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塑造了奥蒂斯钱德勒的形象，他成了一位成熟的报纸出版商，显示了他的自主权。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事业。他的报纸挺直了腰杆，向错误宣战。他意气风发。同时，他变得更加谨慎。直接感觉到他作为继承人而承受的压力。过去，这种压力常常落在作为他的庇护人的父亲身上。整个家族勃然大怒。菲利普钱德勒和他的妻子艾伯塔（Alberta）都是伯奇协会的主要成员，他们的家一直用做罗伯特韦尔奇的接待室，他们研究了如何推倒反叛奥蒂斯。这是一段艰难岁月，奥蒂斯钱德勒对此毫不在意。一次，他和其他报纸发行商出席地方广告俱乐部的会议，嘘声大作，嘲笑揶揄声四起，铅球运动员决不愿意受到这种待遇。如果说对伯奇协会的报道和社论为他赢得了独立，同样教他懂得，独立的脆弱，独立的代价；教他懂得，自由不是无限的。随后，《时报》推出一组系列文章，为美国的信仰祈祷，以极大的热忱报道了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发动的基督徒对共产主义者的十字军征讨；与此同时刊载了布莱克报道共产主义罪恶的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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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王朝的兴替（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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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钱德勒偏见的最后一击
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引起诺曼钱德勒的不悦，不论是报道伯奇协会的文章，还是由此引起的反抗，他都泰然处之。几个月后，吉恩布莱克偶尔走进诺曼钱德勒的会客室，布莱克摸不清诺曼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小心翼翼地套他的话风。使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位他不甚熟悉的诺曼钱德勒径直朝他走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再揍一下伯奇分子？”
报纸迅速改变着，改变着对政治，对尼克松的态度。这位由旧王朝扶植起来的人很快会明白这一点，1960年钱德勒夫妇曾竭尽全力支持尼克松，甚至有传闻，巴芙会出任驻外大使。无论如何，尼克松总统会记住他的朋友。现在，对竞选的报道比过去公正，《时报》还派出一名记者专访肯尼迪，不过倾向性仍然很明显，受青睐的仍然是尼克松，凯尔帕尔默十四年精心策划的最后结果不正是为此吗？加州的竞选分外精彩，即刻反映出急速变化的局势，显示出人口质量变化的威力。肯尼迪表现出朝气，表现出对物质的崇尚和与过去的决裂。明显触动了加州的强大势力，充满激情和朝气，同时又在现实中追求的新势力。政治成了宣传工具之战，政治就是当明星。公众发生兴趣的范围之广，程度之强烈，表现之明显，令人难以置信，到处都可见到第一批政治颓废派。这是电视闯入政治生活的结果。老记者们从未见过这种情景。一天傍晚，肯尼迪出席了好几个群情激昂的集会后，返回驻地，唐纳德香农（Donald Shannon），《洛杉矶时报》派出的跟班记者，对这位候选人说：看来加州很有希望。肯尼迪对此表示怀疑。“不，”他说，“我不这样认为，《洛杉矶时报》反对我，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我想，这会使我失去加州。”
大选之日临近的加州，旧《时报》和新《时报》的分野依然存在，选举的头天晚上，诺曼钱德勒决定全力出击，他心中的战火仍然没有熄灭，他写了一篇社论，燃烧着地狱之火，将肯尼迪咒为电视的孪童，称颂尼克松是人类的最后希望。此时，诺曼已不是高雅迷人的诺曼了，而是哈里钱德勒的衣钵传人，是利普希茨雕像里的凶神。他打电话将文章告诉尼克威廉斯，他得知威廉斯对此持否定意见，然而他的威胁战胜了威廉斯谨小慎微的疑虑，这是老式钱德勒偏见，财产权利的最后残喘。看来肯尼迪是对的，加州竞选本来势均力敌，《时报》将其影响加在了尼克松一方。当然，选举的利益本身是否送给了尼克松，则是另一回事。
选举之夜令人不快。无论如何，钱德勒夫妇栽培尼克松多年，至少，他应该争气，成为胜者。当晚，和巴芙、诺曼一起的人，强烈地感到了他们的失望和恼怒。愤怒之情真实而强烈，不是对着约翰肯尼迪，而是冲着理查德尼克松。领先地位竟然烟消云散？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结局？身为副总统，在升平景气之时竟无所作为？竟败在乳臭未干的肯尼迪手下？他的所作所为对得起他们吗？看来若干年来，钱德勒夫妇为尼克松做的一切都付之东流，他有负于他们。当时，他们没有公开表露，但言谈中流露的这种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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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起报落十年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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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都是濒临死亡的老人，各自对对方都有某种特有的价值。但是，两人对大多数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1954年，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七十三岁，他是《芝加哥论坛报》固执的出版商，这位老人曾将孤立主义的寒风吹向广大地区，他是华盛顿《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的所有者。