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页

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Ｋ．Ａｒｒｏｗ）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１５）。“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１８９０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ｍｅｒｇｅｒ），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１６）。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１７）。

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ＤａｖｉｄＮｏｂｌｅ）的研究，数控机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ｙｔｏｏｌｓ）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ｐｌａｙｂａｃｋ”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１９４６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的工程师霍姆斯（ＬａｖｅｌｌＨｏｌｍｅｓ）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１８），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ＰｅｔｅｒＤｒｕｃｋｅｒ）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１９）。“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１９８３年以来，美国已经有２７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２０）。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ｓａｔｕｒｎ）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ｔｅａｍ）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２１）。



将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联系起来，如前述麻省理工学院托马斯教授所论说，很容易引起我国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这恐怕是由于“灌水”和“十年”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２２）。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船中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ＦＭＳ）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

“技术分工”与工人技能生产组织生产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要求原则批量

－－－－－－－－－－－－－－－－－－－－－－－－－－－－－－－－－－－



福特主义一一对应不熟练被动服从命令大批量经济**

－－－－－－－－－－－－－－－－－－－－－－－－－－－－－－－－－－－



后福特主义不一一对应熟练无库存生产可大可小经济民主

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品质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质量、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工资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质量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二十八画生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二十八画生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二十八画生对于“在远东”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２３）。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则天下就大乱了（２４）。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２５）。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ｏｉｋｏｓ）和“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ｓ）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２６），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八画生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二十八画生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２１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正文 俄文文献 ——有关江东六十四屯的记述（摘译）

更新时间:2011-9-15 9:01:49 本章字数:4248

集录校译者薛衔天

《亚洲地理、地形和重要统计资料汇编》第31卷的有关记述

从结雅河口至尼兹缅娜娅村,是阿穆尔河左右两岸、也是该河全部流域人烟稠密之地。据瑷珲条约,阿穆尔河左岸上述地区内,有中国臣民定居,他们属于中国国籍并由中国当局管辖。这些居民占据了阿穆尔河左岸由结雅河口至尼兹缅娜娅村的全部平川,还占去该河左岸小山丘上的一部分平坝顺江流量直线长度为66俄里,宽（由河向陆地量）为90俄里,总面积为,1400平方俄里。在这段上地上（结雅河和阿穆尔河沿岸）,只有两个俄国居民点：农户居民点弗拉基米洛夫卡（在结雅河岸,距入阿穆尔河口7俄里）和哥萨克居民点尼兹缅娜娅阿穆尔河左岸,与中国满族村屯南部边缘相邻,建于1858年。在中国臣民占据的左岸,平方俄里1400的平川和由结雅河口至尼兹缅娜娅村的一部分平坝上,1881年有中国臣民14000,人（男女合计）,其中汉人8600人,满族人4500,和达斡尔人900人,①这些居民共1266户,分住于63个居民点。满族村屯有小霍尼呼尔哈（距结雅河口5俄里）、大霍尼呼尔哈、下霍尼呼尔哈、图格敦（大年吉房屯）、布尔多、莽葛（莽奈）、西普奇、旧缓挥、色尔干洽（白旗屯）、莫勒列（马拉屯）、必拉（必拉托克索）、段奇法、布拉满嘎、达普哩耶、托列尔哈达（尼兹缅娜娅上2俄里处。其余的48个村屯位于平川深处和一部分位于平坝上,他们的土地也和俄国居民点的土地邻界。据1858年测绘的地图,在阿穆尔河左岸的尼兹缅娜娅村以下还有一个满洲村屯一康桥子（尼兹缅娜娅村以下10俄里）,但现在它已不复存在,其居民已迁到尼兹缅娜娅村上面的平川去了。②

俄国总参谋部编《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31卷,1888年出版,第183-186页

