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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场上的相思树
作者江奇涛
【文案】
《雷场上的相思树》超越一般军事题材的限制，对人生中的某种情势做了准确的概括和象征。这是一种领悟，一种带着神秘色彩的领悟。这既是一种社会和自然的启示，是一种在生活中常见的契机，同时又是一种凝神默查的思想结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哲学玄说。
对《雷场上的相思树》最好的概括：
“把那些残酷的记忆，
交给最坚强的神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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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立刻——无条件地——把359高地上现在担任指挥的那个排长给我送下来！记住，现在是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九日十八时四十一分。在我下命令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你们给我送来的时候必须是什么样！”
这是从电话里录下的师长原话。
似乎秒表卡在这位师最高指挥官的手上，而每一个环节又都是由师作战室计划好的。现在，地面炮兵雷达已经开机，有命令让他们一旦发现敌迫炮，立即指示我炮群进行毁灭性的颠覆。538上的微光夜视仪也已经架了起来，观察手在密切监视359方向上的几个越军高地。担负护送任务的四名侦察员采用超常手段已经上到了359高地上。担负护送任务的所有我军阵地的电台，都同时收到了师长的命令，要他们随时准备接应从359上下来的我方人员……
不知因为这个是个中国农历的除夕呢，还是有意要搅乱敌人的视听，整一夜，沿途高地上的曳光弹、信号弹、礼花似的在天空闪耀。四名侦察员和师长要的那个人，途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他们踏着炮弹新刨出的虚土碎石，沿着摧平了的战壕，不时地迈过一具具新鲜的尸体。凌晨四时三十二分，他们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前沿最后的危险地段——321高地，不久，便直接地上到了三号公路上。那里，早有一辆挂了“特”字红牌的军用吉普车在等候。两个闻风而至的电视台记者，将摄像机、碘钨灯一齐对准了来人。
早有一辆挂了“特”字红牌的军用吉普车在等候。两个闻风而至的电视台记者，将摄像机、碘钨灯一齐对准了来人。
他中等个，和四名持微型中型冲锋枪的侦察兵一样，穿着防红外迷彩服，脸上涂了一层伪装膏，黑黝黝的，只露出对灼灼发亮的瞳仁和一口雪白的牙齿。他对摄像机的反应极其麻木。据说，他曾经在阵地上大哭大嚷，死活不肯下来。闹不清侦察兵对他施了什么魔法，好歹总算把他带下了阵地。
吉普车轰然启动，朝大后方驶去。沿途的交通哨兵一律对它扬起了绿旗。
战争中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
第二天，有人看见他在远离前线一百多公里的州政府招待所里。各方面的人都想要见他——慰问的、采访的、探望的。他执拗地躲避着人群，一头扎在三楼的某间储藏室里，拼命地写着什么。
十多天后，他突然地失踪了。有关方面当即多处查找，可还是杳无音讯。只有一个人事先知道他的去向，可她没说。她手上有一本他留下来的笔记本。本里记了密麻麻的文字，还插了许多张临时从另一个本子上撕下的纸页，那上面的字迹要潦草些。笔记本的扉页上有一行题记：
把那些残酷的记忆 交给最坚强的神经吧
军列上
1
苏联有一种“中尉文学”，我们也该有自己的“中尉文学”。
假如有军衔的话，我也是名中尉。可是前线规定：凡军校见习参战学员一律授以第二排长职务，不予指挥权。我们只好自嘲地称呼自己为“士官生”。
我们就要去打仗，我得记下点什么，以免将来——当然，那要看我是否能活着回来。不过，即使我死了，我也希望能在哪本文学杂志上出现我那加黑框的名字。人总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
战争中不能没有歌。
从开车的那一刻起，车上的士官生们就一支接一支地唱。从“小燕子穿花衣”一直唱到如今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还有的人把久违了的语录歌和样板戏也翻出来唱。就这么一直唱，直唱到口干舌燥才肯罢休。
