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林旅芝：《西夏史》，第十三章《夏之政制及文化》，第281页。
其实，西夏并非自始至终奉行颁赐之宋历，而是于公元1132年“停行中 国历”。停止的原因是由于西夏已归附金朝。“故事每于上午孟冬受中 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③。当然， 西夏在被迫停止使用宋朝颁施的历法后，在一些地区仍然采用以干支记 时日的中原汉历。如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
的西夏汉文历书残页，同中原以干支记时日的历书大体一致。这种历法 可能为西夏“大恒历院”所编。
二、法律 西夏在元昊立国之前，尚无成文法律。遇有民事纠纷，“诉于官， 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④。
元昊建国后，为了确立西夏的典章制度，对宋朝的各种制度的调查研究， 引以为鉴，尤为重视。如宋仁宗放宫人207人“悉任所之”。元昊得此 消息后，“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 纤悉具知”①。元昊不仅“明法律”，而且十分重视法治。他于“案上置 法律”，又以“兵法勒诸部”②，推行一条“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这 表明至少在元昊时西夏已有成文的法律。
西夏法律发展至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似乎更加成熟和完善。如 崇宗乾顺的贞观年间，为了以法治军，编撰了一部有着较高实用价值的 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乾佑二十一年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 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了诉讼程序，主要是诉状，官府表示愿意授理， 然后逮捕犯人，追查证据。对于拒不招供的犯人，严刑拷打，直至犯人 伏罪、定罪，才算结束审判的全过程。
仁孝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针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发 展的新情况，有必要对旧的法典重新进行增修，于是《天盛改旧新定律 令》大型西夏法典应运而生。该法典是一部根据本国的国情，参照宋朝 政书编修的西夏政治制度的法令的汇编。编撰该法典的目的是“为民取 则，为世除恶”③。它是在前代和当代法典的基础之上修改增补而成的。
“臣等（立法官）参照诸新旧律典，勘订（这些典籍中）种种不明、不 妥、不适之处，造福民庶”④。该法典全书计20章，2600多面（缺第十 六章），1600条。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姓名。表明该法典参考过宋 代政书体例编修而成的。该法典对西夏人的生活作了全面的规定，对西 夏国家机关作了相应的介绍。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西夏政府又从实际出 发，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编成《新法》一书。
除了上述法典外，至神宗遵顼时，还编撰了《光定猪年新法》。
以上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此外，还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一些具体法 ③《西夏书事》卷34。
④《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西夏书事》卷13。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
③李仲三汉译：《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④同上。
令。如仁孝针对哆讹领导的起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曾制定过“赈济 法”。针对巩固边防的需要，制定“戍边法”（从出土的《乾定二年黑 水守将告近禀帖》可以看出）。以上编纂法令的情况表明，西夏统治者 在注意文治（以儒治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法律的镇压，注重法治。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崇宗乾顺以来，推行的立国方针，是一条“尚文重法”
的路线。
三、史学与地理学 西夏统治者对史学比较重视。尤其注重对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从 仁宗仁孝时开始，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纂修国史。着名的番 汉教授斡道冲，本是汉族，其先祖世居灵州，德明时迁居兴州，几代都 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公元1161年（夏天盛十三年），仁宗仁孝设立 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命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 负责修《李氏实录》。据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记载：“庆阳李司 寇家有西夏实录”，其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公元1225年（夏乾定 二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20卷。可惜这些史 学着作均已散亡湮没。