二、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的记述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住有不归我们管辖的汉人、达斡尔人和满人。少数达斡尔人和满人已经完全汉化了。无论语言、风俗上,还是服装上,他们和纯粹汉人在实质上并无差别。据瑷珲条约第一款规定,左岸满人归属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即他们仍为中国臣民。毫无疑问,穆拉维约夫伯爵认为,重要的是将阿穆尔河从中国取过来归属于俄国这一主要问题确定下来而其他局部性问题,比起作为这位国务活动家一切行动基础的宏大任务来,乃是微不足道的,他完全未予置理。他坚信,随着主要问题的解决,局部性问题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在签订北京条约时,伊格纳切夫伯爵关于俄国新界的第一条末尾是这样措词的“如果在上述地方有中国人居住之地,则俄国政府承允他们留住原处,并准其照常从事渔猎。”这样,北京条约对瑷珲条约的第一条作了有利于国的解释,即承认阿穆尔左岸中国满族居民所占的土地是俄国的领土,只是承担这样的义务不阻碍条约签订以前居住在这块领土上的中国臣民利用在订签前他们所利用的土地。③现在我们来叙述州内这些自治居民的状况他们在长66俄里的阿穆尔河左岸的居民点耕种的土地,伸入内地不过20俄里,共占地约1400,平方俄里。在63个村子中,1883年只有37个具有村落的性质,其余的只是几所房子,2-4个或单独的地营子。在上述37个村子和26个屯子中,据1883年详细统计,共有1266户,13923名居民,他们有5390,匹马和,4008头牛。

谢苗诺夫主《关丽的俄罗斯》,第12卷,1895年彼得格勒出版,341-342页

三、马丘宁《关于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的汉人和满人的报告》节译

1860年11月31日签订了北京续增条约。这一作为最后的、更加完善的并包含了瑷珲条约全部内容的条约,从法律观点上说,与任何法规一样,是唯一能够执行的条约。但是,假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脱离法律原则的话,那么,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切夫解开了阿穆尔斯基伯爵不意之中打成的结子。整个瑷珲条约是由三条规定组成的。第一条规定了新国界,以及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东南至海的领土为共管土地。第二条按条约划在阿穆尔河左岸的二、三千满族人给予没有先例的特惠。第三条说明俄中两国人在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互相贸易的权利和只准俄中两国船只在这些水道上航行。第三条至今尚未实现,虽然1881年彼得堡条约的第18条曾规定两国政府将签订有关实施办法的协定。剩下的前两条是关于被割让给俄国的领土和居民的。伊格纳切夫和恭亲王一样,在确定第一条的措词时,手头曾有过、而且已即是现在所提到的第一条的基础材料,无疑,意见详细地交换过了。如中国使臣曾想并且可能使其政府对划归俄国的居民行使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固定下来的话,那么在1860年的条约中对此能不作出保留吗但是,完全相反,经过对第一条文义仔细研究以后,我们看到了,该条肯定对瑷珲条约第一条规定得不甚清楚而且不符合国际基本准则的措词（但愿这不是对阿穆尔斯基伯爵的责难）作了解释。这里已经完全明确地划定了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会（汇，原文为会，应为汇）合处到太平洋沿岸的国界。因而不仅巩固了俄国对穆拉维约夫伯爵划为共管的大片领土的所有权,而且还明确地划定了俄罗斯帝国版图的起点。接着,它又明确了俄国政府对同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到鞑靼海峡和日本海之间的领土一起划归俄国的居民的义务。

