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年至1929年，希尔仍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九个电台上播广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尚未打入，无法替美国烟草公司做广告。这不只使哥伦比亚公司少收入一大笔钱，似乎还降低了它的合法性。佩利认识到打破全国广播公司的独家天下已势在必行。1930年中期，通过对外联络员埃德伯奈斯（Ed Bernays）［3］的积极活动，他终于正式会见了乔治华盛顿希尔。他强调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极富创造精神的队伍，在广播仍不普及的情况下，这是了不起的优点。他说完后，乔治华盛顿希尔递给了他一张白纸。“年轻人，您有何高招？”希尔说道，“我买你们想出的好主意，我急需它们。把你们的好主意写在这张纸上交给我。不要陈词滥调。”佩利立即召集了手下人开会，想出了一系列连他们自己都吃惊的广告新花样。这些手法出人意料又切实可行。佩利以为成功在握。他把这些新鲜玩意儿交到希尔手上，此人立即宣称这些主意都是绝对第一流的，“你们的确有创见，这些主意不错。”他认真地研究一番，挑出一些疏漏之处。比尔佩利顿受到鼓舞，希尔毕竟在倾听他们的意见，两人的距离缩短了。比尔佩利又回去重新设计一次，乔治华盛顿希尔赞赏之余再次将其否定。这样往返三次，均以高兴而始，败兴而终。佩利终于明白，乔治华盛顿希尔所喜爱的唯一的主意，将出自他本人之手。于是，佩利设置了一个圈套，他拖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去见乔治华盛顿希尔。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人搜索枯肠也拿不出新鲜东西了。希尔听后表示遗憾之至。佩利接着说，他们现在只剩最后一招，但可以肯定不适于美国烟草公司的需要。希尔的兴趣被激起了。什么高招？他问道。佩利装着十分勉强地说：一支军乐，每周五次，每次十五分钟，现场直播。希尔兴趣大发，军乐十分普及，大众十分爱听。希尔立即把他的职员们召进办公室，领着他们操正步，他一个人在嘴里哼着约翰菲利普苏泽（John Phillip Sousa）的进行曲。现在，这个想法变成了他自己的想法了。他立即决定建立乐队。销售经理文斯里杰沃（Vince Riggio）说他不喜欢这样搞。希尔又在办公室内派头十足地又转悠几周，“呜啦——呜啦”，嘴里大声地唱着。但里杰沃仍未被打动，正当比尔佩利打算说服里杰沃时，希尔又沿着办公桌绕一圈，膝盖抬得老高，大声喊道：人人喜欢听军乐。力图把自己的想法传给里杰沃。里杰沃终于说道：“我开始理解了。”比尔佩利就是这样高明地把自己的主意，先有意贬为无用，诱使希尔把它当做自己想出来的绝招。美国烟草公司慷慨解囊，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一周五次，每次十五分钟的军乐广告。年轻的联播网就这样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他比他的同行显得更机灵，他不光播出娱乐性节目和推销产品，他还巧妙地向听众暗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众不同，它高人一筹，颇有政治家风度，愿忠心耿耿为全体国民效劳。早些时候，一些批评家曾攻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轻泻药广告太多。1935年，比尔佩利堂而皇之地宣布：由于公众的不满，联播网将停止播出有关轻泻药一类的商品广告。他的这一大将风度立即受到广泛欢迎，但大家都没有注意，他在声明中还说，这一新规定不适用于现存的合同。那时，药商们因夏季滞销停止了广告，却签订了秋季的合同。这一变动意味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强了对药商的控制，使他们无法度夏季的假期。这一年，公司播出的轻泻药广告比历年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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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下台的强硬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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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下台的强硬国王
比尔佩利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硬。他不只建立帝国，而且全力保护它。他绝不菩萨心肠，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广播网需要什么，敢于面对一切挑战，无论挑战来自政府，来自蛊惑人心的政客，还是其他广播网，甚至公司内部。他有时对人充满魅力，对部下关怀备至，待人机智幽默，不过谁也别想占他丝毫便宜。那些来公司为他服务的人，无论呆的时间长短，都会获得丰厚的报酬。他们可以享受联播网给予的权力和荣耀，但当他们自己的机会来临，在这里又无法达到目的；或者他们变得雄心勃勃；或者最终不合条件，他们统统都得离开。佩利提到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重要法人。这个人在他不愿发挥作用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保护他，并为联播网的名誉立下汗马功劳。在斯坦顿做了一件极不合意的事情后，佩利说：“我总是有斯坦顿这样的人去做那些事。”佩利从来就执拗专断，无论规章制度定了多少次，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可以随意更改之。