在注重修史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重视对地图的绘制。公元1046年 （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元昊派使臣杨守素带上表章和详细地图，向 宋朝献出卧贵庞等九城砦，并以此换回越界至宋境内的400余党项人户。
杨守素所献地图，其地名系用西夏语标注，其所献之地，在宋人看来， 本属宋朝领地，西夏人绘制时仅在地图上改易蕃语名称而已。此外，黑 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还有关于西夏州城的记载。
在对本国地理重视的同时，对邻近王朝的地理也给予了应有的注 意。仁孝时宣德郎李师白曾三次出使金朝。出使时对金国的山川形胜， 民情风俗，细心观察，并作记录。回国后着《奉使日记》3卷，从而丰富 了西夏对金国的地理学知识，但该书散佚未传。
四、医药学 西夏立国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项人生病无医药，往往求佑 于神明。“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①。建 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提高，广泛使 用来自宋朝的中医、中药学。20世纪初，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有《治 疗恶疮要论》等医学着作。1971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写本药方残 页，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所列药名有中药牛膝、莨菪子等数种。其煎 法为“好好煮，频翻动”。其服法为“于空腹时，每次十粒，温水送下”
②。这种药方、煎法服法与传统的中医并无二致。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 新定律令》记载，西夏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③。
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西夏人因殴斗伤、残或致死引起 诉讼时，要请“医人看验”作为分析案情的依据，表明西夏在崇宗乾顺 ①《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②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时，可能已经有了法医。西夏《文海》“扎针灸”下注云：“此者病患 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①。表明西夏除了使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外， 还采用针刺治病之法。
西夏人所患的常见疾病，据《文海》记载，有痉挛、疝气、疹痘和 癞疥。其中尤以癞疥为一种十分普遍而可怕的疾病。何谓癞、疥？西夏 《文海》“癞”条释云：“此等癞疮也，人头牲等出癞也，人身上则为 疥”②。
在病理学方面，西夏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血 脉不通所致。如《文海》“脉阻”条释云：“此者疾也，患血脉不通之 谓”③；第二，由于传染所引起。如恶疮就是由传染所致。《文海》“（染）
传”条释云：“此者传染也、传病也，染恶疮等之谓”④。第三，认为“四 大不和”所致。《文海》“病患”条释云：“此者患病也，?.四大不 和也”⑤。何谓“四大”？按照佛典的解释，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
此四大如不调合，则生疾病。这表明，由于西夏佛教的盛行，因此，佛 典中的关于疾病的一些观点，已经渗透到西夏医学理论之中。
由于西夏的医药学知识，主要来自宋金，因此，其医药水平不如宋 金。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金。仁孝时，权臣任得敬患 病，久治不愈。仁孝遣使至金“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 银牌往焉”⑥。桓宗纯佑时，其母患病，纯佑遣使至金求医，“诏太医判 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①。这说明西夏的医疗水平不如宋金。
第六节西夏文学艺术 一、文学 党项族早在吐蕃奴隶主王朝统治之时，曾用藏文记录过有关本民族 古老的传说。在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后，由于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造诣较高，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这突 出地表现在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给中原王朝用汉文书写的表章之上。
如公元955年（宋至道元年）六月，李继迁为向宋朝索取夏州而写的表 章，其中有云： “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 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并戴天，情深拱极。?.臣虽 拓跋小宗，身是荩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 继绝。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
祖先灵爽，应恋首邱；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恭惟皇帝陛下，垂天 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 ①史金波等着：《文海研究》第523页。
②史金波等着：《文海研究》，505页。
③《文海研究》第504页。
④同上，第511页。
⑤同上，第475页。
