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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入关建立满清王朝后，大明国人转眼成了亡朝遗民，古古山人悲愤万端，寄葬亡母，散尽家产，阴结死士，弃笔从戎奋起抗清。面对纷纷南逃的北方大明官吏，古古山人哭求王希忠留守徐州，为国披麻戴孝对王燮三陈复国大计终不答。对于投降清朝的官吏更是恨之入骨。帅义士捉逮降清守令斩首示众，以诗绝交来招降的清县令胡谦光。后被南明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相招入幕，共商抗清复明大计。

公元1645年农历正月16日古古山人离家，三日后见史可法于淮安白洋河大营。备陈河北形势及中原虚实，力谏南明大军疾占徐州，西进河南，收编高杰部队加以安抚，以定军心。以徐州为中心，扩充实力，乘清军立足未稳挺进中原，控制山东、河南，成鼎立之势进可攻，退可守。大功成败，南朝安危在此一举。并愿意做南明大军前驱先锋，联络山东、河北义军相互呼应，合力抗清。史可法虽赞成古古山人的谋略，但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兵迟迟不发。面对这一切，古古山人如坐针毡，在幕僚中度日如年。以诗呈史可法，试图激励“登峰远眺客心伤，故国坟园属异乡。闲煞官军三十万，黄河两岸筑边墙。”

史可法左右认为据守徐州北进危险太大，力主退守维扬，并邀古古山人南下，欲委以重任，山人审势认为退守扬州必败，力劝无效，便留下《上史阁部书》和诗一首，愤然离去。“我岂从军者，登高北望寒。风来尘万里，何处是长安？东虏已南下，金陵方论和。出师将半载，犹未过黄河。河南驻大军，河北尽胡服。一水不能过，中原何处复。山田自可耕，偶为征书误。因人事不成，慌却山中路。南去近君家，我家故河北。若与君俱南，伤心惨颜色。”

史可法退守扬州，徐州总兵李成栋不战而逃，徐州很快沦落在清军铁蹄之下。阎尔梅携家人避难徐州北洞山。微服往观，泪如雨下，作《悲彭城》诗曰：“黄河奎塔倚河隈，旗鼓高悬戏马台。九里山前堪列阵，临期不见一来人。万顷春田麦秀匀，官军东来踏成尘。侦他胡骑来多少，向导前驱二十人。”

徐州失陷，清军南下，攻占两淮，直*扬州。未几，扬州城破，史可法遇难。清兵大开杀戒，制造了历史上的“扬州十日”。古古山人闻信痛哭史可法，哀作《惜扬州》。此时南明将军刘泽清、田仰在淮安拥重兵，古古山人率河北壮士前往，欲与二人划战守策，二人不听却东逃海上。1644年5月26日，清军入淮安，山人率河北义勇埋伏城外，欲夜袭城内清兵，淮人富商惧怕受累，惹恼清军再现扬州屠城，于是将义军出卖。清朝漕抚赵福星许官招抚，山人以诗却之。淮阴羽士陶震寅救出古古山人，山人东走盐城庙湾。闻刘泽清、田仰欲率水军投降大清，古古山人破口大骂，两明朝水师大将设计将古古灌醉，置古古山人于小船之上，弃于大海。1645年4月，古古山人辗转归沛。

清军消灭南京弘光政权后，为巩固政权，对汉人实施怀柔政策，以汉臣治汉人。于1646年会试天下前明举人，录取为清朝效力的汉人官吏。把名节看的比生命重要的明遗文人，大多不愿应试，也有不少识时务者应试入朝为官。前明官吏守节者或隐居或赴死，但也有识时务着降清入朝做官，成为“二臣”。不少人劝古古山人应试为官，山人严厉拒绝。清朝沛县令王半石，来招被山人拒绝。已经被拒绝一次的清凤阳巡抚赵福星再派使者持书来招，山人回书拒绝。“丧节事人何异死，有家劳梦不如无。”“岂有丈夫臣异类，羞于华夏改胡服。”“生死百年终是尽，须眉两姓绝堪悲。”

古古山人的好友陈名夏降清做了“二臣”之后，被清廷封为宏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官位显赫。他曾先后三次来信，劝古古山人降清做官，先是引诱以功名金钱，后论私人情感。古古山人三答陈名夏，先是拒绝，后是与之绝交。“谁无生死终难避，各有行藏两部如。龚胜坚辞新室组，藏洪迟答故人书。”“已见沧洲沈义士，何妨洛邑恕顽民。袛今唯独君知我，莫遣渔郎屡问津。”“三过平陵匪偶然，山亭久已刻来贤。科名得意交游重，国步伤心出处悬。旧社遗忘如幻梦，新诗感触作愁缘。闲时每痛河梁句，临到吾侪更可怜。”“闲云过去相望好，莫使空山有卦痕。”但后来陈名夏被清廷所杀，古古山人闻信痛苦，作哭百史诗悼念这个好朋友“交情史笔难相掩，遗恨河梁录别中。”古古山人爱憎分明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古古山人不和其他明遗民一样，他爱国主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不仅抵制住了清廷高官厚禄的引诱，并且顶着抄家灭九族的恶浪，毅然参加山东榆园军，再次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

