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尼克松，辩论是一场灾难；但在某种意义上，凯旋者不仅仅是肯尼迪，而是这个新的宣传工具。好几小时没人想得起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的模样和他们留下的感觉。当天晚上，全国都在电视机前，总统政治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并且还是以如此个性化的方式进入的。人们在感受，打开了所有的感觉器官，一切都是感受。埃默森（Emerson）这样解释道：“我没法听到你说的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再准确不过了。尼克松所有的不安全感、疑虑和内心的张力都展现在国人的面前。他的形象糟透了，汗水，沿面颊流下来，灰色的脸布满了汗水。在控制室里，罗杰斯和威尔逊监视着辩论，紧紧跟随着为数众多的反应镜头。罗杰斯感觉到唐休伊特此时是全国政治最有权力的人，他掌握着录像机，录像机是权力的顶点。此刻，控制室里突然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威尔逊和罗杰斯掉了个个儿。在此之前，威尔逊不断要求多放肯尼迪的反应镜头（那时尼克松讲话冷静，派头高贵，还有点屈尊俯就的味道），现在他又不断要求增加尼克松的反应镜头，而罗杰斯却坚持增加肯尼迪的镜头，这是唯一能使冷酷无情、毫无宽容的录像机离开尼克松面孔的办法。控制室成了疯人院，威尔逊指着他的记录单向休伊特叫起来：“你还欠我们两个尼克松的镜头。肯尼迪的镜头已有十六次，尼克松只有十四次。”罗杰斯吼道：“不，不对。”休伊特朝他俩大吼，要他们安静，否则他无法工作。
显然，当晚不论是肯尼迪，还是尼克松都不完全明了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尼克松后来和助手的交谈很快纠正了他的看法，可见在他离开录像室时，他还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肯尼迪倒是多少领悟到一些事态的变化，因为当他走出录像室时，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市长突然出现在眼前，此人一直是足不出芝加哥的，现在却带来了大批支持者，这强烈地表明肯尼迪至少不是失败者。凌晨两点，肯尼迪一班人马离开芝加哥，飞往俄亥俄州的洛雷恩（Lorain）。在洛雷恩，他们早上七点出发，突然之间他们明白了变化的事态。当时人如潮涌，肯尼迪从来没有吸引过这么多的人。人们热情空前，倾注了个人的感情。昨天晚上肯尼迪进了每个人的屋子。人们不停地涌向汽车，每过二三十英尺就有人高声叫道：“嗨，昨天晚上你把他干得够呛”，或者“昨天晚上你实实在在收拾了他”。皮埃尔塞林杰（Pierre Salinger）和肯尼迪乘同一辆车，他认为当时的场面就像人们看了一场职业拳击赛后在赞扬得胜者一样。
与此同时，尼克松的人马也正在领略对他们魁首的这场灾难。显而易见，必须有个替罪羊。最方便的就是唐休伊特，他本人对此有所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休伊特在尼克松的圈子里一直是个邪恶的名字。他们指责他将尼克松迫于非用劣等化妆品不可的局面，指责他将录像机过多地集中在尼克松身上。虽然最后只有四次辩论，但曾经有过第五次辩论的可能性。根据安排，第五次辩论由休伊特录制。尼克松强烈抗议休伊特。以至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竟研究找人替换休伊特。此时休伊特又提出抗议说，要他回避辩论等于承认公司犯了错误，这样做开创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哥伦比亚公司的人决定仍由休伊特负责辩论的录像。但是，第五次辩论不存在了。
不过一个替罪羊尚嫌不够，另一个看来是特德罗杰斯。霍尔德曼的谈话提出他们应该撤换电视顾问，尼克松本人也考虑到这个问题。特德应该回加利福尼亚了。不过他没有走，他留下来了，并得到更多接近候选人的机会。不过此时一切都晚了。作为副总统，尼克松本来可以利用的优势已经烟消云散，想挽救灾难已成泡影。
特德罗杰斯虽然仍待在竞选之中，但他对竞选已经没有任何感兴趣的地方了。这位竞选人和他在竞选中增添的邪恶之气使他沮丧，他发现连他本人是否真能投他为之工作的人的票都是一个问题。他投了尼克松一票，但是，当朋友问他应该投谁的票时，他们在他的回答里发现一种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令人惊讶。他对政治的兴趣消失殆尽，竞选后他试着在城市广播网找一个与政治无关的工作。虽然他的声誉没有问题，但开始时却遭到拒绝。没人想要经手电视史上那次最大失败的人。在罗杰斯的请求下，莱恩霍尔写信给城市广播网的人说，这样做令人伤心，尼克松是他本人的电视经纪人，他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
选举结束后几个星期，莱恩霍尔和尼克松一起到了佛罗里达，身边只有几个朋友，乘着一艘小艇出游。霍尔终于问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你为什么决定参加辩论？好长时间，尼克松一直眼望苍天，然后闭上了眼睛，拉长的脸绷得紧紧的。霍尔等着，但听不到一声回答。
