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两边的木板阁楼上摆着一排解放鞋，绳上晾着军衣。这镇上驻有两只刚从前沿撤下来休整的步兵连队。窗户里探出几个当兵的脑袋，全在搜寻楼下甬街上那些带彩的目标。好像是哪个六O炮班的几个战士正帮着房东家卖菠萝，一分一厘地为房东家捍卫着那点利益。还有一个步兵班住在一家专卖米线的人家。几个当兵的也在帮女掌柜的刷碗、扇炉子。女掌柜，一个风韵尚存的中年女子，一边往那米线碗里添辣子、葱花、酱油、切碎的猪头肉，一边统率着一切。她常能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卖力帮忙的士兵们报以一个鼓励的微笑……
野战医院不同。小护士们是严格受到保护的。据说，军长在那里发过话：“谁敢和她们拉拉扯扯的，就让他到前沿去扛炮弹。”那些小护士也挺“牛”，嘲笑那些老在门外打转转的小军官们说：“怎么不敢来呀，是不是怕到前沿扛炮弹？”
我们去医院可不是冲着小护士。我们是去和伤员聊天的，想从这些有战争亲验的人嘴里获得一点什么。
现在的兵人人善言，能细致地向你描绘出炮弹爆炸瞬间的颜色和气味，各种炮弹在不同距离的空中弹道音响。他们一再要求我们记住这些音响，为的是——既不要在去处遥远的炮弹下出洋相，也不要在找你亲吻的炮弹下丧命。他们说在阵地上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点绿色的蔬菜——这使得菜农不禁有点辛酸，他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是在研究它们。他们说阵地上触雷的兵大多被炸掉左脚——这又使季刚对自己事先的判断感到乐观，他历来强调人的第一反应，而普通人的左脚脚感不如右脚。他们还关照我们，万一负伤，止血时，千万不要把伤肢扎得太紧，因为山地战，伤员后送周期长，弄不好会被白白锯掉胳膊腿——懂行的前中医立时说了个“坏疽”的医学名词。他们还告诉我们，在阵地上要尽量避开高大植被，因为炮弹一旦碰着树枝会引起空炸，空炸的弹片是没法防的。他们还指着我们的衬衣说，在阵地上可不要穿这些鲜亮的玩意儿，那都是越南狙击步枪手的目标。他们还劝我们多带几本小人书上去，因为人在那种情境下是看不进太复杂的玩意儿的。默涛立即详细询问了能不能带录音机或者乐器上去。有人告诉他，根本用不着带，因为对面越南人的大喇叭时常给你来点音乐，越南女人还会在喇叭里用汉话嗲声嗲气地喊叫：“中国的美男子们，过来吧！”我在一边立即开了默涛一句玩笑，说：“像你这样的风流哥儿可要经得起考验。”有个好心的火箭筒手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去当军工，那是最苦的。说当军工不如当突击队，山地战就是这样，越贴近敌人，安全系数越大。他自己就是打168高地的突击队员，而他的一个老乡当的是军工，专管运烈士遗体，夜晚，爬山越岭，背上的遗体又特别沉，累得他直哭，说：“还不如让我死了，让他来背我！”这恐怕要算黑色幽默，是不能写进小说的。后来，他果然死掉了，运弹药掉到山崖下了。
在伤员们的谈话中，“运气”这两个字是常常挂在他们嘴上的。有些传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对面越军的清水吊桥是他们向我前沿机动兵力的重要跳板，我军若干个炮群轰了一两个月也没沾上个边，那位置太鬼。可有一天，一个粗枝大叶的炮手，捧着饭盒朝饭锅那边奔，一不留神，被地上的发火绳绊了个跟头，于是，留在炮膛里的一发炮弹“咚”地出了膛。恰似那饿极了的炮手奔向自己的饭锅，那炮弹哪也不去，专往那座吊桥上奔，轰隆一声，桥被炸成了两截。还有一次，越军的一发迫击炮弹不偏不倚刚好落在我军的一位指挥员的钢盔上，他身边的通信员被炸成了一团血肉，可指挥员本人，除了钢盔上裂开个口子，浑身上下净没一点事儿……伤兵们有句话：倒霉的人，炮弹拐弯都要炸着你；走运的家伙，炸弹掉在钢盔上也不响。
大多伤兵对我们这些没上阵的士官生都持一种特殊的态度，总带点保护的口吻和我们说话，就仿佛我们是一只只会啃白菜的兔子。也有两个挺油的伤兵说：“你们和我们不同，是大学生！上去镀镀金，一仗下来，就成了宝贝疙瘩了！”
第一集结地域B
1
小护士们一开始就注意到我们。
这主要归功于默涛。在我们所有人都还没去那所野战医院之前，他老兄就已独自走了一遭，而且还有一个难得的“骑士”表现。那天，当他闲逛的时候，一个翘鼻子的小护士正在走廊上消毒医用器械，手上端着一盆子酒精，往那已燃着火的消毒铝盒里添，一不小心，盆里的酒精溅泼出来，“呼”地一下，整个酒精盆都燃着了，慌乱中，她扔掉了盆子，结果被溅了一身酒精，引来满身暗绿的火焰。她大叫着用手在身上乱捂乱扑。边上的人全都呆了，不知怎么回事，因为那酒精火焰是不易看出的。也许，默涛事先就在盯着她，所以她刚一摔盆子，他就冲了过去，大喊：“快脱下外套！”可女孩子家怎么好当着这么多小伙子面脱衣服呢。而默涛却顾不得许多，飞快地扯下病房上的门帘子，用那厚厚的帘布一把把她搂抱在怀里。边上的人都被他这过分浪漫的举动惊呆了，等他松开她时，才恍然明白——她那业已烧损的外套绽出了鲜艳的内衣，有几处还露了肉。小护士当下哭了。而默涛在扔掉帘子之前，看了看她，没啥大伤，便慢悠悠地说道：“假如一根火柴在你口袋里燃着了，你应该庆幸，好在我们的口袋不是弹药库！”
