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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九·一八事变，常凯申视国土沦亡而不顾，爱国将领马占山孤军奋战，捍卫国土，常凯申不发一兵一卒，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一·二八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19路军全力反击，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天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命刘刚、萧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等分任队长，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19路军供给民军400余**包括机枪和轻炮，但相差甚远，于是王亚樵与蔡、蒋两军长商议动用上海兵工厂**，兵工厂电南京请示，电复：“全部武器运往南京。”亚樵不得已乘**调运至昆山附近途中，派人劫下，装备抗日民军。淞沪战争爆发，常凯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亚樵与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敢死队”侦实日军虹口兵力空虚，请示19路军总部，由19路军、决死军各抽调兵力会同敢死队袭击日本司令部，当时称之“踩日本司令部”。“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龚湘龄选拔水手7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19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日军震惊。王亚樵命戚皖白、丁湘龄、杜敬纶办《上海闷葫芦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坚持抗战到底，报道抗日战绩和动态，鼓动上海军民抗日。王阿毛是上海北四川路云飞汽车行司机，跟随亚樵多年，受亚樵之命锄杀日寇汉奸。一天阿毛驾驶云飞行卡车，经北四川路，日军强令阿毛装载日军数十人及武器弹药开赴前线，阿毛驶至黄浦江边，加足马力，飞至江心，与日军同归于尽，阿毛殉国之年不到30岁。日军白川梦想24小时亡我京沪已成泡影，电呈本国增兵，增援陆战队五六万，再图大举进犯。常凯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日本谈判停战，日本亦见上海缺口不易突破，终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常凯申连续命令蔡廷锴、蒋光鼐停战，并调5万余兵力蹑19路军之后，明令如不停战以“叛国”论处。于是全线停战，决死军改为19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支持朝鲜革命党人捣毁日本祝捷大会

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上海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10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大陆中国人不准入内，困难重重。王亚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亚樵同随中山先生），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安昌浩旋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党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设计轰炸“庆祝大会”，特购10磅篾壳热水瓶，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4月29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携茶杯，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尹奉吉将热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杰一旁注视。白川、重光葵20余名日酋登台，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定时炸弹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计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雪了国耻。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常凯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常凯申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亚樵，要亚樵书复答谢。亚樵说：“他（指蒋）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常凯申送四万元的本意，一是缓亚樵之心待后图之，二示自己爱国。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寄居上海从事抗日，生活困难，王亚樵与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吴迈、李次山等及爱国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共商，由抗日劝募委员会及各方面筹四万元送交安昌浩，再嘱洪耀斗、余立奎顶下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交朝鲜革命党人经营，进行抗日活动。

上海北站刺宋，庐山刺蒋

九·一八事变，常凯申不抵抗，gmd内部亦多起而反对，常凯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暗控军权、财权。汪精卫亦辞去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由孙科临时出任。是时西南各反蒋派欲乘蒋、汪下野，支持孙科改组国民政府，就此赶走蒋、汪。常凯申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锄杀宋子文打破常凯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公举王亚樵承担。1931年夏，王亚樵于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在北火车站锄杀。华克之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玉阶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侦察宋子文何日何时从南京到上海的急电，告知：康叔（宋子文代号）于7月22日下午由南京乘卧车来沪不误。23日上午，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宋子文下车，华克之急命开枪，但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腴胪均穿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误将其秘书唐腴胪击毙。华克之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掼了烟幕弹，全部人员乘烟幕安全离开车站。后人称之北站刺宋。宋案后常凯申回南京，各方反蒋更急，王亚樵杀蒋之心更切，嘱郑抱真去南京，促华克之全力以赴杀蒋，郑留守南京指挥。华克之率陈成等跟踪常凯申于南京——庐山，庐山——南京。并将所购买的金华火腿割开，将手枪拆成零件藏于火腿内，再用盐泥封口。由王亚瑛、刘小莲两妇女分送庐山。后因蒋戒备森严，未能下手。

锄杀偏袒日本的李顿未成

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假四马路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是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龙林、唐明等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将刺宋、刺蒋等案全盘托出。