他一个人就更改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强制性退休条例，但他还装得清白无辜。他在后来解释道，他其实并未破除多少规矩。由于董事会哀求他留任，他为此深感荣幸，奉承说，董事们惜才，因此不得不全力效命。曾有其他人前来供职，结果大都极不情愿，心情沉痛地离去，唯有他稳坐不动，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因为他身上爆发出一种特殊的活力，野兽般的活力。在他七十大寿后，曾有一位年轻妇女与他共进晚宴。这位女士为他的容光神采和勃勃精力大为惊讶。这位女士向佩利当时的一位朋友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提到：“他真是鹤发童颜。”卡波特深信不疑，说：“他像刚刚吞下了一个人！”
就这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大权在握，从不心存侥幸。部下对他敬而远之，谁也不能随便接近他。他是世间罕见的幸运儿，永远那么富有和权势骇人。哪怕十分富有和权大无边的总统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们来去匆匆，而他则永远身居宝座。罗斯福掌过权，终于撒手而去。三十年后，比尔佩利仍然稳操权柄。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生活按照他的意愿在进行。他愿意见谁就见谁，不愿见谁，谁也别想见他。有人自诩是他的朋友，要么是判断错误，要么是恬不知耻。最明显的例子当算可怜的拉尔夫科林（Ralph Colin）。他当了佩利以及公司三十年的律师。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忠心耿耿替佩利卖命。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亲眼目睹佩利的德行和恶行。两人在纽约的文化圈子内都是德高望重之辈，都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内身居要职。1969年，作为当时博物馆董事长的比尔佩利，依照他治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习惯，打破博物馆的惯例，在未与其他董事商量的情况下，即决定解除贝茨劳里（Bates Lowry）的主任职务。当时，作为董事之一的拉尔夫科林，以后来使他们本人都困惑不解的理由，对佩利的决定表示异议，说佩利擅自违反条例。但已于事无补。贝茨劳里仍然免冠而去。科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难佩利的那次董事会结束时间是星期二下午五点半，第二天上午十点，佩利将科林召到办公室。科林进来时，佩利并不起身迎接，也不向这位卖命多年的同事示意坐下。他只是说，经过仔细思考，他决定两人中断友谊。不过科林对外仍然代表公司。几月以后，佩利外出度假，弗兰克斯坦顿奉命告诉科林，他的公司已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失去了账号。这一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这位温文尔雅的人对此大惑不解。最后他打电话给佩利请求会见。他向董事长表示这么快就失去了深厚的友谊难以理解。他解释道，他感到十分难堪，因为他们今后还将在许多社交和文化活动，许多音乐会、博物馆展览仪式上见面，能否保持表面上的友谊关系？拉尔夫科林永远不会忘记比尔佩利的回答：“不行，拉尔夫，我们不是朋友，您只是做过我的律师而已。”
20世纪30年代，通讯和广告事业爆发另一场革命，年轻的比尔佩利则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他经历了这场革命的每一时刻，满怀激情地接受挑战，享受着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和激动。他成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年轻、英俊、富有、聪明和热情，仿佛生命每一阶段的活力，都从他身上迸发出来了。他在曼哈顿购置了一座漂亮的三套一新居，让当时最负盛名的舞台设计师李西蒙森（Lee Simonson）搞房间布置设计。在一间价值约一万美元的房间里，李西蒙森搞出绝妙的戏剧效果。这是一间酒吧，装饰着五彩缤纷的彩灯，哪怕躺在床上，也可用若干方法控制灯光效果；琴房内只有钢琴键盘外露，其余部分均隐藏墙内；每间屋里都安装着收音机。连佩利的穿着打扮习惯也未忽略：房间内修有藏而不露的壁橱，可装三百套衣服。专门的架子悬挂着百条领带和衬衣。比尔佩利不单是个生意人，更是风流公子，常在女人中间厮混，与她们勾肩搭背招摇过市。
艾萨克佩利的子孙终于在美国出人头地，转眼发迹。在比尔佩利面前，几乎每件事都是一帆风顺的。但他的俄国犹太人根底则不那么令人愉快了。这一直是比尔佩利的心病。近些年来，有个名叫罗伯特梅茨（Robert Metz）的记者写了一本关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著，提到佩利是俄国犹太人。佩利的公共关系秘书基德尔米德（Kidder Meade），立即去函要求作者更正，说佩利不是俄国犹太人而是美国犹太人。此位秘书的价值，部分的在于他本人不是犹太人。好的，正如犹太谚语所说的那样，上帝的耳朵长在基德尔米德的嘴巴上。但是，比尔佩利作为俄国犹太人在美国犹太人的圈子内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那时。俄国犹太人的名声还不如德国犹太人强。德国犹太人在社会上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阶层视他们正直诚实，他们自己也觉得比俄裔犹太人更受人尊敬，俄裔犹太人总是被人描绘为拖着长发、衣冠不整、思想过激。