兹将条约原文援引如下“如果上述地方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地,则俄国政府承允他们留住原地,并准其照常从事渔猎。”毫无疑问,在签订瑷珲条约时,这些满族人经在从事农业（这在满洲各地是很盛行的）,虽然地方行政机关向巾央政府表示满族人只靠渔猎为生。北京的大臣们最初得到真相是在1880年,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关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事务,并派出使臣（吴大徵和李金墉）调查国家资源。令使臣们惊异的是,在想象中是荒僻猎场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大量储藏的粮食以及汉人与满人繁荣的村庄。由于汉族移民不断的大量涌来,满族人都被汉族人同化得忘掉了本民族的语言,而且由早先威严的军人变成了和平的村民。因此,设想北京条约第一条的原则只与至今仍在阿穆地区游牧的异族人有关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条文中使用了（中国人）“村屯”这个字眼,而不是游牧住地。很清楚,这些满人的命运与其他居民已归于一样,否则,对他们一定会订出保留条款,并规定他们在满洲政府的管辖下居住在我们这里的权利,正如（北京条约第四条）没有漏掉瑷珲条约第二条有关贸易一节的规定一样。在此不妨顺便指出,无论是瑷珲条约,还是北京条约,都没有规定划归俄国的中国入可以无偿地利用土地的权利。看来,为了执行条约的规定,我们的阿穆尔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公布北京续增条约,对居住在结雅河与霍尔莫勒金屯之间的满人进行登记,并使他们与通古斯人、鄂伦春人以及其他异族人一样服从俄国的法律。④即使按照承认左岸满族人根据瑷珲条约有特殊权利的曲解（不幸这种曲解至今仍在流行）,通过普遍登记的办法确定户数并编制户口清册,同时不仅禁止外来的中国居民,而且禁止当地人重新占有土地是适宜的。不幸,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完全相反。由于满人归瑷珲副都统有名无实的合法管辖,阿穆尔当局不认为自己对他们负有责任,对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不断扩展他们所占的土地毫不留意。正如中国人由于担心和俄国人发生战争而恐惧一样,我们只是从80年代才更加注意和谨慎地对待邻居,而不得不了解异族的居民。他们威胁过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并对我们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例如,1880年破坏了电报局。为此,外交大臣先生向皇帝呈交了奏折,即应当让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的满人意识到他们应该服从我们的官员,至少要象服从中国的官员一样。这是俄国驻北京的临时代办、高级文官凯相德曾为此事提出过的意见。在得到皇上的赞同以后,通知了东西伯利亚总督,并因此采取了一些旨在阻止满人地盘进一步扩大的措施。为此曾正式划了界,据有关人员称,其面积为州内最好的土地计10800俄亩⑤。在瑷珲条约签订20余年后,对这些居民终于进行了登记,但由于人员不足,对这一尝试也未能进行到底。但是收集到的不完全的资料都表明一些十分有趣和完全意外的结果。

在我岸阿穆尔州的重要行政中心近旁竟有14000多名不属我们管辖的居民,其中有满人4500名,达斡尔人约,1000名和汉人9000,多名（汉族人数,据阿穆尔州总督谢尼也夫少将称,目前至少增加了一倍）。这样,在阿穆尔州不仅承认了据瑷珲条约与领土一起划归我国的满人的自治,而且对瑷珲条约倒霉的第一条内未曾提的达斡尔人和后来迁入的汉人也给予了同等的权利,这就违背了北京续增条约、1891年关于禁止外国人占有边境地区土地的法令,更违背了国家法律和国际法的精神与准则⑥。关于我们有权不执行瑷珲条约有关满人的规定,我们提出的由是否足以令人信服,但对以下两点未必有一点怀疑⑦一、鉴于援挥条约未规定无偿利用土地,我们有权向满人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二、在1883年根据我的倡议通过立法程序废除了在我们这里对犯有过错和犯罪的中国人治外法权以后,我们也应当使这些满洲人服从我们的民事和刑事法律。因之,即使由于年代久远和问题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以及由于某种原因不便对这些满人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但无论如何,我们并未失去监督他们的行为和从他们那里为国库增加一定收入的可能性。当然,由于完全不可能指望同化他们,最理想的办法是用志愿离开我们而回国的家庭发补助金,将他们迁移入境。⑧至于提到的达斡尔人,特别是构成居民大多数的汉人,他们是无条件归我们管辖的。清国没有任何理由保护他们的任何特殊权利和要求对他们优待。

