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孽子 第二十章武不自秘.7

大明孽子 第二十章武不自秘.7

思想上：清军入关以后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情绪和进步思想，大兴文字狱，腰斩了明末以来光辉灿烂的思想启蒙潮流。

备注：1．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445页《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2．《清史稿•范文程传》3．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4．《明史•奸臣传•马士英》5．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一说20—30万6．韩菼《江阴城守记》7．《怀陵流寇始终录》附《甲申剩事》8．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名王”指清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王尼堪9．査继佐《东山国语》及《罪惟录•李定国传》10．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一四《李来亨传》11．惊人的历史真相：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12．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3．《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14．徐世溥《江变纪略》15．《广州市志--宗教志》16．王鸣雷《祭共冢文》1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118．《皇清奏议》卷一，卫周元《痛陈民苦疏》19．《皇清奏议》卷四，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20．民国《温江县志》民政，户口21．《清世祖实录》卷1422．《明清史料》丙编，户部题本23．《户部抄档－地丁题本》，顺治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抚夏一鹗题奏24．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是王余佑朱慈悲窦二东面对的大变顾，是王金面对的大变故，不同的是，身体强健的王余佑朱慈悲窦二东选择了面对，选择了对抗，选择了战斗，而单桥建桥人王金，虽然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汉子，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不得不用死来抗争这罪恶的现实，王金的父母兄弟都是明朝官宦，按照顺治的旨意公告，也可以出来做官，可是出来做官的人，可曾面对死去的同胞，可曾面对自己的自尊和良心？王金死了，单桥永在，王余佑朱慈悲窦二东活着，勇武永存。虽然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道路，但是他们有一样的风骨，一样的精神，一样的赤子之心。　

大明孽子 四十五章侠义八极

且说小二冬快马加鞭，早早赶到了新城，王余佑不在家，听说又出去不知哪里了，据大师兄哈万庆说是去了四川，现在师傅的车马店由高万山掌管，哈万庆负责押运货物，正赶上今天在家，小万岭在桑园帮助制造弓箭，现在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也是小老师傅了。听说师傅来了，哈万庆很高兴，叮嘱高氏兄弟准备好东西，然后跟小二冬朝河间赶，二冬的哥哥妹妹也在献县老家的叔叔家，所以风风火火地朝河间赶来。

来到河间哈家，表弟马又水和丁大力都在，丁大力好久没见哈万庆，两个人见面就抱在一起，互相较劲，想抱起对方，可是两人相互撕扯半天，还是不相上下，丁大力奇怪了，原来哈万庆没有他力气大，总是他把哈万庆抱起来，哈万庆有点得意地说，我跟师傅学的多呀。原来力气运用，一是力，二是气，力与气合则相生，逆则相克，王余佑在这顺逆生克之间，也研究颇深，并把力气顺逆生克的心得教给了哈万庆，哈万庆自从学得力气生克顺逆之法，功夫进展迅速，令丁大力十分技痒，一定要哈万庆教给他这心法口诀；因为丁大力当初也曾拜王余佑为师，所以哈万庆也没把这表兄当外人，当场就把顺逆生克心法传给丁大力，令丁大力瞠目结舌的是，这心法当时练，当时就见效，于是马上告别哈万庆，马又水，匆匆回家练功夫去了；小二东见这个武痴大哥十分有意思，就问哈万庆这是谁，哈万庆介绍这是马家明初一起从南京迁到河北的世代亲戚。丁氏家庭可谓是一个名门望族了。说它“名门”，因为历史上曾出现过丁德兴、丁士贤、是沧州丁庄子人，这个丁庄子，就是现在的孟村回族自治县境内古王莽河北岸、南邻孟村镇的古老的纯回民村——丁庄子村；这也是孟村丁氏回族先祖士贤公于600年前亲奉皇诏，从南京迁移定居至此建立的村庄，而这所以不辞千里定居于沧州境内，这里面还有一些丁氏先祖“娶沧州女，保沧州人，恋沧洲情”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而提到孟村丁氏回族家庭，就是丁大力-丁发祥后来创建了沧洲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术门派——八极拳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席卷神州。两伴回族武林好汉丁德兴（1337—1366年）和丁士贤（1340—1407年）兄弟二人都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队伍。兄弟俩武艺高强、胆略出众、作战勇猛、所向无敌，深受朱元璋的器重与喜爱。其中哥哥丁德兴因与人动武手“黑”且面呈枣红色所以人送绰号“黑丁”，是“十回保明”大将之一（“十回保明”即历史上所说的朱元璋依靠常玉春、丁德兴、胡大海、铁铉等10员回族猛将出生入死、血战疆场的保佐与帮助而夺得天下一事），为明朝的建立了汗马功劳，成为开国封锁勋之一，但不幸英年战死游沙场，朱元璋悲痛万分，两年后（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又追封他为济国公（其后裔落居于山东青州府，即现在的山东省青州市）。