当比尔佩利刚来纽约时，他的熟人以为他极可能被“我们这一群”（Our Crowd）德国裔犹太人体面的堡垒所接受，实际上并无这回事。他的钱财散发着雪茄烟臭味，他所从事的广播事业鲜为人知晓，大有无法上台面的厄运。一个苏兹贝格（Sulzberger）［4］可以办到的事，另一个叫佩利的人则办不到（其实，天知道在以前有哪个人的名声比佩利大）。佩利的朋友本索南伯格（Ben Sonnenberg）认为，那时这些话未免太伤人感情。佩利的确风度翩翩，惹人眼目，但他本人对此并不过于炫耀。他已是一个蕴藏巨大潜力的公司头目，但他尚未看到它的力量。他对公众的吸引力和重要性，比许多自以为是的人小得多，当时他不得不拼命争取那些人已取得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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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血统的矛盾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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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血统的矛盾情结
佩利对于他的血统，一直抱着矛盾的心理，既为自己是犹太人骄傲，又为是俄裔犹太人惋惜。他在以前对自己的犹太人血统感到自豪，可随着年龄增大，声名日隆，他又不愿意被人们提起这背景。他力图将这事抛开，不但周旋于盎格鲁-撒克逊德裔白人新教徒集团。甚至还周旋于超盎格鲁-撒克逊德裔白人新教徒圈子内。即使这样，他的血统问题仍令他隐隐不安，乃至强烈地影响到他对通俗娱乐节目的一贯敏锐的识别力。他的助手们弄到一个叫做《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的节目，佩利读完脚本和听完配乐后，立即否定了这个节目，他说：“节目本来不错，但你们没发现它的犹太味儿太浓了吗？”助手们对此震骇不已，特别是力劝佩利买下这个节目的迈克伯克（Mike Burke）更是茫然不解。他回答说这个节目并没有什么犹太味。伯克不是犹太人，自然嗅不出来。
犹太人背景一直萦绕在心，佩利对此极其敏感。那些喜欢佩利、发觉他相当聪明和魅力无边的人，都劝佩利加入他们的社团。每每到此，佩利就变得更加不安。他对这些人的善意深表感谢，但对后果则忧心忡忡。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建议佩利加入舰队街俱乐部。他说，这个俱乐部的人都有权有势，精明能干，十分适合佩利的身份，他在里面一定会如鱼得水。当佩利知道这个组织的拜占庭作风和小房孤岛似的排犹思想后就十分紧张，他对格雷厄姆说，他不太喜欢俱乐部一类的主张，他的个人经验是在不参与这些组织的情况下，事业更顺利些。格雷厄姆是热情的、感染力相当强的人物，他对佩利说：别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俱乐部的人思想开化，处世严肃，心肠仁慈。作为本城的一名“君侯”，菲利普格雷厄姆将以他个人的地位游说四方。格雷厄姆说话算数，他以极大的热情绞尽脑汁八方活动。但是几周后，他的朋友雪莉克勒曼（Shirley Clurman）在格雷厄姆穿梭往返于华盛顿—纽约的旅途中碰见他，发现此人面带忧伤，他往常的生活热情似乎全部泄光。克勒曼太太惊问何故，“噢，天哪！”格雷厄姆悲叹道，“目前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我今天专程去纽约会见比尔佩利，告诉他入会申请已被舰队街俱乐部投票否决！”
年轻的佩利，被老成持重、甚至有点目空一切的“我们这一群”拒之千里以后，立即转而要求加入“咖啡馆交谊会”。这是“佳人社团”的前身。这个团体崇尚事业和成功，不重血缘与出身。成员们名气在外，招人注目。他们无非是作家、电影明星、体育健将之类的卓著勋劳之辈。比尔佩利一下成了风流小生，时常与美妇人一道出入。他于1932年第一次结婚，娶了刚刚同约翰伦道夫赫斯特（John Randolph Hearst）离异的多萝西哈特赫斯特（Dorothy Hart Hearst）。此女是洛杉矶的名媛，聪明伶俐又热情洋溢。她为佩利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家庭，一个生机盎然的沙龙。戴维塞尔兹尼克（David Selznick），以及著名记者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包括罗斯福的智囊人物都是座上客。他们在事业上春风得意，相互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女主人是罗斯福的拥戴者，并使佩利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人们坐下来批评新政和罗斯福总统时，佩利便时常为罗斯福的新政辩护。那时，认识比尔佩利和多萝西佩利的人对他们观点一致深为满意。这倒不是他俩显得非常引人注目，而是朋友们感觉到，她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影响；并给他引来了一批朋友，他们足以抵消在工作中包围着他的那些持不同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的人的影响。同时，朋友们还发现，她的道德观念极强，人们时常从她嘴里听到“原则”一词。不过她身上也有一种危险倾向，她爱表现自己，自以为比比尔还强三分，甚至还纠正比尔。而比尔佩利非常讨厌在家里被妻子“纠正”。
