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她家族的报纸，不是她丈夫的，她能够提出自己决定性的意见。在谁会继承奥克斯做《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问题上奥克斯投了苏兹贝格一票，投了他的侄子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Julius Ochs Adler）一票，并给了一票给伊菲吉妮苏兹贝格。1935年5月，在奥克斯死后一个月，不出所料，苏兹贝格成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他谦虚，知道自己缺乏办报方面的知识，他并不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但他也想把这份报纸搞得更有声色，更加现代化，更加不失其优良的传统。他做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妻子的意思。无论奥克斯多么喜欢他的独生女儿，但那个时代仍然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父亲能把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托付给他的女儿的时代。但她还是以她的精明和各式各样的巧妙方式在这份报纸上留下了她的痕迹。她是这个家族在20世纪历久不衰的标志。正是她，在她十一岁时就用下面的颂词来祝贺了《纽约时报》新大楼的奠基仪式：“我谨奉献这栋大楼给《纽约时报》使用，愿那些在此辛勤耕耘的人们感受到这种权利，并用智慧和力量为人类的康乐，为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以及正直而神圣的新闻事业服务，但愿上帝赐福于他们。”言辞铿锵悦耳，迸发出她的感情，她信赖他们。在当代《纽约时报》四位发行人中她是第一位的女儿，第二位的妻子，第三位的岳母，第四位的母亲。因此，相对于任何别的人而言，更可以说她是这个家族和这份报纸有机联系的一部分。
对于这份报纸的模式，她有着坚定的信念，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来代表这份报纸，特别是那些漂洋过海的驻外记者。她并不十分注意《纽约时报》本地记者的风格及风度，他们是不同的团体。但驻外记者和驻华盛顿记者必须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应该是有教养的男人；除具备适当的技能外还应该是优秀的年轻人，理解力强、人品高尚；他们必须是一些本质好而且有魅力的人，至于魅力方面——如果不是指在外貌上（这并无妨），则至少得有人情味。他们不讲粗鲁、刻薄的语言，话中不应带纽约腔。他们不能在世界要人面前给《纽约时报》丢脸。选择他们恰似国务院选择大使，所以他们成了《纽约时报》的精髓。这些人往往都是些受过完美教育、富于魅力的新教徒，言辞一般都委婉而温和从不放肆。虽然这份报纸是由犹太人掌管的，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直至20世纪50年代，《纽约时报》十分克制地并没有将犹太记者派往国外或把他们安插到重要的行政岗位。
1948年，当时《纽约时报》最年轻有为的记者之一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应临时委派去巴黎，此人在出生证书上叫亚伯拉罕（Abraham），朋友们称他为阿贝（Abe），但按照《纽约时报》的委婉方式，他在报纸上签名为A.M.。那时罗森塔尔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愿望是进入受人尊敬的驻外记者班子，虽然他从联合国发回过有名的报道，然而至今还没有被提拔为驻外记者。在巴黎时，有人从他的房间偷走了一张二十美元的旅行支票，罗森塔尔一时大发脾气，威胁旅馆方面要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法国看门人为此非常生气，当即通知《纽约时报》驻法国办事处向C.L.苏兹贝格（C.L.Sulzberger）提出抗议。C.L.苏兹贝格当时既是记者又是驻外编辑而且还是报纸发行人的侄儿，他随即便认定罗森塔尔是不适当的年轻人。罗森塔尔显然是小题大做了，他这样做也许会败坏《纽约时报》的声誉。苏兹贝格没有对罗森塔尔提及此事，但却让他在驻外记者中坐了七年的冷板凳。
这个家族确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风不能太犹太味的基调。1937年，当社论版编辑罗洛奥格登（Rollo Ogden）去世时，阿瑟克罗克认为他有希望承担这项享有盛誉的工作。但苏兹贝格却让约翰芬利（John Finley）替代了这项工作，这事使克罗克大为失望。“这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苏兹贝格说，“它是一份犹太人办的报纸，我们有许多为我们工作的犹太人记者，但我在这儿的这些年来即便是作为点缀也绝没有安排过一位犹太人。”克罗克答道，他非常敬佩的母亲不是犹太人，只有他的父亲——一个非常无用的人——是个犹太人。按照基督教先知的规矩，他神气活现地补充道，如果我母亲不是犹太人，那么我就不能算是一个犹太人！苏兹贝格盯着他说道：“阿瑟，如果你不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知道那些规矩呢？”克罗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作为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而且根本不想要犹太人记者在他的办事处做事。在他多次挡回了纽约记者沃伦莫斯科（Warren Moscow）想要进入他所在办事处的尝试后，费利克斯贝莱尔，一位克罗克在该办事处的宠儿对他说道：“这里有些人认为你是反犹太主义者呢！”“喔，就算我是吧。”克罗克说。因此，事实上《纽约时报》在决定谁能为它工作，以及委派他们去哪里工作上都把握着一条双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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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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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企业，世界性眼光