好了，所有的小护士都认识我们了。好像我们这些士官生的口袋里都装着一座弹药库。
昨天傍晚，我们散步到了那里，进院的时候几位护士小姐正坐在院内那巨大的野战橡胶储水袋上，边唱歌，边摇晃着身子。那饱满而富有弹性的黑色储水袋在她们的身下起伏、晃荡着，而同时坐在上面的两个伤员脸上颇有些羞涩之感。瞧见我们来了，小护士们的歌声更带劲了。其中那个翘鼻子姑娘一见默涛，双膝成跪姿地在那袋子上突然来了一阵猛烈的摇晃，当时，那水袋宛如一叶闯入波峰浪谷的舢板，大起大落，水袋上的人猝不及防，人人前仰后合地跌成了一团，笑声、骂声，边上那一圈伤兵的喝彩声连成了一气。我当时就在默涛的腰眼上捅了一下“唔——全都为了你！”
后来，一个护士长模样的女兵一脸严肃地对周围伤兵们大声发话，要他们也过来唱唱歌。一番谦让忸怩，一个满嘴茸毛的小伙子被同伴推进了圈内。他右臂上吊了根雪白的绷带，屁股后面还别了把侦察匕首。他想了想说：“我来表演一个‘倒地’吧，我们侦察兵的基本功。”他话音未落，身子就这么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扑通”一声，那沉重的摔响把小护士们吓得尖叫起来。他却像没事似地跃起身来。护士长说：“算了，算了，别来什么倒地了，吓死人了，你就唱支歌吧，《垄上行》！”
小伙子果然以那种地道的港派歌星的风姿步态唱了起来。膝盖打着弯，颠着小碎步，浑身都在动，只有那只打了石膏的右臂没法出风头。他压根儿就没嗓子，只是把某个香港歌星模仿得惟妙惟肖。
默涛的嘴角上现出两道浅槽。如果唱歌者是他那个“野蜂”小乐队的成员，他大概非用指挥棒敲断他的另一只胳膊。
后来，四个小护士手牵手地走进人圈中来唱《熊猫歌》。其中那个翘鼻子的小护士嗲声嗲气地起了个头：“竹子开花了……预备起！”
她起头时那眼神也像那歌里唱到的熊猫一样，“咪咪”地瞥了默涛一下，似乎在说，别那么神气，瞧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你。她唱得最卖力，声音也最甜美，其余三个小护士倒真像三只熊猫似的，纯粹是为了替她壮胆才傻乎乎地站在那里。
默涛身上的那股子表现欲显然被发动起来了，他朝一个手里拿着吉他的伤兵奔去。前中医猜出了他的心思，在一旁向他发出忠告：“别忘了，你还有只鸽子没放出去呢！”
默涛跷腿坐在那储水袋上，怀里抱着吉他，指法娴熟地抚动琴弦，立刻，那一串穿透力极强的“叮咚、叮咚”的琴声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到他那里去了。随着琴声，他沉思着低低地唱起来，歌声如诉如怨，仍是那《西班牙骑士》。
……我要上战场，要与你分离，
为了祖国，为你去杀敌，
假如我受伤，低声叹息，
仍诉说对祖国对你的情意……
我听到一个伤兵在嘀咕：“妈那个巴，这才是音乐！”与此同时，病房里的窗户里探出了许多伤员的脑袋。小护士们也被他感动得不行。
战争结束了，我再来见你，
重返家园和你在一起，
假如我牺牲了，不能再相聚，
你就到战场寻找我的尸体……
2
有人落泪了。歌声中，一位年轻的女军医从病房那青石台阶上一级级迈下来，夕阳像舞台上一束灿烂的追光打在她姣好的身上，她微眯起眼睛，目光一直没离开唱歌的默涛。
我猛然觉着在哪儿见过她。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航空学院，欧文斯，登月报告……
我这样公然地带着某种热望去盯一个女人是很容易引起同伴警惕的。季刚悄悄掐了一把我的胳膊：“你小子怎么也学的东张西望起来了！”
我笑笑，没说话。恰在这时，那女军医发现我俩在盯她，目光矜持地朝一边闪去。我灰心了，她已不记得我了。
季刚说：“需要查证一下她的血统，她怎么会生得这么娇小而结实，颧骨很高，眼睛却很静，头发也像越南女人似的扎成马尾状。尤其是那枚红十字会徽，更让你觉得她有种十足的‘日内瓦’味道。是呀，不管属于哪国军人，这玩意一带就已表示中立了。”
好毒的眼睛。一瞬间，我想季刚至少和一百个这样的女同胞打过交道。而我却不行，懦弱极了。我想，改天吧，改天再同她打打招呼。 默涛从未把这首《西班牙骑士》唱到如此动情的程度。当那最后一个音符从他指尖滑过，消失在周围恬静的晚空中，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只有一个拄拐杖的伤员不合时宜地鼓起掌来，边上的同伴立即嘲弄他：“你听懂了没有？……”
