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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生于1608三月三日（4月17日），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顺治十七年[1660]，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事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随后苏州府吴县调来新县令任维初对欠税者用重刑又高价售出公粮于百姓，激起民怨。

民众假借顺治驾崩契机，组织反贪游行，后百多名秀才於第三日往孔庙哭庙，发泄不满，后向巡抚朱国治呈揭帖告发县令。谁知朱任二人早已勾结，捕18名核心人物，反向朝廷告秀才们抗纳兵饷，鸣钟击鼓，聚众倡乱，震惊先帝之灵，要求严惩。处“斩立决”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1661年8月7日]，法场-江宁-三山街，其中一人为金圣叹也，不久任维初因犯另案被斩，朱国治被吴三桂兵杀并分食其肉，真是天有眼也。金圣叹博览群籍，好谈《易》，亦好讲佛，常以佛诠释儒、道，论文喜附会禅理。评点古书甚多。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拟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二种，《杜诗解》未成而罹难。其著作据族人金昌叙录，有“唱经堂外书”，包括《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杜诗解》、《左传释》、《古传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唱经堂内书”，包括《法华百问》、《西城风俗记》、《法华三昧》、《宝镜三昧》、《圣自觉三昧》、《周易义例全钞》、《三十四卦全钞》、《南华经钞》、《通宗易论》、《语录类纂》、《圣人千案》；“唱经堂杂篇”，包括《随手通》、《唱经堂诗文全集》。多属未竣稿，或只存片断，或全佚。部分作品收入今传之《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中。编辑本段金圣叹的主要成就文学批评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他评《水浒》、《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金圣叹又能诗，有抄本《沉吟楼诗选》传世。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金圣叹全集》。

节评金圣叹还节评《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其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其文学理论及批评业绩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金圣叹有诗集《沉吟楼诗选》。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编辑本段人物相关自题联老拳搏古道；儿口嚼新书。

——金圣叹自题大师金圣叹文笔幽默言语幽默，幽默了一辈子，连临终要事也还是幽默——大师身陷囹圄将被斩首时叫来狱卒说“有要事相告”。狱卒以为大师会透露出传世宝物的秘密或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拿来笔墨伺候大师。但没想到大师的“临终要事”竟然还是幽默。金圣叹指着狱卒给的饭菜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这也是大师最后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刀起头落，从金圣叹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刽子手疑惑地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金圣叹刑场诀别自题金圣叹因冒犯皇帝，受“抗粮哭庙”案牵连而被朝廷处以极刑。行刑日，凄凉肃穆，方圆不大的一块阴森森空地，四周闪着刀光剑影，显得阴森恐怖。胸藏秀气，笔走龙蛇，蔑视朝廷的一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披枷戴锁，岿然立于囚车之上。刑场上，刽子手手执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眼看行刑时刻将到，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小名）望着即将永诀的慈父，更加悲切，泪如泉涌。金圣叹虽心中难过，可他从容不迫，文思更加敏捷，为了安慰儿子，他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个对联你来对，”于是吟出了上联。儿子跪在地上哭得气咽喉干、肝胆欲裂，哪有心思对对联。他稍思索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接着念出了下联。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黯然神伤。上联的“莲”与“怜”同音，意思是他看到儿子悲切恸哭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意即自己即将离别儿子，心中感到酸楚难忍。这副生死诀别对，出神入化，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撼人心魄。只见寒光闪处，伴着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过早地陨落了。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金圣叹的“临终要事”雨入*，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金圣叹自题上联是从杜甫《北征》诗中“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两句化出，杜诗原意为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甘苦各别。“雨入*自成甘苦”，则指同样是雨露渗入*，只因花自身的变化出现或甘或若的结果。继上联表现水的质变，下联强调水的形变，即放入不同的器皿中，其形不同，器方则方，器圆则圆。此联写得是常见的自然现象，但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如人应如何对待外界影响，应如何把握自身努力等等，正因此，当细读而深究。====================================================================撰题联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金圣叹题佛经千古绝吟太白诗；大江东去学士词。

——金圣叹题书房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

——金圣叹感题时势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

——题舅父钱谦益金圣叹的舅父钱谦益，老奸巨猾，玩世不恭，原是明崇祯手下礼部尚书，后李自成进京，他投靠了南明奸相马士英。清兵南下，眼看南明快要覆灭，他又摇身一变，屈膝投降，当上清朝的礼部侍郎。