阿瑟和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缓慢而又稳固地提高着这份报纸的质量和记者的素质。不久，国外评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时报》即便不像《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那样光彩夺目，也是美国各报中内容涉及面最为广泛和全面的报纸。出乎任何人所料，这份报纸已成了这个家族的坚定信念；报纸提高了家族的地位，反之这个家族又增加了这份报纸的威望。苏兹贝格也许比他的岳父更加相信在以退为进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前进了。这个家族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赚钱，他们尽可能多地赚钱是为了把这份报纸办得更好。虽然他们已经变得既有财富又有权势，并且能够凭着他们那种优秀的天赋去左右那些制定政策的政客，但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富。更确切地说，那一切都是为了把《纽约时报》办得更加宏大，更加令人敬重和更加具有权威性。他们渴望的是那些第一流的德国犹太人家族的高尚、体面和职业上的认可，这是比钱财更加宝贵得多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赚钱，然而钱却能激化那种愤懑和反犹太主义。《纽约时报》愿意充当犹太人善良公民中的代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无论如何深信，在他的生活中他已经把握住了最为重要的东西，他对反犹情绪的敏感性丝毫没有一点降低。首先，他并不想要这份报纸在调子上过于犹太味，而且并不想要过多的犹太人高级职员。他像那个时代许多资历较深的犹太首领一样不想让犹太人处在容易引起注意和造成事端的地方。1939年他和一些犹太巨头力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担心这会导致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国际性的反犹太运动的升级，他和他的家族忍受了那极度可怕的、梦魇般的岁月。对他来说那些恐惧是非常现实的，因为那些事情已经威胁到了《纽约时报》。毋庸置疑，当1970年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别有用心地开始非难他们时，那些恶毒的攻击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纽约时报》的中枢机构及另外一些主要的传播中心，在那些地方，阿格纽的攻击是以那些浅薄礼教习俗的反犹太主义作为他的论点的。当随着反犹太主义信件的剧增，阿格纽的攻击更加厉害时，空气变得十分紧张。所有那些希望有一定地位，并成为高尚体面的人们的愿望全部变为了这个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职责和信念。有些东西比家族本身更为重要，那就是唤起这个家族高尚的精神和气概，以及确定这个家族、这份报纸和他们传统的特色。这是一个家族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传统意识和责任感代代相传，让家族的年轻成员能够更早地、时常地意识到这点。他们确定自己的利润水平，这种利润水平一直坚持到60年代，而且常常低到了近乎危险的地步，除了在他们相互之间和对国内税务局公职人员以外，他们不会把他们的账簿拿给任何人看。从当时的金融标准来看，他们是守旧而又傲慢的，然而他们却把这份报纸办得很好。另外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已形成了某些有其自身原动力的东西，那些到《纽约时报》来工作的编辑和记者们受到这些传统的熏陶而又加强了这些传统，他们和这个家族的成员一样成了这份报纸的忠实职员。
当时范安达对时髦的书面形式还存在着怀疑，许多报纸读起来就像是出自同一个写政府官样文章的人之手，而《纽约时报》却变得更加专业化而又不那么刻板了。独家新闻又开始了。报道显得更加鲜明。当纽约完全趋向于出版流行起来的东西时，20世纪20年代放任自流的编辑方针又开始变化了。在20年代，个别的《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自己决定他们想要采访的内容，这就是说三个记者可以采访同一个题目，以三种观点刊登在这份报纸上——到30年代中期设置了一个分配采访任务的编辑部以避免这种重复现象。这份报纸正在变得更加现代化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从而使《纽约时报》能够在纽约占据统治地位，继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又成为全国出类拔萃的大报。整个30年代《纽约时报》都死死地缠在了与《纽约先驱论坛报》那冷酷而激烈的竞争之中。《纽约时报》的业务基础更为稳实些，它完全垄断了纽约城零售商店的广告业务，并把它的星期天版的资产专栏办得别具特色。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两家报纸都办得非常出色：《纽约时报》发行量已达四十八万一千份，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发行量达到三十四万七千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也只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纽约先驱论坛报》看来稍微有点赶上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纽约市颇有市场，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共和党色彩较浓，它在郊区占有优势，当时那些人更倾向于共和党。