每个人为之动情的歌是不一样的，完全取决于你对那歌的感情记忆力。但有一首歌让我们全体士官生都受不了：《再见吧，妈妈》。谁唱谁落泪。早在出发站的月台上，军区歌舞团的一群年轻的女演员手持彩带唱这首歌送我们，唱着，唱着，唱不下去了。车上的人流泪，她们也流泪。最后，她们抽泣着把手上的彩绸签上自己的名字往车厢里的士官生手上抛—— 默涛是我们士官生中唱歌的王子。他刚刚唱了一首《西班牙骑士》，歌声悲壮凄婉。他在唱歌，也在唱自己。他生来就是这么个“多情骑士”。无论在身段、脸型、风度方面，都符合他这个前金陵大学学生会“野蜂”小乐队指挥的身份。他在音乐方面造诣颇高，常常忍不住要对我们大谈一些音乐理论。比如他认为，蒙古音乐中的“啊~~~吚~~~哎”的长腔，是人们朝遥远的天边发出的一种性的呼唤，希望能够得到回声，表达了人在那种空旷草原上的孤寂感。他说热带音乐的强烈节奏和当地人的性早熟有关，热带音乐多带有青春的躁动。他还说维吾尔音乐起源于经商，热瓦甫带点在街头招徕顾客的味道了。他甚至说藏族音乐受佛教影响较大，唱起来很像喇嘛念经——他的音乐理论总是和他原先的专业搅合在一块儿——他是生物系本科毕业生。
我至今记得一年多前，他从开进第三陆军学校的大轿车上走下来的那股神气。穿一件铁锈色的夹克装，露出白色的高领毛衣，不时地甩一甩那王子式的头发。从五辆大轿车上走下来的全是些从全国各个高等学府招来的本科毕业生。工科、理科、文科，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一点。可就在这吵吵嚷嚷类似哪个华侨旅行团的人堆中，你首先注意到的还是默涛。他双手插在夹克兜里，用一种悲剧性的目光冷峻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俨然一副大艺术家的派头。可没多久，军校队长的一把理发推子便把他收拾得像只孵窝鸡似的。他沮丧极了。他失去的不只是头发，还有头发上的节奏，而节奏又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所固有的……” 默涛真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战争中的歌。
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开车后，我让我身边的那台录音机一直响着一首美国军歌——《星条旗永不落》。我不知道演奏者究竟配置了多少乐器，才造成了如此磅礴壮观的音乐画面。是啊，军人，全世界的军人都崇拜这种排山倒海的情绪。美国军人、越南军人，还有我们这样的中国军人——唔，历史，真像只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方似的，不断地对这些军人作出新的排列组合。 我想起半年前，我在航空学院听过的一场报告。美国“阿波罗11号”宇航员欧文斯作的登月报告。那天，军校也发了几张票。
美国人的军服真漂亮。他好像是名上校，肩胸上还配着一根金色的饰带。他的开场白说得妙极了：
“我当过飞行员，飞过各种飞机。母亲总对我说：你要小心，飞低一点儿，飞慢一点儿。可我本人总想再飞高一点儿，再飞快一点儿！”
我记得还没等到翻译，不少人就笑出声来了。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女军人也吃吃地在笑。我诧异极了，朝她盯了半天，因为除了台上的美国人，全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军人。我记得那女军人胸前别着一枚红十字会徽，大概是哪所军医大学的吧。
美国人在台上讲他们登上月球的情况，眉飞色舞，可惜那英语说得太快，我只依稀听清了几个单词。又是一阵哄笑。我赶紧求助于边上的“红十字”。她比台上的翻译更快地告诉我，这句出效果的话是：“……工作人员走了，随着那重重的舱门的声响，我突然有了一种被关进地狱的感觉。完了！再想后悔不干已经来不及了！”
我会心地笑了。因为这种心情恰好和我们这批大学生当初进军校时的第一感觉一模一样。
那天，我真得感激那位英语极好的女军人，她及时地给我做了许多美妙的翻译。散会时，我们互通了单位、姓名，她果然是军医大的学生，只是她的名字我没记住，我只记得她胸前的那枚红十字会徽。此刻，我又想起她给我翻译的一句宇航员的话：
“……要上月球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想看看地球，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只有一只乒乓球大小……我看见同伴很利索地完成了出舱动作，我也想把动作做得漂亮点，因为此刻全美国、全世界都在电视机前关注着我。” 我发现这些话和我们此刻去打仗的心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啊，我们这批上前线的士官生们不也有着这种广大的被注视感吗？