这天，钱侍郎生日作寿，金圣叹母命难违，前往祝寿。酒席宴上，一个个摇头晃脑，弹冠相庆。独有金圣叹板着脸，不卑不亢，沉默不语。酒过三巡，一个打秋风的宾客过来拍马屁了。他说：“钱大人，令甥金相公乃江南才子，今日盛会，正好置酒论文，让我等开开眼界。”一时间赞声四起，金圣叹倒也不推辞，站起来淡淡一笑：“盛情难却，只好献丑了。就提一对联吧！”只见金圣叹手握斗笔，饱蘸浓墨，写道：“一个文官小花脸；”众人一见，大惊失色，钱侍郞正在捋须的手一颤抖，不觉拔掉了几根胡子。心想，这小子也太狂妄了！这七个字可以乱写？只见金圣叹不慌不忙又写了四个大字：“三朝元老……”众宾客一见，脸上露出笑容。钱侍郎怕金圣叹又来什么邪劲，便走上前冲他伸大拇指：“人瑞，真人才也！”谁知金圣叹却冷冷一笑，毫不迟疑，“刷刷刷”写完，把笔一掷，拂袖而去。众人一看，只见金圣叹写下的是十四个字：“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钱谦益两眼翻白，手脚冰凉，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台榭如富贵，时至则有；草木知名节，久而后成。

——金圣叹题书斋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少老头，坐睡椅，由冬至夏读春秋。

——金圣叹撰技巧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今夜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金圣叹题时令年节一年中秋赏月，金圣叹偶得上联，可是苦思半夜未有下联，次日他把这上联写在壁上，每天沉思，终不能对。直至大年三十除夕夜团年守岁，其妻叹曰：“今夜是最后一天，到明日又是一年的开头了。”金圣叹一听，突然跳起来说：“下联有对了！”随即在壁上续接写出了下联。

这老翁舍得几文钱，斋僧布道，加几年阳寿足矣。胡为乎，使金童玉女引上天堂；呀呀呀，玉帝也嫌贫爱富；那婆子偷尝两片肉，破戒载荤，打两个嘴巴够了。又何必，差马面牛头拿归地狱，哈哈哈，阎王乃重畜轻人。

——金圣叹题戏台（41+41=82字）====================================================================联批评《水浒》第四十四回李逵忽然有假；宋江到底无真。

