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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起报落十年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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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的病情引发权力的狂热
他到韦吉尼亚的格伦韦尔比（Glen Welby）别墅休假，只有极少数《邮报》工作人员被告知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是精神崩溃。在格伦韦尔比别墅，格雷厄姆变得麻木，终日放下窗幔，躺在床上。凯瑟琳格雷厄姆千方百计应付他，但是她羞涩，缺乏自信，和丈夫相比，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在谈话中不能将他引入别的话题。丈夫虽然善于辞令，但是她，尽自己的能力让他明白，有很多人爱他，尊敬他，需要他。他却反而一股脑地倾吐自己的耻辱。他的心情阴郁。每当她提起他的魅力，他就嘲笑她，嘲笑她提到的智巧和魅力。他说智巧和魅力是唯一可以使他和人们保持距离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了解人们，而又不被人们所了解。他向她讲起一件事，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来看他，他使那人倾倒，使他笑声不断，使他着迷。他告诉那人他要剪头，两人到了理发店后，他把他扔在那里，到了这个时候那人仍然迷惑不解。他讲故事时，充满了对他叙述的那个菲尔格雷厄姆的恨。
抑郁期终于过去，1958年，他渐渐恢复自制，重新开始工作。但是，从那时起他变得时好时坏，更加难以把握。好的周期越来越短，自控力越来越弱。1958—1959年间，他的工作时停时续，行为更加脆弱，但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内情。多数人只是在好的时候才见到他，此时他仍然和往常一样光彩照人。亲友们知道他重病在身，在他患病期间都努力工作，保守他的秘密。一次在患病期，他在和朋友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谈话中，嘲笑人们嘴里夸张出来的他的礼貌，“有人告诉我，说我的举止十分得体，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在这些时候，他被笼罩在自己的黑暗的意识之中，无所作为。他会给诸如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律师一类的朋友打电话，然后一起到某个没人认识他的码头饭馆，一谈好几个钟头。格雷厄姆沮丧失望，凄恻哀怨，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末路。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可怕的人，罪孽重重，此时自我毁灭的本能已经几乎无法治愈。朋友们认为（虽然常常是事后的回忆）从1958年起，他身上就开始显露出自怒、自毁的企图和意识状态，不仅要摧毁自己，还要摧毁家庭里，以及工作上和自己亲密的人。他斥责朋友，斥责家庭，就像斥责他自己一样严厉，而陌生人却能在很多方面免于这类斥责。在他的心理压力中，还能看到另一种张力，对女婿地位的日益增加的深深的嫉恨，对年迈体弱、没有抵抗能力的尤金迈耶的日益增大的敌意。最使朋友们惊诧的是这位罕见的，情感强烈的人道主义者身上表现出的，针对迈耶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反犹太倾向。这一点标志着格雷厄姆的病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疾病增加了格雷厄姆的权力欲。仅仅围着政治和政治家绕圈子已经不够了，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成为直接参与者，成为最高权力者的同类。他如同扑火的飞蛾，越来越接近中心。他和林登约翰逊的关系更加密切，自从1957年公民权斗争后，他成了林登约翰逊在北方的解释人，广告商。他向人们兜售林登，帮他出主意，给他送必读的书。他千方百计改善林登的形象，扩大他的地盘。在约翰逊当参议员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决定林登和伯德夫人（Lady Bird）需要一幢比他们眼下拥有的更大更气派的房子，足以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可能的未来总统的身份相匹配。有一处官方住宅很大，可以充做林登的居所。因为他拥有林登的代理权，他干脆自己决定买下了这座房子，这是一个大而不当的处所。他明白这所房子很糟糕，就立即告诉凯，他不想听到她和她的朋友波莉威斯纳（Polly Wisner）、伊万杰琳布鲁斯（Evangeline Bruce）这些乔治敦（Georgetown）的强有力的人物在电话上谈论林登买下了一所多么糟糕的房子。这三个女人总是在电话上说东道西。格雷厄姆把这种通话称做“九点钟广播网”，他常说自己愿意买下这个谈话时间。他懂得乔治敦的这批机灵又聪明的夫人们的力量，明白她们确定基调、决定人选的能量，他同样明白林登在乔治敦的闲话圈里是多么敏感的话题。“我不愿意你们的广播传出林登刚刚买下了一幢糟糕透顶的房子。相反，房子对他正合适。”他对她说。在此之前，他告诉约翰逊，如果他想得到总统的位子，就需要有一个计划，他已为他拟定了一个。后来，约翰逊把这个计划看做是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雏形。眼下，1960年大选迫近，格雷厄姆成了约翰逊内圈的一员，参与制定基本战略。幕僚们都认为这个计划中的战略实际可行。计划要求约翰逊在一些有把握的预选选区中和肯尼迪抗衡，但不可期望在全国大会上得到肯尼迪同样的票数。在代表数上肯尼迪可能会以五百对三百遥遥领先，但是，这个数目大大少于他可能得到的票数。这项战略预测，在这种状况下，并不中意于肯尼迪的大多数自由派就会转向史蒂文森，肯尼迪会随之垮台。这样一来，职业政治家出于对史蒂文森的担心和厌恶就会转向约翰逊，把他作为可靠的替换候选人。这个战略的一个基本设想是：在竞选中，肯尼迪会出现失误。这是该战略的核心，但是这种失误一直没有发生。
