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不等长码”，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比如E用一个“.”来代表，而Y则是“-.--”，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容易造成混乱。一直到1874年，法国人艾米尔博多（EmileBaudot）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德文字母有30个，意大利字母有21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90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19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而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也曾经电告福建“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意思是现在上头正谈判呢，先别运过去，合约谈成了再运，合约谈不成也运。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都能省但礼数不能省，不过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有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在纸上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有一次，光绪皇帝收到驻英法大臣郭嵩焘的一份奏折，在奏折里，郭嵩焘参了驻德国大臣刘锡鸿一本，说刘锡鸿“滥用经费”、“挥霍巨糜”、“驻欧使馆不堪重负”云云。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刘锡鸿在4个月内发至七八次电报，而且全是私事小事。光绪皇帝十分震怒，立刻下旨将他撤职查办。清政府派出的驻外使节，一般都是四品以上大员。这等显赫官员竟只因为多发了七八次电报就被处分，可见这电报费用贵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中国也有类似的习惯，各类特别业务，除另有收费规定外，均需在电文末了加一规定字样，如加急写“急”，校对写“对”，候复写“复”字。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4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6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4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孽海花》……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1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30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对应关系如下：
〖对应关系为
一日：东、先、董、送、屋
二日：冬、萧、肿、宋、沃
三日：江、肴、讲、绛、觉
四日：支、豪、纸、寘、质
五日：微、歌、尾、未、物
六日：鱼、麻、语、御、月
七日：虞、阳、遇、曷、麌（上鹿下吴）
八日：齐、庚、荠、霁、黠
九日：佳、青、蟹、泰、屑
十日：灰、蒸、贿、卦、药
十一日：真、尤、轸、队、陌
十二日：文、侵、吻、震、锡
十三日：元、覃、阮、问、职
十四日：寒、监、旱、愿、缉
十五日：删、咸、澘、翰、合
十六日：铣、谏、叶
十七日：篠、霰、洽
十八日：巧、啸
十九日：皓、效
二十日：号、哿（上加下可）
廿一日：马、箇
廿二日：养、祃
廿三日：梗、漾
廿四日：迥、敬
廿五日：有、径
廿六日：寝、宥
廿七日：感、沁
廿八日：俭、勘
廿九日：艳、豏（左豆右兼）
三十日：陷
卅一日：世、引〗
地支也是这么排列的，从一月的子排列到十二月的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得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1个汉字，4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得很。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动辄提到什么马电、艳电、皓电、铣电，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1938年12月29日，29日为艳字，故名“艳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1947年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亥指十二月，又是二十四日，所以史称“亥敬电”。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
说到电报韵目代日，有一件轶事实在是名传千古，而又让人哭笑不得，实在不能不提。
话说1911年，辛亥革命名义上取得胜利，但是实际上各地政权多把握在旧清朝官僚的手中，革命进行的很不彻底。比如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自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自任南宁军政府都督，都是军阀的势力开始抬头，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的标志。
陆荣廷此人善观风色，他先是支持袁世凯登基，在他的势力范围广西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后来见情势不对，又反噬一口，通电全国宣布倒袁。
1916年6月6日，僭窃帝位的袁世凯在千夫所指的压力下病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为拉拢陆荣廷，黎元洪任命陆为广东督军。当时的广东现任龙济光自然不肯，陆荣廷于是率桂军进攻广东，龙济光不是对手，率残部败退到海南岛上，最后忍气吞声得了个两广矿务的衔头了事。广东于是被旧桂系占据。
后来陆荣廷趁着黎元洪和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机会，驱逐了孙中山，并且通电全国，声明两广自主。此举其实是想在事实上形成区域割据，方便自己做土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举动实在是天理不容，一时造成了广东人民“恨桂殊深”的局面。
1920年，孙中山看到旧桂系在广东已经搞得天怒人怨，于是电令陈炯明，要他以“破釜沉舟”的气势进攻，消灭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陈炳昆、马济等人。
本来此仗并不好打，虽然精锐程度有所不及，但桂系兵力足足多出粤军一倍。而且桂系还陆续从各地调集沈鸿英、林虎等部前来支援。粤军虽然占了地利和人和，一时却也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胜利。
而正在战局胶着不下之际，一封电报——准确地说是一封电报中的一个字却魔术般的改变了整场战争的走向。
9月22日，正与粤军血战的沈鸿英接到了一封军事电报，文尾署有“督军马”的字样。绿林出身的大老粗沈鸿英压根不知“马”是21日的代字，尚以为与他素有不和的马济当了广东督军，于是愤怒地留下一句千古名言：“还打个卵，替人家打天下。”当即下令撤军。
沈部是中路军，负责正面抵抗。他一撤走，失去凭依的两翼也只好跟着狼狈撤退。大败之余，旧桂系大势已去，陆荣廷只好与粤军议和。11月，旧桂系部队退出广东，返回广西，第一次粤桂战争结束。
这场战争引发了什么后果呢？陈炯明经此一役，声望和实力都随之高涨。本来就和孙中山政见不合的陈有了底气之后，双方的矛盾加快激化。孙中山派人刺杀陈，未成功，陈炯明于是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差点炸死了孙中山。
中山先生匆忙搭上海军永丰舰避难，和陈一向有竞争关系的蒋介石闻讯星夜赶至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衣带不解。还写下《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并请孙中山作序……
