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克朗凯特请了长假回到堪萨斯城。回去后他碰到一个名叫卡尔柯珀（Karl Koerper）的老朋友，此人是当地民权的重要鼓吹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KMBC分公司的头头。堪萨斯城的所见所闻使克朗凯特深感不安，午餐时他对柯珀说看来堪萨斯城会完蛋的，这里没有活力、没有振奋人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着他自己回答道：《堪萨斯日报》（Kansas City Journal）完了。他说你独霸新闻业，城市失去了刺激和竞争感。当报纸的竞争消失时有些东西就随着消失了。而今堪萨斯城是一座日益沉闷的城市，克朗凯特说。
柯珀问：“你是什么意思？”
克朗凯特继续道：“这是你的过错，你们这些广播业的家伙大量挣取广告费，将报纸挤走，却又无法代替它。你没有新闻力量。”
柯珀骄傲地说；“我们有，我们有八个人。”
“你知道《堪萨斯明星报》（Kansas City Star）有多少记者吗？”克朗凯特问。
柯珀答道：“可那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啊。”
克朗凯特抓住这句话说：“对啦！这就是答案！”这次会谈的结局是卡尔柯珀在1948年雇用沃尔特克朗凯特担任他的广播电台和其他若干堪萨斯和密苏里州电台驻华盛顿的记者。这是沃尔特克朗凯特从事广播生涯的开始。他三十一岁，他来自报纸杂志界，更主要的是他来自高度专业化，竞争激烈的新闻通讯界。他去了华盛顿，为一系列中西部广播电台工作，其薪金二百五十美元一星期。在美国新闻界讲势利、好挑剔的秩序中，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身份多少有点受到贬低，这位在战时就已经成了大人物的克朗凯特现在却是一名广播记者为一批中西部的小电台在华盛顿四下奔走，不过他自己倒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喜欢撩拨人心的华盛顿，因为他打算很快回到堪萨斯城出任该电台的总经理。
他在华盛顿工作了约一年半，不算完全满意，却也没有不安之感，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接受埃德默罗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朝鲜进行战事采访。他会不会去呢？默罗倒相信他会去的，这是那种他热爱和需要的采访任务，也是他想要去的地方。默罗说KMBC方面没有大问题，因为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家分公司，这类事情很容易解决。与此同时克朗凯特本人应该做好再次出国的准备。但由于他的一个孩子快要出生，这事就要耽搁了一段时间。此外，这期间电台的所有权解冻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买下了WTOP这个属地方所有的华盛顿电台，想把它作为在华盛顿地区的主要分台、政治上的旗舰。该台的电视新闻负责人要求克朗凯特每天晚上都报道朝鲜战事，并询问他在图解方面需要什么东西，结果所需的只是粉笔和黑板。别的人都在设法将事情搞得复杂，而克朗凯特的典型作风则是尽力将一切都变得简单。为此他积极进行准备，充实自己的背景知识，他对题材的把握和控制是独一无二的。他只是比其他人工作得更加努力，在像电视新闻这样一种尚属胚胎阶段的新兴职业里，其成员在当时常常都是些英俊小伙子，而他立即就成了其中的成功者。他具有某种特有的素质，电视需要他，观众感觉得到他，但却又让人难以捉摸——他具有某种分量，能产生权威感。电视台的人都知道他比周围任何人都强，业务上都好，很快就要求他每天报道两次朝鲜战争的消息，不久让他负责整个新闻节目，接着每天两次新闻节目。他一举成名，是位运用新兴传播媒介的非常出色的职业记者，不久他开始将华盛顿电视网的消息转到纽约网报道。去朝鲜的事不了了之。
最清楚克朗凯特才干的人是西格米克尔森，那时他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而实际上他只是该公司新闻部编辑室的头头，他竭力振兴电视，但总不顺手，因为与默罗相比他没有官僚机构中的臂膀，还因为新闻部全部明星都是在默罗小组内。米克尔森在静静地加强新闻部的其余部分。他了解克朗凯特的早期形象，从一开始起他就把克朗凯特看成一个建立未来电视班子的中心人物。1952年政党提名大会临近了，无线电广播仍然领先于电视，不过这次会议本身会在这个天平上为电视加码。米克尔森小组需要一名全日制记者，这名记者将不分白天黑夜整天守在那里，汇集所有的采访而不觉得疲劳，并且还要有极强的控制材料的能力。米克尔森提出请默罗、塞瓦赖德或科林伍德这些广播大明星。但电台的人告诉米克尔森这是不行的。尔后他与哈贝尔鲁宾逊（Hubbell Robinson）磋商，他们给了一张记者名单，这些记者明星都是些二流之辈。但名单上却确切无误地写着米克尔森想要的人——沃尔特克朗凯特。
默罗小组从来没有真正把克朗凯特看做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对此存在着某种势利感；克朗凯特与其他人多少有些不同，这并不只是其他人当明星的时间比他长，还因为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属于与众不同的类型，这一点在电视新闻报道和广播新闻报道的差异上是至关重要的。克朗凯特当时是，二十五年后仍保持着非世故的特点，这出自他的自觉意识，即便现在他也与过去一样完全保持着中西部的特色，在他身上有一种《头版新闻》（The Front Page）［4］的色彩，他几乎是过去的老样子，发出不少的惊叹，即便是对他过去经历过的事，他发出的惊叹也同样充满着新鲜感，仿佛因他所经历之事未能改变他而高兴似的。他首先是通讯业务中的人——快速、直率、易懂，不怕由此导致更大的问题。默罗的人——塞瓦赖德、霍华德史密斯、科林伍德、夏勒、舍恩布伦——都是著名的诉诸理性、善于说理的佼佼者，他们受到鼓励进行思考和分析，而不仅仅是排字工。他们曾从欧洲的伟大和力量中吸取养料，他们曾参加过大沙龙，并从中吸取了沙龙风范；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多数人是愿意的），均成了哲学家。如果他们曾为合众社一类的组织工作过，他们都乐意将这种经历置诸脑后，不去增加其中的传奇色彩。如塞瓦赖德，他来自北达科他州的韦尔瓦（Velva），该地比克朗凯特出生地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St.Joseph）小，但是塞瓦赖德早已将韦尔瓦置于脑后，而克朗凯特始终有一部分和圣约瑟夫相连，并有意将此表现出来。
