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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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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天黑道晚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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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道晚安
——哈伯斯塔姆《媒介与权势》序
熊培云
现代传播学很像是古时的哲学。当传播学今成显学，我们已经很难为其划出具体疆界，因为它几乎涉猎了所有学科。这既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又诸如生物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网络学等自然科学同样为传播理论的形成及流变提供源头活水。
今天，倘使我们走进“柏拉图洞穴”和柏拉图试图建立的“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不难发现，这位希腊哲人穷其一生所进行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弗如说是政治传播学。
传播学攻城略地，有学者甚至将文明的生息与传播直接联系起来。正如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所指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由此出发，这位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以媒介为标准，将人类文明分为埃及文明（莎纸草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文字）、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等九个阶断。倘使英尼斯今天仍然健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激情澎湃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定义为“互联网文明”。有人可能认为英氏分期法粗枝大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我们将人类早期的集市看做是一种用来传递货币与商品的媒介，同样也可以将商业文明视为这种“集市媒介”的延伸。
笔者并非英尼斯那样的坚定的媒介决定论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物理或生物学的角度来观望这个世界，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传播创世纪”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就是上帝，传播就是那只推动世界的上帝之手。无论是生命最初的形成，还是人在社会中的交相成长；无论是人类早期的自由迁徙，还是今天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无论是人们藏之名山的著书立说，还是旨在传宗接代的婚姻生活，凡此种种，归根到底都拜赐于人类始于远古、一以贯之的“传播精神”。有理由认为，正是这种“传播天性”，使人类不可避免地从一个个封闭社会逐步升级到更加开放的社会。开放因此和人类一样面向未来，生生不息，未有终点。
英尼斯十分迷恋古希腊的口头传统。面对印刷术的发明，他曾经不无悲情地慨叹这种“文明的倒退”，“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所以，“希腊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却逐渐衰落了”。但是，英尼斯的自相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后他同样指出，正是广播和喇叭的发明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换言之，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谈到“媒体是威望的消费者”时有这样一段评价：“古希腊在一代人中也许能造就一万个或者两万个小希特勒，而现在的德国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造就几百万个小希特勒。”随着媒体手段和技术的飞跃发展，过去古希腊城邦的一个政治领袖或煽动家只能以他的声音所及的千百人为限，而现在一个政治领袖的话能够通过印刷文字、无线电波、卫星电视达到亿万人。塔尔德同样指出，“要动员2万名雅典市民也许需要30位演说家，而现在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位的新闻记者就能唤醒4000万法国人。”如此说来，整个世界已经进化到了眼睛和耳朵一起支配的文明时期。我们司空见惯的“耳濡目染”同样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媒体的奴仆。
