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罗）给美国对外部世界消息的反应施加的影响，超过了一般的报纸记者。但他的这种影响却未被普遍承认。部分原因是报纸通讯员自有一套体系，也在于联播网大肆吹捧他们的评论员而冷落通讯员（默罗即为一例）。他的影响实实在在摆在那里，且日渐增大。凡是读报纸和听广播的人都心领神会。默罗较之美国各大报的通讯员有三大优点：一、他的广播新闻比报纸来得快；二、他的声音传到了那些只能依靠本地报纸才知国际大事的千百万人耳中；三、他自己写广播提要。就是说，尽量强调他愿强调的部分。相反，报纸记者的采访使用的是电报缩略语，先要译出来，才能加以编辑，有时还要重写，然后才在本人预先并不知道的标题下印刷发表。
正因为如此，兰德里才准确地体会到了美国新闻秩序的变化，广播记者的巨大影响及其使新闻带上个人色彩的能力。
默罗在自己采访报道的同时，还打算招聘一支外国通讯员队伍。第一个人就是威廉L.夏勒（William L.Shirer）。他自希特勒上台起就专事采访德国新闻。伶俐机敏，消息灵通，正是默罗求之不得的人才。夏勒在日记本上记录了1937年8月20日与默罗会面的情形：“我有了一份工作，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事。这份工作要求我的声音娓娓动听。有谁听说过，一个成年人，本无当歌唱家或其他要依靠良好的嗓音才行的艺术工作的奢望，却要靠嗓子去完成一件有趣的事呢？我的声音太可怕了。”夏勒对自己声音的估计绝对正确，他不是天生的播音员。当他开始工作时，公司对其报道颇有怨言。于是默罗电告克劳伯，到底要一副歌喉，还是一个优秀记者。默罗胜利了，夏勒成为第一个因其内容而非形式获用的记者，这一决定使公司后来大受其惠。夏勒的声音虽然常不对劲，全不甜美流畅，但这个声音传达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公司有人用不那么恭敬的口吻称默罗手下的这批干将们为：哲学家-国王-知识分子-记者。他们的播音技巧实在比他们的知识逊色。接着霍德华史密斯很快被录用。接踵而至的是文字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这个人更是拿起话筒便手足无措。
夏勒不愧为“第一个”。他和默罗专门报道奥地利在1938年与德国合并这件早在意料之中的事。1938年3月，默罗去华沙安排一个教育节目，夏勒则驻维也纳。他用预先编好的暗语向默罗打电话：“客队已经跨入门线。”默罗惊讶地问：“您没有搞错？”“绝无差错！”道德国军队已跨过奥地利边界。默罗独自乘飞机抵达维也纳，以便及时报道这条新闻。他在维也纳呆了五天后飞抵伦敦，播出了一条更为完整的消息：“此次行动据称为不流血征服，在某种意义上讲却也如斯。不过我倒能够忘记那些在银行门口挤兑和在旅行社抢购车票的长长行列中的一张张惊恐万状的脸，人们正在拼命逃跑。我愿意忘掉奥地利军官们疲惫不堪的脸，也愿意忘掉大头皮鞋铁钉的重踏，轻型坦克在清早的林格斯垂（Ringstrasse）的轰鸣；忘掉那些被迫举起右手，首次高呼‘嗨！希特勒！’的人们的困惑、可怜和提心吊胆的表情。我同样愿意忘掉犹太人的商店遭袭时玻璃的碎裂声，忘掉那些被迫匍匐在地刷洗人行道的人们所遭到的斥责和嘲笑……”以后，他们逐步把其他记者组织起来，办起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世界新闻概要”（World News Roundup）节目。希特勒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罪行，一夜接一夜地自电台传到美国。在纽约，负责安排节目的H.V.卡滕伯恩总是大声嚷嚷：“电告埃德默罗，电告埃德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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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美国报纸和印刷媒体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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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美国报纸和印刷媒体更重要
这就是新时代开始的情形。希特勒随之进军波兰，横扫法国。默罗在伦敦名闻遐迩，用声音把美国和英国联系起来。从美国介入战争前两年，直至最终卷入，在英国的生存荡在半空中时，他的声音还是普通人的声音。假如这一代大多数的政客和名流（希特勒与罗斯福不在其列）仍瞧不起电台，依然认为报纸最重要，那么英国各阶层人民只知道默罗的力量和影响。他们的脖子放在案板上，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比任何人更快地认识到力量的改变，默罗比英国大使和所有的报纸记者更鼓舞人心。他们的形势岌岌可危，默罗无疑比任何一个人更有力量帮助他们。默罗是英国人民的驻美大使，不仅对政府，更是对美国人民。