几年后，当尼克松重新打算竞选时，他又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节目仍由唐休伊特录制。尼克松向休伊特问了好几个化妆的问题。休伊特回答说，世界上最好的化妆是晒太阳得到的自然色。看上去尼克松在细心聆听。在后来的若干年里，休伊特一直在自问：他是否应该为圣克利门蒂（Sam Chemente）和比斯坎岛（Key Biscayne）房子的事负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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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长落选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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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夫妇对1960年大选大失所望，尼克松也深感沮丧。很快，局势的发展更增加了他的失望情绪。吉姆巴西特作用的改变最能反映这种变化。吉姆巴西特是《时报》对加州政治的控制者，经推荐，接任凯尔帕尔默的职务，他是共和党人，但他更是一名独立不羁的人。他写过畅销书《哈姆之路》（Harm誷 Way），这增强了他的独立程度。和钱德勒夫妇一起工作的人很少能享有这种程度的独立性。1948年他任《明镜》报的政治编辑，第一次见到尼克松，他喜欢此人。在巴西特看来，尼克松算是加州的温和人物。巴西特写过一篇长文，对尼克松十分赞赏。后来，根据凯尔帕尔默的建议，尼克松打电话给诺曼钱德勒，要求借调巴西特，得到同意后，巴西特很快调进尼克松班子，任新闻秘书。1952年，担任此职较为轻松，当时，新闻界对他们颇有好感，起码在主要方面不抱敌意，绝大多数记者并不重视对政治贿赂金的指责；艾克的意见是，尼克松必须是一颗地道的犬牙，根据这种意见，他们成立了犬齿俱乐部（Hound誷 Tooth Club），充当这位竞选人和其随行记者间的纽带。当时，尼克松是个听话的孩子，不过这类时候实属鲜有。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共和党缺乏活力而焦虑，向诺曼钱德勒借调巴西特以加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新闻联系。这种调动是为了共和党的更大利益，容易获准。钱德勒答应照此办理，巴西特再次调动。
尼克松竞选加州州长
那年春天，巴西特和尼克松常常呆在一起，当时是麦卡锡时代的顶峰，尼克松不断奔波，执行艾克种种与此有关的肮脏任务，他不得不发表违心的演说，回答麦卡锡，他一腔怒气，感到被人利用。他奔波着，不被人赏识，还得不停地奔波。
在此期间，巴西特和尼克松关系日趋密切，1956年，尼克松请他回来重任新闻秘书，实际上是竞选的正式组织者。1956年使尼克松的形象又蒙上一层阴影。他一方面对新闻界充满恶意，大发雷霆，另一方面又对艾克发表长篇抨击。他变得难以接近，变得更加孤独，更相信自己政治判断力的精明，更蔑视艾克和自己周围的人。这是一段心绪不宁的经历。和电视专家特德罗杰斯一样，巴西特看到了尼克松内心烦躁不安的一面。
1960年，尼克松打电话给诺曼钱德勒，再次请调巴西特，这位出版人当即同意。而巴西特第一次表示出保留态度。他对此事缺乏热情。很明显，当时鲍勃霍尔德曼在尼克松集团内的地位正在上升。在离开前，巴西特和诺曼钱德勒定下条件。他告诉诺曼：如果尼克松当选，他不愿呆在华盛顿，而要回来，不是回到《明镜》，而是回到《时报》，担任政治编辑，这个位置当时由凯尔帕尔默担任。诺曼钱德勒表示同意，交易做成后，巴西特前往华盛顿，领衔出任规划指导，这是更高的头衔，地位显赫，是竞选集团中的三号人物。他和所有曾经为尼克松出谋划策的人一样，在1960年竞选中被搁置一旁，他无法影响这位竞选人，当尼克松第一次提出那个异乎寻常，涉足五十个州的竞选计划时，巴西特极力论争，表示反对。尼克松诘问原因，巴西特阐述道：当尼克松去阿拉斯加时，肯尼迪可以到东部的五个大州吸引群众，制造新闻。尼克松勃然大怒，指责他为东部新闻界拉皮条。“你脑子里装的只有东部新闻界。”尼克松自然去了阿拉斯加，在此期间，肯尼迪到的不只是五个大州，而是整整八个。此事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尼克松如何将优势化为劣势，胜利变成泡影。
巴西特回到加州后，为《时报》工作。他发现该报已与过去大不一样。诺曼钱德勒的职务变了，凯尔帕尔默已谢职，报纸由奥蒂斯钱德勒接管。尼克威廉斯急于和过去决裂，和凯尔帕尔默一起辞去政治编辑头衔，他认为这个头衔是前一个时代令人恶心的残痕。取而代之，应设一位政治分析人。这个职务对巴西特十分合适，他没有当总统塑造人的奢望。他回加州没几个月，局势变得明朗，可能理查德尼克松会和他一道进入当地政界。总统选举失利后，尼克松一直在找事干，莱恩霍尔和东部其他支持者不断向他施加压力，要他竞选加州州长。霍尔相信，如果尼克松想在全国政界保留一席之地，就必须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获得一个讲坛。这是对新的政治结构的严重误解。霍尔是旧时代的人，一个操纵政治工具的人，他不懂得政治组织的重要性降低到了何种程度，不懂得在新的时代新闻媒介远比某种组织重要。他不明白尼克松作为尼克松本人就拥有一个讲坛，一名副总统，一名总统竞选人，是一个能够接近各种新闻媒介的人，不论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这样的人实际拥有一个手提式讲坛。要成为全国性人物，他并不需要成为加州州长。如果成为州长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是限制了他的手脚，将他和地区问题绑在一起，不能自由自在地就全国性和国际性问题发表评论。