当年夏天，菲尔格雷厄姆很微妙地从林登约翰逊转向杰克肯尼迪。这很容易。格雷厄姆和肯尼迪彼此认识。1958年他们在一次宴会上相遇，菲尔对肯尼迪说：“杰克，你很不错，有朝一日会成为总统，不过我想你现在参加竞选还过于年轻，我想你不会参加竞选。”肯尼迪当即回答了这个挑战：“噢，菲尔，很遗憾，我准备参加。原因是，第一，除了林登之外，我比任何人都强，但是他不会取胜。其次，如果我袖手旁观，听任某人执政八年，他会选定他的接班人。再说，我在参议院里再呆上八年，我会变成叫人讨厌的参议员。”菲尔格雷厄姆可以理解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成了朋友，虽然各怀戒心，在很多方面，他和肯尼迪之间确有惊人的相同之处，他们有同样的风格，同样的幽默，同样的机敏，对无所事事同样难以忍受。再说，肯尼迪的胜利越来越明显。在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格雷厄姆清楚地感到林登约翰逊的总统竞选是一场失败。格雷厄姆从来不当败兵之将。他对全国代表大会另有期望。在全国大会上，他不仅仅是一名前来采访报道的记者。他是一个权力经纪人，一个利用报纸作为杠杆，代表自由派左右、操纵大会的经纪人。一个宽厚豁达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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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起报落十年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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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的总统联票
会议开幕后，他考虑着一个已经谋划了一段时间的方案，肯尼迪、约翰逊联合竞选。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两个人你来我往指责甚多。然而，格雷厄姆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最有力、把握最大的竞选计划。7月11日，大会第一天，他和乔艾尔索普（Joe Alsop）一齐去见肯尼迪，请他提名约翰逊为副总统竞选人。格雷厄姆定了基调：约翰逊是最佳人选，可以为肯尼迪竞选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增添力量。肯尼迪听后，立即表示同意。速度之快，连格雷厄姆也认为他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说说而已。所以他重复了自己的意见，并提醒肯尼迪对约翰逊的提议不可只许诺不兑现。格雷厄姆还告诫肯尼迪应该预料到约翰逊拒绝的可能性，必须扫除他的疑虑。肯尼迪也表示同意，他沉思一阵后说，投票迫在眉睫，他还差一些选票，这些选票是否能从约翰逊阵营中得到。于是格雷厄姆在他的报纸上略露风声，但未尽言，因为他担心干过头会置肯尼迪于窘境，毁了他的计划。所以，星期二《邮报》的头条报道小心翼翼地提到：洛杉矶透露，肯尼迪可能请约翰逊出任副总统候选人。
格雷厄姆还向约翰逊透露肯尼迪对他的考虑。格雷厄姆安排星期二和约翰逊共进午餐，准备进入他工作的第二步，让约翰逊做工作使史蒂文森放弃中立誓言，转而提名肯尼迪。他还想劝说约翰逊接受副总统提名。这是唯一的道路，约翰逊无法获得总统位置，人事艰难，但是，使他惊诧的是，他发现此时的约翰逊心绪变得乖戾而好斗，不愿意做出让步。约翰逊刚刚得到机会，与得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代表的联合会议谈过话，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一次他准备扫除一切障碍，生吞肯尼迪。肯尼迪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乔肯尼迪的纨绔小子，他正在用药，不管是什么药，反正是治疗背部疾病的药，现在应该有人来谈谈这件事，谈谈老乔肯尼迪和希特勒。“我准备把这些写进演说中。”约翰逊说。格雷厄姆十分惊讶：“你怎么了？你太累了，你应该休息一下，我来给你写发言稿。”他写了一篇关于明智、妥协和经验等如何走向成功的讲稿。约翰逊用了一些，为了攻击肯尼迪的健康状况和他的父亲，也丢了一些。
这些情况使格雷厄姆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会议进程越来越快，自由派对约翰逊的反对增大，时间对他大为不利，格雷厄姆变得更加心急火燎。他是总统塑造者，准确地说是未来总统的塑造者。他很快有了另一个想法。由史蒂文森宣读肯尼迪的建议，请求大会提议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但这个办法仍然不灵。他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出在约翰逊和他左右的人身上。这样一来，他匆匆往返于旅馆的各个房间，和约翰逊争论，千方百计稳住肯尼迪的人，平息博比肯尼迪对约翰逊的厌恶。（若干年后，身为总统的约翰逊开始讨厌凯，博比肯尼迪勃然大怒。“他竟敢如此。”他说，“没有菲尔他根本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竞选计划。”）格雷厄姆心力交瘁，几乎疯狂；凯开始担忧，却很少能见到他的面。工作太棘手，相互间交流十分困难，好像没人可以保持协调。肯尼迪做好准备时，约翰逊大使性子；约翰逊准备接受建议时，博比肯尼迪却在告诉人们副总统人选不会是约翰逊。随后，他又返回约翰逊处，约翰逊几小时前答应接受提名，现在伤了感情，非得肯尼迪本人提名不可。格雷厄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来回奔波，将两头撮合在一起，不至于任何一边脱落，他最后获得了成功。杰出而惊人的竞选纲领，肯尼迪-约翰逊。这是他炮制的竞选纲领。
