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人明白这次发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厉害，他们派了两名精神病专家前往菲尼克斯。同时还派去埃米特休斯，此人最善于对付陷于这种状况中的格雷厄姆。休斯与二位医生会合，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被迫使用体力对付他人，三人把格雷厄姆按住，给他注射药物。杰克肯尼迪派出了总统专机，三人总算把他弄上了飞机，但没能阻止他在机场打倒一名私家侦探。飞回华盛顿后，他们带着他穿过国家机场的专用通道。在小客厅里有好些《华盛顿邮报》职员，他们穿着灰色制服，神情紧张，此外，还有一位老太太，显然不属于他们这批人。菲尔格雷厄姆只穿一件睡衣，终于走进候机室，周围跟着医生和随从，老太太盯着这批古怪的人，惊呆了。脸上的恐惧显而易见。菲尔格雷厄姆尽管病到如此地步，仍未失去自己的色彩。他望过去，看见她脸上骇然的表情，便说了句安慰她的话：“没什么，老太太，我患了癌症，如此而已。”
没多久，他回到了凯的身边。1963年6月末，他自己提出，到了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Rockville）的一所私人精神病中心切斯特纳特洛奇（Chestnut Lodge）医院。实际上，有报告说格雷厄姆逐步接办了该医院。时值初夏，气候宜人，凯每天来看他，送来午饭，和他一起打网球。据报告说他的病情发展极好，渐渐允许少数朋友前往探视。7月底，奥兹埃利奥特应允前往，他发现菲尔格雷厄姆心情很好，显得温和而高兴，他感到吃惊。埃利奥特带来了第一份电子计算器的计算报告，一篇很有胆略的报告，指出《新闻周刊》从未研究过黑非洲。报告是和民意测验专家卢哈里斯一起搞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篇令人倾倒的文章，每一个统计数字好像都能刺激起更大的胃口。当天风和日丽，埃利奥特和格雷厄姆坐在草坪上详谈，另一头，一个病人正在无休止地狂呼乱叫，满口污言秽语。开始他们想不理睬他，不过，格雷厄姆终于开口说道：“你觉得我的朋友怎么样？”埃利奥特问：“他常像这样吗？”“总是这样。”格雷厄姆说。两人好一阵子沉默不语，后来格雷厄姆说：“我刚来时真担心自己会沉沦到那个地步。现在病情好转了。我看不见彼岸，但我知道，他就在那儿。”埃利奥特很高兴，天气，格雷厄姆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周围恬静的环境都使他感到高兴。看来他正在不断好转，人们都认为他正在好转。因此，医生允许他周末离开医院。1963年8月3日，菲尔格雷厄姆，他那一代人中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之一，一位贡献如此之大，而自我完善又如此之小的人，在他四十八岁的时候，开枪自杀了。凯当时正在另一间屋子里。
后来，对他的自杀出现了两种多少有些对峙的意见。两位医生认为这是狂郁症的特征，他一直踏着顺利的坦途，一下子堕入了深渊。他们感到让他回家是一个大错误，他还没有具备获得这种自由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对他的医生来讲，这位病人过于机敏，左右他人的能力过强。但是，斯科蒂赖斯顿和迪克克勒曼这类朋友却有不同看法，他们感到他本人完全清楚他自己的行动。他回到家里，审视了自己的一生，明白自己的病状，知道没有彻底康复的希望，或者知道即便有药物延缓，自己也再不会成为过去的自己。再也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了。事实上，他给自己做了诊断，自己是个智力残缺者，唯一的办法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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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电视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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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戴高乐的生活圈子里有一个国家控制的电视网，他为所有的总统讲话，说文字记者全和总统做对，而电视则是属于总统的。这是政治家对新闻界的经典看法。报界常常可以出现过多的牢骚抱怨，过多的动机分析，过多的怀疑散播，而电视广播，尤其是国家主要行政长官利用的电视广播就没这些逆反因素，它既直接又有力。报刊主要对读者的问题做出反应；电视广播则主要留意于政府的权力和官员的状况。杰克肯尼迪肯定是持上述看法的。如果说共和党政治家认为所有记者都是民主党人，对他们持敌意，杰克肯尼迪则如大多数，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民主党政治家一样认为所有的出版人都态度保守，所以都是共和党人，都集合起来和他做对。肯尼迪引用事实证明几乎没有一家民主党的报纸。他几乎没得到过报界的支持。他认定，在这种格局中电视是抗衡的武器，他对派往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此领域他没多少兴趣）的人说，他唯一的意见是好好地对待电视广播公司和广播站。他没发现广播公司和他有很大的对立。几个月前他们曾有不恭之处，缺乏明朗的支持，现在则急于讨得他的欢心。会不会有人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倾向于约翰逊而孤立了自己呢？不过，他们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布莱尔克拉克几年前只是巴黎办事处戴维舍恩布伦的助手，因为他是杰克肯尼迪大学时的密友，所以几乎转眼之间他就提升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经理。克拉克的上司向他保证，提升之事与他和肯尼迪的密切关系无关，属于正常的工作安排。此话可能是真的，不过，肯尼迪刚一遇刺，他也就被解除该职。