在我看来，无论是耳朵支配文明，还是眼睛支配文明，这都是一种受感官直接支配的文明。如果我们的社会想取得进步，就必须让这种被动局面有所改观。如圣埃克绪佩里写在《小王子》里的那句名言，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同样，当我们倾听广播，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灵。唯其如此，我们才是传播世界里真实的主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投射装置。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英尼斯所提出的“媒介” 赋予更辽阔的视野与内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人即信息的集合体。且不说生命的遗传包含着生命信息的传承，从社会化成长的角度来看，人们关于信息的获得与提取同样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我们认定社会控制是一场关乎“信息决定行为”的战争，那么我们便可以轻松抛弃有关人类“性善”或“性恶”的无谓争论。媒介支配生活，监狱同样是一种媒介。透过福柯解构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我们发现犯人们之所以循规蹈矩地生活，只是因为他们处于被监视的“信息不对称”之中。当老大哥的暴力与偷窥合二为一时，每个人其实都处于一种被“瞄准射击”的状态。就像影片《狙击电话亭》（Phone Booth）里那位困在电话亭里的纽约青年一样，在暴力面前，人们不得不受命于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而无条件地顺从变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种“循规蹈矩”断定犯人或者那些被偷窥绑架的人正在做着有德行的事情。关于这个结论，相信在我们阅读乔治奥威尔的旷世杰作《一九八四》时同样深有体会。制度是一种媒介，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文明形态与生息。
无疑，新闻媒体是大家最能视为“媒介”的一种力量。国内亦有学者指出美国新闻界“把‘新闻自由’当做打猎执照，任意瞄准、射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媒体的真相。一方面，媒体担当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英雄；另一方面，媒体也有可能滥用职权、公器私用。无疑，前者因为守护社会给世界带来了希望，而后者则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反思媒体的有限性。如利昂弗林特（Leon M. Flint）在《报纸的良知》中写道：“自由不是说报刊可以无所顾忌地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宣扬犯罪，或者破坏有组织的社会”、“自由不是使社会败坏的许可证”。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如果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报纸和独裁政府一样拒绝社会监督，最终必定会和资本与权力合流而失去公义与底线，威胁到公民社会的安全。如果我们像法国人那样意识到“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那么就应该让这个政府受到社会的监督。
即使今日，我们同样看到，当许多中国人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天价房屋时，我们同样听到有房地产商以收回广告投放为筹码，对一些报刊发出威胁，以此封杀反对派学者捍卫民权的声音。权力与资本对媒体的侵蚀是有目共睹的。早些年做新闻时，我甚至看到某个保健产品在一家报纸的广告版上以“本报讯”的形式堂而皇之地吹嘘自己的产品。由此可见，一些中国媒体在广告面前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立场。
必须承认的是，在对中西媒体进行批评时，由于国情各不相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语境落差”。这就是我说的，考虑到各自所处的时代坐标不同，紧要任务不同，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一种“虽自由无以言说”的困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全世界面临着一个真实的困境。即，随着全球化与“社会市场化”的加速，以社会利益标榜的“第四种权力”正在蜕变为一个空壳，失去了制衡其他权力的真义与初衷。
如莫斯科维奇所指出，在沙龙和咖啡馆文化盛行的欧美，人们对雅典的市民辩论会场 (Agora)常常具有一种怀旧之情。那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然而当媒体以一种意见掮客的身份出现时，人们总是难免对它时刻警惕。如果说广场上的交流打破等级森严的壁垒，那么报纸在传播信息时同样勾搭了壁垒。正是对于个体权利的这种敏感，使西方知识分子对媒体保持着一种批评的传统。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将媒体比做“国家的统治者”，“做一名新闻记者就是在文字的共和国里做一名地方总督”。塔德同样认为报纸把人们从广场、咖啡馆和剧院赶回到家里，并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伪造的论战场面和观点一致的幻觉取代了交流和争论”。随着媒体的发展，报纸取代了交流，并消除了小组讨论的作用。每一个个体都是单独地面对报纸和电视，并独自对报纸和电视的信息和建议作出反应。更糟糕的是，如莫斯科维奇所揭示，“对报纸上的评论、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或收音机里的声音表示赞成、讥笑、否定、纠正或回应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现在我们只能被动地受它们控制，屈从于印刷出来的东西或者拍摄下来的形象之权威。” （《群氓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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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天黑道晚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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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在电视文化面前消逝了。