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到了9月20日，康有为把兵变计划留给梁启超与谭嗣同，自己只带了一个仆人坐火车前往天津，打算坐海轮到上海去。巧合的是，袁世凯也是这一天坐火车回天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心思杀荣禄，在火车上有无见到康有为，就不得而知了。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这时候慈禧太后就体会到电报的好处了。虽然康有为早逃出去了一天，但他再快也不及电报快。于是一通电报打到了直隶总督衙门，谕令天津全城戒严，让荣禄严厉搜查康有为的行踪。康有为的计划里，曾经有杀掉荣禄，夺其兵权的内容。荣禄听袁世凯说了以后，又气又怒，此时自然更不能放过康有为。聂士成、董祥福两部兵勇把天津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最后在塘沽码头发现康有为登上重庆号的记录。
这时候，重庆号已经启航足足有一天多，寻常轮船根本追赶不及。荣禄不甘心让康有为在自己手里逃走，这时便有人向荣禄建议说：而今之计，如欲追上重庆号，只有派出北洋水师中最快的飞鹰号快艇。
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飞鹰号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制造，于1895年下水。飞鹰号船身长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吨，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
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让他马上拔锚启航，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出动。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刘冠雄却突然返航，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船上煤水没有加足，不堪续航。荣禄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后来飞鹰号的故事并未结束。辛亥革命后它曾参与护法运动，南下广州，遂被编入粤海军第四舰队，在与陈济棠的冲突时被飞机击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击沉驱逐舰的记录。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康有为浑然不觉自己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庆号在9月22号抵达烟台补充燃料，要停泊数个小时。康有为一来想散散心，买点水果吃；二来也打听一下局势，无论兵变成功与否，现在应该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在烟台一定能探听到什么风声。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的密电也已经送到了登莱道衙门。原来慈禧太后怕荣禄在直隶辖内捉不到康有为，早已给从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码头都发出了语气严厉的加密电报，电称康有为毒杀光绪，畏罪潜逃，各地码头一旦发现重庆号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为。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按说登莱道衙门接到密电之后，应该立刻封锁码头，派人严密监视，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由于早期中文密码编制过于简单，查阅调看的手续又异常繁琐，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不能及时应变。所以自从清政府启用电报为官方正式通讯手段后，为了确保不让人假传圣旨，特别规定了一定级别以上的大员都可以看电报底稿，确认电报上自动收报的军机号头，此命令才算有效。但是同时又有规定，来电的密码本只有少数官员才能持有。
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呀。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与登莱道不同，道台蔡钧接到密电之后早已经严阵以待，只等重庆号自投罗网。亏得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从中斡旋，派了一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职员在吴淞口先拦住重庆号，找到康有为，把慈禧的密电给他看，康有为这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他当即被英国人转移到英国轮船皮莱瑞号，然后转送香港，旋即出国，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至于李希杰，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批了一个斩立决——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坏事做尽，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
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不过中午之时，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门，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改换西服，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1896年初，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进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此人形迹作派，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接到孙中山抵美的秘报时，杨儒正安排李鸿章访美的诸项事宜，忙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孙中山已到了旧金山，立刻头大如斗。他深知兹事体大，生怕这个极端危险的革命党人会对李鸿章作出刺杀或者人肉炸弹什么的，立刻取出孙中山的照片给密探辨认。密探确认在唐人街演讲的，正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孙文。可是作了四年驻外使节，杨儒知道，孙中山如今在在美国的领土之上，他们这些使臣没有拘捕的权限。他立刻约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宣称这个狡猾的孙文是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危险分子，希望美国能够协助拘捕，最起码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个要求被奥尔尼拒绝了，而且警告杨儒不可以在美国领土上有什么轻举妄动，否则可能会发生外交冲突。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杨儒没办法，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安排人手，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国内很快给了批示，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还警告说别乱来。这让他左右为难，苦思无良计，只得姑从杨儒旧计，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一俟孙中山登陆，即行严密监视。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龚心湛的分析颇为到位，孙中山确实是想摸清楚国内各界对广州起义的反响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开，从而具备继续发动革命的成熟条件。康德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孙中山，说你住的地方和使馆很近啊，去访问过没有，孙中山不置可否。后来在与另外一位英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孙中山还向他打听驻英使节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馆一探究竟的意愿。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使馆来找邓廷铿，打算一起去探望老乡。邓廷铿把他先稳住，说下午两点再去，先招待他吃了个饭。酒足饭饱之后，邓廷铿拉着孙中山，引荐给参赞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这位马格里也是晚清奇人之一。他是个美国人，咸丰八年以军医身份来中国，后来还加入了戈登洋枪队，协助李鸿章剿灭太平军，还娶了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侄女当老婆。苏州杀降事件后，戈登与李鸿章势同水火，多亏了这位马格里从中斡旋，才算平结此事。马格里从此加入淮军，依仗自己的洋人身份帮着李鸿章办理洋务，还加入中国国籍，改了字叫清臣。后来他主持的金陵造炮局在大沽试炮失败，炸死了七个人，被撤职闲置。郭嵩焘派去英国出使时候，把他也带了去，从此就以美裔中籍职员的身份出任参赞一职。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过不多时，马格里假装走过来，说国内来了电报，密级很高，请邓廷铿亲自译出。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