⑥《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同上。
难免僭越之求，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 酬。?.”② 该表章层次分明，文字优美，逻辑清楚。将索取夏州之理讲得明白。
元昊建国后，由于西夏统治者重视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注意尽 量吸收周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从而将西夏文学的水平 大大提高一步。元昊称帝时给宋所上表章，首先对其祖先歌功颂德，接 着揭示其称帝建国的必然趋势，最后恳请仁宗予以册封，愿意同宋永远 保持友好交往的睦邻关系。全文约380字，但却给人以气势磅礴，一气 呵成，文字洗练优美之感。
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反映在文学上有了 长足的进步。首先，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公元1112年（贞观十二年）， 在遴选官员审查资格时，规定对于精通文学的知识分子，优先提拔为官； 其次，这一时期不仅散文佳作增多，而且产生了一些优秀诗歌。公元 年（大德五年）四月，大臣高守忠家生有灵芝，群臣认为是一种祥瑞徵 兆，上表向皇帝祝贺。“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李仁宗和之”①。
并将歌词刻在石碑上以资纪念。《灵芝歌》的全文不见记载，1975年清 理西夏陵区仁孝陵碑亭遗址时，发现《灵芝颂》的部份内容残碑。其中 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②等语句。每句为 字，二句一韵，给人以文雅秀美的感觉。虽是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但也 反映了作为西夏最高统治者的文学功力。
除君臣互相酬和的宫廷诗外，还有大量老百姓创作的诗歌汇编成诗 歌集。如《新集金粹掌置文》是长达千字的五言诗。由文学家梁德育汇 集的《新集锦合辞》是一本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
如“水珠不沾者体法，人身无祸者德忠。无德富贵天中云，非道贮财草 头露”③。就是富有哲理性的诗句。在西夏诗歌集中，还有赞颂西夏祖先 的《颂祖先诗》，颂扬造字师野利仁荣的《颂师书》以及劝导容忍的宗 教诗《忍教搜（寻）颂》和劝善性的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贤 智集》，等等。
同时，西夏谚语也很有特色。如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的谚语有 云： 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 智慧才富。
公元1176年梁德养编辑的《谚语》有云： “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
狼吃东西，留下余食，贼偷东西，留下痕迹。”
这些谚语也与诗歌一样，往往富有哲理性。
二、音乐 党项羌人喜爱音乐，但他们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在很长一段时期 ②《西夏书事》卷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③转引自史金波着：《西夏文化》第139页，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他们仅有琵琶、萧笛等，而以击缶为节。在使用这些乐器时，他们 最长于吹笛。他们所吹的笛叫羌笛，其音调悠扬婉转，久负盛名。唐宋 之际，我国汉族诗人非常欣赏，经常在诗词中提到它。唐代诗人王之涣 的乐府《出塞》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宋仁宗 时，身任边防司令官的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有“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些，说明扣人心弦的羌笛有着深远影响。
西夏音乐源远流长，它深受汉族音乐的影响。早在唐朝晚期，僖宗 曾赐给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驾，大驾用1530人，法驾 人，小驾816人，“俱以金钲（zhēng征）、节鼓、（gāng刚）鼓、 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篥（觱音必bì）、 桃皮、笳、笛为器”①。这里的“大驾”，“法驾”，本是封建帝王享用 的“乘舆”之制，作为夏州节度使也享用此制，而且乐队人数达到 人以上，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反映了党项族此时已经接受中原汉族音乐 的影响，党项统治者从此有了自己的人数较多乐器较全的乐队。在唐朝 音乐的影响下，党项族音乐历经五代至宋，相隔100多年。“其音节悠 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②。李德明统治期间，随着党项人的汉化， 在礼仪、官制、音乐方面，继续保持向中原王朝学习的劲头。“其礼文 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③。元昊建国之后，从西夏的实际出发， 第一次对西夏音乐进行改革。元昊认为中原王朝的那套‘音节悠扬，声 容清厉’的比较繁复的音乐，已不适用于充满战斗精神的党项民族。他 说：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 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④。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下令“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令 于国中有不遵者，族”⑤。