1952年，克朗凯特前往政党提名大会时心里明白这是他的一大机会。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清楚各个代表团的势力，他能够随时将报道组合在一起。在一块非常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里他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专业能力，在一项需要耐久性的工作中他是最有耐力的。当第一天会议结束时的凌晨，控制室里的其他人互相瞧着，他们知道自己有了一位占了上风的人，也知道自己在电视领地里新占了一块重要地盘；他们更清楚第二天默罗的人就会四周游荡以让电视行政人员知道他们可以领受任务。克朗凯特本人对此无甚感觉，眼下的事态迷住了他，以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正在增长的对他工作的反应。人们确实不断到来，祝贺他在工作上的成功，他的同事也有了一副新的态度。然而他仍还没有认识到业已发生的事情。在大会的最后一个早晨，当会议完全结束后，他跟西格米克尔森沿着密执安大道散步。米克尔森说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他打算重新协商克朗凯特的合同，他会得到更多的钱。
“你有代理人吗？”米克尔森问。
“没有。”克朗凯特说。
“喔，你最好弄一个，”米克尔森说，“你会需要的。”
“不，我不需要。”克朗凯特说。
“你错了，你会需要的。”米克尔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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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时代：CBS（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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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利用但不剥削电视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很快适应了电视，但他没有像他的继任者们那样抓住不放；电视存在，如果他不使用，其他的人总会使用的，于是他使用了。他对待新闻界的方法与他治理这个国家的方法非常相像。记者是令人愉快、循规蹈矩的士兵；不管他与记者多么接近都是有限度的。他们来不是为了提过多的问题，不是为了鲁莽无礼，他是这样理解的。这种角色是记者们自愿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感到了他的巨大权力和特殊位置，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对国内的麦卡锡，和对铁板一块、残酷无情的极权主义敌人存在着惧怕，而正是这些惧怕赋予了艾森豪威尔独特的权力，记者们不想因以微妙方式帮助对立面而受到谴责。艾森豪威尔叫不出那些采访他的记者的名字，但合众社的记者、白宫记者代表团的团长梅里曼史密斯（Merriman Smith）例外，他有召开和结束记者招待会的特权。艾森豪威尔知道史密斯的名字，起码大概叫得出他的名字，他称他为梅里亚姆（Merriam），艾克屡屡出席记者招待会，并说，“你好，梅里亚姆。”他并不大操纵新闻界，这多半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好像有一条自然法则，美国对当做一种外部威胁的共产主义的感知越强，人民、国会、新闻界、舆论就越愿意授予总统对广大的、无可置疑的国家利益的控制权，并尽力不去与之相左；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把共产主义当做威胁的看法开始减弱，人们对国家利益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上进行把握的意愿第一次开始增长。
艾森豪威尔有一位高级技术专家吉姆哈格蒂，此人完美地构成了将军与新闻界的神圣关系。他是位技术上的大师，精通所有细节，不丢三落四，而且保证热饭热卖，随时可以和他通电话。因为他在问题的细节上老练，所以他对问题的实质就故意装糊涂；他成功地将白宫密封起来，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漏洞——部分原因是为艾克工作的人不是与记者谈话的人，他们基本上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认为所有的记者都是下等兵；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似乎不需要白宫泄露消息，人们对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内部细节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于那些反映政府无能状态的消息不感兴趣。这种封闭局面意味着记者们几乎完全依赖哈格蒂，而他本人又在非常老练地控制着新闻界。他十分注意记者们的实际需要，抛出大量的琐碎消息。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治下的美国人民了解到那么多的有关总统早点的东西。如果总统将在百慕大与英国首相会面，记者就会得到类似安德鲁韦思（Andrew Wyeth）所画的会议厅的图画，椅子的位置，谁挨着谁坐，各位显要的服装。有一篇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的早期杰作临摹了一次最高会议中的哈格蒂新闻发布会：问：吉姆，总统和国务卿说了什么？答：他说，“晚安，福斯特。”问：那么国务卿向总统说了什么呢？答：他说，“晚安，总统先生。”
