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入了世界，美国作用的改变是新闻界作用变化的催化剂，而能够象征新闻作用变化的莫过于沃尔特李普曼这位全国性的新闻哲学家的出现。三十年来他一直是全国最杰出的专栏作家，他对美国两代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的影响大得难以估量。他的一位主要信徒詹姆斯赖斯顿这样写道：“他扩大了我这一代人对自己肩负的责任的视野。”当美国进入了新的国际轨道，和其他大国不断发生冲突之时，正是这位李普曼满足了对这种局势进行理性思辨的强烈需求，他把这类冲突纳入了某种秩序之中。在此之前，华盛顿地位显赫的新闻界人士仅仅是因为了解这座城市，了解总统，或者了解议长而名声斐然，可李普曼的突起则是因为他了解整个世界。当然，在李普曼时代很少有新闻记者为担任这种新的角色打下过什么根基，他们最多不过活跃于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全国大会。新闻记者被迫从《头版新闻》的智力水平和对地方新闻的倾心转而面对整个突如其来、气势汹汹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年代，李普曼却恰逢其时，得心应手，因为他不是出生于新闻界，他植根于学术界。锻造他的模子不是记者，而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巨擘。他在校期间，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请他留校任职，希望他最好能在一个基本上与世相隔的专业中步他们的后尘。李普曼是一个从未写过新闻报道的新闻记者，从未在地方新闻编辑室工作过，从未赶赴某个炙手的事件现场。如果碰上另一个远为平静的年代，说不定他会和他的恩师一样远远躲在巨大事件的热辐射之外。不过，有一次桑塔亚纳曾随口对年轻的李普曼说：“我从一份西班牙小报上看到塔夫脱当选为总统。”
但是，时局太富于压迫感了，整个世界挤了进来，距离不断缩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普曼二十五岁，他终于当了一个情报官员。战争属于他们这一代人，他无法忽视这样一个启示：美国的孤立状态从此结束了，不论华盛顿政治上的孤立，还是学术界理念上的孤立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就这样，这位天才的年轻人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发现了一次大战的逼近，取消了渴望已久的阿尔卑斯山漫游，离开了纯哲学的天地，步入了伸手可及的现实世界。他先担任社论撰写人，最后做了专栏作家。这个选择包含着精明的考虑。他并不是仅仅为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局势所动，他还受到自己时局评论的读者群的吸引。如果他仍然在哈佛，他可能成为精英中的佼佼者，他的书可能在知识界中被一小群智者阅读，受到称赞。但是，作为专栏作家他将影响远为广大的读者群。这个讲坛大大地扩大了他的声音。人们倾听着他的声音，是因为现在他们急需帮助和指导。他不再是一个与时事山水相隔的哲学家，在这个令人颤抖的年代里，他是重大事件的记述者，他的文章论题的直接性，为他赢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在他写作的桌子对面有一幅瑟伯（Thurber）的《纽约客》原版漫画，一个女人对丈夫说：“今天早上，李普曼吓了我一跳。”
作为日报的专栏作家，他渐渐变得鹤立鸡群。没人有李普曼那样广宽的领域，丰富的知识，他的涉猎范围和思想才智为人所不及，最重要的是谁也没有他那样的自信心和判断力。他的下一代门徒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敬畏和钦佩。这类人也是从传统的渠道踏入新闻界的，也免不了写了些关于警察报道，也少不了撵过救火机的屁股，他们只是干得稍微好一点而已，所以在这个行业中得到升迁，最后进入了华盛顿。进入华盛顿，当他们撰写有关外交政策报道时，他们简直不敢加入一点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观点可言；也不敢加上自己的评价，因为他们不具备专业性的意见。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美国，或者英国某官员的新闻简介，或饭桌上的只言片语。新闻记者越接近重大问题，越感到自己的脆弱，完全不堪一击。李普曼则迥然不同。不管怎样，这位年轻人在二十几岁时就协助起草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Fourteen Points）。他用不着引用国务院某人的语录为自己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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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格雷厄姆之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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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入世界的一条通道