西夏音乐经过元昊更张之后，早已不是唐末的遗音。但任何文化都 是一定观念形态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必须适应当时的经 济基础，音乐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党项族汉化 的加深，西夏音乐到仁宗仁孝期间，再一次发生了变革。公元1148年（人 庆五年）仁孝命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汉族乐书，参照本国制度，修定乐 律，“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经过这次改革， 西夏音乐由于吸收了较多的汉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 了。
西夏音乐不仅深受汉族的影响，而且不少汉化较深的党项羌人，还 能直接唱汉族歌曲。北宋着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任职鄜延时，曾 作过几十首“凯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 “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①《西夏书事》卷12。
②《西夏书事》卷12。
③同上。
④《西夏书事》卷12。
⑤同上。
①《西夏书事》卷36。
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②。
这里的羌人，指宋夏沿边的党项羌等少数民族。不仅宋夏沿边的党 项羌人能唱汉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内的党项羌人，也大都能唱汉族歌 曲。尤其是对北宋中期的着名文学家柳永所作的词，几乎家喻户晓，人 人爱唱。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③。说明汉族诗词和歌曲在西 夏流传甚广。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音乐，还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蕃汉 乐人院》属“末等司”④。该机构的设立，表明在西夏存在着两种音乐， 即蕃乐与汉乐并存。自立国后，经过100多年发展的西夏音乐，其乐器 种类很多，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的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 琴、筝、箜篌、管、笛、萧、笠、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 等。表明蕃汉乐人所用乐器，已经相当齐全了。
由于西夏音乐，吸收汉、吐蕃、回鹘等众多民族音乐之长，逐渐形 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深得汉族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的喜爱。公元 年（元丰六年），宋神宗召见宋夏边境投降的蕃乐人42人，“奏乐于崇 政殿”①。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西夏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反 过来给予宋朝以影响。
西夏音乐不仅影响四周邻国，而且对元代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 推动促进作用。蒙古灭夏后，西夏音乐，经过高智耀的推荐，为元朝所 采用。元朝统治者在其政府机构中设有昭和署（后改名为乐府署）管理 河西（即西夏）乐人，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夏音乐的重视。
三、绘画与书法 西夏绘画大体上可分为壁画、木板画和岩画等。所谓壁画，指的是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玉门的昌马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 的马蹄寺石窟，银川的须弥山圆光寺石窟，内蒙古的百眼窑石窟中的壁 画。在这些石窟的壁画中，保存得最集中和全面反映西夏早、中、晚期 壁画特点的则是莫高窟和榆林窟。
莫高窟的西夏壁画以西夏早、中期最多。其画法继承五代、宋初的 壁画传统，人物很少创新，但花饰图案却相当精美。如莫高窟三○一窟 顶部的团龙藻井（窟顶装饰图案）中央为团曲龙形，四角配以朵云，构 图立意新颖。此外，如保相花图案、交技卷草图案都勘称精美。至于有 一种波状卷云纹边饰（以一条波浪式的藤蔓为主干，两侧派生出像忍冬 草形的卷云纹），因为构图简单朴素，成为西夏广为流行的装饰图案。
莫高窟的人物壁画，数量较多。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四○九窟东壁 的王者供养像。该像身高167厘米，头顶高冠，身着龙袍，腰束玉带， 手持长柄香炉。前立一童子，高70厘米，服饰华丽，当为王者眷属。男 像后有侍从7人，其身材大约只有王者的一半。作者试图以身材的大小 来表现人物的尊卑富贱的差别，但这种画法却违反了现实生活，充其量 ②《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
③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3。
④《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宋会要辑稿》第102册，《职官》22之33。
只不过是一幅迎合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人物画。