广播是个稀奇古怪的行业，它既可以做商品宣传的威力无比的武器，也可以做公众服务的潜在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它的这种双重作用时常界限不清。作为政府批准的公益服务设施，它必须为社会作贡献；作为商品宣传工具，它的物质标准又制约于消费和股票市场的变化。因此，在作用的分配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冲突，结果常常以牺牲公益服务告终。无论新闻和公益服务为电台带来了多少美好时刻，赢得了多么广泛的尊敬，无论联播网的官员们根据第一修正案发表的演说多么强有力地证明他们每一时刻的所作所为都正当无害，无论比尔佩利办公室墙上挂的是埃德默罗（Ed Murrow）而非“贝佛利山的乡下佬”的照片，在相当长的岁月里，进行商品宣传的天性是无法抑制的，特别是大多数的广播官员，打心眼里视新闻与公益服务为一种施舍行为。事实确实如此，先在无线电广播，随后在电视播映中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不是自觉自愿争取得来的。只有某一联播网在节目制作方面落后，或者时间安排不尽如人意，在损失较小的情况下，它才强调公益服务。仅在此时，播放新闻与公共事务便成了赢得声誉的最好方式。
1954年，罗伯特金特纳（Robert Kintner）利用电视转播军队-麦卡锡（Army-McCarthy）听证会，向全国（也对美国广播公司）作了一次公益服务。只有他的联播网做过这种事。实际上，当时全国广播公司处于可怜的衰弱状态，没有排定节目，当然就谈不上损失。于是，这一多少带有英雄主义意味的壮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此后，金特纳让全国广播公司偏重播送激动人心的新闻，这个做法同样出自于需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各个方面都比全国广播公司强一手，为什么不在新闻上下工夫，使电台鼓舞人心，毫不懊悔地打破千篇一律名声不佳的节目安排？何况这种安排随时可以弃之千里。但到最后，各个联播网均加强了节目安排，都有了各自的势头后声誉鹊起，谁也不愿无端打乱节目了。
比尔佩利参与公共事务的首次行动，发生在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早期。原因是他看到全国广播公司在大众娱乐节目上硕果累累，从而明白新手要想建立声誉，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抓住新闻不放松。尽管它不能马上给联播网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可以很快地给联播网增光添彩，到了1930年，比尔佩利首先清楚地发现，公司的公共事务部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将变得非常敏感和困难。联播网可以在公益事业方面做出许多事情，但也会招来争议、不和、压力、愤怒乃至法律纠纷。佩利本人应付这些事十分外行，他既未经过专门训练，又讨厌争论和纠缠不休。于是就在那年，即他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两年，做出了一个对联播网内部结构影响极大的决定。他雇用了一位叫埃德克劳伯（Ed Klauber）的人。此人在公司担任两个角色。第一任务是组织新闻广播，第二任务是确定广播的标准和联播网公益事务部门的工作范围。他的第二任务与前者紧密相关。他成为对比尔佩利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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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伯：广播网新闻之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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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伯：广播网新闻之父
克劳伯最重要的工作是确定广播新闻的标准。四十年后，大多数高级电台记者都把他誉为电台和电视台新闻广播之父。从此，他不光属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辉煌时代，而且属于今天所有联播网的新闻广播。他被请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赋予他那么广大自由的权力，标志着佩利对此项工作的极大兴趣与支持。克劳伯能向佩利展示新闻的重要意义，全赖佩利希望有人提醒他。如果没有佩利，如果佩利不认为这是件好事，克劳伯将一事无成。克劳伯十分固执，略带病态似的疑心，办事机械，待人霸道，实在难以相处。他曾在《纽约时报》搞文字工作。他给纪律涣散、专业人员甚少、所播内容多半下流的公益事务广播领域带来了严肃的知识。不但让工作人员知道什么是消息，还告诉他们什么是新闻责任。
1930年前，当他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电台所播的消息基本上掺杂讹误。它的存在一定程度靠充当广告的陪衬。克劳伯把他在上流读者喜闻乐见的上流报纸那儿学到的新闻知识，转到了拥有大量普通听众的新型新闻媒介上。正是他的作用，才使埃德默罗及其他新闻记者们在十年后的崛起成为可能。他看到了电台新闻的广阔范围及其光明前景。他更未低估听众的水平，坚信广大美国人民是盼望严肃的优质新闻节目的。他并不机械地反对广播的出现，只是经常忧虑所播新闻的质量，担心没有特色和个性。他在这方面与同时代的高级报界人士大相径庭（埃德默罗就是一例，他初次抵达英格兰即被认为没有资格成为伦敦新闻协会的成员）。克劳伯并不害怕电台大量播出商品广告所产生的潜在危害，他认为人们买不买汽车或蛋黄酱完全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电台在一定时间内是无法引诱消费者购买质量低劣的汽车的。他认为消息则大不一样，普通美国人尚未具备分辨新闻的能力。所播消息的题材，大都属于远离他们生活范围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他在这一时刻的出现至关重大。