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页

比这更有想象力的是大儒刘宗周的建议，刘宗周时任左都御史，他一上任就指责高杰、刘泽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机分子，君子不屑与之同伍，继而又主张那位“万事莫若杯在后，一生几回月当空”的弘光皇帝御驾亲征，并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会群起响应，北地须臾可复矣。此论一出，刘泽清立刻上疏参劾，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弹劾他，朝中勋臣趁机将打击面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身上，结果刘、姜双双罢官回家，“北伐宏业”在一片吵闹中不了了之。

与这些人相比，同为书生出身，却执掌着兵权的官员就现实多了。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罢，都不幻想着迅速收复中原，虽然史可法也强调进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为守，保住南京。可他们还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阵“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洪业》，第113页）与史可法一样，南明许多官员对农民军的仇恨和恐惧远大于清军，他们担心清军与农民军联合，所以乐得旁观清军与农民军在中原厮杀。“以夷灭顺”的思想使南明军队错过一次次战机。

文官对南下清军的误判，主要在于他们对敌人知之甚少，很多人只是根据对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找历史书本上的记载进行判断，而没有也不愿进行复杂的实际情报搜集工作，从而想当然地把清军等同于传统游牧部落。的确，传统游牧民族没有城市管理经验，他们对中原只是进行周期性的抢劫，甚至在游牧民族看来，城市是一种累赘。十世纪时契丹人攻占开封，竟不知如何处理，只好退出该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劝他缓攻西夏时也说：“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法]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2-273页）然而，清军在未入关前已开始汉化，入关就为夺天下。

当清廷扫灭中原义军残部后，自然没回老家，反而大举南下，直扑南京，这使等着坐收渔利的南明部队乱作一团。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杰率部进驻淮州，与那里的许定国部一起阻击多铎的部队。由于高杰降明之前曾杀害过许定国一家老小，许恨透了这位“反贼上司”，加之许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请高杰之机，把高杰和他的卫队杀得一个不剩，然后投清而去。高杰部群龙无首，史可法建议由深孚众望的李本深（高杰之婿）继任，马士英担心这将强化史可法对高杰部的控制，百般干扰，另派自己系的人来接任，众将不服，四散走空，史可法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破裂了。

此时，史可法不得不亲自北上击敌先锋，希望通过主动攻击来援助徐州守将李成栋。然而黄得功得知高杰被害和史可法北上的消息后，又打起了扬州的主意，准备突袭扬州，洗劫这个城市，史可法只得放弃反攻计划。至4月，徐州守将李成栋、刘良佐叛变降清，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让给敌人。

同在4月，武昌左良玉移兵东进，直奔江南而来，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意在铲除朝中的马士英。此事起因于朝中阉党克扣左部军饷，同时，南京“顺案”闹得正盛，东林、复社成员希望借左军东进，打击阉党。虽然老迈的左良玉到九江后没几天就死了，但其大军仍一路劫夺，马士英吓得急调淮阳守军，从而削弱了抗清防线，按他的说法，“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洪业》，第183页）这种分兵并无必要，左部洗劫安庆、池洲后，在铜陵被黄得功挡住，便返回九江，在那里悉数降清。

就在南明防线一道道崩溃时，南京小朝廷里又起内讧。在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许多士生官员选择了与大顺政权合作，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辗转返回南明，如何对待这些人成为棘手问题。对此，史可法认为应以大局为重，不应拒绝南下的北地官员，更不能扩大对曾经失节官员的打击面，可阉党却在惩处降顺官员的过程中看到了打击政敌的绝好时机。

此时恰逢黄得功、高杰争扬州，史可法早早离宁，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便无所顾忌地将“顺案”扩大化。“顺案”中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周钟，这位复社领袖、1643年殿试状员在北京陷落时仿佛看到了改朝换代的气象，向进城的“马上天子”献“劝进表”，其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洪业》，第91页）此种背叛行为对朝中“君子党”打击甚重，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抓住不放，将“顺案”扩大成对南明朝中东林、复社势力的清洗，而“君子党”为求自保，想到寻求军阀支持，这又成为左良玉移兵东进的一根引线。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烦，他先后陷入“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泥潭。“童妃案”中，弘光对一个自称是他失散的爱妃避而不见，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这个女人的说法时慌忙将她处死，这使人有些怀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个叫朱由崧的福王。而南京城破前3个月忽然又冒出个“明太子”，引得满城人心动荡，文武官员也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太子”被押了起来，可谁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干掉这“太子”。