当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通过《娱乐至死》嘲笑由印刷机开创的“阐释时代”已经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时，《媒介与权势》的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对今日美国新闻界的舍本逐末提出尖锐的批评，“当我们似乎在教导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自由的真谛时，我们也许该反省我们如何运用我们自己不寻常的自由。现在电视制作人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如果它可以导致流血，它便领导一切。’”〔《下世纪》（The Next Centry）〕。最有意思的媒介批评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在他眼里，美国媒体盛产“煤油新闻”，“记者们将煤油倾倒在任何冒烟的地方，甚至都来不及看看到底什么在冒烟以及为什么冒烟”。
巴黎大学的吕西安斯费兹(Lucien Sfez)教授感慨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耳不闻”的传播时代，我们什么都听，什么也听不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群体的催眠与操纵。所幸，不少欧美知识分子意识到“巨无霸媒体”的形成已经开始威胁到民主。上世纪九十年代，卡尔波普尔在《这一世纪的教训》中指出，新闻媒体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否则它有可能造就“第二个希特勒”。这位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以《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扬名的坚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媒体审查的必要性，让其志同道合者匪夷所思。紧随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批判电视》中对新闻记者在权力与资本面前所表现出的自律与同谋忧心忡忡。诡谲的是，布迪厄“反驳电视机”的演讲，却是通过他批判的电视讲话的形式完成的。对此，《外交世界》总编辑拉莫内在《第五种权力》一文中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当无冕之王不但背叛了人民，并且带着军火辎重投奔了权力与资本时，我们将如何奋起自卫？
在世界各地，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以“主流媒体”自居的“传媒恶势力”，不但不维护民权，反而与民主宪政为敌。举例说在西班牙“311恐怖袭击”发生后，阿斯纳尔等政客也为赢得竞选操纵传媒。惨案发生后，选前三天的竞选活动被迫终止，代之以一场铺天盖地的媒体政治战。以首相阿斯纳尔为首的西班牙人民党，不惜动用国营电视台，刻意掩盖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涉案的线索、操控舆论，企图嫁祸于巴斯克武装独立运动组织，从中获利赢得选战。面对偏颇的官方资讯，许多西班牙人持怀疑态度，人们纷纷利用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和手机短信传递消息、互答狐疑，从而确保了萨帕特罗领头的社会党最终赢得选战。这些事例无不说明，只有社会自由才能真正保障新闻自由。
美国学者保罗库兹（Paul Kurtz）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当媒体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便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替代人们当家做主的混乱局面。无疑，当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众观点被媒体过滤，原本完整的社会理性就像陆地一样被海水冲去一角。长此以往，民主必将失去立锥之地。
谈到“媒主”，不由得让我想起中国那些忙碌于市井街衢、穿行于家长里短中的“媒婆”。这些婆姨嘴上长痣，能说会道，“会说媒的两头瞒，不会说媒的两头传”。不可否认的是，当被说媒的双方放弃求证的精神，或者说任由媒婆海阔天空地吹牛，最后拼搭成对，多半是有一方要吃亏的。不可否认的是，当媒体失去公义之心，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不过如此，信息过滤与原创谎言使“媒主”代替了“民主”，缔造了无数辛酸孽缘。媒体本应担当“民间议会”的重任，然而，如果该议会完全被权力与资本控制，那么其在“肯定”与“重复”中树立的只是资本与权力的领袖权威，而非公共舆论本身。
应该看到，政党与其他社会团体喜欢依助媒体为自己开辟疆土，恐怖分子同样醉心于利用媒体为自己营销，通过媒体绑架人民。如鲍德里亚所说，恐怖主义是对准沉默的大众的一种“残忍戏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怀疑媒体在推动人类进步征程中的作用，就像我们不能因为麦卡锡主义曾经盛行一时而否认美国议会的价值。显然，在我们关注媒介与权势时，更应该关注媒体背后的黑暗力量。在我们遥控电视时，更要了解我们究竟被谁遥控。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乎信息传播的救赎史。事实上，我们对媒体持某种批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媒体或者公共舆论。与此相反，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让媒体回归社会的怀抱，担当保卫社会和推进人类进步的伟大责任。