我也奇怪，我怎么会对这些话记得这么清呢？也许是我对那个“红十字”印象太深的缘故吧。心理学告诉人们，一个漂亮的女性对你说过的话，印象特深，这是因为她的形象和语言同时在你脑中打上了烙印。
2
我们乘坐的军列原是趟客车，同车的还有好几所军校的士官生：地面炮兵学校、雷达学校、导弹学院、防化学院……在我们这节车厢上有一批工兵学校的士官生。不知怎的，一见这些工兵，老让你想起地雷来。
这真是战时的反常现象，列车越往前开，士官生的情绪越热烈。二区队的一名士官生突然掏出张彩色照片，当众宣布道：“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怎么样，挺漂亮的吧？”
大家一一传看，果然相貌不凡。那小伙子好不得意，说：“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反正我在想她！”
却并没有人嗤笑他。我近旁的另一名工校士官生显然在给他的情人写信，我刚刚上厕所时朝那纸上瞥了一下，竟一个字也看不懂，这小子写了一手漂亮的反字。这真是绝活，无论怎样过火的情话也不怕别人偷看。恐怕，就连他的亲爱者接信后也得把信纸反过来，对着电灯泡方能看出个所以然来。靠车厢右边的一名士官生却在小本本上画画，画风很有点现代派的味道。他三两笔就勾出个军人来，左胸赫然别着枚军功章。在军人的右边他又勾出个窈窕女郎。天啊，我真怀疑他画过不少人体写生，否则对女性的某些关键线条的把握决不会如此精到纯熟。窈窕女郎的视点正对着军人胸前的军功章，而军人的嘴角上有两条愁苦的线条。题款是：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不知是什么意思！也许，这也正是现代派画风的精髓所在——你看出什么，就是什么。
后座的几个“战略家”正在大谈战略战术，出语有些肆无忌惮。其中一个家伙说：
“七九年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越南人，越南人呢，用打美国人的办法打我们，两下子都没打到一块儿去！”
另一个家伙说：“现在有一种观点，仿佛现代军官张口就是‘英阿马岛之战’，闭口就是‘贝卡谷地’，别信那个，那只需要一点科普知识、简易读本、初级教程就足以应付人们的好奇心。可我们将面临的是山地战，山地战是一种最初级最原始、最需要野蛮精神的作战。”
这话立即得到他的一位同伴的赞同，说：“是的。军事上很多东西是返朴归真的，美军不是在前年又恢复了刺杀训练了吗？不要一讲五次反围剿就头痛，才几十年嘛，孙子兵法都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还在研究它吗？那时还马拉战车呢！在军事上我首先推崇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将领们没有一个有毛泽东的军事高度，因为他有哲学头脑。越南人在前线倒是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用的滚瓜烂熟。”
在那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中，我听到了季刚的声音：“听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作战多用‘群胆’，很少有‘孤胆’。咱们为啥缺少孤胆？对你说吧，前些年中国人集体主义讲得太多了，一个人生下来，三岁就进幼儿园，从那以后就过集体生活，稍稍自由点，就说你个人主义。是啊，前线为什么不给我们士官生以指挥权呢？应该培养军官独立行动的能力。英国军官接受任务后，自己就成了将军，任务如何完成由他自己考虑。我们总是统得太死。”
另一家伙当即反驳季刚，说：“现代战争早失去了那种古典美，倒象一项整体工程，画图纸的，开吊车的，砌墙的，运沙子的……有的兵还没见着敌人就着了炮弹，你能说他不是英雄？没有孤胆？”
唔——士官生们总是雄辩的。我想起一首古老的军歌：
纸上都是开阔地
可是行起军来呀……
是啊，前线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恐怕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人是有着某种先验感的。我脑子里不只一次地映现出自己踏中地雷的一刹那：眩目的闪光；没有电影中那骤起的音乐，只有炸声后的寂静；嗡嗡的耳鸣，TNT辛辣的气味，被炸烂的带血的骨肉喷溅到战壕壁上；脑子却清醒的可怕，甚至来得及喊一声“完了！”一根断茎的野草，以致飞鸣的山雀都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看到的景象……
3
前中医丛培民也得到一条签名的绸带。这个幸运的家伙，正坐在我的对面一心一意地研究着那条绸带上的签名，似乎要依据那字迹揣摩出那位漂亮的女演员的性格特征。按照文学描绘应是：他两眼炯炯放光，仿佛那手上抚弄的是一团燃烧的火。