“不用写下来的电子宪法修正案”
不管怎么说，实际情况是，肯尼迪先参加竞选，继而出任总统，创造了全新的权力平衡。不仅反对党的影响锐减，更为基本的是改变了政府的平衡，总统权力扩大，其他部门的权力减弱。其意义已超出了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之间的对抗，而是总统与整体的对抗，党派的分歧烟消云散。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都发现自己与政权的关系比和政党的关系更深。由于在政府结构中受到的相同的反对，使他们结伴为伍。电视成了性命攸关的武器，一位前政府官员把这称为不成文的电子宪法修正案。电子修正了宪法，这件事发生在肯尼迪任期之内并非一种因素使然：肯尼迪本人的风采、相貌和信心；电视机涌向寻常百姓家；技术大发展，摄影师和记者可以真实报道过去无法真实表现的事情；在他执政中期出现了半小时的新闻播放，成倍增加了政治新闻的前景，成倍扩大了全国电视范围——它的观众扩大了两倍；最后，政府的其他部门要想以相同的方式打进电视，不论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
电视不仅改变了权力结构，也进入了权力结构。如果说当时没有人能够领悟这一点，那么起码肯尼迪明白他可以从中得到实惠，新的秩序使别的政治家感到威胁和压力，而他却如鱼得水般地适应了它。其他总统将新闻界和记者招待会当做接近全国人民，传递消息，同时获得消息的手段。而肯尼迪则将记者招待会作为自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实践中积累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幕僚中有一些人，如腊斯克和索伦森（Sorensen）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如果肯尼迪稍有失言就会将世界导入战争。但肯尼迪一开始就相信，这个办法一定会生效，事实果然如此，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舞台的延伸，记者成了他的马前卒，他的眼更明，脑子更灵，更精于算计，长于控制，能力大大增加。对记者招待会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摆弄政治气候；他表现出比实际上更强的控制能力。
例如，猪湾事件纯粹是一场灾难，完全是一场由肯尼迪的错误所导致的灾难，但是，电视上的猪湾事件却不是一场灾难，事件现场没有摄像机；虽然对事件的反映上了电视，但是肯尼迪有力量，手握权柄，胸有成竹对付此事。首先他将国家安全置于第一位，而把所有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质疑搁置一旁，经过如此精心炮制之后，摆出一副完全控制着局势的模样，他承担了责任，却什么也未说明。难怪对他的赞美声四起。一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以同样的方法利用电视和外来威胁，将全国人民和他紧紧捆在一起。空间发射必须报道——空间发射是全国的大事，英雄们应该受到总统一样的欢迎和赞誉，宇航号的成功包含着他的胜利。于是，他成了该计划的参加者，他参加进了这个成功的现代计划，和年轻、英俊、充满活力、勇敢、受人尊敬的宇航员站在一起。宇航员表现美国在前进；宇航员、肯尼迪和杰姬在一起则表现出美国和肯尼迪在前进，肯尼迪家族迅速接纳和赞助第一名宇航员英雄约翰格伦，绝非出于偶然。当时国内问题较小，起码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家和政府的视线仍集中了外交政策和外交危机，而总统则是外交政策上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起码他被人们认作是这样的代言人。不仅由他界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而且由他利用这个日益重要的国家的工具，民族的声音，电视。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大功率的结合体。
如果说肯尼迪曾经察觉到电视为竞选人的他所效的力，那么此刻，他就清楚地认识到电视可以为总统的他做的全部工作。他知道不仅自己可以随时利用电视，还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人推上去，如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或奥布赖恩（O誃rien）等，虽然他们并不比白宫助手更重要，却可以得到比老资格参议员更多的亮相机会，肯尼迪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本能地感觉到亮相过多所具有的危险性。仅此一点就使他与众不同。那时，多数人认识到电视重要性的政治家吵闹着，对电视时间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时候，而肯尼迪刚一执政就要皮埃尔塞林杰查核罗斯福发表过多少次炉边谈话，他告诉塞林杰他决定以此为指南。塞林杰问其原因。肯尼迪解释道，因为这些谈话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塞林杰很快发现人们能够记住这些谈话的原因是谈话的数量很少，每年只有一两次。“你瞧，”肯尼迪对塞林杰说，“人们还以为他一直在电视上呢，而他则精心安排电视的数量。”他又说，此外，电视较之广播更为有力，更富有戏剧性，所以更需要限制对它的利用。所以，当塞林杰和别的助手要他专门露面时，总统就会拒绝，他说，他两个星期前才上了电视。阿瑟施莱辛格要求他多上电视时，他对施莱辛格说，他还不急于成为全国人民讨厌的对象。