这一系列举动，深深感动了孙中山。后世人论起蒋介石如何成为孙中山政治接班人，多认为从此时起。
小小的一个“马”字，一个老粗军阀的无知，却成了这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虽然说这件事阴错阳差之间，实在只能让人无语了……
其实类似的笑话，军阀们还闹过不少，有些还被传为奇谈。比如陈树藩有一次与靖国军郭坚在陕西境内大战，郭坚抵挡不住，拍了封电报到时任河南督军的赵倜，一共十六个字：“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完了，你贼不远。”言简意赅，大俗若雅，可谓奇葩。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全世界最短的电报是法国文豪雨果发出的，他写出巨著《悲惨世界》后，把书稿寄给了书商。由于急于想知道读者反映和销量如何，雨果就给书商发去了一条全文只有一个标点“？”的电报，灵犀在心的书商则回复“！”，雨果于是放心。而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话说民国初年，苏州城九如巷住着一家名门，家主名叫张冀牖，又名张吉友。说起张家的先祖张树声，可是大大有名，此人是淮军将领，李鸿章属下重臣，积功升至两广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手创“树字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平定朝鲜壬午政变的吴长庆等名将都出自他的麾下。
张树声身为封疆大吏，自然传下家财无数，据说仅张家名下的良田就有万顷之多，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豪富之家。按理说，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只要不过于浪荡，那真的是可以躺在父祖余荫下吃喝玩乐一辈子了，但张冀牖却是这个豪富之家中的一只黑羊。他生平洁身自好，不赌博、不吸烟，不喝酒，虽然出身武门，生平却只爱结交教育和文艺界人士，和蔡元培、胡适等名人以及张闻天、侯绍裘等中共早期党员交往颇密。他在苏州投资创立了乐益女中，聘请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名流任教，此地后来还成为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中共独立支部所在地。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在这样的熏陶下，张家的六子四女，皆有不凡成就。不但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成家立业后，都各在文学和音乐领域有颇深造诣。特别是张家四姐妹，更是钟天地之灵秀，个个或慧黠、或温婉、或俏皮，被人誉为“最后的大家闺秀”。她们在家中自办了刊物《水》，自家人写、自家人印、自家人看，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家庭文学刊物（1996年2月，此刊在北京复刊）。叶圣陶由是感叹：“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周有光结为连理，三姐兆和的夫君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充和则远嫁了外籍汉学家傅汉思……每一对都是琴瑟和鸣，相守情深。虽然不比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的富贵逼人，但张家的后代也自多几分闲逸的诗情乐韵吧。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这个有名的“半字电报”风流佳话，就发生在二姐允和和其三妹夫沈从文之间。
有这么一个说法，代表中国近代小说最高成就的是所谓“双城记”，意即钱钟书的《围城》和沈从文的《边城》。1928年，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很看重他才华的胡适邀到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然而他本性木讷内向，不善言辞，小说写得好，教学却非其所长。当时胡适给他上一次课的酬劳是大洋6元，可沈从文生怕迟到，紧张到第一次上课花了8元钱雇了包车匆忙赶去。课讲的也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引得台下女学生们笑声一片。
头次上课虽然失败，可沈从文不悲反喜，因为他一眼就喜欢上了台下偷笑的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就是张家三女张兆和。
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她不像二姐允和是个飞扬洒脱的急性子。却也自有自己的小性格在。要好的女同学因为兆和皮肤微黑，又喜欢穿男装，给她取了个绰号“黑牡丹”——这恰恰对了沈从文的胃口，他笔下《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都是黑美人。
一则为师生，二则年纪悬殊（两人相差8岁），三则沈从文是个面皮极薄的人，周围的人多不看好这段恋爱。可笨人也有笨办法，沈从文就发挥了他的特长——写作，开始对兆和进行了热烈的情书攻势。
虽说没敢当面示爱，但第一封信里，沈从文就直截了当地对意中人讲：“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随后情书的洪流滚滚而来，他说自己“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又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
身为中国公学的一枝花，张兆和不是头一次接到男生的求爱信了。面对沈从文的追求，她一开始是淡然处之，把沈的信和其他人一样，编上“青蛙1号”、“青蛙2号”的编号收藏了起来。但很快，她就觉得不对劲了。随着时间推移，沈从文的信也越来越热烈大胆。老实木讷如他，在爱情的驱使下，竟然写下了这样热烈的词句：“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不料胡适更是个妙人，他笑眯眯地看了信，却吐出一句妙语：“有什么不好！我知道，他顽固地爱你！”随后更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又是安徽同乡，要不，我跟他说说做个媒？”
气坏了的张兆和憋了半天，只好吐出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恨恨而去了。
有了校长大人的默许和纵容，士气大振的沈从文发动了更猛烈的情书攻势。但是，张家三小姐这座冰山可不是好爬的，沈从文的信一封一封寄出去，却如泥牛入海般没了消息。
老实人要是执拗起来，九头牛也是拉不回的，沈从文的爱情长跑历经3年零9个月，一直拼到了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家。也亏得沈从文能坚持，张兆和毕竟不是泥塑木雕，在他数年如一日，如此痴情的全心恋慕感动下，也多少有了点松动之意。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沈从文又拿出了死缠烂打的老办法。当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他在巴金的指点下，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还背了一大包的文学名著和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准备送给张允和。
当时张冀牖和其夫人住在上海，苏州大宅中只有张家姐弟。沈从文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托故坐好长时间才走，被捉狭的张家姐妹取了个外号“烂板凳”。虽然兵法上说：“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但或许是一腔赤诚真能感天动地吧，沈从文这临门一脚起了关键作用，张兆和终于羞答答地露了口风，跟沈从文说只要父母不反对，就答应他的求爱。
兴奋的沈从文回到青岛，立刻写信给张兆和，信中托张家姐妹中跟他较熟、性格也最急公好义的二姐允和帮他向张家二老提亲。在这封信里，沈从文充满诗意地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冀牖一向开明，丝毫不以张家豪富，而沈从文只是个湘西穷书生而生门户之见，痛快地回信告知张家姐妹，对此婚事表示同意。