尤金迈耶七十八岁，可能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企业家都更能象征国际合作，象征与民主欧洲的联系，他是《华盛顿邮报》的所有者。他们对世界看法的不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例如，其中一人将乔麦卡锡奉做救世主，而另一个则将他视为瘟疫。但是，两个人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拥有报纸，只要对方存在，各自都不能趋于至臻。各家报纸对本报外订户的价值都因对方的存在而降低。既然《邮报》仍享有晨报市场，它的读者再去购买《时代先驱报》又有什么益处呢？同样，和《时代先驱报》一起为空气而斗争的人们，再去购买《邮报》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两家报纸对对方都有用处，一旦一方吃掉另一方，成功就有保障。如果双方仍然继续共存，就意味着双方的失败。这种局面一直困扰着菲尔格雷厄姆，必须买下《时代先驱报》。1949年，茜茜帕特森去世，报纸准备出售，此时，格雷厄姆正在接近他的目的。但是，麦考密克上校买下了报纸，他投资数百万，更新工厂设备。格雷厄姆的梦想似乎变得更加渺茫了。每天，上校的报纸出现的本身就像是对《邮报》的指控。
两个老报人的交易
但是，麦考密克老了，身体多病，再说，华盛顿又不能迎合他的兴致。他曾千方百计试着将他在中西部大获成功的公式移植进华盛顿——他把这个行动称做把全美国搬进华盛顿（实际上，这是对美国政府的一次持续的进攻）——结果毫无效果。在那个时期，他的意见和偏见适合中西部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当他把反东部、反知识、反英国的调门带到这座崇英的东部味十足、教育程度日益提高的城市来时，就陷入了重重麻烦之中。麦考密克虽然投资几百万美元购置新机器，可他仍然不断亏本，《时代先驱报》每年损失五十万至一百万美元。最重要的一点，对他来说，华盛顿从来不是爽心宜人的地方，在这儿，他从没感到过自在。他相信自己笔下的华盛顿，在首都，他的生活如果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他早就大加润色了。现在，他老了，健康状况日下。趁迈耶的身体尚好，他想好好了结自己的一生。他不喜欢窝窝囊囊的结果，他认为华盛顿的这家报纸就是一个窝囊的东西。另外，他喜欢迈耶，迈耶头脑灵敏，事业成功，而且富有，这些都是他喜欢的品质。由于共同利益所致，迈耶曾经支持过他，当时美联社规定每座城市只准一家报纸参加该社，各家报纸都千方百计阻止该社向正在勃起的其他竞争报家提供服务。这类斗争早已存在，但是大多数出版商出于对罗斯福的畏惧，知道他厌恨麦考密克，所以在这场斗争中纷纷作壁上观。然而迈耶，因为在华盛顿有同样的麻烦，出人意外地成了麦考密克的盟友。
此举大大缓解了麦考密克对迈耶的强烈的对立情绪。1954年，他通过美联社的肯特库珀（Kent Cooper）从中牵线，向迈耶抛出了他的决定。库珀一直担心华盛顿两家晨报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斗会损害新闻界在首都的作用，所以这次他斡旋其中，努力加快这笔买卖的进程。1954年1月，迈耶收到库珀寄来的一封令人费解的信，信中问他近期能否到佛罗里达一游，届时可能有一笔生意洽谈。迈耶立即想到《时代先驱报》。他打电话给库珀，问这次机会是否会存在于新闻界中？是的，库珀回答。在华盛顿？迈耶问。是的，库珀又给了他肯定的答复。迈耶说他打算近期到佛罗里达。菲尔格雷厄姆已经到了那里。他俩很快和库珀见面，买卖非常简单。麦考密克打算卖。迈耶想不想买？想。出个价。那好，库珀说，上校想收回他买报纸的四百五十万，再加上他花在印刷厂和设备上的四百万。完全同意，迈耶说。中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但是有不少细节需要了结，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过去，格雷厄姆曾经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猎物溜走，这一次他变得十分紧张。
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最后又节外生枝。具体经营报纸的是上校的外甥女巴茨坦克斯利（Bazy Tankersley）。这位女士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控制权，同时又仇视迈耶，她竭力反对出售该报，要求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自己筹集办报经费。麦考密克同意给她时间，但必须筹集到同样数量的资金，同时不能张扬自己的行动。这位女士对迈耶-格雷厄姆的自由主义的来临深为恐惧，她不顾一切，到所有她能够想起的保守主义百万富翁处募捐筹资，西尔家（Sears）的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罗巴克（Roebuck），乔肯尼迪（Joe Kennedy），锡德理查森（Sid Richardson），H.L.亨特（H.L.Hunt）和克林特默奇森（Clint Murchison），她都一一拜访过。如果这些人当时就能明白他们以及他们思想上的继承人后来才懂得的东西，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巴茨仅仅筹集到四百万美元。钱的数量和外甥女本人的工作成绩都不能引起麦考密克的兴趣。麦考密克了解迈耶，对他有一定的信任，报纸将掌握在迈耶的手里。他知道迈耶有点自由主义思想，但是他人不错，有生财之道，也不会鲁莽行事。麦考密克从未想到自己是在把报纸卖给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还年轻，无足轻重。在他看来，钱是迈耶的，报纸自然也归他所有。二十年来，《邮报》一直是迈耶的化身。但是，当时的《邮报》事实上已归格雷厄姆掌管。〔此事与1970年的一次出售颇为相似：长岛的一家日报《每日新闻》（Newsday）的老板哈里古根海姆（Harry Guggenheim）上校雇用比尔莫耶斯做编辑，他许诺该报由莫耶斯继承。莫耶斯表现出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之后，上校大为惊骇。他明白自己已经风烛残年，就急忙物色一位可靠的保守主义出版商，好将报纸脱手。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老朋友，著名共和党人，诺曼钱德勒。他立即打电话联系，对方很乐意，几分钟后就拍板成交。在洽谈中，诺曼并未提到他们家族的财产已由他的儿子，奥蒂斯钱德勒一手经管，在思想上，奥蒂斯和莫耶斯十分接近。〕