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被封为燕王的朱元璋四子朱棣从国都南京至封国北平，丁德兴之胞弟丁士贤被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委以重任，命其追随燕王北上，镇守边陲要塞北平府，并任前军总指挥。当丁士贤带领军队保护着燕王途经渤海地段之燕吴庄子南十二里孔家店（今沧州市的黄骅市境内）时，他突见一伙匪人正在追杀一年轻貌美之女和一个少年男孩，危急时刻士贤来不及派兵解救，便果敢的亲自催马挺枪杀向贼匪，将强人击退后救下二人，经问询二人为白氏姐弟（汉族），父母已补贼匪杀害，女子为报答士贤的救命之恩，恳请同弟弟跟随士贤，侍奉左右。士贤见这姐弟二人无依无靠，遂生恻隐之心，便予应允，白氏姐弟因而由汉族改为回族，后士贤渐与该女产生纯真爱情而结为伉俩，在北平一直生活了20多年，但在这20多年里，夫妻二人经常回到白氏的家乡沧洲访贫济苦，力所能及地督促当地官员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士贤还多次亲自带领军队来沧州清剿匪寇，安抚百姓，所以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同时他自己也对沧州这块圣土和这里的人民产生了亲切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公元1399年，朱元璋之长孙朱允炆在南京继位当了皇帝，燕王朱棣为了夺帝位以“清君侧”为由举兵南下“靖难”，经三年多的南北拉锯式争战，终攻破南京，于1403年在故都南京称帝，即历史上的明成祖。丁士贤也因“靖难”有功，官直京卫正三品指挥使，掌禁卫。这年全家又由北平府至南京江宁府二郎岗居住（江宁府为南京城内之府）。由于北方百姓经“靖难”之役，又加之紧随其后的“燕王扫北”之劫，济南以北天津以南造成赤地千里、旷无人烟，明成祖便采取了“徒大族以实空地”之策。此时，因被丁士贤所救之爱妻白氏思念家乡沧州之情日甚，又因士贤年事渐高，日益思念当年生活、战斗过的沧州与沧州的人民，他便响应朝廷这一移民号召，并为遂白氏与自己之迫愿，于是辞官隐退，于永乐二年（1404年）秦请皇上并经其“恩准”赐地后，携全家再次北迁于沧州东南七十里王莽河北岸，辟田地，立庄园，六子分六院，建立丁家庄（即现在的孟村丁庄子村），已厌倦残酷战争的丁士贤带领子孙们开始过起辛勤耕作、习文练武、怡然自得、无忧无虑的田园富庶生活。

明永乐四年（1406年），丁士贤回河南怀庆府探亲访友、巡视故里，不幸病逝，葬于当地本族坟茔。丁氏后人将十贤公奉为孟村（丁庄子）丁氏一世始祖，且子孙后代爱国敬业、传承武风、辈出英豪，丁大力-丁发祥是丁家七世；后面我们将介绍他，如何名振中外武林的、在中国武术史上第一位以武术打败外国强人的中华著名武林宗师、成为孟村八极拳祖师丁发祥。