1647年，山东榆园军的谋士，古古山人的好友叶润山来访，专邀古古山人加入。山人毫不犹豫，削发明志，自称蹈东和尚，参加榆园义军，反清复明。古古山人以河南嵩山少林寺为中心，奔走苏鲁豫皖，联络四方豪杰，并邀请少林武僧训练榆园军武功，大大增强了义军的战斗力。他们以茂密的榆树林做为掩护，发展军事力量，一时间举兵数万。义军攻打夏镇、徐州、陷府县。成为了清廷的心腹大患。

1648年，清廷派任命张存仁、马光辉为统帅，引兵十万攻打榆园军，并引黄河水湮灭义军地道，使榆园军失去战斗屏障，榆园军兵败。义军首领李名让、张学允、李化鲸、李洪基等战死，叶润山就义于山东东昌，古古山人于淮阴被捕。弟弟尔羹，侄儿御九于沛县被捕。当时情景有诗为证：“板荡非天地，乡人聚众看。一时贤父老，俱著白衣冠。申子空悲楚，留候未报韩。几多惭愧在，不为死生难。”清军官吏杨方兴以八县兵拥古古山人北上大明府，山人骑毛驴，身披铁索，神态自若，慷慨悲歌：“千里严兵护，尚书畏孝廉。黄河弃东海，白日走西奄。祸以知名取，行匆假树占。穷途还自喜，仗策入秋帘。”

1648年12月7日，古古山人被从大名府押至济南。15日马光辉特疏参之，下济南狱。沈文奎亲自审问，山人张目上视，拒不跪拜。沈知古古山人志不可屈，讽刺讥笑古古山人：“古古如是何苦，难道要做文天祥那样的人吗？”山人反讥道：“难道文丞相有什么不好吗？”继而高吟于刑堂之上：“泗上歌风士，云何拟宋人？死将为厉鬼，生切作顽民。绝粒尚持钵，披裘独负薪。文山当大仕，微贱岂其伦。”“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天如存赵祀，谁可杀文山。”在古古山人看来，所有降清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傲视一切的凛然大义让沈文魁胆寒。古古山人入狱后好友单臣素多方求人活动，在陈名夏、褚德培等人帮助下案情得以缓解，1653年古古山人从济南监狱被移解宽候所。古古山人在狱中写道：“他乡无数河山泪，倔强樽前不忍挥。”“蹈海顽民囊无剑，归林壮士马无鞍。”“莫借长丝来续命，余生原不乞平安。”坚定不移意志永不褪色。

宽候所之首敬佩古古山人的气节品质，对其人身自由不予限制，山人期间得游济南名胜，乘机脱逃返沛。山东司李三提审古古山人不得，乃会同徐州佥事以兵来捕，古古山人好友单臣素、李玉韬闻信，冒雨来告，商讨应对措施。不料8月19日夜清兵已围南庄居宅，妻妾张氏、樊氏自缢烈死，山人在众友人的帮助下，携8岁次子西走河南虞城，藏匿大沙河畔张十六、姜再渭处。后托子与张十六，古古山人更名为翁藏若，从此自身亡命江湖。

“一自国亡后，故人谁有家。江湖结恩义，饥渴忍年华。”山人浪迹江湖，仍未放弃反清复明之大业，游历豫、皖、晋、甘、陕、川、鄂、赣、蜀九省，结识反清志士，先后结识了傅山、顾炎武、等人。留下“一驴亡三千路，死海为家十二年。”“清风满地难容我，明月何时再照人。”等名句。

1662年康熙主政清朝，清廷加大对汉人的怀柔政策，沛县人们自发联保古古山人，古古山人得到清朝赦免。古古不得闻信，该年十二月山人漂泊江湖十几年后感到反清复明没有了希望，自己已经年迈60，在绝望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沛县。未几，因其诗作大量涉及反清复明，又为过去斩杀的降清首令家人所攀，反清文字狱案又发。古古山人再次出亡，时年61岁。

反清文字狱案，后得好友龚孝升等人的疏通，反案得解。山人却未因此而归沛，他利用自己人生剩余的时间拜明祖陵以及为国阵亡的前明大臣将领墓地。最后决定远走祖国边疆实地考察，准备编写一部边防史，为今后祖国抵御外来入侵者留下边防资料。古古山人有诗表达这一决心：“老矣登临壮，北风大漠来。”“休言心不死，纵死不能恢。”同时也有描写考察边疆艰辛并为之费尽心血的诗句留下：“山水西南尽，归来更北游。长城今日见，上谷主人留，路考三边志，时逢八月秋。谈言微中处，不觉异乡愁。”“往者心疑史汉书，匈奴列传影茫如。空谈异域情形杳，未遍名山老死虚。种落谁为光禄塞，将军何用武刚车。秋高聚米长城下，河套西看几步余。”但因种种原因这部著作未能保留下来，或未能流传下来，或不知在民间何方，真是一大憾事！