就在当天夜里，我们都还睡意朦胧的时候，医院那边车声隆隆，手术室里不断传出瘆人的嚎叫。男人哭出的声音真可怕，哞哞的，像牛一样，尤其在暗夜。季刚爬起来，去那边看了看，回来说，当晚六时四十五分，兄弟团后方指挥所的篮球场着了三发越军炮弹，炸死四人，伤了二十多个。当时，小伙子们全都在打球呢。
我们听说这消息，全都打铺位上坐起来，一个个像尊雕像似的闷不吭声。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那个菜农。他敏感得像一只地震前的小狗，眼睛一眨一眨，不是侧耳倾听动静，可瞧见我注意他，赶紧拿过一本书来掩饰。前中医说，这真是个奇怪的心理现象：大凡从突击队下来的伤员进了手术室，任凭外科军医如何心狠手辣也决不哼一声。而在手术室里嚎叫、哭泣的恰恰是前一分钟还没有负伤准备的后方人员。季刚说，打球负了伤，也太窝囊了。既然已经当不了英雄，放开喉咙叫叫也无妨。
那一夜，帐篷里的士官生都没睡觉，而在床铺上惊心动魄地谈了一整夜的死亡。
默涛要求每个人都要在自己人生中找出三次大难不死的故事来。他自己就说了三个：一次是外婆把水仙花当蒜叶切到案板上，是他用鼻子闻出不对的，水仙叶剧毒。一次是骑没闸的自行车从六十度的陡坡上溜下来，撞在一堆邦硬的沙土上。还有一次，显然是凑数，他妈生他时难产。我们说后一次不能算，要算得算你当初朝手枪眼里瞄子弹那次。
那是士官生们首次进行手枪实弹射击。子弹上膛后，默涛突然把枪口转过来，对准自己的脑袋，还单眼吊线地朝那黑洞洞的枪眼里瞅。一时间，边上的人全都吓呆了，还不敢喊呢，因为他的食指正扣在扳机上，0.1公斤的微力就足以使我们的骑士丧命。幸亏，边上的教官异常沉着，若无其事地下了道条例上无法找到的口令：“枪口朝前！”他这才缓缓地掉过枪口，与此同时，教官一跃而上，夺下他的手枪，责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优雅地回答道：“我只是想看看那子弹是否在您所说的位置上。”教官厉声训到：“你首先应该看看自己的脑袋是否还长在脖子上！”
默涛矢口否认，说没有意识到危险，就不能算“大难”。于是大家用他的矛戳他的盾，取笑他准是个天才——在娘肚子里就已经意识到危险了。
菜农说的三次有两次没啥意思，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中他怎么差点饿死。最后说的一次有点问道。那时他到县城上中学的路上，山洪暴发，公路桥突然坍塌，当时他和一个同学恰好都走在桥上，感觉桥身晃动时，一个向前跑，一个向后跑，结果向前跑的同学被断桥带到河里去了，向后跑的他却躲过了灾难。听完他的故事，大家不由相视一笑。菜农自己也一下子意识到那故事的寓意，脸刷地一下红了。
前中医显然在瞎编，三次“大难”居然有两次是和某本通俗小说里的主人翁命运相雷同。
我只说了一次，使我亲身经历的，也是我预备写进小说的素材。那时我父亲在吉林的一个野战团里当参谋长的时候。一天，我随团后勤的老张叔叔去城里玩，我们的马拉爬犁正在封冻的江面上“哒哒”地进行，突然听见从上游传来一阵闷雷似的轰响，爬犁下的冻层也发出丝丝、砰砰的断裂声。我至今记得老张叔叔当时那一脸的惊恐，他像被人捅了一刀似地怪叫了一声：“不好，开江了！”接着，便拼命扯缰把马往岸边调，那手上的鞭子狂暴地抽打着马屁股。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狠毒地对待那匹“雪花青”。拉马发疯地朝岸边狂奔，冷风裹着那闷响在我耳边呼呼震荡，眼前的世界在惨白中摇晃。爬犁风一样地卷上了坡岸，紧接着后面的冰层便在那来自上游的巨大而神秘的冲击力下轰然化成了破碎的镜片，蓝黑色的江水漫过冰层，冰层与冰层在撞击……拉马大团地喷着白气，四蹄打颤地站在陡岸上，老张叔叔也扔掉了鞭子，瘫倒在爬犁上。而我却在为看见那一连串惊险壮观的景象弄得手舞足蹈。“啪”的一声，我脸上被人热辣辣地扇了一掌。我瞧见老张叔叔那双血红的眼睛——一双刚从死亡边沿上挣脱过来的人的眼睛。当我带着这五个血红的指印去见父亲的时候，忍不住委屈地哭了。与此同时，我见着了老张叔叔，他正坐在父亲的办公桌前闷头抽烟呢……
默涛对我这次“大难”十分欣赏，说：“好就好在哪一巴掌上。死是什么？外国人很少直接说出这个字眼，而是说‘你又可以领一笔人寿保险金了！’导师们说‘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生物学家说‘死是远离平衡点的平衡’。诗人说‘死是清凉的黑夜’。哲学家说‘死是无梦的睡乡’。而我却要说：死，你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季刚干脆一次“大难”也不说。他嘲弄我们表面上是在谈“大难”，实际上是想谈“不死”，谈“运气”，以求得心理上的某种平衡。他说他不喜欢“幸存”这个字眼，他只相信素质。他说他在足球方面从不指望什么运气，只知道行动，只知道捕捉战机，只知道渡过危机！前中医反驳他说，你不信，别人可是要信。不管你信不信，运气总是有的。科威特足球队每战可是都要坚持穿红色球衣，要左边场地。这恐怕也属于运动心理学的一种。
