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听说了电报线路被毁，大吃一惊，二话没说急忙去找英国领事麦华佗诉苦。他嘴还没张，麦华佗苦笑着拿出一封文书来，说人家丁日昌早就先一步把利富洋行给告了，告它未经核准，擅行兴造营建，要理事衙门介入审理。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雷诺拿着那封文书，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如果出面作无罪抗辩，必须得申明自己没建过这条线路，正中丁日昌下怀。你说没建是吧？好啊，那些农民也从来没拆过什么电报线，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拆毁并不存在的设施。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别说雷诺，就连麦华陀都没料到这位中国官员玩起西洋法律比伦敦的律师们还熟。
丁日昌随信送来的，还有一大堆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分开另外一个信封装的。麦华佗是个老油条，知道丁日昌的微妙暗示。若是真提起诉讼，你们稳输，只是诉讼旷日持久，两边面子都不好看；现在证据我给你了，却不附在起诉书里，意思是我也不想闹大，你知道理亏，把苦主压住，这事就当没发生过算了。
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官面上往返了几道文书，彼此心照不宣。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顺便探探口风。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商者逐利”是天性，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不能一味消极避让。唯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原则始自丁日昌，真正落实到法律上，却是在5年以后。
1870年的时候，英使威妥玛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铺设香港至广东、以及从广州经上海至天津设置海线。清廷就把丁日昌这件事拿出来作先例，只允许他们海线到岸，却不可另接旱线。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广东七十二行虽不及广东十虎那么有名气，但可比十虎厉害多了。那时候广东商界虽然还没有商会之名，可各行业之间已经懂得抱团联合，逐渐形成了联盟商会，号称七十二行。七十二行在广东战绩彪炳，力拒过来广东筹饷的大学士刚毅，让他空手而回；搞过大游行吓得广州驻军不敢出营，甚至组织过万人集会，几乎把粤督岑春煊轰下岗。这份能量任谁都不敢小觑。
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就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后来发生的“大北公司海旱事件”证明，丁日昌的这一约定是极有远见的，此系后话，咱们后面会详细讲讲。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到了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他对于在上海的电报争端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福建以后，他立刻从海外礼聘了专业技师，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电报专门人才的学校，虽然只是个非正式的训练班，但影响极大。第一所正式的电报学校——北洋电报学堂还要等到5年以后才在天津被盛宣怀设立起来。接下来，丁日昌要作的事情，让福建全省都为之震惊。
他打算着手建一条从福建到台湾的电报线。
丁日昌如此举动，是有深刻原因的。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得舆论大哗。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1876年2月25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无能竟至如斯！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经陈彝、李鹤年这么一闹腾，朝廷也没了兴趣，沈葆桢也只好死了心，福台线终究没有建成。那些回收的设备全都扔在库房里，无人问津。等到一年后丁日昌打算修台湾电报线，打开库房调拨这批物资时，惊讶地发现已经全部锈蚀无法使用了。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设计，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自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初十正式开始建设，到九月初五完工。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到安平镇海口；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全长40多公里，共设了3个电报局，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安平镇鲲身和旗后。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电报教父盛宣怀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整个中国早期电报发展事业，正是和这位有“中国商父”之称的官商一体的巨子共为一体，根本撕掳不开的。
每逢乱世，总有一批风云人物乘雷上天，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莫不如是。虽然清朝末年已经是满清皇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响和余音，但也还是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但说起洋务派，人们多想到的是清朝地方督抚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等；说到官商，张謇和胡雪岩已经写进了历史课本，论起播乱天下的猛人，有袁世凯、张作霖这样的剽悍枭雄……专业做研究和文史爱好者姑且不论，起码对于现在的百姓大众来说，盛宣怀这个名字实在不够响亮和熟悉。
虽然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盛宣怀却实在是清季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第一代资本家，也是晚清朝廷炙手可热的大员。论政治，他从招商局会办、总办，做到天津海关道、芦汉铁路督办、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论功业，他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还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张裕葡萄酒厂。
论事迹，他玩弄手段，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慈禧昏了头向“天下万国”宣战的时候，他频频通电、居中奔走，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四大总督“东南互保”，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他策划的“保路运动”，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鸿章称赞他说：“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又说他“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死后，他被称为中国的“商父”、“官僚资本第一人”。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如今却盛名不彰，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和二弟一同考中秀才，一向以诗书持家的盛家自然欢天喜地。但是志得意满的盛宣怀未曾想到，他的科举之路已经于此断绝了——之后盛宣怀曾三次参加乡试，皆不第，相反，考场之外的另一片天地等着他去开辟。
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盛宣怀招入幕府。一来是故人之子，二来沉稳务实的盛宣怀确有才干，因此深得李鸿章的欣赏器重。终李一生，都对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子侄关爱备至、力加提携，因此还有传言说李鸿章收了盛宣怀当干儿子。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李鸿章一路的提拔关照，绝对是盛宣怀飞黄腾达，乃至跃上天下官商首领之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随着地位一步步地提高，盛宣怀在实业方面的干才也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向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以商贸航运来养北洋水师，这个意见被李鸿章欣然接受，当即任命盛宣怀总办此事。光绪元年（1875年）秋，转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会同湖广总督李翰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又委任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仍兼理招商局。可以说，刚刚28岁的盛宣怀，已经成为晚清政坛的一颗政治新星和有分量的方面干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盛宣怀把目光投向了正在欧洲和新大陆方兴未艾、蒸腾日上的电报事业。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苦于发展洋务以自强并无头绪，于是招来已经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盛宣怀进行商议。盛宣怀认为，要办洋务必须以兴办铁路、电报为先。但建设铁路在当时愚昧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非常不易，可以稍缓，而兴办电报事业则应“急起图功”。不愧是在实业领域已浸淫多年的老手，一下子就抓住了交通和通讯这两个工业近代化的核心命题。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说起盛宣怀和胡雪岩，实在也是宿命中的对手。这两位都是红顶商人，以官员之身担任企业老板，一脚踏在政坛，一脚踏在商界，又都对洋务和实业感兴趣。但是胡雪岩背后站的是以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楚军势力，盛宣怀依靠的却是李鸿章、淮军、北洋这三位一体的参天大树。在当时慈禧太后挑动地方督抚互相倾轧，以维持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大政治背景下，盛、胡两个人既是政敌，又是商业竞争者，简直就是天然的冤家对头了。