为了更顺利地解决这些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害、因而是不受欢迎的居民的问题,需要经费。我认为最有利的是在立即着手将他们迁移出境的同时,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总共每年可收入不下13-14万卢布。当我想到要管理这些向瑷珲副都统缴纳肯定是很大一笔收入的居民,并认为这些居民必须无条件服从俄国政权时,就预料到与满洲当局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执,似乎必须即刻在阿穆尔州设立边界官⑨我们的行政机关对于我们这些定居的满人和汉人所处的反常状况部分原因是缺少这种官员。应授予这种官员大体上相当于地方官的权力,并使他们们能够毫不困难地、及时地实施既定计划,以期今后通过逐渐向满人赎买土地并使他迁移出境的办法,容易地解脱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否则,随着行政机关无所作为的间的延长,这个问题势必将越来越麻烦。

（俄国总参谋部编《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58卷,1894年彼得格勒出版,第33-39页）

正文 《阿穆尔州定居的异族居民》节译

更新时间:2011-9-15 9:01:50 本章字数:2091

格鲁姆一一格尔日麦罗著

现在我们来叙述阿穆尔州内这些自治居民的现状。他们占有阿穆尔河岸66俄里长的地带,他们的居民点和耕地伸入内地20来俄里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1883年第14期第1、2号附件,第1页,纳札洛夫著《阿穆尔州内的满人、达斡尔人和汉人》）,总共占地面积为1400平方俄里。⑩在63个满人村屯中,1883年时只有37个具有村庄的性质,其余的村子都是集在一起或分散开的2-4所房子的地营子。属于第一类的有：

……

根据纳扎洛夫(总参谋部中校纳扎洛夫的详尽著作“关于阿穆尔州的中国臣民简记”及插图和一幅地图在阿奴钦的珍贵出版物“关于东西伯利亚行政的正式文件集”中公布过,后来成为珍本图书,因为多年来出版的份数有限)的详细统计,在所有上述37个村子与26个屯子中,1883年有1266户,男女居民,13923人;他们共有耕

畜:5390匹马和4008头牛。据我们所知,以后对满汉居民未再进行过统计,因此1884一一91年州统计报告中重复着14000人这个数字。这些居民中有多少属于达斡尔族,多少是满族和汉族,是很难统计的。因为所有三个民族由于互相杂居,一般已汉化得很厉害,所以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期所引用的数字对三个民族中的每一民族都没有意义,这样,按着这些数字来判断那个民族(如达斡尔族)减少,那是不正确的。但是因为纳扎洛夫详细标明了哪个村庄居住着达斡尔人、满人和汉人,所以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达斡尔族各村中居住着男女计1700人,在满族各村中有4400人,而在汉族各村中则是其余的7900人。

如我们在统计各村时所看到的,满、达、汉族各村分布在三种类型的地方:1:(应为顿号)毗邻阿穆尔河低地的山麓地带,其边缘从布敦达村循结雅河至阿穆尔河岸上俄国的尼兹缅娜娅村,在此直抵江的主河道；2、阿穆尔河河岸；3、延伸在山麓地带和阿穆尔之间的低地。在山麓地带分布着上述村庄中的9个,共有460户,约,5000居民。这些在这一带占有160平方俄里的土地,以三角形深入俄国的格尔沁乡的土地,并有一部分是他们在不久以前侵占的。在有着极好黑土的山麓地带,由于满族、汉族人实行轮作制,所以他们的农耕土地占满了这一地带。在阿穆尔河河岸分布着上列以后的15个村子（10-24）有330户和4100人。其余的13村位于低地上,在山麓

地带的边缘与阿穆尔河主流之间。其中有416户和4900,个居民（包括分散在这一低地上的许多房子）。在低地上满、汉人的田地只分布在较高的、不受水淹的地方,同时低洼的、不便于耕种的地方一般都被避开了。正因为如此,所以瑷珲的纬度以北,在山麓地带边缘与阿穆尔河沿岸之间,满、汉人的村庄稀少,而在格尔沁附近则相反,那里有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所以集中了大量的满、汉居民,有着辽阔的耕地。