这样，他成了总统塑造者，他参与操纵全国代表大会。他热爱这类工作，他振奋不已，他在恰当的时候，帮助把恰当的人选联合起来。杰克和林登。杰克、林登和菲尔。当天夜晚，他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地回到房间。“我们该离开这儿了，”他对凯说，“我必须休息。”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任何主要报纸，包括他的报纸在内都没报道他的工作。此事的第一次披露出现于一年后西奥多怀特出版的《总统的产生》（Making of the President）丛书第一卷。考虑到当时新闻界和政界的价值，对格雷厄姆所作所为的披露非但不会损害他的名望，反倒加强了他作为内幕人物，接近权力中心的权力者的声誉。
此时，他的病症更加明显，他在亢奋期内比任何时候都更富于创造性，更光彩夺人，在消沉期间却更加绝望消沉。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病状日重之时，却权力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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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电视-尼克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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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肯尼迪是第一位电视总统。没有电视，他不可能当选总统。这事非常简单。电视蕴含着很强的蛊惑力，在一般情况下知识界会对这个祸福参半的东西感到某种战栗。而肯尼迪靠着自己的魅力、风格和敏捷，把政治和电视融为一体，赢得了全国知识界精英的一片喝彩（这种喝彩声很大部分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幸亏有肯尼迪，不然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肯尼迪与电视一起变得更伟大
电视钟情于他，他和录像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是第一个杰出的政界超级明星，他使电视的形象更加高大，电视也造就了形象更加高大的他。人和物都在相互利用。宣传工具利用总统，总统利用宣传工具。他的总统身份使购买和收看电视成为政治之必需，电视则不仅把他塑造为总统，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政治结构的天平，使它倾向总统一边，其他权力中心黯然失色。在此过程中，电视自身也成为重要的权力中心。这种局面在所难免，而肯尼迪对新出现的政治趋势的准确领悟，他那超出常人的自信心以及惊人的相貌，大大加快了这个趋势的进程。他一出任总统就认识到电视工作人员崇拜权力，他明白此间的能量。他懂得电视制片人喜欢制片，这样，总统就可以和他们携手合作，共同经营制片业务，制作他们共同的电视片，这样一来，电视投机者的机会就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总统出国访问全是重要事件，记者、摄像机总是尾随其后，并非仅仅出于责任，而且还有一腔热忱。摄影记者对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最高法院法官或者某个州长就不会有如此态度。直觉告诉肯尼迪，他完全可以变巡游（这一类事件常常具有党派政治倾向）为全国瞩目的大事件，他可以以此诱惑电视广播记者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正常的批评功能，加入欢呼的行列，为他展示壮观的场面，而不做任何非分之举。他逐渐领悟到离华盛顿越远，他的党派政治形象就越弱，就更多地被人们当做全体人民的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就是这些现象的顶峰）。他还逐渐认识到，远离本国土地，记者的消息源就萎缩、安全感就降低，就更依赖总统机构获得他们的情报。电视广播记者本身发生了饶有兴趣的变化：记者上电视或直接播音的能力变得和他们的记者生涯休戚相关，这种能力的不断发展，是和他们的分析能力不断下降同时出现的。以这些现象为根据，肯尼迪写了一本论述电视和总统的书。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都对这本书仔细加以研究，深受其影响，他们都精明地领悟到电视广播公司的弱点和致命之处，并加以利用。这一点成为以后十年中总统权力大跳跃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总统权力的扩张十分强烈，不可遏制，也没有人企图重建权力的平衡，以至于优秀的电视工作人员弗雷德弗兰德利十年后竟将总统称为“电子总统”，1974年夏他的老搭档沃尔特克朗凯特参加尼克松不明不白的中东之行后，他对克朗凯特发牢骚说，他的参加增加了此行的重要性。正是这位弗雷德弗兰德利1960年为了急于帮助这位优秀的自由派总统，赶往华盛顿向他当面提出利用电视的意见，提供更有效、更自然的电视术。