1942年政府决定定量供应新闻纸，在怎样安排他们有限的报纸版面的问题上两家报纸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苏兹贝格坚信这并非一个牟取暴利的时代，因此《纽约时报》在它有限的版面上大幅度地增加了新闻报道的范围，相应却急剧压缩了原来刊登的广告。为此他的广告主顾们大为抱怨，并对他进行恐吓，但他并不为之所动。《纽约先驱论坛报》做出的决定是不同的，多年来他们一直妒忌《纽约时报》那种把持着纽约市所有百货公司的优胜地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海伦里德（Helen Reid）认为，这是一个在刊登广告业务方面超过《纽约时报》的绝好机会。很快《纽约时报》的利润确实是下降了，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利润却开始直线上升。1942年，两家报纸的利润几乎不相上下，到了1943年，《纽约先驱论坛报》首次在登百货公司的广告方面占据领先地位，但这是做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的胜利；《纽约时报》由于大量地报道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新闻，它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其地位的稳固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显然这时《纽约时报》其本身地位的庄严性事实上已是不可否认的了。一当战争结束后新闻纸的限制解冻，《纽约时报》就蓬蓬勃勃地兴旺发展起来，这时无论在报纸的声誉还是利润方面都远远地超过《纽约先驱论坛报》。它总是会成为仅有的一份严肃的晨报的，《纽约时报》已经胜利了。《纽约时报》将会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兴旺，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已经不可能再像战前那样作为一名《纽约时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存在了。它将无法摆脱变革时期那种可怕的压力，那就是来自广播业的新的挑战，以及新的城郊报纸的强有力的竞争。1950年当维持原状的新闻界还没有一个较为长远的规划时，新闻业的这些新的变革成果开始流行起来，而《纽约先驱论坛报》依旧墨守成规。这时《纽约时报》已完全征服了那些新的读者，并完全处于了领先的地位，其时《纽约时报》的发行量是五十四万四千份，而《纽约先驱论坛报》为三十四万份。到了1960年两家报纸的发行比为六十八万六千份比三十五万二千份，《纽约时报》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现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实实在在地弄明白这是一场在竞赛前已经结束了的竞赛。1955年发生了一次具有象征性的离异，《纽约先驱论坛报》最杰出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霍默比加特开始对他在业务上受到的挫折感到厌倦，他跨过面前的这条大街来到《纽约时报》申请工作，此人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元老，无所畏惧，桀骜不驯，看重实际。“霍默，”《纽约时报》的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说，“什么缘故使你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两项普利策奖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无可奈何，比加特只有去通过《纽约时报》那标准的、高度官僚主义的人事审批程序；“你认为艾森豪威尔这个人怎样？”一位编辑以人事主管的口吻问道。“他在探我的口气，”比加特告诉朋友，“想看看我是不是共产党人。”）
在星期日版上两家报纸的差别就显得更为明显了。从奥克斯时代以来，《纽约时报》就一直是为纽约乃至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服务的报纸。实际上，设计家和铸造厂商们公布他们的新成果时，并不是通过专业刊物而是登载在《星期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纽约先驱论坛报》无法与之竞争。沉甸甸的《星期日纽约时报》使得这份报纸看上去更加富有和庄重，而《星期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内容却耗尽了平时的材料。《星期日纽约时报》有机地安排得无与伦比，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是该报的编辑，他安排的程序保证了每个星期天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的见解被穿插在最时新的成衣业广告之间，那些有关西方世界未来的广告和有关西式衬衣流行趋势的广告的宣传看了都令人心动不已。下面的数字告诉了这段经历：1940年《星期日纽约时报》和《星期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发行量为八十三万六千份比五十四万四千份，到1950年已是一百一十七万三千比六十七万五千，到了1960年这场战斗几乎结束，数字是一百三十七万一千份比五十二万一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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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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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双重权力的赖斯顿