总之,山麓与阿穆尔之间,从结雅河口至尼兹缅娜娅村的低地,在1885年以前一查由上述满汉人的村子（10-37）的居民利用,不得侵害；只是在中国村子之间的空地有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俄国格尔沁乡几个村子的居民毫无阻碍地割过草；实际上,在这块地方中国巨民与俄国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争议。在山麓地带则不同了。满汉居民在这里经常竭力夺占土地,并尽量向内地扩展自己的领土,这是由于在山麓地带的边缘有9个中国村庄所促成的。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奴钦于1884年所采取的一系列理智而坚决的措施结束了这些夺占领土的行为。这些措施首先在于正确划定俄国政府让居住在阿穆尔左岸的中国臣民利用土地的边界。这样限定的土地不是以前所估计的145800俄亩（折合1589.2平方公里）而一共只有108000俄亩（折合1177.2平方公里,就是承认了满汉居民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在1883年12月9日“关于杜绝瑷珲条约留在阿穆尔河左岸的中国居民向阿穆尔州内扩展占地的可能性的决定”中对总督的命令有特别详细的阐述）⑩边界是犁成两条深沟,有些地方挖了界坑,但由于这些地方完全没有树木,所以未能立界桩。只是在阿林沟,即在满人夺取的土地向山麓地带的俄国土地深入最远的地方,才遇到了实际困难。在这里不得不从满人那里划出他们不久以前占去的耕地。边界是靠总督在山麓地带修筑的道路和电话线路划定的,同时所有的驿站当然都设在俄国的领土上。并规定避免在满仅族人的耕地上设立电杆。另一方面,在上述阿穆尔河岸66俄里长的领土上,有些地方设有哥萨克哨所和设有渡口。最后,为了可靠地保卫这些永远取消了满汉人占有权的土地,将这些上地分给愿在自己的土地上筑地营子居住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小市民和莫罗勘教徒。他们出生于沃龙涅什省,他们在那里完全务农。这种一系列的地营子及俄国格尔沁乡的新村成为防止阿穆尔州的满汉人向内地扩张的保证。虽然不确切知道,自从俄国人占领了阿尔河左岸以后有多少满、汉人迁来,但在1884年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未必可能还有这种迁移。很显然,条约规定我们要保持俄国人占领阿穆尔州时在阿穆尔左岸的满、汉人占有他们当时所利用的土地,但条约绝对没有规定我们应该接受新中国迁到俄国领土上来的人。

正文 王亚樵与斧头帮

更新时间:2011-9-15 9:01:50 本章字数:12829

响应辛亥革命，在合肥宣布独立

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于1911年辛亥TF了清王朝，是年王亚樵25岁，与乡人李元甫、王传柱、张朝阳、李小一等，响应中山先生革命主张，与柏烈武接洽，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合肥李文忠公祠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事有凑巧，是时亦有孙品骖由同盟会上海总部领到委任来肥，与巡防营季光恩、团练使袁斗枢，亦在合肥大书院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自任司令。两派人枪实力，均不相上下，王亚樵等主张开李府仓房，封李府典当，以作军饷，及赈济贫民。孙品骖等主张暂维持旧有土豪劣绅和士大夫阶级。因而两派意见不合，时相龃龉。后孙品骖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枪杀。王亚樵因下乡集合队伍，未遭难，因而亡命南京。王亚樵

加入社会党，被军阀通缉

王亚樵因在南京见到江亢虎组织中国社会党，颇符志愿，即加入社会党，受命负责安徽支部。旋于1912年秋回到安徽，与全椒人刘大魁、巢县人丁鹤龄、怀宁人蒋非我、合肥人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许习庸、芜湖人杨柳堤等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庆、芜湖各地，成立县支部，安徽总支部设在合肥撮镇夏家祠堂，因王亚樵一向长于演讲，富有组织能力，所以各县加入者颇众。他的生活很朴素，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奔走不遗余力，卧稻草、吃残饭，是他常事，处世接物，非常诚恳，因此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北洋军阀皖督倪嗣冲称社会党为“乱党”，下令通缉。丁鹤龄遇害，王亚樵于1913年秋率领一班同志，出亡上海。到上海后，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贫困不移其志，继续寻求革命，结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DD社会上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实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