哈格蒂是出版界的人，他不仅是《纽约时报》前任政治记者，还是一位《时报》著名政治新闻记者的儿子；他给汤姆杜威当过新闻秘书，并在1950年杜威竞选州长期间帮助杜威自然而有效地使用电视。他同样有效地鼓动艾森豪威尔接受现代传播媒介。在艾克当选的第一个年头，哈格蒂负责督办内阁圆桌会议的电视拍摄，内阁官员们通过了这门精巧艺术的细心排演。第二年允许电视机进入真正的内阁会议，内阁成员都讲预先排演的话。然而远为重要的是从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职位那一时起，哈格蒂就打算通过电视播送他的记者招待会；而要使记者招待会开得尽可能的自然就要有充分的技术保证（他对技术性问题非常敏感，在他最后允许电视进入艾森豪威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哈格蒂总是在每次会议前亲自检查各台摄像机以确保摄像机不致发出噪声干扰会议）。哈格蒂尤其不愿意使将军置于实况转播节目所必需的强烈光线之下，而在当时胶片的速度还不足拍下更细微的光线。电视网当然极力推动记者招待会的电视转播；这件事不仅会是总统本人的突破，也是电视界的突破，电视将扩大总统的形象而总统又会扩大电视的形象，使之更为合法，重要的是电视公司再也不仅仅向电视观众传播一系列喜剧演员和踢踏舞蹈家的形象，除此之外他们还把美国的总统搬上了屏幕，而这是严肃的事情。
1954年电视网的人告诉哈格蒂他们已推出足够快的胶片，能限制光的强度。哈格蒂要求预演一场，由他本人扮演总统，而由电视记者充任驻白宫记者，他们举行了一次试验性的招待会。这事果然奏效，艾森豪威尔看了后非常高兴，并决定电视进入记者招待会。哈格蒂完全明白出版界记者势必强烈反对，他要求电视界保守秘密。在预定召开会的前一天哈格蒂向文字新闻界宣布摄像机就要出现了。反应当然是强烈的，而措辞最激烈的抗议来自三个通讯社的代表。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权力丧失；最重要的是通讯业务为美国传播业提供了一样东西——不是智慧、深度和理性而是速度。仅仅是速度。现在电视在最大的全国新闻事件上向通讯业务提出了挑战。全是老资格的三位通讯社记者对哈格蒂大加抱怨；接下来哈格蒂打电话给电视公司——毕竟他只是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表示忠诚——他建议道既然他们和他们数以千计的电视台都是通讯社的订户，因此完全可以给通讯社的行政官员打电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电视公司领导打了电话，不久命令停止攻击的话就传到了驻白宫的通讯记者耳中。摄像机第一次进入了记者招待会，为了防止任何差错，哈格蒂要求享有剪辑影片的权力（曾出过一起罕有的错误：艾克把法国在印度支那出现的问题说成了在印度尼西亚。然而如果说他不善于称呼这些亚洲国家的名称的话，他却比他的后任者们更善于袖手旁观）。影片被剪辑了，不久开始发行，又举行了多次记者招待会后，哈格蒂决定不再惹麻烦进行剪辑了。当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还不是实况播送的，而艾森豪威尔与其说利用，不如说接受了这种新的传播媒介。真正的利用是随着他的继任者约翰肯尼迪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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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时代：CBS（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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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恩：“我恨电视所做的事”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定使电视成为一种总统权力的工具。萨姆雷伯恩在他喜爱的众议院里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世界可能正在进入通讯的世界，而他却不愿意在众议院里安上电线。雷伯恩不喜欢出版新闻界；他厌恶而且惧怕电视。就他而言，电视只会增加新闻界的危险而没有任何裨益。他憎恨众议院那些一心想进入参议院的人，同样憎恨那些一心想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电视对参议院的所作所为把他吓坏了。参议院已经成了发起总统竞选运动的主要发射台。他认为电视已毁坏了参议院的机体。他说：“他们在那儿不干别的，就是梳妆打扮，好竞选总统。参议院就像是总统预选场。”他常常对他的朋友抱怨说这些参议员再也不植根于他们的选区之中，再也不和他们的群众、选民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他说与此相反他们跟摄像机和那些美化他们形象的机器联系起来了，“我憎恨摄像机的作用”，这是他的真话。他做出了一个慎重的决定，不准许电视进入众议院，不仅仅是会议厅（与参议院不同）就连各委员会房间和走廊也不准进。华盛顿的其他地方可以现代化起来，这些与他没什么关系，而他决不与此有任何瓜葛，这是他最重要的遗产之一。铅字新闻界是够糟糕的了。但至少你还能够跟某些文字记者达成交易，他们还为此生辉。然而谁能够和电视做交易呢？有人要他亲自上电视时他断然拒绝。一次他告诉马奎斯蔡尔兹：“我不会为他们兜售产品的。”
同样重要的是电视在时代的意义上对众议院的领导形成了威胁。在雷伯恩年代资历是对领导资格的唯一考验。因此领导阶层年龄很大，显要人物都是七八十岁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都不是以外表的魅力而升入权力层的。实际情况往往与此相反。电视鼓励青年人，1960年它帮助年轻的杰克肯尼迪在1960年获取总统位置，电视喜欢活力。它使得老人瞧上去更加苍老。年龄是众议院领导层的盟友。他们的地盘越与外界隔绝，就越便于他们掌权。电视打破了这种隔绝状态；此外，由于是在电视上单独露面，那么一位年轻、潇洒、口齿清楚的国会议员可以比一位委员会主席更富有魅力。这是很有威胁性的。因此，摄像机远非无礼或麻烦之物，它可以成为众议院权力机构的真正危险。