狄更斯说：“没有坏人，就不会有好律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身处“乱世之中”的新闻记者与评论员。就像我们回顾知识分子的担当时会立即想起艾米尔左拉在“德累弗斯案”中的舍身参与，在世界波澜壮阔的新闻史上，我们同样记住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这个名字。
默罗是CBS的王牌评论员。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位“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的英雄和人物”，在那个为意识形态疯颠的时代，凭借自己的赤子之心与麦卡锡主义斗智斗勇，捍卫了美国媒体的尊严。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广播的政治压力已经膨胀起来。麦卡锡主义出现在广播网中，列出了黑名单，从政治上对广播公司和赞助人施加压力。“这是大怯懦时期，许多有才干的人销声匿迹。”（哈伯斯塔姆）而默罗本人，这个“自由言论和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一个典型的政治上的温和派”，在不知不觉中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保护他受到右派攻击和扣上红帽子的工作人员。
二战后，当默罗从“现在请听”（Hear It Now）转到“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时，和许多人一样，一开始默罗对电视持怀疑态度，因为电视“远离纸墨的纯洁，接近表演的天地”。但是，默罗成功地促成了这场转变——“只是默罗本人开始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之后，这些人才开始尊重电视”。所幸在美国，即使是在麦卡锡主义流行时，媒体也没有沦为政治、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通过“现在请看”这个节目，“在平坦大地上赫然耸立”的默罗使麦卡锡主义原形毕露。如默罗所说，我们不是心怀恐惧的人的后裔，不是来自于不敢写、不敢说、不敢交往、不敢保卫尚不普及的事业的人的后裔，我们不能让恐惧驱赶理性，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天黑道晚安，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这句节目结束语，后来成为一部反映默罗与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电影的片名。无疑，该电影和哈伯斯塔姆笔下的默罗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史诗一般壮阔的记忆。
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重读《媒介与权势》，回顾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时，更应该看到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并对他们的挫折与困苦长存于心。所谓有希望的人生，或许就是赢得一场关于自我价值传播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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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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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德，你喜欢我的大楼吗？”
1960年9月10日，塞缪尔雷伯恩（Samuel Taliaferro Rayburn）稍稍提前赶到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El Paso）参加民主党集会。这次集会是专门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dey）召开的。前者是雷伯恩的门徒、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后者是被提名的年轻的总统候选人，对此人，雷伯恩怀有相当大的个人成见。眼下，雷伯恩已经七十八岁。十六年来他一直任众院议长。昔日的健康已悄然逝去，癌症正在吞噬着他，对此他还一无所知。几个月来他一直感到不舒服，却断然拒绝去诊治。平时他对医生就抱有一种乡下人的不信任感。眼下甚至担心看病的消息也会在议会里不胫而走，引起他健康状况恶化的种种谣传，进而削弱他的权力，掀起对他统治的挑战。此时他认为自己充其量不过是背上出了严重毛病。他的视力也在迅速减退，已经不能阅读。此事，同样严格保密。他只允许自己最信任的助手在卧室里给他读东西。雷伯恩周围深切关心他的人们明白，他的身体一完蛋，他在政治上的控制力便会随之消失。更有人认为他在议长位置上呆得时间太长，磨损了昔日的声望和力量。萨姆雷伯恩［1］被迫放弃他最珍视的众院发言人的地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几年前，他与好友林登和伯德约翰逊（Bird Johnson）周末野餐归来，第一眼看见蓝天衬托的华盛顿的轮廓时，他指着国会大厦的圆顶说：“伯德，你喜欢我的大楼吗？”话说得很谦和，语气中与其说是自傲，不如说是挚爱。