他是一个绝妙的演员。那是一个黑暗和令人忧虑的时代。他对人类和个人前途的看法也是阴暗的。他在结婚前，就向妻子珍妮特（Janet Murrow）表示过他的意气消沉，他的绝望和忧郁，他的不景气时期。珍妮特默罗评论他“是一个受难者”。他总有一些伤心事。他向同事迪克霍特利特（Dick Hottlet）述说过辛酸的往事，“我从未玩过。”他像一个清教徒，从未奢望过自己的成功，对幸福和快乐总觉不自在。他声誉大振仍十分内向，常常摆出一副正经的模样，拒人千里之外。他可以向自己的亲密朋友表达思想，但决不，假如可能的话，诉说心声。他出身于一个半加尔文教派家庭，他的朋友塞瓦赖德说，“那种家庭只有清规戒律，缺乏爱悯。”哪怕他的事业登峰造极，他仍然落落寡合，心事重重。他有一个贫困艰难的过去，而今凭借着令人瞩目的成功跨入了富贵世界。这种鲜明对比像病似的留驻心头。他说话的调门和衣着服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穿的衣服十分昂贵，衬衫纽扣都是时新的一类。其他记者，倘若穿上默罗的那身衣服，绝对会被人视为纨绔子弟，但他绝不是这种人。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讲过这么一件事。默罗曾差一点没有用他，因为他们首次见面时，默罗看见他穿一双俗艳的轻软鞋，外配一套浮华时髦的外装。默罗对此很疑惑，这样打扮的人是否适合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否该拿罗兹（Rhodes）奖学金。默罗哪怕同朋友们进行最随便的交谈，每一句话也仿佛在准备广播。他是一位神枪手，随时愿意同英国人一道在大草原狩猎。跟大多数贫穷的乡间小伙子一样，他不游泳，谁也无法使他穿上游泳裤。他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有一次，默罗和塞瓦赖德一道在拉瓜迪亚（La Guardia）上飞机。塞瓦赖德随便地吧嗒着嘴吃一袋玉米花。默罗见状，认为实在有损面子，竟然不顾被人认出的危险，气冲冲地有意朝前走几步，拉开了与这位好吃之客的距离。
英国人喜欢默罗，都爱听他广播。默罗的许多广播都是向英国军人重播的。这是一种支持，意在说明美国人民听到的也是相同内容。于是，他被英国的一些最上流的社团吸收了。过去，如果说这儿只为他打开了一道门的话，也是很不情愿的。现在，所有的门都朝他敞开。当然，他的工作本来就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打开人家的大门的。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魅力，他的英俊，他坚持美国气派绝不英国化，从而深得人心。他为了体现美国的存在，千方百计地避免学习英国腔、使用英国字、效法英国习惯。他是美国英雄和美国之音，尽管人们看不见他的面庞。1941年12月，他回到美国露面。人们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晚宴。那是群星灿烂的盛典，备极殊荣。他的一边坐着比尔佩利，另一边坐着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这个罗斯福政府的御用诗人。麦克利什称默罗为诗人而非记者。他打碎了几乎所有迷信的一孔之见——无数诗人和艺术家为打倒这个迷信拼命奋斗了几个世纪：时代和距离的迷信。这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五天后，他被召到白宫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共进晚餐。罗斯福要亲自倾听默罗对英国的立场和潜力的真实判断。晚宴因故推迟，终在12月7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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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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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顿和格雷厄姆两家是好朋友。苏格兰佬赖斯顿（Reston）对菲尔格雷厄姆颇有好感，他们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赖斯顿球艺高超，像是受过职业训练。如果说菲尔球艺一般的话，他仍不失为一位鲁莽热心的高尔夫球手。小球滚动带来无穷乐趣，即使情绪不佳，他也会绘声绘色地叙述他打算打出一个什么样的好球。国家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在那儿采访记录下这场最精彩的比赛实在是一件憾事。赖斯顿当然是喜欢菲尔格雷厄姆的球艺的，就像他喜欢菲尔格雷厄姆的兴趣广泛和多才多艺一样。菲尔一走进房间总能吸引每一个人的注意，使人人都更加生气勃勃，并用赖斯顿决不敢采用的方式打破社交的礼节使人解颐发笑，在人们失去常态的时候去洞悉人们的弱点。
拥有整个华盛顿的记者
赖斯顿是位虔诚、严肃的加尔文派教徒，他佩服菲尔所具有的那种魅力、才干，那种表面上轻松自在的劲头和敢于冒险而又善脱其身的本领。他本人也是位老派人物，其自身并不是没有诙谐和超人之处，而是他的那些特质更为微妙和隐讳。菲尔称他：我们的苏格兰教皇——这绰号极富魅力，充满了爱慕，既有分寸又恰如其分，而且言语中没有尖刻的成分。这绰号能够提醒赖斯顿本人和其他那些人：这位苏格兰佬或多或少有点倔强和因循守旧，在日常生活和他的专栏文章里加尔文气息较浓。然而，正是《华盛顿邮报》的菲尔格雷厄姆在不断地追求着《纽约时报》的赖斯顿。格雷厄姆挖空心思地想要雇用赖斯顿，把他从街对面的《纽约时报》挖过来。他在那地方已经成了这座城市和整个新闻业的代表人物。菲尔希望赖斯顿能到《华盛顿邮报》来，把这份带有几分地方色彩的报纸办成一份名副其实的国家大报，哪怕它就是一份小型的《纽约时报》也可以。对于菲尔，这个极富诱惑力的愿望经久不衰，他的提议也是大方而慷慨的——两次、三次，赖斯顿有点动心了。
看中赖斯顿并非出于偶然，他是20世纪50年代华盛顿独占鳌头的记者，十多年来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华盛顿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和声誉是任何文字记者都无法与之媲美的。那时，华盛顿还没有真正的竞争，他建立了华盛顿实力最雄厚的讲坛并利用着这个讲坛——一个把力量和机敏结合在一起的雄辩的讲坛。他非常喜欢发动攻势，但又不使人感觉到他好斗或放肆寻衅。他十分善于利用电话，表达愿望时不带半点要求和查问之意。言辞之间时有较长的停顿，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到任何一点仓促和混乱，这些都意味着他是一个值得别人信赖的人。到50年代初期，赖斯顿已成为美国所有的年轻记者心目中的楷模，这些记者都愿意到他那儿去工作。他不代表新闻业的过去，而象征着新闻业的未来——公正、文明、理性和国际主义。琐碎的事情和地方观念的那些看法与他无缘，他只对大事感兴趣。大事意味着大报道。他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关注美国卷入国际事务。因为新闻界正在缓慢地，几乎是无意识地使自身制度化，并开始为自身建立一整套的民族规范。赖斯顿以他自己的工作质量、本人地位和品行就已经表明了新闻事业可以成为一项严肃和受人尊敬的职业。