两次脱险，轰动上海

谋刺国际调查团案发生后，常凯申悬赏百万缉拿，由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会同法捕房，多方侦缉，由于柏芷芗出卖，知王亚樵住于上海姚主教路前军长刘芝陆所建造新宅内，复由柏芷芗追踪证实王亚樵确于夜晚乘云飞汽车进入该宅家中。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得报，当即会同市保安处、法捕房，率领警务人员百余人，开四部红卡车，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进到王所住卧室内，王所着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温暖，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当时警务人员及第二天《新闻报》《申报》两报登载的消息，均认王有飞檐走壁之能。其实，王亚樵闻警即奔上四楼晒台，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坠绳索滑下去，脱险而出。有次亚樵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古历二月初十清晨，王亚瑛买小菜，见红车停于弄口，特务指东指西，即回楼上对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佬围住了。”亚樵叫亚瑛脱下衣服，立即化装为娘姨，扎上头巾，手提菜篮，照照镜子，回顾亚瑛说：“象不象娘姨？”“象。”亚樵微笑：“堂堂王亚樵一变为娘姨！”亚樵穿过特务身边逃出时，亚瑛立即换上亚樵衣服斜靠窗口吸引特务，让亚樵脱险，特务入内搜索又扑了空，悲叹：“王亚樵不好对付！”亚樵脱险不到秘密点，却至特务不注意的老友张树侯家暂避。进入张家，树侯极为惊异道；“风声这么紧，你怎么来此?”亚樵说：“避难至此暂容片刻。”进入客房，适逢岳相如、袁家声多时未见的两位老友在座。亚樵拔出手枪对着岳、袁说：“亚樵脱险在此，处于危难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请二兄暂不要离此，待我的人到后再请方便。”树侯即通知洪耀斗，一会洪耀斗、王述樵等人赶到，将亚樵转移到述樵秘密住所，派人守卫，深夜一辆救火车驶至，亚樵换上消防人员衣服，头戴钢帽，被送至越界筑路秘密点。王亚樵两次脱险，轰动上海，戴笠束手无策。亚樵亦见上海形势愈演愈劣，不能容发，决意出奔香港再图他计。

戴笠飞沪与王和谈决裂

1933年5月12日，戴笠持文法租界，逮捕述樵及洪耀斗，去亚樵臂助。述樵被捕后，述樵老师沈钧儒先生当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沈老抗议得到律师界声援支持。沈老并亲为述樵出庭辩护，且常去看守所看望述樵，并赠一张近影照片给述樵，沈老在照片上亲笔书写：“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旋由常凯申特务头子戴笠与胡抱一、胡宗南三人由庐山飞沪，提出要和王述樵、洪耀斗分别谈话，表面上是来与亚樵和解，援救述樵、耀斗出狱，实际是要亚樵投降常凯申。当由王述樵、洪耀斗答复，我们现在为阶下囚，无力奔走此事，如你们真是出于诚意和解，可以找常恒芳，可能与亚樵接上线讲和，后闻戴笠、胡抱一等果然找常恒芳出来奔走此事。亚樵提出如雨农（戴笠号）真是出于和解，须依我二件事：（一）随我吃饭人太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二）对南京、苏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释放，如雨农做到上述两件事，我决只身到南京请罪，表示我的诚意。据闻戴对王所提二件事均同意，但是要王先对西南反蒋派不管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打一枪，表示诚意。当时王亚樵函常恒芳翻脸道：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王一气不谈，临离沪函蒋，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周旋到底。后戴将王亲笔信持交常恒芳阅，常阅后，恐被逮捕，故意义愤填膺，说王亚樵不是人，太使我们讲话人为难，誓与绝交，正在吃饭时，将碗掼碎，表示深恨亚樵，戴见常情节出于至诚，亦一笑了之。后由胡抱一出面刊登启事于新、申两报，标题是“胡二问鼎”，内容为：“你究怎办?何去何从，早日决定，不要累及你一班人与你同受罪，火速登报复我，以免我们老朋友为你关心。”王知胡二向图做官发财，竟置不理，一走了之。