他明白要发表声明，自己完全可以挑选时间、地点、场景，直至风格。1962年，他打算通过商业法案（Trade Bill），此法规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他清楚要把它兜售出去时间不会少于八个月，他决定和全美国广播公司比尔劳伦斯（Bill Lawrence）进行一次半小时的电视谈话，以此发动这次战役。公司很负责地录制了片子，但是效果很差。我们重来吧，肯尼迪说。他们又重新录制了一次。他采取步骤，授予电视头面记者很高的地位，过去在华盛顿，广播采访记者很少享有这种地位。从《纽约时报》迁入美国广播公司的劳伦斯就是享有这种地位的人之一。另一个肯尼迪中意的人是全国广播公司的桑德瓦诺克尔。他顷刻之间成为明星。他具有肯尼迪的风格，他和肯尼迪的关系让他的老板高兴，有这样一位受肯尼迪青睐的人出任白宫大使，真使老板心满意足（1960年，如果尼克松当选，瓦诺克尔在新闻界就会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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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电视总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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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视强化领导权
当然，肯尼迪认为老板和出版人都是保守的，他的机会在采访记者身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谁采访他，谁就是他的听差。所以当他宣誓就任总统之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决定派乔治赫尔曼（George Herman）去白宫。肯尼迪对此决定不大满意，和朋友布莱尔克拉克谈论此事。肯尼迪问哥伦比亚公司派赫尔曼的原因：“你知道他不是我们一伙的，采访我们的人在竞选中都和我们一起奔波，他不了解我们。”克拉克将这个谈话告诉了赫尔曼。他说，“你不能称他杰克，而他也不能称你乔治。”赫尔曼告诉克拉克，不管怎样，头一个星期他们之间不可能达到互称杰克和乔治的关系，他只能称他总统先生。头几个月他在报道上可能会落后，抢先获得新闻的人必然会保护自己的新闻源，隐瞒赫尔曼可以利用的材料。“这一切是公平的。”他说。情况果然如此。不久，杰克、比尔、桑迪（Sandy）［1］都从他的眼前消失，在一般的报道上赫尔曼落后了。然而，几个星期后，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来了，问他是否还在主办“世界新闻概览”（World News Roundup）。是的。那么，这位助手说，我想总统下个月可能去巴黎。赫尔曼终于得到进入该俱乐部的入场券，打开了一条意义重大的罅隙。在过去，这种机会只会落入主要报社之手。
肯尼迪利用电视，执各机构以及包括自己的政党在内的牛耳，作为权力源，政党日益枯萎，他对政党及政党机器的需要也越来越小。他可以通过电视，越过政党，直达人民，连他和迪克戴利这类强人的交道都多半出于礼貌的原因而很少出于现实的需要。总统和议会的关系也同样失去了平衡。他任总统之初，国会似乎还有能力和他对峙，在国内问题上更是如此。他和自己的前任一样发现在外交事务上自己无拘无束，而在国内问题上却难以动弹，他几乎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作为转向国际事务。不过，他的真正兴趣也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里总统格外强大，而国会则特别虚弱。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所具有的真正实力还不足以形成对总统的挑战，否决总统的计划，在预算问题上尤其如此。由于庞大预算中的大量份额用于防卫，也由于国会在国家利益上向总统提出挑战感到不安，国会的权力在最近几年中无形地削弱了。肯尼迪向国会提出一个议事表，20世纪60年代初的议题越来越涉及外交政策。此外，现在他手中还有总统的特别武器——电视。反对党——共和党竭力向总统挑战，却总是显出一副哀婉可怜之态。两位共和党议院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和查尔斯哈勒克（Charles Halleck）开始每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招待会是为电视设计的，而遇到的唯一麻烦却是，德克森和哈勒克两人的形象又不是为电视设计的。德克森大腹便便，富态得很，整个形体犹如一个硕大的菜头，一个熟透了的大菜头。看着他的模样，使人感到他老是在对观众眨巴眼睛，又像是对着他自己选择的角色蹙眉皱眼，一副典型的略带腐败气的老式参议员形象。人们称他们的演出为伊夫-查利表演（Ev and Charlie Show）。看上去两人像是才竭情尽的莎剧老演员，几乎将角色演了个颠倒。他们扮演出了如此的角色，对肯尼迪再妙不过了。他们又老又保守，他们是共和党，是干坏事的人，而他则年轻，活跃，一定是做好事的。显而易见，国家需要年轻、强壮、活跃的领导。只要瞥一眼电视屏幕，你就能看到国会是一个老朽的国会。