到了三楼房间，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当即落锁。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你不是姓陈，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等到总署回电以后，才能把你放出来。”孙中山身陷囚囹，追悔莫及，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也被拒绝。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龚照瑷一边指示看管好孙中山，派了一中一外两位随员24小时监视，甚至连窗户都用木条钉好，水泼不进；一面拨出7000英镑，租了格莱（Glen）公司一艘2000吨的轮船，定制了一个大木箱，一俟总署复电，就立刻把孙中山装到箱子里运出英国。他们作事很细心，特意选择了一条外籍轮船，而不是不列颠籍船只，这样即便事后英国人觉察到，也无法在苏伊士河予以拦截。
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却仍旧没放弃希望。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一封也没有传出去。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
轮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笼子也订得了，可偏偏发去国内总理衙门的电报，却石沉大海，再无回应。龚照瑷急得团团转，有心早早把孙中山送走，又没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译电员守在电报机前，随时等着复电。
孙中山乃是朝廷钦犯，总理衙门何以回复如此迟钝呢？至今已成为一个谜团。有说清政府对如何处置孙中山莫衷一是，有主张在伦敦或海船上直接杀之，有坚持必须运此巨匪归国，公开处决以平民议，群议嘈嘈以致耽搁时日；有说是总署的译电员粗心大意，误把头等加急密电搁错了格子，恰逢李鸿章10月3日刚刚出访归国，引起轰动，各国政要拍往中国的电报极多，译不胜译，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
久拖必有生变，就在清政府的复电久候不至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当时使馆有一名英籍工人柯尔（Geovge Cole），负责每天给孙中山生火送水。孙中山暗自请求他帮忙，开始柯尔不理不睬。孙中山左思右想，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
英国那时候大部分平民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关心那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近东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却格外敏感。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化运动，对信仰基督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几乎把亚美尼亚民族灭绝。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痛心疾首，笃信基督的民众无不视哈米德二世为恶魔。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柯尔把纸条送到康德黎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0月17日晚上，孙中山已经在使馆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从孙中山失踪后，急得几乎发疯，四处奔走不得要领。一直到柯尔送来纸条，康德黎才确认自己学生被软禁了。
康德黎最开始想去找参赞马格里帮忙，结果在宅邸里扑了一个空。他没办法，只能去苏格兰场报案，却未被受理。后来柯尔再次传递消息出来，康德黎这才知道马格里是这起拘禁事件的主谋，龚照瑷已经打算下周递送孙中山出境，假称他是个疯汉。康德黎没办法，直接去了使馆，威胁说此事已报告给苏格兰场与外交部，使馆却拒绝承认内有孙逸仙这个人。
康德黎离开以后，使馆人员立刻汇报给了龚照瑷。龚照瑷见消息已经泄露，总理衙门的电报却久候不至，急得火上房。龚心湛这时又献了一计：龚照瑷的前任是曾纪泽，他在伦敦曾租了栋寓所，如今空置，不如把孙中山秘密转移到那里，然后请英国人来搜查使馆，便可以消除嫌疑。龚照瑷听了很是赞同，但后来一查记录，那间寓所已经被退租了，这条计谋遂派不上用场。龚照瑷只得下令让轮船在附近码头随时升火待命，一经总署点至，立刻开船。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英国首相萨利斯堡（Salisburg）也被惊动，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孙中山声明大噪，报纸争相访问，就连中国，都有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分别在14、15、17、19、21、28册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中山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中山一案》、《论孙逸仙》等。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甚至把他收入了《中国名人辞典》。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电报史上的奇观——民国通电趣谈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无论是写成文言还是白话，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发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一进入民国以后，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而骂，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看热闹。
不过通电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发的。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就拿前面大北公司修的那条电报线来说吧。上海至香港、广州、日本长崎，每发一个字，价格是3角银元——那时一张从上海坐船到长崎，也只要6元银元而已。也就是说60个字就顶一张船票了。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像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3000多里，中间只设了6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3钱银子1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19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好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儿，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2000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看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言辞，真是让人五体投地。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画上了句号。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