对他的生涯来说，美国好像只是进入世界的一条小小的通道。他在哈佛读一年级时，在一家学生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的威廉詹姆斯，荣誉哲学教授，步行穿过校园，到一年级宿舍，为的是要见一见这位奇才。他的同班同学约翰里德（John Reed），后来俄国革命史的撰写人，将李普曼当做未来的美国总统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则预言李普曼会成为国务卿，如果做不了国务卿，至少也能成为纽约州长。西奥多罗斯福把他称做这一代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战争结束后，他回来任《新共和报》（The New Republic）的编辑，后来又任纽约《世界报》（World）的社论栏编辑。普利策领导下的《世界报》是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报纸，由一批明星支撑，社论版更是如此，这里是一条天才聚会的银河系：李普曼、阿瑟克罗克、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和小说家詹姆斯M.凯恩（James M.Cain）。但是，在财务方面报纸一直不振，《世界报》管理严重不善。1931年该报关闭，那时李普曼已经成了一名专栏作家。《先驱论坛报》的奥格登夫人（Mrs.Ogden Reid）发出聘书。该报的社论栏忠实地倾向于共和党。它算不上反动报纸，实际上只是共和党东部集团的代言人。《先驱论坛报》无意于倒转时钟，也绝不匆匆推动它前行。李普曼在青年时曾一度和社会主义眉来眼去，现在竟然接受了这个聘请。
他的不少自由派仰慕者对此大为吃惊，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症候，表现了李普曼和自由派之间的距离。自由派始终希望李普曼比真实的他更加自由。当时，自由派是世界主义者，他也是。他们慈善，具有善良的意愿，他也如此；他们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倾向于社会的改造，他却不尽然。因为他不是空想家。他崇尚理性，讲究礼仪，热爱秩序，这一切都建立在他的冷静而智慧的思想之上。他希望美国在有秩序的文明世界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他害怕愤怒、激情和暴力，这些对他始终是一种威胁。不管怎样，他是一家十分富有的德国犹太豪门的独苗，他多少受到娇宠，是一个颇为讲究的年轻人。他喜欢控制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背景分外敏感。〔李普曼七十岁时，他的一些年轻同事和崇拜者为他出版一本论文集，约请李普曼幼时的朋友，当时全国知名的精神病专家卡尔班热（Carl Binger）写一篇关于他孩提时的文章。班热欣然从命。但是他强调他知道的事情中有一件不能提，此事关系着他和李普曼之间的友谊。他不能说沃尔特是犹太人，否则沃尔特是不会原谅他的，再也不会和他说话了。他绕过了下面这个事实：李普曼曾经在萨克斯博士（Dr.Sachs）的男子学校就读过，当时该校是普通犹太人送男孩子读书的地方。〕
李普曼的专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论坛报》注入了活力，使该报一跃而起，和《时报》并肩媲美。如果说《时报》向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新闻，那么李普曼在《论坛报》使世界变得更易于理解。他在纽约写了八年专栏文章，于1939年到了华盛顿。这个行动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他在华盛顿的岁月标志着美国得到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他看来，华盛顿不仅是这个国家的首府，它正在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首府。李普曼将呆在那里，作为一个举止文雅的华盛顿人呆在那里，呆上整整二十八年。
他从未在编辑室内工作过，但他是一名记者。他称自己的专栏为“今天和明天”（Today and Tomorrow）。他确信他提供给读者的最要紧的东西是某种思想，某种洞察事物内在关系的能力，这是当今读者在局势的变化面前不至于目瞪口呆所必需的东西。他不着笔于政府的琐碎杂事，不着笔于华盛顿天天都有的令人眩晕的谣传，也不着笔于当时显赫于新闻同仁笔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小派别之间的争斗。他的视线从来就盯着更广阔的天地。他对小事不感兴趣。他有足够的能力在他的专栏中报道重大的内幕消息。看来他更像一个世界的人，他比任何记者都更像一位真实的国际主义者（这可能得力于他的旅游，也可能得力于他的整个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现出跨国间的障碍，他高居于影响着大多数记者的褊狭无知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是历史的产儿。他先于国务院意识到中苏分裂的可能性，他的预料绝非出于偶然。他在越战之初就和国务院意见相左，他是从越南传统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从共产主义的板块来认识越南战争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那个时代年轻一点的记者，诸如赖斯顿、马奎斯蔡尔兹、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埃里克塞瓦赖德、默罗等人尊敬他，从他那里吸取养料，好像陷入了他的思想框架。同时，李普曼在日常写作中糅进的丰富的思想，博大的历史感，震动着、推动着这批记者。他的世界观仿佛超越了时限，光泽永存，好像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设计来报道20世纪的怒火。其他人都感到自己在时局的压迫下喘息，唯独李普曼始终有时间从容不迫地思考。在现在的局势下记者们都脆弱不堪，而他却达到了强力的顶点。二次大战后，美国勉强肩负起巨大的新的全球责任，李普曼已经五旬又半，按照新闻界的标准已经到了光荣退休的年龄，李普曼的一生都在为眼前这个时刻的到来进行准备。而那些杰出的年轻记者由于技巧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起码在自己的意识中越过了自己正常的能力范围。当他们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李普曼早已达到了彼岸，不仅遥遥领先于他们，还常常走在国务院的前面。