肯尼迪同样明白电视的内部动力和制片人的愿望，他们需要第一流节目，而第一流节目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轻易说服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编制一个杰姬在白宫的节目；他在提出此建议时，漫不经心地谈起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在罗马制作的与此相当的节目受到欢迎的程度。这个节目在白宫摄制，最后有他出场。录制结束前，还没有人看过片子，他就感觉到自己说话的语调出了毛病，有些跳跃。他要求重拍，制片人看过片子后发现肯尼迪是对的，他开始的调子有些毛病。肯尼迪同意拍摄一个专题电视节目——他和三家广播公司的非正式谈话。报刊记者被关在大门之外。经协议摄片九十分钟，最后拷贝裁剪到半个小时。看过原带的人都注意到乔治赫尔曼提的问题特别棘手，碰到这样的问题，总统的回答显得含糊不清。很自然，在工作室里，编辑录像带时，无力的回答是第一个删减对象，删减的原因与政治无关，其理由是回答缺乏锋芒，没能切中要害，所以达不到优秀节目的标准。制片人不是为白宫工作，他的职业本能要求节目中各人扮演好各人的角色，节目中的总统不能失真，不能含混，不能失败，不能不知所措。肯尼迪是他本人的最佳电视顾问。
肯尼迪办公室的大门一直敞开着，来美国总统这儿访问和闲谈的人多得惊人。然而，只要到亨特利-布林克利或克朗凯特主持的节目时间，一切都戛然而止。不准任何人打扰他。如果此时屋里有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多布雷宁大使（Ambassador Dobrynin）或者约翰斯滕尼斯（John Stennis）参议员，他可能受到干扰，但是，晚间新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助手们留意到，他干任何事都没有看新闻时那样全神贯注，你可以和他一起看，但绝不能和他讲话。他认为节目中的东西极为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一定是它的现实性，也不一定是它的新闻质量，它的重要在于全国人民把它视为现实，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现实本身更接近于现实。他认为如果他不了解全国人民听见，看见些什么，他就无法对人民做出反应。他对电视其他节目毫无兴趣。他喜欢研读，而不喜欢观赏，他很少看拳击轻松自己。一次，在办公室，他打开了夜间电视，因为电视与他有关，是《第十护卫巡逻鱼雷艇》（PT-109）的电影改写本。他和许多人一样被大量的商业广告激怒，战时的英雄主义竟用来兜售除臭剂、脚粉、消化片。然而，他又和别人不同，他第二天可以打电话给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头儿，发牢骚。“你为什么允许他们加进那么多商业广告？”他问道，“太可鄙了！可鄙！可耻！”他怒气冲冲，“我希望有个规定，限制商业广告的数量。”他对纽特米诺说。米诺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请求在委员会里增加具有观众心理的委员，肯尼迪同意任命一些。然而，和这类国内问题比较起来，外交问题始终争议较少，趣味较多，所以永远没有具有观众心理的委员到达任所，这件事不知在哪儿被当做一笔生意做了交换。
肯尼迪明白他可以按自己的愿望确定电视时间。（《新闻周刊》的本布拉德利曾打电话告诉他，他在电视中效果极好，肯尼迪回答道：“是的，我一直说，我们可以不经过你们这些杂种，照样把消息传递给美国人民。”）他还懂得另一重要之点，电视是政治，同样也是舞台，所以，场景的选择，配角的安排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前后的1964年将是出访之年。存在着访苏的可能性。他去苏联比赫鲁晓夫（ Khrushchev）来美国好，年轻英俊的美国总统在俄国，多好的角色。此行有利而无弊——办得好，是他带来了和平，办得不好，在赫鲁晓夫面前他也能显出勇敢的形象。此外，杰姬顺道去列宁格勒，也是一个大大露脸、拍照的好机会。总统成了影坛的政治明星。由于他，电视变得更加高大，更加重要，更加受人敬重。有时他因电视而动怒，但在一般情况下他能克制。一次，电视新闻节目对他处理钢铁危机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批评得过分了，旋即打电话给纽特米诺要他严斥公司工作人员，并威胁吊销他们的执照。肯尼迪赤裸裸地威胁使米诺大吃一惊，他没照他的意思办。肯尼迪第二天打电话给米诺表示谢意，感谢他阻止美国总统，避免他出洋相。肯尼迪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 Marraux）的谈话很好地总结了他对电视的态度。马尔罗是国家控制了电视网的伟大民主的代表，他访问华盛顿时，对美国电视新闻的独立程度感到震惊。他问肯尼迪他如何能容忍亨特利、布林克利、克朗凯特这类人。肯尼迪说，只要他能获得均等的电视时间，他对这些就毫不在乎。说完，他笑了。他笑了，是因为他知道他得到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均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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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电视总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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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成为一种电视传播