宋江爷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贤于生。

李逵取娘，村中遇鬼；宋江取爷，寨里见神。

宋江爷不忍见活强盗；李逵娘不及见死大虫。李逵遇鬼，只见两板斧；宋江见神，受三卷天书。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为纯孝格天。李逵取娘归时，带两只真虎；宋江取爷还时，携三卷假书。====================================================================应对、合撰联〖金圣叹应对老者联〗猫伏墙头风吹毛，毛动猫不动；（中年人）鹰立树梢月照影，影移鹰不移。（老者）——附录：老者应对中年人金圣叹一生评点过不少古人名著，曾以《离骚》、《庄子》、《史记》、杜甫的诗歌、《水浒》和《西厢》合称为天下“六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两书进行批改，很有独到见解。后又把《三国演义》称为“天下第一才子书”。一天早晨，金圣叹在茶馆吃茶，听到近旁桌子上有四五个人在谈论对对子。其中一长须老者对一个中年人说：“这个下联我有了。你上联是：‘猫伏墙头风吹毛，毛动猫不动’，我下联对：‘鹰立树梢月照影，影移鹰不移。’”。中年人听了忙说：“您老真不愧对对子老手，佩服佩服！”上素月公饼；（老者）中糖云片糕。（金圣叹）——金圣叹应对老者长须老者捻捻胡须说：“我也出一副联给你们对对。”说着用手指盘中月饼：“上联就出个‘上素月公饼’吧，但我上联指的是食物，所以下联也只准以食物相对。”长须老者说完，大家抓耳挠腮，因其中“上素”是“尚书”谐音，不容易对。金圣叹见半天无人对出，心里一急，脱口而出：“这有何难！对‘中糖云片糕’不就行了。”他这下联中，不但“中糖”和官名“中堂”同音，云片糕也是食物，大家都点头称是。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老者）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金圣叹）——金圣叹应对老者长须老者看看金圣叹，见他一表人才，出言不凡，便邀金圣叹一起吃茶。金圣叹也不推辞，端着茶壶坐了过来。长须老者拱供手说：“看来先生十分精于对句。我这里有一对子，想请教先生，不知意下如何？”金圣叹高兴地说：“快请讲出，让我试试。”长须老者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上联：“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众人都以为金圣叹难以对出。怎料金圣叹低头略一思索就说：“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他话音刚落，就博得満堂喝彩。长须老者请教姓名方知是大名鼎鼎的金圣叹，大家更是赞叹不已。-----------------------------------------------------------------金圣叹综合应对联半夜二更半；（某方丈）中秋八月中。（金圣叹）——金圣叹属对报国寺方丈金圣叹在“哭庙”案被冤杀的三年前，刚刚批点完了《水浒传》、《西厢记》，便走进报国寺信步小憩。一天夜里，已批书成癖的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到了半夜乃毫无睡意，便披衣秉烛去见寺里方丈，想借佛经予以批点。鹤发童颜、长须飘飘的老方丈得知其来意后，慢条斯理地说：“想批书可以，我有一个条件在先，我出一联，如你能对出，即取出佛经让你批点，否则请恕老僧不给脸。”当时正值半夜子时，忽听外面“笃笃”几声梆子声，老方丈灵机一动，脱口说出了上联。可金圣叹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就是对不出下联来，只得抱憾而归，一直郁记在心。三年后，金因“哭庙”案被判斩杀。刑场上，刚逾知天命之年的金圣叹，泰然自若，临刑不惧，昂然地向监斩索酒酣然畅饮，边酌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其心爱的儿子痛不欲生，呼天抢地、泪流满面地赶到刑场，与慈父诀别。他看见儿子哭得泪人似的，劝慰道：“别哭了，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哽咽着说：“八月十五日，中秋。”听到“中秋”二字，金圣叹突然仰天大笑，高兴地说：“有了！有了！……中秋八月中。”并要儿子马上去报国寺告诉老方丈，他对出了下联。可是，一代文坛巨子，再也不能为佛经批点了。……………………………………

金圣叹的绝命联金圣叹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批点完《水浒传》、《西厢记》三年后，他因冒犯皇帝受哭庙案牵连被朝廷处以极刑。在刑场上，他泰然自若，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饮罢大笑，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他想起一天夜里他留宿报国寺，由于睡不着觉，便去向方丈借佛经。老方丈说：“我有一条件，如果你能对出我出的上联，我便借你佛经。”当时正是午夜，老方丈随口说出上联：“半夜二更半。”金圣叹冥思苦想，彻夜未眠，仍未对出下联，只得抱憾而归。今日死在当前，可能此事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此时其子赶到刑场，痛哭不已，金圣叹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答道：“八月十五，中秋！”他听得中秋二字，忽然仰天大笑，说：“有了，有了。中秋八月中。”笑罢，他让儿子马上去报国寺告诉方丈，他已对出了下联。当儿子赶回来时已是行刑在即，儿子更是悲痛万分，金圣叹安慰儿子说：“哭是没有用的。来，我出个上联你对对看，上联是‘莲子心中苦’。”儿子跪在地上肝胆欲裂，哪有心思想对联。金圣叹稍思索一下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下联可对‘梨儿腹内酸’。”旁听者无不唏嘘，上联的“莲”与“怜”谐音，意为看到儿子悲戚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谐音，意为与儿子永别心中酸楚万分。那年雪早，行刑前下起雪来，金圣叹高声吟了一首诗：“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长流。”吟罢刀光一闪，一代才华横溢、不畏权贵的文坛巨星陨落了。只留下那字字珠玑情真意切的对联和诗，让人读罢悠然神飞，涌起深深的怀念之情。

作品相关介绍 危时计拙--书生误国

1644年4月23日早晨，当大顺军队攻到离紫禁城仅有65公里的昌平时，“崇祯皇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这一天的朝会就这样不了了之。到4月25日，崇祯独坐在朝堂上，环顾空荡荡的大殿，不禁长叹道：“诸臣误联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三天后，宫廷内待在煤山的一棵松树下发现了身着蓝袍红裤的崇祯尸首，旁边有他手书的“天子”二字。（[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2-84页）