安排巧计出走，致信戴笠誓和蒋周旋到底

1933年秋，常凯申悬赏百万购王亚樵头，这样，王感到上海实不能再住下去，但是怎样走法，倒成一个问题，因各轮船码头及火车站，均有警务人员，持照片检查。那么将如何闯过这一关?先是王亚樵拟乘日本轮船离沪，商请gmd中委陈中孚同日本领事馆交涉，化名王维新办理保险去香港。日领事熟知中国无王维新这样一个人物，必是王亚樵化名，因此转托陈中孚，说什么：“王亚樵轰炸白川大将，我国政府正在擒拿，如能诱王亚樵登我国海轮，保你做中国驻日大使。”陈中孚密告亚樵，日本海轮万万不能乘，再托上海华侨联合会会长许冀公，同英领事交涉，得英领事同意保险去香港，保险费一万元。8月中旬，亚樵化装码头工人，肩扛货件入轮船底层货舱，锁上舱门。旅客全部登船，特务持亚樵照片侦查，全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却忽视了货舱，因此亚樵得以脱险，同船随行有戚皖白秘书，及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亚樵脱险前留书致戴笠。雨农老弟惠鉴：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亚樵书

联兵反蒋南京刺汪

王亚樵脱险至香港，旋与李济深、陈铭枢、萧佛成、胡汉民等各方反蒋人士晤面。声泪俱下，历述虎口余生，痛陈常凯申独裁专横，排斥异己；蒋、汪合流媚日卖国，热衷内战，屠杀抗日志士，誓与常凯申周旋到底。一时香港盛传：“王亚樵抵港哭诉。”王亚樵抵港，旋即奔走联络反蒋活动。不久秘密至福州，参与筹组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杏佛先生惨遭特务杀害。亚樵悲痛不已，亲书挽词，隔海哭吊杏佛先生：滚滚洪涛，何处埋君骨！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是时特务四出寻觅亚樵踪迹，因此由秘书戚皖白持挽联跑到鼓浪屿邮寄上海杨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惑戴笠。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王亚樵等寄居香港，一筹莫展，邀请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香港密议。由萧去广州联络陈济棠举广东兵力北伐讨蒋，陈济棠同意，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王亚樵等密去广州，再由政务委员会邀请广西李、白联合出兵，李、白拒绝，广东单独行动。集中广东兵力部署北伐讨蒋，命余汉谋率数万兵力先出韶关，举行“羊城誓师”，王亚樵任特务团长（非军事组织，负责锄奸及情报）。各报刊载“羊城誓师”，轰动一时。常凯申调集大军进逼韶关，再派宋子文潜往韶关秘密以3000万元收买余汉谋，余汉谋叛变反戈回击，事出意外，广东无法支持，陈济棠被迫宣布下台。“羊城誓师”讨蒋又成泡影。广东失败，王亚樵、陈铭枢再度回香港。广西李、白图谋与蒋合作，西南反蒋力量基本解体。1935年，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于gmd的四届六中全会锄杀常凯申、汪精卫。第一目标杀蒋，第二目标杀汪。王亚樵派华克之潜回南京主持，取得记者身份的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三人具体执行。11月1日，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各怀炸弹进入中央大礼堂。开幕式后合影，汪精卫就坐前排，但不见常凯申，孙凤鸣便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身中三弹。孙凤鸣被卫士击伤，后壮烈牺牲。1935年11月1日刺汪案发生后，常凯申得知同亚樵有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藏笠派遣大批特务去香港，但毫无收获。

特务追踪，梧州遇难

特务陈亦川求赏向戴笠献计，自愿打进王亚樵内部，或擒或杀亚樵。戴笠命陈亦川隐其特务身份，秘密去港，但打不进去，陈亦川借与余亚农有一面之缘，又以同乡名义，并伪造石寅生推荐书信，接近余亚农畅谈反蒋救国。久之，陈亦川求余引见亚樵，认亚樵为师。陈参加外围活动，核心打不进去，亦见不到亚樵，但可接近一般人员。gmd政府行文到香港，与港督交涉将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引渡到南京。李济深闲居祖籍广西梧州，李居住圩子距梧州市五六华里。1936年春末，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广西梧州，居住梧州市西江岸一幢房子，改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亚樵曾去南宁三次，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李、白拒绝。亚樵梧州寄迹，处于绝境，国土之大无立锥之地，拟出奔延安，特密派余亚农、张献廷前往延安与ZG接头。亚樵在困居梧州时作词一首，内有“闽海羊城兴义师”、“北顾延河非孤云”等句。戴笠到香港捉亚樵扑空，即召陈亦川问亚樵究竟又到哪里去了，陈亦川只知亚樵逃亡广西，具体下落不明，戴笠又陷于束手无策。余立奎被关押于南京，其小老婆余婉君住香港，亚樵按月给予生活费用，被特务陈亦川摸到。通过余婉君得知亚樵在梧州，并摸到了一切底细。戴笠命二等特务陈资平率王鲁翘、陈亦川等20余人，伪装经商，以汽油船来往于香港、梧州，寻踪行刺，终于在1936年12月20日晚上，王亚樵被刺身死，终年49岁。后由其老友郑抱真、其徒许志远，买棺收殓，安葬于梧州倪庄。