这些事闹得沸沸扬扬时，扬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国，清军在那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离南京，恐惧的百姓冲进监牢，找出“太子”，在戏班子的行头里寻了件龙袍套在他身上，便拥着“太子”登基，仿佛这样就安全了。6月4日马士英出逃，大势已去，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只得组个班子，讨论投降事宜，6月8日他们带着一朝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欢迎多铎的到来。

逃走的弘光最终被叛将出卖，押回南京。6月18日晚上他被带到灵璧府邸，那里多铎正举行宴会，他被有意排在同样被俘的“太子”下座，听着多铎的挖苦，弘光“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洪业》，第200页）之后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处死。至于那位“太子”，据说也在次年与一些被义军利用的明皇子们一道被处决了。

诗人阎尔梅曾致信史可法，在信中表态说：只要史公一展忠信之旗，纵是文弱书生的他，亦能“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洪业》，第172页）等南明政权崩溃后，救国重任似乎真压到了这些信誓旦旦的书生肩头，不过他们依然坚信：只要说出忠君爱国的道理，足以唤起无数义士和义民。

在组织民间起义的书生心中，所谓“义士”起码是读过些圣贤书的地主、乡绅，他们在地方上既有很强的号召力，又十分尊重读书人，能够听从书生指挥，个个愿意毁家纾难，匡复社稷。所谓“义民”，则都应当是些朴实的庄稼汉子，这些人自觉地跟在“义士”身后，如思归的群鸟，成片、成片汇聚到复明的大旗下，同仇敌忾，索还江山！

可当书生真得拉队伍起誓时，却发现聚来的“义士”多是一些无法无天、铤而走险的亡命徒，或是顶着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官司、罪大恶极的罪犯，书生本来就怕这号人，现在竟要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心先凉了半截。复社领袖杨廷枢的困惑典型反映出书生的矛盾心态，当太湖地区的反清武装邀他入伙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洪业》，第209页）

同时，书生虽然活动于历来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到明中晚期，随着国家逐渐陷入危机，江南的赋税愈渐沉重，至17世纪20年代，地方上的“义绅”就常和社会下层联合起来，抵制中央政府的税赋杂役，他们态度强硬，手段狡猾，与书生心目中的“义士”大相径庭，倒更象是些刁顽奸商。可是就连这种上下串通的行动到明末也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长期聚积的阶级仇恨的总暴发。

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南随着经济发展，比粮食作物获利更多的经济作物受到普遍青睐，大批优良水田腾出来种棉花，江南消费的大米反要从湖广地区输入。再后来，由于种棉对地力破坏很大，再者江南手工业发展迅速，于是连棉花也多由北方输入。江南经济呈现出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给当地乡绅地主、商人带来大笔收益，甚至社会富裕阶层中又要分出许多个等级，在17世纪30年代，“‘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洪业》，第211页）

可就在江南富豪富中称富之时，江南穷户则出现了贫上加贫的现象。由于赋税加重，支撑不起的农民便把土地交给可以免除赋税的庠生，自己成为其佃户，这种避税方法被称之为“投靠”，农民减轻了一些直接压力，却强化了社会中私人依附关系。那些不愿“投靠”的农民往往破产，生活窘困，沦为长工，被社会看作是“贱民”，不得科举，不能和普通百姓通婚，犯了罪还要受更严酷的惩罚。

进而，有些养不起孩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到大家豪门，成为其仆人，年景不好时，甚至许多大男、大女也自卖为仆，这些人中混成有权有势的高级家奴的是少数，大多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到了17世纪，“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洪业》，第214页）

在这种严重两级分化的社会中，一旦天下大乱，社会失序，阶级仇恨就可能超过民族仇恨，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1644年，上海发生民变，据神父安东尼奥•古维记录，当农奴们知道崇祯死了，南京也还无人称帝时，“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一年后，安徽黟县领导农奴起义的宋乞又声言：“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太仓的“乌龙会”也领着农奴们造反，宣布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并向诸大姓勒索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洪业》，第217—219页）

乱则思序，哪怕这种秩序是由异族侵略者给予的。好在形势出现了转机，起义的群众基础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书生们的脚下。1645年7月，清廷颁布“剃发令”，这种强行改变中原男性传统形象的野蛮政策不仅令书生、官僚们感到奇耻大辱，也激怒了普通百姓。于是，“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洪业》，第223页）