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见到段祺瑞违反民意，义愤填膺，以gmd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当被孙中山先生批驳曰：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TF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后中山先生由上海回到广东，重组军政府，王亚樵亦随中山先生到广东，供其驱策。民国21年冬，在为纪念中山先生而召开的展览中山先生遗墨大会上，展有王亚樵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一书，言多激烈，是以后人皆称王亚樵是gmd中极左派人士。

跟随韩恢反对江苏军阀李纯

民国建元以来，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国中土地，军阀割据。李纯霸占江苏，无恶不作，同盟会员韩恢有见及此，号召一班有志之士，共同反对李纯，实现中山先生政策。是时中山先生去日本，王亚樵到上海，对韩恢主张，甚为钦佩，因而与徐州人胡抱一追随韩恢到苏北、洪湖一带组织军事实力。不料李纯探得韩、王已离沪，遂于上海新、申两报发布通缉令，说王亚樵、韩恢离沪，图谋不轨，严饬各地军警缉拿。结果，韩恢被李纯捉拿解南京殉难，王则暂息隐于其故乡合肥磨店集。以后王亚樵到上海创设复炎小学，即是纪念韩恢革命精神不死，其复炎二字，是韩恢生前别号中国暗杀王

。

把安徽军阀张文生轰下台

1920年9月，军阀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贪污腐化，不顾皖人疾苦，在安徽各地遍设厘金关卡，剥削人民，以供挥霍。王亚樵于1921年到安庆，见到张文生如此不法，即与许习庸、何哲仁、周无为、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阚培林等在安庆宣布，为促进中山先生民权革命，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并主张安徽军政分治，不得由武人兼掌政治，电北京政府，要求皖人许世英主皖，北京政府深知张文生在皖不得民心，激怒皖人，准予所请，于1921年9月特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王亚樵得讯后，即邀请安庆各界人士，前往码头欢迎许。因此张文生恨王亚樵入骨，碍于法律不能明捕明杀，特令其亲信副官张醒黄暗中逮捕杀王。而张与王有旧，曾得过王之恩惠，不忍下此毒手，遂走告王，速离安庆，以免杀头之祸，王亚樵闻之，即与郑青士、蒋非我化装登轮，再次出奔上海，通电反张，周旋年余，张始离皖。

反对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贿选

1923年，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军权在握，通过贿赂曹锟“当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命令在沪gmd元老柏烈武反对曹、吴，王亚樵接受柏烈武指示，与洪东夷、徐锡麟、李小南、关芸农、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程德源、魏曙东、邓宏铭、丁子谷、席文翰、郑益庵、殷爱棠等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安徽劳工总会、公平通讯社等反对曹、吴的宣传机关，集合上海市民、工人、学生yx示威，并令合肥人郑益庵伪装曹锟，使众人指骂和鞭挞。曹、吴在北方得悉，怒甚，电上海当局，指王亚樵、洪东夷、徐锡麟为匪，着就地拿办，王、洪、徐机警过人，终未遭其毒手。嗣后王亚樵见到口诛笔伐无济于事，乃联络浙督卢永祥，以军事实力，TF曹、吴，这是王亚樵开始于军队活动事业。