我见他们争得不可开交，干脆象记者提问似地问他们，实际也在问我自己：
“如果一边是英雄，一边是生存，你选择什么！季刚！”
“生存！”他直言不讳地答道。
“一边是责任，一边是利益呢！”前中医说。
“我选责任。”他比季刚显得小心。
“默涛该你了！假如一边是爱，一边是死，你选择什么？”
默涛狠狠地瞪着我说道：“我们都还生未尽兴，爱未尽情！”
菜农在一边讷讷自语：“命运并不是由个人去选择的！”
3
随着张副团长的到来，我们在第一集结地域的临战训练开始了。
我原以为这个副团长也一定是个在父亲的军营里常见的那种大腹便便的军官。可一见面，我愣住了。他顶多三十岁年纪，刚从前沿下来，身穿一套斑驳陆离的迷彩服，像只美洲豹似的，野味十足。他斜挎着一只微型冲锋枪，钢盔压得很低，帽带在蓝汪汪的盔面上翻扣出一条漂亮的弧线。钢盔下是一张被亚热带阳光灼焦的脸。据说他是由军侦察处参谋下来当副团长的。他向我们这些士官生介绍了一下前线战况，又简单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接着，便以一种让我们无法接受的语气说道：
“我没有一纸文凭，可我要用我的方式来训练你们，因为——我不要炮灰！”
他的声音冷酷、干脆，让人目瞪口呆。
“你们都是大学本科生，据说，也是军校优等生，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是呀，那些神乎其神的教官们手持铁质的教鞭对你们振振有词，可是，战争能用课堂里的知识堆集起来吗？军校给你们的只是骨头，战争将要给你们的是血！是肉！是——前排第三名！重复一下我说的话！”
我们都有些反抗情绪，可默涛这小子把这一切表现得太露骨，在这位副团长训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公路边上停着的那两台火炮牵引车，以致被抓了个“现”。
默涛啪地一个立正。他费力地想了想，吞吞吐吐的说：“嗯——您是说，你不要炮灰，我们又光有骨头，噢，对了，您打算给我们血，给我们肉，就像——上帝创造人那样。”
我们全都憋不住掩嘴笑开了。
年轻的副团长嘴上也挂出了一丝浅浅的冷笑，说：“请稍息。你反应倒挺快，你在我的原话中玩了个逻辑的小把戏，幸亏我还在自修大学语文。我们不象你们，有专业知识；战争并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将来到社会上也得重新学习。但是现在我是你们的指挥员！我要求你们完成这些临战训练课目，目的只有一个：强化你们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应该是‘战斗能力’！”一位士官生在列队中小声嘀咕道。
“不，是生存能力！”他态度强硬地重复了一句。末了，他又不紧不慢地补充了一句：“也只有一仗下来，我才能对你们有个完整的看法。” 张副团长随身带来了两个特意从前沿抽调下来的班长，指导我们的临战训练。
“娘的，外交还讲究个对等呢。上士班长怎么能指挥我们这些中尉军官呢！”前中医私下发着牢骚。我们也都有些不满，可不久也就过去了，因为那两个家伙挺随和，对我们在军校里掌握的那一整套步兵战斗动作啧啧称道，丝毫也没有统治我们的欲望。只是在个别课目上对我们相当严格。例如战场上的自救互助。他们不厌其烦地教我们抖落那绷带、急救包，浑身上下地练着，让你觉着你那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零部件都不那么保险。而前中医最为得意，因为这个课目，唯独他可以免试通过。他们还反复地教我们如何利用敌人的火力死角。而这一点季刚比他俩更高明，没有谁能比足球运动员射门时更讲角度了。两位班长带着我们去丛林里辨认各种可食野菜：野芫荽、野薄荷、鱼腥菜、蒲公英……硬要我们野蛮地吞食那些芭蕉根、生木瓜，用匕首捅破嫩藤竹去吸吮里面的水分。此项训练中，两位班长也有点过于自负了，忘掉了在我们身边还有个更高明的专家——菜农，结果酿成了大错。
那是一株暗绿色的植物，叶片近似玫瑰叶，茎秆带点韧性。一位班长用匕首在其根部刨出颗山芋状的东西来，起初，他自己也拿不准，只是说好像老百姓拿它做粉丝的。他用匕首削下一块，舌头往上舔，挺甜，便递给我们。菜农在一边嘀咕一句：“好像是木芋，不能食！”不知是他声音太小，还是我们根本就忽视了他，总之，我和默涛、季刚拿过去，每人都咔叽咬了一口。也就这么一口，立时一阵麻涩，口腔里像开水烫了似的，火燎燎的，顷刻间，整张脸都失去了知觉。我狂叫了一声，丢掉枪，没命地往泉边跑，默涛、季刚也一样，全都发了疯。我们吐呀，用水漱呀，没用，那张嘴无可救药地肿了起来，老高，嘴唇也开始脱皮。我们一齐破口大骂菜农，为什么不及早阻止我们。菜农讷讷地说：“我说了，你们没信！”我们又转而大骂前中医，说他小子不过是个庸医，眼看我们中毒却拿不出任何办法。前中医笑嘻嘻地说：“只有科学才能治疗无知。”两位班长在一旁哈哈大笑，其中的一位嘴也肿了，他说：“以后就是饿死了也不会啃这**玩意了！这也是收获嘛，是不是？”