这样，《纽约时报》在上半个世纪就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也升为最有影响的报纸了。当报纸的存在仅仅是作为报纸发行人的政治和商业意志的体现时，《纽约时报》已经改变了新闻业的性质和风格，脱离了以前那个时代党同伐异的宗派观念和狭隘的地方色彩。奥克斯、范安达和他们的继承者们已经缔造了一份有权有势的报纸，这些权力并不体现在发行人身上，也不体现在报纸的社论上，而是最终给予了记者们。发行人审慎地淡化他们自己的作用。这是一份让读者们自己去评价的报纸。报纸首脑们的作用仅只是选择记者应该去哪里，他们应该采访什么而已；与前三十年发表的社论相比，现在的社论看起来很不显眼，然而几十年中却出现了对情报来源选择不足的问题，这将成为一个持续争论的中心问题。
詹姆斯赖斯顿完全清楚他的讲坛所具有的优点；关于他的成功有多少是由于为《纽约时报》效力所致，他绝不存在任何幻想。几年后，当他手下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人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由于深为不满这种整天伏在《纽约时报》编辑部的马蹄形办公桌上用笔进行的搏斗，决定辞职去《报道者》（The Reporter）杂志社工作时，赖斯顿跟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赞同弗兰克尔有关编辑工作的某些看法。“然而马克斯，”他最后补充道，“想想这块讲坛吧。你真的就能够放弃它吗？”赖斯顿对华盛顿是封锁的，因为他十分明白：鲍勃多诺万（Bob Donovan）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管理着一个出色的分社，但他缺乏人手；《华盛顿邮报》在这座城市有影响、受人尊敬，这份报纸在社论方面的能量比报道方面的能量要大得多，而且无论在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发行这份报纸都能得到好的评价。《时代》与《生活》杂志、卢斯出版公司是富有的，但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担忧多于崇敬。这样便使《纽约时报》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而赖斯顿又是为这个事业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人。作为华盛顿分社的主编，再加上他是《纽约时报》内部机构中最有势力的人之一，这反过来又增添了他在华盛顿的权力。他是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最宠爱的亲信，又是阿瑟苏兹贝格最得意的人物，并且他无论在什么方面都和奥维尔德赖富斯（Orvil Dryfoos）最为密切，此人娶了苏兹贝格的长女玛丽安（Marian Sulzberger）为妻，是法定的未来发行人。这就使他具有令人羡慕的直通报纸头脑的特权。他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他自己的文章选择最满意的版面。〔在共和党人执政后他还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信赖地把秘密的《雅尔塔公报》交给了他，在前途远大的杜勒斯的新闻发布官卡尔麦卡德尔（Carl McCardle）的帮助下他是能够干这件事的，经过他们的全面考虑将印刷这些材料。〕在纽约没有哪一个人所起的杠杆作用能与赖斯顿相比。1962年由于不满特纳卡特利奇经营报纸的方法，他走过去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特纳，你既不是在管理这份报纸又不是在编辑这份报纸，我现在告诉你是因为我正打算让奥维尔知道你在干些什么！”他在《纽约时报》的地位就是如此的强硬。
这种权力的二重性赋予了他特殊的地位。他几乎能够随心所欲地雇用人而不用请示纽约总社。1953年在他被任命为分社主编后，他就有意地出去挑选了一些美国最年轻有为的新闻工作者来加强他的分社，以此提高他的分社以及他本人的身价和威望。他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美国所有最年轻的记者都想来华盛顿，而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愿为《纽约时报》工作，这使得他非常容易挑选那些年轻人。他能够带着轻蔑的口吻跟另外一些已经成名的《纽约时报》分社主编们谈话——他们的分社总是雇用一些二流记者。赖斯顿会说：“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显眼，他们只雇用那些二流记者。而我呢，我只雇用最好的，因为这给我增光不少。”于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里云集了美国最出色的记者，其阵容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他们是——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艾伦德鲁里（Allen Drury）、托妮刘易斯（Tony Lewis）、汤姆威克（Tom Wicker）、埃德戴尔（Ed Dale）、约翰芬尼（John Finney）、尼尔希恩（Neil Sheehan）、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苏格兰佬并不想要一个分社，”拉塞尔贝克的妻子米咪贝克（Mimi Baker）曾谈到他说，“他想要一个后宫呢！”