约翰肯尼迪可能不像20世纪60年代那批人那样依恋电视，然而他从一开始就懂得电视，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他明白较之他的对手来说，电视可能对他更有利。他比华盛顿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更清楚地领悟到新闻界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这也是父亲的家训，传给他的一笔遗产。老乔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力量和弱点了如指掌，非一般人所及。罗斯福时代，他住在华盛顿时，就培养了哈里卢斯和阿瑟克罗克等人（在儿子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晚上，他还约请潜在的危险人物卢斯吃饭）。乔肯尼迪懂得虽然记者不十分招人喜欢，却非常有用，在特定的条件下，绝大多数记者都值得信赖。长期以来，乔肯尼迪把他们当做权力和信息的来源加以利用。现在，他的儿子依法炮制，不过更多了风采、教育、知识、幽默和教养。华盛顿有一批新型记者，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连穿的衣服都出自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公司，华丽程度可以与华尔街银行家、律师的服装相伯仲，肯尼迪在这些人中如鱼得水，他挥洒自如，打交道时，远胜过许多政治家。记者们对他报以友情。从一开始，当别的潜在总统候选人或通过参议院（如约翰逊、汉弗莱），或通过政党（如尼克松、汉弗莱）修筑起各自通向国家政权的道路时，肯尼迪却通过记者开拓面向全国的直接通道。他和政党官员，其他参议员在一起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立法者，在权力的道路上还得排班站队。但是，和记者一起，他则是一个充满魅力、光彩照人的政治家，他激起了全国的好奇心，用以制造新闻。
本来他的时运不会这样好，但是在此关键时刻，宣传媒介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了非常强大的权力基地。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电视，由于电视，新闻界再也不仅仅是棱镜上的折光，而成了主要的政治因素。电视十分重要，电视记者也身价倍增。随之而来，华盛顿的报界记者也变得日益重要，虽然他们不能左右权势炙人的电视记者的广大观众，却能影响公众的反应和取舍。他们界定提出的问题，帮助确定华盛顿的态度，编定华盛顿的神话，解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要害问题，什么是关键领域，由此深刻影响着左右全国广大听众的要人们的态度。电视不但没有削弱报纸记者，还大大扩大了他们的权力。杰克肯尼迪宴请沃尔特李普曼，并使李普曼为之倾倒，他迷住的不仅是李普曼还有詹姆斯赖斯顿，因为李普曼深刻地影响着赖斯顿，肯尼迪的魅力所至还不止于赖斯顿，接下去的是《时代》和其他报纸驻华盛顿办事处，影响的还不仅仅是报社，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一顿中饭如同泛起的一阵涟漪，波波相连，向外扩散。1960年预选时，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一位《时报》的主要专栏作家一旦产生了某个候选人将要失败的想法，就和现在一个大党的老板产生这种想法一样至关重要。
肯尼迪对新闻权力源颇有长远眼光，他认为培植记者（并且要用间接方式培植记者，这种方式并非简单的宴请，更重要的是要介入并与他们承担共同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存在于他们的职业中，存在于他们所读的书籍中，存在于他们倾心的议题中）优于和权力大厦中的头面人物建立联系（约翰逊和汉弗莱从来只是极尽所能讨好报纸老板和广播公司的高级官员）。首先肯尼迪是一个冷静的职业政客，在转向电视的过程，他步步稳妥，毫无差池，他向已有的惯例学习，向电视专业人员学习，但使他获益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的直觉，当然他还得益于左右人的精明的意见。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的帮助就不小。1959年桑德瓦诺克尔（Sander Vanocur）是全国广播公司的年轻记者，由该公司派驻芝加哥，他在那儿很快得到杰克肯尼迪的舅子萨金特施赖弗（Sargent Shriver）的提携，施赖弗是瓦诺克尔的朋友纽特米诺的好友。他和米诺的另一个朋友阿德莱史蒂文森不同，他有一部电视机，懂得如何开关，还知道屏幕上都是些谁。一天晚上，施赖弗家里有个聚会，在聚会中有一位黄发红颜的老者走到瓦诺克尔跟前说：“你叫桑德瓦诺克尔，是不是？”瓦诺克尔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乔肯尼迪。”老人说，“我在小石城见过你。你在那儿干得真不错。我常告诉杰克，要他花更多的时间，注意你这样的年轻人，同时减少对报业人员的注意。我想他正在明白这一点。”太妙了，父亲鼓励儿子亲善电视。
1956年，杰克肯尼迪只是民主党内若干漂亮青年中的一个，是电视把他抬上了明星的宝座，成为全国知名人物。电视是在他失败之时捕捉到他的风雅和魅力的。肯尼迪进入芝加哥时只是若干颇有希望的人物之一，而离开时已蜚声全国。接踵而来的是1956年的竞选。在竞选中肯尼迪班子派出博比肯尼迪与史蒂文森的班子随行，研究史蒂文森所犯的错误，博比此行所获甚丰。一次，在旅途中，博比靠近纽特米诺，对他说，史蒂文森大大地低估了电视的影响，米诺同意这个看法，但心里不免感到痛苦。博比肯尼迪接着说，在他当孩子的时候，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哦那个叫有三样东西——家庭、教堂和学校。现在有了第四样——电视。十年一晃就会过去，几年之内电视的影响至少会跃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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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电视-尼克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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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测验搅乱政治生态