李普曼稳稳地控制着自己的生活，令人羡慕。其他记者成了时局的囚徒，当美国和苏联揭开面纱，露出新的变化迹象时，他们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去进行计划已久的休假。李普曼却从未陷入手忙脚乱之中。他在一年之始就确定了自己全年的安排；什么时候在华盛顿，什么时候去纽约，他每年都要上那儿看两个星期的戏，什么时候和海伦（Helen）一起举办每年两次的宴会，什么时候去缅因消夏，什么时候开始每年一度的欧洲之行。在他生命的后期，每逢大选之年，他就稍稍改变消夏安排，从缅因提前赶回华盛顿。他的赶回竟然不是为了报道全国代表大会，他无意于做历史如此直接的见证人，他提前回来仅仅因为华盛顿房子的电视效果比缅因的度假房子好得多。他生活的其他时间完全像一架不断重复而有节奏的机器。早晨定时起床，九点以前阅读所需报纸，然后从容不迫地写专栏文章。十二点半一辆黄色轿车从《邮报》驶来，带走稿件。然后他离开家到市政俱乐部进工作午餐。他的门徒赖斯顿曾戏谑地写了李普曼生活中唯一实在的艰难：这位哲人和纠缠不走的嘲鸟（mocking birds）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些人打扰了他的工作，而他呢，既不愿意听他们的唠叨又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最后他堵住烟囱，让烟堵住他们的嗓子，才解决了这个微妙的难题。
比他年龄小的同事清楚，他是优秀的新闻记者，只是采访方式与众不同。《纽约时报》是唯一一家拥有大批驻外记者的报纸，他利用该报作为自己的私人新闻部。他和赖斯顿接触密切，从而获得有关国内政治的简明摘要。每当《时报》有精明的年轻记者从远方归来，李普曼都通过赖斯顿安排一次午餐。李普曼几乎遍请了华盛顿所有的优秀年轻通讯记者。这位博学之士和文明程度较差的人之间的拉拉扯扯，可以被看做脑力成果的巨大掠夺。一次，他告诉一位才从非洲回来的记者：“有人说我必须了解非洲的事情，可我现在对付亚洲已经够困难的了。请你帮帮我的忙，谈一谈有关非洲的事，好吗？”谁不会为这份荣耀而动心，把脑子里的东西和盘托出呢？李普曼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而自己却一无奉献，他不能允许年轻记者向他发问。对于这位年轻记者的回报仅仅是，他可以说，他曾和李普曼共进午餐，这是自己事业上升的实实在在的证据。李普曼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青春，避免思想的老化，陷入过去经验的樊笼。（对过去经验的摆脱确也带来了麻烦。在他垂暮之年，人们决定为他写传，《纽约客》的理查德罗维尔入选，担负此任。他欣然从命，开始和李普曼交谈，了解他的生涯。他常常问，他为何要担任某个职务，在某件重要政治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他对二三十年前发生事件过程的记录。李普曼很乐意帮忙，连具体细节也不漏掉。但是，当罗维尔着手将老人的回忆和包括他本人日记在内的其他消息来源核对时，发现了许多不合之处。太多了，足以危害整个工作。他最后心灰意冷，罢手不干了。）
不过，李普曼塑造了一代人。由于他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这个行业的地位，使它变得更加受人敬重，更加高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行业成了一个真正的专业。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赖斯顿这类人，以及更为年轻的本布拉德利一类人的巨大影响，这些人是两代人中跃起的新星。新闻不仅仅是事实，不仅仅是新闻简报，新闻必须解释事物，新闻必须拥抱思想。
为了雇用李普曼，格雷厄姆付出了助手们认为过于昂贵的价钱。凯也持同样看法。若干年后，李普曼去世，有人谈起为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李普曼讲席捐款的事。当哈佛大学官员和凯格雷厄姆谈起此事时，他们发现虽然沃尔特曾是她重要的朋友，她对此事却十分冷淡。她认为，她的家族在沃尔特李普曼在世时已资助过他了。但是，就不少方面而论，菲尔是对的，李普曼值这个价，天下只有一个李普曼，将李普曼纳入该王国内，钱花得值得。格雷厄姆对李普曼为《新闻周刊》和《邮报》做出的工作深感满意，他决定送给他一辆大型轿车。他为自己的慷慨自鸣得意，不料李普曼不喜欢这个礼物，打算换车，这大大刺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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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格雷厄姆之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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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淡化猪湾事件