崇祯带着对身边大臣深深的恨撒手人寰，而这恨确如刀子般扎进许多臣子的心头，没过几天，京城中就有40多位重臣相继自杀。面对此景，无怪乎后来杀入京城的满清首领们更愿意把南明的崩溃当作明朝终结的标志，因为看上去崇祯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而被崇祯责为“奸臣”的诸大臣，也以自杀之举表明他们也不是什么“亡国之臣”。然而，断送大明江山的恰恰就是这些不似亡国君臣的君臣。

有明一朝，以德以国，所以上自朝堂、下至乡里，调节行止除了非打既杀的刑律外，大量事务主要依靠一些抽象的道德律。因而，就会出现海瑞在处理民事纠纷时的那种简单做法，即“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第139页）

这种建立在抽象道德律基础上处理事务的方法看似荒谬，但究其初衷也不无合理之处，以德治国的设计者们致力于维持一种简单质朴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简单质朴的社会中仅靠几条道德律就能发挥积极的维系社会和谐的功能。所以，自洪武皇帝始，大明的高层统治者一直努力消除使社会趋向复杂的各种因素，重农轻商，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百姓私自迁移，建立高度的中央，剥夺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如果社会永远处在简朴状态，治国之法便也简单，只要士生官宦阶层沉浸于抽象道德体系中，以身作则，并促使举国百姓亦严格遵循之，江山自可稳固。

可惜，随着国家步入盛世，社会上下还是不可遏制地日趋复杂起来，人心不古了，而且许多事就是坚守道德原则也解决不了，否则便出现海瑞式的荒谬做法，只能引发更大纠纷。因而，为了既不违祖制，又能在现实中把复杂的事给做成，在社会治理方面不得不分裂为两大块：一块停留在盘踞于京城的士生、官僚、皇帝的脑壳里，那是一个由道德原则左右着的虚幻社会；另一块则活生生地摆在前线的军官、士卒，官府的幕僚、小吏以及乡里的地主、商人面前，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棘手问题的现实社会。分裂开来的两块社会相互隔绝地平行存在，两边的人们也互不理解地生活着。

这种分裂的局面就如从中间断开的房子，如果没有外力冲击，倒也能够勉强立着，即便要倒也不会那么快。然而，大明帝国的周遭自始至终都不乏强劲的野蛮部落，它们不仅时时冲击着大明的江山，尤其是到了大明的广厦从中分裂时，旁边的野蛮部落却在部落厮杀的烈火中溶炼为一，像一只坚固沉重的撞城锤，狠狠地向大明城门撞来。因而，当满清的铁骑挥鞭南下时，明庭在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误将这种分裂状态的危害显露无遗。

明太祖开国之初曾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军制中某些要素建起“卫所军制”：每卫5600人，下设5个千户所，各1120人，卫所军士每人授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田租徭役，卫所官兵都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这种半军半农、自给自足的军屯制度不仅使国家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还节省下朝廷大笔军饷开支，可卫所制度也有颇多隐患，“军屯没有事先作出计划，进行周密准备，没有进行过实际调查，没有做过试点，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管理的部门。”（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第76页）

同时，明朝会计账目极混杂，朝廷竟然始终也搞不清各卫所的经济实情。至15世纪后期，王公贵戚、地方官僚开始把卫所军士变为其劳工、农奴，商贾势力也浸透进来，军官贪污受贿，士卒不堪其苦纷纷逃亡，军力迅速衰落。以北京周边78个卫为例，“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洪业》，第409页）

国家兵制颓败如此，可京城中固守于道德律令简单世界中的士生官宦阶层却并不了解实情，自然他们不愿了解，也不能了解。于是想当然地觉得大明朝天威浩荡，四方来服，即便有番邦挑衅，天子大军一到，顷刻可令敌阵崩溃。因此，每当边关守将报告不利军情时，得到的多半是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

1609年深知明军虚弱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他奏请朝廷考虑，不得已时可向这位新崛起的酋长暂作让步。朝中“言官”将熊的建议看作“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却继续发展。”（《洪业》，第14页）

1616年努尔哈赤吞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王朝，两年后辽东重镇抚顺被后金攻陷，又过了一年，后金军队大破明军，取得萨尔浒大捷……一系列的失败似乎要将文官们从梦中惊醒，可1626年袁崇焕宁远大败金军的消息传至京城，朝野一片欢腾，大家长出了口气，重又飘飘然起来，全然忘了明军防备整体脆弱的事实，随即毫无策略地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议和要求，使疲惫的国家错失了一次喘息修整的好机会。