没有克劳伯，电台会极其容易步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新闻广播骗人的后尘，不然就会内容空洞，最后招来政府介入，在美国人民头上架起一个法国式的政府控制的广播系统。由于克劳伯神速地建立了严格精密的衡量新闻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播发的消息在十年间在公正和信息量上大大超过美国百分之九十九的报纸杂志。四十年后，克劳伯的直接传人之一弗雷德弗兰德利（Fred Friendly）给一大群激动万分的记者们一张印制精美的卡片，上面印着克劳伯关于公正新闻的标准：“新闻分析员必须做和应该做的事情是：阐明和解释常识或特殊知识中包含的新闻，或者通过其来源，经过这个组织使其获得新闻。他们应该指明双方的事实，根据已有记录标明其分歧。他们必须牢记，在一个民主国家，重要的不单是要让人民知道，而且还要让人民深入理解。分析员的职责是帮助人民去理解、分析和判断，而不是越俎代庖。”这无疑是相当不错的关于新闻职责的明智定义。然而四十年后它仍使人民愤怒不已。
克劳伯具有强烈的标准观念，极善于识别优秀的和充满理智的新闻。他要求合格的记者写出高质量的报道。埃德克劳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积极活动，终于让他的好朋友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此人在他1917年结婚典礼上任傧相）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许多人对于这一做法半信半疑。戴维斯极可能成为辩才雄健的记者，可惜他的声音酸涩，仪态平庸。戴维斯本人也拿不定主意，相当长的时间不敢接受克劳伯的盛情。1939年，他终于屈服，当了一名模范评论员。他惜墨如金，写得一手好短文，他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标志着实质内容战胜了花言巧语。对比之下，H.V.卡滕伯恩（H.V.Kaltenborn）这个资历颇深的新闻分析员的问题突出了。克劳伯和卡滕伯恩就后者用第一人称的异常偏爱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争执。在公司内，几乎人人相信，只有卡滕伯恩在他的打字机上把大写的“我”变成小写，他才会成为第一流的新闻分析员。克劳伯争论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非打算剥夺他的言论自由，他完全有权尽兴发挥，但是否能将“我想，我认为，我深信”一类变得含蓄一些？如果他把自己的意见变为引证他人的，他会干得更好。克劳伯最后战胜卡滕伯恩是在1940年。当时，争取总统提名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新闻广播员对此加以详细述评。卡滕伯恩最先草就的评论如下：“昨晚我聆听了温德尔威尔基的讲话。这篇讲话值得赞赏。”后来，他在克劳伯的坚决反对下，才将其改为：“昨晚，属于两党的亿万美国人民聆听了温德尔威尔基的讲话，绝大多数听众认为，这篇讲话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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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伯：广播网新闻之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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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利真心实意支持克劳伯介入新闻与公众事务，他深信这一做法会使联播网获益匪浅。正如卡滕伯恩插曲表明的那样，佩利也深知这是一个相当困难与敏感的任务。它引起愤怒的大浪和争论的巨澜。为了当好年轻的广播业主，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前卫来扼守这片可怕的阵地。克劳伯欣然从命，随后又授之于弗兰克斯坦顿。后者使这事达到完美的境地，成为一项艺术。他替佩利跑苦差，多次出现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面前。但不可忘记最先在联播网内外做这项工作的人是克劳伯。克劳伯极难相处，他待人粗鲁，因此少朋鲜友。他没有佩利的出色风度，好像他的风度已被风扫残云。他是比尔佩利的一具绝好的化石。实际上克劳伯也无需被人喜爱，他如疯着魔似的改革机构，应付强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忘我的，甚至是无辜的。那位将克劳伯推荐给比尔佩利的爱德华伯奈斯，最先发觉克劳伯是这个日益成长壮大的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才。这位最早的对外关系联络员其实也不喜欢克劳伯的为人。果然，克劳伯马上为佩利里外执掌大权，但他因形象不佳和众口攻讦而从不与广告商打交道。
1931年，查尔斯库格林神甫（Father Charles Coughlin）把电台当着扩大机大声嚷嚷，造成新的严肃的问题。对付他的人就是克劳伯。库格林以前所未有的可怕方式使用广播，其政治态度越来越鲜明，反犹倾向与日俱增。克劳伯会见库格林，建议神甫先递原稿，以便编辑成广播节目。可爱的神甫立即把他下次的说教主题变得毫无政治含义。就是说，让人看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意在对他实行新闻检查。他要求他的信徒们向该公司投书抗议。大约百万听众闻风而动。这种强烈的反响，说明当时人们感情用事已达登峰造极。当时正处于大萧条顶点，这桩插曲让人们第一次洞察到广播具有无穷的政治力量。同时又使人看到，因为它缺乏固定的标准，广播又不堪一击。佩利和克劳伯立即着手制订了一个灵活的方案。一边限制库格林的广播时间，一边反对新闻检查。他们让电台为讨论更加尖锐的宗教问题敞开了大门。从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了固定的宗教专题节目。它对各门宗教领袖一视同仁。更有趣的是，它在每个星期天造成了各宗教轮流执政的局面。库格林哑口无言，公司则赢得了对各宗教宽宏大量的名声。