可是这些遍布江南的起义没能支持很久。基于义愤的众人嘈杂地聚在一起，组织松散，多头指挥，没有稳定给养，更谈不上像样的战略战术。书生所谓的复国力量，莫说是遇到“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的满洲铁骑，就是碰上南明降兵，也往往一触即溃，散不成军。昆山、嘉定、太湖地区的义军相继被灭，死伤惨重。在这些抵抗活动中，两次松江起义算是较有影响的。

在第一次松江起义中，领导人之一的陈子龙已较之在南明供职时清醒许多，他对那些松江义绅仓猝招募起来，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不抱任何幻想，不过他又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得到军事援助。”（《洪业》，第229页）

在此思路指导下，许多参加起义的江南文士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人员，一时间得到不少有作战实力的武装力量，但此种组合方式却不能短时内树立统一指挥权，诸部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恣意擅行。书生们口干舌燥地说了半天“大义”、“忠信”，一碰到谁该听谁的、粮钱如何分配之类的问题，便被扒拉到一边，任由各派系污言秽语地争吵。随着起义军在组织严整的敌人面前连连败北，最终松江义绅只得硬着头皮摆出自己招募的市井之徒应战，而这些人大半“金鼓一震既作鸟兽散”，起义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反剃发阶级联盟彻底瓦解，起义领导者死的死，抓的抓，陈子龙则侥幸逃脱。

之后太湖、溧阳、淮阳地区虽然起义不断，甚至还和鲁王的流亡朝廷取得过联系，但都因为参与者成份复杂，行事兵匪相间，书生领导又漏洞百出，自是招架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失败。就在这时，李成栋部奉命麾师南下，松江地区的指挥权交给了李的副将吴圣兆。据传吴兆圣曾是吴三桂的副官，后来归属于李成栋，此人受到复明思想的影响，通过其幕府成员和许多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联系，甚至他开始考虑与厦门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吴的举动唤起鲁王的希望，这次陈子龙又被选中担任联系人的角色。

吴圣兆计划与忠于鲁王的舟山海盗黄斌卿在1647年5月20日会合，然后水陆两路攻击南京的清军。然而，总督洪承畴和苏州巡抚土国宝早就接到了谋反的消息，一张大网已经撒开，单等着这些起义者。此时，一介书生的陈子龙又表现出文人特有的迂缓，起事前夕他神神秘秘地向自己的弟子宣布起义的消息，弟子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消息在松江城已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对此先生竟还一无所知！

消息走漏到这个份上，起义的过程自然毫无悬念，海盗一遇攻击就逃之夭夭，吴圣兆被部下出卖，身死东市。倒是江南缙绅沈廷扬的表现颇有意思，他明明可以跑掉，却大声向搜捕他的清军叫喊，称自己是鲁王朝廷里的监察官。被俘后，在苏州受审期时危言耸听地渲染江南文人在起义中的作用，最后心满意足地当了烈士。他的那番书生无所不能的言论还真唬住了八旗统领，让他们对南方文人满腹狐疑，进而对书生实行起严厉的惩罚政策。

因而，起义前就离去的陈子龙再无前时幸运，此刻精神过敏的清廷一定要捉住他，而一个文弱书生哪里能逃出重兵布下的天罗地网，不久，陈子龙被俘，受审时他镇定自若，未失文人风度。在押往南京途中，陈子龙“挣脱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洪业》，第262页）

江南终于安静了下来，静得死气沉沉。怀着凉透的心，劫后余生的书生们从战场上退回书斋，其心境大抵如诗人阎尔梅所云：“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洪业》，第233页）其实到了这个地步，书生文人们在心里已经承认：大明朝气数已尽，江山易主了。

作品相关介绍 一代名儒朱之瑜

朱之瑜朱之瑜（1600～1682）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汉族，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二次奉诏特征，未就，人称征君。清兵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在日本有一定影响。朱之瑜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

中文名：朱之瑜别名：朱鲁玙、朱舜水、征君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余姚人出生日期：1600年逝世日期：1682年职业：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主要成就：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之一代表作品：《朱舜水集》逝世地：日本国东京学术特点：实理实学、学以致用