附录：据八极宗师“神枪”李树文之徒孙、八极拳名家齐德昭所主持编著的《八极拳谱》所载（同时也是齐德昭秉承师爷李树文的八极拳之源流观点）：雍正五年（1727年），丁发祥在京所收另一高徒、清皇宫善扑营（训练大内侍卫的教育机构）总教头张四成（四川人，回族，1646—1739年，绝非于1354年元末在高邮起义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的张士诚），因遭诬陷被降旨捉拿，他遂扮成僧人逃出京城，因回民不佛教无出家之说，他便不愿穿袈裟，所以人称“懒披裟”和尚（《沧县志》和个别八极拳谱将其绰号讹传为“癞”或“癖”）。他为遵师之遗命“将八极拳传回故乡孟村”而来到孟村镇，但孟村也张贴着通辑他的画像告示，他不敢在此停留，便又向东南云游至山东海丰县（现为庆云县）后庄科村，有幸结识庄主吴天顺（回族），便收其15岁爱子吴钟为徒，传其八极拳术。“懒披裟”从此养发还俗，蔽居吴俯，援艺十二载。吴钟成为一代武学宗师后，又将八极拳创为八极门派，使其发扬光大，且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时值44岁）始遵师命为完成师爷丁发祥之遗嘱，来到沧州孟村镇丁府少六院传援八极豢（少六院即丁发祥之嫡系子孙），对八极拳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惜的是，因八极长拳术在丁家秘不外传至今已鲜有人练，濒临绝迹）。当时孟村人拜在吴钟站下为徒的有丁孝武、吴永、王长锡等人，后丁孝武和吴永又将八极拳传给罗疃村人李大仲、张克明。从此八极拳又重新回到孟村一带开始盛行和流传。张四成93岁高龄逝于后庄科村并葬于该村吴氏坟茔，吴钟遵师如父，为其养老送终，并于70岁还乡养老，逝后亦葬于恩师墓旁。吴钟与其师张四成的故事至今还在后庄科村流传。谱中说，“八极拳的故乡，是河北沧州孟村，据查无疑。但吴钟不是八极的始祖，更不孟村镇人”，所以，该谱（即李树文之支脉）将“邋遢真人”尊为八极拳一世，将丁发祥尊为二世，将张四成和“神力王”达嘛肃尊为三世，将吴钟尊为四世。

当代极具权威的著名武术理论文化研究家及武术家、武术专业教育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国家体育总局武馆中心科研部主任康戈武，在对丁发祥和八极拳有历史经过艰苦的精心考证后，在其畅销名著《中国武术实用大全》一书中披露研究成果如下：“据《沧县志》载，近代八极拳传自清代康熙间人吴钟，初盛于河北沧州孟村，吴钟得自一名‘癞’的云游道人。近年发现的材料证明，吴钟本山东海丰人（现山东庆云县），得传于化名‘懒披裟’的僧人，僧本名张四成，张之师为孟村人丁发祥，丁得传于云游道人黄绝道长。吴钟仅是遵师嘱将此拳传回沧州孟村者”（该书210页“八极拳”一节）。沧州著名作家周宝忠也在其名篇《“神州壮士”丁发祥》中写到：“明末清初，民间盗贼蜂起，沧州一带兵痞土匪更是多如牛毛。为保身家性命财产，丁发祥开始习练八极拳和铁砂拳。苦练三年，功夫学成”。成为可喜的是，康戈武先生中以代表官方的论断，一是证明了八极拳确系发祥于沧州孟村，是名副其实的“孟村八极”，而非山东后庄科村为其发祥地；二是至少可以将孟村八极拳的历史再上推近百年，即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实为中国传统武术宝库中一珍贵而灿烂的文化瑰宝。一首胜擂后兵部官员赞颂并赠给丁发祥的七绝，足以让发祥公和丁氏家族乃至所有中国人豪气云天：“庞眉碧目有光辉，玉骨宛然体若飞。镆铘兼程多造化，夷狄曾闻丁令威。”

从这资料上可以看出，丁发祥和其徒弟张四成被通缉了，可是为什么被通缉仍然孟村还是免赋税钱粮呢？这就有微妙之处了，与这待遇相同的就是朱氏皇族，一方面被天下通缉，抓到后就杀掉，一方面在明朝皇陵和凤阳，妥善保护皇陵，并派人维护，免去赋税钱粮……。

而且可以联想一下的是，确实八极拳三世是姓张，而且是被通缉的和尚，读者去驰骋您丰富的想象力吧。再指出一点谬误就是把达喇肃尊为三世，这是别的谱上所没有的，我认为是其个人穿凿附会，因为八极拳在北京满人中间没有传人是历史证明的，这还要怎么解释吗？丁发祥就根本没把八极拳教授给满人，这就是历史事实。我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不知道丁发祥是否为了造反而进北京城，但史料公认，丁家家资富有，不会为谋生奔波求索，而且丁发祥五十来岁打擂，绝对是一个爱国之人，而且丁发祥功成不做官，与其徒弟被通缉联系起来，还是说丁发祥到北京，绝不是糊口谋生，绝非去当护院教师，绝非为了当官发财，更不是为了旅游养老，排除这些原因，你想想还有什么？丁发祥在得到皇帝赐匾嘉奖，六部送匾褒扬，继续在民间行侠仗义，凭自己的“尚方宝剑”惩治贪官污吏，不过是一种官方状态下的造反而已，我不是满清的支持者，但是我认为这种状态才是理想社会，有君主和强势的官方机构，同时允许民间支持民间义士站出来惩治贪官污吏，这我认为是康乾盛世的真正原因，这种民间与政府的互动，斗争与协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盛的有力推动。　