他半个世纪的生命和心血都在其中，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当天，他在埃尔帕索等候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时候，感到心绪不宁。难得有半天的空闲，他对身边的人说想去墨西哥看看。其中一人提出异议：这样做是否合宜？有把握吗？虽然他感到此行一定耗神费力，令人疲惫，可他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他有去墨西哥一游的欲望。这有些反常。尽管在美国建立世界霸权地位的事业中，他曾尽其所能领导国会，但出访外国，周游世界却从不是他的兴之所在。他讨厌借公差做旅游，也嘲笑那些常行此道的人。在他看来，外部世界不属于他的权力辖区，不需要他去巡视。他信任总统对世界的判断。原因很简单，总统知道的东西更多，美利坚合众国的领袖也没有撒谎的必要。作为一种信念，他认为外部世界和国内政治并非密不可分。据记载，当他还是一名年轻议员时，曾出访过巴拿马运河。另一次是若干年前赴墨西哥出席了某个效忠仪式。他担任公职四十八年，常常身居要害而又敏感的职位，据统计，他仅仅出访过一至二次。这次出游，充当向导的是埃尔帕索的议员J.T.拉瑟福德（J.T.Rutherford），他的助手拉里L.金（Larry L.King，此人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作家），以及雷伯恩的侄子（当时住在布利斯堡）。他驱车前往华雷斯（Ju噐ez），老人在那儿静坐呆望，眼睛盯着华雷斯的胜景，直到返回之时。大轿车掉过头，驶向格兰德河。当他们驶过大桥到达检查站时，一个美国移民处的官员拦住汽车，要他们申报国籍。雷伯恩耳朵不灵了，听不见守卫的声音。守卫为了应付这个眼目不灵的老者，又提高嗓门，略带怒意地大声吼道：“申报国籍！”又一阵静默。守卫再次大声喊叫，就仿佛是操练员在喊口令。这次议长答话了，说的不是他的国籍，而是他的身份，“萨姆雷伯恩！萨姆雷伯恩！”他大吼，同样杀气腾腾。他曾用这种口气在无数次民主党全国会议上弹压住无数次的示威。这吼声在埃尔帕索上空，犹如一声霹雳。这位官员瞪着眼，猛地醒过来，一阵恐惧浮上心来，他连忙挥手放行。他们驶过格兰德河，进入埃尔帕索，穿过城市。一直缄口不语的雷伯恩总算开口了，他掉头对着拉瑟福德和金：“不错，它看上去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金蓦地明白过来，老人以为自己还在华雷斯。
“看看这张讨人嫌的脸”
他坐在轿车里，情绪有点急躁粗暴，这已经不算什么了，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这样，时好时坏。对即将到来的竞选，他忧心忡忡。他对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厌恶早已众所周知，自己也毫不掩饰。雷伯恩党派观念极强，属于旧式的忠诚之士。他坚信尼克松曾经诽谤中伤过民主党，也诽谤中伤过他的好些朋友。对肯尼迪，他同样深怀戒心，从未真正把他放在总统的地位上。肯尼迪政治上代表的许多东西正是他所怀疑的。杰克肯尼迪［2］曾在国会，在雷伯恩的底下供职，但并非勤勉之辈。他只是暂时栖身众院，混上一段时间，再竞选参议员。当他入选参院之后，又以此为基地，变本加厉，以达到竞选总统的目的。雷伯恩对此无法接受，这是一个征兆，显示出年轻一代咄咄逼人的野心。更糟糕的是，在参院里肯尼迪接近的是记者，而不是他的同僚。
当时，萨姆雷伯恩支持的当然是林登，可林登却是个黏黏糊糊而又脾气暴躁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号召所有的人不惜一切地阻止肯尼迪的成功，而他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雷伯恩等人力促林登约翰逊加紧竞选，使其更有力量。实际上，他们拟定的竞选宣言已经为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竞选计划。然而，在最后一分钟，约翰逊推翻了许诺。雷伯恩暴跳如雷，其后又找到约翰逊的发言起草人，精疲力竭地抱怨道：“为什么林登老是这个样子？”不言而喻，约翰逊的竞选失败了，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像样地参加过竞选。雷伯恩憎恨肯尼迪一帮控制洛杉矶代表大会的那套做法。看来，他们是一批冷酷无情的年轻人。对天主教徒竞选总统一事，他深感不安，他知道南方人的种族偏见和宗教仇恨甚深，仅仅肯尼迪当选候选人一事就会煽起这种情绪。当肯尼迪提出约翰逊出任副总统候选人时，雷伯恩是激烈的反对者。然而，一夜之间他改变了主意，通知林登接受这一提名。此举并非出于对杰克肯尼迪的爱，而是出于对理查德尼克松的恨。他对林登说，只有他接受提名，才能保证正副总统候选人稳操胜券，而最重要的莫过于阻止尼克松出任总统。
那天，在埃尔帕索，他们几个人总算把老人弄回旅馆。雷伯恩叫拉里金打开电视，马上就有理查德尼克松的演讲。尼克松是雷伯恩政治上唾弃的人。眼下，当金拨弄旋钮的时候，老人开始嘲骂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瞧那张脸，一张令人憎恶的脸。孩子。”他像在泄露隐私，“几年前我出了一次错。我说在众院共事的五千人中，理查德尼克松的脸，最惹人憎恶。此话传了出去，上了报，使我陷入窘境，不得不道歉。可这话实实在在。他的脸招人恨，是和我共事的人中，最下贱的一张脸。”在一般情况下，众院议长喜欢政治家，甚至从他们的弱点和怪癖中，寻找人的美德。可尼克松是另一码事。此人不仅攻击他的朋友，攻击总统和国务卿，甚至还指控他们身怀二心。
眼下，他看着荧光屏上尼克松讲话的模样，就掉过头，要金把电视机调得图像模糊，声音清晰。如果完全没有图像，老人是否会更高兴呢？金拨着旋钮，理查德尼克松没了人形，最后，声音从一片白茫茫的屏幕上传出来。“好多了。”议长说。尼克松继续讲话，金注意到雷伯恩身上像是起着化学变化。脸色阴晴不定。尼克松一面攻击民主党，一面又做出不攻击的许诺，这似乎深深刺激了雷伯恩。他开始谴责尼克松，不仅于此，还谴责整个竞选。金想：看来，不仅仅是这位总统候选人，而是他代表的整个进程使老人愤恚。“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竟把这样的人物弄上电视。竞选演说变成了跳棋解说，玩弄花招，骗取选票。他们想靠欺骗民意当选总统。”很清楚，金想，雷伯恩感到了恐惧。全新的政治进程，新的、不同的节奏，电视，现代广告，投票方式等等，把他骇住了。现代的操纵方式和雷伯恩熟悉、信任并运用过的操纵方式大相径庭。那时雷伯恩和不多的几个人起主导作用，他们彼此通气，摸清那些第二天要应付的人的底细。新的时代到来了，事情的节奏越来越快，不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老人越说怒气越大。他爱旧时代政治中的一切，厌恶新时代所有的政治。