北边危机未减，明朝内部又陷在农民起义的泥潭里，由于连年对女真用兵，“朝廷一方面对尚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大量裁减对朝廷威胁还较小的西北地区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为节省支出而裁减的驿卒。”（[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1页）于是被裁的兵卒不可避免地和大量破产的流民结合到一起，1627年陕西爆发一系列兵变和叛乱，虽然在1636年这些叛乱被暂时瓦解，但起义者活动范围却扩至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大片地区。

1637年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两支大军联合，转败为胜，势不可挡，之后二人的分裂使他们在1641年各自受到明军重创，可时至1642年，明军还是最终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场大乱充分暴露出国家基层行政能力和卫所制度的败落，朝廷已渐渐失去对县乡政权的控制权，赋税结构更是残缺不全。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朝堂上“东林”与“阉党”两败俱伤后遗留势力仍对峙朝野，至天启年间，民间文人社团“复社”兴起，社员自命君子，誓与阉党不两立，随着这些人纷纷入仕，朝中出现所谓“小东林”势力，政坛恶斗复起。可悲的是，自1630年温体仁和周延儒共执首辅以来，辽东战事危机竟被当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许多朝臣以为：区区几场失败毕竟断送不了大明江山，而利用这些失败打击政敌倒是极佳手段。

于是，任何一方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合乎实际的退守之策时，都会被另一方利用，上升为爱国还是卖国的道德原则问题。1638年对现实困境有清醒认识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指出：朝廷无法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必须马上与清议和，同意割让土地并恢复被明朝单方面关闭的边贸，以集中兵力剿灭内地叛军。为打动皇帝，杨嗣昌还借彗星出现大做文章，让人觉得议和合乎天意。然而“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洪业》，第40页）

1641年清军连败明军，这使崇祯又想到杨嗣昌的建议，于是他密令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可一时疏忽，这份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结果“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此后松山失守，清廷主动提出议和，“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洪业》，第44页）

连皇帝都屈服于朝中空洞却又强大的道德舆论的压力，也就无人再敢言“议和”二字了。1644年1月3日，面对迫在眉睫的大难，大学士黄景昉冒险请求皇上从东北前线调吴三桂部回守京师，同时鼓励豫陕一带豪侠士绅组练乡兵，创立地方政府。崇祯知道此折一出，朝会上定起风波，只好偷偷将它丢在一边，从而明廷一直未能从辽东调兵侧击义军，这也使清廷断了与明议和之念。

滑稽的是，当良策被拒时，一些愚腐无用、不着边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屡受表扬。如大学士蒋德暻根据《明会典》，“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洪业》，第75页）又有一位大臣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要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也认为是良策，可军需从何而来却无下文；直到户部尚书倪元璐在离崇祯上吊仅35天时仍主张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装糊涂的皇上再也撑不住了，质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洪业》，第455—456页）

就在这样无用的奏章满天飞时，清军*关，李自成也兵临城下，京防三大营皆尽老弱病残，大难将至！1644年初，翰林学士李明睿终于在崇祯的一次私下召见中大胆提出了“南迁”建议，按其最初想法，皇上“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洪业》，第77页）“南迁”固然好，但李明睿实在书生气十足，在他看来只要皇上出动，必然群情振奋，国之龙虎将起而响应，天下也就在股掌之间了。可当崇祯问起具体安排时，李的计划便漏洞百出，大队人马出行无钱无兵，山东一带又兵匪纵横，道路破坏严重，国家驿站体系也荒废多年，怎么走得了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迁”不可避免地触发了朝中南北官员之争。北方官员明白如若迁至南京，放弃中原，就断了自家根基，故而主张坚守京城，而南方官员则大半主张立即南下，双方引经据典，计划一改再改。本来皇帝南迁，太子留守，后来竟倒了过来！崇祯知道留下必要“死社稷”，公开廷议时显得十分不快，忍不住道：“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洪业》，第80页）几位大臣急忙转舵，迁都之策被推上道德法庭，不但犯弃土之罪，还有阴谋拥立太子之嫌，吓得主张南迁的官员个个噤若寒蝉。结果，南迁计划的流产致使满清统治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也使南方抵抗力量的权力来源暧昧不清，诸王并起，互相削弱。