大明孽子 四十六章献陵书院1

朱慈悲没见到杨起凤，起身继续北行，来到献陵书院，师傅王余佑曾屡次到这里游学，所以朱慈悲很重视这里，师傅讲天下文武之道，书院很重要，这次去过河南辉县的夏峰书院之后，发现这里和夏峰书院有很多相似之处。

夏峰书院后面是苏门山，前面是百泉，献陵书院后面是高大的献陵，前面是奔流的黑龙港河，夏峰书院苏门山山顶有啸台，是魏晋时孙登的长啸之处，献陵书院后的献王陵上献王祠是献王刘德祭祀之所：附录：夏峰书院百泉湖畔，邵夫子祠堂的石柱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精义入神，著皇极经世六十卷；同声相应，有夏峰继轨五百年。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邵雍研究的精密理论，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神妙境界，因而能写出６０卷《皇极经世》这样的传世巨著；天地万事万物是相互感应的，相同的声调产生应和，相同的气息产生吸引，因此，和邵雍相隔５００年之久的夏峰先生，宗邵雍之衣钵，继邵雍的轨道，和邵雍同声相应，相继成为一代大学者。

邵雍之后５００年，大学者孙奇逢慕名来到苏门山，再次给百泉文化添上了浓浓的一笔。孙奇逢与黄宗羲、李二曲一起被称为中国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因晚年在苏门山下的夏峰村讲学，世人称其夏峰先生。在中国儒学史上，孙奇逢的地位显赫，《清史稿•儒林传》中，他被列在第一位。

百泉湖西岸，邵夫子祠堂的南面，就是当年夏峰先生讲学的地方，后人为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在这里建起了“夏峰祠堂”。如今，这里已成了辉县市委党校的所在地。“夏峰祠堂”又称为“孙征君祠堂”，据史书记载，明清两代统治者，以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先后１１次征召夏峰出仕做官，都遭到拒绝，后人美誉其为“征君”。

孙奇逢幼年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一次，老师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你当如何办？７岁的孙奇逢不假思索，应声而答：“效死勿去！”成人后的孙奇逢还是这种性格，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年代，他为了营救恩师左光斗，不惜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想方设法。他的这种义举深为时人推崇。从此以后，四方有志之士，慕名从学之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孙奇逢屡次拒绝征召，除了淡泊名利之外，还有难言的苦衷，他已经清楚地看到明王朝行将倾覆，大局已定，而且对李自成的起义也有看法，认为李自成不过是“为他人办薪水耳”。清朝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几次三番请他出山，孙奇逢均托病不出。

公元１６４５年，清朝廷实行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圈田”：即把北京周边５００里内的汉人土地圈给八旗将士，孙奇逢老家的田地也被圈占，他只得带着全家南迁。当时辉县的百泉和苏门山早已名声在外，尤其是自北宋邵雍起，到元代姚枢、许衡等大批学者在苏门山讲学，百泉湖畔已成为中原理学研究的中心，孙奇逢决定投奔苏门山。

一代学人孙奇逢初到辉县时，生活极其贫穷，全家寄居于旅舍，甚至他的妻子病死后竟无处下葬。当时朝廷的水部副使马光裕敬佩孙奇逢的为人和学问，就将其在苏门山脚夏峰村的土地和房屋慷慨地赠送给他。从此，孙奇逢在百泉湖边安身立命著书立说，讲学论道。

辉县市文物局的张有新局长说到孙奇逢在百泉讲学的盛况时激动不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孙奇逢在百泉湖边住了２５年，这２５年中，他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只有８个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

孙奇逢的门人很多，仅从《夏峰年谱》统计，就有２００多人，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如薛文柞、贾三槐、贾尔霖等等。就是在他南迁苏门的途中，不但有士子跟随求学，而且随时都有人带着礼物前来拜师。孙奇逢移居夏峰村后，跟随他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且逐年增多。有退休的大官回家后拜在他门下的，有千里迢迢送儿子到百泉跟他学习的。凡是朝中的公卿大夫出差路过这里时，都是让骑马驾车的随从退避，自己只身一人来见夏峰先生。四方的学者，背着书箱，提着衣服的前襟，弯着腰，见了夏峰先生恭恭敬敬地拜倒在地。朝中的高官，州郡的长官，来到夏峰先生的书院，扫地抹桌，希望先生能多给一些教诲。除了讲学授徒，夏峰先生还著书立说，他写有《理学宗传》、《日谱》、《读易大旨》、《四书近指》等传世的哲学专著。