十一年后，在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城（Johnson City），一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CBS）的电视记者为林登约翰逊的电视回忆录进行采访。这项电视节目本身就颇有歧义，令人心生疑窦：约翰逊，这位前任总统，自认为是被新闻界赶出了白宫，时至今日，对新闻界仍然耿耿于怀；然而，正是这位集政治家、自传作家、企业家于一身的约翰逊，不仅从描述自己的经历，而且从宣传其自传的纪录片中捞取了数目巨大的美元。他的心情和气度大幅度地摆动变化。一天，这位前任总统心情分外轻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名叫约翰沙尼克（John Sharnik）的高级制片人问他，从他初入国会到他结束其总统任期的三十年间，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问者无意，听者有心。约翰逊突然雷霆大作，将沙尼克惊得目瞪口呆。“你们这些家伙。”他脱口而出，“你们这些新闻界的家伙。正是因为你们，政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你们破坏了我们国会成员和城市机构之间的全部联系和机能。你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些陌生的人。”他脸上露出了不屑一提的神情。“特迪、滕尼，他们都是你们的创造物，你们的傀儡。除了你们之外任何机器都无法创造出一个特迪肯尼迪。他们全是你们的，你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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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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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礼帽、执文明棍的绅士记者
简直像是新闻爆炸。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面对着的这片土地是如此缓慢、闲适、文雅。总而言之，华盛顿并不是了不起的新闻来源。真正起作用、报道全国性新闻的记者寥寥无几，大约只有五六人。他们全是彬彬有礼的绅士，模仿《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理查德奥拉汉（Richard Oulahan）的气度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弗雷德埃塞里（J.Fred Essery）的派头。他们是当时理想的翩翩公子，衣着得体，头戴浅顶软呢帽，手提文明棍。这是一个象征，是闲散职业的标志。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来后，文明棍消失了。对这些记者同仁来说，他们已经变成奥拉汉先生和埃塞里先生了。埃塞里先生甚至还穿上一副浆硬的衬衫假前胸。国际新闻署（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的克罗斯韦尔鲍恩（Croswell Bowen），20世纪20年代末到达此地，深受《头版新闻》（The Front Page）的影响，初来乍到有意穿上满是皱褶，褴褛不堪的衣服。可他很快得到信息，不久就头戴软边帽，手提文明棍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儿的人全都四五十岁，没有年轻人的市场。他们是新涌现出的一大批记者中的精英，他们报道名人的活动、衣着服饰等等，细致入微，不屑与那些报道凶杀侦破的记者为伍。他们煞费心机，将此道办成严肃的行业。据说胡佛（Herbert Hoover）十分青睐奥拉汉。当他还在总统位子上时，参加过奥拉汉的葬礼，大大抬举了奥拉汉。记者们都带有名片，从不在办公室中间窜来窜去。跟他们交谈的人，他们都能叫出名字，尽量不用电话，因为电话是打扰人的标志，表现出人的粗俗。再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亲自采访新闻源。政府机构又如此小，消息来源也屈指可数。一幢国务院陆海军大楼就装下了全部美国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这些记者总是一早驱车到离白宫一百多码的爱利浦瑟（Ellipse），把车停在那儿，相互间发一通牢骚，尖酸刻薄地谈论车辆日增、交通不便等事，然后才开始他们的巡视。第一站往往是内政部大楼，从那里常常可以得到一篇关于印第安人故事的素材。20年代的华盛顿，印第安人的报道是个大头。印第安人问题是联邦政府关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然后，分为小组走访作战部大楼。虽然当时有人并不把国务卿凯洛格（Frand B.Kellogg）看做特别重要的消息源，他却几乎定期接见他们。有时珀欣（John J.Pershing）将军也接见他们。然后，他们去白宫，想法见总统。那时并不需要什么白宫证书，人们之间相互认识，即使有一个新来的记者，同事们都可为他担保。那时，一个记者负责报道一个行政部门，如白宫、国务院、内政部、作战部、商业部等。所以，如有一个同仁报道国会，再加两个人就能建立一个报道整个政府部门的新闻办事处。（三十年后，报道数量大约相同的政府部门必需十一二个记者，他们的工作一般都通过电话进行，没有时间进行很多直接接触。）