张家姐妹得到父亲的允可，欢喜地一同来到电报局，张允和于是发出了这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半字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这个“允”字妙入毫颠，既是电文内容，又是落款；既表明了张家对从文和兆和婚事的赞同，又是身为“媒婆”的张允和的“签字画押”，真可谓是半字道尽无穷意，一封电报结良缘啊。也正因此，沈从文每次见到张允和，都会叫她“媒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
这段佳话还有个小小的注脚，兆和生怕沈从文这个老实头不明白二姐电报的含义，又偷偷一个人回到电报局，拟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兆”。无奈发报员看电报是白话，又有平常从未用过的“吧”字，坚持不给发报，兆和求了好半天也没有答应。否则，这封电报没准还能以“第一封电报情书”之名一同载入电报史册呐。
中文电报与密码
密码是人类通讯史上永恒的主题。电报作为一大载体，关于电报加密与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却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华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清谈判中，他也是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
这封电报走的是东京－长崎－上海线，要在日本中转两次。外务省通过这两次中专，搞到了一份密电抄件。日本负责破译、分析的电信课长佐藤爱磨亲自上阵，和中田敬义一起合作，根据电报的长度进行分析，并取来陆奥氏的原文对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国的密电码。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二在整场战事中，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于是中国陆、海军的调动情况、朝局的动向自此都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清朝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等等。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除了给了5万大洋，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应桂馨从此死心塌地——不过成也密码，败也密码。宋教仁遇刺以后，巡捕房正是通过这本电报密码本才证实了应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应桂馨在3月2日用这个密码发给赵秉钧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后来以“应密冬电”成了刺宋案关键性的证据之一。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可见电报用的密码本，属于极为关键的机要文件，一般要人无不是亲自携带，唯恐言传六耳，事泄不密，必要时甚至亲力亲为，译电都不让他人沾手，慎重之极。即便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也曾经亲自译过电报，以保机密，这也算是一段民国轶事。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他在起义之时，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民国之后，因为在沪购买军火、编练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积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时候，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黎元洪遂动了杀心，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这一封加了密码的电报在1912年8月13日深夜才送到袁世凯府邸。袁世凯一看是黎元洪发来的，而且用的是最高级的加密，便知道一定跟张振武有关。他情知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允许有丝毫泄露，否则国会议员知道，又是好大一场风波。于是袁世凯决定不交给机要员去翻译，而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巧的是，他的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找不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如果不能尽早译出，等到张振武有所觉察而逃出北京，别说黎元洪，就是袁世凯本人也要有大麻烦。
情急之下，袁世凯一个电话把梁士诒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梁士诒是袁最信任的几个亲信之一，他手里有保险柜的备用钥匙。听到袁世凯的召唤，梁士诒不敢怠慢，连夜带着钥匙赶去袁府。袁世凯拿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密码本，找了一间密室开始逐字逐句翻译，梁士诒则一直等在外面。
黎元洪这份电报兹录全文如下：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愣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15日当天晚上，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席间隐而未发。等到宴会散后，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把张五花大绑，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可惜为时已晚。几分钟后，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
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舆论大哗，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袁世凯推托不开，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敢公开，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
不知道那些议员如果知道这封密电还是袁大总统亲自操刀辛辛苦苦翻译的，是否会稍微宽宥一二。民国电文虽多，像这封由一国总统亲手译成的，却是极少见。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密电翻译，委实干系重大，不可不慎。
其实袁世凯如此谨慎，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在清末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关于密电的失误，以致于差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一件事发生在1898年，主角是康有为康圣人。
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如火如荼之际，中国一派中兴气象，俨然要成为第二个日本，迈入强国之列。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使者和精神领袖，风头一时无二。然而光芒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维新不过持续了一百天不到，就已经危机四伏。满朝文武阳奉阴违，几位重臣荣禄、奕劻心怀不轨，就连在幕后的慈禧太后也开始磨刀霍霍，打算对这一群大逆不道的家伙动手。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