刺杀淞沪警察厅厅徐国梁

1923年，南方gmd决定联络张作霖、段褀瑞共同出兵，讨伐曹、吴。特派王亚樵负责联络。王亚樵亲自到浙江见皖系卢永祥，接洽出兵，当由卢永祥慨允负责，但提出意见，如要我讨伐曹、吴，必先击溃苏督齐燮元。击溃苏督齐燮元，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是齐亲信，现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又兼是准备攻浙前敌总司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因见卢提议合理，遂允卢先杀徐，后攻齐。王亚樵由浙回沪，即召集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各怀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果乘其自备汽车来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由郑益庵、朱善元各抽出手枪向徐国梁要害袭击，延至次日，徐不治身死。王亚樵因杀徐得手，复到浙报卢，卢对王非常器重，不但允王出兵，并委王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为王练兵之地。王即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二山之间招兵买马。当有方振武、余亚农、戴笠、胡抱一、胡宗南、黄文迪等，均受编任队长之职。迨至民国13年秋，卢永祥始命令王亚樵、杨化昭、臧致平、陈乐山、卢筱嘉、张载阳、潘国纲等率军讨齐。后曹、吴在北方得悉，即命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张载阳、潘国纲叛变，引孙传芳大军深入浙境，王因事危，保护卢永祥向沪杭线退却，孤军独守松江40天，因众寡悬殊不敌，始护卢退上海，后卢北上依附张作霖。除黄文迪率部投降改编外，方振武、余亚农部到北方投靠冯玉祥，后方发迹为皖主席，余为方之师长。戴笠、胡宗南，曾经胡抱一介绍加入王在湖州所成立将校队为队员，因而胡、戴均以王为师，对王执礼甚恭，后来戴笠得势，以蒋为师，与王形成对立，各走极端，王反常凯申，戴保常凯申，中间虽有几次经胡抱一从中斡旋未成。王后被戴笠暗杀。

在北伐战争中当安徽副宣慰使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gmd人分赴各地说服实力派人物，通电拥护中山先生。王亚樵随柏烈武去河南，于郑州晤见河南督军胡景翼，相语大悦，胡景翼拥护中山先生主张，并委任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未几胡病故，王亚樵不为胡部所容，遂离河南回上海。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常恒芳任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DD军阀。常恒芳偕李小南、郑青士等到太湖起兵，宣慰使署设太湖。王亚樵偕阚培林、刘醒吾等到洪泽湖起兵，副宣慰使署设高良涧（洪泽），有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接受宣抚，起兵千余人，待命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围困王亚樵于洪泽湖，相持数月，翌年春王亚樵率众分路突围，突围后仅余随从十余人赴南京。阚培林、张在中、殷爱棠、刘醒吾等突围至来安水口镇，被陈调元尾追擒获，四人惨遭活埋于水口镇。亚樵前期十多年活动，历经六次通缉，始终不渝其志。

四·一二后反蒋

王亚樵突围至南京，正值常凯申背叛革命，所谓“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常凯申倒行逆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无数革命志士遭无辜杀害，国共合作、三大政策一扫殆尽，北伐中道而废，至为伤感。南京中山公园“奠都典礼”大会，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大会，王亚樵在大会发表演说，大意称广州出师，直系吴佩孚主力虽被摧垮，盘踞东南的孙传芳虽被赶走，但大小军阀尤其北方军阀并未扫平。北伐乃总理遗愿，总理呕心沥血，实现国共合作，容纳**人，团结所有国人共赴北伐，兴师北上，军阀闻之而遁，望风披靡，北伐军所向无敌。一旦疑窦丛生，清共而容军阀，数以万计无辜革命志士、工人、学生惨遭杀害，戈矛所向非敌而我，亲者痛，仇者快，以胜始而以败终。亚樵乃一平凡党人，奔走北伐历有年数，借奠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言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无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并高呼：“DD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王亚樵演说，闻者无不悚然。常凯申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温剑刚指令侦缉队长湖北张三（名已忘记，张三是其绰号）于次日晨率侦缉队围亚樵寓所洪武街三号，入内逮捕亚樵，洪湖突围部众均带有武器，将侦缉队人员全部缴械，待亚樵脱逃，始发还武器放走侦缉队人员。王亚樵离开洪武街潜往陈铭枢处避难。陈对亚樵说：“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陈铭枢旋即密送亚樵前往上海，自此王亚樵与常凯申形成水火之势。