菲尔格雷厄姆的病眼下时时发作，甚至暴露在外人面前。《新闻周刊》的一位年轻记者打算辞职，他去见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想留住此人，开始他很有魅力，除了温存的话，就是赞扬的话。几分钟后，当他明白这位记者确实打算离职时，他勃然大怒：“你们这些刺头都一个样，你们在这里除了索取就没有别的。”《华盛顿邮报》的上层人物察觉他的病状已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他的病的起伏周期越来越短，病情越来越危险。一开始，《新闻周刊》无人想到他有病，他们不了解他，他在华盛顿，而他们在纽约。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反应敏捷，精力充沛，才智卓越的人，即便为他本人的利益着想都显得反应过快，好像总是领先他们三步之遥。他待他们很好，遵守诺言，扩大了预算，增加了收入。他为人随和，不拘泥于形式。（当他在卡莱尔召集第一次高级编辑会议时，他曾问埃利奥特他们这些人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应该随便到什么程度呢？为他们我必须穿鞋和穿袜子吗？”不，当然不，埃利奥特说，他们都很随便。他们随随便便地到了他的房间里，他走到门口，光着个身子，只披着一块浴巾。埃利奥特确实说过大家都很随便，可是，菲尔，这是否太过分了点？午饭吃得痛快，只是在最后，有人眼光朝下一扫突然看到一颗白药片，那是镇静药。是谁的？大家争了一阵子，菲尔格雷厄姆认为药是他的，可另一个编辑说药是他的。）买下该杂志的头几个星期，他常常亲临报馆，不久，他就离得远远的，编辑们只当做是对他们的信任。一个月后，出现了猪湾事件（the Bay of Pigs），是由他在白宫内最好的朋友策划的。奥兹埃利奥特想，如此严重的事件，至少应该告知出版人，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埃利奥特说：“你最好回想一下艾克八年来的情况，想想哪一件事比这更糟糕。”
电话里一片沉寂，埃利奥特还以为电话出了毛病。过了一阵才听见格雷厄姆的声音，“我没放话筒，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开口前必须认真考虑考虑的……”他又停了一阵，最后说道：“没有，我想没有，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件。”所以《新闻周刊》对猪湾事件手下留情。
《华盛顿邮报》对猪湾事件也是低调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报界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头面人物之间就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友谊，一种在目标问题上的中和倾向和内外一致对敌的团结。肯尼迪执政后，情况更是如此。肯尼迪和格雷厄姆是同一代人，背景一样，态度相同，目标一致。他们频繁会面，互相信任。记者们在报道劳工争端或政治争端时能与任何微小的操纵势力划清界限，保持不偏不倚。但是，在国家安全的诱惑性号召面前，他们变得分外脆弱。做一个好公民。国家必须统一。这种号召和需要在华盛顿尤其盛行，政府是一个企业，在对付国外的买卖中，尤其在那些不公开的买卖中凛然不可侵犯。政府的规范在华盛顿格外神圣，孤立违章者的本领实在而真实。此地，新闻界的佼佼者和负责人与政府中的同类一起成长，他们曾在同样的学校读书。中央情报局特别留意研究那些出身名门并在华盛顿政府接见厅进进出出的影响最大的新闻记者，这些人的教养和前程本身表示出他们不会参与不体面的活动。作为社会的缩影，它显示出新闻界的社会弱点。再说，华盛顿城可以看做一个联合公司，菲尔格雷厄姆凭借他的权力基地，凭借他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成为该公司的经理。
当猪湾事件还在运筹之时，《邮报》的国内安全记者查默斯罗伯茨（Chalmers Roberts）就通过可靠的消息源了解到将会出现事变，在杰克肯尼迪登陆的前几天，他已写出简讯。此篇报道不同寻常，罗伯茨和上级讨论后，只写了反卡斯特罗（Castro）的古巴人将靠武装反对卡斯特罗派对该岛的控制，并得到肯尼迪政府的支持。（当他坦诚地说到自己在《华盛顿邮报》的历史时，罗伯茨谈到这次《邮报》的失败，和他本人所起的作用。实际情况是，他十六年后写道，“格雷厄姆、威金斯、弗兰德利和罗伯茨绝非想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吹毛求疵，而是希望这次行动成功，他们感到那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在。”）社论撰写人，卡尔迈耶（Karl Meyer）有很深的南美关系，他在事前了解到一些情况，打算见报，结果发现压力重重，不能如愿。现在是紧要关头，只有在这般重要的问题上独立于政府之外，才能划出独立不羁、具有大将风度的大报和唯政府马首是瞻的平庸报纸之间的分野。《邮报》社论版传出了格雷厄姆的声音，社论的调门是他和杰克肯尼迪私下会晤时用的调门。古巴事件，《邮报》写道，“只是自由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章，这个历史包含着无数的灾难和黑暗的岁月，非如此，人类不能融智慧和决心为一体，写出更加光明的续篇。”格雷厄姆还枪毙了社论版编辑鲍勃埃斯塔布鲁克（Bob Estabrook）写的对猪湾事件的批评社论，在根本没和埃斯塔布鲁克商量的情况下就抽出了原稿。