被空洞道理困在京城里的君臣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开到西直门下，谁知这时居然出现了“奇迹”！1644年4月23日（也就是君臣对泣一场后）李自成派来的谈判代表提出罢兵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位闯到皇帝老子家门口的“闯王”竟没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

面对如此有诱惑力的条件，崇祯首先想到：若他一人接受这些条件，未来史家将认定他为“偏安之君”。于是皇帝看看身边的魏藻德，这位首辅大人同样想到了未来的史家，他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未作任何决定便打发走谈判代表，然后“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洪业》，第83页）次日，闯王率大军进城，大明的皇都陷落了，而失魂落魄的崇祯只得一个人爬上煤山，找了棵歪脖树龙驭上宾于天去了。

尼采曾讲过：一个民族“当腐败登峰造极并且爆发五花八门的暴君争斗时，必然会有凯撒式的暴君出来收拾残局，结束一场为争夺专制统治权而斗得精疲力竭的角逐”。（[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这话说的似乎是常理，不过在明末之际，出来充当凯撒的却是文臣、书生们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满洲大酋长！他们带领着白山黑水间重新崛起的游牧部落，一直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明朝的内乱，当最佳攻击时机出现后，便毫不犹豫地猛扑下来！

其实，早在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就报告了建州努尔哈赤扩张的消息，并参劾其部下违背命令改剿为抚。可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却“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万历十五年》，第119-120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明朝上层文官心里，朝堂内部的权力平衡才是一等一重要的大事，至于东北游牧部落区区一个酋长赢了明军几阵，倒没什么大不了。

十分遗憾，端坐朝堂中的大明文官们错了，因为兴起的建州女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北地汉人接触，其中有战争也有结盟，有仇杀亦有通婚，这使许多蒙古、突厥，甚至汉族的血脉溶入其中。新生的“满族”具有了比其前身“女真族”更大的包容性，尤为重要的是：溶入满洲的北地汉族军户对新王朝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比于其他地方卫所中军力的衰败局面，驻轧于辽东的汉族军户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他们仍能做到严格将其军籍世代相传，而这些关外驻军内部也渐渐形成很强的官兵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致于朝中很多文官将这些人比作唐末割据边关的军阀。与此同时，在一个“文极”社会中，长期生活于边关的武人阶层日趋边缘化，他们不仅得不到国内社会的理解与尊重，而且其军事行动也往往受制于文官。久而久之，辽东武人与关内同胞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却与经常刀剑相*的游牧民族在气质上多了几分相似。

因此，当东北的满人还未汉化前，已经有不少辽东武人进入到满洲的上层，如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被努尔哈赤招作额附的费英东，日后封为三等公的费英东之子图赖等人。同时，除了这些被吸纳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外，17世纪初随着清军大规模扩张，许多汉族战俘沦为胜利者的“包衣”，他们不仅带来了制造兵器、开矿冶铁的技术，而且使满人渐渐意识到一个更广大世界的存在。

1618年，随着抚顺守将李永芳降后金，一批辽东士大夫（包括秀才范文程）得到努尔哈赤厚待，成为满清开国的重要谋臣，他们贡献的知识使满洲高层统治者对中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较早归顺满洲政权的辽东边民宁完我又建议皇太极：要理解文治之术，应当阅读如《四书》、《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汉族经典，他还主张校法明六部制度，管理后金政府。明朝叛将佟养性则为满洲军队组练了炮兵部队，使满洲骑兵的战斗力大为跃升……

在这一时期，明朝边将则陷入尴尬之境，给养不足，朝廷腐败，正直有能力的将军不时成为朝中党争的牺牲品，熊廷弼、袁崇焕先后身赴东市、含冤而死，致使许多寒心之将临敌倒戈，而满洲统治者又适时做出与明廷截然相反的姿态迎接他们。皇太极曾对降将孟乔芳说：“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待坐，吐衷曲，同饮食也。”（《洪业》，第48页）这令武将大受感动，从此在一个更适于他们发挥能力的地方奔走效命。

当然，沦落为奴的大部分汉人经历悲惨，但为满洲所用，特别是前几批加入满洲的北地汉人，却受到满洲统治者的重用，甚至看作自己人，譬如在1654年宁完我便被列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通过起用这些进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加速了满清统治者的汉化进程。“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洪业》，第61页）

