的失误，以免给敌人提供攻击我们的炮弹。在诸如“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缺点”这类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党内纪律。我和党内许多同志曾希望换换脑筋，现在又一次在威力无比的党纪下臣服。尽管如此，苏共二十大仍是迈向后来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漫长历程中的第一步。这一弦线起于苏共二十大，止于1989年。我最终离开了情报局，摆脱了它对我思维的禁锢，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但在此之前，仍然还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赫鲁晓夫秘密讲话后，波兰工人举行了罢工，遭到波兰军队的血腥镇压。波兹南事件、匈牙利起义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又一次迫使我们从冷战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时的形势给我们的惟一启示是，当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国试图奉行独立的政策时，分别受到了惩罚。莫斯科教训了匈牙利。美国则敲了英国和法国一下。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我们当然清楚自己属于哪个范围。
我在想，倘若掌权的是我，做法上会不会略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但并不肯定。80年代初，我曾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过改革的问题。那次讨论的国家是波兰，而不是东德，但问题是一样的。我问这位开明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他在这些问题上影响如此之微。他回答说：“沃尔夫同志，不管谁当上总书记，你只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影响他。不久，他的身边就会围上一群亲信。这些人吹捧他如何伟大，每一举措如何正确。到那时再想影响他就太晚了。”安德罗波夫还举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例子。齐奥塞斯库早年似乎走了一条不同于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堕落为暴君。
我耳边已经可以听到指责我的人嘲讽说，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才把内心想法化为行动。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对冷战的看法完全基于以下的认识：西方及其制度没有指出一条可行的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都不可能采取任何步骤推动我国或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哪怕想都不会想到这一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种种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更为优越的人类社会模式。每逢重大关头来临之际，我认为决不能放弃我们在欧洲的影响，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做法越来越怀疑。1968年，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话：
“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形成了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有其自己的规则和独立的存在，服从于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因素和利益。这些机构和其官员有时会对人民滥用权力。他们的行为与革命的目标毫无共同之处。”
东德大多数有头脑的共产党员都无法摆脱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心生疑虑。然而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扰人的问题埋在心底，只盯着这一制度创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给诸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巩固之前，一切都要为它让路。当时不可能进行改革既是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又与紧张的国际形势有关。在这种国际气候下，任何改革的举动好比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这马上又会当做是西方的胜利。年复一年，我们在这一怪圈里循环往复。
1956年的动荡过去后，赫鲁晓夫最关心的是化解东欧阵营内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从而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他列举出的一串串数字和发表的乐观无比的讲话使他的不少同事感到好笑。但他确实相信，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不仅可以赶上，而且超过美国的繁荣。乌布利希的顾问们十二万分虔诚地把赫鲁晓夫的这一想法翻译成牛头不对马嘴的“不用赶上即可超过”。我们的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把这一口号挂在嘴边，直到有人斗胆向他指出，这种提法逻辑上讲不通。
赫鲁晓夫对玉米的着迷也引起了人们窃窃私笑。他把玉米看做是解决幅员辽阔的苏联长期缺粮的秘密武器。1957年他首次访问东德时，米尔克和我带他到马格德堡地区盛产谷物的平原参观。他在当地会晤了农学家，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求教并认真地记下所有的数字。我后来听说，他回国后，训斥手下的官员居然连东德的农业产量也赶不上。手下的人狼狈不堪。