私人关系起了作用。1961年美国有影响的报纸不会向美国外交政策提出哪怕微小的挑战，即便换一个政府日子也可能同样好过。但是，肯尼迪本人确实影响了局势。重要的是肯尼迪在和出版商、记者的交往中深得人心，他很容易使新闻记者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他的魅力和才智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记者甚至不相信事件的本身，当时重要的记者无法相信人品高尚的肯尼迪会将美国引入黑暗的歧途。他们认为可能他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不够坦率，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机器过于强大。所以，《邮报》在猪湾事件时，对这场灾难中的严重事实以及政府机构的部分失控未持批评态度。原因之一是《邮报》编辑和政府关系过于亲密。
在纽约，猪湾事件引起了骚动，纽约距华盛顿有二百英里之遥，对华盛顿的名声和权力的敬畏感较弱，在纽约并非人人恐慑于格雷厄姆和肯尼迪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对《新闻周刊》的中层编辑来说，引起麻烦的不仅是肯尼迪和格雷厄姆的友情，还有布拉德利和总统的亲善。布拉德利在购买《新闻周刊》中得到的实惠不仅是牵线人的费用和投放股票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新闻周刊》驻华盛顿的办事处，当然，不管怎样他也可能靠自己的功业获得这个利益。不过，布拉德利在事业上的进展好像总是比大多数同类人更快、更容易得手。用他的朋友阿特布赫瓦尔德不朽的话来说，他在教会和哈佛大学的大量批评之中纵横捭阖，不断崛起。1957年他从巴黎回到华盛顿，住进乔治敦的P大街。在同一街区，隔四幢房子，住着杰克肯尼迪，当时，他正在准备总统竞选，他们之间的友谊迅速发展起来。肯尼迪很喜欢和英国新教徒的美国高级后裔在一起，而杰姬在华盛顿深感孤独和不快，她很喜欢安托瓦尼特布拉德利（Antoinette Bradlee）。（“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有一次她直率地问托妮［2］。）杰克肯尼迪同样非常喜欢托妮布拉德利。〔“噢，杰克，”布拉德利在他的著作《和肯尼迪的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Kennedy）中引用杰姬的话，“你老是说托妮是你的理想人物。”总统回答道：“是的，不错。”过了一会又说：“杰奎琳（Jacqueline），你是我的理想人物。”〕在这些关系中有些蹊跷，显然托妮布拉德利不知道肯尼迪和他离了婚的妹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有一段很长的艳史。除此之外，他俩的关系和谐而迷人。布拉德利在许多方面和肯尼迪惊人的相似，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劲头和魅力都属同一类型。如果布拉德利从政，他就是肯尼迪，如果肯尼迪成为记者，会是布拉德利。〔布拉德利的第一本书叫《特殊的风雅》（That Special Grace）是论述肯尼迪风格的。〕他们的关系中有一点趋炎附势之感，肯尼迪夫妇进入白宫后，晚上常常邀请政界人士看电影（人们认为此举实属多余，既要招待人，又不和人谈话，用杰姬的话来说，“我们的时间其实只有十五分钟”），人们分手后，肯尼迪便和布拉德利一起共享便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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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格雷厄姆之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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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系，三种目的
在《新闻周刊》和规模更大，资金更为雄厚的《时代》杂志斗争时，这种关系确实了不起，给人得天独厚之感。不过，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肯尼迪一如既往，冷静从事，虽然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和布拉德利见面，向他提供可靠的消息渠道，但是，肯尼迪也同样确保暗中怀有敌意的《时代》杂志的休赛迪的新闻渠道，如果这种渠道不超过其他刊物，起码也与它们相当，实际上，布拉德利在新闻上很少有明显领先于赛迪的胜利。肯尼迪可以不断在布拉德利面前抱怨卢斯和他的出版物，骂他们是杂种，但他很少让布拉德利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格局中，有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视觉效果，一种小花招。1960年，肯尼迪获西弗吉尼亚预选胜利之夜，在华盛顿布拉德利和他呆在一起，并应总统之约和他一起于当晚飞抵查尔斯顿，为的是让赛迪看见他紧随总统走下飞机。
