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蔡美彪等着：《中国通史》第6册，书前《说明》，及正文第四章。
③《旧唐书》卷298，《党项传》。
一”①，“习尚武，无法令、赋役”，②“各为生业”③，也就是说这些部 落尚未形成部落联盟，产生阶级，过着相当原始而落后的生活。
内迁后的党项社会：自7世纪中叶到元昊立国之前。这是党项社会 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的时期。7世纪中叶以来，党项羌由于 受到吐蕃的侵扰，先后迁到了今甘肃陇东、陕北横山以及夏州以北、河 套一带居住。这一带为汉人长期休养生息之地，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过的 地区。党项羌人与当地汉人杂居，采用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 工具及水利灌溉设施，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加速了党项社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一方面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仍然保存了公社集体 所有制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在那里，财产仅仅是为公社的财产而存在，单独的成员本身 只是一块特殊土地的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是不继承的，因为财 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 直接成员的个人”。④ 无论畜牧业或农业均是被约束在公社内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小生 产；另方面，作为社会生产的负担者依然是公社的广大成员。公社成员 的个体家庭往往定期分有小块土地，有少量的私有财物。在公社内，除 了具有自由身份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奴隶，他们 主要从事家内劳动。由于奴隶数量较少和主要用于家内劳动，这就决定 了党项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大可能转变为奴隶制。
在党项内迁后的近300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的发达以 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例，他 们以“善马劲羊”及其副产品，去换取汉族人民的谷物、绢帛、武器、 旗帜、铜铁、生产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自唐至五代党项同中原王朝的马 贸易十分频繁。后唐明宗时，下令于沿边“置场市马”，在成交的马贸 易中，以“党项马最多”。除沿边榷场贸易外，一些党项“大姓之强者”， ①还通过朝贡的方式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以便从中捞到好处。
那些党项“大姓之强者”，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贪欲，在积极 开展内外贸易的同时，还强化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军事组织， 对外进行武装掠夺。他们把掠夺当做一种原始劳动，和对外贸易的补充 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② 在频繁的对外掠夺中，广大的农、牧民为了避免外来掠夺战争所带来的 灾难，不得不依附于那些拥有军事实力的“大姓之强者”，受其庇护， 在其占有的土地上进行放牧和耕作，供其役使和剥削，从而同部落大姓 之间建立了封建隶属关系。这种在“行将崩溃的氏族公社的躯壳之内所 ① ②《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隋书》卷83，《西域·党项传》。
④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1页，马克思原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孕育的封建依附关系”①，发展至李继迁、李德明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 阶级对立的加深和部落联盟的建立，便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因此， 自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中经德明到元昊建国之前，是西夏社会自原 始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即封建制的萌芽时期。
就其建国后的社会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 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
夏国的建立，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正式形成与确立。
为什么说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形成与确立呢？
第一，从生产关系看，党项部落贵族占有土地和牲畜。这些部落贵 族同牧民之间的关系，是封建性的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 如前所述，早在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前后即已存在和发展。这些部落 贵族对于汉人和“熟户”所采用的剥削方式是“计口赋粟”②，或者征取 贡赋（牲畜），即剥削方式完全是封建性的。
第二，从上层建筑看，在诸如官制、礼乐等很多方面模仿唐宋。史 载： “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典 则唐也。”③ 这种政治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而设置的。
第三，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需要，西夏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学说， 不遗余力地实行汉化。
西夏封建制之所以迅速形成，除了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为 主），还与其外界环境对它的影响分不开的。西夏自李继迁叛朱自立至 元昊立国之时，其新的占领地区，如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 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以及河西走廊的许多州县，均为汉族聚 居之地，早已盛行封建制。党项人既已进入该地居住，必然要在多方面 受到先进汉人的影响，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因为占领后的社会性质总是 要受占领对象约束的。
此外，西夏的邻国诸如北面的契丹，西部的回鹘，西南的吐蕃，东 南的北宋，都早已是封建制的国家，西夏处在这些国家的包围之中，受 其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事。
但元昊建立的国家，就其社会实质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宗法封 建领主制的国家。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元昊所建立的封建统 治，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为其基础的。封建领主各有一份领 地。而领地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林立的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 的。元昊称帝建国时，出于“兴法建礼”，即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 需要，将大大小小的部落贵族，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
这些部落首领，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占有使用氏族公社的部分土地， 并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为既得利益者，新的最高统治者 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使之合法化，对 ①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②《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于那些缺少土地的部落首领，则让他们用部落村社的名义，重新占有一 定数量的土地和畜群，役使部落属民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便转变为占有一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土地 所有制的形式仍然残存着。
其二，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仍然被保存下来。这是一 种以帐为单位的征兵制。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其种落兵， 谓之一溜”。①这说明元昊称帝建国后虽然封建制已经形成确立，但属于 比较低级的宗法封建领主制，它保存了残存着原始氏族制时期的许多落 后的东西。
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时期：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为地主制取 代了领主制的时期。为什么说自崇宗乾顺开始领主制已经发展成了地主 制呢？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乾顺、仁孝时对 后妃的册封和大力推行封王制度。如乾顺时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宗室子 弟仁忠为濮王，等等。仁孝时期的“官阶封号表”，所列封号名称为七 个等级，说明西夏后期封建等级森严，统治者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 十分完备。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如众所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加强，是封建皇权同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因 此，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领主制的衰落和地主制的兴起。在君权的 支持和庇护下，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将更加巩固，力量日益壮大， 并最终取代封建领主。
（三）自乾顺开始，于宋夏沿边之地，大规模地兴城筑寨以设防， 在军事上采用阵地战同宋对垒。这种军事上的变化，与西夏社会已由领 主制过渡到地主制，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五、西夏的历史特点 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 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 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 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国家的阶级压迫实 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 之时，即已初见端倪。公元982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 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80里），在“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 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 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官 职，由11人组成，其中汉姓3人，党项羌姓4人，鲜卑拓跋姓2人。这 种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 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 ①《西夏纪》卷8。
①《西夏书事》卷4。
除了继续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 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 为11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人，蕃姓3人）；取消预署，均为实 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 制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 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 （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12人，仍 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 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 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 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 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侍郎 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 诸如昂摄，昂星 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汉官官称，不用蕃 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品、 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 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 成。第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 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 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 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 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 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 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 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 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 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 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 州。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1/2强，但却是辽的2倍①。（辽为万余里）
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22州大体上有三种 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都城、州、县治所及 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 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 ②《西夏书事》卷8。
①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年《西北史地》第2期。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 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 山，“多马宜稼 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 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地区。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 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 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 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 重的依赖性。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 “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 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 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 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 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 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 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 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 由于经济上“资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 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 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 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 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 ”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 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 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 ②《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西夏书事》卷7。
④《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西夏书事》卷2。
②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 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 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 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 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 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 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 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 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至1227年末主■灭亡，首尾190年。在这 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 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 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
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年（1038— 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年，其余75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 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次。其中比较着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 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 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 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 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
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 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 又发生了长达13年（1210年8月—1223年7月）之久的战争。在13年 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次，平均每年2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 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年（1205年3月—1227年7月）先后爆发了 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 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次，谅祚时 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 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 ①《金史》卷50，《食货志》。
