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西夏书事》卷37。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参阅拙作：《略论西夏的儒学》，载《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一、建国前党项人的宗教信仰 党项人在迁入西北地区前，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对“天”的崇拜。史 载： “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①。
其所以对“天”进行崇拜，这是由于党项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
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早期阶段。因为生产十分落后，人们的思维能 力很弱，他们对诸如风、雷、雨、电的产生，日、月、星、宿的变化， 草木的生长荣衰等自然现象，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抗拒，认为这些现象 是“天”支配的结果。“天”是一种有意志，有生命力，能够主宰世间 一切，左右人们生产、生活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必须崇拜它，定 期祀它。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现形态是自然崇拜。
党项人自迁入西北地区的庆州、银州、夏州一带以后，他们已由自 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据北宋沈括的记载： “盖西戎（即西夏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 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②。
《宋史·夏国传》说“笃信机鬼，尚诅祝”。
在党项人的心目中，神鬼先知先觉，神通广大，主宰一切，但他们 有着明确的分工。据西夏文字典《文海》的记载，神主善，叫做“守护”。
神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大神、护羊神，等等。鬼主恶，叫做“损 害”。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等等。对于主善的庇 护人类的神应当尊崇、供奉、祭祀、祷告，对于主恶损害人类的鬼，则 应用迷信的方法驱逐和诅咒。
党项族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为多神信仰，是与党项社会的发展 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党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项社会也由早期向晚期 过渡，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相应有所提高，从笼统崇拜天，到崇拜各种具 体的自然现象，并将它加以人格化，使之变为具有生命的和意志的自然 神，这在认识上是一种深化的表现。
西夏对多神的信仰，在其建国之后仍然存在。如公元1038年，元昊 称帝后，曾“自诣西凉府祠神”①。公元1176年（夏乾佑七年）仁孝曾 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仁 孝在祭告的碑文中，以九五之尊，凌驾于诸神之上。“敕镇夷郡境内黑 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 神等，咸听朕命”②。在仁孝看来，皇帝受命于天，应当主宰一切（包括 诸神在内），其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 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相适应的。
党项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时，还崇尚巫术。在党项人的宗教活动中， 巫占有重要的地位。党项人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巫是 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其手眼通天，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巫 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如何驱鬼、咒鬼？其法，挖一坑，将“鬼”
①《隋书》卷83，《党项传》。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送入坑中，同时在坑边咒骂，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去祸。另据《宋史》记 载： “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 招魂’”③。
说明“杀鬼招魂”，是西夏人在战争中经常施行的一种巫术。
巫术的职责之二是占卜。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占疑难。占卜在党 项人的日常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夏统治者出兵作战，往往先 占卜以问吉凶，然后决定进止。《宋史》载： “每出兵则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 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数，谓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 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 利；四，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 之灾祥，五谷之凶稔”①。
这说明党项人的占卜形式多种多样，它不仅用于军事，而且渗透到党项 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夏除了盛行党项族的占卜术外，还从中原王朝传入了易卜。如西 夏学者斡道冲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在国内广为流行。另外， 甘肃省武威下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采用的是以天干地支 计时日的占卜方法。如“寅后日变甲时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 丑时安，亥后日变（癸）时安?.”②这种方法明显受到汉人占卜的影响。
二、西夏佛教 佛教兴盛的原因 公元1007年（宋景德四年）李德明母罔氏下葬，要求到宋山西五台 山修供10寺，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至五台山，这表明至少自德明开始， 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西夏建国后，由于元昊等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日 益兴盛起来。西夏佛教之所以兴盛，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夏统治期间，战争比较频繁。灾难深重的西夏人民，为了 摆脱战争苦难，寻找精神寄托，比较容易信仰佛教。“边塞之干戈偃息， 仓箱之菽麦丰盈”①。反映了西夏人民希望停止战争，天下太平，五谷丰 登的美好愿望。
第二，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高度重视。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带头信 仰。
西夏立国后，其统治者鉴于党项族信仰的“天”，“鬼神”和巫术，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充满着阶级对抗和民族矛盾经常 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要想加强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其统治长治 久安，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最高统治者中，有的如开国之君元昊， 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浮图（即佛学）之学。为了发展佛教， 他曾广搜舍利（传说中佛涅盘火化后的骨殖），妥为安置，规定每一季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同上。
②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页。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2，《寺观》。
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届时烧香礼佛，即不惜用 行政命令来强制官民崇信佛教。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 宗乾顺、仁宗仁孝，等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 夏佛教的发展兴盛，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邻国的影响。西夏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西藏），西面为 回鹘（高昌），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不能不受 它们的影响。兹以吐蕃的影响为例，如众所知，西夏佛教分为禅宗与密 宗两派，其中以禅宗的势力较大。但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 密宗。该教派与禅宗不同，可以娶妻婚配。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 却召瞿昙作夫婿。
这里的“瞿昙”泛指僧人。它说明河西佛教与藏传密宗的渊源关系。此 外，西夏佛教还深受中原佛教及高昌佛教的影响。