雷伯恩完全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他是过去政治的代表。电视、喷气式飞机、计算机——所有这一切都和他格格不入。他讨厌飞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总是拒绝搭乘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有一次他被迫跟艾森豪威尔将军乘飞机去得克萨斯州的登顿（Denton）出席一次盛大的归国典礼。上机后他问一位副官：“这家伙装几个引擎？”副官回答：“四个。”他说：“就这些？”在大多数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使用自来水钢笔签字的年代，他仍然用铅笔在用过的信封背面照旧干着他那严肃的事情〔1960年，为了给一位得克萨斯州的老朋友的儿子申请工作他去拜访了新近当选的美国总统。雷伯恩在一张折得皱巴巴的信封背面写下“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他告诉助手，在收到一封用手写的铅笔信件时他对信的态度比对煞费苦心用打字机打的信件要严肃。因为他认为一个仅能识字的人写一封信，这信对于写信的人来说一定很重要。
萨姆雷伯恩是众议院最后一位杰出人物，他的名字从前和现在都是与过去的巨人——朗沃思（Longworth）、克莱（Henry Clay）、坎农（Cannon）联系在一起的。他当了十六年议长，比从前任期最长的议长亨利克莱还长一半。这些人过去是总统本人的对手。在另一个时代的华盛顿他们能够并且确实向总统的意愿提出了挑战。当这个世界正在变化而一个时代正在结束时雷伯恩上任了。由于可怕的现代武器的出现，美国和其他国家情愿或不情愿地都开始赋予他们的中央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威性。雷伯恩主持众议院的年月正是众议院的权力逐渐消失的年月。这并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造成的事实；在此期间，世界变小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开始了都市化的进程。行政部门在不断参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国会应付日趋复杂的现代生活的能力正在减弱。各种事件层出不穷。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的中央集权部分就是以无线电、电视、计算机这样一些发明物的出现为基础的，这些发明物允许——也要求——一种大众文化和政治。议题已从国内事务转到了国际事务。然而雷伯恩反对变化。他不愿意在他的议院里有收音机或电视机，不愿意议员扩大他们的职员班子以和急剧膨胀的联邦官僚机构保持同步。他不愿意国会参与国外事务，即便在他私下怀疑总统的路子时仍然如此。
所有这一切使众议院易于受到现代化力量的攻击，对立的机构很快地利用了这一点。雷伯恩与他的一些令人敬畏的前辈一样，不是以组织的姿态出现，而决定以十分个人化的方式掌握和运用权力。这还算好，在他的任期内由于他强健的脑力、体力和个性，这个机构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然而在他离任后这个机构就倍加受难了。现代化的影响力是空前地强大了，而取代雷伯恩的是人微言轻的人——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艾伯特（Carl Albert）这两人是十足的侏儒，完全不具备在严峻的形势下领导这个古老社会机构的条件。那是没有雷伯恩的雷伯恩主义年代。他们信崇雷伯恩的信条和偏见，却没有雷伯恩的力量和才智；因为雷伯恩曾反对将众议院规则现代化，他们也反对；因为雷伯恩将过多的权力放在各个委员会的主席之手，他们也如法炮制；雷伯恩阻止现代的广播报道众议院，他们也照此行事。
在雷伯恩逝世的时候，电视新闻的播送时间准备从十五分钟延长到半个小时，这样电视新闻就成了向全国传播消息的主要形式。然而，他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年复一年地拒绝让摄像机进入他们的建筑。萨姆雷伯恩决定不让电视摄像机接近众议院仅意味着众议院的损失；电视每天都在播送总统的形象。因为忽略使用电视是一种危险的机构性障碍。如果人们还没有在电视上看见众议院实施它的最重要的功能，那么就大多数人而言，众议院就什么也没干，同样如果众议院什么事情也不干，它就完全用不着存在。这些事情没有使雷伯恩感到不愉快。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雷伯恩似乎意识到了国会民主在20世纪后半期会出现的局限，并努力限制这些局限性所产生的危险，确使众议院不阻挠总统的意志。事实是，他本人在众议院的经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为进入国会他参加竞选众议员，在1912年获胜，于1913年进入众议院；他到华盛顿刚好赶上目睹伍德罗威尔逊的就职仪式，一位几乎以奥林匹斯山神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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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时代：CBS（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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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雷伯恩的众议院就没有摄影机