除此之外，推动这次竞选的主要人物莱恩霍尔和李福尔杰（Lee Folger）不了解加州的政局。对加州政治他们有东部人特有的轻视。他们以为局面和过去一样，《时报》可以决定该州的取舍，而现任州长帕特布朗又明摆着是个丑角。尼克松的核心圈子在讨论最后决定时，巴西特参加了，因为他有两个头衔。讨论中，他发现反对这次竞选的只有他一个人。尼克松问为什么他不该参加这次竞选呢。“噢，第一点，”巴西特说，“你可能失败。”一片震惊！一片沉寂。理查德尼克松会败在帕特布朗手下？人人都知道帕特布朗是一个冒冒失失的人（甚至帕特布朗本人也知道这一点，并加以利用。他很精明，知道这会加强他的人情味，他将自谦的幽默变成精妙的艺术，用作政治武器）。第二个原因，巴西特继续道，“你将对付政治中你最不喜欢的东西——地方问题，公路和供水等。即使在全国水平上，你也不喜欢这些问题。没有外交政策。即便你得胜，你也会不断失败，因为你将被束缚在你厌恶的问题上。”巴西特在讲话的过程中感到尼克松持有相同的态度，这是一场他不大喜欢的竞选，但是压力太大，再说，他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想干的事。他一生都在竞选，除此之外别无热情和兴趣，只有在竞选中他才是个活人。
还有一个劝他不要参加这次竞选的人，此人是诺曼钱德勒。尼克松顺路去拜望诺曼，设想着见面的情景：习惯性的祝福，尼克松忸忸怩怩谈出竞选的想法，诺曼会为浪子返回加州后的美好前景而喜形于色。怀着这样的设想，尼克松谈出了自己的想法。诺曼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重要的是，钱德勒夫妇对帕特布朗十分中意，布朗始终对他们表示出敬意）。他提出这次竞选对尼克松不大合适。他是否真想成为加州州长呢？还有一些事，他没告诉尼克松。《时报》已经变成另一家报纸，标准变了，现在是奥蒂斯的报纸，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将该报提供给尼克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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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长落选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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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一面倒的游戏规则
标准的确变了。尼克松已经尝到了一点滋味。通过一次特别交易，他在洛杉矶繁荣的新区特劳斯代尔（Trousdale）买下了一幢房子〔该区部分是由卡车司机福利基金会（Teamster welfare fund）所建〕。这次买卖和他的许多金融交易一样大成问题，是一次吞食性交易，尼克松花了九万美元买下一幢价值三十万的房子。该区的所有者希望用他的名字增加该区的声望。没有什么地方完全违法，只是染上了一层黑影。这一次出现了不少报道，有的登在《时报》上，报道中提出了疑问。第一篇报道出现时，尼克松着实迷惑不解。他打电话给弗兰克麦卡洛克。“我的事有什么错吗？”麦卡洛克回答说，那事并不怎么地道。“有什么不地道？”他问道，“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麦卡格克回答：“噢，迪克，你不完全是个普通公民。你曾经出任过美国副总统，你还有可能在政治上发达起来。”“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尼克松说。“噢，我就不会做你那样的事。”麦卡洛克回答道。（后来，在竞选中，尼克松被《时报》的政治报道激怒，打电话给麦卡洛克，询问一篇报道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和买房事件有关。这个问题使麦卡洛克又惊又怕，他不得不解释报道与那事毫无关系。）
时代变了，以前尼克松从未真正受到记者的严格审视。眼下，这些记者通晓竞选议题，有时，比这位竞选人更加清楚明了。过去，在加州竞选中，不存在对尼克松的监视、剖析，不记录他的言行，与此相反，他作为主要报纸的工具，报纸还为他清扫通道，摧毁对手。他竞选时，没有记者日复一日跟随左右，将其言论记录在册，没人对他说话前后不符出现的漏洞提出诘问。即使在他竞选副总统的时候，新闻队伍也与现在不同，记者们对于他们照管的这位竞选人基本满意。他们打出这样的标题：“尼克松主张”，“尼克松指控”，“尼克松进击”。承受打击的对象总是红色分子。看看标题就能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1958年有人打算将他的谈话记录在案。华盛顿有传闻，称1956年的竞选为丑剧，尼克松在一些西部州格外蛮横，给不少民主党参议员扣上红色帽子加以迫害，并在指控中掩盖事实真相。
仅仅是传闻，没有第一手记录，所以1958年《纽约时报》派出一组人带上录音机跟随其后——其实这只是一部旧式有线录音机——尼克松每一开口，《时报》的人就高举话筒凑到跟前。这使他大为光火。派出的记者之一是拉塞尔贝克，后来成为《时报》的幽默家，他对尼克松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他清楚竞选人讨厌有线录音机（尼克松的人出于报复，在飞机后舱，也朝记者举起有线录音机），一次，在怀俄明机场记者招待会上，当地记者提出一些不关痛痒的问题，此时贝克却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尼克松勃然变色道：“这类问题只有《纽约时报》才会提出来。”随后，他激烈抨击《时报》达五分钟之久。后来，上了飞机，他又找到贝克表示歉意，他解释道，当时他喉咙发痛感到烦恼，只是心情不好所致，没有任何恶意。他真心实意喜欢《时报》。