记者访问胡佛总统时，先呈上拟好的问题。偶尔他会纡尊降贵进行回答，当然都是书面的。渐渐大萧条（Depression）的重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胡佛干脆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他的新闻秘书确实曾间或向记者们建议，在没有和白宫新闻署核对之前，报道中最好不要用财政危机、失业等字眼。有的人认为这已接近新闻检查制度。于是怨声鼎沸，促使白宫退缩，大多数新闻界人士对胡佛先生感到失望。在就任总统之前，他是个颇受尊敬的人物，干练的行政人才，享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饥饿的世界供给粮食的盛誉。事实上胡佛的好名声是华盛顿的记者们为他树立的。赫伯特胡佛外表看来倔强、正经，颇有总统风度。在就职前他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源，易于接近，能够变通，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漏洞。但是，早在大萧条之前，1928年竞选总统时，胡佛就变了。好像他竟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再与采访记者交往过密已不合他的身份，这类交道应该由他授意的办公室去打。对其统治下的政府，他挑三拣四，算是一把好手。
大萧条日益严重，胡佛也变得内向。他力不从心，无法对付可怕的时局变化。政府命运多舛，把他钳制得无法动作，他变得暴躁，心怀敌意。自己的差错却责怪记者，甚至指责日益减少的支持者，好像大萧条的艰难时事是这些人的过错，经济上的大混乱主要是一个公众关系问题。关于他的报道使他惶恐不安，他对新闻记者也大张挞伐。“他明白报纸创造了他。他也很容易想到，报纸也能毁了他。”华盛顿一位优秀的记者保罗安德森（Paul Anderson）这样写道。总统和新闻界的摩擦、口角越来越多，而且大多发端于小事。例如，一次，一位记者报道了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卫兵在守卫胡佛钓鱼时被狗咬伤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兴师动众的大调查，寻找泄露消息的人。那个年月，对国家是艰难岁月，对总统本人亦是多事之秋。整个国家经济崩溃，全国人民盼着胡佛拿主意，定良策。而总统却束手无策，有口难开。在执政的头一年中，他举行了二十三次记者招待会，发布了八份书面声明。执政最后一年，正当全国急需和他直接对话，需要一个领导中坚，一个坚强的声音时，他只举办了十二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二十六份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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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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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最伟大的新闻制造者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改旧风。他是华盛顿从未见过的最杰出的新闻制造人。恰逢全社会作好准备，迎接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时，他登上了政治舞台。这种局势加强了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而他则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旧的秩序，垮掉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旧的神话，破灭了。他将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秩序。这个新的秩序将介入并管理和调整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在他的统治下，华盛顿成了中心，它决定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决定生产的产量，决定人们的衣食住行。在他到来前，联邦政府瘦小而胆怯；而到他去世时，联邦政府已变得无所不在了。正因为政府渗进了一切领域，华盛顿一变而成为报纸电讯的主要的内容。它是权力的所在，也是新闻的源头。
罗斯福作出许诺，每周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他信守诺言，招待会定期举行，令人刮目相看。第一届任期中，招待会次数为三百三十七次，第二届任期三百七十四次，第三届任期二百七十九次。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1934年发出的华盛顿新闻，是1930年胡佛时期的四倍，联合通讯社电讯系统发出的国际新闻四分之一来自华盛顿。突然间，所有一切都加快了速度，节奏越来越快，各种事变层出不穷，政府机构激增，情报来源日盛，新闻人物和事件如雨后春笋。“你们的嘴已经填满了。”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这样说，“快跑。”他们确实在跑，没有时间耍弄文明棍，没有时间惹麻烦，没有时间摆弄名片。世界已经改朝换代。大萧条所留下的是权力空白，而罗斯福操起了权柄，新闻界人士将成为他的主要工具。