全国对肯尼迪夫妇的兴趣极大，所以《新闻周刊》上层人物喜欢布拉德利的这个关系，杂志报道的最后定稿在星期五，届时，人人静候，直到最后布拉德利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一位高级消息源所说的话，他不用提名，人人清楚此人是谁，他是总统本人。如果布拉德利说出了名字倒显出了冷漠。深入内幕，得到内幕消息能给人奇异的感觉。《新闻周刊》有了布拉德利就能打通关节：《新闻周刊》知道肯尼迪早餐的菜谱。肯尼迪在利用布拉德利，他的目的是建立联系《新闻周刊》的直接通道，布拉德利也在利用肯尼迪，与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家建立直接联系对他的事业有益而无害。同样，《新闻周刊》也在利用他俩的关系，目的就是缩小和《时代》杂志的差距。星移斗转，社会将进入另一个时代，那时，新闻记者将更严格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道德标准，那时，肯尼迪和格雷厄姆以及布拉德利的关系就会产生难堪和不安。（事实也确是如此，布拉德利写了一本有关那个时代的书，该书无益于他的名声，出版之时又正值理查德尼克松下台，而他的报纸又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朋友在解释他写书的目的时说，该书是为了告诫年轻的记者不要重蹈覆辙。）不过，当时《新闻周刊》的行政人员喜欢这种关系。他们有一种感觉：国家有了新的领导，新的工作风格。新的领导，新的风格有利于《新闻周刊》，而不利于《时代》杂志。
到1961年底，菲尔格雷厄姆已是病入膏肓的人了。抑郁期更加消沉、可怕，狂躁期更加狂乱，自制力越来越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他三次进精神病院，两次都是自己提出来的。在忧郁的日子里，他日益频繁地告诉朋友自己所面对的选择：或者自杀，或者作为一个疯癫病人活下去。他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越来越乖戾古怪。肯尼迪请他主持一次通讯卫星公司董事会，好好的会议竟让他与一位律师的拳头打断。他给约翰逊，也给肯尼迪打电话，无休止的高谈阔论。约翰逊一开始不知道他的病情，对他的讲话大为不解，问道：“菲尔怎么了，好像他变了个人。”随着病情的加重，格雷厄姆开始奚落约翰逊。“林登，你永远也成不了总统。”他说，“你这就到顶了。你只能是一名副总统。”约翰逊对自己新的形象尚缺乏可靠感，眼前格雷厄姆的冷酷大大伤害了他，他从此与格雷厄姆绝交。肯尼迪试图保持住他们的友谊。一次他将拇指和食指靠拢，对布拉德利说：“菲尔身上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正在消失。”格雷厄姆有时会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白宫的卫兵到肯尼迪的办公室。有一次他在电话上严斥肯尼迪，总统试图让他安静下来。但是，格雷厄姆吼道：“你是否明白在和谁说话？”“我明白，这不是我喜欢和尊敬的菲尔格雷厄姆。”肯尼迪回答。格雷厄姆在《邮报》上看见一幅照片，一个专栏作家陪同凯出席一次义演，作家本人清白无瑕，他却千方百计将他解雇；同时他自己的外遇却不断增加，行为有失检点。他奔波于欧洲，为《新闻周刊》招聘通讯记者，向人许诺提升和调动，最后，奥兹埃利奥特终于打电话告诉他，杂志完全乱了套，如果格雷厄姆再不住手，他不得不自己确定一位新编辑。“奥斯本，老伙计，”格雷厄姆回答说，“我爱你。”这样一来又完全解除了埃利奥特的武装。
在最后一年里，他一直打算解雇《邮报》编辑拉斯威金斯和总编辑阿尔弗兰德利，有一次，他恳求肯尼迪替他解雇威金斯。1962年至1963年，在纽约报界罢工期间，他插足其间，自任谈判人，大大触怒了其他出版商。不久，他又很快倾心于印刷工会领袖伯特鲍尔斯（Bert Powers），这更激怒了出版商们。他强迫弗兰德利出马写一篇鲍尔斯的报道，并许诺，如果文章中，鲍尔斯的楚楚动人的形象不像是格雷厄姆的看法，那他将为弗兰德利买一辆轿车。他对弗兰德利的文章并不完全满意，他自己起草了一篇有关罢工的社论。威金斯认为文章完全一边倒，拒绝见报，他对格雷厄姆说如果刊登这篇文章他就退出报纸。格雷厄姆收回文章，但从此以后他就将威金斯当做主要的出气筒，并做出安排准备把他撵走。格雷厄姆打算让弗兰德利取代威金斯（两人是密友）。弗兰德利认为格雷厄姆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如威金斯，他比威金斯更加随和。现在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艰难时刻，他们一方面要对付、另一方面又要保护这位他们爱戴的人；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出版报纸，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守住各自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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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格雷厄姆之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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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情绪引爆疯狂行为
还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的疾病产生的主要起因是围绕他的女婿身份的。他老是谈论这件事，老是和那些将成就归结于他自身的人们谈论不休，话里充满了苦涩。他转而攻击已于1959年去世的尤金迈耶，他开始在朋友面前滔滔不绝地把迈耶指责为邪恶的人。他或者把迈耶称做犹太鬼——话里充满了恶毒的反犹太倾向，或者疯狂地向人们张扬，说他们与迈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迈耶本人反犹太，他在联合化学公司从不雇用犹太人。他说，迈耶一文不值，在他格雷厄姆接手之前，《邮报》糟糕透顶，是他使该报获得成功，而人们对他毫无感激之情，在他们身上根本不存在感激二字。那些了解迈耶对他的挚爱的老朋友对此大为震惊，他的矛头所向是迈耶，还有凯。他谈起她，谈起自己的孩子时，一腔怒气，他们也全是犹太鬼。格雷厄姆是一个深陷于自我仇恨，自我摧毁深渊的痛苦的人。狂躁期过去，他会哀怨自己对凯的恶毒，说起她对自己的善良，谈起自己是多么的卑鄙可耻。他从膨胀的邪恶和盛气凌人的顶峰一下堕入绝望的深渊。当神志清楚的时候他明白自己已经病魔缠身，对未来充满恐惧。他不愿意发疯，不愿意成为他所爱的、所珍视的人的包袱，他也不愿意成为服用镇静药物的半植物人。他曾告诉像阿尔弗兰德利这样的朋友，他情愿自杀身亡，只走一半的人生之路。了解他的人明白他的坚强意志，他们知道这绝非戏言。