总统竞选人和他的民意调查人正飞往西弗吉尼亚，他们心里并不轻松愉快。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总统主要竞选人如此依赖民意调查人的意见和技巧，把民意测验当导航的雷达，用来探测自己看不清的前景。然而，现在整个局面似乎就要在这位总统候选人面前爆炸。一年前，民意调查人卢哈里斯（Lou Harris）在西弗吉尼亚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测验结果显示杰克肯尼迪以七与三之比领先于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这位西弗吉尼亚州内唯一的潜在竞选对手。局势的发展的确很好，有一段时间，肯尼迪的人唯一担忧的事情是，能否诱使汉弗莱参加当地的初选。几个月后，汉弗莱参加了西弗吉尼亚的初选，肯尼迪的人都舒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汉弗莱正好走进了他们为他设下的埋伏圈。可能他们当时认为能够在西弗吉尼亚州迅速结束初选之战。但是，西弗吉尼亚初选的前几天，威斯康星州麻烦横生。约翰肯尼迪的宗教信仰问题在1960年大选中第一次被提到公众面前。威斯康星州如同汉弗莱的领地一样，该州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和汉弗莱出生的明尼苏达州十分相似。以至于汉弗莱被称做威斯康星州的第三名参议员。但是宗教问题大大伤害了汉弗莱，不少优秀的共和党天主教徒抓住初选的机会越过了党派分野，转而投了肯尼迪的票。可能是由于这些转向者的支持，肯尼迪才赢得了该州的选举。但是，威斯康星州的胜利在西弗吉尼亚却使他陷入了困境。一年前，卢哈里斯在此进行第一次民意测验时，没人知道或重视肯尼迪的天主教徒身份。现在，生活在西弗吉尼亚世外桃源中的优秀清教徒发现这位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可能会行教皇之事后，几乎全部倒戈。初选还有三个星期，汉弗莱以六与四之比领先。肯尼迪的整个竞选变得岌岌可危。一旦在西弗吉尼亚遭到挫折，强大的潜在对抗力量会使整个局势从此一蹶不振。
肯尼迪起用路易斯哈里斯做他的私人专职民意测验人标志着1960年政治天平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肯尼迪决定完全依靠哈里斯的民意测验来指导初选和确定大选中的竞选纲领是具有戏剧色彩的新鲜事。1952年，BBD&O广告代理处曾在票数接近区为艾森豪威尔做过小范围的民意测验，引起了知识界批评者的不满。认为此事带有政治操纵的色彩。眼下，肯尼迪却是全力以赴。哈里斯是肯尼迪幕僚中资历深厚，举足轻重的人物，事实上他对肯尼迪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所有党的专职人员。政党体系处在衰退的过程中，现在新的宣传媒介又一次剥夺了它另一个职能，毫无疑问，新出现的民意测验人是这个宣传媒介的一部分。富兰克林罗斯福福利计划的出现剥夺了民主党的核心职能之一，即向城市贫民提供帮助和职业的功能；而电视的出现，首先剥夺了所有政党具有的激励候选人的手段和控制全国代表大会的能力。全国代表大会逐渐演变为广播公司的庆典，而不是党的盛会。现在，有了民意测验，政党开始失去另一个传统职能：党的基层活动者向领导报告美国基本群众所思所虑的职能。这个职能是政党所以要存在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也是整个政党能够使它的领袖人物具有重要性的一种重要能力。
现在，时过境迁。党的职业工作者在民意测验专家面前迅速变得暗淡无光。民意测验人不需要对一般公民负责，也不像老式职业政治家从基层干起，熟悉自己的选区。新的民意测验人来自社会高层，他的注意力的指向不代表社会上的普通人，他代表的是社会中最有权力的人物。这一点反映出这个社会是一个更被人操纵的社会。民意测验人的参与是为了倾听，听完后甩手就走。他们不像老式的政客，了解情况之后，还要留下来干一点什么。民意测验人是忙碌的当代人，他们不住在美国的小城镇，而住在纽约和华盛顿。他们和这两座城市中最有权力的政治家、名人和新闻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大报和广播公司开始着手自己的民意测验，最优秀的民意测验人随之转向报纸和广播，为它们工作，或者直接成为其中的重要分子。例如，卢哈里斯在为肯尼迪工作之后，受聘于华盛顿《邮报》，后来又为《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生活》杂志、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工作。
这一切开始于西弗吉尼亚。杰克肯尼迪公开发表了卢哈里斯的测验结果，将哈里斯直接置于前台。而眼下，他俩的事业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合作共事已近两年。肯尼迪对大多数政党专职人员不无轻蔑之意，仅仅是压抑着不流露而已。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很少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些人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反对他，而这种反对又常常超出了宗教的范围），仅此一点，在肯尼迪眼里，就是大罪。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使他厌烦，这又是一个罪过。肯尼迪认为这些人常常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对各自负责的选区的了解（以及选区对约翰肯尼迪支持的程度的了解）远远赶不上卢哈里斯。