他们属于那类庄重、有教养、精力超人的男人〔赖斯顿也不让在那儿工作的女同事们闲着，她们似乎与他有点格格不入。一次，在他给《明星报》的玛丽麦格罗里（Mary McGrory）交代一项工作时，他嘱咐她还要兼管电话交换台的部分工作〕。他并不太看重一个普利策奖或者一份尼曼基金。他手下的人经常获得各种程度的学位，并且通常是某些领域的专家，诸如自然科学、经济学、都市发展学，等等。他们是些培养出来采访一个日趋复杂的政府的记者，这个政府需要越来越高的专业化程度，因此他们也必须是《纽约时报》的精髓。〔1957年，当他坚持选拔新的人才时，他问拉斯贝克（Kuss Baker）［1］，在这座城里还有没有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有啊，”贝克说，“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家伙，他叫本布拉德利，他刚从巴黎回来。”“布拉德利，”赖斯顿说，“喔，对了，我在附近看见过他，他看上去有点无赖。”〕为了使手下的人对自己保持适当的尊敬，他有些倔强和粗暴，或者说近乎于傲慢。没有能随意摆布和烦扰赖斯顿的人。曾经在肯尼迪时代的早期，当政府正处在膨胀的自高自大的顶点时，尤其是在塑造自身的形象上，赖斯顿认定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en）一直在威胁他的人，而在白宫，尚未完全确定受到威胁的人是汤姆威克。于是他拿起电话找到索伦森，相当文雅地建议：排斥威克大概不会是一种好办法。“特德，你到这儿来以前我们就呆在这儿了。”他提醒索伦森道，“而当你离开这儿的时候，我们将仍然待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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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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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纽约时报人”
他是一个惹眼的中心人物，大概自由主义思想多于保守主义的成分，即便是没有如此公开。当这类思想成了这座城市公认的规范时，在某个时候他确实是个虔诚的国际主义者。以他所见，他在本质上是个乐观主义者，这使苏兹贝格家族感到满意。正像默里肯普顿曾经写到的那样：他是一个典型的《纽约时报》人，这是他真正的生活气质。《纽约时报》造就了赖斯顿，而赖斯顿又谙熟《纽约时报》。曾经在一次新闻报纸的冲击期间，他就那些对《纽约时报》的不公正攻击感到非常气愤，他写道：这就像是在攻击一个老主妇。“此外，”他写道，“如果我不能读我写的东西，我怎么知道我所想的呢？”他相信美国人的这种体验；如同他的下属们为了他而尽力那样，他相信他们也能为了其他的人而尽力。他生于格拉斯哥（Glasgow）附近的一个地方，十一岁时来到美国，在俄亥俄州长大成人，他在那里是个顶呱呱的运动员，但却是一个成绩平平庸庸的学生。直到迷上了地方法官的女儿萨莉富尔顿（Sally Fulton）并被她的文化水准所唤起后，他才开始认真地做起学问来。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他认为结婚是自己生活中关键的一环，家庭给了他一个中心，使他能够得到稳定，并树立起一个远大的目标。他相信，对于大多数成功者来说，一个美满的妻子是如此的重要。他以这类事情为线索，年年都为《纽约时报》写上几栏，题材都是关于华盛顿那些在事业上成绩卓著的男人们的妻子。他在文章中赞颂那些在丈夫后面默默无闻地撑持门面的好女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男人，已经越来越少地感受得到那些年轻的现代女人们的温情了。他在旧辛辛那提红魔棒球队（the old Cincinnati Reds baseball team）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共关系联络人，后来又进入了美联社伦敦分社，在那里，他很快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纽约时报》的利益，费迪南德库恩已把物色人选的目光投向了他。1939年，他受雇于《纽约时报》。他的路走得既顺又快。战争期间，他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里作为私人助理干了一段时间，他正是苏兹贝格们喜欢的那种能够集中代表《纽约时报》的利益和形象的年轻人。伦敦对于他来说已成为一段难以忘却的经历，一个在德国炸弹的极度重压下，集中代表着民主政体的英国，已经在他的民主主义进程的信念中刻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从那儿又去了《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1945年，他因报道敦巴顿橡树园安全会议（Dumbarton Oaks Security Conference）［2］获得了普利策奖，那次会议为美国打下了基础。赖斯顿在会议期间搞到了一套有关会议的十分机密的《联盟报》，并在会议期间杰出地利用了这些资料。他的报道使得在那里开会的高级官员们产生了极大的骚动。每个国家的代表都以为自己的对手向赖斯顿提供了这份材料。实际上这些材料出自会议的局外人中国代表团。赖斯顿告诫年轻记者们：“每次都应去盯住那位最受冷落的。”