他是沃尔特李普曼的密友，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位大政治专栏作家的忠实信徒。作为职业记者的典范，他的声望胜过李普曼，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职业记者。赖斯顿越是冒险涉入李普曼专栏的理论王国和接近他的伟大的思想，他似乎就越是感到难望其项背；有一段时间他完全埋头于李普曼的专栏而终止了新闻报道，李氏思想太高深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及李普曼，尽管在某些场合，由于某些原因，他也试图超过李普曼。像其他的记者那样他的最好的采访和报道都是在严格的时限内完成的，在某一实际工作的水平上，他也具备李普曼的哲学思想。和李普曼不同的是，他是个整天跑路的职业记者。（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点不同，他能够灵活自如地进行采访，而李普曼则办不到；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他感到自豪，他能够驱车前往僻远的乡村去实地采访一个乡下佬。“你想象沃尔特能够做到这些吗？”他曾用一种明显感觉得到的口吻向他的朋友们夸耀道。）
在50年代的华盛顿他的权势是其他人无可比拟的。开始阿瑟克罗克仍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负责人，但克罗克却没有像赖斯顿那样脚踏实地地进行新闻采访。赖斯顿结识了许多四十到五十岁的人，这些人眼下就要成为有权势的人，这是最好的信息源。而他具有《纽约时报》的权力，在当时那是一个令人趋之若鹜、望之敬畏的讲坛，任何想要发表一种意见、表达一种观点或登载一份文件的政府官员都需要那个讲坛，于是赖斯顿就成了这份报纸的所有国内和国际记者的代理人。对于一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刻；《先驱论坛报》处于明显的衰落状态，电视时代还未到来，无线电广播在战争时期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和平年代却并不是有力的工具。新闻杂志中，《纽约时报》党派味太浓，而《新闻周刊》又毫无生气，没有一点战斗力。《纽约时报》已经拥有了华盛顿，而事实上它在进一步渴望着整个美国的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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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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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淡而无味赢得名声与尊敬
“你喜欢这个新世纪吗？”阿道夫奥克斯在1900年写信给他的母亲时说。“当然，这个新世纪向我们敞开了吉祥的大门。”事实上的确是如此：1896年，当时面对着家里的不安（已经负债累累）的奥克斯借了七万五千美元买下了濒于倒闭的《纽约时报》，其时它的发行量大约是九千份、借债三十万美元并且每周亏损两千五百多美元。然而奥克斯是个魔鬼般的人物。到1900年尽管美西战争对于他的黄色竞争者们来说是一个发财的机会，《纽约时报》的发行量仍达到了八万二千份，在这阴霾的年代，他的报社仍稳步向前，而且未来属于它。他是个凭印刷业务和商业经营起家的新闻工作者；并未受过什么院校教育，也不妄求成为一位作家或某方面的学术权威。他对于成功和高雅有着一种激情，而不是活跃的热情。而他又是位精通印刷业务，精于企业经营的专家，他有一种把需要变为美德的特殊的天赋。当时所有出色的连环画都已被各家竞争的报纸签合同约稿，而阿道夫奥克斯则坚持一种引以为荣的观点，即《纽约时报》绝不经营连环画。那时，在纽约办得最为成功的两家报纸常常展开新闻辩论，一份是普利策创办的《世界报》（World），另一份则是赫斯特的《电讯报》（Telegram），这两份报纸都办得各有特色，每家的发行量均达到三十万份。然而，奥克斯则偏偏不去和他们竞争读者。同样，他的办报方式与他的个人风格相吻合，他本人是位严肃、典雅而又正派的年轻人，他要出版一份严肃、典雅、富于教养的报纸去奉献给纽约城的那些优秀的人。他的口号是：报纸不应该弄脏他们早餐的餐巾，当时人们早餐仍用餐巾。