赫鲁晓夫粗俗的举止和冗长的讲话在苏联国内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对我们这些注定得听鸟布利希老和尚念经式的发言的东德人来说，赫鲁晓夫的直言快语的性格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所有苏共领导人中，他最受东德人的喜爱。但他和戈尔巴乔夫不同，是一个朴实的人，对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一种出自本能的理解。谈起他的家乡卡利诺夫卡，他可以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几个小时，流露出对自己家乡的怀念和骄傲。与此同时，完全不去理睬外交上的礼仪规矩。
我还记得赫鲁晓夫结束对东德的访问时的一个插曲。出席完在东柏林举行的告别宴会后，两国领导人及其亲信随从随后来到苏联大使馆内大使的房间里继续再饮几杯。年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几杯酒下肚后顿生困意，不想再回到郊区的国宾馆下榻，想在大使馆就寝。乌布利希闻后大惊。他已经做好安排，明天国宾馆通往机场的马路两旁将排满忠诚的东德人，夹道欢送客人。
米高扬和乌布利希于是激烈地争吵起来。赫鲁晓夫最后插话说：“阿纳斯塔斯，你跟乌布利希争也没用。德国人就是这么吹毛求疵。”乌布利希满面通红，一语未发。
米高扬被迫回国宾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他情绪低落。面对他的主人执意安排的等候在机场路两边的东德人，他在汽车里沉入梦乡，以此来表示他的抗争。赫鲁晓夫从他的座位上转过身，轻声对我说：“当初我在卡利诺夫卡工厂工作时，有一个德国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携在德国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时津津乐道地说，结婚前决不会碰她一个指头。这件事传遍全厂。我的一个朋友瓦斯卡瞅见机会来了。整个夏天他跟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尔夫同志，德国人事事较真儿未必是好事。”
无疑，赫鲁晓夫可以显得很粗俗。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有限，加之对世界其他国家缺乏了解，他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严重缺陷。同时，他对秘密报告引起的广泛后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到头来他仍牢牢地与旧体制及其思维方式挂在一起。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官僚，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牺牲外交上的优势。 到了1956年时，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很像是布莱希特在其话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对30年战争的描绘：不推自动。双方的军火商、政客和情报机构在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大受其益。
1956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佣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部长正在花园门口等你。”我马上警觉起来。透过窗帘中间的一条缝隙，我看到楼下停着一辆大众汽车厂造的老式甲壳虫牌小汽车。我疑心更重了，因为东德的部长们出门一般是不坐这种车的。我抓过放在床头柜上的上了膛的手枪，塞到睡衣口袋里，然后走下楼梯，来到前门。 体态臃肿的沃尔韦伯站在面前，嘴里叼着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边向汽车走去，一边问有什么事。他解释说，他也是被苏联人打来的紧急电话叫醒的。为节省时间，从邻居那儿借了辆车，没有带警卫和司机。“快走，米沙。你简直想不到苏联人的发现。”
我们开着这辆吱吱呀呀的老爷车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纳费尔德机场。距美占区分界线大约500码的地方，借着灰蒙蒙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墙外有一小群人。一半是苏联士兵，正在起劲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观看。我认出他们都是莫斯科军事情报局驻柏林的高级军官。一条秘密隧道刚被掘了出来。
士兵已经挖出一条深沟。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跳进沟里，切开埋在土里的一个管状的金属结构。里面露出一扇金属门。上面的锁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枪发出的高温溶化。门被使劲地拉开了。士兵和排除炸弹人员悄然无声地跳了下去，检查洞内是否有饵雷，但什么也没发现。修建这条通道的人当初没想到有人会发现它。先下去的人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走进一间面积相当于宽敞的书房的屋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四面墙上环绕着一股股仔细加以区分的电缆线，每股电缆上接回另一端的主电缆之前安有一个扩音器。讯号经过接收和放大，被输送到500米外位于西柏林的一幢特别建造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绝妙的地下监听站。
事后我才从苏联同事那里详细了解到这条隧道内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来美国人发现这一带地下埋有战前铺设的通往如今是东德南部地区的主电话线缆。其中三条线成为军用专线，包括一条联结莫斯科与位于柏林南边温俾多夫的苏军总司令部的所谓韦切线（俄语“高频”的缩写）。
无需任何想象力即可看出，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梦寐以求的事。美国人可以借此监听莫斯科国防部与苏军在东欧的最大的军事基地--位于卡尔绍尔斯特的东柏林基地之间关于武器装备、物资短缺、技术缺陷以及新研制的武器技术的代号等方面的谈话。此外，还可以窃听到作战计划和苏军内部就一直面临的经费紧张互相之间的争吵。
俄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韦切电话线路极为信任。他们研制出了一种新技术，在电话线缆里面塞入里面充有压缩空气的细细的电线。电流通过这些细电线时若稍有减弱马上会显示出来。不管多么先进的窃听器，只要一安在电话线上，电流也会有所减弱。