与莫高窟的人物画相反，榆林窟的人物画精品较多。如第二窟的壁 画《水月观音》构思巧妙，造型杰出，画技精湛，为世人所倾倒。该画 继承了中原的传统画法，它将人、神融为一体，将山水和人物有机地结 合，运用勾描皱擦、点染等技法，使画面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除《水月观音》为世人交口称赞之外，榆林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 观音像》也很有特色。它反映了西夏的现实生活。在观音像的法光中左 右对称地画有《打铁图》、《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此 外，还绘有锹、镐、锄、犁、耙、斧、锯、锛、剪尺、规等农业手工业 生产工具。这些画给我们再现了西夏社会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较多场景， 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的经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榆林窟内的西夏供养人像，也有其特色。如第二十九窟西壁画有供 养人群像。其壁画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窟主和他的眷属 都以西夏文题记标明官职、姓名、身份。从供养人的长像及其所穿衣服 和冠履，可知当时西夏人的长像和衣着，同时可以与有关史料相印证。
如所画供养人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高大，则与《宋史·夏 国传》所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完全吻合。至于西夏文题记， 则为我们提供了党项姓氏及西夏官制等方面的历史资料。
总之，西夏壁画既继承了中原绘画传统，又吸收了高昌回鹘的画法， 同时还接收了吐蕃佛教密宗绘画的影响，加以融合贯通，从而在构图、 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绘画风格。正如谢稚柳 所指出：“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①。
西夏木版画，在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盗走的西夏文献中，保存了一些 木刻板佛画，其中以佛、菩画像较多。此外，在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墓 里发现了29块木板画，其板画内容有重甲武士、男女侍从、牵马人以及 家禽、家畜等。这些木板画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不同人物具有不同的 神态，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画家的深厚功力。
岩画分布于当时西夏的东部，即今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 中。该地有许多岩画，其中有些属于西夏时期。岩画的内容有羊、马、 太阳、磨盘和骑者等。岩画画风朴实、粗犷、构图简单。可能为受汉文 化影响较深的西夏牧民所作。此外，在银川西面的贺兰山中也发现了岩 画数处，有的画面与带有佛教内容的西夏文字相毗邻。西夏岩画虽然是 一种比较原始的绘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比较落后的处于社会低层 的西夏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种活的原始民族文化遗存，是西夏绘 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份。
西夏书法可谓字体秀美，书法精湛。由于西夏文字与汉文文字性质 近似，因此，其书写方法如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与汉字大 体相同。
如同汉字书法一样，西夏书法，也分为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 种类。但以楷书、行书最多。西夏楷书如柏林图书馆藏《妙法莲花经》 字体俏劲有力，气韵隽秀，刚柔相济，堪称西夏书法精品。列宁格勒所 藏《佛说宝雨经》，墨书小楷，书法婉丽遒逸，工整秀美。行书在日常 ①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
应用文字和部份佛经中使用较多，其特点是书写随意自然。
草书也广为流利，其代表作有《孝经》，其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 匀自然。篆书，如西夏陵园的寿陵碑额，所刻之字笔划匀称畅达，结构 严谨整齐，字形方正典雅，类似汉文小篆。至于西夏官印用的篆字，笔 划屈曲折叠，填满印面，疏密得中，变化较多，庄重美观，类似汉文九 叠篆文。
书写工具，在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曾发现两支竹笔。如写本《孟子》 字体粗黑整齐，刚健有力，显然是用这种竹笔书写的。
四、雕塑与铸造 西夏雕塑品种颇多，内容丰富。计有石雕、木雕和竹雕，并有许多 精品。
西夏陵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其中尤以雕龙栏柱为上乘之作。该浮 雕以二龙戏珠为题材，凸雕出两条龙在云雾中翻腾戏珠的生动形象。该 浮雕图案，布局匀称，结构严谨，造型美观，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雕刻技 巧。陵园中出土的大石马，长130厘米，重350公斤。通体圆雕，其比 例适宜，刀法细腻，是石雕中的代表作。园陵中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脸 形方长，高鼻深目，颧骨较大，留八字须，面带微笑，栩栩如生，是西 夏雕刻艺术的精品。此外，西夏陵园出土的五座人像石碑座，其雕像以 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从而反映了西夏底层劳动人民不堪 压迫的艰难处境。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古庙遗址出土的木雕菩萨像，端庄安详，神 态怡然，端坐于佛龛之内，其左有宝瓶，右有顽童，嬉戏自乐，富有生 气。武威西郊林场出土的木缘塔，共四个，其中一塔由座、身、顶、刹 四部组成，呈八角形。各部均由小木板雕凿卯榫相接合。制作精巧，造 型稳重。