他就这样站稳了脚跟，这是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新世纪。他接手《纽约时报》之初，报纸的全部家当仅有两部电话和两台打字机，多数记者用普通写法写他们的报道，而新一代年轻的记者当时已开始用打字机写报道，嘈杂的打字声使惯于普通写法的记者们大为恼怒。这个问题渐渐转变成一种冲突，最后为了解决矛盾，报社的一名杂役做了一张大桌子，桌面铺了一张毡子来减弱噪声，打字的人就关在一个最远的屋角去办公。此外，《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也不是那类吵吵嚷嚷的文章。奥克斯想要的不是那种会使人震惊、发怒或引起论战的文章。因为他不能够靠刺激性新闻去赢得某些市场，他要用庄重、严肃来赢得读者。他强调新闻要严肃、要有价值、要使那些受到尊敬的金融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乐于阅读。那时纽约是这个国家的金融中心，于是为了引起这些人的兴趣，奥克斯决定在他的报上尽可能多登一些新闻；内容包括所有的金融消息、市场采访、不动产交易和一切政府公告；尤其是一些长而沉闷的新闻，其他的报纸往往忽视，而《纽约时报》则是欢迎的。奥克斯把这座城市的所有火灾都一一列表登记，还编制了来纽约购物的商店买主的姓名目录。这仅仅是他的关键性决定之一，这个决定有助于使《纽约时报》成为时装零售商的报纸，并在一夜之间就增加了他的广告所起的杠杆作用。《纽约时报》在成为一份记录性的报纸。也许这是一种干巴巴的记录，但那并不烦扰奥克斯，他喜欢一份干巴巴的报纸，而且并不在意人们认为他有点迂腐，只要他们对他尊敬就行。他不想辩论，他需要的是正统、受到尊敬和安全。重要人物会称赞一位出版了一份正统但读起来有点单调的报纸的发行人；而他们并不称赞这样的一位发行人，他出版了一份生气勃勃的报纸，这份报纸一有机会就登载他们的离婚案件。
作为奥克斯-苏兹贝格新闻王国的奠基人，家族的族长，他这一切都和白人现存统治体制至亲至善、荣辱与共。阿道夫奥克斯生于1858年，是一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双亲虽然不是功成名就或富有之人，但仍是体面人家。事实上他的父亲朱利叶斯奥克斯（Julius Ochs）在1845年已移居美国，倘若说他的父亲不是位纯粹的业余艺术爱好者的话，他就是一个失败的梦想家。年轻的阿道夫在十三岁时就已离开学校，为了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计，他进了一所印刷厂当学徒，1878年他成了《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的发行人，由于当时他还不满二十一岁，因此有关这份报纸的签字事宜还需他父亲出面。他是个严肃和有决心的年轻人，为人老成持重。人们从来就回想不起在阿道夫奥克斯的脸上有过什么微笑；他的领带毫无例外总是端端正正地系在胸前。
对于自己的犹太血统他非常敏感，这种敏感是他本人和他缔造的这个王国的一大特征。当这块土地上布满了来自俄国和波兰的犹太移民时，他们这些善良、体面的德国犹太移民也来到了这里。如果说老的耶稣教徒看起来比现在那些耶稣教徒的耶稣教味更浓的话，则那时移居到美国来的德国犹太移民比欧洲本土上的德国犹太人令人看上去还要故土味。但是那些癖好蓄长发、留络腮胡子、满脑子激进的政治理论的东欧犹太人却没有加入这个移民行列，那些东欧犹太人完全沉浸在迂腐的积怨中，他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旧世界的气味。然而在他们的面前，却到处煽起了反犹主义的浪潮。〔阿道夫的兄弟乔治（George Ochs）认为：那些带着导致反犹太主义的旧东西的移民并不反感他们自己，但他们反感那些言行举止更加犹太味的人，如果那些人能够认真地收拾一下自己，剪掉那些长头发，变得更加文明一点，那些人的情况就会变得好一些。〕作为一个善良的公民，奥克斯渴望得到非犹太世界那些有教养的人的尊重。他是人们所称的那种白种犹太人。他拿定主意首先要通过新闻报纸来向人们展示：犹太人是善良的公民！犹太民族是勤勉的、值得信赖的民族！奥克斯想成功，想使报纸获得更大的利润，然而实际情况是，他在更大程度上热切地渴望着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他的报纸的至关紧要的基调。他热望那些上等人读他的报纸，也正像那些上等人所评价的那样：奥克斯不错，是个好样的。然而其他报纸的发行人总是用手中的报纸去吹嘘自己的政治观点，尽其党同伐异之作用，奥克斯需要的绝非这些，他只认为美国是个良好的社会，此外他没有具体的政治观点。他想要尽可能少地论战，论战在他看来是危险的；它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与之相反另外的发行人出于极端的自负喜欢处在舆论的中心，奥克斯憎恨这种思想，尽可能地避免舆论是他的风格，因为舆论总是有点危险；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正在飞黄腾达，尤其处在那个年代，人们必然对此愤恨不满。这些直接表现在这份报纸各栏目的风格上；他并不想要给人们带来忧愁，并不想与人论争，他需要做出的评论尽可能地寥寥无几，社论性的文章尽可能地平淡。他想要的是受到尊敬而不是有力，他并不想要附属于权势的论争。他好似一个墨守成规多少有点自大的人物。他在编辑部会议上说的许多话听起来似乎傻乎乎的，甚至有点孩子气，然而他却有一种预知别的报纸将产生什么影响的本能，这种能力常使人感到不可思议，他的所有重大决定结果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杰出的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曾称他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天才”，此人是他那个时代最为才华横溢的编辑，但他曾受到了奥克斯的沉重打击，奥克斯的手段是他那平淡无奇的方法和坚忍不拔的成功两者古怪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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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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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战争：危机与转机