目录

人物生平绝意仕进反清复明东瀛讲学归葬异国学术主张育才观点学术影响阳九述略著述名录代表作品名言诗作展开人物生平绝意仕进反清复明东瀛讲学归葬异国学术主张育才观点学术影响阳九述略著述名录代表作品名言诗作展开编辑本段人物生平绝意仕进朱之瑜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曾祖名诏，号守愚。祖父名孔孟，号惠翁，一生曾三让皇恩不受。父亲朱正，字存之，号定寰，皇明诏赠光禄朱之瑜彩像大夫，上柱国，并授总督漕运军门，但未任。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之瑜排行第三。朱之瑜8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甚至影响其读书为学。长兄朱启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武进士，后升任至南京神武营总兵，总督漕运军门。朱之瑜就随任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和武进学者礼部尚书吴钟峦等为师，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而朱之瑜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朱舜水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於关心社会民生，并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崇祯十七年（1644年），朱舜水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今景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这时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之瑜，并奉了皇帝的诏命特别征召他，他不就任。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征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荆国公方国安再次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他还是不就任。一年内三次拒绝征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无人臣礼”罪追缉。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为掩护。

反清复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福王出走，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投降清军。福王败亡後，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朱之瑜画像建，杀了唐王。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后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筹饷，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由于日本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鲁王监国五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朱之瑜再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寇白刃合围，*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誓死不降，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后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之瑜的最好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栩死事最惨。之瑜在海外闻知后痛言“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监国九年（1654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之瑜。但因其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今厦门）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急于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于在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馀日。安南国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学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礼，朱之瑜直立不肯跪。差官举杖画一“拜”字于沙上，之瑜乃借其杖加一个“不”字于“拜”字之上。安南王便当着朱之瑜的面，杀了许多人威吓他，朱之瑜始终没有屈节，真正做到临危不惧。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顺治舜水先生彩像十七年（1660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于是即刻动身，于十月十九日返归厦门。明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驻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再次凄沧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这年冬，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朱之瑜为安东守约“执礼过谦”的恭敬、“见解超卓”的学问所动，复信安东守约。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则国破家亡，故国“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喜则“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表达了他有意将圣贤践履之学传于这位异国弟子的心情。正如梁启超所说，此“为先生讲学之发轫”。安东守约等人为其在日定居奔走。最后得日本政府批准，破40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租屋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东瀛讲学朱之瑜定居日本时曾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仅是为了蹈海全节。康熙四年（1665年），他在长崎正准备购地躬耕之际，日本国副将军（大将军德川家纲之叔父）、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庠序，旧称，古代指地方学校），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今东京）去讲学。朱之瑜竭力谦让，朱之瑜日本塑像但是，当他听安东守约等人介绍“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之后，答应了德川光国的要求，表示“至若招仆，仆不论禄而论礼”。翌年六月，朱之瑜抵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德川光国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德川光国欲为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末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辞。在德川光国影响下，日本学者、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从此，朱之瑜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他曾去信远在柳川的安东守约介绍讲学的盛况。康熙九年（1670年），日本初造学宫，朱之瑜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豆、登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康熙十一年（1672年），德川光国设置彰考馆，由之瑜门生安积觉任主编，聘请之瑜指导，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其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德川光国对朱之瑜敬爱有嘉，就任藩主之际朱舜水也随同前往江户，朱之瑜与同为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安积澹泊、木下道顺、山鹿素行结为好友，并对水户学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归葬异国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朱之瑜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疮，卧床不起。明年四月，即顾炎武辞世三月后，朱之瑜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83岁，葬在历代水户藩主的墓地瑞龙山（茨城县常陆太田市），为了纪念他不忘故国，墓特地建为明朝式样，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谥“文恭先生”。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朱舜水死前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企图恢复国家的经费。其日本学者今井弘济、安觉济为他们的中国老师写下悼文：“呜呼先生，明之遗民。避难乘槎，来止秋津。寤寐朱之瑜日本墓葬忧国，老泪沾巾。衡门常杜，箪瓢乐贫。韬光晦迹，德必有邻。天下所仰，众星拱辰。