麦考密克是否乐意和格雷厄姆做生意是另一码事。但实际上这笔买卖是格雷厄姆的买卖，是他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买卖。格雷厄姆不断和迈耶，和凯，和业务工作人员研究这件事，他深思熟虑不使社论栏的文章把《邮报》置于不利地位。艾丽西亚帕特森（Alicia Patterson）是帕特森-麦考密克家族的成员，格雷厄姆也向她做工作，让她放心，说1949年，迈耶曾打算购买《时代先驱报》时，就尽力不去触动上校的股金，或接管上校的公司。在格雷厄姆看来，接管《时代先驱报》始终是未来的关键所在。现在他得到了未来。生意最后成交的前一天，他兴奋得按捺不住自己，虽然城里飞短流长，他不愿意泄露秘密，却仍然止不住想和人谈谈这件快事。他打电话给体育栏的编辑雪利波维奇：“雪利，我想我们终于成功了。”雪利当时正在报道佛罗里达州垒球的春训，此人是个包打听，却能严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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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起报落十年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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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荷包扫除障碍
1950年3月，《邮报》买下了《时代先驱报》。在最后的几轮谈判中，每次都出现暗礁，迈耶总是打开钱包，扫除障碍。如何处理老雇员？付钱。上校的车队怎么办？买。上校在华盛顿的房子呢？也买。迈耶不能让任何东西阻碍女婿梦寐以求的这笔买卖。格雷厄姆越来越谨慎，凡是他的交易，他都喜欢严格保密，现在他更是小心行事。他让手下的行政人员约翰海斯（John Hayes）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支票开在海斯名下，而避免用论坛报公司（Tribune Company）的名义，以防泄密。为了安全，他要海斯乘汽车去芝加哥，而不乘飞机。为了更快，更保密地传递消息，他安装了直通芝加哥的电话。最后大功告成，他达到了鲸吞的目的。《邮报》这家财力虚弱、设备陈旧、发行量只有二十万四千份的报纸，接管了发行量达二十五万份、拥有全新设备印刷厂的《时代先驱报》。小鬼吃掉了大鬼。沃尔特李普曼向这只吞下了狸猫的金丝雀发来了贺电。出于礼貌，格雷厄姆当天上午给《时代先驱报》最优秀的体育栏作者鲍勃阿迪（Bob Addie）挂了电话，请他一起共事。阿迪当时还没听说合并的事，他拒绝了他的邀请。格雷厄姆说：“我刚刚买下了你们的报纸。”阿迪口气立刻一变：“早上好，老板。”
事实证明《时代先驱报》账面价值十分可靠，远远超出《邮报》付出的钱。《邮报》行政人员曾认为《时代先驱报》发行数量的水分很大，而事实证明该数字准确无误。该报亏损的原因仅仅是上校在新机器上的大量投资。合并前夕，正是该报即将柳暗花明，生财赚钱之时，而现在的财源已不再流进罗伯特R.麦考密克之手，得利的是菲利普L.和凯瑟琳M.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决心尽其所能保住《时代先驱报》的读者。报纸的通栏标题宣称《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是同类报纸（这种情况注定不会延续下去），这使《邮报》的高级编辑人员十分生气。从一开始格雷厄姆就注意保留原报的痕迹：所有的漫画、特辑、专栏等。他从卡温顿（Covington）和伯灵（Burling）各请来一位高级律师，研究确保原《时代先驱报》特辑作者、专栏作家合同的执行，不让任何人撒手不干。与此同时，调查《明星报》（Star）的合同情况，以便挖走该报的优秀人才。大多数专家注意到两报间的巨大分歧，考虑到各自读者的明显差别，纷纷告诫格雷厄姆，如果他能保住一小部分新到手的报纸的发行量，就算是幸运的事了。而格雷厄姆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要能够提供读者所需要的东西，如连环漫画、体育报道——他认为体育报道在这种情况下甚为关键——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时代先驱报》的发行量。《邮报》原有整整两个版面的连环漫画，现在又增加了十六版。参加工作的全体人员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推出的第一期报纸有六十四页之多。为了抓住每一个订户，在编辑第一个星期天版时，格雷厄姆将报馆全部人员推向了能力的极限，二百二十八页的报纸印刷了五十万份。每份重达二点五磅。这是一段混乱而耗神费力的时期，却是大见成效的时期。在日报的历史上，这次合并光彩夺目，堪称第一流水平，它是菲尔格雷厄姆的精心之作。格雷厄姆的想法十分简单，只要保住发行量，就能保住广告业务，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这次合并没有引起该城第一家大报华盛顿《明星报》高级经理们的忧虑。他们并不看重《时代先驱报》，认为这是一家低劣的报纸。同样，他们也没有认真对待《邮报》，二十多年来，《邮报》一直在他们的统辖之下，一般的意见认为报纸十分糟糕，迈耶和他的家族根本不懂得如何办报。迈耶在这座城市里没有根基，他是一个外来汉。长期以来《明星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它将永远居于统治地位。该报的董事没能看清正在起着变化的形势：电视的出现和顽强的竞争对手菲尔格雷厄姆的崛起。同样，他们也没有能够把握华盛顿读者群的质的变化，由于联邦官僚体制的扩大，越来越多无根底的年轻人到华盛顿谋事，这些人大多数是自由派。在《明星报》董事们看来，这次合并只是两家劣等报纸的结合，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脆弱的联姻。