他就这么个粘乎劲儿。他读过五年的中医学院，脸上老有一种“春风式”的微笑，凡事都爱“望、闻、问、切”，弄弄清楚。细细分来，他大概要属于医学诸多流派中的“温补派”，平素，总爱和同队的士官生们谈谈营养，介绍一下“时令大补”、“自我保救法”、“人体生理小极限”等，其蛊惑性一度曾使队里的偷懒者增多，引起当局的警惕。当然，有时他被队里领导表扬两句后，也能心花怒放，毅然决然地揭发一下某些装病者，类似“这汗不是虚汗，是正常的训练出汗”，“此人脉象和缓，腹肌松弛，不象肚子疼”云云。总之，他这个人是和他那套昏天黑地的中医阴阳理论相吻合的。动不动就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为什么中医的阴阳理论首先发生在中国？这和我们民族的思维习惯有关。为什么解剖学首先发生在西方？这也和西方人单刀直入的思维习惯有关系。”俨然把自己标榜成民族思维的继承者。他对自己当初选中中医这个行当的解说更是阴阳莫测，说：“现代社会越发达，交通工具就越发达；交通工具越发达，车速也就越快；车速越快当然也就越容易出交通事故。而治疗跌打损伤嘛，中医明显地要比西医高明，草药外敷内服、小夹板、推拿……少痛苦，还没有后遗症。”大概是目前社会还不够“发达”，所以这个一心想靠交通事故发财的郎中才进了军校。
此刻，前中医仿佛有些激动。刚刚，他居然即兴在那绸带上赋诗一首。其中有这么一句：绸带里飘出了铅沉。
士官生们一起嘲弄他文风晦涩。说是在这样来历不凡的绸带上题出这等蹩脚的诗句来，简直有辱于士官生的荣誉。可是，这位前中医死也不承认他的诗有什么毛病。
“这也叫诗啊？”季刚在那边嚷开了，“什么‘绸带里飘出了铅沉’，见鬼去吧！如果这也叫诗的话，我一小时就可以炮制出五十行！”
果然，他按前中医的思路编开了：
绸带里飘出了铅沉，
车轮下滚出了缓慢，
面包上啃出了饥饿，
水壶里倒出了干燥，
冲锋枪射出了和解，
……
加上大家七嘴八舌地拼凑，不到十分钟就已经有了十五行。逗得大家哈哈直乐。前中医自己也笑了，他也唯有在季刚面前才显得这么谦恭。
“嘿嘿嘿！你准能编小说，别看有人成天想当作家，在那劳什子上记这记那的。”他是在攻击我，却又同时在向季刚献媚。季刚哈哈大笑：“我要是会编小说的话，一准把现在的作家们一个个都放翻掉！”
“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唉，对了，要不要我给你搭搭脉？浮中沉、举按寻，三部九后，你的脉象一定要比常人和缓有力，这可是干大事的人的脉呀！”
“拉倒吧！”季刚撩开了前中医那只多情的手掌，“你还是等到了前线，去给地雷搭脉吧！老山前线有几十万颗地雷，要是我，就让你探雷去，你们当中医的手感一定比常人敏锐的多！”
“足球运动员的脚感才是第一流的！再说，绿色视野也比常人开阔的多……”前中医的脸上露出个狡黠的微笑。
季刚提过青海足球队的左边锋，此后又上过四年的大学运动本科。他今年二十六，可表格上只有二十三，当然，这要属于某些体育单位的内幕。他是个天生的左撇子，他自己宣称：“大凡左撇子，第一反应特别快。”他也真是太强悍了，按默涛的说法，“他那体质已超过了人种的生物标准”。平素，我们这些每天被梅花桩、铁丝网、战壕、高墙、雷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士官生们，有时连列队吃饭都觉得是负担。而季刚却毫不在乎。有一次区队长有事，临时委托他带队执勤，列队前，季刚给全队士官生出了个主意，当即获得了一致的拥赞。于是士官生们列着队，人人心怀着一个妙处，气宇轩昂地朝那能盛几百人的大饭堂进发。离饭堂还有一百米时，季刚突然下了道“解散”的口令，立时，队伍向遭到雷击似的，人人嗷嗷发疯地狂喊着，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饭堂。那情景活象一群发了情的公牛，狂蹿撕咬。别的队的学员怔然不解。教官们目瞪口呆。几个管理干部风风火火地赶来想要制止这场“暴乱”。谁料，当他们一跨进饭堂，立时傻了：几十秒钟以前还在发疯发狂的士官生们，此刻一个个变得像顺毛羊似的，也许是刚刚那阵暴乱的反衬，秩序井然的饭堂竟有了种墓场般的宁静。事后，训练部长责问季刚：“你们为什么要喊？”季刚说：“我们憋得慌，想把一天的疲劳统统地喊出来！”训练部长瞅了他半天，居然没再说什么。是呀，就算是暴乱吧，也是有组织、有纪律、有科学根据的暴乱。
4
刚刚默涛跑到我这儿来谈了一阵子。他对坐这种客车有点受不了，说是索性称闷罐车也罢。一位军中诗人是怎么描绘的？对了，“闷罐车好似一个悬念，一夜间便给你个：大漠、雄关、瀚海。”可坐在这陈设完备的客车上，老让你有种出门旅行的感觉，记忆总是错误地让你和生平那些最美好的旅行印象重合。一旦醒悟过来，好半天缓不过劲来。