哈里斯有足够的能力兴盛起来，他得心应手地利用他的一班人马，成效卓著，他能够准确地告诉杰克肯尼迪他应该了解的选区情况，告诉他各选区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事实上，肯尼迪和哈里斯的思维特点非常一致，他们都希望从数字中了解同样的东西，了解数字的含意。其他政治家倾向于把测验数字仅仅当做统计指数，而肯尼迪却能敏锐地意识到倾向中极其微小的变化。在那个时候，像盖洛普（Gallup）一类的民意测验人在调查出数字之后，尽量避免做出任何注释，而哈里斯不仅仅着迷于数字本身，他同样着迷于数字带来的启示，与其说他是数学家，不如说他是社会政治分析家。但是，他还从未遇见过肯尼迪这样审阅调查结果的政治家。在通常情况下，哈里斯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向政治家解释数字的意义，杰克肯尼迪优于其他政治家的地方还在于他懂得民意测验的局限性。他和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不同，他不被调查数字迷惑，他不认为调查数字是事实本身。他的看法和《纽约时报》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的告诫性意见一致，民意测验仅仅是风标，而不是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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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电视-尼克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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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左右选局
1957年，哈里斯对肯尼迪-尼克松进行了民意测验，这次测验是为肯尼迪的朋友、纽黑文（New Haven）市市长迪克李（Dick Lee）而做的。测验一开始就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肯尼迪投入全国竞选，面对参议院复选之战。此时，产生了一个争论点，他能否胜过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福斯特弗科洛（Foster Furcolo）。初选时，他们都各自略略领先于对手而获胜，现在又都面对相同的较弱的反对进入大选，局面严峻，各自将在竞选中采取哪种对策呢？大多数专家认为两人都会拼其全力，但竞选结果却旗鼓相当。而卢哈里斯研究了马萨诸塞州的人口状况，发现肯尼迪有机会盖过弗科洛。他指出新型的，更为独立的投票人愿意接受肯尼迪。这些人住在米德尔塞克斯县（Middlesex County）和马萨诸塞州西部。虽然这些地区已成为民主党势力范围，但他仍建议肯尼迪到这些地区去做出特别的努力。肯尼迪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很少有人注意这件事。临选前，绝大多数报纸估计肯尼迪和弗科洛将打个平手。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里斯就帮助肯尼迪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三的选票，击败了弗科洛。事实证明这可能是哈里斯最准确的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民意测验奠定了他和肯尼迪的关系。
在1960年的竞选中，哈里斯成了内幕人物，核心政策小组成员，参与决定竞选中各州的取舍，以及重点竞选议题。此项工作耗资巨大。哈里斯的民意测验，有的密度极大，仅威斯康星州被调查的人数就高达二万三千人之多。不过，当时的乔肯尼迪无意坐视儿子因缺钱而在总统竞选中败北。总开支为三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款项。威斯康星州的民意测验有特殊的意义。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此次民意测验，休伯特汉弗莱会在该州击败肯尼迪。但是，该州出现的宗教问题如飞镖刺进了西弗吉尼亚州。眼看时间快要过去，肯尼迪仍然落后，他变得怒不可遏。全部对手好像在瞬息之间汇集在一起，利用西弗吉尼亚这根大棒向他挥来，想利用西弗吉尼亚来证明天主教徒没有获胜的希望。起码在当时，人们已经看不见他有获胜的希望了。林登约翰逊的影子无处不在，但他本人却不知去向。西弗吉尼亚的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是林登的人，他和休伯特汉弗莱既无思想上的关系也无私人之间的交情，却夜以继日地为他效力。
看来，肯尼迪的一切成就将在西弗吉尼亚付诸流水。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和西弗吉尼亚的投票之间，赢得了印第安纳州，该州是三K党的发源地，在种族问题上存在着相对的稳定和偏见。他在该州的胜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斯图尔特赛明顿直到最后关头都顶住了向他进行挑战的诱惑。由于印第安纳州的胜利，肯尼迪希望他的批评者会做出某种让步，哪怕是部分的让步也好，承认天主教徒能够在边远地区获得选票。印第安纳州初选后的当夜，一位助手就递给他一份第二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肯尼迪站在机场沥青路上，就着自己坐机的灯光读着该报的社论。社论说印第安纳州不是一场考验；考验在西弗吉尼亚州，他一边读，右手一边握成拳撞击着左手，他愤怒，但又无可奈何，他诅咒《邮报》：该死的自由派《华盛顿邮报》。