1673年，古古山人71岁归沛，定居在沛县阎集汧置草堂，以著书立说为乐。晚年再次拒绝友人为大清王朝编著明史之荐，常沉痛于明忘遗恨之中，醉酒骂座狂歌，在无比痛苦之中常抚琴高歌《苏武牧羊曲》以寄托爱国情思。专心之时把自己封闭于杏花追：“枫树”阁：“肇禋”堂，吟诗作画统编自己一生诗文，共计诗集十卷文集两卷。成诗万余首，后因清廷文字狱，几经删削，现存两千余首流传于世。

1679年农历11月26日，古古山人在弥留之际，梦崇祯皇帝让坐谈国事，潸然泪下，表示死不服清，但有来生，必东山再起。起而抚琴唱苏武，绝诗悲壮：“但将渔蟹逢秋醉，休问山人不死心》古古山人饱含亡国仇民族恨与世长辞。卒后十年，葬于杏花村西祖陵父墓左侧，墓无誌表。古古山人谢世前有遗训留下：尊汉制依明俗死后筑方坟。墓不立碑，有碑为卧，不用清之年号。后世只读书不仕清。

清光绪23年，沛县知县马光勋感古古山人孝廉名节，划墓地300亩，为之修墓立碑，亲题碑文曰：“明故孝廉阎古古先生之墓”。民国时期，沛县长冯子固又重划墓地81墓，种植柏树720棵，并准备建陵园，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遂。1957年古古山人墓群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12月1日沛县人民政府在古古山人墓前立碑，碑阳书：“阎古古先生之墓”碑阴介绍古古山人生平事迹。另立文物保护标志碑一块。2002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130号文件公布阎古古墓群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品相关介绍 现实主义诗人吴梅村--吴伟业

吴伟业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武谊嘉内容提要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因屈节仕清，后人多有嘲讪。当今学者也因各种原因对其诗歌重视不够。本文从其身世入手，联系作品实际进行分析，认为吴伟业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吴伟业可称继杜甫、白居易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关键词吴伟业诗歌现实主义精神

吴伟业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在清初诗坛上他享有顶级的声誉。乾隆皇帝作宝亲王时作诗赞曰：“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愧，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钱谦益《与吴梅村只牍》亦云：“清词丽句，富有日新。”《四库提要》说其诗“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澡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可是后人乃至当今学者对吴伟业诗歌却重视不够，研究不多。究其原因，固然颇多，而一个重要因素，大概是由于他的屈节仕清。鉴于此，有必要谈谈他屈节仕清的问题。

史学界普遍认为，对于明清之际的人物，如果是反复无常、无一定信念，或是为求一身高官厚禄而降清者不应给予肯定。而吴伟业的遭遇和思想状况，都说明他不属于以上两类人物。只要对吴伟业稍有研究的都知道他的仕清是被强迫的。顺治初，他本与好友著名散文家魏禧约定，决不仕清。但因文名太大，清世祖“用两江总督马国柱荐，诏至京”（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以病为由推辞，相持了一年之久。而“当路多疑其独高节全名者，强荐起之。两亲惧祸及门户，严装促应征”（《娄东耆旧传》）。加之吴伟业“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清史稿•吴伟业传》），而且“*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吴伟业《与子暻流》），“但若盘桓便见收，诏书催发敢淹留”（吴伟业《寄房师周芮公先生》）。最后在重重矛盾与万般痛苦之中，在无君可忠，有亲得孝的情况下，他违背初衷，应诏入京了。这与顾炎武等人相比，吴伟业是显得骨头软了点。但与钱谦益、龚鼎孳、侯方域之流相比，毕竟是有质的不同。姚雪垠先生曾说吴伟业“是一个有忠君爱国思想的士大夫文人”[1]，此话是中肯的。正因如此，仕清以后的吴伟业心情十分沉痛，“郁郁惨沮，触事伤怀，盖乞活草间所亏一死之语，不啻数见也”（《娄东耆旧传》）。悔恨和自责几乎成了吴伟业后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他多次沉痛地说：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自叹》

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

———《过淮阴有感》

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

———《遣闷》

直到临终前他还自责说：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

草间偷活……便一钱不值何须说！

———《贺新凉•病中有感》）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负债应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