奥克斯工作非常勤奋，当然他是那个时代纽约所有发行人中最杰出的企业家。此外，世界上的大事件层出不穷，他发行的这份报纸正好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当美国已进入参与国际事务的年代，并且教育水平正持续上升时，他已是《纽约时报》的主宰。全世界各种勃发出来的力量都将要倾注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人民比以往更加关注国际国内所发生的事件，所有的教育力量都要设法赢得为数更多的读者。
于是几乎从一开始他就使《纽约时报》获得了成功。起初他改进了铅字字型并且使用了更优良的油墨，这些收效甚大；头一年报纸的发行额就从九千份上升到二万一千份，到1898年发行额上升到二万五千份。接着在1898年他的事业第一次面临严重危险，但他应付裕如。美西战争的确是赫斯特和普利策所喜爱的，因为当时是一个极富沙文主义的时代，他们几乎投入了一个营的力量，把记者、摄影师、插图作者派到炮舰上去。〔当时大艺术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曾抱怨行动太少，赫斯特回电说他愿意为这场战争做出贡献而雷明顿愿意供给画片。〕他们喜欢这类充满了鲜血和红旗的报道，报道充实、丰富而且有点骇人听闻。奥克斯试图与其他报纸的编辑协力工作，但他没有敌过这些报业巨头。他的成功受到阻碍，发行量开始下降，这份报纸的所有权似乎处于危难之中，而事实上这份报纸在查塔努加的重重债务下相当脆弱。随后他在10月份做出决定，《世界报》和《新闻报》均为两分钱一份，他不可能在战事报道上与之匹敌，因此要在价格上与其竞争。奥克斯宣布如此严肃、受到尊敬和货真价实的《纽约时报》价格从每份三分降到每份一分。这是个天才的创举，一些人说这份报纸正在寻求一批新的读者，而且会开始写刺激性新闻。报社的某些记者也为此欢欣鼓舞，他们早就不安于反对写时髦文章的禁令了。但他们错了，奥克斯是正确的，这份报纸依然如故，而且发行量反而大增。奥克斯解释他的决定时指出：一旦一份报纸编辑完毕准备付印，对他来说每份报纸印刷十万份比印刷四万份成本更低，真正的花费是首次发行物付印前支付印刷工人和铸版工人的工资。
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美西战争给《纽约时报》带来的影响完全出人意料。一年后奥克斯的发行量为七万六千份，是他削减价格前的三倍。广告随着报纸发行额的增加而增加。奥克斯开辟了这块天地，而现在又稳固了他的基础。《纽约时报》有一部分稳定的市场，这些市场每年的发行量必然增加而且会变得更加兴旺，这就像它的竞争者们业已占领的市场不久必定会减少一样。最重要的是《纽约时报》是份受到尊敬的报纸。（当奥克斯买下这份报纸时，为了与其他报纸竞争，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令人敬畏的口号是很有远见的：“报纸应是纯粹的新闻工具，而不是流言蜚语的学校！”）正是这份报纸想要引起统治阶层的注意，那是些有权有势、而且体面的人，报纸不想得罪他们。当时的其他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读者的欲望和口味的，但《纽约时报》不同，它几乎是不自觉地反映了奥克斯对统治阶层的愿望，事实上《纽约时报》本身就是统治阶层准则的反映，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保守和维持现状。报纸告诉政界和财界里有权势的人们所需要知道的东西，自然也反映那些人的利害关系和野心。《纽约时报》不是一份任意滥用想象力的流行报纸，如果说它在20世纪中叶开始流行起来，那么人们对这份报纸的水平将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奥克斯同样是位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他和大多数来到美国的移民一样，对于自己的半移民地位异乎寻常地敏感。1908年威廉贝亚德黑尔（William Bayard Hale）——《纽约时报》最出色的记者之一——受到了威廉皇帝罕有的两小时的接见。奥皇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夸夸其谈，叫嚷要抵御外国势力，显而易见这是指英国。这是一次充满火药味的接见，奥皇说，一名好的基督教徒的条件之一，就是有能力进行战争。毕竟“战争”并非一个不好的字眼，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一场短暂的有趣的战斗是有益的。“我们是用暴力来皈依的基督教徒。”他附加道。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火药味极浓的、咄咄逼人的接见，黑尔甚至不敢拍电报把这则消息发回报社。他回国后，奥克斯和他的助理编辑卡尔范安达（Carr Van Anda）和其他几位编辑研究了这份材料。最后他们决定派黑尔去华盛顿，当面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陈述这次接见。罗斯福总统对威廉皇帝的好战言论感到大为惊奇。他说：“我不相信这位皇帝愿意在报上公开他的这些言论，如果他真要这样干，那他就是一个傻瓜。”罗斯福说他没有权力枪毙这篇访问记，但他本人的意见是最好不要发表。他认为，如果不公开这些材料《纽约时报》就能够拯救人类。这些材料证明了威廉皇帝当时所说的话不仅仅是非常现实的预言，事实上他确实准备发动战争。