第四，原有的基础。西夏佛教也同儒学一样，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为例，在西夏统一之前，河西 地区长期为回鹘、吐蕃以及汉人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所割据。这些割据政 权在其统治境内均大力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归义军政权所控制的沙州莫 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佛教最盛。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调动人力和物力，大修佛窟、佛塔和佛寺，从而使这一带的佛教文 化发扬光大。
佛教发展的概况 西夏统治者在发展佛教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建树： 加强组织管理。西夏佛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 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天 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其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二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 司和出家功德司。这二个机构在西夏五等机构中属第二等，即“次等司”
①，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设功德司副使为 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 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仁宗仁孝时，在诸功德之 上，还增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如《凉州重修护 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职有“提举”、“僧 正”、“僧副”、“僧监”，等等。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杂字》 官位第十七中记僧官以下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僧职，正好与碑 文中出现的僧职互相补充和印证。
广建寺塔。西夏境内佛寺极为普遍。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比 比皆是。“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 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这说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至 于新建佛寺虽无详细记载，但其数量不会很少。下面就西夏境内的一些 ①《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
着名寺庙略加介绍： 戒台寺在兴庆府，景宗元昊妃没藏氏曾在此出家为尼，号没藏大 师②。其具体建置时间和寺址，无从考定。
高台寺公元1047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元昊建于兴庆府东 里。与高台寺同时建立的有佛塔，寺塔高数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 并译为国书（西夏文）。
承天寺公元1055年（夏福圣承道三年），毅宗谅祚母后没藏氏“役 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③。所谓“承 天”，即“承天顾命”之意。该寺建成后，皇太后、皇帝亲临听讲佛经， 从而提高了该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感应塔与护国寺，公元1093年（夏天佑民安三年），乾顺鉴于凉州 感应塔与护国寺年久失修，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感应塔寺庙。
第二年完工，乾顺下令剃度僧侣，赏赐钱物，作大法会，并树碑以资纪 念。该碑记载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崇奉的盛况。所立感应塔碑文是西夏 字和汉字同时并列的刻石。
卧佛寺公元1102年（夏贞观二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 福，在甘州修建卧佛寺。“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
西夏永安元年建”。卧佛寺由党项僧嵬名思能建议，崇宗乾顺所修。“李 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 造■奥，阖境贵贱耆老，愿信无间，号之为国师”①。嵬咩，即嵬名，为 党项皇室族姓。其所以名曰卧佛寺，与当地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挖出古 卧佛像3尊，献给乾顺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西夏在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寺庙和佛塔。
黑城，位于河西走廊北部，是西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它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有关佛教的遗址遗物。在黑城内外，不仅幸存佛塔寺庙遗址20余座， 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木雕经板等等。说 明该地既是僧人念经、老百姓烧香礼佛之处，也是刻印佛经之地，从而 证实了黑城佛教的兴盛。
重修和改建寺窟。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县）和 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县），属于西夏另一类型的寺庙建筑。莫高窟建于 鸣沙山崖，其对面为着名的三危山，两山之间的大泉河横贯其中。榆林 窟开凿于踏实河两岸的陡崖峭壁之上，两地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 元5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石窟，中经隋朝、唐朝和宋朝，已凿石窟数千。
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后，即对两地石窟进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 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窟也是将唐代壁画重新改绘而成。据统计，在 莫高窟、榆林窟500多个寺窟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洞窟的过去认为莫高 窟和榆林窟各占4座。但经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同志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座。其中莫高窟 座，榆林窟11座。
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生产、 ②《西夏书事》卷18。
③《西夏书事》卷19。
①《甘州府志》卷5，及卷3。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题记可分为西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两种，其中以汉文题记最多。从 题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夏僧俗人等前来朝山礼佛，诵 经念咒、烧香求福及修整寺庙的发愿文字。如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题记： “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庙烧香”。第二类为供养人题榜。如榆林窟第 窟，其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像，像前 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 军司官员。第三类为一般游人题款。这些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真实而生 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前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是研究 西夏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其具体内容包括西夏 纪年、国名、地名、官制、封号以及西夏姓氏（60多个），西夏语言文 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肃北的5个庙都存在 着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县城西南50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内发现 一批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在宁夏固原县则有须弥山石窟、石窟 中有谅祚奲都年号的题记。
输入佛典。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请购佛经。
公元1030年（宋天圣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献马70匹作 为工值，“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①。公元1034年（宋景佑元年，夏广 运二年）十二月，谅祚又派使者去宋献马50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 赐之”②。公元1058年（宋嘉佑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谅诈， 他所赎求的大藏经、经帙、签牌等，均已及时印造。“候嘉佑七年正旦 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①。公元1062年（宋嘉佑七年，夏奲都六年）， 毅宗谅祚请购赎大藏经，宋仁宗应其所求，并及时命印经院印造。“候 嘉佑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②。公元1072年（宋熙宁五年，夏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贡马，“赎大藏经，诏赐之 而还其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动向宋请购，有时宋朝也主动赐予。如公元 年（宋至和二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四月，“赐夏国大藏经”④。