———（《临终诗》）

这些诗句细细读来，实感一字一泪，情感真切，绝无矫饰之嫌。他临死前还说过：“吾一身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死后敛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清史稿•吴伟业传》）。此话使当时“闻者皆悲之”，正所谓“苦被人称吴祭酒，自题圆石作诗人。”因此清代陈廷焯在评论吴伟业绝笔《贺新凉•病中有感》时说：“悲感万端，自怨自艾。思其人，悲其遇，固与牧斋不同，亦与芝麓有别”（《白雨斋词话》）。《四库提要》则说吴伟业“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的确，吴伟业身世与梁朝瘐信颇有相似之处。庾信当年也是被迫屈仕西魏，但他身在西魏，心系梁朝，时时自伤，怀念故国。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论及庾信时，恐怕不会有人因他的遭遇而否定他的爱国思想吧？同样，对吴伟业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曾被迫仕清就否定他的人格和思想。更何况，在封建时代，人们嘲讪他的“屈节”，情有可原；在当今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如果还要说这是他的人生污点（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即持此观点），那就不可思议了。

吴伟业处在明清鼎革之际，瞬息万变的时代风云和自身多舛的命运，使他对现实有超过常人的关注与思考，他以敏捷的才思和深厚的学识为后人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可资证史的诗作，因而他被人称为“一代诗史”。他的诗歌像一面时代的镜子，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很强的现实性，不少诗作称得上是明清之际的“政治诗”。靳荣藩《吴诗集览•序》说：“梅村当本朝定鼎之初，亲见中原之兵火，南渡之荒*，其诗如高山大河，惊风骤雨。”纵观吴伟业留下的一千多首诗歌，不能不感到他的诗无愧于这一评价。而笔者更以为吴伟业诗歌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现实主义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映兴亡大事，叙写明清战争，批判民族败类，赞美民族英雄。

这类作品首推《圆圆曲》。有学者说它“反映了兴亡大事，有一定意义，但是由于诗人本身就有污点，所以对吴三桂这样的民族败类不敢明白揭露其罪状，加以口诛笔伐，只是作为一件风流韵事来描摹咏叹”[2]。

这种说法有精到之处，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众所周知，吴三桂为了一个女人，勾引清兵入关，击杀李自成军队，致使满洲贵族集团统治了整个中原。满洲入主中原以后对广大汉族实行薙发、圈地、逃人法等政策，滥杀反抗者，使得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激烈，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对此，当时所有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人都深恶痛绝，但由于清初的高压政策，大多数人都敢怒不敢言。于是，吴伟业将满腔愤恨全部发泄到吴三桂这个汉奸的身上，写下了《圆圆曲》。诗中写道：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一开头就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吴三桂的罪行。前四句说：崇祯皇帝死了，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为了给崇祯报仇，六军痛哭，全师带孝，而作为主将的吴三桂，冲冠一怒却是为了一个女子。后四句以吴三桂口吻道出，他谴责农民军荒*宴乐，表示要为崇祯皇帝报仇，为被杀的父亲报仇，“哭罢君亲”，才见美人，俨然是个忠孝两全的人物。这就揭露了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丑恶动机，以及文过饰非，虚伪无耻的嘴脸。有明贬，有暗讽。特别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笔力千钧，给吴三桂一语定案，饱含了诗人的愤怒之情。而诗人觉得还不够痛快，所以在临近结尾时又尽情地发表了一番议论：

尝闻倾城与倾国，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这是针对“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发的，表面平和，而内情强烈，字字含讥带刺，句句击中要害，辛辣地讽刺了吴三桂为女色不惜一家三十八口被杀，不惜大明破亡的行径。这就使得全诗揭露批判民族败类的主旨更加鲜明突出。而且诗人最后还宕开一笔，以吴王夫差为了西施而亡国的事，暗示出吴三桂绝无好下场，这简直是为吴三桂敲丧钟！

《圆圆曲》所写的吴三桂与陈圆圆聚散离合的故事，直接关系着明清易代换朝的巨变，因而题材本身就不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可比。而诗人将它与社稷兴亡联系起来，融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内容，并通过这一典型事件以明朝遗老的身份，狠狠地讽刺鞭挞了吴三桂，表达了一种无比愤怒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感情，而是当时广大明朝遗民共有的感情，因此不能说它“只是作为一件风流韵事来描摹、咏叹”。《杂感》一诗也写这件事。诗云：

武安席上见双鬟，血泪青蛾陷贼还。只为君亲来故国，不因女子下雄关。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快马健儿无限恨，天教红粉定燕山。

曾有人说此诗是替吴三桂翻案，而且把他美喻为唐代大将哥舒翰。这显然是望文生义！《梅村诗集笺注》说：“此章刺吴三桂”，“哥舒翰本降将军，故以为比”。此说为是。诗人把吴三桂比作在潼关一战投降了安禄山的哥舒翰，实在不是褒扬，而是无情的讽刺和贬斥。

《松山哀》写洪承畴战败投降一事。洪承畴于崇祯十五年率十三万人马，在锦州与清兵交战，结果是“十三万兵同日死，浑河流血争奔湍”。洪承畴战败投降，尔后又甘为清廷效劳，残酷镇压抗清力量，杀戮民族志士，因而平步青云。对这种人，吴伟业写道：