西夏陵区出土的长方形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竹子内， 却雕刻有人物、庭院、假山、花树，等等，雕刻精细，形象生动。
至于泥塑，在西夏寺庙里，几乎到处都有，十分普遍。莫高窟四九 一窟佛座南侧的西夏供养天女的彩塑一铺，雕出了一个额宽腮小，高鼻 梁，面带美丽微笑的少女形象。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遗址附近的一所古 庙里出土的25尊彩塑像，包括佛像、菩萨像、男女供养人像、力士像、 化生童子像，等等，运用了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手法，着力表现了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所塑各种人物姿态各异，真实自然，活灵活现，具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彩塑因其成就很好，堪称西夏彩塑艺术中的上乘 之作。
西夏铸造作品中的精品，首推西夏陵园一○一号墓出土的，现陈列 于宁夏博物馆中的鎏金大铜牛。该铜牛为尊卧式，长120厘米，重 公斤，模制浇铸成型，腹内空心，外表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这 种集美术、模型、浇铸、鎏金等多种技艺于一身的大型金属铸造，显示 了西夏高超的艺术水准。西夏统治者在中央十六司中设有“文思院”， 专门掌管制造统治阶级享用的各种工艺品。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工艺制造 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设该机构的目的是为皇室统治者奢侈生活服务，但 在组织上加强了工艺制造的管理，对工艺制造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所藏的两盒铜符牌，为青铜 所铸，圆形，牌身直径为15厘米和14.7厘米。符牌上刻有西夏文“敕”
字及“敕然马牌”四字。铸作细腻平滑，线条刻划流畅，属于铜铸中的 精品。
内蒙古临河县西夏城址出土了一批金器，其中莲花盏托1件，金佛 件，金碗2件，以及双鱼柱形作柄的指剔、雕刻人物、花朵耳饰等，制 作精巧，刻工精细，表现了西夏金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第七节西夏的社会风俗 一、尚武与复仇 作为西夏国家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一个勇敢、骠悍，“俗尚武”① 的民族。唐僖宗时，发生了黄巢大起义，党项首领拓跋/TITLE>思恭率兵 助唐，攻打义军。义军将领朱温尚让率众涉过渭水，思恭命弟思忠还击， 两军战于渭桥（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桥面上有铁鹤，“思忠射之没 羽，贼骇走”②，即簇射入鹤羽之中，义军见之竟惊骇而走。这一记载， 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党项人的善射和思忠的膂力过人。夏州政权 的重建者李继迁，是一位“勇悍有智谋”③的首领。一次，他率领十余骑 出猎，途中遇一猛虎，他让随从躲入树林中，只身张弓引箭，一发射中 虎眼，由是番部威服。西夏开国之君元昊，不仅在立国方针问题上，主 张“尚武重法”，而且是一位“遇战斗勇谋为诸将先”的率兵作战的首 领。他每次出兵前，都要率部落酋长狩猎，并征求他们对作战方略的意 见。由于他有勇有谋，因此，在对宋对辽战争中，总是大获全胜。“元 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④。不仅西夏的一些有为之君， 有勇有谋，而且有些母后，也能征惯战，不让须眉男子。毅宗谅祚之母 没藏后，曾多次指挥对宋作战。乾宗乾顺之母梁太后，更是多次挂帅， 率兵入寇宋朝边境。公元1098年（夏永安元年）十月，梁太后鉴于宋朝 在边境连筑城堡，决定亲自率军40万进攻宋平夏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县北），连营百里，使用高车“对垒”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 息”①，士卒死伤惨重，总共打了13天攻坚战，未能攻下，最后粮尽退 兵。
党项人的尚武之风，连同他们的诚恳、朴质、团结互助的美德一直 保持到西夏灭亡以后。元末党项人余阙在其《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 一文中指出： “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 有身长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 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西夏书事》卷2。
③《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④《宋史》卷488，《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0。
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②。