我问他那“最美好的”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旅行，他没回答我。可我已替他想好了，那准是和哪个妙龄女郎相伴相随的旅行。
我又问他，出征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到市内和她会晤的怎么样？他还是没理睬我。看来是不怎么样。
默涛这个人喜怒皆形于表。有几次我发现他半夜爬起来，在校内一号、二号马路上徘徊，那脸痛苦的像要随时打出个喷嚏来，嘴里哼哼的全是些黯然神伤的曲儿。我试着问他怎么回事。他问我：“你还记得那天给咱们拍片的那个电视台编辑吗？”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前些天，省电视台来了一拨人拍我们大学生队的专题片，其中有个戴米色贝雷帽的小伙子特别活跃，脖子上老吊着个取景器，在摄像机前指手画脚。 默涛告诉我，那是他的校友，还在他的指挥棒下当过几天大提琴手。
我说：“校友就校友呗，只要不是情敌！”我知道默涛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好像已经考上了海洋生物研究生。 “恰好是。”默涛苦笑道。
痛苦！我立时明白了。
是呀，为了那次拍摄，士官生们简直成了人家手上的道具。无论奔袭、进攻、抬腿迈步，以至于脸部的每一丝情绪都绝对听从那台摄像机的调度。而那个“贝雷帽”站在那架有摄像机的敞篷吉普车上，手握话筒，指挥着包括默涛在内的士官生们一次又一次地朝那早已占领多次的“敌阵”上冲锋——无疑，那每一次冲锋都在吞噬着这位前生物本科生兼业余音乐家的自尊心。痛苦！尽管我也只是在小说里经历过爱情，可我还是竭力为默涛打气，说那个电视台的“小开”没啥了不起，无非是离她近一点，而在信息和运载工具高度发达的战场上，对方一旦确立了敌手的方位，距离也就不再起作用了。我鼓励他多给她去信，必要时溜进城里去见见面，不过四十公里的路程，尽管校方严格控制外出，可总会瞅找空子的。
默涛否认他的自尊内心受到伤害，他和那个“贝雷帽”会晤过。谈话中，他隐隐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因为他从那个“贝雷帽”的语言中发现，他在军校写给她的信，“贝雷帽”都看过。
我出于对默涛的同情，专门为他写了首诗，题为《军校之夜》。默涛看后，信手便在那首诗稿上谱开了曲，一边谱，一边潸然泪下。整个音乐画面是这样的：夜，军校的夜，我持枪站在哨位上，望着那满天的星斗，听着那一片蛙鸣，军服上的盐霜浸润着夜晚的露珠，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那遥远的大学母校，而那晚上的口令又恰好是：希望！梦想！
默涛一定要把这首歌拿到全队教唱，我说队长不会同意的。他想了想，便在那篇首赫然地写上了“乔羽词，施光南曲”。后来，这首伪造的名家歌曲居然畅通无阻地被拿到队上教唱。当时，我真替他捏把汗。因为军校队长正满脸狐疑地盯着那歌片呢！
士官生们全都喜欢这首歌，唱起来比哪一首歌都卖力。正式拿到大礼堂去唱的那天晚上，恰逢某个歌舞团来校演出。结果，默涛那漂亮透顶的指挥架势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他指挥士官生们直把那首《军校之夜》唱到了无以复加的抒情地步，连其中最微妙的小关节都唱出来了。整个礼堂全都朝我们肃目，甚至连台上的演员们也都撩开幕布朝下窥探……
“是呀，她怎么这么叫人琢磨不透呢？”默涛老是喃喃自语。
我问：“以前你把她琢磨透了吗？”
“噢，在班上，她一向有着一种高傲而迷人的落寞。”
“对你说吧，默涛！”我这个门外汉又在开导他了，“考察恋人应注意对方原来的思想轨迹，当然不是让你去当侦探。如果你发现她的思想习惯脱离了原先的轨迹，那么，就很有可能有另外一颗‘星球’的引力在对她发生作用，冥王星不就是这么发现的吗？”
我这话无形中触动了他。他再也不想和我谈这个话题了。我知道要医治失去一个美丽女子的创伤，最好的药物就是另一个同样美丽的女子。转而，我们又一块讨论着前线，讨论着我们将要面临的各种局面。最后，他给我吟诵了一首诗：
怎么办？它终于降临
它像一只灰黑色的鹰
在天空盘旋
最后，非常偶然地
落在了我们的屋顶
怎么办？它终于降临
——它是谁
默涛轻轻地吟着，目光温和而又内省。
现在它找到你了
也许是对你的骄傲
实施的一次惩罚
你能正视它吗
——正视它就是正视自己
唔——这诗太棒了！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一伙儿士官生写的。默涛告诉我，这诗发表在去年的《解放军报》上。我大为惊讶，怎么我这个学中文的反倒没注意。默涛笑着说：
“包括我在内，那时，都以为这只‘灰黑色的鹰’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
5