他在众议院觉得舒适，然而试图在众议院以外行使他的权力时就感到别扭。在众议院内部他的所有优良品质似乎都表现出来了。他是农家后代，体格强壮，肩膀宽阔，以至于他好像比实际身高要高得多。他的朋友及信徒迪克博林（Dick Bolling）认为雷伯恩是他遇见过的形象最好的政治家：他有一副故意为他的同僚们准备的从容不迫的外表，面目令人敬畏，行为粗率，还有点爱发牢骚。事事似乎都在表明这样的事实，雷伯恩不是一个难得住的人，惩罚也会是严厉的。他的体态有力，这一点他十分清楚。然而他如果是一位具有形象的政治家，那么要利用这一点就必须有物理上的接近；他的权力没有触及现代传播媒介。他不喜欢电视摄像机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没有反映出他身体的力量。他觉得电视使他看起来又秃又矮。同样他对报纸上的照片心怀疑虑；他确信那些人在搞阴谋，把他弄得小一些、秃一些，以此削减他的权力。
他常常夸耀他与美国总统并肩供职，而不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然而事实却迥然不同。他确实是在总统们的领导下工作，并且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最紧要的问题上将众议院变成了行政部门的延伸，成了总统的供品。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私下的场合他谈到他本人知识有限，谈到他同伴的知识有限，确切地说是一种无知。他们的知识背景相当狭窄，想到他们参与国家安全事务他就害怕。他常常在背地里谈论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它怎样改变了这个国家，怎样使得这个国家更加复杂，而这些又怎样与像众议院这样的辩论团体相对立。他根本不认为在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众议院能够对付这场革命，认为一旦众议院取得支配地位，哪怕部分阻挡了总统的行为都很容易削弱国家对付潜在的极权主义对手的力量。因此他的职责就是尽力保护有点弱不禁风的总统免受可能杂乱无章而又狭隘的国会的影响。
当新闻界的权力增大，当越来越多的记者出现在华盛顿时，他变得更加讨厌新闻界了。显而易见新闻界使他的工作更加难办。他在千方百计地将一个意见分歧的社会机构团结起来，在这个机构里妥协是最重要的，而那些记者——他在私下里称他们为老雕和兀鹰——只对耸人听闻的消息感兴趣；他们每次出现都增加了施展妥协技术的难度。在他看来理想的众议员是径直前行，免开尊口的男女们。而新闻界喜欢并抓住不放的国会议员是一些总爱夸夸其谈，老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常常使薄弱的妥协力量受到威胁的人。暴露使妥协受到威胁；暴露激励自我、虚荣和过多的个人主义。雷伯恩相信他跟新闻界的任何交易都是以他的真正的工作为代价的，这也是妥协。
他打心眼里就不喜欢大多数记者，也没认真看待过他们的职业。马丁阿格龙斯基（Martin Agronsky）是这位议长喜欢和信任的少数几个记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少数几个为他录音和拍片子的人，他常常跟雷伯恩就此事进行争论，指出同新闻界平等交往是公众进程的一部分。阿格龙斯基从雷伯恩身上发现了根深蒂固的抵触和持续不变的不信任。这并不是说记者对他不好或是辜负了信任。相反，他的大多数交往是顺利的。其原因仅仅是在他看来记者不是严肃的人。他们是暴发户。他们玩弄公众事务的进程而不付任何代价。不论从公职的角度，还是从宪法的角度他们都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但是他们报道他，于是突然间他们就成了他的同类了。他厌恨这一切。
在他掌权期间，萨姆雷伯恩从未有过一位新闻秘书。20世纪50年代，在他任职的后期，他曾跟林登约翰逊班子的成员布思穆尼（Booth Mooney）谈到过要他去工作的事。一切都谈妥了，但末了雷伯恩没有勇气跟林登讲他想要穆尼。雷伯恩要穆尼去跟林登讲，而穆尼又反过来说他更愿意由议长把这事提出来。“算啦，”雷伯恩说，“我想我们只好忘掉这件事。”（约翰逊后来告诉穆尼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同意在众议院为雷伯恩工作。“节奏太慢了。”他说。）雷伯恩躲避新闻界；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时候他和约翰逊常常去白宫，离开的时候，约翰逊总是停下来跟聚集在一起的记者交谈。雷伯恩总是向前匆匆走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每次都让那些想要抓住他的兀鹰给逮住了。我不想跟他们谈话。”当他确实要谈话时，谈话就总是受到最大的限制和约束，总是咬文嚼字。因此那些为数不多的能够获得接近他和他那内部圈子的有特权的记者都只是以高额的代价来换取和他谈话——禁止利用谈话时所得到的多数东西，或只允许按他的说法利用他的话——实际上记者们充当了循规蹈矩的老仆人的角色。
这对雷伯恩是有利的，他并不寻求更大的暴露，他愿意掌管众议院；1944年他曾一度自误，以为自己会上全国政党候选人名单，在这以后，他愿意当议长了；他确实不希望大量地暴露，他意识到自己的缄默会使抑制其他的人更加容易。
萨姆雷伯恩的规矩是广播记者采访众议院的重大障碍（虽然在广播系统的行政官员们看来并不必然如此，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没有支持那又长、开销又大的众议院会议）。记者们的工作条件是原始的，众议院做出的每一件事都是要使他们的日子尽可能的难过。他们常常提出抗议，但不起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决定向这位议长递交一份正式的请愿书，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写了一份非常正式但有点冗长的抗议信：我们极愿就阻止广播和电视采访提出我们百折不回的反对意见……他们推举已进入记者席的鲍勃米劳（Bob Menaugh）把这封信转交给议长。虽然米劳有点战战兢兢，了解雷伯恩对请愿书的敏感性，但他还是把信接了过来。正当议长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米劳赶到了。