1962年展示出极大的开放性。在此之前的竞选纲领事关外交事务，超出记者提问的能力。尼克松和政府首脑会晤，而记者却不能。尼克松是外交专家，而记者却很少离开美国。他们不了解外交，只能接受并记下尼克松的意见。而加利福尼亚却是另一码事。加州的机构庞杂，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相仿。这个大州有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教育，公路，供水等。大多数记者都亲自报道过这些问题，真切地参与这类复杂事务，而尼克松却无此经历。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十年内美国记者群的质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从旧式的芝加哥第一时事学校（Chicago Page One School）——只管记录，迅速地记录，而不操心其含意——进入了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深谙事理的新一代。这一代记者兴旺发达，他们毕业于全国最好的学校，越来越把自己的职业看做独立的专业。新闻业是一个专业。这意味着它有本身的义务、权力和责任。他们薪俸很高，责任感更强，态度更加严谨。他们不像昔日那样俯首帖耳、被人利用。编辑变得更为公正。不像前一代编辑，他们无法操纵左右记者，记者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新闻作为一种职业在政府事务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这一点在《洛杉矶时报》表现得尤为清楚。诺曼钱德勒已不再任出版人，巴芙钱德勒的兴趣也从政治转向艺术。新的出版人对塑造总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优秀的、负责任的新闻工作。旨在消除报纸共和党色彩的第一步就是同时为1962年竞选州长的两位竞选人派出采访人员，如果作为加州第一大报的《时报》同时报道两位竞选人，其他报纸就一定会效尤。1962年，威廉斯和麦卡洛克一致同意审查对尼克松和布朗二人报道的长度，确保篇幅相等，他们还希望文体一致。凯尔帕尔默走了，白血病正吞噬着他；他将死在竞选期中。（几年前他离开《时报》去夏威夷，霍奇基斯非常需要他，恳求他回来，但是他的自行离职使他失去了退休金，现在他竟病入膏肓。诺曼钱德勒是一个固执的人，凡是事情和制度相抵触时，他都毫不让步，最后，尼克威廉斯将帕尔默作为政治顾问列入他的私人工资表中。）吉姆巴西特是首席政治撰稿人，虽然他和尼克松关系密切，但他有更强的独立性，他的稿件反映了这一点。整整一年，凯尔帕尔默不断打电话给巴西特，千方百计要《时报》登载更多的支持尼克松的文章。此举失败后，他打电话给尼克威廉斯，告诫他巴西特远非他所期望的那样是尼克松的好朋友，那是巴西特装出来的。然而，《时报》还有另一个新因素，那就是迪克伯格霍尔兹（Dick Bergholz）。伯格霍尔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明镜》关闭后来到《时报》。一开始，诺曼钱德勒对他稍有不悦之意。是否确实需要伯格霍尔兹进入他的班子呢？他曾和朋友科普利夫妇（Copleys）商谈此事。科普利夫妇经营《圣迭戈团结报》（San Diego Union），伯格霍尔兹曾在该处供职。夫妇俩是虔诚的保守派，他们为伯格霍尔兹担保。不过，伯格霍尔兹在《时报》报道政治的班子中却是新的类型，他思想倔强，咄咄逼人，几乎是好斗。这一点主要反映在他那近乎于惹是生非的态度上，而他写的东西却公允平稳，很难看得出这一点。他不仅对尼克松如此，对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这样。他说，其实你们不必因为我而忧虑，我对任何人都可能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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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长落选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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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的做作与聪明的做作
在开始阶段，尼克松竭尽全力检点举止。尼克松在1960年竞选中曾将记者推之门外，现在他千方百计扫除这种记忆。这次道路畅通，很容易接近尼克松，即便是末流小报的记者他也随时接待。他把最近出版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的照片复本寄给所有记者。他在特劳斯代尔新居为记者举办社交会。（即便在这种场合下，过去的阴影仍萦绕不散。记者们左右打量房子，然后发问道：爱犬小花哪里去了？帕特尼克松回答道，小花老了，地毯是新的，洁白的，对小花不能放心。）但是，竞选仍然急速恶化。尼克松的朋友认为他对竞选深感懊悔，他心不在焉，他对竞选纲领的涉足从未超过对简报的浏览。竞选的整个过程使他陷入从未有过的虚弱境地，很容易受到日益严厉的记者群的抨击。竞选开始不久，尼克松邀集了一些记者，说他准备介绍布朗竞选的简况，但不要以此得出结论。伯格霍尔兹立即说道，不，不要来这一套，不要在我身上耍华盛顿的那套把戏，迪克，只要你说，我们就要用，否则就别说。尼克松惊呆了——一名记者如此对他说话，竟然还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此类情况在竞选中并不鲜见。他曾发表一篇演说，谈他打算清除萨克拉门托的混乱。回到机座后，记者就开始发问，萨克拉门托有什么样的混乱？具体点，他听说的是哪个部门？可他说不具体。对加州问题他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他的知识少得可怜。不久，记者开始对此加以报道。锡德科森（Sid Kossen）给旧金山的《观察家报》（Examiner）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尼克松对加州所知甚少，对各类议题没有真正的兴趣，谈话总是泛泛而论。第二天，加利福尼亚的两名富豪出现在《观察家》报出版人查利迈耶（Charley Mayer）的办公室里，要求开除科森。这位出版人告诉他们，他不会开除科森。他们又要求，不得让他涉足政治，对此，迈耶一笑了之。科森相信他们是在尼克松直接请求下这样做的。