就在我刚刚睡去的时候，车上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不愉快，工兵学校的一名士官生有意要漏乘。
季刚悄悄地告诉我，说是他发现的。
当时，军列停在一处小站上，士官生们差不多都已睡着了。夜暗中，季刚发现紧挨我们这列的铁路边停了一辆奇异的列车，挂厢很少，每节车厢都标有一个鲜明的红十字。他有些奇怪，下车看个究竟，与他同时下车的还有那个工兵学校的士官生。
他俩一起被那车厢内的景象震惊了。一档档卧床上全都躺着刚从前线下来的伤员。输液瓶、氧气管、血浆袋，一张张雕塑般毫无表情的脸孔，渗血的绷带，被剪开剥下的肮脏的军服，呻吟声、喘息声以及车厢内弥漫着的那股血腥汗气和来苏水的混合味道，都给人一种强烈的生理刺激。有个相当厉害的护士一边倾泼着铅桶里的血水，一边把他们撵下了救护列车。
季刚刚回了军列车门，便传来了车头开车的笛声。他回身一看，同他一起下车的那个工校士官生不见了。他喊了一声，没人应。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他以为那伙计是从别的车门上去了。可就在军列徐徐移动的时候，车厢的灯光映出了一团黑影，他就蹲在不到四米远的一个水龙头前装作在灌水壶，可那水龙头压根儿就没开。你想吧，还有谁能比足球运动员的动作更快捷呢？季刚跳下车去，一把拎住那人的衣襟，三下两下把他拖回了已经开动的军列。混乱中，那只水壶叮叮当当地滚下了路基，作为耻辱的标记永远地遗落在那里。
“人不能这么活！”季刚只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这也就够了，往昔在那绿茵草坪上，几万人不也就看他那“临门一脚”吗？
我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季刚所说的那个工校士官生。他就坐在我对面的第三排座位外边。脸白白胖胖的，眉心的三角区很大，以致整张脸显得很宽。他发现我在注意他，眼神慌乱地躲开了。
我对季刚说，不要再提这事了，这不仅牵涉到两个军校的关系，实际上那也是很难说清的事情，他就是没听到你喊又怎么样？
默涛倒显得十分豁达，说：“软弱嘛，人人都会有的。”
前中医就在一边琢磨了，“你们说，他一人呆在那小站上又能怎么样呢？连钱和行李都留在车上。”他还是老样子，凡事都爱弄弄清楚。
季刚说：“人在失态状况下是不计后果的，只要能脱离这趟战车就行。”
我这个人对一切都包理解的态度。是呀，画家的眼里只有线条和色彩，音乐家对节奏有种病态的敏感。而作家的最大本事就是理解人，理解人们内心的感情和曲折。我虽不是作家，却偏爱替别人理出点头绪来。
我拎着我的水壶走了过去，说穿了，是想用只水壶换回一个故事。可他一见水壶就有种受伤的兔子见着土枪的感觉，满眼的惶然。
“你拿着用吧！”我说。
“不！”他推辞着。
我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也不管他是否乐意，就势坐到了他的边上。
显然，他的同校士官生并不知道晚上的那件事，还在同他开玩笑。我听到那些玩笑话多提到蔬菜：
“菜农！你就往边上挪挪嘛，能有个韭菜叶宽的地方就行！”
“菜农？”
我试着问他，怎么别人叫他菜农？他苦笑道，他原是农学院蔬菜系毕业的。
我发现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物，仿佛学农业的人大多有这种味道，就连那说话节奏也是和农作物漫长的生长周期相吻合的。我见他一味防范我，便提议和他划拳，输的喝开水。我说，你是学工兵专业的，上去肯定得排雷，而雷场布置是很讲心理学的。划拳和排雷有相似之处，都是在破对方的心理程序。他只是呆笑，不肯出拳，并说了一句十分沮丧的话：“工兵在军棋上的地位是谁都可以吃掉的。”
我从他那零零碎碎的答话中弄清了：他叫刘国政，在农学院学了四年蔬菜专业，毕业后并不想进军校的，可是他是班上唯一的党员，他不进，没人愿意进，他只好带了头。他家是安徽霍山人，世代农民，父亲老早就盼他回去建一座香菇房，发点财。听说他上了军校，老头子跑到乡政府闹了一通，说“我们这样的人家盘个大学生容易吗？怎么这号事偏摊到我儿子头上了呢，现在不是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乡政府的人说，这不关他们的事儿，他们只管往他家门框上贴个“光荣之家”的红纸儿，再说军队比地方薪水也来的大，不是什么坏事情。老头无奈，自己先搞起了香菇房，不想那菌种没培起来，白白花去了三百元。就在他离军校的前几天，还接连接到爸爸两封告急信，让他回去指导指导呢。是呀，他原本学的就是这本事。
我到底把自己的水壶留在他哪儿了。我对他说，我有办法，等到了前面，从哪个医院找两个输液塑料袋来，那玩意装水掖在身上，夜行军还没个声响，干这种事我是老手了。
我把那个菜农的情况对默涛他们说了一遍。他们都没吭声。
季刚回头瞟了菜农一眼，似乎还不放心。