“我接到指示，要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米劳说。
于是，本来就站着的雷伯恩把信展开，并开始大声地读起来，话语间颇有点讽刺挖苦的味道：“我们极愿提出……我们……百折不回的……反对意见……”
他眼盯着米劳，并把信撕掉了。
因此不准让记者带进众议院的正是摄像机。这个决定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它使得众议院更少有能力同行政当局的各个机构相竞争，并缩小了它在公众眼中的重要性。雷伯恩不喜欢电视，电视威胁着他的传统观念，因此他完全摒弃了这玩意儿。那些追随他的人继续遵守他的布告，虽然到那时他们明明白白是生活在一个电视时代。更为特别的是，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国会的情况只在电视上出现过一次，屏幕中美国总统在众议院发表他的国情讲话。那些国会议员让人看起来都在那儿恭敬地鼓掌，其实他们的角色都是由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早就导演好了的。当总统愈来愈超出他的职责范围时，众议院决定到底什么时候让电视进入委员会的调查庭房间，去开始进行弹劾总统的诉讼程序就并不是偶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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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时代：CBS（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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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谜丑闻
电视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就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盛大的猜谜节目到头来是弄虚作假的。这件事震动了全国；要是美国人民不能相信直问直答的电视游戏节目，他们又能相信什么呢？那位牵涉进去了的人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是美国文学界巨子的后代，享有盛名，他本人似乎就表明我们如果不是有罪的话，至少是脆弱和易受诱惑的。国会对作弊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广播界明显处于守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痛苦是非常真实的，并由此做出了反应。长时间来，比尔戈尔登（Bill Golden），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杰出的设计师就一直在提醒默罗和弗兰德利要他们对猜谜节目进行调查，全城上下到处流传说那些猜谜节目是骗人的，并提醒道如果揭露真相的是一支电视队，那会对整个电视业更好些。但提醒没起作用。揭露真相的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电视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重损害——但仅是暂时的。
卢考恩当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之列，他当时是该电视网的总经理。考恩被认为是一位在广播界富有人情味的自由派人物——他曾在1952年当过史蒂文森的首席大众传播顾问，并在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帮助过上演主要反映黑人士兵问题的系列节目，这些节目帮助恢复了黑人的一些本来面目。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经理，他负有约束默罗和弗兰德利的义务，并不顾越来越大的商业上的压力，努力做工作挤出一点额外的时间来安排新闻特别节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往往给国家广播公司的鲍勃金特纳打电话，弄清楚他在干的事情，然后把金特纳和国家广播公司日益增长的想要参与公众事务的欲望当做一块楔子去迫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加尽职）。当他和斯坦顿两人在私下里商量要迫使佩利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时，他多次受到过斯坦顿的鼓励，但只要佩利在场，一当佩利有条有理地驳斥他们的论点时，斯坦顿就不支持他了。到1956年的黎巴嫩危机时，这种争论达到了顶点，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战争的边缘上，艾森豪威尔派出了海军陆战队。考恩在新闻部的力谏下安排了实况播送联合国辩论的节目，斯坦顿表示同意，而且看来很热心。但其后佩利休假回来了，他对滥用时间和损失利润大为恼怒，事实上那场战争并未爆发证明了他们的那种警惕是多么的虚假。考恩一肚子的苦衷，但斯坦顿却没有支持过他。考恩也爆发过；他告诉他们，他来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因为克劳伯-默罗的传说，是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乐于服务的美名。