书院鼎立盛世流芳

说到百泉的厚重文化，历代延续的百泉书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历史记载，早在五代末年，百泉就建立了第一所私立书院，拿现今的话说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性质，名字叫“太极书院”。主讲人是谁现在已无从考证，只知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是以易学为主。北宋初年，中国渐渐显露出太平气象，许多文人士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希望“显身扬名，居官从政”，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太极书院”由于基础较好，这时开始“大显身手”。到了北宋中叶，“太极书院”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书院，根本原因是一代著名理学家、名师巨儒邵雍常年在此讲学。因为邵雍的缘故，周敦颐、程颢、程颐等著名理学家相继来到百泉，一边和邵雍切磋学问，一边讲学授徒。一时间，“太极书院”高朋满座，从师者络绎不绝，名声大振。

金朝时，“太极书院”遭到破坏，在这里就读的学生纷纷南迁，依附于江南各地的书院。到了元代，“太极书院”在原址上恢复重修。因为一些汉族儒士长期的反元情绪，使得书院没有大的发展。随后，当时著名的学者姚枢、许衡、赵复等来这里讲学，使“太极书院”重振雄风，并始终保持着北宋时遗留的自由讲学的风气。元代的“太极书院”讲学内容以理学为主，程朱理学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南宋，因此，培养出一批程朱学说的大家。

明万历十二年，“太极书院”改名为百泉书院。到了清朝，公元１７５０年，乾隆皇帝游百泉，书院被改建成供他居住的“万寿行宫”，百泉书院才停止讲学。１８２６年，辉县知县周际华，这个封建时期的地方官为了能让百泉书院发扬光大，捐出自己的俸银在辉县城内购房百间，恢复讲学，仍命名为百泉书院。这些建筑至今仍保存在辉县市城区的书院街上。

张有新局长指着毗邻百泉湖东岸的一排建筑对记者说：“那就是百泉书院的原址，规模大着呢！这里如今是河南省干部疗养院和辉县市肿瘤医院。”张有新说，历史上的百泉书院很有特色，首先是院址的选择上与一般的书院不同，官学大多设在京都或城市，而百泉书院却选择了风景秀丽的百泉湖畔，这绝不是偶然的。书院的前身是“太极书院”，讲学的内容主要是《易经》，易学是极重视天人关系的，因此，“太极书院”在院址的选择上强调天人合一，把自然环境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注重大自然对学生的影响和熏陶。再者百泉书院藏书丰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宋代时印刷术进步很快，刊刻图书质量高、数量多，无形中促进了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百泉书院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著作。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提高教学水平，书院建有刻印机构，因此书院里藏书刻书盛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典籍，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清末。直到今天，辉县市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百泉书院的藏书１万多册，以及清代学者孙奇逢的刻印书版数千块。

另外，百泉书院还有一个特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可以自由流动，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书院采取“门户开放”的教学原则，来者不拒，走者不留。当时各书院的主讲邵雍、二程、司马光、张载等人的政治主张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派不同，因此他们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书院而不必放弃自己信仰的学派。这种开放型的教学方式十分有利于学术交流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百泉书院从五代末年创办到清代，历时近千年，从宋代开始，又数度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的核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苏门啸台左侧的半山腰上，有一处“饿夫墓”，坟墓里面埋葬着一副铮铮铁骨。“饿夫”名叫彭了凡，清兵入关后，他惋惜明朝的灭亡，不愿接受清朝的统治，携带妻儿举家南迁，四处倡导反清复明。途中妻儿相继死于战乱，况且当时大局已定，一介草民如何能够扭转乾坤？绝望的彭了凡带着国破家亡的悲愤心情来到苏门山巅，坐在啸台前说：能和孙登做邻居，一生足以了！然后仿效古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绝食而死。彭了凡死后，当时在百泉书院讲学的大学者孙奇逢按照他的遗愿，用两口瓮上下扣在一起，将彭的尸体立于其中，将其立身而葬，并在其坟前写下“饿夫墓”３字。１９２８年，冯玉祥驻军百泉，书写了“民族精神”４个大字，刻巨石立于墓前。

大明孽子 四十六章献陵书院2长啸

师傅王余佑常于愤激之时，登高长啸，朱慈悲本以为这是一种单纯感情抒发，可是到了夏峰书院之后，才知道，啸有2000多年历史，夏峰书院的苏门山是啸的祖庭啸由汉末、三国时代推移到两晋士林，其关键人物是处于魏末晋初的大名士阮籍。