在那些年月里，克劳伯力挽狂澜。他不但设置和肯定了新闻的内部标准，而且定出了如何对待政治和政治家的办法。正是克劳伯的努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才在公益事务方面独占鳌头。他所制定的规矩，最后以不同的变异形式为其他联播网所袭用。罗斯福在其第一任期内对广播电台的使用，便充分说明这一新兴工具是何等的强大和有效。到了1936年，随着竞选日益抵近，各位政治巨头们要用广播电台的压力越来越大。克劳伯发觉自己在抵制由麦迪逊大街的那些广告撰稿人为共和党写的出价低廉的政治商品广告。他认为政治应是严肃的，不宜搞得商品味十足，更不能逢场作戏。政治广告也必须严肃。
那年，他还为现代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他决定广播在担任总统的宣传工具方面应上升到非同寻常的程度。这在开始时似乎十分自然。总统希望利用电台广播，人民希望听见总统的声音。而各个联播网也乐意充当中介，因为这样做能使联播网更有威信。每个人都同意“美国公众想聆听总统的声音”的说法，总统将以国家领袖的身份而非一般的政治家出面讲话。但是众多的令人烦恼的问题接踵而来：总统将在什么情况下向全国露面（此时是指大萧条时期）？在什么情况下总统利用这一崭新的手段和国民心灵的创伤来加强他作为一个老练的职业政治家的国内政治地位？他在此时应算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是一个政客？这条线画在哪里？由谁去画？如果允许有人和总统辩论，这个人应是谁？
1936年，这些问题显得分外紧迫。那年，罗斯福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他联播网一道转播。国情咨文在选举年恰巧是总统的竞选讲演，染上了强烈的党派色彩。共和党人大吃一惊，罗斯福利用电台广播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这赤裸裸的一党宣言，宣告了选举的到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要求联播网给他同样的机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答应让他在公司下属的两个联播网中的一个去讲演。这个联播网是保守派的，愿意满足约翰汉密尔顿的请求。接着，汉密尔顿会见佩利，就他使新政具体化一事大动肝火。佩利把汉密尔顿引到克劳伯处。汉密尔顿抱怨说，罗斯福的演说是独出心裁的一党发言，如此评价不为过，在国家利益和党派宣传之间应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线。克劳伯断然反驳，坚持不给汉密尔顿时间。克劳伯本人亲罗斯福和拥护新政。他说，总统作的是官方咨文，并未贴上党派标签。因此，在实质上无立宪功能的政党，都不得使用广播电台进行罗斯福所做过的活动。克劳伯就这样帮助总统确立了特权，总统使用广播的权利本来就够大了，此例一开，无疑使那些总统的潜在对手及其批评家们望电台兴叹。
四十年后，克劳伯制定的规定仍然有效，但引发的问题并没真正得到解决。这些做法极大地强化了总统的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他党派的力量。由于总统意识到他不可能遭到政治反对派的有力抗议，因而想使用电台和电视的欲望越加强烈。同样的，鉴于反对党发觉自己接近这种威力强大的新型交流工具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它对潜在的总统候选人的吸引力，以及它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降低。政党工作的一部分，乃是为政治家们唤起民众，现在无法完成这一工作，从而也就删掉了全国对话意义重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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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年代中的真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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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年代中的真正英雄
193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站负责人的职位空缺。那里的工作是安排欧洲官员在公司的联播网广播事宜，不带新闻性质。这个职位似乎一度要落到一名叫做弗雷德威利斯（Fred Willis）的年轻人身上。这个年轻人风度潇洒，社交活跃，是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非英国人。他的朋友维克多拉特纳（Victor Ratner）问他是否属实，因为这是一桩美差。威利斯矢口否认。他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最终决定要在公司本部出人头地。这就要求不可远离总部。结果，这个职务终于被另一个叫爱德华R.默罗的年轻人取而代之。