十年后，当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时，出了一件烦恼的事情，使奥克斯的爱国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怀疑。敌国势力中的奥地利做出和平试探。《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欢迎跟奥地利讲和，然而这场战争当时正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人们激情太高，人人都想要彻底地取得全面的胜利，于是这篇社论招来了猛烈的抨击。报纸成了好战运动的主要目标。公开的指责朝着奥克斯纷至沓来，许多人引证了他的德国血统。据报道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本人就对这篇社论大为愤懑。奥克斯和他属下的上层人物会见了威尔逊的主要助手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他们与其说是在为社论辩护倒不如说是在显示他们的爱国热忱。对奥克斯来说这是段可怕的时期，昔日的朋友背离了他。他完全绝望了。他认为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将失去，《纽约时报》完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精神沮丧。他想长时间隐退，把这份报纸交给委托人，拿出去当众拍卖。这一次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的易于受到中伤。危机过去了，然而他的抑郁情绪却没有恢复。
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或最后一次的抑郁症发作，因为他肯定是个狂郁症病人。关于他患的疾病并没有确切的记录，而且那时人们对精神病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微（也不是焦急的奥克斯家族成员所能对付的局面。）奥克斯家族至今仍控制着《纽约时报》，他们在这份报纸的正式历史中故意抹杀了有关他的疾病的描述。但人们仍然谈论，说他有忧郁病，不时会长时期的沮丧。其实，他是个精力高度旺盛的人，当他兴奋起来并相信他所做的事时，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他自信、有力而且专制（当别人告诉他说他很像拿破仑时，他答道：“但是我比拿破仑高得多”）。在他情绪高昂时，他相信自己能够达到任何目的，他会没完没了地工作，弹性极强。即便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那跃跃欲试的雄心大志也使他周围的人们感到惴惴不安，几乎还没有脱离少年时期他就买下了《查塔努加时报》，并且一下子就取得了成功。但另一方面他在土地投机生意上却赔了大把的钱，因而不管这份《查塔努加时报》办得多么成功，也不能使他脱离债务。购买《纽约时报》是一条脱离债务的出路。刚开始，他家里的人完全给吓蒙了，这是他行为古怪的又一次突出表现，他们沉痛地认为那样做会拖累他。后来，在他最为得意的年头，他的病情看来显得更为严重了，他长时期地处于极度的精神郁抑中，这时他几乎是一动不动，不能工作，只是一连数小时地凝视窗外的天空，此时他几乎完全确信他即将失去《纽约时报》、失去他所有的钱财，他会很快地离开人世。（在一次抑郁症发作期间，他完全被死亡的念头缠住了，甚至有一个聪明而又热心，但缺乏经验的人为他买下了一块墓地，并写信给他的家人说他对这桩买卖非常满意，因为“那地方地势高、风景美丽，非常称心如意，没有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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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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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安达：跋扈的编辑天才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他都不是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他知道他想要份严肃的报纸，但并不十分清楚怎样把这样一份报纸编排出来，怎样将他对这份报纸的总体思想变为现实，怎样使这份报纸办得洋洋大观、有声有色而不仅仅是文字的罗列。他认识到他需要一位和自己观念相同，水平很高的主编。1904年他聘任了卡尔范安达。正是奥克斯和范安达两人的结合才使得《纽约时报》成了真正的国家大报，范安达能够准确地领会奥克斯的思想，并使其变为现实。卡尔范安达是他那个时代传奇式的主编，一位杰出的有创造力的人物，一些为他工作过的人甚至认为他是个真正的天才。但他又是个冷酷而又盛气凌人的人，由于他的那一套搞法，使得他的下属人员在任何事情上都对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手下的记者都对他有一种恐惧心理。他谈话时没有什么闲话。在《纽约时报》内部，记者们把他的目光称做“范安达死光”。人人都必须以先生相称（实际上就连范安达和奥克斯都相互以范安达先生和奥克斯先生相称）。他不是一个易于接近的人，一次一位体育记者在他记者生涯的晚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自己署名的文章——当时这是十分罕见的。记者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范安达，询问是否他们也可以在报上署名，他毫不客气地说：“《纽约时报》不是发表记者人名录的报纸”，从而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就是那样的人，对于文章的文学风格并没有很高的要求，文笔是否优美、文章是否漂亮他也不大在乎。他要的是新闻和事实，材料越本色越好。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个按照奥克斯的意愿亦步亦趋的人。