不得不在西弗吉尼亚州决一雌雄。时间不多了。他们召集起全部人马，舅子、老表、大学同学……朝西弗吉尼亚杀去。该州没有一个村子小得能够躲过这两支人马：第一支是衣着得体，操着马萨诸塞州口音，充满好奇心的人们；另一支则是卢哈里斯的人，他们举止得当，千方百计努力发现自由民对政治和宗教的看法。肯尼迪运用哈里斯去发现他需要下力气的地方，决定他是否应该公开正视宗教问题。哈里斯准备了一系列的民意测验，都是专门设计来检验宗教张力的强度的。（“如果肯尼迪获胜，是不是意味着罗马为教皇挖通了进入白宫的秘密通道？”这类问题使肯尼迪惊吓，一次他问道：“卢，这个问题你打算测验多少人？”“七八百左右。”哈里斯回答。“你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些危险吗？会不会在人们脑子里植下这种看法？”肯尼迪问。“噢，这正是风险所在。”哈里斯回答道。）肯尼迪开始缓慢地、一寸一寸地缩小差距。但临选前几天汉弗莱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在此关头，哈里斯竭力敦促肯尼迪正面接触宗教问题。每到一处，他就告诉肯尼迪，麻烦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宗教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对付汉弗莱，不会存在什么麻烦。肯尼迪在华盛顿的官员，包括博比肯尼迪在内都强烈反对提出这个问题，宣称这样做无异于玩火。哈里斯报告说这个火早就存在，你无法回避。这也是肯尼迪本人的强烈印象，民意测验证实了他的印象。他的父亲也严厉反对提出这个问题。乔肯尼迪在他一生中是强烈偏见的受害者，一想到自己的儿子也会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束手待毙，就感到愤慨。
而肯尼迪到底动手了。最后几天，他开始公开讨论自己的宗教问题，他向听众们说，他无法相信在他接受洗礼的那一天就封闭了通往美国总统之路。选举的两天前，他和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Jr.）戏剧性地出现在全州电视上。他说宗教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本人多么坚信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分离。随后他摸着罗斯福手里假想中的《圣经》重复着他的就职誓言。然后他告诉听众如果他违背誓言，他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弹劾。接着他又重复了誓言的一部分，其结尾是“上帝拯救我”。他略一停顿，又开了口，声音分外柔和：任何破坏誓言的人不仅仅犯了渎职罪，他的罪孽还触犯了上帝，因为他曾对《圣经》起过誓，他又停了一停，平静地重复道：“触犯上帝的罪孽，因为他曾经对《圣经》起过誓。”生效了。第二天，哈里斯在切萨皮克（Chesapeake）选区调查选民时，感到了变化。他明白肯尼迪成功了。当天晚上，哈里斯兴高采烈回到查尔斯顿（Charleston），当他沿着大街步行时，看见休伯特汉弗莱和一名助手。他们两人都筋疲力尽，拿着各自的行李。“卢哈里斯！卢哈里斯！”汉弗莱大声叫道，还是那样感情充溢。“对上帝起誓，我真希望能有钱雇你，因为雇了你我就能获胜。”“休伯特，”哈里斯回答道，“苍天在上，是你提出了宗教问题。”
在1960年的选举中，杰克肯尼迪面对着两个重要难题：他必须摧毁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的偏见；他还必须打消认为他年轻，克服对他年轻不成熟而产生的疑窦。天主教问题是要害，在民主党内更是如此，党内的主要总统塑造人全是天主教徒，他们胆战心惊，生怕搅动清教徒的水域。他必须呈现给政党机构一个既成事实——大多数选民授权于他。他必须以此来炫耀自己是胜利者，使这些人头脑冷静，倾心于他；如果他们仍然拒绝他就意味着党的解体。对政党机器的挑战，预选至关重要，而电视又是要害中的要害，它不仅仅是预选中的关键。电视在帮助肯尼迪跨越另一个障碍方面同样至关重要。电视强调竞选人的外观形象，这就大大影响了美国国民，使他们在思想中大大降低了主要的、被授权的政治家的年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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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电视-尼克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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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星攻败老好人
约翰逊认为肯尼迪仅仅是个初生牛犊，而他却掌握着参议院，其重要性在党内显而易见，所以他决定在这方面不向肯尼迪挑战。这样，肯尼迪在预选中的主要对手只有休伯特汉弗莱一人。汉弗莱是30年代政治家的化身，他在罗斯福年代一无所获，对1948年以后的新东西更是一无所知。他仍然沿用旧的办法，发表无线电广播讲话，他又不特别擅长此道，讲话总有点浮华，还稍稍长了一些。他在谈论自己时仍然用第三人称，这是一种喜好，一种陈腐不堪的喜好。不能想象肯尼迪和阿德莱史蒂文森在谈论自己时会用第三人称。汉弗莱就是这样，在无线电广播演说已经寿终正寝之时，仍在发表广播演说。早在1956年广播演说就完蛋了，当时田纳西州的弗兰克克莱门特（Frank Clement）发表了党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讲演，他依照过去的风格和色彩，长篇大论，玩弄技巧，结果一夜之间断送了他全国性政治家的生涯。汉弗莱不同于肯尼迪，他不懂得如何保持采访记者对他的敬意，他对记者们并不完全推心置腹，而是留有余地，记者们很少能探进他的思想。他私下和记者的谈话，只是公开场合的复述，失去了记者最珍视的思想上的反思和审视的特点。对他们来说，他只是一个具有勇气的，心地善良的人，却多少有些虚弱，还有点圆滑。记者并未因为不断和他接触而增加对他的敬意。