天啊，难道他能制造新闻！每天白宫都要传出两三条新闻。他打算把整个联邦政府化为己有，成为他每一个神奇念头的应声虫。他成功了。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他成了20世纪操纵全新的现代宣传机器的头把好手。而这架机器的威力正与日俱增。三四十年后，诸如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这类政治家，都将效法富兰克林罗斯福，学习他操纵新闻界的本事，这是一部操纵的教程。整个国家都围绕在他左右。新闻记者如果稍一疏忽，略有冒犯或错误地解释了某项规定，他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大加斥责，毫不留情。他的个性倒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城里绝妙的消息来源。他能准确地把握记者的需要，恰到好处地掌握抛出新闻的时刻，从奥尔巴尼（Albany）的日子起他就清楚，大量提供情报的高级公务人员能够左右新闻报道，控制有争议的问题，进而掌握整个政府。不能容许任何其他政府官员插足其间，干扰他的决心。他巧妙地把局外记者引入政府活动的中心，让他们以最利于他和他的工作的措辞，解释正在进行的事件及其原因。他正是以这种方式泄露出数量惊人的情报，统统是对他有利的独家新闻。所有事件都突如其来，记者根本来不及寻找其他消息来源进行核实。如果他们试着这样做，今天的新闻可能写得不错，明天却注定要失败。罗斯福不仅仅司发言人之职，还行导师之道，他心里一直清楚自己要烘染出的细微差别，要制造怎样的选民，而他的权力只能由选民赋予。他总是竭力为每篇报道建立一个框架，“如果我来写这篇报道。”他常常这样说，“我就会把这层意思写进字里行间……”然后，他就开始向记者们面授内容提要。他对政府政策的解释简直是艺术作品，是前无先例的艺术作品。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把他称做“美国历届总统中最杰出的报纸撰稿人”。华盛顿最显赫的记者之一，雷蒙德克拉珀（Raymond Clapper）将这整个过程称做“白宫新闻学校”。
与从前的会场相对照，眼下的会场显得极为随便，不拘于形式。一方面没有时间来拘泥于繁文缛节，再说罗斯福的色彩，那种气度恢弘的贵族格调必须佐以潇洒落拓，才能相映成趣。一旦拘于形式，他将沦为势利小人。有时候，他看上去像是不堪重负。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在整个国家失去了信心的时候，人民从他那儿得到了安慰，他确信自己的命运，明白自己的作用。他的命运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他的信心是一种激励。他能叫出记者们的姓名，和他们一起谈笑，简短地交换意见。相互之间毫无拘束，气氛也甚为融洽。他不断地攻击报纸出版人的保守主义，虽然他们并未撰文伤害他，但是他们反映了那个时代大资产阶级的意识。他到美国革命女儿会（the Daught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去发表演讲，一开口就是“移民同胞们”，前来报道的记者十分喜爱这种开场白。他甚至给记者取绰号。《纽约时报》的费利克斯贝莱尔（Felix Belair）成了鲁汉（Butch），因为罗斯福认为像《时报》这样严肃的报纸应该有一个叫鲁汉的人。他总是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气，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是整个国家中最善于治理的人，他以他那特有的贵族方式意识到，自己有独断专行的权利，仿佛他做总统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真是一种精湛的艺术。令人惊讶的是，在那个时代竟有他这样的人，生就阳春白雪的天性，却自带一种下里巴人的气质。有的朋友认为这应归结于他所患的小儿麻痹症。疾病使他敏感，使他体验到那些受磨难的苦命人的痛苦。疾病没有影响他的信心，却增加了他的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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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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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傻笑俱乐部
他是个下肢残废的人。采访他的人从未在稿件中提到此事，因为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要求他们不写，白宫的摄影记者从未拍下他在轮椅中或拄着拐杖时的照片，因为斯蒂芬厄尔利要求他们不拍此类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时代，记者们尊重总统的权利。〔几年后，为《时代》（Time）周刊工作的费利克斯贝莱尔和罗斯福一起在海德公园参加1940年大选投票。罗斯福走进投票亭，一根横杆卡住了。“他妈的，这玩意儿不动了。”一个浑厚熟悉的声音从投票亭传出来，贝莱尔记下这句话，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罗斯福大怒——在那些质朴的日子里，没人相信美国总统会口出秽语。记者们筑起高墙不让总统的脏话传到公众的耳朵里，罗斯福也断然否认自己曾口出脏话。〕
采访总统的记者们也未考虑过罗斯福是否是一个残废人。在他身上洋溢着巨大的权力和力量，一股吸引一切的活力。费利克斯贝莱尔当时刚由《纽约时报》派驻白宫，在1936年一次新闻招待会后，第一次谒见总统。作为一种惯例，斯蒂芬厄尔利在招待会结束后，带着这位新人去见总统。贝莱尔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那颗头：硕大、坚毅，那是雕塑家的理想模型。然后，是手：那张大手将他的手捏在掌心时，让他想起了弗吉尼亚的火腿。“总统先生，”厄尔利说，“你是否认识《纽约时报》的费利克斯贝莱尔？”接着，那浑厚，有力，充满自信的嗓音传了过来：“不认识，我想我还没得到那份快乐。不过，我读过他的东西。”还有比此话更得体的吗？连措辞都是行话，都是记者间谈论工作的用语。“我读过他的东西”，完全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又与他的身份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