他尤其不爱涉足政治；他的真正热情倾注在探索自然科学上，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那是个自然科学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范安达是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他完全被科学和数学给迷住了，并吸引他去研究天文学和数学进而深入探索现代科学。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是他获得的一次极为重要的独家新闻。该船撞上冰山的消息在午夜一点二十分才姗姗来迟，接着就没有这艘船的消息了。由于有关的情报零零碎碎，而且泰坦尼克号又极少有沉没的可能，因此纽约其他各报虽然报道了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这则消息，但却反复重申泰坦尼克号是不可能沉没的。范安达没有这样做，他研究了这些资料，考虑到这艘船沉寂到没有发出一点无线电信号这一事实，他作了自己的数学计算，于是断定泰坦尼克号船事实上是沉没了。《纽约时报》率先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一次在非常事件上面首先报道的重大胜利。范安达就此成了个传奇式的人物。几年后，当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访问普林斯顿时他的名声更为大噪。那时爱因斯坦也只是刚开始在美国公布他的数学公式。《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爱因斯坦的一堂授课，并带回了爱因斯坦授课时谈到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公式。范安达研究了这个数学公式并断定那里面存在着一个疵点。这位记者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问及此事，一位数学教授在爱因斯坦写这个公式的黑板上核对了公式，并承认《纽约时报》的记者确实是准确无误地抄下了这个公式。但由于那名记者对范安达的看法是如此的认真，因此这位教授说他愿意带着公式亲自与爱因斯坦交换意见。爱因斯坦细察了这篇记录，回称道：“是的，范安达先生是对的。我在黑板上抄写这个公式时出了错。”于是传奇就这样产生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范安达已担任了十年的《纽约时报》主编了。对《纽约时报》来说这场战争是极好的报道材料，这些材料来自僻远的战线复杂的各方面的渠道，充满了严肃性、复杂性。现在《纽约时报》有能力，也具备日渐增加的报业传统意识，已经能够报道这场战争了；只有少数几家美国报纸有这种想法或者倾向于去认真报道这场战争。战争类型的新闻正是范安达所熟悉、热心并愿意竭尽全力去报道的题材。他想要比其他任何报纸更多地报道这类新闻；并决定首先是去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其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也许并不是那个时代记者中的佼佼者，实际情况是《纽约时报》那时聘用了许多特约记者，这些人并非报社正式职员，但仍由报社约定他们自由写稿。按报道材料的广泛而论，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能与《纽约时报》相匹敌，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最为全面地进行报道。立即有二十名记者开始报道这场战争。范安达完全是一头扎进了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他的数学头脑也完全用上了。他研究所有的欧洲地图，注视各种军队的行踪，推断哪些重大战役可能会在哪儿爆发，然后以他那惊人的天才般的预见性派遣他的记者前往那些地区。《纽约时报》当时还出版了一种星期日画报，里面充满了具有浓烈火药味的战争照片。电视、无线电和新闻电影片时代尚未来临，但照相技术自从内战以后的五十年已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在新闻界无与伦比的照片鲜明生动，使人一目了然。也许是对那场战争最富戏剧性的反映，1913年战争爆发前，《纽约时报》的发行量为二十四万二千份，星期日版为十五万八千份；1918年是战争的最后一年，它的发行量已达三十五万二千份，星期日版的发行量达四十八万六千份。《纽约时报》作为一份很有权势且在不断扩大其势力的报纸其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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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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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买下《世界晨报》
《纽约时报》处在令人羡慕的位置，这是一个中心位置。在那党同伐异的年代，人们认为这家报纸是非党派的。而那种无党派的观念，正是当时那些比较现代化的受过教育的美国青年认为自己应具有的风格。这场战争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地参与了世界事务，统治阶级正好需要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远在奥克斯早期经营这份报纸的时候，人们就称这份报纸为：老板是犹太人，编辑是天主教徒，读者是新教徒。虽然这种说法是准确的，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开始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犹太人成了《纽约时报》的读者，使得报纸的实力更为雄厚。这些新读者中许多人尚未受过高等教育，然而就他们对世界事务严肃认真的态度、自身的文化程度以及尤为突出的望子成龙的愿望而言，他们仿佛就像已经具备了高等教育水平一样。对于他们来说，高等教育是最现实的。即便还有什么疑虑和敌意的话，那是因为来自故乡国土的他们或他们的双亲在某些方面仍然和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到处依旧令人吃惊地充斥着地方色彩的粗俗新闻的年代，他们却容许《纽约时报》的编辑去出版一份国际性的大报。这对于一份严肃的新闻报纸的编辑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恩赐。新一代犹太人的存在意味着《纽约时报》能够形成她自己优秀的风格——这就是《纽约时报》的严肃性和国际主义精神。