岂无遭际遇，变化须臾间。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当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

虽不是直接鞭挞，写得较含蓄委婉，但读者还是不难领会其中的嘲谑挖苦之义的。

与以上几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歌颂民族英雄的作品，如《临江参军行》中写到的卢象升。卢象升在明清之战中是一位坚决主张抗战的将领。《明史•卢象升传》载，崇祯十一年，清兵进*京师，尚书杨嗣昌和中宦高起一道“潜主和议”，“象升闻之顿足叹。帝召问方略，象升对曰‘臣主战’”。后来他提卒不及两万，与强大的清兵展开激战，在蒿水桥边，在缺粮无援的情况下，“象升麾兵激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奋身斗后……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死得何等壮烈，令人肃然起敬。吴伟业对此大加赞扬，诗中写道：

是夜所乘马，嘶鸣气萧瑟。椎鼓鼓声哀，拔刀刀芒涩。公知为我故，悲歌壮心溢。当为诸将军，挥戈誓深入。日暮箭镞尽，左右刀铤集。帐下劝之走，斥谓吾死国！官能制万里，年不及四十。

写得多么悲壮，多么感人，充满了诗人对这位三十八岁就英勇殉国的爱国将领的无限敬佩、爱慕、痛惜的感情。此外，《送杜公韬武归浦口》诗中称赞抗清殉国的杜桐、刘挺：“当时海内称刘杜，死事忠勋君叔父……黄沙碛上起丰碑，李氏功名何足数！”《读史杂感》赞颂孤军奋战与扬州共存亡的史可法：“孤军摧韦粲，百战死王琳”。而吴伟业应诏入京途经扬州时还专程去吊唁死于扬州难的史可法部下卫祥趾，写下《过维扬吊卫少司马紫岫》诗，有句云：“欲酹椒浆一恸君”！这类思想题材还表现在一些吊古伤今、感叹时事的诗作中。如《采石矶》诗云：

石壁千寻险，江流一矢争。曾闻飞将上，落日吊开平。

咏明初大将常遇春。《明史•常遇春传》载：常遇春“沉鸷勇敢”，“摧锋陷阵，未尝败北”。至正十五年，太祖攻打采石矶，元军陈岸上拒守，明军无法登岸。此时“常遇春飞舸至，太祖麾之前，应声奋戈直前。敌接其戈，乘势跃而上，大呼跳荡，元军披靡，诸将乘之，遂拔采石”。吴伟业此诗，寥寥二十字，叙史实，纪战功，颂英雄，将常遇春比作匈奴闻风而丧胆的“飞将军”李广，其景仰之情不言而喻。但如果就诗论诗恐怕是不够的，还应结合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去考查，才能深得其旨。此诗大约作于崇祯后期，当时清兵势力日盛，而江南四镇互相争斗，不以国事为念；地方守军除少数将领英勇抗战外，大都或遇敌即遁，或不堪一击。正如吴伟业《过维扬吊卫少司马紫岫》、《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诗中所言：“临江诸将帅，委甲甬东逃”，“贫士征夫尽流涕，惜哉不遇飞将军”。面对这种情况，吴伟业多么渴望能出现一位象常遇春那样的“沉鸷勇敢，摧锋陷阵”的大将，“大呼跳荡”使清军披靡！然而，希望终归希望，现实仍旧是现实，这样的英雄在当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诗人只有对着那气息奄奄的落日———即将灭亡的大明王朝，深切地悼念这位打击元军开创明朝的英雄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二、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明清鼎革之际，战乱频仍，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吴伟业亲身经历了一次次战乱，耳闻目睹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他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荣传统，用他的诗笔生动如实地对这一现实作了描绘：

金戈铁马过江来，朱门大户谁能顾。惜薪司按前朝册，勋产芦州追籽粒。已共田园没县官，仍收子弟征租入。……丈量亲下称芦政，鞭笞需索轻人命。胥吏交关横征派，差官恐喝难供应。

———《芦州行》

野戌凄冻经丧乱，残民零落困诛穷。

———《郯城晓发》

十载乡园变萧瑟，父老诛求穷到骨。一朝戎马生仓卒，妇人抱子草间匿。

———《遣闷》

这些诗句反映了战乱给社会所造成的残破景象，写出了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与老杜“已诉诛求穷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的诗句异曲同工，更让人想起董卓乱时王粲的诗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多么深重！

《马草行》则写清廷为了军需，四处征派勒索无厌。军中是“辕门刍豆高如山”，百姓是“十家早破中人产”；宁让“黄金络颈马肥死”，却“忍令百姓愁饥寒”。《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写得更为具体生动：

从头诉兵火，眼见尤悲怆。大军从北来，百姓闻恐惶。下令将入城，传箭需民房。里正传府贴，佥在御赐廊。插旗大道边，驱遣谁能当。但求骨肉完，其敢携筐箱。扶持杂幼稚，失散呼爷娘。……下路初定来，官吏逾虎狼。……今日解马草，明日修官塘。诛求穷到骨，皮肉俱生疮。……