6
列车已行驶在云南境内，车窗外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我发现红土地的暖色调很大程度上是光的作用。高原的阳光辉煌极了，蓝天一碧如洗。满目的红土地尽情地吸收着阳光，却又不把阳光直接反射出去，于是那金色的光线完全饱含在那浑厚凝重的红色中，暖融融，十分耀眼，你几乎要产生金黄金黄的错觉，可那湛蓝湛蓝的天空又严肃地向你指出：这是红色，像血一样的红色。红色的山峦连绵起伏，红色的河流浩浩荡荡，而那红色的粉尘沾涂在路边的石墙上、凤尾竹上、菠萝刺上、芭蕉叶上，于是整个世界都立体地呈现出那种暖洋洋的气氛来，让人惊叹，让人振奋，让人禁不住地想大喊上两声。是的，当内地寒衣料峭的时候，这里依然是春天。
士官生们全都扑向了车窗。好些颗脑袋从那不太宽裕的窗缝间伸了出去，像长颈鹿似的，伸长脖子，带着天真的严肃考察着这片与未来战场相似的生态环境。
列车缓缓地在一个小站上停稳了。这里离终点站只有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了。再也没有人到月台去溜达，去品尝土特产，甚至很少有人高声说话。包括我在内，谁也想象不出半小时后迎接我们的将是什么。
默涛不知从哪儿拎出了他那只鸽笼，笼内一对“深雨点”信鸽咕噜咕噜地叫着，其中那只雄鸽胸部球似地鼓胀着，它们的眼睛全都又黑又亮地发着凶光。上车时我见过它们，默涛当时说，是一位信鸽协会的人托他捎上放飞的。还说这对鸽子飞过兰州、天津、武汉，还就没飞过云南。
“大家都不要太悲观，我来放鸽子给你们看。”默涛说着，从笼内扑扑楞楞地捉出只鸽子，把它平端在手掌上，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车窗。
鸽子在默涛手上伫立着，犹豫着，小脑袋不安地四下晃动。
“定位！找方向！通信兵的行话。”默涛回头笑了一下。就在这时，扑扑拉拉，那鸽子腾飞起来，扑向蓝湛湛的天空。起先，它绕着火车盘旋，人们的眼睛也随着它转动。那优美的飞行姿态，给人一种活脱脱的生命的自由感。它围着火车盘旋了三圈后，便一头扎向了北方。 “后天一早，它就可以到家了！”默涛的声音不知怎么得有些变了。也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我们似乎是在朝以往的一切告别，在朝我们几十年熟视无睹的和平生活告别！一旦意识到这个，我的喉头也哽了，仿佛插进了一根自动步枪通条。
人们还在等着默涛放第二只鸽子。默涛却往椅子上一坐，宣布：“放飞完毕。这只雄鸽子等打完仗再放，总得留点悬念。”
我怜悯那只孤独地留在笼子里的雄鸽，它正不安的在笼子里打转转，那又细又亮的眼睛简直是在仇视我们。
“谁知道这仗得用多少时间，等久了，你的鸽子体重一增，能不能再飞回去还是个问题。”有个养鸽子老手在一旁进言。
“飞不动倒好说，再拿车把它载回去。只是由谁带它上车，还是个问题！”默涛笑笑答道。
季刚在那边粗鲁地说：“别尽他妈的搞些女人家的缠绵玩意！跟你讲吧，默涛，电影上那个角色一旦有了这些举动，一准死得快！” “我要是死了，你就在这鸽子腿上拴根黑绳子放走。我不会连累它的！”
我是深知默涛的。他对生活一向有着诗一般的理解。谁知道，他和这只鸽子的主人事前有过什么样的约定。
有关军列的补记：
士官生们像潮水般地涌下火车，月台上嘈杂吵嚷，一片绿色的人流。口令声起，人群按原军校列队。炮兵师、野战陆军师的接收人员手上甚至没有一份花名册，无论在哪个军校的队列前都这么喊：“前面这几个去X团，后面这几个去X团，其余的去XX团！”
前中医个子矮，按惯例排在队尾。一见要和我们几个分开，情况有些不妙，记得他在队列里大叫起来：
“报告！我和他们的行李捆在一块儿，能不能……”接收人员宽宏地把手一辉，说道：“站过去吧！”
前中医乐颠颠地站到我们一块儿来，可很快又悄悄地对我耳语道：“也许我这恰好是选中了死亡！唉，管它呢！恍惚之数，生于毫厘……”前中医好像从他的阴阳理论中又找到了平衡。
不一会儿，和我们分在一个团的其他军校的士官生也纷纷靠拢来。我瞧见那个菜农也挟着行李朝这儿走来，便朝他招招手，对他说了两个字：“缘分！”
装载我们的野战车向战区开去。途中路过一个州府，下车在军供站吃了一顿饭。趁此空隙，默涛拎着那只鸽笼出去了一下，回来时，雄鸽已经没了。他说把它寄养在一个居民家了。谁对这事也没多问，都在集中精力对付那六菜一汤。
第一集结地域A