他是一位出色而又顽强的记者。他知道怎样在一座城市里进行采访，怎样从获取一些零碎的消息着手，加以发展、补充，最后整理成一篇完整的材料。对于新闻他有良好的预见性，知道事件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他运用电话的技术相当娴熟。当他得到有关情况的只言片语后，便会打电话到消息源处，假装已深知故里，其结果是对方相信了他，并开口讲起话来。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他更在行了。这是他的专长，捷足先登、独揽消息。1956年，当艾森豪威尔受到心脏病的侵袭后，大量的政治报道都在议论他能否再次出山的问题。参议院安排了心脏病医生保罗达德利怀特（Paul Dudley White）在那年夏季的一次会议上提供有关艾森豪威尔病况的详情。当时，一大群记者麇集在那儿，谁都想优先就艾森豪威尔心脏病的问题采访怀特医生。在指定的时间，怀特乘坐的出租汽车开到参议院门口停下来，记者们蜂拥而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汽车里钻出了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但他身边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詹姆斯巴雷特赖斯顿（James Barrett Reston）。他把全部明星记者收集到一个分社里，他觉得没事不报道比定期报道更好，偶尔突破一下每周的最大新闻报道也只是为了显示一下在他身边那些愈加出众的、跃跃欲试的小老虎们。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至善的情趣，而并无对报社的愤恨。他的新闻评论通常是简练而有力的，但他的专栏文章看起来有些感伤的成分，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平衡那些长期不平衡的势力，他似乎工作得相当艰难。
在50年代，没有人比他更为成功地去论述过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方针了。（有一次，当艾森豪威尔读了赖斯顿的一篇专栏文章后，愤然地说：“到底是谁使得赖斯顿这个苏格兰佬总是以为是他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治理这个国家呢？”）他的几篇关于白宫警卫队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肯尼迪政府的变化的文章，在各个阶层的美国人中的反映都非常好，他们认为这些文章思路清晰、富于想象力，是新闻评论的典范。这时，他已经把握住了新闻业的脉搏，并且有职有权又有路子，他才华横溢地驾驭着自己的讲坛，以求自己的道路更加宽广。他也像李普曼那样成了华盛顿具有象征性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在他对世界事务更深的认识上无不带有李普曼的烙印，但他的思想又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的采访记者，他是一个论述那些他们不得不涉及的材料的采访记者。对同辈来说，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事实上这是一种涟漪效应：李普曼影响赖斯顿；赖斯顿递次地影响新闻界的上层人士；而这些新闻界的上层人士在华盛顿阐释各种问题时又从字里行间去递次地影响广大的传播对象。人人都说赖斯顿不错，甚至连国务院的上层人物也这样认为。其实这些人通常是蔑视他们这些新闻记者的，总认为他们是一帮粗俗的无赖之徒。赖斯顿热望新闻业更加神圣和美好，热望他的记者们文化水准更高，更严肃和庄重，希望他们把目标定得更高。他既要为新闻界的诸多事情操心，又要去想到使新闻业更加严肃、更少妄动；他既要偏重报道，又要记者们随时从重大问题着手。他感到有些信心不足，因此他常常告诫那些年轻的记者们：按照新闻本身要求真实性和鲜明性的特点，新闻报道应该知道怎样去首先报道那些富有爆炸性和喧嚣性的事件，而不应去报道那些玄妙而又含混不清，并且在社会中常常有过多重大变化的事件。他常常说：“我们报道的革命要比我们报道的渐进多。”另外，他为他的分社建立了高标准的伦理标准。而阿瑟克罗克却已经享有了那些在华盛顿社会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时常借《纽约时报》来宣传他的那些社交朋友。而赖斯顿却要严谨得多。他并不排斥朋友，他告诉年轻记者们，他们并不需要在华盛顿通过举办社交晚会来获取新闻。赖斯顿得以自豪之点在于：他到白宫去时随时都带了铅笔和笔记本。
人人都想要聘任赖斯顿。于是，这情形就好像只要谁一旦聘任了赖斯顿之后，他的那家报纸一夜之间就会由一份普普通通的地方小报而跃变为一份国家大报。显然，你得不到赖斯顿这个人，但你能够感受到他，赖斯顿是一座灯塔，他是一个已经被别人聘任了的年轻的、光彩夺目的明星记者，到了下一次，他也只能被人聘任一次。有一段时间，赖斯顿本人对外界的吸引力甚至压倒了他为其效力的《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严肃，但调子灰；而赖斯顿的文章既严肃又光芒四射。那些对为《纽约时报》工作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却很少怀疑为赖斯顿工作。他比这一代人中任何人都更能去开发那些可能在《纽约时报》上报道的东西。“不要写，”他劝告一位即将出国的记者，“如果那样就仿佛是你在为《纽约时报》的外事部写作，仿佛你是在给家乡的朋友写信。”
菲尔格雷厄姆在他第一次企图诱惑赖斯顿离开《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去的事情上已遭到失败，然而即便如此，他却仍然坚持不懈。格雷厄姆对拉斯威金斯并不太中意，此人的来历在某些方面与赖斯顿相似，他也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干过。然而，格雷厄姆却在赖斯顿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更为灿烂和志趣相近的东西。聘任的优厚条件是答应让赖斯顿到《华盛顿邮报》去担任社论版的总编辑，并允诺不久将让他出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那时，格雷厄姆已经明显地对他的那份报纸感到不满意了，他强烈地感觉到华盛顿应该得到某种更好的东西。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情感。他老是爱说：“我想要一份小型的《纽约时报》”，然后他们就凑在一块谈论他们应该为这件事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这时，格雷厄姆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心情又会冒出来，显得疑虑重重。于是，他又总是说，《华盛顿邮报》还不准备办为《纽约时报》，它需要更强的地方性报道；《华盛顿邮报》应该报道华盛顿，报道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阿灵顿（Arlington）和马里兰（Maryland）。其理由是《明星报》凭借它的地方新闻力量，在过去总是取得胜利。他说，“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服华盛顿，你们不要想到成为国家大报是一件太遥远的事情。”他渴望着赖斯顿民族威望的最高象征，同时他又对赖斯顿采取谨慎的态度。也许，他是过快地尝试着和《纽约时报》展开竞争了。