诗歌把清兵的凶残、百姓的恐惶、官吏的狠恶、人民劳役的沉重都历历在目地展示了出来，充分表现了吴伟业对战乱的谴责，对清兵及官吏的增恨，对人民的同情。这样的诗歌在明清之际的其他文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三、揭露清初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

这类作品在吴伟业的诗中为数不少。《过吴江有感》诗云：

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廿年旧交散，把酒叹浮名。

反映吴江一带在赋税、战乱摧残下的萧条冷落的景况，也反映了清政府对遗民的迫害。《堇山儿》一诗则是针对顺治三年，清兵攻入浙江，四处掠杀，拐卖儿童一事而作。诗中写堇山小儿随父逃难，被清兵推堕水滨，侥幸得与父母重逢。这个小儿大难不死，更多的儿童或失散无踪，或被鞭打拐卖，或葬身鱼腹。诗中借一老翁之口道出了这一事实：

傍有一老翁，羡儿独来归。不知我儿何处喂游鱼，或经略卖遭鞭笞。

这就让人完全能想见千万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景。《直溪吏》诗中写道：

短掉终其门，叫声忽盈耳。一翁被束缚，苦辞橐如洗。吏指所居堂，即贫谁信尔！呼人好作计，缓且受鞭笞。穿漏四五间，中已无窗几。屋梁记日月，仰视殊自耻。昔也三年成，今也一朝毁。贻我风雨愁，饱汝歌呼喜。官逋依旧在，府贴重追起。旁人共欷，感叹良有以。东家瓦渐稀，西舍墙半圮。

写出了清廷官吏横征暴敛、凶狠无情的可憎嘴脸，抒发了对贫苦百姓的深深同情。《捉船行》则写顺康之际，清廷为了镇压各地抗清运动，四处捉船运送军力，主办官吏趁机勒索人民。他们鞭打船夫：“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于是“晓事篙师敛钱送，船户家家坏十千”，但是“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摊云雇船”。他们为了敲诈百姓，连一只小船都不放过，可是“官航巍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住”。两相对照，谴责有力，很能激起人的愤怒。《临顿儿》写贫家小儿被迫卖身豪门作歌舞男伎的悲惨遭遇：“阿爷负官钱，弃置何仓卒”，“三年教歌舞，万里离亲戚”。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清初社会的黑暗和贫苦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再看《打冰词》一诗：

帆樯山齐排浪进，牵船百丈声如雷。雪深没髁衣露肘，背挽头低风塞口。……篙滑难施橹枝折，舟人霜满髭须白。发鼓摧船唤打冰，冲寒十指西风裂。

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船夫纤夫之苦。而诗的结尾处还写道：“官舱裘酒自高卧，只话篙师叉手坐。早办人夫候治装，明日推车冰上过。”这在客观上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欢乐完全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四、揭露封建贵族骄奢*佚，讽刺上层统治者。

这类诗作在吴伟业的作品中也不鲜见，值得我们注意。如《读史杂感》之二、之三、之七，诗云：

莫定三分计，先求五等封。国中惟指马，阃外尽从龙。朝事归诸将，军需仰大农。淮南数州地，幕府但歌钟。北寺谗成狱，西园贿拜官。上书休讨贼，进爵在迎銮。相国争开第，将军罢筑坛。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漫说黄龙府，须愁朱雀桁。三军朝坐甲，十客夜传觞。王气矜天堑，边床弃御衣。江州陈战舰，不寻下浔阳。

这三首诗都作于顺治二年，程穆衡笺注说它们是“咏南都事”。第一首写南明朝臣未定安国之计，先争个人利益。朝中马阮专权，指鹿为马；朝外四镇跋扈，以从龙旧勋居功邀赏。文武百官整日宴乐，置国之安危于不顾。第二首写正人被谗，贿赂公行。朝臣上书反战，而纷纷以迎立福王为进爵之阶；文臣争建府第，武将不思出征。第三首程穆衡笺注云：“史可法十余疏告急，宏光以演戏不省。扬州既破，唯郑鸿逵一旅守京口，……清兵明晨尽抵南岸，郑兵扬帆东遁。是日马士英犹有‘长江天堑’之对。……午后（宏光）集梨园入内与诸内臣杂坐酣饮。三鼓出奔，而士英命方国安筹备左梦庚于采石，徘徊上游，不以南都为意矣。”

另外《台城》、《避乱》也是咏南渡事，《台城》诗云：“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避乱》诗云：“天堑非不雄，哀哉日荒宴。嗟尔谋国徒，坐失半江山”。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和《圆圆曲》一样，借薄命女子之离乱身世以折射易代之际的兴亡变故，也真实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荒*腐朽，对统治者大敌当前，却不以国事为重，仍压榨百姓，筛选民女，争权夺利，醉生梦死的罪行作了一定的揭露。