正文 太平天国的军制

更新时间:2011-9-15 9:01:50 本章字数:8784

太平天国前期军制，仿照《周礼·夏官》，以军为单位，每军设军帅1人，下统5师帅、25旅帅、125卒长、500两司马、2500伍长、10000伍卒，通一军共13156人。军的番号以前后左右中与数字一至十九编排，共95军。据1853年修改的《太平军目》，以前一军为例，列其编制系统简表：(附图)惟当时兵力不足，每军实数不过2500人，有的军由于减员未及补充，缺额还要严重，老前辈罗尔纲先生对此作了详审的考证(罗尔纲《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文史》1984年总21期第155～163页。)。其军帅以上军中官，尚有总制、监军两级，每军各1人。总制以五行炎、水、木、金、土顺序和数字一至十九系衔，自炎一至土十九共95人。监军以五行、正副、天干和数字一至十系衔，五行与十干以南方丙丁炎、北方壬癸水、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中央戊己土的顺序搭配编排，自炎正炎一丙一至土副土十己十共100人。出师作战，则以丞相，检点、指挥，将军领之，或由王、侯、国宗提督军务统率(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军中官》节中言监军“以五行正副干支数目以次推衍”未确。“干支”当作“十千”。“炎”是“火”的讳代字。)。

太平天国后期事权不一，制度纷更，军队编制变化频繁，诸王所部又极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的部队分别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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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童容海的东方扶朝天军。这支部队曾随翼王石达开远征广西。《清册》载有东王杨秀清衔发的“后八军前营师帅”官执照，这是1856年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军番号。石达开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军制和官制。彭大顺被封为“翼殿右一旗大军略”。1860年，这支部队在彭大顺、童容海等率领下，脱离了石达开，“万里回朝”，原来的“翼殿侯、相、检点、指挥，均照陛下制度给印”(见《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恢复了旧制。《清册》中有“天官燕提掌军民加弍秩彭大顺”衔发的“中一军军帅”、“中一军内医”等官执照和无姓名的天侯印6颗、丞相印11颗、检点印13颗。虽然仍用“加秩”而不复“加等”，残留了一点殿官制的痕迹，但“中一军”的番号和这些官名爵称都符合天朝的统一制度(“天官燕”犹如后来的“天官义”，是一种特衔，职司吏部天官事务。)，惟这些官印的尺寸略大于前期规定。

1861年9月，这支队伍在江西铅山归隶忠王李秀成。童容海封为殿左东破忾军主将观天义，旋改“扶朝天军左东主将”1862年初晋封保王，统辖东方扶朝天军。从《清册》的一些官照看来，这支部队“回朝”之初，保持了军营编制，仍以军为单位。军的番号有“中军”、“后军”“前二军”、“后一军”、“后二军”、“左一军”、“左二军”、“右二军”、“中三军”等。大概初分前、后、左、右、中5军，后以前，后、左、右、中与数字一至三编次，均冠“殿前”二字。每军分前、后、左、有、中5营。但军中官已和前期全然不同。官照中尚有大量的丞相，少数的检点和个别的指挥，如“后一军前营右十丞相”、“后二军前营左九检点”、“前二军后营左十五指挥”之类。丞相、检点、指挥为营以下的军官。其系衔，丞相、检点均从左一到右十，各10名。指挥仅见上举一例，亦以左右与数字编排，至少有16名，但以官级太低，旋即废而不置。军、营两级的军官，当以豫、侯担任。以前一军为例，列其编制系统简表：(附图)拿它跟前期军营编制比较一下，豫、侯、丞相，检点和指挥，其职位分别相当于前期的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两司马，而官级却一律提升了8级。