格雷厄姆的聘任是如此的含混不清，这使赖斯顿感到有些心绪不宁。他喜欢格雷厄姆，敬重他的政治嗅觉，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那就是格雷厄姆仍是一个典型的机灵而又诡诈的人。他想在会上正式提出这件事。但是，以阿道夫奥克斯和阿瑟苏兹贝格乃至尤金迈耶这些局外人的眼光来看，事情还没到足以使他那样去干的程度，他们在等待事情的结局。赖斯顿已经感到十分烦躁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像报社内的大多数同事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对这份报纸怀着一份感激之情，因为毕竟是这份报纸把他从以前那种为发行人干些下等差事，还要不时地去奉承那些被发行人所喜爱的政客的恶劣情形中解脱出来。他感到吃惊的是，如果他的发行人在这个舞台上是一位并不那么神秘的表演者的话，他是否能够真正地成为那种他想要担当的总编辑呢？这个问题给他带来了许多的烦恼。赖斯顿只得去找他的朋友李普曼征求意见。这个哲人的朋友们都知道，李普曼有两个形象：一个形象是在他的政治专栏里出现，这个形象严肃、抽象、时常是理论化的、在任何事情上都显得太理论化，这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远离尘世的李普曼；而他的另一个形象则表现出精明、尖刻、实用主义，是个几乎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能够异常冷静地测度官僚主义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李普曼。李普曼力劝赖斯顿回绝格雷厄姆的聘任。其理由不仅仅是格雷厄姆这个发行人是个神经质的人——在有关旧《纽约世界报》的事情上他看到了太多的危险把戏。而且他并不认为《华盛顿邮报》具有赖斯顿所希望的那些资源。李普曼说，唯有《纽约时报》才具备资源、金钱、声望、驻外记者和像赖斯顿需要的那种人的那种学术协会性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纽约时报》需要他赖斯顿。总而言之，李普曼完全反对赖斯顿到《华盛顿邮报》去。他了解格雷厄姆，了解这座城市，他警告赖斯顿：菲尔格雷厄姆至今也没打算要去出版一份像赖斯顿所希望的那样一份报纸。此外，他感到格雷厄姆这个人内心的冲突太多，虽然格雷厄姆有些迷人，但他是一个新闻报纸发行人的同时，又是一个政客。于是，赖斯顿最终又一次地驳回了格雷厄姆的提议。赖斯顿已经浑身太多《纽约时报》气息了，在那里，他过得非常舒心，《纽约时报》已经给予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而且是在他正值年轻有为的时候。无论是处于一种何等气派的绅士风度，也无论是出于一个多么高尚的原因，他都不能够离开这份已经造就了他的报纸而去跟它竞争。也许，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意识到，他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如果他在那时要去试着很快地把《华盛顿邮报》办成一份国际性的大报，其结果反而会伤害了那份报纸。这样，《华盛顿邮报》不得不等待一位更为年轻的人去担任总编辑。然而，其人看上去似乎更加有点像个无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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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时代：CB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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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是无线电转播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年；到1952年一切都已开始改观。摄像机开始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它们尚处萌芽状态，却已连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全国性电视网。不过1952年只是分水岭；这一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能够自己决定大会的礼仪和规则；但是到了1956年这种做法已成了过去。全国性的政党提名大会如不征求广播公司的意见就无法做出任何符合播放逻辑的决定，这两方面陷入了一种共生关系，据说这对双方都有裨益。1952年这方面的规章尚在建立中。当时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参议员由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大群大群的记者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都争着想抢到头条新闻，唐休伊特（Don Hewitt）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室的制片人，他突然心生一计，告诉采访记者把他的受话听筒拿去给尼克松，好让广播室里的克朗凯特和默罗能跟尼克松直接通话。尼克松自然愿意跟他们和整个国家谈话，就这样当新闻界记者等得心急火燎时——他们只能听到回答，不能听到提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一声不响地劫走了这条独家新闻。