既见既觐，真希世人。温然其声，俨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借，家保国珍。函丈师事，恭礼夤宾……”在他死后周年时，安东守约在祭文中哭道：“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谁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朱之瑜死后，德川光国派人整理了他的遗稿、正德五年（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东京大学农学院内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朱舜水先生临终之地）的石碑。日本汉诗长老小野湖山在青年时代访水户谒朱舜水墓时曾作过一首《朱舜水先生墓》：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编辑本段学术主张朱之瑜朱之瑜的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常谓“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上，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学术于日本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学者以师事朱之瑜为荣，比拟为“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学生遍布日本，最著名的有历史学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东守约，日本儒学古学派的奠基人、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德川家康的孙子、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德川光国，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山鹿素行、木下顺斋等等。朱之瑜一生著述不甚多，但几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他对明朝的八股取士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哗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他还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机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他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不佞视贵国人，……尝怪周虓，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编辑本段育才观点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视中外为一体，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断增加，并曾公开讲学。他向日本弟子表示，“不佞于仲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朱之瑜塑像凡遇英才，乐于奖进，”门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硕儒和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以及朱之瑜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景。在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才贤秀出”，可以为孔、颜，为尧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儒）教未兴，存在问题。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他所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日本后来“尊王一统”的事业有一定的影响。朱之瑜“自幼食贫”，多能“鄙事”。他传艺传道，诲人不倦，又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勉励日本弟子，表达了他的育才观点，关于教人之道，他认为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学问之道，贵在实行”；“立志当如山，求师当如海”；这是一定不易者。因弟子“资性”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予以不同的启示，这是因人而施者。他重躬行实践，却不废读书，因为书能益人神智。对于读书之法，他则认为读史应先于读经；史书文义较浅，于事情又近，于事理吻合，读之易懂。这些都表现了他着重实功、实用的精神。编辑本段学术影响德川光国[1]之所以能开创独树一帜、颇有成就的水户历史学派，是和朱之瑜多年的教育、熏陶分不开的。朱之瑜在日执教，对水户藩和加贺藩影响最大。安积觉、今井弘济、小宅生顺等都是经德川光国介绍对朱之瑜执弟子礼的。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很敬重朱之瑜，执弟子礼，所以他的属臣均拜朱为师。加贺藩的属臣奥村庸礼等人还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刚伯、下川三省几个儒生介绍到朱的门下。朱之瑜行书后来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五人先后成了朱之瑜的近身弟子，并负起年事已高、不谙日语的老师的起居照料、侍奉，对外应酬、联系之责。这五位弟子中数安积觉日后成就最大，和德川光国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他13岁从师朱之瑜，接受蒙学。后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而中辍学业。安积觉成年后，回忆起自己之所以能学有成就，是因为当年先生“课程严峻，晨读夕诵，故至今不忘耳”。朱之瑜很喜欢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亲自为他题写一本作业簿，督促他“逐日书其功课”。安积觉到了晚年还告诫其孙辈：（舜水先生的）“片言只字，皆藏而宝护之，凡吾子孙，当敬之如神明，其有沦落丧失者非吾子孙。”朱之瑜对其他几位近身弟子也尽心尽力，爱抚备至。他见下川三省“温存淳谨”，“抚之如慈母，督之如严父”。学生五十川刚伯学有基础，朱之瑜怕他“读书难入易出”，鼓励他不要虚费韶华，更上一层楼。服部其衷初投朱之瑜门下，因思乡不安心学习，朱之瑜既不急促，也不为他祚病所惑，严格要求，一个月后服部其衷学业大进，和老师的感情也日厚笃深。朱之瑜在日本从事教育20余年，其间，或执弟子礼，或从其质疑问学的学生远不止上述几位。学有成就的，还有林春信、佐左宗淳、人见传等人。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编辑本段阳九述略朱之瑜定居日本後，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後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这篇著作共分四章。第一章题名“致虏之由”。舜水认为日本绘制的朱舜水像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所以人们穷年皓首于猎取华词、埋头哗哔之中，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第二章论“虏势二条”。一条论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致虏披猖；二条论虏入中原後，搜括徵发，使天下骚然。第三章讲“虏害十条”。舜水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状有：1.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2.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3.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4.签发舵梢之害。5.内地有签派船料、搬运木植之害。6.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7.仕宦有配发上阳堡、甯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8．买官但计有钱，不问色目之害。9.打老鼠之害。10.拆房屋之害。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舜水举例说：“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繈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篇末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之情，力透纸背。这篇著作书写完毕，舜水拜托他的日本至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谓“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备史官野乘。”编辑本段著述名录朱之瑜塑像《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朱舜水集》上、下朱谦之编《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徐兴庆编编辑本段代表作品名言教育为立国之本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满盈者，不损何为？慎之！慎之！

诗作「漫兴」远逐徐生迹，移舟住别峰。遗书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避地日本感赋」其一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其二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作品相关介绍 长崎五岛资料