我们都没吭声。是呀，为这点收获，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可至此，两位班长感情上却和我们近乎了。他们说了一件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说是上一批来了个军校见习生，在阵地上印象很坏。他夜里查哨总要把通信员叫起，让人家走在前面——他怕地雷。发现山下有动静，通信员说，我注意观察，你注意开枪！他不干，他怕开枪暴露了自己。通信员只好说，那你注意观察，我注意开枪！他还是不干，他怕一味观察分散了注意力，有情况来不及卧倒。他平时呆在工事里，碗也不刷，大便也拉在罐头盒里往外扔。张副团长听说后，没两天，就把他调到营指挥所看电话机去了。这样倒也两全其美，他个人省去了精神恐惧，阵地上也少了点“精神污染”。
我们这才明白，张副团长为什么会对我们如此傲慢，敢情也把我们看成了“一路货”了。
这件事对菜农的刺激最大。为了表明他和那个“可怜虫”实在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他把新军装也穿起来了，今天请我们吃米线，明天又买来一大篓香蕉，一副把钱花光随时准备赴死的赳赳气概。
只有季刚拒绝享用菜农那慷慨的捐赠。他说：“真正的男子汉用不着老在别人耳朵边嗡嗡：我是男子汉！我是男子汉！”
我们都以为季刚这样太过分了。
张副团长来检验我们的临战训练。他很不满意，对菜农尤为不满。他在排雷训练时，手上的探雷针像有千斤重，一下一下地戳捣，那么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层，端出那绿莹莹的圆形玩意儿，整个形象活像一个在自己菜地里闷头拔萝卜的老农民。我们真有点怜悯他。应该承认。菜农也确实有点反应迟钝，而我们大家似乎也都不那么聪明。夜间按方位角行进，这本是军校最基本的课目，可是，这里的亚热带林莽把我们弄糊涂了。除了季刚，我们全都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而菜农更荒唐，他在丛林里转了半夜，非但没找到点，竟又转回到原出发地。事后，张副团长挖苦地说：“这只能证明地球是圆的！”
这句话对我们全体士官生的自尊心都是一次大大的伤害。以前军校也搞过类似的生存训练，军校的训练部长说：“就是要把你们原有的生活秩序打乱，让你们觉得地球转动都没有了规律，训练也就达到目的了！”而前线指挥官却嘲弄我们只是在证明地球是圆的。
训练结束后，我们全都躺在山坡上，脑袋枕在钢盔上，冲锋枪横放在膝盖上，默默无语。天已黎明，大地好像是一张丢进显影盘里的相纸，山石草木逐渐清晰起来。瞧着那在晨雾中隐现出来的木瓜树、凤尾竹、芭蕉树，我们自嘲地胡扯开了。既然没有正经事，当然也就没有正经话。季刚说：
“难怪这里的人不计划生育呢！环境刺激也太他妈大了，瞧那棵细溜溜的木瓜树居然吊了十几颗木瓜果，橡胶、芭蕉都是这种超编的生育结构。”
前中医反驳说：“毫无道理，黄河滩上的‘一窝猴’花生，还有北方的地瓜，也都是一窝十来二十个嘛！”
季刚说：“那都埋在地底下，看不见，也就形不成刺激。哪像这，赤裸裸的露在那里。”
默涛笑笑，说：“自然界的动植物也有人的精神属性的一些特点，例如繁衍的义务感。生物学家科马列奇曾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自然界的爱情》。他描绘说：蜂房里的雄蜂兴奋地同蜂王调情；蜘蛛在爱情到来的时刻，开始疯狂地舞蹈；蟋蟀用最富有抑扬顿挫的声音来表达爱；连石头下面的蚯蚓也能体验某种‘爱情的忐忑不安’。而单细胞的鞭毛虫情欲冲动时，互相追逐，这样来实现受精而提高自己的生命力……”
“伪科学！”季刚一副不愿领教的样子。
我说：“我怎么觉得这里的植物都像我们的副团长似的充满了赳赳的军旅气概？”是呀，那些凤尾竹像一团绿色的炸烟，木瓜树也像浑身坠满了炸弹的恐怖分子，而一棵芭蕉树上至少也藏了两个基数的“高机子弹”。我曾经在一片巴掌大的蕉桃叶上瞧见过整整一个家族的甲壳虫，大的小的，有二十一只之多，队形排得活象那受阅的搽了迷彩的坦克。唔——亚热带的许多节奏、韵律，令我们这些内地人目瞪口呆。充沛的日照雨水，大自然的慷慨，不分时令地催熟了这里的花虫树木和少女。这里的姑娘十二三岁胸部就有了动静。在这么块生命力旺盛的土地上搞什么“生存训练”，而且得把自尊心交到别人的手心上，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
“需要教训一下那位‘军中骄子’！”季刚突然恶狠狠地说道。
“那你得准备上军事法庭！”默涛愣愣地说。
“得想个绝招，让他说不出也抓不住。”前中医积极献计。
“可别象在军校那样，再来个匿名信，那玩意儿在前线可是隔靴搔痒痒。”我说。