伟大的电视原型产生了
正是这位休伊特，这位在电视方面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照他朋友的话来说，他是位天生的电视制作人，或生来的纽约《每日新闻》编辑室主任），一天早晨，在去那次提名大会会堂的路上，偶然走进了当地一家不怎么干净的低级餐馆吃早饭。当时他正考虑着怎样分辨出会场的人这个问题而不得其解。摄像机在抢摄各位重要代表时毕竟是在不停地转动，而制片人却想在不中断克朗凯特解说的情况下分辨出显要人物。休伊特正和他的同事佩里沃尔夫（Perry Wolff）讨论这个难题，即怎样把摄像机跟解说员配合起来时，休伊特突然注意到了一块用活动字母公布当日食品的布告牌，牌上标出牛肉三明治三十五美分，羹汤二十美分。
女招待问：“你要什么？”
休伊特说：“那块牌子。”他花二十美元把它买了下来。这样电视又诞生了一个主要产品——这一配套对电视屏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眼下正是这类政党代表大会，它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大会在芝加哥的圆形剧场召开而不会在芝加哥运动场举行，因为前者更上电视。一般公民可能还没有电视机，但是在不少的家庭或者酒吧聚集着看电视的人群。出席大会的代表就座时发现有一些小纸条，请求他们不要在座位上看报纸，因为当一位举足轻重的民主党人作重要讲话时，摄像机也许正对着他们，从而使所有的民主党人看上去都十分可笑。
虽然两家的大会都愿意做出上述变化，但是在开始时却未能感觉到电视的绝对威力，当政治家们感受到电视的力量时，他们立即不断对广播公司施加压力，以使其屈从于他们的意愿。没有人比1952年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队的西格米克尔森更清楚这点了。他迷上了这项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自由自在，棒极了，干事不用看上司的脸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四年后，也就是1956年，当他回去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倒不是他已不再负责。唯一的原因是那儿多了三个公司级行政上司：斯坦顿，公司总经理，驻华盛顿副总经理和法律副总经理。对米克尔森来说，这意味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监视他，事后询问干事的理由、动机，盘问不可避免会磨掉记者的勇气——并让一位编辑对他的生性东猜西猜。1956年末，米克尔森的经历是广播事业的重大变化之一，电视新闻的驱动力再也不是纯粹的卓越，不是在质量上和时间上超过其他两个广播公司的驱动力，当然卓越并非完全无关紧要。现在的驱力仍然是旧有的驱动力，不过融进了对新闻含义的意识，对一篇争论性报道在上层可能引起的反应的意识。一种对每篇报道反应量的认识。这种宣传媒介力量太大了，不能任其自然发展。
1952年电视第一次深刻地影响了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候选人的选择，因此间接影响了政党中的主流派控制各自组织的能力。民主党人埃斯蒂斯基福弗在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论述有关犯罪问题而一举成了国家的著名人物。尽管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并未察觉，但他确是一个靠不住的电视上的好人儿，他的相貌算不得漂亮却给人信赖感，既不过急也不巧辩，与其说他伶俐或者虚华倒不如说他诚实。他的仪态是一位要在华盛顿的都市人群中保持自尊的乡下人的模样。当然真实情况却迥然不同。基福弗是个很老于世故的人，他毕业于耶鲁法律学院，具有惊人的控制自我的能力和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投入到千家万户的才能。他的朋友、《采访者报》的编辑和发行人马克斯阿斯科利（Max Ascoli）说：“一生中我遇到过成千上万假装斯文的人，然而埃斯蒂斯则是第一位自诩低能的人。”党的官员们已对他对有关赌博和有组织的犯罪的调查感到不快，这些调查接二连三地使大都市的民主党行政机构陷入窘境，而民主党的领导仅仅以此为据出来向他挑战。再有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政治性抽样调查很快就勾画出了杜鲁门的弱点，从而将杜鲁门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
但是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基福弗通过竞选总统也抨击了现存的政治结构，并凭着直觉利用电视这个宣传媒介越过政党机器直接通达公众，他进入了新的权力基础，这条新的线路。他为削减政党机构建立了一幅图案。过去，党的官员们决定候选人的选择（除非像罗斯福那种情况，一位在任总统决意迫使他们就范）；当然他们考虑了地区的平衡和种族的构成，不过那是他们在旅馆房间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做出的他们的抉择。那一切正在迅速地改变，基福弗从他们的前头越过。电视给了他政党机器不愿意给的接近公众和亮相的机会。这样一来，如果他作为颇孚民望又具有自己代表的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那么政党组织要排斥他并推荐某个显而易见是党的雇用人做候选人就是不可能的了。这样做一定会使民主党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