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后，我从来不相信有窃听不了的电话线。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即使在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后，俄国人仍然对他们的电话专线笃信不疑。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我去拜访克格勃在东柏林的头子时，他兴致勃勃地把电话听简递给我，让我与正在莫斯科办公室里办公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聊天。
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先在紧靠西德边境的一侧修建了一间小屋子，他们的人可以躲在这里截听往来的苏联通讯。小屋子的房顶设计成圆型；看上去像是一个气象站，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真正从事的地下活动吸引到屋顶上来。
为了解决窃听电话时电流会略有减弱的难题，英国工程师为三根大电缆中的数百条电话线的每一条安了一个微型音频放大器。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我想，如果不是通过克格勃得到线索的话，单凭我们自己是不大可能发现这条通道的。
借着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我们在漆黑寂静的隧道里摸索前进。一块白纸板从我眼前晃过。我用电简对准了它。在这条隔开两个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地下分界处，某个不乏幽默感的情报人员放了一小卷铁丝网和一张硬纸板，上面用黑钢笔写着：“这里是美占区。”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敌手之一在这里居然欣赏起了美国情报人员彼此之间开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不是在做梦。
不过这一情报上的杰作有一点缺陷，哪怕是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苏联人通过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优秀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这通道的情况。虽然苏联人自己在谈话中注意保密，却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结果我们毫无戒备，谈话被西方窃听。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的这种行为并不稀奇。对他们来说，情报通常只是单向流动。
我隐约地感到，西柏林有一个身居要职的英国情报官员是苏联人的间谍。详细情况苏联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们的一位将军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嘘说，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个重要的间谍归他管。苏联想让美国人完成这一杰作，以便可以对美国人的技术水平作出评估。美国人果然中了自套。苏联情报机构对这个监听站监视了大约卫年后，才戳穿了这一秘密。
1961年，布莱克被捕入狱。5年后，他从伦敦的监狱奇迹般地越狱达到苏联。虽然他在莫斯科定居并建立了新的家庭，苏联人仍然不放心让他外出旅行。最后，他们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了布莱克休假的请求，送他去东德安全部在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上的一处疗养胜地。布莱克先后访问过4次东柏林，每一次都有克格勃人员陪同。我请他跟我们正在受训的学员谈谈他的不平凡的间谍生涯，希望借此在共产党国家的情报团子中培养一种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布莱克第三次来东德时，克格勃的陪同人员似乎不再那么紧张，允许他的俄国妻子与他同行。布莱克还提出想单独见见我。我俩年龄相仿，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他说话留有分寸的英国人的表达方式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俩在宾馆调侃儿的同时，他的妻子外出采购，享受商品相对丰富的东德国营商店。布莱克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法语和荷兰语。现在又加上了德语和俄语，不过可以听出英国绅士的口音。显然他是在剑桥大学时养成的。
布莱克告诉我，修隧道的主意最初是英国人想出来的。他曾任英国情报机构驻远东情报站副站长。卸任后，他从朝鲜回到英国，参与了在维也纳搞的一项类似行动，即从位于维也纳西默林大街上的英国宪兵司令部挖一条隧道，直通苏军代表处驻地。这项计划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但似乎很有希望。因为他参加这项计划，上面让他与美国人共同研究柏林隧道的可能性。
布莱克越狱逃到莫斯科后，我与他在我弟弟康尼拍的电影《妈妈，我还活着！》的首映式上又一次见面。我弟弟也在场。这部电影讲的是关押在俄国的德国战俘的故事。那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夜晚。我和布莱克畅谈俄国电影和书籍。虽然他已离开间谍这一行，谈及以前的经历时，还是显得相当谨慎，不愿多谈。不过他向我坦白过，在莫斯科有菲尔比这么个朋友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我当时强烈感觉到，布莱克对别人把他看做是无情无义的间谍痛苦万分。他希望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还感觉到，虽然布莱克忠于苏联的事业，却不肯承认自己像他的国家称他的那样真是一个叛徒。他好像不如菲尔比聪明。我同菲尔比也认识，而且对他极为佩服。我理解他们俩人为什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我们对莫斯科搞的所谓社会主义都看不惯。菲尔比和布莱克好像国寻到知音，可以倾诉衷肠感到如释重负。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他俩就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我改革。