默罗是合适时代在正确的位置上的当然人选。这位雅致的人担任着一份当时不算雅致的工作。此人纯属世上少见，他像谜一样扑朔迷离。他的崛起异常雄健，以至于迄今仍然不为人所遗忘。他的事迹在许多方面恰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的新闻一样，今天仍不会被人遗忘一样。他易于害羞，面容痛苦，与人谈话往往局促不安。不过他极善于抑制感情，像发报机一样灵敏。他的影响超越大洋两岸，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使广播事业更受后代那些才气过人的广播家们的敬佩。由于他的贡献，以至于二十年后，在广播仍然大受敬重而电视声名不佳之时，他毅然涉足电视，使其一下名声大振，在新闻界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不像一名新闻界人士，倒似一位教育家，利用自己的职业和技术，在美国从昏昏欲睡，景况萧条的孤立国家转向主要的国际超级大国的过渡阶段教育了全国，随着美国羞怯地、缓慢地步入更广阔的世界，终于发现自己竟是超级大国。如果说他在以后的国内政治进程中专门报道这一新的国际角色的成效，如果说他在这一题材上震惊了上司，使自己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又是新闻传播者的话，那是另一回事了。开始起关键作用的，是他和他雇用的追随者们的盖世才华。这些人跟他一模一样，据此标准又把跟他们一样的人引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其他联播网。尽管他在1961年离开公司时疲惫不堪万分沮丧，但他所建立的大多数的规章制度是永存的。他的遗产是一种报道传统，无论公司的官员们的个人感觉如何，这些传统无法更替。
他的来临是独特的，没有任何一个广播新闻记者在公司内外树立的权威可以与他匹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部分在于广播本身是充满着试验性质的新鲜玩意儿。当他以高强技艺引起轰动后，国内当无足以压倒他和限制他发展的系统。这颗冉冉上升的新星的个人的天空无比广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前程无量。他带着公司同步飞升，联播网因他杰出的才能直接受益。开始时，他的影响比联播网本身还要大，因而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限制他在狭窄的现实范围内的权力。一方面在于他正报道的那场战争的性质。这不是指越南战争，不是一场复杂的分裂性战争，而且一场事关西方文明存活的，在一切战争中最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战争。他报道着操英语民族的生死搏斗。每一位走得与默罗一样远的电台评论员，一个全心全意支持民主事业的人〔他没有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和丘吉尔（Churchill）之间保持不偏不倚〕是绝不得罪他的听众的。相反，他代表着和体现着听众的情绪。当战争结束后，他便成为了与艾森豪威尔一样的那个史诗般时代的英雄和名流，在那个时候，不需要看到德国的景象，不需要去报道孤立主义的感觉，新闻记者相信的是自己的理念和本能。（令默罗吃惊的是，在随后的年代里，为了虚假的公正，要求平衡各种观点的压力日益增长，他得试着去平衡耶稣和犹大的观点。）
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他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当一场不那么英雄的或者令人困惑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出现时，美国的生存在这些战争中并非危如累卵，就没有哪一个美国的电台评论员，可利用公众，或利用自己的公司，建立可与之相比的声誉。在越南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记者们，到头来也众议纷纭。他们得到名流和同事的尊敬，却受到政府的诅咒，经常弄得公司脸面无光。而默罗的行为则使战争、使那个时代富有特色，因而他与众不同。他不仅同自己的同伴一道挣来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荣誉，同时他还为公司的管理阶层争了光。他为他的老板威廉S.佩利打开了英语国家取之不尽的财富大门。（埃尔默戴维斯一度惊讶地发现，一个从未在采访部呆过的人，能发出那么多的报道。）
在风平浪静的时代，默罗是无法成为默罗的。上流社会的新闻报道可以取悦知识分子和他的同事，但却会惹恼大多数的听众，引起政府愤怒，从而把他置于与管理阶层永远对抗的地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特殊，他本人也并非等闲之辈。罗斯福是第一位在电台作专门讲话的政治家，而他则是第一位伟大的职业广播行家。他的播音充满智慧谦虚，包含同情和敏感。这样一来，他在公司内的资本大增，这是十分关键的。这意味着当他回美国后，他将是一颗超级明星，享有无比的特权和自由，备受同事和公司的敬重。他在后来，并不仓促地决定使用自己在公司积累下的资本，当国内舞台上一个畅所欲言的通讯员，受同行的信赖。这是第一流的广播网内的优秀记者做出的最佳决定。他还是那个高标准的默罗，然而报道一场英勇悲壮的战争与揭露国内阴暗面则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位英雄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当他成为总统候选人时，他的朋友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遭到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诋毁，他却作壁上观，从而变得不那么英勇一样。〕勇敢的变种太多，默罗对此心中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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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众服务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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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众服务的教育者