约翰肯尼迪对总统地位改变所起的作用超过了除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外的所有近代总统。罗斯福天生的资质使他自然成为广播总统。肯尼迪的出现则代表了人和技术的汇集，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和一位具有开发这种政治力量的手腕和本能的政治家之间的结合。他的时代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和实质内容同样重要，在某些场合甚至更加重要。（第一年白宫收到的大量信件中，有关肯尼迪风格的来信，超过了有关政策的来信，这使肯尼迪的幕僚大惑不解。）广播开始了总统人格化的进程，现在电视则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肯尼迪具有迷人的个人品质，和一些偶尔引起争议的政治品质，所以他总是想强调总统的个人因素。他准确无误地领悟到一位迷人的妻子，一个有魅力的家庭所能带来的好处，他也清楚他的风格给他带来的好处，这些东西帮助消灭了对他政策的疑虑。观众群——当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观众群——不仅高兴而且满足于在这个新的水准上对他做出判断。对肯尼迪这样的总统来说，这个过程使他大受裨益，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的继任者的障碍，一眼就可以看出林登约翰逊是旧式的，非宣传媒介型政治家，他不是靠风格，而是靠结果来判断同事或自己。但是现在，总统并不仅仅是政治领袖，还是一个明星，要有光焰和魅力，他的朋友，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应该如此。卡罗琳（Caroline）和约翰（John John）最先成为住进白宫的新一代公主和王子。约翰逊和尼克松女儿们在白宫的婚事成了全国性事件，各有洋洋洒洒的三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政治成了一类节目，有总统，也有戏迷。
在政治舞台上总统的地位冉冉上升，国会、政党系统的力量日益衰减。这种新的总统地位蕴藏着更强的进行操纵的潜能，而又不承担进行答辩的义务，这种地位拥有统治政治舞台的能力，迅速直接表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新的条件还意味着总统本人的内在素质和精神状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肯尼迪遇刺后，不到五年时间，理查德尼克松就带着一帮幕僚进入白宫，这批人主要不是出自政界，而是来自专门从事操纵艺术的王国——广告世界。）电视加快了生活的节奏，也就增加了总统承担的压力，加强了精神上的负担。
总统的重要性一年一年变得更加重要，白宫班子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总统身边的人成了亚总统，各自又形成了不同的权力中心，资历深厚的参议员，内阁成员，政党头领都望尘莫及。总统班子人员的行动是总统本身精神力量和灵魂弱点的扩展延伸。这些人不像强有力的内阁成员，他们不是不同地区，不同利益团体的延伸物，他们没有担任过州长之类的角色，没有需要他们效忠的选民，他们不会在代表总统的同时，又去代表纽约州、俄勒冈州或者代表蓝领工人。他们日益成为一个人的延伸，效忠于一个人，不仅执行着他的政策，还反映出他的灵魂。好坏都是如此，在约翰肯尼迪任期内，国家还算幸运。以重要政治家为标准看，以他们的干劲、雄心和自我来衡量肯尼迪，他是一个可靠、让人放心的总统。也就是说，作为总统，肯尼迪能容忍和接纳人才。他不把忠诚和能力混为一谈。他不必将不同政见视为不忠。他有内在的自信和把握，用不着从忠诚与不忠出发去判断工作上的关系。但是，下一个十年，美国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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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代价：《洛杉矶时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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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发行人奥蒂斯钱德勒和主编尼克威廉斯在他们掌管《洛杉矶时报》的头两年中发出的信号是改革的意愿大而实施的行动少。尼克威廉斯缓慢地使报纸摆脱右倾，转向中立，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报馆人员的素质较差，《时报》干练的记者寥寥无几，而那些请来入伙的人对于加入钱德勒的主要事业又有忐忑不安之感。虽然尼克威廉斯最终会以远见卓识而获得优秀编辑的名声，但是，1962年人们还基本上将他看做钱德勒的二流工具。1962年《明镜》倒闭时，威廉斯请该报颇有名望的编辑埃德默里参加《时报》的工作，默里拒绝了，他认为尽管威廉斯提出了改革的前景，但是不论他还是奥蒂斯钱德勒都没能力出版一份真正的好报。