他最后的艳事说明了一切，是作为女婿而产生的沮丧感的总宣泄，他尽其所能到处张扬这桩艳事，仿佛是对他自己，对自己女婿身份的复仇。他的女友是《新闻周刊》驻巴黎办事处年轻职员罗宾韦布（Robin Webb），澳大利亚人。他俩共同的朋友认为，格雷厄姆的一些举止不仅使其他人，同样使她吃惊。1963年他们在巴黎相遇。不久，在任何地方他都和她呆在一起，而且尽量在公共场合露面。更有甚者，他扬言要和她结婚，同时又不放弃《邮报》和《新闻周刊》。显而易见，这是宣告他独立于迈耶家族。他告诉所有的朋友他将和罗宾成亲。〔在此期间，他打电话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当时，此人正与高级军事人员闹不和。格雷厄姆通知他，第一，他将和罗宾结婚；第二，部长与军队的长期纷争伤害了国家利益，他，格雷厄姆打算从中撮合，解决争端。麦克纳马拉并无幽默的名声，此次却对格雷厄姆说：“菲尔，我为你准备了一份极妙的结婚礼物。如果你还我国防部，我将不再剪辑你的《邮报》。”〕格雷厄姆带着罗宾周游世界，他主持《新闻周刊》国外通讯记者的高级会议，罗宾坐在他身旁，他俩在伦敦的康诺特（Connaught）饭店举行盛大宴会，菲尔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抖擞精神、翩翩风度和王子派头，通讯记者产生了超现实的感觉，眼前所见的是一派光辉景象，菲尔又亲口许下了新闻前景和薪金增加的诺言，这一切使他们着迷，令他们目眩。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思忖凯在什么地方，她对此有何感想。眼前这一切不管怎样全是迈耶的财产。
在这段时间里，他心中涌起了一种无法控制的新的冲动——寻找宗教。他开始寻觅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为友。埃米特休斯是十足的天主教徒，当时还在《时代》杂志供职，但正准备离任进《新闻周刊》，格雷厄姆一直醉心于休斯的天主教思想。眼下，他好像急于与他分享这种思想。他们越来越多地在一起谈论宗教。有时休斯到格雷厄姆在卡莱尔的住所，看见他头不梳，脸不刮，在屋里走来走去诵读《圣经》。他们常常谈论格雷厄姆与自杀愿望的斗争，谈论他坚持活下去是一种多么艰难的体验，谈论他要在理性世界中表达自己绝望之情的艰涩。“我再也无法和华盛顿的人交谈了，像邦迪（Bundy）和施莱辛格（Schlesinger）这一类人，他们都很机敏，但他们不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不明白我经历着什么，不明白我的精神世界和绝望之情。”他拿起《圣经》，在房里一面踱步，一面诵读，一时间好像在斥责休斯。“你看，”他说，“你生来就是天主教徒，这有多么糟糕，你无法真实理解其中的含意。这一段时间我在学习教义。一个人要达到教义必须经历艰难的道路。”他还寻觅到另一个朋友，《时代》的斯科蒂赖斯顿，他是一位严肃的，身体力行的新教徒。格雷厄姆和赖斯顿谈论的不仅仅是神学。很明显，他羡慕赖斯顿家庭生活的美满，想知道什么东西使他如此坦荡。是由于赖斯顿的父亲？还是由于他的教养？赖斯顿认为原因是他的妻子萨莉（Sally），萨莉使他的生活成为一个整体。格雷厄姆好像在求问，自己的脑子里为什么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恶魔呢？他想从赖斯顿和休斯这些人身上寻找到某种精神力量，希望从他们身上寻找到某种信仰，能够支撑陷入绝望之中的他。
最后一年，他想控制报纸、杂志以及和罗宾结婚的意愿是严肃认真的。考虑到股票的局势，至少考虑到迈耶给予他的财产，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他会失败，原因只能是他的精神失常。只有这一点可以阻止他对报纸的控制，眼前的局势使华盛顿这座位居新闻-政治心脏的小小的闲话城产生了类似歇斯底里的反应。凯和菲尔之间的斗争远非一次简单的离婚，而是一场权力的争夺，相当于在任总统在大选之夜抛弃了原来的副总统，为下届任期物色另外的人选。整座城市传闻四起，议论纷纷。人人都有些迷茫。约翰肯尼迪总统召来本布拉德利，问道，迈耶家族是否真的对整个事件感到烦恼，打算放弃《新闻周刊》？当然，忠诚于朋友是重要的，但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更为重要。背信弃义不行，但是失去了对胜利者的忠诚将会更糟。这会使自己置于势力强大的出版人的对立面，这位强大的出版人会是谁呢？是她，还是他？在纽约，《新闻周刊》的高级编辑坐在办公室里讨论他们为之工作的这个人是否神志健全，如果他们出庭作证该如何行事。在华盛顿，格雷厄姆夫妇是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人们都爱戴羡慕菲尔，也都关心重视凯。此时，出现了明显的分野，菲尔阵营和凯阵营。一位他俩共同的朋友认为这次分野十分有趣，有的男人倾向菲尔，而他们的妻子却站在凯一边，特别是那些刚进中年姿容略减的女人。谁也把握不住股票行情。据报，菲尔拥有大多数份额。他可能撤出股份。他可能没有疯，只是有点怪癖。两派裂痕很深。〔若干年后凯格雷厄姆决定出版“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老传统主义者、死心塌地的鹰派人物吉姆罗（Jim Rowe）愠怒地向本巴格迪基安（Ben Bagdikian）谈起她的这个决定，“瞧她现在的处境，身边全是菲尔派的人，她背弃了我们这些凯派人物。”