所以《明星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它从来没有萌动过购买《时代先驱报》的企图，这次合并也没能促使它自身的扩张，它连竞争的姿态也没做一下。有人曾希望它能出上午版，当然这种希望不能实现。在《明星报》行政圈子内，对《邮报》保持《时代先驱报》发行量的最高估计是八万份。大多数的估计则接近五万份。他们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事实证明，他们几乎错到了头。《时代先驱报》每天发行量为二十五万份，新报纸保住了十八万份；星期天版是二十五万份，新报纸保住了二十万份。对格雷厄姆来说，这是胜利的信号。四个月后，合并的新报，每天上午的发行额为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一十七份，星期天版是三十九万三千五百八十份。几乎一夜之内，《邮报》的发行量就跃居全国第九位。1943年，《邮报》的发行量占当时华盛顿四家报纸发行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四；1953年合并前，发行量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十年后，1963年该报占华盛顿三家报纸发行总量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这次合并非同寻常，它为一家面貌全新，资财丰厚，实力强大，现代化的《华盛顿邮报》奠定了基础。《邮报》变得富有而稳定，事实上，它为自己打开了新的局面。
一家全新的报纸由此开始了它的全新的时期。《邮报》再也不是一家虚弱不堪、势单力薄、在政治中心地位岌岌可危、靠仰仗美国政府获得资料的小报了。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一家财力雄厚，势力强大的报纸，它没有竞争对手（别的报纸被电视击垮），在自己开辟的市场上独霸一方。它的消息来源畅达，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强大得不仅能和任何大报竞争，还可以和曾经一度让它心惊胆战的报道对象——政府机构抗衡。它的第一步越过了最困难的障碍，获得了《时代先驱报》。此举决定了未来的结局，当时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明星报》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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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起报落十年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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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落的十年
华盛顿过去是一座南方小城，而《明星报》一直是老华盛顿城的报纸，由考夫曼和诺伊斯两个家族经营，两对夫妇都多福多子，后代繁衍茂盛，个个都进了该报不断膨胀的行政行列。他们和城里的多数生意人都有私交，由于存在着这种私人关系，再加上该报多年来一直是该城最好的报纸，所以他们得以经办该城大部分广告业务。《明星报》支配着该城的政治经济结构。该城官方新闻发布日都定在有利于《明星报》的日子。修建联邦大楼一类的建筑是因为《明星报》希望修建；种族隔离得以残存也是因为《明星报》希望如此。《明星报》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没有特别的好感，只是把他当做过眼烟云式的奇人奇事而已。真正迅速变化着的正是《明星报》所依附的那个城市，该市已经今非昔比了。统治华盛顿的政府再也不是由过去那些互相了解，彼此信赖的风雅之士所组成。现在的政府规模宏大，权力和地位在里面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到1963年是十分关键的年代，在这段时间里，该城和该城的新闻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明星报》的首脑是萨姆考夫曼。他健壮、有力、固执、骄傲、一脑子的偏见。他不喜欢黑人，当时他更不喜欢犹太人。他没有认真对付尤金迈耶，他看不起他，把他当做没有踩热地皮的新居民，出版界的小毛头，一个犹太人。萨姆没有能够预料到电视对午后报的冲击，没有能够领悟到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报纸的阅读习惯，也没有预见到菲尔格雷厄姆的出现。考夫曼对纽博尔德诺伊斯说，《邮报》只能保住五千份《时代先驱报》的发行量。当然，这是一个荒唐可笑的错误。《邮报》可以赚多少钱，格雷厄姆将把多少利润投回办报事业中去，对这些问题他是一概茫然。格雷厄姆总是让钱生钱。他尽最大力量寻觅人才，例如，他用三万六千美元从代顿聘来了约翰斯威特曼，此人后来很快成为他手下得力的业务经理。从一开始，格雷厄姆就以脱缰之势迅跑。等到《明星报》着手行动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邮报》占领了整个地区。1954年《明星报》还拥有整座城市，十年后，它变得虚弱不堪，仅仅是在苟延残喘了。