但考恩的地位是脆弱的。猜谜丑闻使他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影响。因为他除了是一个公众事务的支持者外，同样是一个广告人。他创造了“六万四千美元的提问”，而当他声称没有作弊时——他的态度始终是：这个节目本身就非常自然，十分吸引观众，因此他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去作那些假——他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攻击目标，要么是他的下属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搞了假，这样他就负有总失职的责任，要么是他本人多多少少和搞假有牵连，同时，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广播网需要有一只替罪羊，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考恩就成了最大的替罪羊。斯坦顿发表了一系列公开声明，表明他相信考恩是无罪的，但同时又催逼考恩辞职，这个公司的利益需要一位高级人士下台，此人的职位应该很高。斯坦顿告诉考恩不要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其他任何人通气，并提出他应以健康方面的原因辞职（在这件丑闻的非常时刻考恩生过病）。考恩则去公开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但由于来自斯坦顿的压力他只有准备辞职了。于是猜谜丑闻影响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利润至上的思想导致了这场丑闻，而有关的烦恼似乎又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贪婪，反映出美元战胜了道德。谁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替考恩的问题讲述了大量有关威廉S.佩利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广播界的事情。
选中的人是小詹姆斯T.奥布里（James T. Aubrey，Jr.）。即便是到了现在，快隔二十年了这个人的名字仍然不同凡响。吉姆奥布里［5］是个广告人中的广告人。他毫不隐晦地公开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要干什么——这就是要把广播网的贪婪本性公开透露和表现出来——这使得其他的广告人感到大为恼火。他与其他人的不同所在，就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放肆、更少分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是以它的地位、质量和文明著称的。奥布里曾对手下的一位助手说（此人已对电视感到失望，觉得电视对他产生了影响，使得他严厉、残忍）：“比尔，你的麻烦是你不是一名职业杀手。你决不会在这儿成功。”奥布里毫无羞耻地说出了广播界其他人不愿承认的事实，即便这些人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来说是在所难免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凶恶又贪得无厌的人，这个人爬到了如此令人目眩的高位而又使用着如此残酷的手段，他的生涯就像一部糟糕的小说——他确实写过几部（糟糕的）小说。当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惊人的高额年度利润时，这个人会顺便提醒说，要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在公众事务节目上浪费那么多钱的话，他们的赢利本可以更高。在约翰肯尼迪遭暗杀的那一天，奥布里对布莱尔克拉克说（此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主任，肯尼迪的密友，在那可怕的时刻他极想在电视上播放这场悲剧，通过电视让人们看到举国上下的哀痛和美国政府为团结一致所做出的努力）：“只把遇刺的镜头反复播放几次就行了——他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有人想要在公司播放《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这个节目，他却说：“你们当我是傻子，谁愿意看那玩意儿呢？这节目太悲观了。那女孩走起路来一瘸一跛的。”此人留给电视的最大遗产是一部名叫“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片子，这部片子如此丧失理性、如此索然无味，以至于把人都给搞糊涂了，正像其中所描述的那样，用默里肯普顿的话来说这部片子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人物跟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的环境所产生的对立”。当吉姆奥布里在1959年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经理职位时，他在同行中几乎是位独一无二的人；他认为电视广播网安排的节目过于理性化了。他打算降低格调，而他确实这样做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利润曲线图上的曲线也随之上升了。从一开始比尔佩利就明白吉姆奥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从一开始比尔佩利就对他放任自流；没有人回忆得起吉姆奥布里干过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从该系统安排节目的文化及其原因而言他比默罗更具有代表性，尽管这两人都是比尔佩利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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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时代：CBS（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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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娱乐不要新闻