这种民风和美德，是维持党项民族团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党项人之所以具有尚武精神并非偶然，而是与党项人生活条件有着 直接的关系。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自远古以来生息在辽阔的青 藏高原上。由于这一带地势险峻，气候多变，霜雪期长，属于高寒地带， 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党项人锻炼成为习劳耐苦，健壮勇敢“能寒暑饥渴， 长于骑射”③，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西夏立国之后，由于西夏同其邻国 关系紧张，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加之统治者为了同宋辽争霸， 需要以武立国，因此，党项人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强悍民风， 得以延续下去，并成为西夏立国长久的因素之一。金臣斡特剌云：“西 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①。所谓崇尚旧俗，就是崇尚党项族“自 为儿童则习骑射”②的尚武风习。崇尚这种旧俗，虽然是为了适应党项部 落的保守心理和习惯，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在客观上却多少起了延缓 西夏寿命的作用。
崇尚复仇，是党项人的又一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比较普遍，是羌系 民族的共同风俗。西夏谚语有云：“吃十袋美果也得报仇，有十个女儿 不算有后”③。史载： “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 而后复常”④。
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复仇。如仇家有凶丧则不可复仇。如果仇家的 力量大于自己，那么，就动员妇女去烧毁仇家庐舍，仇家因“敌女兵不 祥”，自然要“退避三舍”，任其烧毁房屋。如果双方愿意和解，可用 鸡、猪、犬血和酒装入髑髅之中痛饮。并发誓道：“若复报仇，则谷麦 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⑤。另外，党项人在战争中如果战败， 那么，3天之后，再到其战败地点“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⑥。
或者埋草人于地下，众人放箭射之而还。
二、居所与服饰 党项族的居室，随着其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演变着。在党项族迁入西 北之前，其居室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的需要，构造比较简单。建室的主 要材料来源于牦牛毛和羊毛，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俗皆土着， 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①。这种居室实际上是 用毛毡覆盖着的木支架帐篷。因此，当时人们在统计党项人户时，往往 以族帐为单位。这种帐篷游牧流动时，便于搬迁，定居时也可改为“栋 ②《青阳先生文集》卷4。
③曾巩：《隆平集》卷20。
①《西夏书事》卷20。
②《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③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十六字箴言”，载《民族艺林》1988年第1期。
④《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⑥《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宇”。这种“栋宇”的内部情况如何呢？史载： “西戎（指西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 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② 说明栋宇之内，有三间屋并列，中间为供神明之用，左右两间才是人居 住的地方。
党项族迁居西北后，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一部分党项人开始过 定居生活。因此，党项人的居室，除毡帐外，新增了土屋和瓦屋。“民 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③。西夏各族所居土屋，还可以从 已发掘的遗址得到印证。1964及1965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庙 台公社南约一公里处，发掘的西夏德明时所建的省嵬城遗址“除南城门 址发现少量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外，遗址中未见砖瓦”④，表明城内居民 的住房绝大部分为土屋。
至于砖瓦建造的房屋，非一般老百姓所能建造，而且数量较少，这 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由于党项人从事畜牧业，因此，其衣着多为皮毛制品。他们头戴毡 帽，身穿毛织布衣或皮衣，足穿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刀等 物。他们所穿的毛皮制成品《蕃汉合时掌中珠》有明确的记载。如上身 穿的计有皮袭短靿、长靿、褐衫，等等。
“衣皮毛”，虽是党项族的传统服装，但这仅限于党项一般牧民， 至于统治阶级，由于受中原汉族穿着的影响，早已穿起轻软华丽锦绮服 装了。这种锦绮服装的来源，一是来自宋朝的“岁赐”。宋朝为了满足 西夏统治者的需要，每年都要派专人“押时服赐夏国”①。如公元 年（元丰元年）十月，神宗命“合门祗候赵勘押赐仲冬时服至，秉常以 番书附之入谢”②。二是通过榷场和市贸易得来。通过贸易获得锦、绮、 绫罗之类的丝织品。然后加工成华丽的服装。
但统治阶级的服饰并非一成不变。元昊建国时，为了在穿着上同宋 有别，突出本民族的特点。对文武官员及老百姓的服式做了如下具体规 定： “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 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 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皁 地绣盘毯子花旋襴，束带。居庶青绿，以别贵贱”③。