平户市是过去是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出发据点，也一度成为倭寇的根据地。从16世纪开始，陆续有来自欧洲的商船进行贸易，因此先后设置了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贸易商馆，在江户时代初期，都是日本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直到日本锁国，日本将所有贸易限制在长崎港为止。

江户时代后期，也曾经是日本的捕鲸主要据点。

平户市是王直后代居住地和郑成功的诞生地

历史五岛过去曾是日本遣唐使船只从日本前往中国的过程中，在日本的最后一个停留港口。

1603年起，属于新设立的福江藩管辖，废藩置县后成为福江县，后又并入长崎县。

年表1526年：江川城完成。

1540年：中国海盗汪直移居至此。

1603年：福江藩成立。

1614年：江川城因火灾而毁坏。

1863年：石田城完成。

1871年：废藩置县，改设福江县，后又被并入长崎县。

1889年04月01日：实施町村制，现在的辖区在当时分属：南松浦郡福江村、奥浦村、崎山村、本山村、大滨村、桦岛村、久贺岛村、富江村、玉之浦村、三井乐村、岐宿村、奈留岛村。

1919年10月01日：福江村改制为福江町。

1922年09月01日：富江村改制为富江町。

1933年11月03日：玉之浦村改制为玉之浦町。

1940年11月03日：三井乐村改制为三井乐町。

1941年04月03日：岐宿村改制为岐宿町。

1954年04月01日：福江町、奥浦村、崎山村、本山村、大滨村合并为福江市。

1957年03月31日：桦岛村被并入福江市。

1957年11月01日：久贺岛村被并入福江市。

1957年11月03日：奈留岛村改制并改名为奈留町。

1963年：福江机场开始营运。

2004年08月01日：福江市、富江町、玉之浦町、三井乐町、岐宿町、奈留町合并为五岛市。

作品相关介绍 长崎寺庙

兴福寺日本法相宗大本山。位于奈良市登大路町。天智天皇八年（669），藤原镰足之嫡室镜女王继镰足遗志，于山城山阶村陶原（今京都市山科区东野之地）建立山阶寺，安置丈六释迦像。此即本寺滥觞。天武天皇元年（672）将此寺移至大和高市郡厩参（今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剑池附近），改称厩参寺。和铜三年（710），迁都平城京之际，藤原不比等复移寺址至现地，且易名为兴福寺。此后，随着藤原氏之隆盛而兴隆，成为南都七大寺之一，并为法相、俱舍教学之中心道场，人才辈出。平安时代，兼管春日社，威势更盛，拥有庞大之庄园与僧兵。镰仓、室町时代以后，由于兵乱频仍，僧众纷纷自立门户，庄园又多为募府所收回，故寺势逐渐衰落。明治维新之际，百余塔头尽皆废绝，乃隶属于真言宗。明宗十五年（1882）独立，成为法相宗大本山。自天平宝字元年（757）慈训担任别当以来，本寺寺务由别当、权别当管理。中世以降，别当一职由一乘院、大乘院两门迹轮流担任。又，本寺多次遭回禄之灾，现存建筑物有中金堂、东金堂、南圆堂、北圆堂、五重塔、三重塔、大御堂（菩提院，俗称十三钟）等。其中，北圆堂、三重塔为镰仓中期再建；东金堂、五重塔则为室町初期再建。本寺寺宝丰富，现存国宝、重要文化财级之贵重文物多达百余件。

日本长崎市内的有三大唐寺——南京寺、漳州寺和福州寺。日本长崎的妈祖堂的最大特点是由商人“商会”先建妈祖堂，然后把它拓建为佛祖和妈祖合祀的寺庙，把妈祖奉祀在寺庙中。而其目的在于祈求生意兴隆、海上平安。同时，利用神祈的节日活动加强与日本团结，对日本的民俗起着深远的影响。后来日本商船上也安放了中国妈祖的神龛，作为海上航行的护船神。

福州崇福寺还是日本长崎崇福寺的祖寺。明崇祯二年（1629年），该寺超然和尚东渡日本长崎圣寿山建“圣寿山崇福寺”，并为该寺第一代住持。以后，该寺与祖寺时有往来，关系密切。寺内有舍利塔两座，其中一座为古月和尚墓塔；另有碑刻一块。

黄檗宗为中国明代高僧隐元隆琦禅师于1654年来日本后传授弘扬的禅宗之一派。尽管继承了临济宗的流派，但直到获得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许可在宇治兴建了黄檗山万福寺之后，才使黄檗宗得到正式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