国内倒数第二份报纸
但是，奥蒂斯急切地希望变化，还要尽快地变化。他雄心勃勃（每当参加出版商或编辑大会前，他都独自静坐好几个钟头，默记其他关键人物的照片和传记，他要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情况胜过他们了解自己）。他急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声望和地位，他明白起步的地点是在华盛顿。尤其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较之纽约来说更是确立新闻声誉的地方。在华盛顿受到尊重，拥有权力的报纸在新闻行业中就会受到尊重，就会变得强大。新闻业从政府获得养料，而政府集中在华盛顿。所以华盛顿办事处是关键，国外分社可以往后放一放。对于这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都嗤之以鼻的《洛杉矶时报》来说，华盛顿变得双倍的重要。（1958年，哈里杜鲁门问一位名叫唐纳德香农的年轻记者，“你为哪家报纸工作？”“《洛杉矶时报》。”香农回答道。“噢，”杜鲁门说，“那是全国第二家最糟糕的报纸。”）在国会，《时报》一直受到蔑视，办事处有两个人，其中之一是香农，他发现民主党很少回他的电话；总的来说只有共和党人才会和他打交道。即使在共和党人执政的白宫，他也感到自己的地位虚弱，他自己没有通白宫新闻室的电话，只得和另一位记者合用。
1959年在华盛顿，《时报》的地位实在够呛。奥蒂斯钱德勒不愿意忍受这一切，如果你是一家加州报纸，与周围格格不入，却又千方百计想获取难以捕捉的猎狗——东部，然后再得到全国的承认，那么一家强大的华盛顿办事处是绝不可少的。再说，此事必须按东部的标准干，也就是要找到已经有名望的人；你不能把加利福尼亚的人带来，同时又得到人们的尊重。《时报》需要须臾而来的声望，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出现能立刻向整个新闻界显示奥蒂斯钱德勒是严肃认真的。明摆着的选择是詹姆斯赖斯顿，再也没有任何记者可以得到他在华盛顿新闻界得到的支配地位。不过赖斯顿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人物；就连《华盛顿邮报》也未能将他从《纽约时报》招聘过来，当时在华盛顿颇具光彩的另一位新闻界人物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鲍勃多诺万。尽管他为之工作的报纸正在走下坡路，可他仍掌握着该城第二棒的办事处。他本人以及他身边工作的人的形象超过了他的报纸。不论从他的业务还是从他个人的人品来说，他的风采都是不同凡响的，在各种限制的压力下，他写的东西仍出类拔萃，他的作品亲切动人，带有诗意，使他与众不同。在这个由劲头十分，野心勃勃的人组成的行业里，鲍勃多诺万是少有的既受人尊敬又招人喜欢的人。在华盛顿，多诺万手中的《论坛报》是较小的报纸，但是他的地位却仅次于赖斯顿，其名声甚至和后者差不多。
尼克威廉斯在奥蒂斯钱德勒的同意下——我要得到的是最好的，他总是这样说——开始追求多诺万。一开始，多诺万拒绝了他的建议。他不了解尼克威廉斯，他知道的有关《洛杉矶时报》的事没有一件是好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曾到加利福尼亚做过政治旅行，他厌恶在那儿看见的东西，厌恶《时报》的偏见和狭隘。不过他渐渐开始喜欢尼克威廉斯了，并变得很信任他；如果尼克威廉斯说他们打算把报纸办好，那么他说的话可能算数。尼克对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家族的复杂性很坦率。不过，他说这些都是他能够应付的问题，再说也不是针对报馆人员的。他和奥蒂斯可以保护报馆人员。对此他信誓旦旦。多诺万问道，他们是不是因为《纽约时报》的西侵才扩展的，威廉斯向他保证，报纸的拓进计划是在苏兹贝格家族投下空降部队之前就开始制定了。
这样一来，多诺万开始考虑这个建议，他越考虑越喜欢这些建议。尼克威廉斯答应付给他不少钱，不过钱不是第一位因素；多诺万在《论坛报》工资很高，刚好他又从艾森豪威尔传记中挣了一大笔钱，并且一本关于肯尼迪战时服役情况的小书在商业上也很有利可图。最能挑动他的是他是否能将他心目中的纽约标准带进加州新闻界的挑战。虽然他当时不像几年后那样期望乔克惠特尼关闭报纸，不过那时的《论坛报》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最激动他的就是那个挑战。他认为将东部较高的新闻水准推向全国，不仅对《洛杉矶时报》，而且对整个国家都很重要。他喜欢《论坛报》，也喜欢乔克惠特尼，他明白他的离开可能会给《论坛报》的棺材上再钉上一颗钉子，所以他接受此建议时心里充满着忧虑。尼克威廉斯答应给他发送建立第一流办事处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他就自己外出招募高质量的人。当结果证明他的估计错误，预算不足时，尼克威廉斯立即将预算加倍。多诺万雇用了城里最好的记者，付以高薪。因为赖斯顿在华盛顿的名声很好，多诺万甚至雇用了斯科蒂赖斯顿的儿子迪克（Dick Reston）采访国务院。《洛杉矶时报》买到了须臾而至的尊严。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鲍勃多诺万离开了《论坛报》，加入了《洛杉矶时报》。这里有一位最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他从一家一度是杰出的东部报纸来为这家昨天还是边地报，而今天已踏上全国最富之路的报纸工作。当年，报馆人员中还增加了另一个人，此人对报纸的变化至为重要。1963年该报的漫画家布鲁斯拉塞尔（Bruce Russell）死了。他是旧派漫画家，画了很多鹰来代表美国人，画了不少熊代表俄国人，画的旁边写上一些注释，这样人人都知道哪边是好，哪边是坏。在找人顶替他的位子时，奥蒂斯钱德勒问尼克威廉斯谁是美国最好的漫画家，威廉斯回答道，《丹佛邮报》（Denver Post）的保罗康拉德（Paul Conrad）。