如果说在奥布里之前电视就已经不那么道德地繁荣起来了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更是使这种状况变本加厉。当奥布里在1959年12月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该公司每年的净利润是二千五百二十万美元；两年后，他们增加了一倍多。1961年到1964年——奥布里掌权的最后一年——他们每年的净利润都高达四千九百六十万美元，这个数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超过了其他的广播网。他的事业是成功的，这成功既原始又残忍——无论他的业务助理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节目是何等的糟糕，利润却总是增加，股票总是上涨——以至于就在他下台之前，华尔街还有这样的说法，他其实完全能够摆脱佩利对这个广播网的控制。不是因为他人品更好，而是因为他的那一套办法行之有效，华尔街欣赏的正是这点，虽然这就意味着他们本人不看电视。掌权五年后，由于他的私人行为过于经常地为人们所注意而最终被解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股票下降九点。“这使我的广播网贬值二千万美元。”奥布里说。
奥布里下台后几个星期，一位名叫迈克尔穆尼（Michael Mooney）的年轻作家找到当时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密切关系的埃尔莫罗珀（Elmo Roper），询问奥布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解职了。毕竟，他没有做过什么越轨的事，不论从工作还是从相当富于戏剧性的个人生活上看他都没有做过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罗珀答道：“年轻人，奥布里先生使得我们如此富有，我们今天有能力照顾照顾我们的形象了。”
奥布里与佩利的关系是独特的。斯坦顿也许已成了一个几十年来与佩利共存，一道管理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终于幸免于难，该团体的这个主要人物蒙受了完全丧失个性的损失。奥布里这个最终被打倒并被抛了出去的人是不同的。在他短暂而又至尊的任职期间，他是带着近乎于蔑视的态度和佩利谈事情的。奥布里是个特别的人，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他不喜欢他为之工作的每一个人，但与其他的大多数美国人不同，他很少花力气隐藏这点。相反，这就好像他觉得他是被迫要把他对上司的意见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掺进了钱与恨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表明奥布里持有一种机械的观点，他不得不对佩利无礼，但又不得不对他屈尊俯就。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召开一个草拟计划的会议，佩利开始讲话，这时奥布里几乎是满不在乎、只是谦卑适度地做动作道：比尔，让我来说。要是佩利给他打电话，他就会说：当然，比尔，我认为我们已经注意到那点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使人厌烦。要是他正跟一位密友坐在他的办公室谈话，这时他的秘书进来说佩利来了电话，他会眨眨眼，说：“告诉主席，我要给他回电话。”他的这些办法是行得通的，佩利容忍了这些无礼，即使奥布里是在近乎残暴地抛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赖以自傲的讲求艺术的伪装外表。然而他的办法起作用是因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而恰恰又是在这个时候奥布里表现出了蔑视佩利对形象和等级的意识，并引以为荣。一切都是那样的粗暴、那样的无礼。佩利喜欢明星，喜欢杰出的人，但奥布里却故意对他们粗鲁、专制；他厌烦杰克本尼，这个人正在开始走下坡路，本尼曾有助于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成为过去那个样子，这是被看做神圣的。但有一次奥布里却生硬地对本尼说：“你完了。”这都使佩利感到十分恼火，但收视率是明显的，正是这样大的收视率，才使佩利忍受了痛苦。
奥布里的成功是非常简单的：他具备消灭最小公分母的天性，但与其他那些具备这种本能的人不同，他不要脸面，对是否受到尊重不感兴趣，或者至少对尊卑关系的传统形式不感兴趣。他明白如果按他的本性办事，他就能赚大钱，产生收视率，而钱和收视率本身又完全能给自己增光。他的特殊的手段是他相信，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还没有充分开发民众资源，它还没有吸引众多的乡村民众。他确信那些管理电视的人处在他们的立场，过于喜欢都市生活，受教育过多，对不看电视的人过于感兴趣了。他肯定，他们正在忽视为数众多受教育很少的乡下人（或者至少是乡下人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电视如果不只是游艺形式的话，似乎就是原始的）。正像佩利以前做过的那样，他控制了安排节目的部门，并按自己的严厉规则管理它。他想播放乡村喜剧和侦探故事。后来又转向性感女郎。事实上，人们发现了一本掌握在国会监察员手中的有名的奥布里备忘录，其中要求在电视节目中出现更多的“行为放荡的女郎，没有头脑的人和女人的胸脯”，他不想要老人。愈年轻愈好。没有身体缺陷。没有社会问题。不要女仆——人们不跟侍者搅在一起。动作要多，但要尽可能地少想。“我不需要任何更多的陈腐的社会性广播脚本。”他告诉一个助手，“真是见鬼，我需要快乐的结尾。我不能和有创造力的人取得一致意见。他们正好不愿听。有创造力的人的麻烦是他们不了解公众。人们不愿意多想，我是从他们那儿来的。”这是一种特殊的诚实——他不认为他比观众更好，比他正在上演的节目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