《织妇词》则是一首揭露清初统治者掠夺人民财富的叙事诗，全诗以一织女口道出：

黄茧缫丝不成匹，停梭倚柱空太息。少时织绮贡尚方，官家曾给千金直。孔雀蒲桃新样改，异奇文不遑识。桑树渐枯蚕已老，中使南来催作早。齐纨鲁缟车班班，西出玉关贱如草。黄龙袱子紫橐驼，千箱万叠奈尔何！

全诗突出地反映了清贵族的骄奢*佚和贪得无厌，形象鲜明，语意含蓄，在叙事中透露出诗人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清贵族的愤慨。

吴伟业仕清之初写的《圣驾幸临南海子遇雪大猎》一诗更是耐人寻味，诗云：

君王羽猎近长安，龙雀刀七宝鞍。立马山川千骑拥，赐钱父老万人看。霜林白鹿开金弹，春酒黄羊进玉盘。不向回中逢大雪，无因知道外面寒。

乍读之，极易视为谄媚之作；细细研读，才觉蕴意深刻。诗人写雪，不写雪兆丰年，而写遇雪而知“寒”，命意微妙；写皇帝既已遇雪，却不罢猎，是知“寒”而仍猎；明知“外面寒”了，却依然“春酒黄羊”大飨珍馐；平素不知亦不问“外面寒”，此时却当着万人之面“赐钱”，一副装潢门面、沽名钩誉的可耻嘴脸。全诗写皇帝狩猎，却不颂而讽，可谓难能可贵了。

吴伟业临死前说：“吾诗虽不足传远，而是中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笔者理解此话的意思是说：诗人虽然屈仕清廷，“苦被人称吴祭酒”，但终生未尝忘记故国。他的诗中寄托着自己悔恨屈节、热爱故国、痛恨满洲贵族集团的强烈感情。但由于屈节仕清，同时代的人已不易相信他了，他只希望后世的读者从他的诗中去认识他、理解他，他就黄泉无恨了。这是多么沉痛而意味深长的话！古人云：“诗言志”，又云：“言为心声”。吴伟业的诗歌许多都有一种雄浑高旷的历史感，或描写明清战争反映兴亡大事；或批判民族败类，或赞美民族英雄；或同情人民之疾苦，或揭露社会之黑暗；或抨击明末政治之腐败，或鞭挞清初贵族之荒*。“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四库提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吴伟业是继杜甫、白居易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是清代诗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注释：

[1]见《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论圆圆曲》。

[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四册第175页。

[作者简介]武谊嘉（1958—），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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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白须白发的老者，心碎神散，难以下笔，请原谅今天断更

作品相关介绍 聊斋血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利用“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形式，在看似空幻想象之鬼狐故事中，影射发生在清初的残酷现实，其中就有关于大同屠城的影子有人说：“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聊斋志异》中之鬼狐故事，却多属空幻想象。”此话错了，因为任何空幻想象只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和反映，著名作家孙犁说：“《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主席于1942年4月在延安与作家何其芳谈到“聊斋”时说：“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可以当作清朝史料看。”此话一语破的。专门研究《聊斋志异》的《集刊》与《鉴赏集》中大量文章指出：几乎60%的狐鬼故事，有史实根据。比方“沈阳屠杀”“济南屠杀”“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等浩劫，都在“聊斋”的《鬼隶》《竹青》《韩方》和《林氏》等篇中得到反映。那么，发生在清初我省的“大同屠城”这样的大事件，“聊斋”中有没有反映呢？

带着这样的研究课题，经仔细查阅《聊斋志异》原文及有关的背景资料，果然有了重大的发现。在历史上，大同市在清代有三件与清王朝有关的大事：一是血洗云中；二是康熙帝玄烨亲征葛尔丹两次路过并驻扎于大同；三是西太后慈禧逃难去西安，路经大同住在总兵府。其中，前两件事发生在蒲松龄生活的年代，《聊斋志异》通过四篇鬼狐故事将其作了形象的反映。后一件事发生时，蒲氏早已亡故，“聊斋”中也就自然不会有其笔墨印记了。

1648年，明末大同总兵姜由于听说江南燃起了“反清”烈火，误认为时机成熟，便树起了“反清”大旗，并很快占领了雁北各地。翌年仲春，又攻下了交城、文水等地，刹时间震惊了在北京建都不久的清王朝。清摄政王多尔衮派王公重臣火速包围了大同，没想到9个月攻不下来。1649年，多尔衮亲赴前线收买了姜的部下杨某，杀了姜，才打开了城门。清兵入城后，竟将城内七八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已经交出武器的五六万降卒全部斩杀。一时间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城外百里乡间，男人被拉去当兵，女人被当作战利品在北京市面上出售。对于这样一次震惊全国的屠城血案，清廷虽讳莫如深，但在民间却不胫而传。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的《狐妾》《乱离二则》《汾州狐》三个故事，分别从三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大事。