《世说新语》第十八门《栖逸》和第二十四门《简傲》，分别以有关阮籍之啸的两个故事冠首，在客观上彰明了他的这种先导作用。《晋书》本传：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作为寓可变性和随意性于声律之美的口哨音乐，啸足以显现阮籍的这种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和率意而动的个性特征，所以他对此情有独钟。

阮籍的啸术是渊源有自的。在这方面，他有两位“导师”。其一是“苏门真人”。《世说新语•栖逸》一：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唒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本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籍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晦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俛仰间，贫贱何必终！”

“苏门先生之论”是指《大人先生论》，即《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的生活原型即是苏门真人。此文开篇写道：“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平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问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象，运去势隤，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不知其变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遗其书于苏门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对这位神秘人物，阮籍极为钦佩，故仰慕、崇敬之情流溢于笔端。苏门“长啸”的故事在《啸旨•苏门章第十一》中有进一步的演化：苏门者，仙君隐苏门所作也。圣人述而不作，盖仙君述广成、务光，以陶性灵，以演大道。……晋阮嗣宗善啸，闻仙君以为己若，往诣焉。方被发握坐，籍再拜而请之。顺风而请者三，承风而请者再。仙君神色自若，竟无所对。籍因长啸数十声而去。仙君料籍固未远，因动清角而啸，至四、五发声，籍但觉林峦草木皆有异声。须臾，飘风暴雨忽至，已而鸾凤、孔雀缤纷而至，不可胜数。籍既惧又喜而归，因传写之，十得其二，为之苏门。今之所传者是也。

孙广认为苏门仙君之啸是对广成、务光等“仙人”的啸法的传述，主要用以陶冶精神、修身养性，并敷衍为广大无边、弥沦万物的“道”。他的啸如同鸾凤之声，震颤林峦，感动风雨，具有不可穷尽的艺术魅力。“真人”即是“苏门仙君”。所谓“上陈”、“下考”、“复叙”云云，乃《啸旨》所谓“再拜而请之”的具体内容。但这些都不能使“真人”动心，而一声长啸却使之开颜解颐。“真人”以优美、雄壮的啸声对阮籍传情达意，阮籍闻之，心领神会，于是创造了“阮氏逸韵”。对此，《啸旨•阮氏逸韵章第十三》解释说：“阮氏逸韵者，正阮籍所作也，音韵放逸，故曰逸韵。”《世说新语•栖逸》一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这种风格放逸的啸声，与孙登“动地”之啸也颇为接近（详见下文）。阮籍是中古时代最杰出的啸者。他受到了“苏门真人”的启迪，并由于独觇其秘、传写人间而万分欣喜。虽然仅仅“十得其二”，却已经不同凡响了。苏门长啸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对后人影响很大。《南齐书》卷五四《高隐列传•宗测传》：宗测字敬微，南阳人，……赍《老子》《庄子》二书自随。子孙拜辞悲泣，测长啸不视，遂往庐山，止祖炳旧宅。……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

又《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传》：吴文溥，字澹川，嘉兴贡生。亦以诗名。其为人有韬略，超然不群，能作苏门长啸。

宗、吴皆是苏门啸侣的崇拜者，因而追慕不已。而后代其他诗人也常常提及这一段佳话：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黄金。敢为苏门啸，庶作梁父吟。（杜甫《上后园山脚》，《读杜心解》卷一）

严子垂钓日，苏门长啸时。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白居易《秋池独泛》，《白居易集》卷二九）

惟应逢阮籍，长啸作鸾音。（李商隐《寄华岳孙逸人》，《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三）

苏门山上莫长啸，薝蔔林中无别香。（苏轼《景纯复以二篇，一言其亡兄与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韵》其二，《苏轼诗集》卷一一）

类似的诗句简直不胜枚举。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一四二有《孙啸夫归钱唐》诗，其一云：“托迹苍崖未易攀，风吹海月弄珠还。忽闻天畔金鸡唱，如在苏门一啸间。”也是歌咏这个故事的。

其二是孙登。葛洪《神仙传》卷六：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

孙登也是啸术的专家。孙登与嵇康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见本书页220），但嵇康似乎对他的“长啸”并不理解。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孙登出现的时地与“苏门真人”相同，所以晋代史学家王隐误以为孙登就是“苏门真人”。《世说新语•栖逸》二刘孝标注：王隐《晋书》曰：“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