“喂，中医！你上午到附近侦察连借两副拳击手套，悄悄的，不露声色，说什么词由你自己编。你呢——”季刚指着默涛，要他用最婉转的话语把副团长勾引到医院前的那片空地上，而在此之前，将由我和季刚在那里假意对打。其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刺激的语言“激”一下副团长。
“哼哼，等到他一旦戴上了拳击手套，我就叫他……”季刚冷笑了两声，“他不是当过军的侦察参谋吗？他对自己的胳膊腿一定很有自信！”
“你有把握吗？别到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有些替季刚担心。
“别忘了，我们青海队当年对八一队的战绩是六胜一平！”季刚抬起自己的双拳察看着，那神气活象是猎手在检查自己的双筒猎枪。
菜农在一边嘀咕：“这样好吗？这样好吗？”可没人理睬他这种暧昧的态度。
可惜，我没能亲眼看到后来的角逐场面，因为就在策划这场“阴谋”的同时，我的鼻腔开始流血了。起初我扯了团芭蕉叶塞上，可是止不住，两只鼻孔象那终年渗水的崖缝。前中医也真是个“庸医”，他说我上火了，需要清暑。他给我开了帖中药：清暑益气参草芪，当归麦味青陈皮，曲柏葛根苓白术，升麻泽泻姜枣随。
真他妈的扯淡。他这副“狗皮膏药”没有哪一味药能在现场找到，全是些画饼充饥的玩意儿。最后，我只得去那所野战医院。
4
我没想到我在那所医院，整整折腾了一上午。
接诊的正是那个胸前别了“红十字”会徽的年轻女军医。也许是她见惯了更残酷的流血，我那浑身的泥污和满脸的血迹竟丝毫没能打动她。我并不在乎她对我的冷淡。“假如他依然着那身笔挺的军服，摘掉军帽的脑袋上是一头乌黑而稍带自然卷曲的头发，彬彬有礼地向她侧过身子，‘请问，美国人刚刚又说了什么？’那她一定会同样偏过头来，笑吟吟地对他说出一连串美妙的语言……”我在头脑里作着这些文学遐想，可是出口便说了句废话。
“真高兴又见到你！”我说。
“我并不认识你！”她直截了当地对我宣布，那防范的神气使我觉得在我之前至少有一百多个青年小军官找过她的麻烦。
“你曾经为我做过翻译，忘了？航空学院，我是第三陆军学校的。”我有点语无伦次的。
“哦——”她的嘴立即作出个小小的O型，一双眼睛甜蜜蜜地朝下弯成了两道细缝。她到底认出了我。
“你们也到前线来了？分在哪儿？”她问。
“C团。”
她略略怔了一下，
“C团的伤亡很大，这几天的伤员都是从那里下来的。”
“我们在等待去前沿，看样子快了。”
她点点头，除掉了塞在我鼻孔里的两团芭蕉叶，开始为我检查鼻腔，我的下颚被她那两只柔和的手扳着，脸面上也感到了她那温热的鼻息。她在对我说：
“‘等待的时间多么漫长，可发射的一刹那却又是那么突然！’还记得吗？那个宇航员的话。”
我的脑袋在她的手指控制之下，只好眨眨眼皮，做一种肯定的表示。她笑了，说，“战争也是这样！”
直到她为我检查完了，我才又恢复了语言功能，我并不太笨，我也说了我们之间都熟悉的话，我说“我已经听到那声闭禁舱门的声响，完了！再想后悔不干已经来不及了！”
她没笑，只是怜悯地盯了我一眼。末了，说道：“你得去化验一下血，怎么这么小的出血点，就会止不住呢？”
我去了化验室。等到我拿回来那张化验单交给她时，她惊讶地叫了起来：“血小板还不到七万！”
我弄不懂她所说的这个常数标志着什么。
“知道吗？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军人，你的血小板比常人少得多，稍稍负点伤，就会血流不止。”她的眼睛照直地盯着我。
“那么严重？”我问。
“那是肯定的。”
“要是不负伤呢？”
“我们只想另一种可能性，就像参战的每个人都得验明自己的血型一样。而你，要比别人多一份死亡的压力！”
“我怎么没觉着！”我有意作出轻松的神态。
“到我这来的小伙子没有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比别人怕死。”她已经在开处方了。看来，她已经不想和我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
也就在这时，那个翘鼻子的小护士奔了进来，对她小声地咬了阵耳朵。她的脸色立时有些变了。
屋外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张副团长走进来，一路对那个陪着他的班长说：“……我只估计到足球运动员的腿部力量，他那不是一般的拳击……行，我让他当我的侦察排长去，我正缺少这么个利索的家伙！”他的脸仰着，一只花手帕捂着出血的鼻子，原先那矜持的下颚上多了一块明显的青班。瞧见我，立刻收住了话尾，正色说：“你在这干嘛？”
“行，你先拿点补血的药吃吃吧！”她把处方推给我，急忙起身照顾他。
我赶紧溜了回去。我急于想知道季刚究竟是怎么得手的。可我一进帐篷，发现士官生们全都像霜打的黄瓜似的，耷拉着脑袋，丝毫没有那种胜利后的气氛。季刚只穿了件背心坐在那里，露着块状的肌肉，边上扔着四只拳击手套。他连看也懒得看我一眼。