行刺陈调元未成，击毙张秋白

1927年以后，国内政局起了巨大变化，无党派进步人士、gmd左派，由反军阀转向反蒋。gmd内部各派系如胡汉民派、汪精卫改组派、太子派（孙科派）、西南派等，亦群起反蒋，但gmd内部派系反蒋，多为争权夺利，时反时合，利益均沾则合，权利冲突则反。亚樵是反蒋激进人物，自始至终不与合流，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靠常凯申，任安徽主席，继续作威作福。柏烈武、常恒芳33军驻安徽反受其排斥。水口镇阚培林、张在中、刘醒吾、殷爱棠等同志死难，亚樵至为悲痛，遂与33军军长柏烈武、党代表常恒芳商讨对付陈调元，王亚樵力主杀陈以慰死难同志。1928年秋某日，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乃由宣济民、吴鸿泰、王干廷、牛安如、刘德才等前往动手，但陈调元不在，宣济民等杀陈不得，当场击毙助陈做坏事的张秋白。陈调元闻张秋白被杀，惶恐万分，请求调离，辞去安徽省主席，由方振武继任。1929年前后各派反蒋兴起，王乐平（同盟会员）、柏烈武、刘芦隐（胡汉民派）、王亚樵、恩克巴图等联合反蒋。时有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伪装反蒋，加入王乐平为首的反蒋组织，从中破坏。

和方振武、石友三联兵捣蒋

方振武非蒋嫡系，受排斥，王亚樵约方振武参加反蒋。方在安徽有余亚农、鲍刚两个主力师及新编部队数万人。石友三兵驻浦口附近，亦非蒋嫡系，王亚樵与石友三有旧交，再约石参加。余立奎旧部第四独立旅旅长彭建国兵驻常州，余立奎约彭建国起义，彭遵余意。但军费无着，方振武将安徽凤凰井、金河、沿河、湾址四个厘金局交王亚樵充军费等用。但沿河、湾址两厘金局被杜墨林、朱雁秋两人侵吞，仅其余两局收入用于军费。王亚樵令其弟述樵拿三万元顶下上海亚洲饭店，将常州全部起义军人家属接至亚洲饭店居住，按月支给生活费用，免去家室之虑以坚其志。三路相约，石友三率部攻浦口，方振武兵出安庆沿江而下与石友三会合。余立奎赴常州率彭建国部沿京沪线直捣南京。后人称之为民国18年三路军讨蒋。赵铁桥叛变告密，常凯申闻讯，首将方振武骗至南京扣押，再派兵至常州围攻余立奎、彭建国，事出意外，余立奎战败被俘与方振武同关押于陆军监狱。彭建国逃沪。石友三无方振武后援力战，不利逃脱。二路军讨蒋宣告失败。三路军讨蒋，王亚樵居间秘密活动，未引起常凯申注视，蒋注意力集中于王乐平。赵铁桥为进一步求得常凯申宠信，媚蒋献策杀王乐平。1930年2月18日晚，赵铁桥于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乐平寓所杀害了王乐平。赵铁桥后被任命为上海招商局总办。王亚樵、常恒芳等悲痛王乐平死难，痛三路军讨蒋失败，恨赵铁桥入骨，决意杀赵铁桥为王乐平及讨蒋死难者复仇。王亚樵指派王干廷、夏绍恩、牛安如、费祥元守候上海招商局门前，伺机杀赵。是年7月24日上午8时许，乘赵下汽车进招商局无备，四支手枪齐击，当场击毙赵铁桥，附近巡捕见击赵势猛而避之，四人安全脱走。挫败常凯申在产米区实行“米照捐”1930年前后常凯申集中兵力“剿共”的同时，急需扩军对付西南反蒋战线，但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增加财政收入。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上海，联络上海反蒋人士，扰乱常凯申扩军备战计划。1931年常凯申令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在安徽芜湖、大通、大胜关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述樵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白、杜敬纶、雷可南、汤绍松、刘竹青等筹组“安徽旅沪学会”，首由该会发难。王亚樵暗中敦促安徽反蒋人士支持。“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烈武、许世英、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参加，发出通电，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等地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运不通，粮价高涨。常凯申被迫通过行政院长汪精卫下令撤销“米照捐”。“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常凯申扩军备战计划。常凯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行动。自此王亚樵与戴笠展开针锋相对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