30年代是《纽约时报》巩固自身地位的年代。《世界晨报》（Morning World）这份曾经在普利策主办时兴盛得有如中天之日的报纸现在已不复存在了，这是由于经营方面的失败所致。1930年的一天，普利策表示想把《世界晨报》几乎是无条件地奉献给奥克斯，并告诉他这桩买卖即刻就会给《纽约时报》带来一百万份的晨报发行量。但时值经济不景气时期，手头拮据，奥克斯对报纸的读者们自有他的独到见解。他拒绝了普利策的建议。事实上，即使是作为一份礼物他也不想要《世界晨报》的发行量。他并不认为大量的读者会改弦易辙；毕竟，在过去读者们曾有无数的机会成为《纽约时报》的读者，然而他们放弃了这些机会。如果他们改订其他报纸，他猜想他们会成为赫斯特的《美国人报》（American）的读者。他认为如果再增加这份《世界晨报》就很可能成为累赘，必然会增加生产成本和广告成本，从而破坏他整个经营系统的协调性。于是他决定仍旧维持原状。（后来，当《世界晨报》停业时，奥克斯在一次编辑会上预言《纽约时报》将会从普利策手里获得七万五千多名日报读者和十多万名星期日版读者。他的预言是相当准确的。《世界晨报》的倒闭丝毫没有损及《纽约时报》的发行额。）那时他周围的报纸都濒临倒闭的境地。1927年的经济大萧条来到之前，纽约有十二家报纸，布鲁克林有三家报纸，而今这些数字在急剧地下降。有着广泛的深谙世事的读者们的《纽约时报》牢牢地抓住了零星商品类的广告业务，当《世界晨报》倒闭时，《纽约时报》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在刊登分类广告上它取代了《世界晨报》的领导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分类广告的领导地位是任何报纸均为之争夺的目标，因为刊登分类广告是费力不多却获利匪浅的事情。《世界晨报》倒闭的初期，为了不使他们自己的报纸“开天窗”，为了填满他们自己报纸的版面，某些报纸竟然完全一字不漏地再版《纽约时报》的分类广告。
于是，年复一年《纽约时报》在晨报市场的地位更为巩固，而其他报纸的地位则日趋衰落了。广播在开始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无线电收音机在冲击着午报的发行量，像赫斯特的《新闻报》这样的报纸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到30年代中期，形势已完全明朗化了，《纽约时报》注定要与另外一家严肃的晨报《先驱论坛报》相竞争，这家报纸在格调上和《纽约时报》相类似，像《纽约时报》那样，这家报纸也强调出色的报道，但这份报纸由于工作人员太少而显得过于紧张。到20世纪40年代初，人们猜测两家报纸中仅可能会有一家存在下来，要么是办得好而保守的《纽约时报》，要么是办得好而不那么保守的《先驱论坛报》。
奥克斯已带着他的王朝进入了这个新纪元，但《先驱论坛报》事实上被击败还是在他的女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统治时期。苏兹贝格娶了奥克斯的独生女儿伊菲吉妮（Iphigene Ochs），对此伊菲吉妮的双亲并不十分热心。如果她必须嫁人，他宁愿她嫁给一位在新闻界有背景的人。苏兹贝格是位举止优雅的年轻人，他是一家较早移居纽约的犹太贵族家庭的后裔。他聪明而又文雅，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信心很足，和奥克斯比起来他显得更加谦逊。作为一个正在学习这项业务的年轻人，外人也许把他视为奥克斯的女婿，不过这看来并不打搅他。奥克斯并不急于提拔苏兹贝格的职务，他似乎确实也不喜欢自己白发将至这样一个事实。在他六十岁时他传下话来：《纽约时报》不准对七十岁左右的人冠之以“老”。他对苏兹贝格的提拔是十分缓慢的，在他风烛残年之际，他曾对苏兹贝格讲不要推他下台。“我还没有死，”他说。但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是他的公主，她就像这份报纸本身一样是奥克斯和他那梦想的真正延续。1902年，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送给了她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奥克斯为此而受到感动并引以为自豪。他的梦想会实现的。“大概这件事情可以使你意识到伊菲吉妮应该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奥克斯告诉他的妻子，“她会受到热烈地追求。她的优点将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果我能再活十年以上并不出意外的话，她在这个世上，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奥克斯又活了三十三年之久，伊菲吉妮没有达到的目标为数极少，而且确实有许多人热烈地追求她。她精明，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善于外交。奥克斯教她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应含蓄一点，不应过于强求于人和过于自信。这方面她学得很好，她说的许多话都很隐讳，尤其是对这份报纸的各种编辑所说的话。她是位十分坚强的女人，此点在表面上是很多人难以看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