刘宋史学家臧荣绪之《晋书》和唐修《晋书》都沿袭了这一错误说法。这一点清人李慈铭（即李莼客）早已指出：《水经•洛水篇注》引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碳人见之，与语不应。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碳人，作碳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孙绰叙《高士传》，言在苏门山。有别作《登传》。孙盛《魏春秋》亦言在苏门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著《大人先生论》，言‘吾不知其人，既神游自得，不与物交’，阮氏尚不能动其英*，复不识何人，而能得其姓名也。”案郦氏之论甚核，苏门长啸者，与汲郡山中孙登，自是二人，王隐盖以其时地相同，牵而合之。荣绪推问二语，即承隐书而附会，唐修《晋书》复沿臧说，不足信也。（《越缦堂读书简端记》，页255）

又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一九“卢娘绿眉，阮籍青眼”条：晋阮籍，字嗣宗，为步兵校尉。不拘礼节，能为青白眼。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不应，籍因是长啸而退。至半岭间，有声若鸾凤之音，……，乃登之啸也。（《道藏》，第32册，页360）

这里更直接以孙登替代了“苏门真人”。关于这个问题，余嘉锡先生所论最确：葛洪《神仙传》六《孙登传》叙事与《嵇康集序》及《文士传》略同，只多太尉杨骏遗以布袍，登以刀斫碎，及登死，骏给棺埋之，而登复活二事。并无一字及于阮籍者。盖洪为西晋末人，去登时不远，故其书虽怪诞，犹能知登与苏门先生之为二人也。

《大人先生传》及《魏氏春秋》并言苏门先生，不知姓名，而王隐以为即嵇康所师事之孙登，与嵇、阮本集皆不合，显出附会。刘孝标引以为注，失于考核矣。今试以王隐之言与《水经注》所引臧荣绪《书》引互较，知荣绪所述，全出于隐，并“推问久之”二句，亦隐之原文。……李莼客以为荣绪即承隐《书》而附会，非也。（《世说新语笺疏》，页650～651）

孙登虽然不是“苏门真人”，但阮籍肯定是认识他的。《晋书》卷九四《隐逸列传》：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

又《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孙登别传》曰：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静无为，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者。当魏末，居北山中。石窟为宇，编草自覆。阮嗣宗见登被发端坐，岩下逍遥，然（子烨案：“然”字上脱一字）鼓琴。嗣宗自下移进，冀得与言。嗣宗乃长啸，与琴音谐会。登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

郡北山即嵇康所游之汲郡山。汲郡为西晋所置，在今河南汲县西南二十五里；辉县在汲郡西南，并与之接壤，故其西北七里之苏门山亦即汲郡山。苏门山，一名苏岭，本名柏门山，又作百门山，乃太行山之支脉。此山距嵇康、向秀隐居之地山阳不远。《世说新语•栖逸》二刘孝标注：《康集序》曰：“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魏氏春秋》曰：“登性无喜怒。或没诸水，出而观之，登复大笑。时时出入人间，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去。”《文士传》曰：“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这位神奇人物，啸功颇为不凡。《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晋纪》：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发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

孙登之啸，名为“动地”，气势宏大，富有阳刚之美。《啸旨•动地章第十》：动地者，出于孙公，其音师旷清徵也。其声广博宏壮，始末不屈。隐隐习习，震霆所不能加，郁结掩遏，若将大激大发；又以道法，先存以身，入于太上之下，鼓怒作气，呵叱而令山岳俱举。……

这与上引《晋纪》“善啸，每感风雷”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与“苏门真人”相比，他的啸功可以说毫不逊色。所以孙登之啸，也经常为后代诗人所歌咏。阮籍本来是深明“啸旨”的，他通过嵇康而结识孙登，并与他进行有关啸术的交流，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大明孽子 四十八章汉唐风骨

说起汉唐风骨，先要说汉刘邦得到天下，却奈何不得一个项羽的残兵败将季布，千金悬赏通缉，抵不过季布一诺，这样的彪悍民风，才使好汉子名扬天下，四海归心，刘邦也知道民心和民风的重要，所以改为笼络封赏，后来任命季布做河东太守，这也是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真意。季布精神就是汉子的傲骨。

汉朝衰亡，不仅是因为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还因为民风从彪悍转为逸乐，面对几千西凉董卓铁骑，满朝文武都是噤若寒蝉，曹瞒袁绍几十万关东联军，在西凉铁骑前畏缩成一团，除刘关张悍勇，敢于挑战吕布，余皆作壁上观，于是内弱外强，天下遂四分五裂。

汉唐风骨其实最集中表现在魏晋，魏晋之时，狂士们的表演最为抢眼，击鼓骂曹，裸身醉酒，……。

一部《世说新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魏晋名士们的“狂”，他们的特立独行、随心所欲仿佛要超脱当时之世，而那个年代是话不能乱说，事不能乱做的，动辄得咎，搞不好就要死于非命，但为什么他们还要那样做呢，难道那个时代的人生来就胆子特别大吗？