如果说在竞选之初尼克松竭力做出欢快达观的样子，那么这副模样很快就消失了，民意测验大为不妙，他没有真正的竞选纲领，而帕特布朗却并非那样冒失。事实上，帕特布朗学习演讲术，体重下降了三十磅。尼克松一方面珍视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想成为普通人中的一员，所以老是显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而帕特布朗却恰恰相反，他是一名杰出的世俗政治家。如果说过于普通化是他的缺点，那么他和普通人在一起却如鱼得水〔他的儿子杰里（Jerry Brown）的风格和他正相反〕。帕特布朗合群，通融，政治始终是一种娱乐。竞选开始不妙，尼克松变得阴郁，脸上的线条变得僵硬。当时，杰克兰古思（Jack Langguth）是《今日谷地时报》（Valley Times Today）的年轻记者，后来成为成绩斐然的小说家。起初，他认为尼克松身上有善与恶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在冲突。但是当民意测验跌落，更为邪恶的精神在尼克松身上居统治地位时，兰古思感到自己以前的看法错了，尼克松内心的冲突不是善恶的冲突而是两种策略的冲突。现在，尼克松每况愈下，此时，他死抱住共产主义问题不放。尼克松不仅自己参加竞选，还担任竞选组织的领导，他举行了若干次非正式的户外机场记者招待会，开始指责帕特对共产主义软弱。“同伴们，下面的问题扣人心弦，也是我准备认真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布朗的共产主义问题，伯格霍尔兹和其他记者提出了一连串尖锐棘手的问题：他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是。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吗？也不是。伙伴们，我想说的是布朗州长不了解共产主义。我和共产主义首领打过交道。我清楚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对一位加州的州长至关重要。”但是，问题一个接一个，都是很难对付的问题，是尼克松在加州从未遇到过的。记者们目睹了伯格霍尔兹诘问尼克松的情况，目睹尼克松露出的畏缩。伯格霍尔兹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笔下有所流露，但更多的表现在他的态度之中。对大多数政治家来说，伯格霍尔兹就是伯格霍尔兹，他对所有政治家都同样粗暴，部分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是，尼克松却敏感得异样。凡事都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在他眼里，伯格霍尔兹并非伯格霍尔兹，而是与他作对的伯格霍尔兹，怀着个人成见，怀着某种仇恨。尼克松的高级人员在诺曼钱德勒面前发了伯格霍尔兹好多牢骚，却无济于事。骰子已经掷定，报纸已经改变。尼克松认定伯格霍尔兹在帮助布朗，专挑他在竞选中的毛病，再将这些打电话告诉布朗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尼克松过去的竞选建筑在摧毁对方之上。除了尼克松之外，其他竞选人本身都成了竞争的论题。那是凯尔帕尔默的专长，是他的第一专业。共产主义问题是使人陷入困境的绝招，总是把对手逼入守势。
但是，此次竞选，选民已非昔日之选民，他们老练，他们成熟，新闻记者也同样如此。帕特布朗不是束手挨打的靶子。他任加州州长四年，当权时间不长，但留下好印象：好州长，严肃而有人情味的公职人员。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出现过丑闻，没人格外怨恨他。他的形象是干练，和蔼，心地善良，而不是超群的智慧。尼克松抛出共产主义问题，而布朗在记者面前巧妙地将其化解。他说，他听说尼克松要朝他的营垒投放一枚重型炸弹，着实吃了一惊。某天，他在某个路旁汽车旅店醒来，感到身旁有个热乎乎的手臂。“该死的尼克松，”他思忖，“派娼妓当钓饵，溜到我身边，这就是他的重型炸弹。”惊恐之中他发现是妻子夜深之时睡到他的身边。接着他又说，声音里充满了诧异和揶揄，“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有什么能比他到处指责我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更加冒失荒唐的事吗？请想想，我是一个奉行天主教的人。”显而易见，他在记者群中优于尼克松。尼克松每天至少十分钟混迹于记者之中，竭力成为他们的好伙伴，但总有一些不自然，七拱八翘，相互间感到难堪窘迫。每天晚上，记者都累得精疲力竭，却又不得不到酒吧间凑在一起，安排日程，每当此时，帕特布朗就和他们呆在一起，和他们谈自己常常闹的滑稽事，解释自己当天所犯的错误。他似乎是美国政界最少利用权力左右局势，操纵他人的人，然而袒露错误是他独特的方式，他是一个最精明的操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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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长落选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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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失控的州长落选人