合并前的几年是《邮报》最虚弱的几年，它主要依靠广播业的财产维持局面。广播业在扩展，先是WTO广播电台，然后是WTOP电视台，接着又是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广播电台。电视刚一出现，就使格雷厄姆着迷。他不敢确定电视是否会摧毁报纸。大多数报纸的经营者对电视不是感到害怕，就是表示蔑视。而格雷厄姆与这些人迥然不同，他明白电视的问世意义重大，他打算插足其间。迈耶对电视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属于老一代人，他不喜欢广播，他觉得那玩意儿是廉价贷，吵吵闹闹的，像到处叫卖的小贩，他不愿意进行投资。1947年在电视真正成为新闻界的一股势力之前的十年左右，格雷厄姆聘用了约翰海斯做他的电视广播负责人。此人在二次大战期间执掌过美国武装力量广播网（The American Forces Network of radio stations）。1950年，《邮报》买进了第一家电视台，即后来的WTOP。迈耶对此并不情愿，只是勉强接受而已。不管怎样，这家电视台还处在华盛顿的范围以内。但是，在1952年当海斯建议买下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家电视台时，迈耶反对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点不松口。最后，他问海斯，除了他还有其他人想得到这家电视台吗？“菲尔对此朝思暮想。”海斯答道。“那么，我们把它买下来吧，”迈耶说。菲尔想要的，最后都能到手。1953年《邮报》买下了杰克逊维尔电视台，接下来又是迈阿密和辛辛那提的电视台。格雷厄姆不仅走在迈耶的前面，也走在苏兹贝格夫妇和钱德勒夫妇的前面。那一代里大多数的报界人士和苏兹贝格夫妇一样，让电视传播搞得心绪不宁。即使电视传播有利可图，在他们看来，那钱也染上了不光彩的色泽。格雷厄姆却大不相同。他深切地意识到正是靠这样的财产，《邮报》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格雷厄姆给记者增加工资的时候，常常要加上一点小小的训词，指出这笔钱来自WTOP。
合并完成后，《邮报》的经济根底变得令人眼红。约翰斯威特曼身为业务经理，曾为保持新报的发行量做出很大贡献，成了该报内部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他有系统地击败了那些一心要编制更庞大的新预算的编辑人员。在头几个月里，正是这位斯威特曼和格雷厄姆一道保证了报纸的按时发行，坚持保存了原《时代先驱报》中，《邮报》编辑人员认为是赤裸裸的保守主义的特色。斯威特曼从格雷厄姆那里赢得了许诺，保证在十年内不去掉《时代先驱报》的标志。不过，在合并后的第十七天标志就变小了。也正是这位斯威特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扩大了星期天报纸的范围，将星期天报纸办成了大容量的节目，更注重娱乐性，使娱乐性充溢于所有的专栏之中。他还力促将工作日内的报纸办得更能吸引中产阶级读者。该报过去着眼于华盛顿的新贵，而现在，斯威特曼则推动它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是《邮报》财务上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对编辑工作的最后成功也至关重要。第一流记者队伍的建立耗资甚大。而建立这样的记者队伍，以及建立一支在报纸和政府对抗时所需的律师队伍又是资金丰厚的半垄断化报家的特别开支。对资本主义饶有趣味的讽刺是：在少数财力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和庞大臃肿，偶尔行事鲁莽，却稳固强大的中央政府抗衡的策源地中竟然有财政基础分外牢靠的新闻机构。
凡是有读者的地方，广告商都立刻寻踪而至。报纸杂志的广告栏最能表现出这种情况，广告栏目始终接近报纸的脉搏，同时也接近社区的脉搏。万贯家产的出版商尤金迈耶一坐上出租汽车就拉司机打广告，绝非一时兴之所致。迈耶一直盼望着在报纸的广告栏上超过《明星报》，在他看来，这样才能证明他的报纸真正进入了这座城市.实实在在进入了工作着的人们中间。1955年，合并后的第二年，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詹姆斯戴利（James Daly）受聘出任《邮报》广告业务经理，上班的第一天，他遇见尤金迈耶。迈耶问道：“戴利先生，我们在发行量上超过《明星报》需要多长时间？”戴利的老板唐伯纳德（Don Bernard）接过话头：“怎么现在谈这个问题，我还没告诉戴利先生他的桌子在哪儿呢。”不过。戴利还是做出了预言：五年。“五年，”迈耶应声道，“不错，我想我能活这么长的时间，我想我能活着见到那一天。”1959年，四年后，他们超过了《明星报》，他们在财政上很快得手，成功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格雷厄姆和迈耶的预料。1954年，《邮报》亏损额降至二十五万美元。从1955年开始，每年赢利二百万美元。在合并前，《明星报》和《邮报》的广告业务数量为二比一，《明星报》领先。十五年后，这个比例完全颠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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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起报落十年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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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薪水的总统高级顾问
美国有两座影响最大的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观念和形象形成于纽约，而政治上的观念则出自华盛顿。《邮报》又是一座城市中影响最大的报纸。《邮报》和议会、最高法院、行政机构的所有成员都建立起联系。任何报家派往华盛顿的通讯记者都必读《邮报》。这种局面将菲利普格雷厄姆推上了华盛顿首席政治动议人的地位，成了全国性的重要人物。他再也不是一位经营能力强、光彩四射，却只能经营一家资金周转不灵的报纸的年轻人了。现在，他在一家势力强大、资金雄厚的报纸支持下，成了一位耀人眼目、举足轻重、干劲十足的人物，他咄咄逼人，富有扩张精神。但有时做事不够谨慎。哈里卢斯认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不检点，《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吹捧他的报道，把他称为“美国梦想中的混合型人物”，好像是在为他的“不检点”寻找借口。格雷厄姆成了新华盛顿最重要的人物，他认识所有应该认识的人，他一直战斗着：粉碎守旧派，结束旧的规矩，结束种族隔离。他是一名积极分子，而《邮报》则是他实现理想的工具。他热爱《邮报》，也愿意自己深入其间。