当吴三桂领着辫子军冲入山海关，整个北方一片大乱之际，南京高大厚实的城墙后面却是另幅景象。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生官僚阶层依旧沉迷于风花雪月之中，长久的文化积垫使他们能够以优雅、精致的方式来追求活色生香的享乐生活，同时又会在极尽欢娱后，陷入泛着淡淡佛光的虚无情绪里，世间万事流转无常，一切有为法最终不过是空无。

在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充满虚无情绪的逍遥状态里，文臣士子暂时忘却了周遭的世界！北地山河丧尽，国家风雨飘摇，可不少“江南才俊”照旧醉于闹市，眠于红楼，尽享才子佳人的柔情蜜意，真是：“江南花发水悠悠，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五更怀里啭歌喉。”（[清]孔尚任：《桃花扇》，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6页）

然而，时势*人，文臣士子终于得面对塌下来的江山，而此时他们手里攥着的却只是些空洞的、抽象的道德教条，除了危言高论、纸上谈兵外，便陷入对世界不切实际的巨大幻境里不可自拔。真君子也好，假道学也罢，统统不了解实际情况，在缺乏相关技术手段和组织机构的情况下，仅靠些道德说教，既无回天之力，又屡屡误判时局变化。

当这些人围绕在南明的新核心弘光皇帝周围时，并没有出现同仇敌忾的形势，倒是生出许多新的是非。由于崇祯迁都计划流产，南方在确定帝位继承权时陷入混乱。明朝皇子众多，据估计17世纪初，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就超过8万！而太子在京城失踪，旁系皇族理论上就都有可能成为皇帝候选人。同时，在推举皇帝的标准上，朝臣又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兵部待郎吕大器、礼部待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为主，主张以“贤”取人，他们推选贤明、谨慎的“潞王”为帝；另一派则以凤阳总兵马士英为主，主张以“亲”取人，推选万历的嫡孙“福王”朱由崧为帝。

就在文臣们自以为德者无敌，潞王自然会登基时，马士英却四下活动，联系四镇军阀，取得他们支持，又打通对文官当权十分不满的南京勋臣的关系。在兵荒马乱时，自然谁手里有兵谁当皇帝，两方对比，南京文臣只好将帝位拱手奉于福王。因为举贤派多是自命君子的东林、复社成员，马士英自然而然地与阉党残余联成一片，当曾经投靠阉党的阮大铖复出时，朝野一片哗然，可在马士英执意坚持下，大家还是默认了。这样，朝中党争复起，各方只要寻到些机会，便会发起攻击。

政坛不稳，而南明掌握的军力更是令人气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手头只有1.2万人，他与其他大臣都很清楚，靠这点兵，莫说收复失地，连南方也绝难保住，所以必须借助各路军阀。而在北方大顺政权和南明之间存在有四大军阀，成份混杂不一：自幼从军于辽阳的黄得功镇守庐州，他治军虽严，却老想着趁火打劫；曾任山东明军统帅的刘泽清在北京陷落时不但不北上求驾，反而一路南下直抵凤阳，在那里劫掠杀人；同在凤阳一带活动的刘良佐原是北直隶的盗匪，后招安入明军；最为史可法器重的是高杰，高杰本是李自成的部将，因与李自成的妾通奸，投降明朝，其部队作战力虽强，却也不乏匪气。除此之外，还有控制着湖广地带的左良玉军团，福王称帝后封他为“侯”，可他一直按兵不动。

这些军队合起来，据称兵丁过百万，可实际上能战者不过十万，且兵匪混杂，善战者少，善劫者众。另一麻烦在于：南明政权任命四大军阀镇守四镇要害地区后，却发不出军饷，所以四镇干脆就地取材，抢夺百姓，甚至彼此火并，争抢富裕地区。加之此辈之间私仇颇深，每次军事行动时，都欲先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根本谈不上联手抗击清军。于是，北方形势危机时，高杰却与黄得功为争抢扬州，大大出手，史可法为平息争端只得离开南京，亲守扬州。

面对弘光政权这幅烂摊子，文臣书生象他们北方的老前辈一样，继续提出一个又一个空洞无用的计划！松江几社（复社内部最著名的组织之一）的实际领袖陈子龙在南京兵部任职负责南京防务时，便主张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励着的子弟兵，同时借助山东、河北的“义士”，兴师北伐，一举收复失地。陈的建议中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让弘光支持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之意，趁机打击朝中阉党势力。至于北伐的基础何在，陈子龙认为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洪业》，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