随着竞选的进行，尼克松的人对《时报》工作人员的抱怨日盛。霍尔德曼的怒气特大。尼克威廉斯听到这些忠实的老订户的抱怨时，有现存的回答：该报已不再是共和党党报。了解诺曼钱德勒的人认为他多少有些懊悔，新的进程在他心中卷起不安的波澜。这些看法给了尼克松些许安慰。竞选的最后一星期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他的竞选纲领被淹没了。倒是民主党人在对付共产主义时显出了坚定和力量。理查德尼克松长期以来把自己粉饰成共产主义者的对头，此时，已降格为肯尼迪跟前的唯唯诺诺之辈。古巴导弹危机打出了定音锤，局势发展成为脱缰之马，尼克松已无法控制。完蛋了。在这场谋取连自己都不放在心上的职位的竞争中，他彻底失败了（在最后的几天中，他曾告诉一位电视记者，他竞选的是美国州长，《洛杉矶时报》将此错误登出，又是致命的一击），在他脑子里，新闻界铸成了他的失败。他并非没有自咎之情，并非不埋怨时机的选择和自己的运气。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是加州报纸迷惑了他，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尤其是那一家最先把它扶植起来的报纸。很明显，《时报》已不是他的朋友，而是敌人。尽管在临选之前《时报》总算对他表示了认可。但是以传统的钱德勒标准来衡量，这次认可只能算是勉力而为之。他痛恨报道，深信报道一边倒。真实情况是，对他和帕特布朗的竞选报道公正而无偏袒。所有政治家对都市政治大报的希望是，倾听时无先入之见，报道时公正平等。很简单，他在加州从来不是受的平等的待遇，他感到平等的待遇是一场灾难。
他受着折磨，如同身上的溃疡，一点一点吞噬着他。特别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特别是伯格霍尔兹。最激怒他的是，伯格霍尔兹一个接一个的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时报》有意派出了一名讨厌他的记者〔事实上，为了均衡报道，《时报》不断交换伯格霍尔兹和另一个报道竞选的记者卡尔格林伯格（Carl Greenberg）的任务〕。尼克松发出这类抱怨本身就具有讽刺意义。他常在台上吹嘘自己是徒手进入政界，仅靠双拳出击的政治家，最喜欢的莫过于公平而严酷的竞选。猛烈地出击，坚定地承受。其实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政治，他过于羞怯，遮头盖脸，处处挨打，他闯了进去，无奈自己皮太薄，肉太嫩。他喜欢自诩为哈里杜鲁门的衣钵传人，但杜鲁门却牢实得多，远为自信，步步升迁，不像他一跃而起。杜鲁门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五十一岁进入参议院，当时的新闻界远远没有如此强大，不像现在，摄像机光芒夺目，无所不至。杜鲁门曾说，你如果不喜欢灼人的热，就干脆离开厨房，他说话算数。而尼克松却与此相反，他神经过敏，满肚子狐疑，缺乏自信，总是自我中心，有匹夫之勇，但内心却是一个脆弱的自我。每一次伤害，他都铭心不忘；每一个对手，他都记录在案；每一次出击，他都渗入了个人的恩怨。在一般情况下，这类自我脆弱的政治家早已被筛出政治舞台，这些人不是在压力下崩溃，就是悟出自己吞咽不下公共擂台上的残酷。世道如此，就得遵循。但是，尼克松不一样，他过去是神童，他的事业如蛙跳，大大超过了政治家的正常步伐，三十八岁，参议员，四十岁，副总统，他被定为种子选手，免去了第一轮障碍，在此之前他从未腹背受敌，碰上真正的批评。这是一个招致灾难的局面。职务每升一步，必定会吸引更加严峻挑剔的目光，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尼克松本人对付日益增大的压力的能力却没有得到发展。
“我对新闻报道没有抱怨。”他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话。时间是被击败的当天晚上，翻腾的热浪冲开了阀门，上次和以往各次竞选中全部压抑着的怨恨喷涌而出。毫无疑问，《洛杉矶时报》的编辑心里明白，他的矛头主要指向他们，又以伯格霍尔兹为最。尼克松喝酒，喝酒对他从来都是一种危险，他喝酒不适量，又不适应酒精，酒后心情常常变得乖戾，涌起自我怜悯感。这次，他精疲力竭，失去了控制，本来决定不与记者见面。所以赫布克莱因（Herb Klein）站在旅馆的讲台上，对记者进行解释。此时，他抬起头，突然看见尼克松朝他走来，他立即感到一道凶兆的闪电在身上掠过。此时的尼克松满腹的冤屈，认为与自己为敌的是整个世界，心中怀着一股顾影自怜的凄凉，如此心情，裸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令人不寒而栗。尼克松开始描述他如何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牺牲品，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被一个没有公道，没有正义的社会推上祭台（仿佛他对布朗的州长竞选真有意识形态之争似的）。