格雷厄姆的婚姻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他不依赖凯——迈耶设法让菲尔获得了多数的股份——凯属于中产阶级，她不直接插手丈夫的工作，她以一种崇拜和恐惧参半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丈夫，偶尔还夹杂着一些怨恨。丈夫聪明智慧，妻子尽职尽责。她对一些严肃的社交场合感到害怕，她清楚自己应付不了这些场合，她不懂得如何打扮，在这类场合又举止失当。每当参加化装晚会，菲尔总是给哈珀商场（Harper誷 Bazaar）的南希怀特（Nancy White）打电话，让南希给凯买衣服，免得凯大出洋相。他说他要尽力保护她。这种局面对她是一种无声的羞辱。她自惭形秽，不知怎么，她的丈夫更增强了她的这种心理状态。看来她缺乏对自己的把握，陷入了窘迫的境地。她不会调配像样的饭菜。有一次，他们请阿德莱史蒂文森吃饭。吃饭前，菲尔下楼来倒葡萄酒，发现酒是酸的，整个席面也一塌糊涂。她对丈夫有一种敬畏感，但她却爱她的丈夫，人们对她丈夫的赞誉使她骄傲，即便有时这种赞誉之声高到使她忐忑不安的程度。她和老朋友一起时最轻松自如。虽然这些人不总是富有特色，地位显要，但他们都是丈夫做法律员时的朋友，他们不仅爱他，也爱她，和他们在一起她总是轻松自在。老朋友们开始注意到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凯格雷厄姆：一个是陪伴菲尔出席各种聚会的女人，看上去举止失当，对自己缺乏自信。在丈夫说活，或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时仅仅是很小的注意之下时，她都紧闭双唇，缄默不语。当菲尔忙于工作或离开城市，凯独自一人时，她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虽然羞怯话少，但却深沉，睿智，充满好奇心。刚结婚后不久，有一次在宴会席间，菲尔说道：“你们知道凯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没人作声，他接着说：“她看着镜子说嫁给我多幸运啊。”全场一阵笑声。他的话说得充满了善意，没有什么取笑的意味，引起了人们的笑声。如果在现在，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现在一清二楚，他更加意气风发，而她却更加寒碜，不入时令。这种活再也不会有什么令人发笑的地方了。
丈夫如此发奋，常常让她担心。在那些年里，只有她一人感到了菲尔格雷厄姆的两副面孔。这种感觉的滋生并不意味着她打算说出来。但是她十分清楚两种面孔间的不同。在公开场合他全神贯注，妙趣横生；独自一人时，很快会变得沮丧，变得自暴自弃。虽然当时表现不严重，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令她担忧。每当他努力超负荷工作时，他都变得精疲力竭。她希望他能够放慢速度。现在，他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报纸、成功的保障和可靠的未来。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平静，变得轻松。如果有什么变化的活，只是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他拥有的东西多了，看来就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他的影响力大了，就得去影响更多的事物。他的重要性增加了，就迫使他去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整个50年代中，他越来越深地涉足政治，在华盛顿任何层次的事务中都积极工作。在全国政治中，他很快丧失了对艾森豪威尔的幻想；艾克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人，而格雷厄姆则恰恰相反。渐渐地，他越来越倾心于当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他孩提时的朋友乔治斯马瑟斯是他俩最先连接的纽带，不过他俩的友谊之花很快就独自开放了。约翰逊来自南方一个半衰败的家庭，他本人持自由派观点，信奉实用主义，倾向人民党。格雷厄姆把约翰逊视为自己在政界的延伸。约翰逊懂得现实的世界，他和多数机灵诡诈，缺乏道德目标的人完全不同，他对道德目的有全面的理解。1954年，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取消公共学校的种族隔离制，这使格雷厄姆相信在这个国家里应该有一个能够调和不同意见的总统，这一点至关重要。
格雷厄姆成了约翰逊不取报酬的高级顾问、发言撰稿人和竞选鼓吹者。显而易见，他成了林登的人，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他把报纸办得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倾向林登。他的工作不局限于《邮报》，他还尽力讨好林登塞给他的自由派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会喜欢他的，他比你们想象的要好”——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不是他的乡音使自由派对他避而远之，而是他身上的石油天然气味儿损坏了他在公众眼睛中的形象）。格雷厄姆千方百计劝他的朋友充当林登的专职发言撰稿人。〔他曾对埃米特约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说，林登只差一个教他说北方（曼森-迪克森〔Manson-Dixon〕线以北）话的人了。为了使休斯和约翰逊共事，他安排了一次两人的会面。休斯的文章里处处都坚持以前的调子，不久他发现自己和约翰逊之间在文化和知识上的极大差异，他就歇手不干了。〕格雷厄姆不断向林登施加影响，要他要面向全国。东部自由派可能永远不会接受林登，可格雷厄姆仍尽力促使约翰逊克服对东部自由派的偏执看法。约翰逊担心为自己争取一个自由派形象的努力到头来不仅会被自由派所拒绝，还会使他失去南方的基地。他的担心很有道理。菲尔不断对约翰逊说他通向总统位置的唯一办法是将公民权作为他行动的基础，抹去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形象。如果他在国会里保证一份公民权利提案的通过，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1957年他敦促约翰逊进行了一次尝试。