他漂亮得不可思议！在电视时代尚未到来之前，他看起来就像沃尔特皮金（Walter Pidgeon）在电视上所扮演的他的形象一样。比尔夏勒（Bill Shirer）第一次遇见默罗，就为他的英俊所震服。他暗忖：他正是人们所期望广播这污浊的行业中应有的清秀之气。默罗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记者，但这竟成了不起的能人。英语口语与文字新闻的措辞、韵律存在巨大的区别。他样样精通。口语宜通俗，报刊文字若大声朗读，则必然呆滞生硬。默罗是迁移于美国远西地区的南方人，他和他的家人，都保留着高地英语的韵味，这种带诗味的语言正在美国以极快的速度销声匿迹。他年轻时当过伐木工人，这段经历不单使他把名字从埃格伯特（Egbert）改为爱德华（Edward），还使他爱上了普通人民的机智和敏捷。他从人民那儿学到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能力：简洁与含蓄。进入大学后，他研究戏剧，学习华盛顿州那些优秀教师的声调，因而自己的语言节奏和韵律感大大加强〔特别是口语教师艾达卢安德森（Ida Lou Anderson），很早就发现了他的天赋。后来，默罗去英格兰时，她还特别强调默罗在“这是……伦敦”之间略加停顿〕。从此，他的口语极富感染力。他懂得了如何有效地使用停顿和省略，这是他与其他记者大不一样的地方。他运用得恰到好处，声音的戏剧性效果为工作增色不少，听起来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是一种时髦。默罗的时尚感无可挑剔。
他不是才华横溢的人。他雇用的那些人，诸如比尔夏勒、埃里克塞瓦赖德（Erik Sevareid）、亚历克斯肯德里克（Alex Kendrick）、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戴维舍恩布伦等远比他强。不过他是一位聪明的交流家，能使地球这一边发生的事，让千里之遥的人们知道和理解。这不能说不是特殊本领。这种本领与知识关系不大，因为渊博之士总同学富五车的人打交道。人以群分，自成天地。而植根于中等阶级的默罗，利用的则是他在理解这个日益收缩世界的万般诸事上的困难。他常常教育公司的那些年轻记者们，想一想他们那些呆在穷乡僻壤的朋友，想象自己站在酒吧喝了一两口酒后，是怎样解释当天的所见所闻的——就使用那种语言。
如果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交流家，那么也可以说他是一名极好的教育家。他的热情不在抢新闻，而在于新闻的真实，在于让芸芸众生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来自于教育界，他在公司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办好教育服务。这项工作可能不会转眼见效，但他仍然帮着把欧洲的那些大学问家搬到了美国。他使人们更清楚地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意义。教育事业成了新闻报道的重点。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结识了艾森豪威尔总部的一位青年翻译，他对此人所掌握的法语和法国的知识印象颇佳。这位青年助手就是戴维舍恩布伦。他问戴维回国后干什么，舍恩布伦回答去中学教授法语。默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假若交给您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教室，您愿意教吗？”
默罗在欧洲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欧洲部主任时，正值希特勒压迫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之际。他最初未想到亲自去报道，但他被这事固有的力量吸引住了。美国的记者精华：约翰冈瑟（John Gunther）、H.R.尼克博克（H.R.Knickerbocker）、比尔夏勒、吉米希恩（Jimmy Sheean）、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纷纷云集欧洲。默罗不可避免地要被他们拉进去。在德国人进入奥地利后，默罗一夜之间变成记者。他十分自然地扮演这个角色，自己就是这天翻地覆事变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新的、有时是可怕的时代的开端。生活节奏极大地加快。希特勒所以一步走上政权宝座，就是靠科学技术和无线电广播加快步伐的。而现代武器更使得希特勒的步伐雄健无比。它就是“闪电战”，取名于雷鸣电闪迅不及掩耳之意。而默罗发回美国的报道也是闪电般的速度。他的声音极形象地表达了世界在日益缩小。震撼欧洲的事件同时也震撼了美国。凭着直觉，亿万美国人民突然明白他们同欧洲的变化休戚相关。欧洲的报纸原来是为上层和名流办的，而默罗则把它改为人民的精华之声。
1938年，整个美国都在密切地关注欧洲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在关注和等待默罗。那年十二月，有个叫做罗伯特兰德里（Robert Landry）的年轻记者，以不同寻常的透彻观察力，写了第一篇关于默罗的文章，发表在《书写员杂志》（Scribner誷 Magazine）上，他感觉到崭新的新闻秩序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