军以上，以队统之。《清册》中有“本第前队检点”，“本第后队检点”，“本第中队前巡查”。“本第中队内医义天预”等官照，当是童容海由观天燕到主将观天义这段时间颁发的。从“中队前”之称，可知中队还分前、后、左、右、中。1862年晋封保王后，由“第”升“府”、称“殿”，有保府大后队哨务”，“保殿大前队巡查”等官照。刘三佑由“本第中队前巡查升博天燕任保殿中队前巡查”。原来的丞相、检点、指挥等，都迅速、频繁以至越级升官晋爵，有的改任典官或属官。如谭初伏由殿前左二军后营右二丞相升本第后队正典旗升伏天预又升燕，刘孔时主殿前后二军后［营右］二检点升本第后队正典木升望天预又升燕，刘坤珊由殿前前二军后营左十五指挥升秉天侯，唐明发由前后一军前营右六丞相升天侯副军政司。各队统领分别升为天将、朝将和主将。如熊正王由本第中队检点升天安统领保殿中队升殿前东方天军精忠天将，黄有虎由本第右队检点升童主将队内黄天豫改勋臣黄天豫升黄天福升天安统领保府大右队升前东方天军威武朝将，朱大椒由恩检点升茎天福升茎天安统领保府右队升殿前东方扶朝天军破忾主将茎天义。各级典官和属官大都升封六爵。原先的军营编制维持不下去了，东方扶朝天军遂改做以队为单位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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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队为单位的编制，在太平天国后期是相当普遍的。罗老文章繁征博引，作了精辟的论述(罗尔纲《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文史》1984年总21期第155～163页。)。

这种编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情况。

一类队下有营，也可以叫做队营编制。《清册》载有“忠府大中队前二营炎一巡查”官印，《名册》中有《护殿前一队理天义右营天安天安属下年名菁（清）册》，都是实例。

有的队下再分前、后、左、右、中，未赘“营”字，实际上也是队营编制。比较典型的要算英王陈玉成的部队。

早在1358年初，成天福陈玉成的部将鉴天豫涂连炤，就曾整顿队伍军规，派分队伍，“吁天侯卜弟分为前队，羡天侯倪弟分为后队，但弟（指殿前右六十二丞相曾某）统带之官兵分为右队，如兄与丞相蒙弟共为中队。”(《鉴天豫涂命殿前右六十二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81页。)

1861年4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伪英王统下有五大队、五小队。五大队，前大队则天义梁成富，左大队吁天安卜占魁，右大队量天安唐正才，中大队格天义陈时永，后大队已散。五小队，前队裁天福黄，左队监安天马，右队浩天安刘玱林（即精忠主将），中队涵天安罗正举，后小队已散。”(罗尔纲《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文史》1984年总21期第155～163页。)

1860年5月至1861年3月曾在格天义陈时永部的余一鳌，追忆英王所统辖的部队，“分中队、前队、后队、中队中、前队前、中一队、中二队、中三、中五”。“涵天安罗、贡天安向、迨天福谢”三人系陈时永部将。“大左队量天安唐政才”。“小左队泳天安姓马”。“左一队吁天安姓卜”。“左二队羡天安倪龙会”。(余一鳌《见闻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24页。该书句读作“中队中前队、前一中队”，则因不明后期军制而误。)

1861年夏至1962年春参加英王部队，先在“小左队马大人融和”统下，后在英殿工部尚书汪文炳馆内为“掌书”的赵雨村说：“英王自带中队中，十万；中队左、中队右、中队前、中队后，各队五万，皆系上将管带。前营八大队，后营八大队，右营八大队，中营八大队，无一不立功者。”(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07页。)

按1861年2月4日幼主诏旨，封马融〔和〕为羽林军副总提泳天安，罗振举为涵天安，向士才为贡天安，谢隆盛为迨天福。羡天安倪龙会即倪隆准。(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75、200页。)我们从太平天国文书、清方主帅记载和曾在英王属下不同单位当过兵做过书手的两个人的回忆录，可以确知，英王陈玉成的部队实行了队营编制。队的番号和数目，在不同时期视不同情况而有所变化。大抵队分前、后、左、右、中，有大队、小队之别，互不统属。其番号，参照《清册》所载忠王、保王部将的官称职衔，当从《见闻录》作“大左队”，而不是曾国藩所记“左大队”之称。按编制，当有大前队，大后队、大左队、大右队、大中队、前队、后队、左队、右队、中队，共10队，按例均冠以“英府”或“英殿”二字。小队或加“小”字，呼称为“小左队”之类。随着队伍的扩大，各大队又以方位、数字一至八系衔分为数队，多少不等，如左一队、左二队、中四队、中五队之类。队之下分前、后、左、右、中5营。中队5营称中队前、中队后、中队左、中队右、中队中。英王陈玉成自带中队中，有“长龙队”（长龙即抬炮）1千人，战斗力很强(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07页。)。