尽管菲尔比和布莱克都被安排在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然而尽人皆知，在西方工作生活了这么久的间谍撤回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是回到像苏联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菲尔比比布莱克更外向，与人交往时显得潇洒自如。他也曾先后几次来东德度假，一次与老朋友畅谈到深夜。在莫斯科生活了几年后，他对苏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常当着我的面激烈地批评苏联经济一团糟，国家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先发现了诸如劣质消费品和官僚习气这类现象。
我觉得很可笑。菲尔比在莫斯科难得有机会与文化修养很深的人交谈。但我不同意西方称他在莫斯科度日如年的说法。不错，除了莫斯科他无处可去。但菲尔比比其他间谍更能随遇而安。
我感觉，克格勃安排菲尔比、布莱克这样的人去生活水准远远高出苏联国内的东德和匈牙利等国家度假，是为了减轻他们内心的压抑。克格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些西方要人有一天会逃回祖国，令莫斯科丢尽面子。他们若想逃走的话，并不是很难。菲尔比告诉我，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机构就曾通过种种途径几次邀他回国。
菲尔比喜爱东德的乡村。每次他来东德时，我俩都要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谈书，谈思想，甚至谈烹调。我俩一起动手包俄国饺子，然后比较各自饺子的特点。包这种饺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进自己想吃的馅儿。一次度假结束后，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回忆录，扉页上写着：“尊敬的沃尔夫中将同志惠存。逗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承蒙热情款待，不胜感激。金·菲尔比。”这本书是西德出版的。他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版本的翻译水平大有改进之余地。金：”也许他觉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赠送礼物时出于礼貌应当批评西德几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后面补加的一句话很有趣。它反映了菲尔比一丝不苟的学究气。
在世界情报史上，菲尔比和布莱克属于悲剧性的人物。人们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事业上成就辉煌。布莱克的遭遇尤其不幸。他不是一次，而是先后两次失去家园。第一次是他逃离英国时。第二次是苏联垮台。他被迫在一个背弃了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第二祖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经历了从西班牙内战以来本世纪许多重大事件的菲尔比先于布莱克去世。也许他是两人中更幸运的一个。我从未因菲尔比背叛他的祖国感到过不自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信念。他从一开始就坚信，苏联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一生有信仰的人，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当然，每个人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有的人。如阿瑟·克斯特勒，早年追求正义、平等等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来因为苏联的种种过火行为心灰意冷。我的老朋友莱昂哈德就是这样。我以前感到很难理解这些人。不过我与他仍保持着联系。我想现在我俩已彼此理解了。
随着冷战规则的逐渐明朗，对方的间谍也不再像是魔鬼的使者，而更像是东西方游戏中的棋子或卒子。一旦落入敌国情报机构之手后，他们更有可能成为阶下囚，而不是刀下鬼。不过处决间谍的事仍时有发生。通常是因为某个政治家想借此向本国人民或敌国表达一种立场。情况的变化使我意识到，交换间谍有可能成为情报工作中的一件有利的武器。我开始更为仔细地研究我方关押的间谍情况，看是否有可能用他们换回西方关押的我方间谍。
通过在国际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柏林律师沃格尔和代表西德的律师施坦格，两个德国就交换间谍形成了一套做法。随着岁月的流逝，铁幕两侧双方交换间谍变得更加容易，即使交换的间谍被判长期徒刑也无妨。沃格尔通过在敌对国之间穿针引线发了一笔小财。
东西方在国际上交换的首位重要间谍是1960年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侦察机驾驶员鲍尔斯。这一事件令艾森豪维尔在政治上极为尴尬。由于处理不当，艾森豪维尔与赫鲁晓夫原定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也泡了汤。坐在莫斯科富丽堂皇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观众席上观看鲍尔斯的审判，一种阴森感油然而生。30年代这里曾是斯大林导演的一系列装模作样的公审的地方。我当时恰好因其他事在莫斯科，顺便想去看看热闹。我坐在硬长条板凳上，头顶上方是彩色粉笔图案的天花板，上面悬垂下来的晶莹闪亮的水晶吊灯更适于舞厅，而不是法庭。
这是斯大林死后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审判间谍。那年夏天，审判鲍尔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围围观，想看一眼从苏联空中掉下来的这个美国人。克格勃的同事们小声告诉我，总书记本人打算亲自核准判决书。
鲍尔斯被带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习惯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我对这个敌人突然萌生了一丝同情。通过一位毫无表情的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傻瓜！”我自语道。
结果鲍尔斯的天真和与苏联方面的合作态度恰恰正中超级大国的下怀，为它们首次交换重要间谍创造了有利条件。鲍尔斯只被判了10年徒刑。我在克格勃的朋友解释说，从轻发落鲍尔斯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莫斯科愿意交换间谍。