②《西夏书事》卷38。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 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 亡 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 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 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 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 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 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 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 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 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 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 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 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 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 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 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 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 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 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 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 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 ①《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西夏书事》卷41。
④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匈）乌瑞着、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 年第4期。
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 上。一些着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 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 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着作翻译 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 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 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 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 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 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 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 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 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着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 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 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 修和改建了70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 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 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 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 “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 神地p只，璎珞数珠 供养烧香 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 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 定态度。如宋末元初着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 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 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 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 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 ③《长编》卷115，景佑元年十月丁卯。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2辑。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 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 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 “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 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 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 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 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 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州，方圆约2万余里。至仁 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州，方圆超过2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
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0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 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 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 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 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 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 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 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 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 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 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 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 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 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 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 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 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 ③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 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 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 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 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 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 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 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 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 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 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 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 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 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 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 《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 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 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 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 “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 助。?.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 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 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 苏辙指出：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 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 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 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隋书》卷83，《党项传》。
①《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 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 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 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 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 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 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
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 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 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 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 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
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370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 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 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 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②《西夏书事》卷6。
③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①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册，第407页《西夏》。
第二章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 夏州地方政权的割据 第一节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党项的兴起 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 支，因此，史书上也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 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 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早在远古时期，羌族 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 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 南到蜀郡（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 新疆鄯善县东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 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部分臣属中 原王朝，另一部分则逃入四川西部的深山野谷之中。“西羌微弱，或臣 中国，或窜山野”②。
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有所扩展。“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 西接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 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 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海湖附近），有地三千 余里”①。他们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的姓氏作 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着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 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八大族姓中又 以拓跋氏最强，在整个党项羌中起着领导的作用②。这时的党项羌各部 落，仍然各自分立，不相统属。
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
公元585年（开皇五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 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将军。
公元590年（开皇十年），党项羌进攻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 被隋军打败，纷纷表示愿意降附③。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党 项羌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唐在其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 四川丹巴县东）。唐太宗统治期间，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人民安居乐 业。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党项羌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 唐朝统治者在其居住境内设置轨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藩县 境），由细封步赖担任州刺史。在细封步赖的带头下，其它党项羌首领 也跟着响应，纷纷率部落归唐。唐在境内设置崌（ju据，今四川茂汶羌 ①《隋书》卷83，《党项传》。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与此同。
③《隋书》卷83，《党项传》。
族自治县）、奉（今四川理县西北）、岩（今四川松潘西北）、远（今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等四州，仍以其各部首领为州刺史。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 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①。
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关系密切，结为姻亲。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叛唐，太宗派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进 攻吐谷浑，拓跋赤辞率军屯狼道峡（今甘肃迭部县境），协助浑王伏允 作战。不久，赤辞战败于肃远山，伏允也因党项羌人民和家族厌战，兵 败请降。唐政府于其居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个羁縻州。这些羁 縻州的位置大体上在松州西北一带的四川、青海和甘肃3省的邻接地区。
唐政府任命这些归服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②。并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 督，赐李姓，都督府的治所设在松州。
二、党项的内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唐朝初年，早已进入西藏地区的羌族——■牛部和苏毗部，渐趋统 一，并建立了吐蕃奴隶主政权。唐太宗时，吐蕃灭吐谷浑，势力更加强 大。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四出侵掠，散居于今甘肃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 党项羌诸部，因为不堪吐蕃的掳掠和压榨，请求内徙，唐玄宗让他们迁 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并把原来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 州，对他们妥善安置，任命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其原来 聚居之地旋即被吐蕃占领，没有迁徙的党项羌人，接受吐蕃统治，并被 改称为“弭药”①。
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出兵助唐平叛有功， 被提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
公元764年（代宗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朴固怀恩起兵反叛，并 煽诱党项浑奴刺入寇作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鉴于散居灵（今宁夏回 族自治区灵武县）、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 羌，其聚居之地与吐蕃邻接，并不断滋生骚乱，为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和 拆散，于是表请将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 （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同时，将静边州都督府迁置银州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