《狐妾》中记载居民财产惨遭掠夺《狐妾》从大同城内居民的财产多被公开掠夺，少数人在被杀前宁肯将金银埋入地下，也不留给这帮强盗这一角度，反映了屠城时的血腥惨状。这一故事是说刘洞九在汾州做官时，纳一狐女为妾。这狐女不仅懂预测、会偷运，还可暗知别人心里想的事。因而，洞九对其十分信任，每遇疑难之事，总要向她讨教。有一次，她突然说：“大难快要临头了”，洞九惊问：“家眷有无吉凶？”她又说：“除了二公子外，其他人等都没事。”接着她说：“这里将要成为战场了，你只有到远地，才可免此一劫。”于是洞九请求上司准他到云贵解运粮饷。别人都认为跋山涉水是自找苦吃，狐女却向他祝贺。至于他走后，大同发生了什么事？原文如下：“无何，姜砡叛，汾州没为贼窟。刘仲子自山东来，适遭其变，遂被其害。城陷，官僚皆罹于难，惟刘公出，得免。”

动乱平息后，刘公因一件大案牵连，被撤职而抄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可当权者仍要向他敲诈勒索。正于窘迫之际，狐女曰：“勿忧，床下三千金可资用度。”刘洞九喜问：“窃之何处？”曰：“天下无主之物，取之不尽，何庸窃乎。”这就说明大同城内的居民被杀光了。蒲公怕读者不解，特别写出“姜叛”三字，真可谓用心良苦。汾州，在晋中汾河边，在此，实指大同。

《乱离二则》记载妇女被出售再一篇是《乱离二则》，由于屠城，大同方圆百里断了人烟，在北京顺承门内大街的人市上，正把从大同郊区抓来的妇女当牛马一样叫卖出售，从又一个角度反映了屠城带给百姓的“悲惨世界”，原文如下：“陕西某公，任铁秩，家累不从。值姜砡之变，故里陷为盗薮，音信隔绝。后乱平，遣人探问，则百里绝烟，无处可询消息。……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

事实正是如此。大屠杀之后，五年之间，大同及其郊区百余里之许堡、周士庄、古店、西坪……等30多个村镇断了人烟。至于一个到北京述职的盐务官，因老侍卫孤身，便赏他几两银子，让其到街上给他自己买个老伴时，谁会想到，老侍卫竟将盐务官的母亲和妻子买了回来，盐务官全家抱头而泣。同一个时期，另外一个只管300人的牛录（即佐领）的军官，因无子女，怕断了自家的香火，硬将两个青年男女配对并认作是自己的干儿子、儿媳。没想到这对小两口，原本就是订过亲，正准备结婚，却被乱兵冲散的一对。像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都有可能发生，不为稀奇。

《乱离二则》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灾祸，这里将山西写为陕西，应为蒲公的假托之意。

《汾州狐》讲述大同破城前轶事第三篇《汾州狐》是讲大同破城前，守将副总彭有德力劝主将投城，不料姜翻脸，迫使他不得不从东门只身逃出，而全家遇害之事。原文首句为：“汾州判朱公者”指彭有德破城前的官邸，即大同城内的朱家衙门。有一天，狐说：“君秩当迁。”在其它文献中查知，当年彭有德确实升为主将了。但是狐又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在史料中有记载，后来，彭“全家六十余人果然遇害。”

《辛十四娘》反映玄烨西征《辛十四娘》反映的是在大同发生的另一件事。该篇直接指出：“忽闻今上将幸大同”。这是指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玄烨亲征葛尔丹叛乱一事。当年10月12日，玄烨路过大同，住在总兵高鼎家。第二年，玄烨再次西征葛尔丹，回京时又落脚大同。故事中之薛尚书指巡案监察御史薛陈伟之外甥孙冯生，以此影射和反映当时清初各级官吏之贪婪与横暴，官绅勾结，胡乱判案，冤狱迭起的社会现实。蒲公曰：“若冯氏者，一言之微几至杀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囹圄，以再生于当时耶？可惧哉。”可见当时不但平民百姓无法安生，连官家之亲眷也惶惶不可终日；像薛家这样的后代，也因被诬告而遭冤案，何况平头百姓？

蒲松龄当时为什么不敢正面写实？清初顺治年间之统治，带有奴隶制习俗，残酷黑暗、文网繁密。一句话、一个字不对就会被杀头，甚至惨遭灭族之祸。这就使蒲公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说假话，为人格不容；说真话，又怕遭遇不测。于是就只好利用“雅爱搜神”“喜人谈鬼”这种形式反映当时之残酷现实。我们透过狐鬼离奇故事之表面现象，不难读出和体会到作者内心的隐痛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实际上《聊斋志异》通过这种方式，如实地反映了顺治、康熙年间社会之动乱及人民之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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