当时南方种族隔离分子在国会中的势力正值顶峰时期。林登的大多数高级顾问又都是南方人，他们对眼前这片没有标明的水域恐惧万分。关于提案的最后摊牌是那年夏天。当时菲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过度，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疲惫，正在乡间别墅休息。林登打电话要他返回华盛顿，请他在他本人给保守派做工作的同时，帮助稳住自由派。约翰逊来电话时凯和菲尔正呆在一起，她立即感到前景不妙，她知道菲尔已经筋疲力尽，可能身上已经有了严重的疾病，现在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她寻找理由反对他返回华盛顿。但是，林登定了日子。格雷厄姆回去后充当了约翰逊的得力助手。他和林登同吃同住，天天夜晚研究战略，白天守着电话，哄人劝人，为通过提案字字句句做解释工作，这些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林登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泄气，变得暴躁，想退出了事，这时格雷厄姆就给他打气鼓劲。南方在程序方面的实力超过北方所掌握的票数，力量很强。提案必须作重大妥协。按自由派的标准，这样做实际上砍掉了提案的精髓。在此关头菲尔格雷厄姆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不停地和自由派朋友通话——他在自由派人士中享有信誉，具有影响；他作为该城自由派最重要报纸的出版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报纸上表明并代表自由派的姿态——现在他争辩道：一个削弱了的提案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万事开头难，通过这个公民权议案就算开了一个头，给未来打开了通道，今后棘手的提案也会变得容易。在公民权这类牵动人心的交易中，开创一个先例十分重要。局面势均力敌，前途凶吉未卜，格雷厄姆的院外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公民权派的人眼看就要起来反对约翰逊的妥协案，最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和格雷厄姆的老朋友，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DA）的律师乔劳（Joe Rauh）改变了局势，使提案得以通过。他们帮助赢得了战斗，第二天早晨六时，菲尔格雷厄姆的电话吵醒了精疲力竭，头昏眼花的劳。他拿起电话筒听见菲尔格雷厄姆富有神采的声音。一开始，劳还疑惑是不是自己睡过了头，是不是自己的钟出了毛病，不过格雷厄姆的声音没有一点清晨的味道。
“你知道今天林登是怎么说你的？”格雷厄姆很兴奋。
“天啊，菲尔，我怎么会知道林登说些什么？”劳回答道，惊诧之意未消。今天？今天不是已经过去了。
“林登说，是你拯救了他的提案。”神采奕奕的格雷厄姆说。才六点半钟。
《邮报》几乎没有报道提案精髓被抽去的情况，以及幕后的操纵活动。《邮报》堂而皇之地赞扬约翰逊对提案的处理，宣称他没有冲淡提案的精华，还把他誉为南北双方共同的分母。这样一来，这次胜利成了约翰逊个人的胜利，而这正是格雷厄姆期望并竭力劝诱约翰逊扮演的角色。毫不奇怪，这双鞋十分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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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起报落十年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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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城事件引爆格雷厄姆
然而，凯格雷厄姆的忧虑是对的。公民权之争耗尽了菲尔的精力，甚至榨出了他所没有的能量。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农庄。几乎与此同时爆发了小石城（Little Rock）危机，他第一次垮了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当时人们对他患病的猜测消失在他表现出的力量、镇静和魅力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症变得明显了。他在《邮报》上的胜利非但没有减轻他的压力，反而增加了他的责任，把他推向一种近似疯狂的状态。他变得如此强有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强人在他这儿寻求咨询和帮助。和他争辩，对他冷眼相看，拒绝或反对他的意见的人越来越少。人们都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得到他的友情。他像一个滑得越来越快的溜冰者，虽然逆风越来越弱，但脚下的冰却越来越薄。
小石城引发了他的第一次垮架。在此之前虽有类似的发作，都不大严重，只有凯知道，被当做轻度劳损治疗。迈耶仅仅认为菲尔过于消瘦，过于紧张。凯则感到这些症状和某种更严重的疾病有关，但是她不懂精神病，又没有人可请教。信神的凡人难于诊断天使的病症。不管怎样，和他相处最多的人最爱他。她对眼前的情况有一种预感。这些年来她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的丈夫，有时，她可以几天不让他露面，而又不让人知道，或者不让人知道其中的主要原因。几乎从一结婚起她就看见过丈夫绝望的场面，看见他突然间从飘扬的神采直落无限的阴郁之中，她已经学会，起码她自认为学会如何和丈夫交谈，使他脱离这种状态。
小石城为什么给他的打击如此之大，仍然是一个谜。