〕有的人则脚踏两只船。《新闻周刊》一位高级职员没能通过菲尔的全部忠诚测验。一天，等他回家后，菲尔格雷厄姆把他的全部东西和家具都搬出办公室，一点儿也不剩，然后在门上贴上另一个人的名字，又搬进了新的家具。第二天，这位助手上班时，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已无影无踪。他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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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格雷厄姆之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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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路：自杀
凯经受着煎熬。大大小小的羞辱似乎永无尽头。电话铃一响，好像就会带来又一个新的蔑视。当然，她想象得到，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轻蔑。风波接近尾声时，她曾去纽约看芭蕾舞，同去的朋友全是凯派人物。《新闻周刊》办公室联系的票，但是秘书出了差错。日子搞错了，当她和朋友一起走进剧院时，被撵了出来。她确认这是菲尔蓄意想在朋友面前羞辱她。后来，秘书写来了分外谦恭的道歉信，缓和了她受的打击。她痛苦，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他。她爱他，明白他失去了控制。他强烈地伤害了她，同时她却千方百计地拯救他。他宣布离开她时，还打算继续控制报纸。他的医生告诉她，不要和他公开较量，他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稳定，她的任何挑战都会把他推入深渊。所以，她至少在表面上保持沉默，似乎她将拱手献出报纸。
她的母亲阿格尼丝迈耶却不是这样安静。当年她已做好准备向菲尔挑战，在这一点上，凯远不及她。阿格尼丝生来就是一员骁将，她喜欢女婿胜过女儿。菲尔的魅力始终博得她的欢心，他叫她“祖母”，他能哄着她做任何事情，甚至签署一百万美元的支票资助华盛顿的垒球队。“没什么，祖母，我们签一张支票吧。”阿格尼丝就签了。而现在，她把自己的部队集结于女儿的麾下。报纸是她孙子的，决不允许这个男人把它夺走，把迈耶家的财产夺走。（“真有些奇怪，”当战争正酣时她说，“报纸上一点也没有登载有关此事的消息。”）她为凯举办了一个盛大集会，大多数华盛顿人都参加了，显示了对迈耶家的忠诚。她还让菲尔格雷厄姆明白他无法解雇拉斯威金斯和阿尔弗兰德利。
然而，格雷厄姆却执意要埃德威廉斯（Ed Williams）为他办理离婚，以便和罗宾结婚。似乎已无回旋余地了。此刻，威廉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和菲尔格雷厄姆的关系非常密切（友谊联结的部分原因是下列事实：威廉斯的第一个妻子是他任职的那家很有声望的法律公司领导的女儿），在他患病的最后年头，两人的关系便趋密切。埃德威廉斯不大了解凯格雷厄姆，对她也没什么特殊感情。但是，他清楚菲尔格雷厄姆已经重病在身，从任何意义上说，现在都不是离婚和再婚的时候。只有等朋友病情好转之后，才有这种可能。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应是在不伤害友谊和信任的同时，减缓他的要求，拖延离婚的进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63年年初，格雷厄姆逐渐脱离纽约的报界罢工，进入狂躁期，从那时起，六个月里，威廉斯都表面上张扬着给菲尔办理离婚的事。他在华盛顿来回穿梭，其意是不给人留下菲尔格雷厄姆失常的印象。他让人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了好朋友，他正在给他办理离婚案，菲尔一切正常，明白自己所做的事。然而，在他拖延的过程中，凯格雷厄姆对此一无所知。就她而言，威廉斯是一个靡菲斯特［3］式的人物，是一个红色分子，千方百计想从她和她的孩子手里窃走报纸。但是在六个月的时间中，格雷厄姆催促，威廉斯拖延，一直你来我往没有停止。威廉斯等待着菲尔脱离狂躁期，他尽力让罗宾从角逐中消失。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1963年，菲尔和罗宾去菲尼克斯（Phoenix）参加出版商大会。两人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那是难熬的一周。他不断宣称打算和她结婚，眼下在此就可成亲。他大量酗酒，对她有些粗暴，显而易见他的举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荒唐。大宴之夜，他喝酒过量，惹是生非。发言人之一是华盛顿《明星》报的本麦凯尔韦（Ben McKelway）。出版商-编辑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一番洋洋洒洒的自我陶醉，大谈新闻的伟大和自由，但是，菲尔格雷厄姆对此也不能容忍。他上台发表了一篇异乎寻常的粗野的讲话，攻击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大腹便便的混蛋，都害怕真理，他擦屁股都不愿意用他们的报纸。这些话近乎于污言秽语，当然并非全无道理，他讲起来好像没个完，最后还是麦凯尔韦的妻子走上台，轻轻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他讲得很好，不过讲得够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