谈到魏晋，就要说魏晋风骨，说到魏晋风骨就得提竹林七贤，七贤里的嵇康在行刑前还抚了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他生前就“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被誉为天下第一美男，连死都死得这样潇洒，成了千古美谈，这恐怕是想让他闭嘴的司马昭所没有想到的。七贤里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阮籍，他的邻家有美妇，是开酒肆的，他每次在那里喝完酒，都喜欢躺在那美妇的旁边睡觉，那时他已经是天下名士，官也做到了省部级，够自以为是吧，可能很多人都说他好色，他确是好色，他只是纯爱那女子的美，但其中并无*欲。

还有后来的王徽之，大家都知道“雪夜访戴”的故事，但我觉得另一则更能说明他的随心所欲，也更能说明魏晋时人的“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一次，王徽之行船在河边，尚未登岸，恰巧岸上是当世第一笛奏家桓伊的车队经过，这桓伊就是《梅花三弄》笛曲的创作者，但当时的身份已经被封为永修县侯，非常显赫，而王徽之不过是一个五品的黄门侍郎，他居然叫人传话过去，要求比他大那么多级且素未谋面的桓伊，吹一曲来听听。如果现在看来的话，那王徽之一定脑子有问题，遇到这么大的领导，自己不上前去请一下安，居然还叫人家吹一曲。但妙就妙在，那桓伊也是性情中人，既然你这么想听，我就吹给你听。青溪河边，一曲忧伤的《梅花引》悠悠响起，微风拂水，涟漪击舟，王徽之站在船头，沉醉在美妙的笛声里。一曲吹完，两人不见一面，不交一言，遂各奔东西。别说在等级制度森然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

凡真狂士，必有大学识，他们用自己的狂放言行来警告当权者，你没啥了不起，我只是不愿搭理你，对老百姓好一点，否则我们有不尿你的权力。

狂士死，天下分，因为什么？因为风骨没有了，因为监督没有了，当天下以狂为常则天下大治，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功高盖世，文武双全，但是也常被魏征在朝堂上教育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但这样虽然皇帝在受刺激，但天下大治。又比如明朝有张居正时，皇帝虽然感觉很别扭，很郁闷，但是天下还是承平的，当皇帝被山呼万岁，捧得只会享乐骄奢，那天下百姓能不受苦吗？

当天下百姓都视狂为悖逆，为不忠，……；感觉应当听话，顺从，讨好当权者的时候，老百姓的苦日子就来了……。

所以魏晋风骨的突出表现其实是多数人媚俗，多数人鄙陋，多数人市侩的反衬，所以汉唐风骨，我的理解，就是不媚俗，不鄙陋，不市侩……；比如刘邦之岳父吕太公，一嫁女于刘邦，二嫁女于樊哙，一个流氓一个屠夫，不是狂生吗？我认为吕太公比魏晋的任何一位名士都要超脱都要潇洒，避祸沛县而不自隐，于草莽之中识英雄结帝王？你能否想象，一位隐士，他宴请的宾客是将来的皇帝将军，给他宴席记流水账的人是将来的丞相……。不亦壮哉！！！！

作者又不由得联想起杨昌济老先生，又名怀中，字华生，早年就读城南、岳麓书院，究心宋明理学。戊戌变法时，参加南学会，并在《湘报》撰文宣传振兴农工之学。1903年春至1913年春，先后在日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英国爱伯汀大学留学，并赴德国考察。对西方教育、哲学和伦理学之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均有深入研究。归国后，相继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讲授伦理学和教育学，并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新文化运动。曾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并联系国内实际，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润之、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18年秋就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授，在京期间，力助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并介绍润之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五四运动期间，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1920年初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归葬长沙县板仓。

杨昌济先生之狂在于其在湖南师范自书对联一副：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其也是常衣衫不整，胡须不修，而其授课也常常“旁若无人，慷慨激昂”这种忘我不也是狂的表现吗？其欲栽就栽成了，润之、蔡和森两棵擎天大木，其狂又有谁人可比？

又比如隋唐的一女子，面对杨坚这千古一帝，也做狂生言：太穆皇后，窦氏，北周上柱国窦毅与襄阳长公主之女（宇文泰外孙女）。聪慧刚毅，颇有才华。嫁李渊，生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一女平阳公主。

窦氏七岁时，杨坚篡位，宇文家族被诛杀殆尽。窦氏闻讯，自投胡床下，叹息道：“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