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上校文贝尔正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化名戈德费思，对外以摄影和绘画为职业。他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租了一间画室，以此为据点操纵一批窃取美国政治、贸易和军事机密的间谍。1956他遭逮捕，次年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沃格尔牵线联系，苏联用鲍尔斯换回了他。
几年后，艾贝尔来到东柏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介绍他的经验。克格勃已提升他为将军，主管苏联在英美的间谍网。除了请他给我们新招收的学员做报告外，我还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级官员见了几次面。他可以谈笑风生，就看和谁在一起了。我们互相举杯祝贺各自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后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险风恶浪，甚至还谈起我父学的剧本。艾贝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喜爱化学和物理，对爱因斯坦尤其着迷。他的画相当有水平。当初他在布鲁克林曾以做画掩护间谍行动。他送给我的几幅小画我保存至今。1971年艾贝尔去世后，他的遗编为了能够在他的墓碑上的克格勃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苏联人面前磨破嘴皮。苏联人保密惯了，哪怕一位优秀的间谍已长眠地下也不例外。
1961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高峰会议上愤怒交锋之后，冷战出现恶性升级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国后向军队发表了讲话，强调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争吵的严重性。通过安插在英军驻柏林司令部和北约总部的两位间谍提供的情报，我们获知，针对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锁柏林的前景，美国人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措施。我翻阅着根据大批微型胶卷汇集而成的一叠保密文件，意识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发战争。而且柏林将成为这场战争的爆发地点。
1958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成立了一个绝密的美国机构，起名为活橡树，专门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锁柏林如何反击。该机构最初归属于北约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一天，通过我们潜伏在驻德英军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诺斯塔德将军签署的题为“对苏联意图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节副本。时隔40年后，直到我写这本书时，这份文件在美国仍然没有公开。根据活橡树制定的方案，如果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100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骚扰逐渐升级的话，即派出一支军车队，以坚持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利，并试探苏联的反应。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广泛的军事选择，从派出一个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编成的营沿走廊搜索前进，直至三国以一个师的兵力沿走廊开向柏林，维护西方进入该城市的权利。只有美英法三国军队参加这一计划，因为只有这三家才有权派部队通过东德领土前往它们位于柏林西区的各自的占领区。
我一般不会对什么事惊惶失措。然而活橡树方案却令我不寒而栗。通过莫斯科的消息来源我得知，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柏林，甚至还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说，解决柏林问题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了解赫鲁晓夫逞强好胜的性格。他的这番话更让我坐卧不安。历史上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国君易受伤害的名誉多次兵戎相见。
当时我浑然不知，北约活橡树方案在内部遭到强烈反对。许多年后，中央情报局公布于众的文件中透露出，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勋爵曾就这一方案警告过肯尼迪：
派一个营沿这条走廊去柏林的结果会是什么？俄国人会在他们的前后方各炸毁一座桥梁，然后卖票给那些寻开心的人前去看热闹。如果说派一个营是一场闹剧的话，派一个师将会酿成一场悲剧。部队行进时为了不至于停下来，需要30英里宽的正面。这将被视为对东德的入侵，并会引发全面战争。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英国的老兵还没有被铤而走险的活橡树方案冲昏头脑。直到1987年，活橡树的成员才得到北约组织的承认，并获准像其他北约组织工作人员一样，在军装上佩戴有SHAPE字样（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英文缩写）的徽章。该机构一直保留到德国统一后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不想为本质上是一个德国问题冒引发战争的风险。此后该机构在美国战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趋减弱。赫鲁晓夫开始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混凝土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