“康拉德是能得到的最好的一个——你无法让赫布洛克脱离《邮报》。”威廉斯说，“不过康拉德会给你造成不少伤脑筋的事，会引起你不少怨烦。”
“那就招他。”奥蒂斯说。
“他会给你造成不少伤脑筋的事。”威廉斯重复道。
“如果他是最好的，不管怎样都招他。”
这样，尼克威廉斯写信给康拉德，建议他出走洛杉矶。康拉德，这位才华卓著，思想自由的精灵，画的东西远远不止鹰和熊，他早就起过誓，全美国唯一一家他不愿意为之工作的报纸是《洛杉矶时报》。此时，他勉强答应来看一看，但是，威廉斯必须到机场和他见面，他要求见面的原因是他希望一开始就说明他必须得到的自由的程度。在机场，他告诉威廉斯不能在内容上对漫画家的作品进行编辑。只有在漫画产生不了效果的情况下他才接受编辑。如果漫画产生效果，那就可用，只有在漫画毫无效果的情况下那才是一幅糟糕的画。他清楚这些问题，在丹佛，人们经常听见他对编辑吼叫的声音，“你们想要的是图表画家，而不是漫画家。你们自己去找一个图表画家好了。”
为了寻找卓越的人才，尼克威廉斯不管这样做对自己的胃口有怎样的影响，他雇用了保罗康拉德。他是对的：康拉德是第一流漫画家。他说过康拉德会给他们带来不少伤脑筋的事，这也是对的。几乎瞬息之间，康拉德就成了新的《洛杉矶时报》的象征，每天都刺激着旧的保守派的神经。该报有一大批富有才华的新记者，但他们多数都在华盛顿，他们可能被忽略。然而谁能忽略康拉德呢？他的影响超过了社论版，支配着报纸，他的画胆大有力，常常含有怒气，当人们的眼睛离开一幅康拉德的漫画时，没法不领悟到其中的意义。康拉德是钻进内部的敌人，他嘲笑他们，折磨他们。洛杉矶的巨头们午饭时围坐在加利福尼亚俱乐部，像二十五年前谈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那样谈起了康拉德。康拉德天天取笑他们，取笑他们最珍视的东西，他给奥蒂斯钱德勒造成的伤脑子的事比报馆中除了马丁伯恩海默（Martin Bernheimer）之外所有的人都多。奥蒂斯钱德勒不止一次去找尼克威廉斯，告诉尼克必须对康拉德采取某种，或任何一种措施。这样尼克就会尽力约束他几天。制造麻烦的潜势始终存在，没有作用。康拉德到《洛杉矶时报》的1964年又正好是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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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代价：《洛杉矶时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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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越好，代价越高
如果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巴里戈德华特确实拥有真正的感染力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南加州，尤其在钱德勒家族的部分成员中间。不过，奥蒂斯钱德勒喜欢纳尔逊洛克菲勒，这和他母亲一样。诺曼钱德勒和洛克菲勒在一起时比同戈德华特在一起更舒坦（对戈德华特，他又不像对一些使他不安的支持者们那样厌烦）。所以由奥蒂斯提议，经诺曼同意，《时报》决定支持洛克菲勒。这是重要的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决定系于加州走哪一条道路，党分裂为自由中立派和右翼。对《时报》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它正在千方百计逐步摆脱旧的章法，现在却表现出强烈的亲戈德华特的倾向。奥蒂斯钱德勒在预选中写了一篇支持洛克菲勒的社论，父亲和儿子之间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诺曼钱德勒读了社论的稿子，坚持要奥蒂斯加进共和党传统的忠诚誓言，即谁赢得了初选，《时报》就支持谁。这篇社论将诺曼钱德勒搅得十分不安，过去儿子从未看见父亲这副模样，很清楚，陷在报纸和家族之间不是好受的事情。
“我们必须写进去，”他说，“我们是共和党，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不，现在不了。”奥蒂斯钱德勒说。
“要的，现在也要，我们从来就是这样。”诺曼说。
“那么就让我们来改一改，”奥蒂斯说，“我们不能支持戈德华特，我们不能走那条路。”
“如果你不写进去，我怎么向加利福尼亚俱乐部的朋友们交代。人人都知道我们是一家共和党的报纸，这是我们的历史。我向他们说什么？”诺曼钱德勒说。