“较量了？”我问前中医。
“较量了。”
“赢了？”
“赢了。”
“那干嘛这副模样？”
“季刚下手太重，把副团长鼻子打开花了。我们愿想竞技嘛，双方都挨上两下子，季刚稍占点上风就行了。人家毕竟是副团长，擒拿格斗他在军里也挂过头牌的。可是季刚……嗨，都怪那些周围看热闹的兵，没有他们起哄，也许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前中医唠唠叨叨地说着。
“唔——”季刚也在那边出着粗气，“我一开始就发现他不太适应我这左撇子。他中第一拳时，我就发现他的两眼下意识地闭了一下——他到底没有经过我那样的拳击训练。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按心理学来讲，这简直是犯罪，战争期间，随意地挫伤一位前线指挥官的自信心……” 他们是在忏悔。在我看到副团长那副模样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惊讶季刚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拳术。
“季刚，别太多虑了！”我说道。“张副团长不是那种人。你知道，你这场拳击会给你带来什么？指挥权！咱们这些士官生梦寐以求的指挥权！”我把在医院听到的话对他说了一遍。
“真有这么回事？”季刚眼睛熠熠放光了。
“只要他不改主意。” 季刚嘿嘿乐了，说：“早知如此，我下手还会再重点，那他大概就一点犹豫也没有了！”
消息很快得到证实。当天晚饭后，副团长把季刚叫去谈了话。回来后，季刚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宣布：“士官生们！本人得先走一步了，明天一早。我被分到团侦察排当第二排长，不过，排长已在半月前牺牲了。”
“果然是侦察排？”菜农有些神色不安了，似乎他不忍看着季刚去担任这么个危险的职务。侦察员是战场的宠儿，往往担负着战场上最冒险的任务。首长们平时挑警卫员都挑脸模子俊气的，可一打仗，统统换上侦察连的。战时，一个团的侦察排长换得最勤了。
“你们用不着替我担心！”季刚不满意我们那一脸的忧虑，“我就是死在排长的指挥位置上也是以身殉职。没有指挥权，当个士兵去使用，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我似乎也该去领导一点什么，”默涛最先活跃起来，作出乐队指挥的习惯架势，说，“我还是精于指挥之道的。”
“尤其擅长指挥女孩子！”前中医狡猾地一笑，盘问道：“那个翘鼻子的小护士还来请教音乐问题吗？上次好像拿来录音机，把你的歌录了去。唔，罗曼蒂克！”
在他们打趣的同时，季刚朝我使了个眼色，说：“带上你的笔记本，我们一块儿出去溜溜，分手前，我有些话想让你记下来……”
我从未看见季刚用这种抒情的口吻对我描绘某桩事情。他抽着烟，微眯着小眼，对我侃侃而叙。
我父亲在农场当干部，那是座劳改农场，就在青海湖边上。
噢——你没去过青海湖吧，你们爱好文学的人真该到那里去看看。湖水是碧蓝的，鱼儿在水面跳跃，鸥鹭在天空翩翻，远处都是赤裸裸的大山，虽说没有一棵树，可那深黄的色调，倒也像是幅油画。农场的犯人们夏天一身白，冬天一身黑，背上标着醒目的囚号。他们在那一眼望不着边际的河滩上种植青稞，饲养家畜。父亲是那里的管教干部。他这个人很严厉，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班长和士兵的关系。那正是动乱时期，父亲怕我在城里和一些他不太放心的人厮混，便把我叫到身边去管教。于是，我也成了他的“囚犯”，那一年我才十四岁。
我没想到犯人中那样人才济济，犯了渎职罪的工程师精通几国外语，骗术很高的诈骗犯包出的沙发却是实实在在的头等货，骚哄哄的流氓犯唱出的歌儿倒也悦耳动听。还有犯罪的医生、法官、演员乃至六十年代初窜犯大陆的国民党上校特务……见了他们，我并没有那种想象中的恶感，只觉得他们都挺可惜的，是呀，他们人犯了罪，技术可没犯罪。
记得那天我在草地上踢球（我的足球生涯正是从踢这种“野生球”开始的）一个犯人在一边很有兴趣的瞧着我。他个头至少有一米八五，穿单衣，黄眼珠，大胡子，很有点藏民的味道。有一回，球滚到了他脚边上，他伸出脚来把球往地上一扣，又一颠，那球便像着了魔似的经过他的脚尖、膝盖、肩头、额顶，最后到了手上。他把球托在手上看了一阵子，猛然挥出拳头，朝空中一击，立时，那黑白相间的球体飞向了空中，很高很高。犯人朗声大笑，我看清了他的囚号：538。
难怪他有那么大的臂力呢，他原是香港的一名职业拳击师，拿过亚洲的金牌，后被台湾间谍机关招募去了，以后又被派遣来大陆，登陆已经成功，却在一家小饭馆里被我民兵活捉。