盛胡二人，一个被称为“商父”，一个被称为“商圣”，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严肃深沉；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善于倾听。平常我们说“瑜亮之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只可惜，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
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的时候，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提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军功起家，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最著名的大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清朝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在政见上，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再加上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左宗棠的奏折内容，很快被李鸿章在内廷中的奥援李莲英传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得信后自然是冲冲大怒，大骂左宗棠和胡雪岩想必也不在话下。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不愧是李鸿章的小管仲，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有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摊混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老成了精的人物，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执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共襄此事，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而盛宣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密议，电报总局可以以3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和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的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靠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汹汹，而且胡雪岩施政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时间拿捏得如此准确，打击把握得如此狠辣，胡雪岩这时怎会还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盛宣怀设的局中。这一仗，又是盛宣怀胜了。
盛、胡两人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的两年里，虽然两人明面上没有大的冲突，但双方都攒着一股劲。在胡雪岩这方面，是敌人势大，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在盛宣怀，是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最佳的机会，准备一击决定最后的胜负。
这个机会，终于被盛宣怀等到了。
说道丝绣，江南从明代起就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到了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已形成全国生产中心，品种丰富，织造精美。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二十余年来努力经营，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73岁的左宗棠奉召入京，复任军机大臣，主持对法战事。此时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大管家，当然是殚精竭虑，搜刮各方面的财源来支持恩主了。而盛宣怀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挥舞着电报这一天下利器，在蚕丝这个胡雪岩的主场上给了他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可怜胡雪岩这时还没有看出此事是盛宣怀在后面捣鬼，他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候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逼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但邵友濂得到风声，已经躲了出去。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第二年，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北洋的气焰大张，不堪打击，也在同年逝世。
到了20世纪70年代，3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一理论为股市升降、商品销售等很多市场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盛宣怀打赢胡雪岩的这最终一战，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战争。撇开盛、胡二人道义上的孰是孰非先不讨论，单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通讯技术的利用上来讲，事态的整个发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怀的设想进行，几乎每一次打击都落在了胡雪岩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胜了。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暗渡陈仓”与“定军山”——大北公司海旱事件
故事跳回到同治四年，1865年。前面已经说了，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想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1867年，美国旗昌洋行想起了这档子事，就把利富洋行的那些压货低价买了下来。他们这一次循正规途径申请，事先报备架设地点是从虹口区到法租借金利源码头，全长4公里，大部分在租界范围内。这条线不外接海线，只是一个封闭的专用回路，没有违反约定，遂被默许。
洋人惯会得陇望蜀，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借着旗昌洋行专线的东风，上海的洋行纷纷也申请架设，逐渐形成了一个租界内的小小网络。这个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只消从外面接一根线进来，整个上海租界就立刻能与世界电报接轨。世界，真的变得触手可及。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1871年，在洋行们的策动之下，由英、俄、丹麦政府背后推手，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出面操作，搞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支持者是俄国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强大。
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早有约定：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这是为了照顾英、俄两国的利益。大家应该还记得，恰好就在前一年，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还把“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