花旗部队李鸿昭等与天地会陈显良部于1860年3月进攻广东四会时，照会英法统将，列署衔名“殿左三中队将李鸿昭、右队将郑乔、右队后永忠先锋谭星、中队前精忠先锋周春、左队前精忠先锋陈荣、左队后永忠先锋陈寿、中队中赤忠先锋林彩新、右队右耿忠先锋李积、中队后永忠先锋葛耀明、右队前精忠先锋朱义德”。“殿左三”原是翼王所部殿左军的番号。队下再分前、后、左、右、中，也是属于这类编制。

这类队营编制，因各个部队情况差别很大，难以列出一个通用的齐整系统来。

另一类以队为单位的编制，用主官的爵衔命名，逐级以“队内”二字表明隶属关系。这种编制，我们放到第6节中去说。

4

侍王李世贤及其部将阀天义马桂功的部队，实行的是五行数字编制。其番号，以五行、数字、天干官、正副、前后、左右来编排。见于《清册》所载官照，如“土二十一巡查”、“土一百二十三己［官］培天预”、“土二十一戊官副恒天侯”、“土三十己官副前旗丞相”、“土一百二十五戊官正后旗右检点”之类。“土二十一”是一个编制单位，略如前期的军。《清册》所见最大数字是“一百二十五”。如以五行与数字一至一百二十五编次，自炎一至土一百二十五，共有625个单位。五行与十干的配合仍是炎丙、炎丁、水壬、水癸、木甲、木乙、金庚、金辛、土戊、土己。丞相分前后旗，检点分左右。这样，每一编制单位有天预2个，天侯4个，丞相8个，检点16个。统兵多少，没有资料可考。其编制系统（举土二十一为例）简表如下：(附图)各编制单位的指挥官职名未见于《清册》，当由燕爵以上军官担任。各编制单位有巡查和各种典官，或加中爵、丞爵，如“中爵土二十四巡查”、“丞爵土二十一正典铅码”、“丞爵土二十一掌医”等。中爵印小于天侯印，丞爵印又小于中爵印。中爵、丞爵未见于其他资料，当是侍王李世贤为封赏其部属而特设的低于天侯的爵位。与前期的军营编制相比较，燕、预、侯、丞相、检点的职位，分别与前期的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约略相当，而官级则提升了9级。

类似的番号也见于辅王杨辅清部，如“木三十五正典圣粮”、“木三十五乙官副前旗丞相”、“金四十一辛官副后旗左猛勇指挥”“木三十五甲官正前旗左威武车骑将军”等。但丞相之上未见预、侯，丞相之下为指挥、将军，级别较低，指挥有猛勇、威勇等名号，将军则有威猛、威勇、威武等车骑将军之称。估计采用这种编制的时间比马桂功部略早，而这些指挥、将军名号则为杨辅清部所持有。

5

辅王杨辅清部队，除了上述五行数字编制的少数实例外，1862年7月前采用的主要是旗队编制。

《清册》载，杨辅清以东殿主将衔发了“左旗参卫将军”官照，以辅王衔发的有“辅殿中旗左队队旗丞相”、“辅殿前旗后队持旗检点”、“辅殿后旗后队前营监尉”、“辅殿左旗后队右营后武尉”等官照。其部将杨雄清，以晤天义衔发了“本阁后旗中队右骁勇校尉”官照，以卫王衔发了“辅殿左旗中队右骁勇校尉”官照。根据这些番号，可知辅王部队有前、后、左、右、中5旗，每旗辖前、后、左、右、中5队，每队辖前、后、左、右、中5营监尉，每营辖前、后、左、右、中5个武尉。其编制系统列简表如下：(附图)这样，辅殿共有5旗，25队，125营监尉，625武尉。旗有参卫将军，队有左右骁勇校尉和队旗丞相、持旗检点，但官卑印小，均非主官。监尉印大小如天侯，武尉在侯、相之间。监尉、武尉、骁勇校尉和参卫将军，是杨辅清部特有的职衔。