国外惊险片里一向把间谍描写成无所不能的英雄。自然罗，“538”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他能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也善上海、无锡方言，英语更是流利。即便是当犯人，他那外表神情还是那么庄严威武。说话时，哪怕拿桌上的一只火柴盒打比方，也能把这个动作完成得相当有魅力。他爱用双手打手势，而且总朝一边偏，这大概和他职业的拳击训练有关。
我十分崇拜他那只拳头，悄悄地给他送去几回酒菜，还通融管教叔叔派他轻活。犯人本来也很无聊，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我的贿赂。有一回，他说：“男子汉要练块！你没听人家总是说，这小伙子真棒！这姑娘真苗条！对，要练块！”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于是，他开始教我拳击了。他为我做了四只沙袋，两副拳击手套。农场的皮子有的是。他首先领我练“拳击反应”。他让我站在墙根前，绑住双手，为的是练习时不后退，不招架，只能朝两边闪避。这位区域性金牌的获得者，亮着那只硕大的拳头，在距离我额头十五厘米处，一拳一拳飞快地朝我脑袋直击过来，一边打，一边厉声吼道：“不准闭眼，不准闭上眼睛！”于是，我就眼睁睁地盯着那只棕色的拳击手套不断地朝我扑来。有时，我闪过了，可更多的时候被这团魔影击中了，又沉又闷，两眼金花飞迸。他出拳太快、太有力。最多的一次我竟挨了他四十三拳。吃饭时，父亲盯着我的额头很纳闷，我推说是练球顶的。如果告诉他实情，他一定会以为这是阶级敌人的疯狂报复。可到了傍晚时分，我又晃晃悠悠地去找他接着练。直到我把挨拳的纪录降低到十次一下，他才教我打沙袋，授拳路。他的训练野蛮极了。每当我被打倒在地上，他都吼道：“起来，快起来，一、二、三、四……”他数数了。直到现在我对那十个数字还有那种催命般的紧迫感。
我在父亲的农场呆了半年，跟着“538”练拳击就有五个多月。后来这事被父亲知道了，盛怒之下，父亲抡起皮带就往我头上抽，拳击反应帮我的大忙，每一下都被我躲闪开了。后来，我去夺父亲的皮带，他用拳头擂我，可我左手一撩竟把他撩了个趔趄。可以说，我在拳击上的自信心，首先是从父亲的身上得到验证的。到了足球队里也是，再硬的球都敢顶，大力射门的球速有时可达到每小时一百公里，我照样能把它顶出端线。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从心眼里感激我那位不寻常的老师。后来那年人大常委会发出特赦令，他随那批国民党人员一起被释放，到上海找他的姨妈去了……
唔——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对立物之间矛盾又平衡，面包上啃出了饥饿，冲锋枪射出了和解……-反正我说不清，像模糊数学一样是一个大致的真理吧！你知道我此刻为什么会出现在前线吗？哦，如果没有两年前的那一吻，我断言，我此刻已经是一名足球教练了。
季刚说到这儿时，面部显得十分深沉。他问我为什么不把他的话儿往小本本上记。我请他相信我的记忆力。实际上，我是没法把一个人随时想到的话统统都记下来，得经过某些“艺术过滤”。他会意地点点头，眼盯着周围那寂静的山峦继续对我说下去：
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寂静的。我是人，不是一块铁，而人一旦静下来就爱东想西想。是的，我习惯于喧嚣吵闹，习惯于在那绿草坪上接受海啸般的欢呼。有时，我只要闭上眼睛，似乎就又听到那声清脆的终场哨音。我看见无数帽子飞上天空，汽水瓶子扔到塑胶跑道上。几个球迷翻越栏杆朝我们奔来，又立即被迎上去的警察拦住。球迷们一边被警察反扭住双手，一边还在朝我们狂呼。我们张着双手围着塑胶跑道向观众致谢，我们剥下球衣用力抛向看台。那一件件站满汗水泥污的球杉顷刻间被扯成了碎片。我们赤裸着汗漉漉的上身在奔跑，一个个块状的躯体像抹了橄榄油似的在闪光下熠熠发亮。每次，在我回休息室时，黑暗的角落里总钻出个瘦弱的小姑娘，把一件上衣披在我身上，又递过毛巾什么的。我照例朝她吼一声：“回家去吧！”她是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子，她从不敢看足球，说足球太野蛮，却每次都要在那里守候到终场，为的是能给我做点事情。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我比她大上好几岁。说实在的，我当时压根儿也没看上这个胸脯平塌塌的小姑娘。后来，我到另一座城市的大学读运动系，也就把她彻底地忘掉了。只有一次暑假回家，见过她一面，她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秀气的大姑娘，见了我挺羞涩地一笑。我当时心情不好，是为了另一位女孩子，所以也就没和她谈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