这已接近于命令他的儿子了。奥蒂斯觉察到无法推动他父亲再进一步了，这里是坚石，是深植于血液和报纸历史中的东西，他勉强加进了一点小小的誓言：是的，《时报》将支持党的选择，这对奥蒂斯是重要的一课。他还没有进入钱德勒董事会，家族成员信任控制股份的公司，他在加利福尼亚俱乐部花的时间不多，不明白他的父亲为他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和煎烤，诺曼进行了多么艰苦的工作防止家族和公司的反叛。这些压力没有真正压在奥蒂斯钱德勒身上，压力没有落在他身上的部分原因是他父亲每天都在用他的身体，用他在社团内的广泛的影响和善意做他的挡箭牌，即使他自己与儿子意见不和也是如此。每当诺曼的朋友向他抱怨，而抱怨又是经常的事，他总是干脆回答，奥蒂斯是对的，而各种批评是不对的，《时报》仍与过去一样，仍是共和党的报纸。在他的思想中，这样做可以使他本人在儿子的作为与他对他的父亲的义务之间保持平衡，在现在与过去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人们进一步加压，他们常常这样做，那他就会显示出一点棱角，仅仅一点点：“奥蒂斯是当代的人。他生活在和你们不同的世界里，他必须和时代一起变化。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和奥蒂斯争论，而是出去打打高尔夫球。”
奥蒂斯是过后才了解到他的父亲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他，但是1964年他对此了解甚微，充斥他内心的，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正直的情感。他的让步十分勉强，《时报》宣布它将支持共和党提名人。他的母亲对此并不特别高兴，她不喜欢戈德华特和他的那个圈子，她相信如果《时报》给洛克菲勒更多的支持，稍稍加紧推动一下，他可能赢得初选，并获得提名。当戈德华特赢得初选时，她不高兴，她将他获胜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报纸。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狂热和愤怒的阵阵发作中通过了戈德华特的提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像是冲着新闻界来的，她感到这是一种凶兆因而变得更加不悦。
巴芙钱德勒对大会的憎恶，并非仅仅因为洛克菲勒，她将此事看做是野蛮人的胜利，这些人是她一生厌恶，并与之斗争的人。加利福尼亚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孤立主义者和所有的人不仅朝着纳尔逊洛克菲勒，而且朝着她和她的儿子喧叫。当时的社论版编辑吉姆巴西特在大会那天到诺曼钱德勒旅馆房间，送来一篇温和的、在形式上对大会选择表示赞同的社论时，只有诺曼和奥蒂斯钱德勒同意了，而她则怒气冲冲。部分原因是她仍然对初选中《时报》的那篇社论恼怒。此时，她对巴西特说这篇社论过于软弱。“吉姆，这篇东西完全不行。你必须指出那些人的表演多么粗俗，那些人多么危险。我们不能接受这类事情，完全不能。”她不断地争辩，慢慢诺曼和奥蒂斯改变了主意，巴西特觉察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所以他下楼后写了一篇更加强硬的社论，攻击对戈德华特的选举。对此诺曼和奥蒂斯十分冷淡；可能他们同样对戈德华特怀着疑虑，但是他们已经使报纸对大会的选择承担了义务，他们和他连在一起了。巴芙对第二篇社论十分高兴，诺曼和奥蒂斯也同意了。这样，巴西特立刻打电话给洛杉矶，告诉他们拒绝头一篇社论。回到洛杉矶的尼克威廉斯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打电话给巴西特说：“你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仇视这篇社论的。”巴西特笑了，说他知道，他明白他在做什么，不过他是——威廉斯可以感到他在电话那边的笑意——奉命行事。不久《时报》的业务经理，一位对报纸一些微妙或者明朗的方针都十分有力量的人物，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Nelson）读了这篇社论。纳尔逊是一股十分保守的势力，对社论中自由主义的味道非常吃惊。他在威廉斯面前炸开了，“你不能登这东西，该死的，你不能登。这东西反对我们的全部朋友。该死的，不要登。”尼克威廉斯对鲍勃纳尔逊的若干胜利都来之不易，必须珍惜。眼前的局面没有引起他的不快。他像不知情似的对纳尔逊说，是的，这是一篇强烈的，不同一般的社论，但是它是从最高层来的。纳尔逊，给旧金山的诺曼钱德勒打个电话好不好？之后，威廉斯给巴西特回了个电话，这时他笑了，说，“你这个杂种，你知不知道你都给我干了些什么？我是说，业务那一边快要疯了！”
社论刊登了，像是对家族的一次攻击。和社论一起刊登的有一篇康拉德最杰出的漫画，很有感染力，是对钱德勒家族内爆炸了的神经的真实直感——一幅关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漫画，表现的是精神病人接管了精神病院。太过分了，诺曼的业务助手造反了，家族成员造反了。一场严重的反叛，奥蒂斯接管报纸以来的第一次，人们议论着对他发起一次挑战，议论着汇集选票。幕后是巴芙，话传出来了，说明奥蒂斯仅仅是巴芙手中的爪牙。奥蒂斯安排当天去达拉斯（Dallas）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他不得不取消此行以稳定阵脚，尼克威廉斯代替他去了，他还告诉威廉斯必须对康拉德采取点措施，给他刹刹车，和他谈一谈。或者不论怎么做都行。威廉斯和康拉德和风细雨地谈了话，因为你不能命令或威胁康拉德；他只是解释了在一定时间里可以吸收多大程度的张力，暗示如果奥蒂斯完了，尼克也就完了，可能连康拉德也会跟着完。一个十分棘手的工作。总之这是十分紧张的一年。家族对奥蒂斯的挑战失败了，不过毫无疑问这个事件极大地震动了他，他渐渐懂得，尽管父亲打算保护他，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事情越好，代价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