辅王部将如晤天义（1862年封卫王）杨雄清的部队，也实行旗队编制，不过冠以“晤阁”或“卫殿”字样，其规模也较“辅殿”为小。

太平军行军、扎营，必以旗号导引、分立。旗分青、白、红、乌、黄五色，代表东、西、南、北、中或左、右、前、后、中五方。大旗之下又有青、白、红、乌、黄五色小旗，作为左、右、前、后、中五队的标志。这就是旗队编制的由来(据《太平军目》和《行军总要》。)。翼王石达开部队采用这种编制，有“后旗宰辅”、“右一旗大军略”(见《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和“中旗中制军”(《青天豫谭体元发给忠员将军李大明奖功执照》，见《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图版47。)之称，均冠“翼殿”二字。杨辅清曾于1857年11月与石达开合军，从江西攻入福建，次年2月脱离。杨辅清部的旗、队编制，也许是这段时间受到石达开的影响，尔后承袭下来的。

6

太平天国晚期军制的比较完整的标本，要算是护王陈坤书部的35件《名册》。这些册籍大都是“护殿前一队理天义”陈士桂及其下属的阁第衙馆的。其中大部分为常州城内后方留守机关的勤杂人员和牌尾、家属的名册，也有几件兵册。我们可以据以考察1863年间护王陈坤书部队的编制情况。

这时爵赏浮滥，官多兵少的现象日益严重，部队番号十分紊乱。统一的编制已不可能，一般都以统带官员的爵衔命名。彼此之间，用“队内”二字表示上级与下级的隶辖关系，用“统下”二字表示主官与属官的从属关系。如《开朝王宗理天义队内茀天安队内天福汪统下看馆名册》，层层用“队内”二字，以明理天义、茀天安、天福之间的上下级直属关系。册内对天福的属官文武正副军政司、参军、宣传、官伺、工书等，都用“统下”二字，如“天福汪统下武副军政司刘”、“天福汪统下右五参军盛”；对属下的朝官天侯、丞相等，则用“队内”二字，如“天福汪队内僇天侯鲁”、“天福汪队内壹佰拾五癸官丞相黄”。又如《护殿前一队理天义右营天安詊天安属下年名菁（清）册》，上文提及属于队营编制。护殿前一队右营有两个统领，即天安和詊天安。营以下则与一般的队编制同。天安队内朝官，有天燕1人，天预3人，各自直属于天安而互不统属。天安统下属官，则有文武军政司、参军、宣传、六书、持旗、典官、功勋、元勋等，也是各自隶属于天安而互不统属。同样，詊天安队内朝官有天福1人，天燕1人，天预4人，天侯3人，丞相2人，各级朝官也都互不统属，自立衙馆而直属于詊天安；属官亦然。属员之属员，各归本官统下，如“詊天安队内天预统下检点房”、“天安文军政司统下经历殷”之类。这种编制，组织十分松散，战斗力是不强的。

《名册》中见有一个卒长，两个百长，一个管长。“百长”即“卒长”。“管长”或作“馆长”(《太平天国》第3册第181页，《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75页。)，为“两司马”之别名。前辈学者把它们作为太平军一直保留“卒”这一级作为战斗单位的例证。这是值得讨论的。

先来看一看四例的具体情况。1．《护殿前一队理天义队内天福黄第内并董下朝属各员牌正牌尾名册》中，有“武正军政司汪董下百长汪馆”。馆内开列两人：“张小保，打杂；萧朝忠，烧伙（火）”。2．同一名册中，有“天侯邓董下百长朱馆”。馆内开列两人：“朱建勋，烧伙（火）；朱建保，守馆”。3．同一名册，“武副军政司文馆”内，有“文裕福，管长买办”一名。4．《天安邵名册》中，有“天安卒长汪馆”，馆内开列四人：“陆三余、汪有林、汪外子、钱双馥”。按“董下”即“统下”，百长汪、百长朱分别为天福武正军政司汪和天侯邓的属员，卒长汪是天安邵的属员，他们都不在后方留守机关，当系出师去了，但到底是作战还是打杂，是否率领104人，都还是疑问。天福武副军政司文洸（光）发，“总理各馆眷尾并大人第内杂务”，故司买办的文裕福加“管长”衔，他是不带兵的佐杂人员。