采访他的记者感到了他思想上的混杂，感到他有点急切讨好所有的团体。〔他不善于变化，对他的这种印象以及对他不适应现代技术的看法极大地损害了他的事业。1969年初，当他总统竞选败北之后，终于同意在“面向全国节目”中露面，该节目的代表和他的新闻助手在节目之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想法节制他那过于飞扬的风格，让他说话简短。那天他表现出色，他的答话简短有趣，注意聆听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回答。这是一个崭新的汉弗莱，事后他的新闻助手和该节目监制人西尔维娅韦斯特曼（Sylvia Westerman）为这个实实在在新的汉弗莱感到庆幸。然而，不到一个星期，当他出现在其他节目中时，又恢复原状，成了从前的休伯特汉弗莱。他喋喋不休，好像是要拦住别人的提问，他的这种令人沮丧的方式掩盖了他所具有的才智。〕
和汉弗莱相反，肯尼迪对电视手段已有多年的研究和经验，1960年，他周游全国，一方面和地方政治家会面，一方面和新闻媒介建立联系。事实上，他在巡回亮相时试验自己的电视风格，他很快明白说教人以及三十分钟冗长的正式演说已经过时，人们不喜欢冗长的半正规说教，此时需要的是即兴的本领，需要表演，需要戏剧，需要扣人心弦的故事，需要战斗要素，需要意志之间的冲突。他发现即使在充满敌意的记者招待会上，遇上敌对的问题，仍然有戏可作，他可以从戏剧性的敌对中获利。他掌握了电视的最高艺术：充分的准备，即兴的表演。
肯尼迪的模样是他克服人们对他宗教信仰的怀疑的最大资本，他英俊，看上去不像天主教徒，准确地说不像非天主教徒害怕的那种天主教徒。芝加哥系统的迪克戴利的模样像一个天主教徒，一副老板神气。帕特布朗是一个人情味很足的人，他怀抱着和肯尼迪同样的雄心，看上去却像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mith）也是一副天主教徒的模样。而杰克肯尼迪却像一个明星，他有风采，生气十足，鲜亮利索，他的穿戴散发着风雅古朴之气，他是第一个爱尔兰婆罗门［1］，作为爱尔兰人，他又像移居美国的新教徒。他比任何候选人都明白外表的重要性，他身穿华贵的服装，按摩头皮，修整发式，打磨指甲。那些对天主教抱有极度偏见的人，那些用肯尼迪的话来说，认为教皇已经收拾妥当，只等他誓言就职就进驻白宫的人，陷入了无望的境地。还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属于温和的反天主教派。当这批人看到年轻、瘦削、摩登、迷人的肯尼迪，看见他那副摆脱了旧有羁绊和偏见的样子，心中怀疑逐渐消失。这是电视的作用，人们对肯尼迪的观察再也不是城市广场上的匆匆一瞥，而是在自己家里的反复打量。肯尼迪在电视上挥洒得体，受人欢迎。不错，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存偏见，将投他一票。
另外，从1957年起，电视开始缓慢地，逐步地为作为政治家的肯尼迪创造一个新的角色。他逐渐成长为明星。他具有那个时代电视明星的素质，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对魅力还没有产生怀疑。他在电视上唤起人心的激动，这一点大大帮助了他和报纸的关系。他精神抖擞，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记者、编辑和普通观众一样希望多多看见他。他好像总是马不停蹄。睡觉之前还得赶老远的路；只要可能，他从不穿大衣戴帽子。他是自己演出的导演，干得很棒。人们感到肯尼迪家的人能撩拨人心，与众不同。他们都是天生的明星。他们英俊，他们还有美貌的妻子。男女演员，杰出的运动员和宇航员都想围绕左右。他们的一切就像一部高度戏剧化的小说在电视上向全国播出。而这一切是由杰克肯尼迪开创的，他是那样完美。机智，生气勃勃，充满原动力，他从一开始就将一个强大的新式武器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又不露出玩弄的痕迹。这就是他的技巧。没有人工雕琢的玩弄。
他明白在对待天主教偏见问题上有一条重要真理，那就是要正视它。1960年肯尼迪获得提名后，他一直寻找合适的讲坛正面攻击这个问题。翌年，他和休斯敦（Houston）部长们的会面就是他运用自己新的、杰出的电视政治技巧的例子。这种技巧是有意让人提出和你相悖的意见，而在实际上却对你有利。别人对你的伏击实际上是在你对他们的伏击圈中进行的。在这种对阵中，你的对手一定要动感情，要言过其实，要表现出咄咄逼人和盲目自信。与此相反，肯尼迪却表现出沉着和镇静，清醒的自我感觉和对付这些问题的纯熟与老练，而部长们提出问题时不仅大动情绪，而且 嗦嗦地反复叙述，好像肯尼迪从未接触过这类题目似的。此时，杰克肯尼迪没有被抛入雄狮之口，却堕入了圣徒之手，在基督徒的地盘，受用天使般的愠怒。问题中的怒气越甚，节目主持人的态度越蛮横，则越有利于肯尼迪。他可以得到真正的听众，电视收看者的同情。休斯敦的观众连自己也感到吃惊：他们竟成了抱支持态度的人。肯尼迪好像是越过防线，从天而降。他的一些助手曾对这种战术提出过警告，然而他的直觉却正确无误。他的这种自信心不同寻常，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直到此刻，萨姆雷伯恩对肯尼迪仍然半信半疑，可能他本人就带着一些偏见，但是他却感到欣喜。雷伯恩说：“他简直生吞了他们。”肯尼迪安排了辩论的电视转播，辩论刚一结束，休斯敦的一位广告负责人就打电话给肯尼迪办公室，告诉他们，此次辩论真是完美无瑕。它成了竞选的主要养料，翻制了成百上千的拷贝，用作电视中的短片，整个儿地不断反复播放，作为张扬肯尼迪的手段成效显著。肯尼迪每到一地，他们就用这个办法建立起人们对他的兴趣。短片充满戏剧性，有着真正的对抗，这一点恰恰迎合了电视观众的需要。他，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步入了格斗场，赢得了胜利。有了这一类的片子（一旦片子的结果不好，你可以不放了），又有钱，你可以挑选观众，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现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