但是可以肯定，部分的原因是来自公民权辩论时帮助林登约翰逊而产生的劳累，那是一桩在他精疲力竭时，增添的苦差事。还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种族问题上，小石城象征着全国结构在当代的第一次破裂，而有着南方根的他确实对此动了感情。也还可以肯定，部分原因产生于随着合并而来的扩大了的作用和增加了的权力。他对自己产生了更大的期望，过高地估价了自己的作用，认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了。
人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十分有限。有的医生认为该病部分属于生化疾病，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应激反应，使该系统出现不平衡，影响大脑，以致产生循环周期。首先是狂躁周期，在此期间，活力变成疯狂状态，在此上升时期内，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办错的事；没有违抗自己意志的事，他创造着历史，在这类周期中，他机敏睿智，精神焕发，才智超群，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似乎能透视未来，完全相信自己的魅力。随后，进入抑郁期，在此期间，哀云愁雾低压，脑子里装满了失败和失误，灰心丧气，自暴自弃，对自己的为人和所作所为感到绝望，严格地说，此时应该卧床休养。他的自嘲自讽和对新近所犯巨大罪孽的忏悔，将朋友对他自身价值的提示拒于千里之外。
正是小石城，在菲尔格雷厄姆身上引起了第一次周期性大发作。虽然随后美国许多其他城市发生了种族骚乱，这些城市的名字成为令人痛苦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1957年，小石城事件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1954年最高法院命令南方各学校逐步取消种族隔离，这个过程太缓慢了，以致三年后，不得不命令小石城的中心学校接受九名黑人学生。阿肯色（Arkansas）州长出人意外地插足其间，宣称他将阻止当地黑人和白人合校。他鼓励当地的抵抗行动，好几天黑人孩子被暴民驱逐出校。当时，艾森豪威尔还在总统位置上，他是一位被动型总统，反应迟缓。他并不特别喜欢高级法院的决定，看来他不急于迫使南方人遵守他本人不喜欢的法律。所以，他没有迅速采取行动，从而，造成了一个真空。整个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阿肯色州州长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挑战。
在这个时候，菲尔格雷厄姆进入了这个真空。他的行动显得激动、狂乱。他成为自己任命的小石城危机的处理人。他不分昼夜和所有有关人员通电话：白宫，总统顾问舍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和马克斯韦尔拉布（Maxwell Rabb），尼克松，比尔罗杰斯（Bill Rogers），小石城编辑哈里阿什莫尔（Harry Ashmore），小石城议员布鲁克斯海斯（Brooks Hays），黑人领袖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和罗伊威尔金斯。他绞尽脑汁搜索任何一个能够和艾克谈话的人，他给本报驻白宫记者埃迪福利亚德打电话，让他向艾克传递信息；他给艾克的朋友打电话，要他们促使艾克采取行动；他在千方百计调动福伯斯（Faubus）的时候，他想到了杜鲁门，想到杜鲁门可以影响他。杜鲁门是一位优秀的浸礼派成员。一位传统主义者，说不定杜鲁门可以给福伯斯打电话。但是谁给杜鲁门打电话呢？布鲁克斯海斯——小石城的那个议员，他是全国浸礼派领袖。于是他打电话给海斯。他所干的一切事情都蒙上了一层拼死一战的色彩。他总是力图调动车马炮，而不是那些小卒子。他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想：艾克以他巨大的声望，说不定可以一手牵着一个黑孩子，另一只手牵着白孩子走进学校。白宫否决这个建议后，他又产生了另一个设想，艾克牵着一个孩子，他，菲尔格雷厄姆也牵一个，肩并肩向前走。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似乎接近歇斯底里，他同时接通六个电话。他将自己搞得越来越紧张，肩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仿佛这个方法再不奏效就是他的过错，就是他的失败。魔鬼附身，越缠越紧。半夜三点钟他给乔劳打电话：“乔，我必须马上得到瑟古德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就要和他通话！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处理这件事。”他的办公室成了作战指挥所，二十四小时都与小石城的阿什莫尔保持联系，将阿什莫尔的作战报告转给舍曼亚当斯和比尔罗杰斯。他告诉阿什莫尔，罗杰斯是一位重要角色，可以影响尼克松。尼克松在这件事上表现不错，和艾克争辩，要他负起责任。他对多少有些吃惊的阿什莫尔说，尼克松实际上比人们对他的看法要好。事过之后，格雷厄姆请阿什莫尔写了一张条子给尼克松，感谢他在这次危机中的支持。他日复一日在“指挥所”里，握着电话，彻夜不眠，看上去，情绪一直很高。一位朋友说，在此期间，菲尔格雷厄姆似乎把自己看做美国总统，即使不是总统，也是一名代总统。所做的一切只是履行自己的责任。他曾一度认为林登约翰逊应该前往小石城调停。他给当时在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挂了电话，如果考虑到事件的微妙和他个人的野心，林登约翰逊无意私人干预小石城的局势，他将此意告诉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对着林登大喊大叫，林登也不示弱，他俩的关系一度冷却下来。格雷厄姆的另一位朋友，艾森豪威尔少数民族问题顾问马克斯拉布［1］认为那时的菲尔格雷厄姆和以往的他很不一样。以往的菲尔格雷厄姆处事冷静，态度谦恭，自我幽默，而现在的格雷厄姆则拼命，迷惑，狂乱，几乎像疯了一样。好像每隔一个字就得加上一个“必须”，像是一个魔鬼附体的家伙，在充满邪恶的道路上推动着时间的车轮前进，无暇倾听旁人的意见。艾克终于采取了行动。他一开始袖手旁观，尔后又突然派出101航空师。小石城危机结束了，菲尔格雷厄姆也垮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