这里离前沿的直线距离还有十来公里。在我们的前面是一条当年援越抗美时铸就的公路，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几乎全是军车。偶尔也有一两辆民用卡车，据说是前面一个国营农场的。他们的橡胶林全在越南人导弹威胁之下，没有胶好割，职工们差不多都撤了，剩下几个胆大的，也都改行开了小店，卖香烟、罐头、菠萝、酒水之类，而光临他们小店的顾客只有一种人——前线的士兵。公路上，交通哨兵最神气，臂佩袖章，荷枪实弹，近边还停了辆专用吉普车，车前保险杠上红底白字的标志牌赫然醒目：战区交通指挥车。显然这次作战已经不像一九七九年，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有效的交通权威，这个权威就装在交通哨兵的冲锋枪枪膛里。紧挨公路边，还有一个连的130加农炮阵地，炮手们一个个戴着钢盔，穿着铁匠似的皮围兜，浑身的油泥。他们穿这身装束打炮，也穿这身装束打扑克，而其中牌运不佳者常常一只脑袋上可以顶上四五顶钢盔。我见过一次他们打炮，那正是他们开晚饭的时刻。炮兵们居然一边打炮，一边把他们的晚餐继续进行下去。口令结束，一个炮手把饭碗往炮弹箱上一搁，上去拉一下击发，炮弹出膛后，另一个炮手又放下饭碗去装填，炮弹还没出膛呢，上一个炮手就已重新端起了饭碗。他们的炮弹打得太多了，火炮上原先的涂漆被几度打红了的炮管烙得没影了。有一个掩蔽部门楣上挂了块横匾，上面写着：炮兵万岁！据说是前沿步兵专门送给他们的。这些炮兵们对我们说：“‘老步’在前面可是吃苦了！”
我们这几个士官生分在步兵C团，也属他们所说的“老步”。该团九个步兵连队全部镇守在主要作战方向的第一线阵地上。越南人也真是摽上了，迫炮、高机、狙击步枪乃至纵深的大口径火炮，日夜朝那里射击。团指挥所没有立刻把我们派往前沿，而把我们安置在这个后勤保障点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想象不出那种“老步”吃苦的滋味。
我们的帐篷设在一片芭蕉林间的空地上，在我们的左边有一座边境小镇，右边是一所野战医院，两处各具魅力。最初几天，我们真像来此享福的，没人顾得上管我们，伙食也比军校强多了，中晚都有“四菜一汤”，随时都可以到小镇上逛逛，或者到那所野战医院溜达溜达。默涛得意忘形地说：“古罗马的士兵一向把战争当作他们真正的休息时间。”
前天，小镇恰逢赶街，汉、瑶、苗、壮、傣、彝，各个民族、各种服饰的男女朝这里汇集，那种繁华，完全是人挤人挤出来的。如果没了人，那条十字街道肮脏、狭窄，背阴处的水洼里老是有些长脚大花蚊子在上面撞来撞去。
这里赶街是一种近乎以物换物的简单交易。背篓背来了香蕉、芭蕉、菠萝、苦瓜、松果。炭火上的狗肉锅咕嘟嘟地蒸腾着扑鼻的香气，糍粑则在油黑的平锅上嗞嗞地冒着油烟。金黄的烟丝摊放在脏乎乎的报纸上，板栗个头很大，花生却小巧玲珑。一大捆镶了金箍的水烟筒在出售，守在一边的老头一个劲把手上的烟筒吸得咕噜山响，那心满意足的神情本身就是在招徕顾客。女人们盘着各式的发髻，裹着五彩的头巾，胸前缀着项圈、银锁等物，背上背篓里的柴禾碰掉了不少帽子。叮当、叮当，一队马帮从人群中挤出，那些云南小马的颈脖上都套着铜质的响铃，铁掌在那青石板上溅出一溜火星。赶集人像“山间铃响马帮来”里的人物，眼里闪着机警。一辆军用吉普硬是从这密不透风的人堆里开出来。让路的人眼里绝不像内地人那样闪着怨恨，或者干脆来上几句咒骂，他们是认为自己实在就应该让道。
我们这几个士官生全都穿着挺俏的衬衣，衣角扎在裤袋里，军上装搭在臂弯上，在人堆里挤着。我想我们一定派头十足，因为我的脸上已经有了好些目光的感应。我注意到，窥、瞟、瞧我们的都是些年轻妇女，说不上她们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前中医的脊梁上立时像被人插进根拖把，挺得笔直。默涛怎么看也还是那么风流潇洒。季刚走近一个卖熟苦瓜的女孩子，问她那篓里是什么，能不能吃？她不懂季刚那口纯正的普通话，只是一个劲地冲他笑。我从那篓里掐起一只半透明的苦瓜，在猜是不是杨桃。那女子连声用汉话说：“你尝尝！你尝尝！不要钱！”我不想尝，本也不想买，可被她那多情的话语弄得“骑士”开了。我拿了颗瓜，又往那篓里丢了一角钱。谁知，那女子从篓里又捡了颗，在周围很多目光的注视下追上我，硬塞在我手里。我被她的举动弄得愉快极了。季刚在一边打趣说：“这绝对是弗洛伊德！”
赶街的军人是引人注目的。他们大多也都希望引人注目。仔细看一下，凡稍有姿色的小女子守的货摊子前面，都围了三两个讨价还价的小当兵的。我们听到一个当兵的在对一个卖花生的女孩子说：“你晚上还可以看上一场电影，怎么还卖九毛钱一斤呢？”那女孩子只是笑而不答。默涛说：“我看不出电影和花生价格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没话找话！”还有些守百货摊子的汉族小女子，她们全是城里人打扮，烫头发，穿牛仔裤，神态也显得干练。她们完全晓得这些当兵的真实心理，在那里一心一意的应酬，不时卖弄几个小眼神，知道那些兵在恍惚间为掩饰尴尬，掏出钱来。这些女人收钱时的神气一概是庄严的。我亲眼见着一个兵从摊上买走了一盒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的红色小纽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