对于政治家，失败总是痛苦的，然而只要你热爱政治，你就得喜欢这种游戏，在你来我往中丰富自己。但是尼克松自己承认他从不喜欢这种公平之争，不喜欢直接接触，所以他一旦失败，就万念俱灰，竞选的过程对他比对任何人都空洞无物，整个过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获胜、出人头地才是一切。这样，他一旦失败，就一无所得。所以，那个清晨，他点了记者的名，尤其点了大报记者的名。他指责《洛杉矶时报》刊印美国州长一事为胡闹，他称伯格霍尔兹的同事卡尔格林伯格为记者群中的佼佼者，因为他的通讯报告无关痛痒。眼见着这个人失去了节制，糟蹋着自己的尊严，连那些一直厌恶他的人此刻也感到心绪不宁。他滔滔不绝无法自制，此公最骄傲的是他的支配权，最关切的是他的私利。这一场表演为美国近期政界所仅有。记者对此并不惊奇，他们一直就疑心他是如此认识自己的。但是他对《时报》所存的特殊恶意却令人吃惊。格林伯格被称为记者中的佼佼者，使他大为窘迫，当即提出辞职，但是弗兰克麦卡洛克让他忘掉这件事，谁能肯定不碰上这类事呢。当天上午伯格霍尔兹和麦卡洛克上班时，发现若干电视组徘徊于《时报》大楼外，征询意见。他们能说什么呢？
当年秋天，诺曼和巴芙钱德勒到欧洲度假，度假之末停留于威尼斯的一家小餐馆。他们在餐馆前部就座，旁边有一对来自加州的夫妇，正当他们互致问候时，诺曼转向巴芙说，“你不会相信刚刚走进来的是谁。”她抬头，刚好看见迪克和帕特尼克松朝餐馆里走来。钱德勒夫妇快吃完了，但是诺曼却慢慢吃着拖延时间。“我想看看会有什么光景。”他对妻子说。尼克松夫妇终于起身离席，当他们从旁边路过时，明明白白看见了钱德勒夫妇，却在走出去前停下来，和另一对加州夫妇说了老长时间的话，十分热情。“真奇怪。”那个男人说，“我们仅仅认识他而已。”（诺曼很喜欢这个小插曲，对此添枝加叶，根据他的叙述，尼克松从旁走过，和另一对夫妇谈话，然后转向钱德勤夫妇说：“对不起，我忘记了你的名字。”巴芙不喜欢这个故事，但是，讲的却和诺曼一样，只是不加润饰而已。好些年后，她对这件事还怒气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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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时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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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总统宣誓日之夜，卢斯夫妇和肯尼迪夫妇一起坐在总统包厢里。当然，卢斯对此颇为不安，他在《生活》杂志上对尼克松的最后认可确实不冷不热，缺乏坚定性。大选之后，他产生了负疚感，觉得自己太懦弱。他反复问朋友自己是否有负于尼克松，是不是对肯尼迪过于着迷。就连在就职典礼上他也无法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肯尼迪喜欢称他卢斯先生，而不是哈里，而肯尼迪则喜欢有人叫他杰克，但是卢斯出于对美国总统身份的尊重，认为这种称呼不妥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安。所以，当天晚上在《时代》杂志的工作人员中频繁传递着各种精心炮制的暗号，确保称谓的正确。仪式结束时，《时代》的白宫记者休赛迪（Hugh Sidey）打电话给通讯记者的头头迪克克勒曼：“今晚情况好极了。卢斯称他总统先生，肯尼迪则称他哈里。”
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工具
卢斯对一位民主党自由派的容忍自然是有要价的。任何人也不会心安理得地坐在潜在对手的包厢里，轻佻地和敌人勾勾搭搭。卢斯在就职日的头几天就明确表示了他认为谁是可以接受的国务卿人选（切斯特鲍尔斯和富布赖特不行）。随后他举荐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他还同样清楚表示不能容忍对共产主义的软弱路线，尤其不能容忍在亚洲的软弱路线，在那里民主党恰恰表现得很软弱。在此问题上任何民主党总统如果要快步向前，越过卢斯的步伐都必须认真对待《时代》和《生活》杂志。肯尼迪在这个方向上的行动十分谨慎，尽管如此，只要美国在亚洲政策上出现任何变化，《时代》和《生活》杂志将成为障碍，它们是潜在的对手。《时代》有自己的政策，他们对过于软弱的总统持保留态度，而肯尼迪却有他的政策以及来自选民的压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始终充满紧张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上，约翰肯尼迪认为《时代》和《生活》杂志是通往一个独立中心的钥匙，这个独立中心是一个强大的潜在的对手。肯尼迪是一位杰出的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他对权力的来源有精细的理解力，他和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他明白这些来源是不断变化的，肯尼迪的这个本领最为重要。因为他现在正处于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期中。有的权力源正在衰竭，有的又在高涨，肯尼迪本能地掌握住了新的平衡。他一直清楚电视和报纸日益显赫重要，对他是一个权力的来源。他从来就能够把自己拍卖给宣传媒介。杂志编辑喜欢肯尼迪夫妇，以他们做封面的杂志一直很抢手。肯尼迪能够准确无误地了解每一个记者可能给他带来的好处和危害，他清楚他们的个人癖好，清楚如何在各个人身上唤起最佳反应。