翻译与校勘佛经。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 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校勘佛经。其所指 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如景宗元昊时主持 译经的着名国师有白法信，惠宗时的国师白智光，西夏晚期译经的蕃汉 法定国师，等等。法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参予译经的僧人。西夏统治 者组织人才在首都兴庆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 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 ①《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长编》卷115景佑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20，《谅祚淫狡》。
②王珪：《华阳集》卷18，《诏夏国主乞续大藏经诏》。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32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 将其译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间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佑民安 元年（公元1090年）先后用半个多世纪（53年）的时间，译成佛经 帙，820部，3579卷。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 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如科兹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约8000种西夏文 刊本和写本，其中约占80％的佛经，有的译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 精力放在校经之上。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源文记载： “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经”指宋朝输入的《开宝藏》。“北 经”指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均为汉文大藏经。以南、北 两种藏经版本为底本来进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仁孝不 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
大量的佛经经过翻译、校刊、刻印成西夏文佛经之后，广为散布。
一方面为西夏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另方面促使了西夏造纸业的 发展。如黑城刻印佛经用的就是当地造纸厂造的纸。
延请高僧弘扬佛法。公元1159年（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 者到西藏，延请迦玛迦举系教派始祖松钦巴。松钦巴因故未来，但派其 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 并组织力量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此外，还延请了一些回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如首都兴庆府的承天 寺就延请回鹘僧讲经说法，演绎经文，“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①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购置 佛典，翻译佛经，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 姓信仰佛教，从事诸如作佛法、盖寺舍、烧香礼佛、诵经等各种佛事活 动，也就日益广泛普遍起来。
佛教对西夏的作用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佛教在西夏的广为传 播，它对统治阶级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使西夏广大劳苦大众看不清统 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动本质，它要求劳动人民忍受各种苦难，多多行 善。要求他们深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从而掩盖 社会矛盾，引导人民脱离现实斗争。在西夏统治近200年漫长的时期里， 以党项为主体的各族，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之所 以很少发生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西夏统治者善 于笼络各族上层，经常注意调整民族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以及文献记 载不全，等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西夏统治者充分利用佛教 去麻痹老百姓的思想、限制遏制人民的反抗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和吐蕃高僧到西夏讲经 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新疆、西藏之间的文化 交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提高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西夏佛教的发展，对西夏艺术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如众所知，佛教的发展，需要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书 ①《西夏书事》卷19。
法、建筑等等）进行广泛的宣传。而各种艺术形式在宣扬、服务于佛教 的过程中，同时丰富、发展了自己。由于西夏统治者和虔诚的佛教信仰 者，对佛教艺术的高度重视和提倡，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从而使西夏佛教艺术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促使西夏艺术发 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其他宗教 西夏统治者除了大力提倡佛教外，对其他宗教也采取兼容的政策。
据有关文献记载，在西夏境内曾流传过道教。《文海》解释“仙”字为 “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史称： “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①。
这里所谓“辟谷”，即不食五谷而食药物以求成仙。宁明为元昊太子， 太子带头信仰道教，说明道教在西夏有相当的影响。公元1081年，宋朝 五路伐夏，当宋军逼近灵州，夏人纷纷逃难，“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
②。这里僧道相提并论，说明灵州一带道教势力与佛教不相上下。此外， 黑水城的出土文物，诸如《易经》残本，晋人郭象所注《庄子》残本， 宋人吕惠卿所着《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 经》，以及有人头像图解的骨相图，等等，都足以说明西夏道教在理论 上的根底及其在西夏宗教中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至于黑水城南城外，发现有一座伊斯兰教寺庙，虽然难以确定究竟 是西夏还是元朝遗物，但即使是元朝遗物，也很难排除它受过西夏伊斯 兰教影响的可能性。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着唐古忒省（即敦煌）
“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 和回教徒”③。甘州城人民大多数信奉佛教，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 徒。“基督教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而佛教徒根据全省信 徒的需要，建筑了更多的庙宇庵堂”④。这说明西夏末和元初，在沙州和 甘州一带，与佛教并存的还有景教和伊斯兰教，尽管它的势力远远不及 佛教势力之大。
第四节西夏文字 一、西夏文字的创制 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以及由谁创造的，因有关文献记载相互抵 牾而产生歧异。一种意见认为创自李德明时期。如《辽史·西夏纪》云： “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制蕃书十二卷， 又制字若符篆”。
这里的所谓“蕃书”，当指西夏文。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
《宋史·夏国传》云： ①《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②《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庚午。
③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0章，《唐古忒省》，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