这表明西夏文官服饰因袭唐宋，武职装束与唐宋有所不同。同时还注意 “以衣冠彩色别士庶贵贱”④。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西夏是封建性质的国 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等级森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需要从各 方面（包括服饰）去区别尊卑贵贱的。
②《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③《隆平集》卷20。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
①《西夏书事》卷24。
②《宋史》卷350，《周永清传》。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30，《元昊拒命》。
元昊以后由于存在着“汉礼”和“蕃礼”的变化，因此，西夏人的 服饰也相应地起着某些变化。如毅宗谅祚改用“汉礼”，经宋同意，西 夏改用汉族衣冠。惠宗秉常时，母党梁氏专权，下令废汉礼，复蕃礼， 其服饰当然也要相应起些变化。
同时，西夏服饰除了同一时期的服饰有所变化外，各族之间服饰有 别，一个民族的各阶层服饰有别，男女老幼的服饰有别，各行各业的服 饰有别，一年四季的服饰有别。据《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 除了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毛皮服装外，还有袄子、■襴、袜肚、汗衫、布 衫、衬衣、裙、裤、■、腰绳、背心、领襟、鞋、韈、冠冕、凉笠、暖 帽、耳环、绵帽、耳坠、脘钏、冠子、钗锦，等等。而夏文《杂字》则 记载了男服26种，女服19种。总之，西夏服饰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既受汉族和吐蕃等族服饰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应当将它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三、婚姻与丧葬 党项族的婚姻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隋唐之际，由于党项处于原 始社会末期阶段，因此，党项人明显保存着原始群婚的习俗。史载： “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 甚，然不婚同姓”①。
这种婚姻风俗，不仅限于党项族，很多民族都有。这是一种原始的婚姻 习俗。
党项人自定居西北，尤其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之后，随着社会 生产的发展，其婚姻盛行明媒正娶之制。《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云： “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嫁与他人。
送与■房，亲家翁□，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
武威出土的《杂字》中则有“送女索妇，来到家中”之语。表明党项族 进入封建社会后，也与汉人一样实行明媒正娶。
党项贫民百姓，盛行一夫一妻制，至于有钱之家，尤其是皇室贵族， 则为一夫多妻制。如李继迁连娶豪族之女为妻，李德明三娶，元昊七娶。
乾顺的庶弟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①。这与中原王朝 的皇室贵族大臣妻妾成群并无二致。西夏有钱之家，一般要娶多少妻妾？
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叙述甘州的婚俗时指 出： “一般人可以娶二、三房妻室，甚至还有更多的。但有些人却 比较少，完全根据男人维持妻妾的能力大小而定。因为他们的妻子 不但没有丰厚的嫁妆，相反，还要分享丈夫的牲畜、奴婢和金钱。
结发妻子在家庭中享有比较优越的地位。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不贞 或其他不法行为，或自己感到厌恶时，可以随时休弃她们”②。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4章，《甘州城婚姻的风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2月 版。
这表明西夏有钱人家娶妻妾的数字视财力而定。所娶妻妾，第一位比较 尊贵，其余处于无权的任人摆布的地位。马可波罗的上述记载，应为西 夏末期的情况。
西夏婚姻一方面因受汉族的影响，盛行明媒正娶之外，另方面还实 行本民族比较自由的婚俗。“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 之问”①。男女双方自由相爱到感情极深的时候，往往发生情殉之事。如 何进行情殉呢？男女手牵着手，一口气跑到深山穷谷无人之处，“并首 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②。双方亲属找到尸首后，并 不痛哭流涕，而是用彩色丝绸包裹其身，外面裹上一层毡，用羊绳捆好， 然后选择一个峻岭，在上面搭一个一丈长的木头架，将尸体安放在架上 宰牛致祭，双方族人在木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③。西夏男女追求 性爱自由，甚至不惜情殉，还可以从西夏谚语得到印证。其谚语云：“同 日死，命不惜，同睡寝，仍照旧”④。这种奇特的风俗说明什么呢？它反 映西夏在男女关系上并不像汉族那样重视封建礼教。其婚姻性爱，同汉 族相比还是自由的。
党项羌人死后采用火葬，源远流长。如唐时党项羌人“死则焚尸， 名为火葬”⑤。火葬后似乎还要建坟，如西夏文宫廷颂师云：“弥药（指 党项人）祖坟白河上”，表明西夏祖先死后建坟。以上两条史料反映党 项族在其未内迁之前，即游牧于四川、甘肃、青海之时的葬俗是既焚尸 又建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