再参看几件兵册。1．《护殿天福兼左拾贰承宣、沅天燕兼左弍拾捌承宣翟第内兵册》载明：“官2员，统下属员13名，战兵26名，守兵12名，总计连官53名。”2．《护殿边天福兼右弍拾叁承宣杨统下兵册》，有“官1员，属官10员，牌面31名，牌尾29名，共计官员兄弟70（71）名”，加上该员统下各馆牌尾名册所开22名牌尾，总计不过91名。3．《衭天福兼护殿右叁拾陆承宣严统下出司（师）兵册》开列：“官1员，正3名，尾4名，总共8名。”7名牌正、牌尾中，“煮食”1名，“仆伺”2名，“放马”2名。从上看来，出师的未必作战，也可能是从事各种勤务。护殿的两名分膺福、燕的承宣官，统下官兵合起来不过51名，护殿承宣福爵统下的出师官兵连同后方牌尾共计也只有90名。就《名册》所反映的护王陈坤书部队而论，当时官多兵少的情况十分严重，而卒长微秩末员，要说1个卒长率领104人作战，其地位与作用超过燕、福等爵和护殿承宣等官，恐怕尚有待于更有力的证据吧。

7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后期军团的番号和高级将领的官称爵衔。

太平天国初期，以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杨秀清五人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分领前、后、左、右、中五个军团。后来以王、侯、丞相出为各个战场统帅，分别指挥几个军，没有特殊的番号衔名。

天京事变以后，翼王石达开一度为通军主将，统帅全军。后来出走，徒具虚名。1857年，设前、后、左、右、中五队将帅，以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等担任。同时“各路大小头目皆封将帅”，其系衔，或以军号，如搜讨军大将帅、虎贲军将帅；或以地名，如山东将帅；或以职务，如京都巡讨将帅(参佚名《粤匪起手根由》，储枝芙《皖樵纪实》卷上，及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何桂清《近日各路军情折》附名单（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考信录》引）。)。1858年，将帅分文武，初系以殿前左右数字，后系以省名，如李昭寿为殿右拾文将帅，改河南省文将帅，转为地方军政长官，地位也逐渐降低(《李昭寿呈清朝帮办河南军务胜保禀》及所钤印文。)。

1858年恢复五军主将制度，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后叛变）和蒙得恩（后改杨辅清）分领前、后、左、右、中五军，主持一切军务(据《洪仁玕自述》和《洪仁玕自述别录》。)。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天王重用，“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照天下，要人悉归其制”(《李秀成自述》。)。随后，陆继封了英、忠、赞、侍、辅、章六王，节制诸将。1860年，加提辖军务衔：忠勇羽林军英王陈玉成，忠义宿卫军忠王李秀成，忠贞朝卫军赞王蒙得恩，忠正京卫军侍王李世贤，忠悫都卫军辅王杨辅清，忠敬陛卫军章王林绍璋(《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首诸王献历奏。)。连同前期设置的殿前军、殿后军、殿左军、殿右军和殿中军，共是11个军团。除翼王统辖的殿左军远征不归，“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所更改”(见《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外，各军团的将领为主将、大佐将和正副总提，在1860、1861年间，大致分别封为义爵、安爵。如忠义宿卫军主将徤天义谭绍光，大佐将认天安陆顺得；忠勇羽林军大佐将营天义李远继，副总提泳天安马融和。袭爵的殿中军幼东王、殿前军幼西王、殿后军幼南王和领殿右军的干王，虽然不过挂个虚衔，但这些军团，仍然设主将、大佐将和正副总提。如殿后军主将求天义陈坤书，大佐将悦天义黄章桂，正总提朗天义陈炳文(以上官爵衔名分别见于《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75、78、186、187、267页。)。军的番号也增加了。见于记载的有靖东、平西、定南、征北和讨逆、征讨、招讨、堂卫诸军。从李秀成的宿卫军分出殿左东破忾军、殿前南破忾军、殿后北破忾军等，其部将观天义童容海、认天义陆顺得、乾天义李恺运等自领一军为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