新闻杂志和专栏作家成了最好的目标。他们的批评能力增强了，这样他们就有更大的潜在的破坏力，不过，与此同时也潜伏着对他们施加更大影响的可能性。新闻杂志是他们自己风格和出版限期的囚徒。它们每周发行一次，无法抢先发表新闻，它们需要特殊的渠道，需要能够充作内部消息的小巧的轶事和珍闻。诸如竞选人早饭吃的什么，谁是他们的裁缝，他们又如何炮制出演说辞的，等等。色彩丰富的细枝末节似乎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这给总统提供了特有的优势。事实上，总统在这种局面中有更大的余地和杂志周旋。
1959年在肯尼迪加紧竞选时，他和《新闻周刊》没有特别的麻烦。当时，《新闻周刊》远远落后于《时代》杂志，它需要有关对牵动人心的肯尼迪的优秀报道。再说，该刊报道肯尼迪的通讯记者本布拉德利是他的邻居，又是他的好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布拉德利和肯尼迪的友谊使他在自己的事业中腾飞。但是，《时代》杂志是潜在的对手，极有可能变得保守和敌对。这一点可以解释在他任参议员，随后任总统期间，为何所有记者都受到平等待遇的原因。他为各大记者撕开同等大的口子，在这种平等中受惠最大的是《时代》的休赛迪。肯尼迪对时代-生活联合体极为敏感，他认定在前电视时代，它是全国影响最大的工具。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时代》杂志一篇封面报道对他早期获得全国的承认帮助更大。他常常对朋友说，存在着共和党人，也存在着民主党人，但还存在着广大的中间群，他们在政治上不受约束。这批中间群众决定选举的成败，而《时代》杂志对这批人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新闻刊物的影响都大。《纽约时报》和斯科蒂赖斯顿与其他华盛顿记者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他来说，《时代》是这一系列光谱中的核心，它是全国性的，影响到全国各地的人。它影响的数量可能达到二百万人，其意义还不纯粹是它影响的数量，而是这些人的身份，这些人有影响力，为同类人所尊重，他们的意见容易被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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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时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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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代》杂志时间”
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期，杰克肯尼迪越来越重视《时代》的休赛迪。赛迪才从中西部工作回来不久，他和其他来到华盛顿的年轻人一样深深感受到记者在此地的地位与僻远的内地大为不同。在那里他常常被当做灾难的传播者。而在华盛顿，记者不仅白天受到人们的敬爱，晚上还被邀请到最体面的人家吃饭，社会地位的急速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赛迪被派往报道窥视总统位子的各个民主党参议员，他很快发现其中的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和休伯特汉弗莱好像既不在乎也不懂得如何对付新闻界，而另外两个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对整个新闻界都十分重视，对《时代》杂志更是另眼相看。（赛迪第一次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这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对他的了解超过了他对约翰逊的了解，约翰逊热情接待了赛迪。其间，他们既谈到了林登约翰逊的重要性，也谈到了“时代-生活”的重要性。）约翰逊完全清楚赛迪撰发稿的最后期限。在纽约，星期五是主要的写作日，在华盛顿星期四则是主要的供稿日。所以每星期四他为《时代》杂志留出六个小时的时间，他打电话给赛迪：“好，现在是《时代》杂志时间。”赛迪片刻不停，按时赶到，他们一起喝苏格兰威士忌酒，约翰逊曾公开告诉别人，这是一种烈性酒。接着约翰逊就向赛迪介绍他在本周所做的主要事情，更准确地说是介绍他希望《时代》杂志认为他干了些什么事。他反复强调《时代》或《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胜过其他刊物上的三四篇，这是他成为全国性人物的窍门。很奇怪，在准备1960年竞选的主要人物中唯一一个和赛迪拉开距离，几乎达到敌视程度的是理查德M.尼克松。可能尼克松作为一位共和党人，认为自己即便不为《时代》效力也可以得到它的支持，也可能他对所有新闻刊物都是这种态度，别说赛迪，就连《时代》杂志的最高人物要见他也相当困难，即便是卢斯，也不能说见就见。办事处的人打电话到尼克松办公室，告诉他们卢斯要到城里来，想见副总统。回话是尼克松没有空，文件堆积案头，还有很多复杂的工作要做。常常是同一次旅行，卢斯却能和艾森豪威尔见面。正因为见美国总统的渠道都如此畅通，所以卢斯心中一直对尼克松有一点儿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