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多胆小怕事的同事不同，他并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整个历史都充满了嘲弄。因为猜谜节目丑闻，他当了总经理，并用平凡的节目替换了虚假的节目。同时，当美国的知识分子、国会议员和时评作家自庆美国文艺的自由，以嘲笑共产主义对文艺的限制时，真实的情况是由于那些最有力、最新颖的追求艺术的手段，美国人是在残酷的收视率和美元下过活。奥布里带给电视的不只是“贝弗利山人”，还有“埃德先生”（“Mr. Ed”，这是部关于一匹会说话的马的节目），“女人的联合”（“Petticoat Junction”）和“芒斯特人”（“The Munsters”）。佩利对这些片子非常恼火。他不喜欢“贝弗利山人”，他告诉朋友说“芒斯特人”是部糟糕的动画片。但不管高兴与否，他已使收视率达到如此程度——唯一的上帝是尼尔森——那么他做的事就不容怀疑了。佩利反对“芒斯特人”这个节目，他告诉朋友这部片子会玷污广播网；但奥布里想要这节目，他觉得公众喜欢那些怪物。他是对的。其实，许多次他都是对的。按照当时存在于这个广播网的对成功的准则，他很难得是错的。到1963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白天十二个最精彩节目中占有十二个，而在晚间节目中又以六比四胜过了国家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广告客户每天晚上都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花掉整整的一百万美元。谁会同奥布里较量呢？谁愿意呢？谁会得罪一架发大财的机器呢？
然而奥布里接连不断地跟新闻部发生了摩擦。新闻部引出了一些问题，这使华盛顿大为气愤。当时在许多人看来那是些主要问题，但在奥布里看来它们是次要问题。他关心的是新闻部占用了过多的广播时间，而这些广播时间本可以用来兜售侦探、山野人和怪物。意识到西格米格尔森想要雇用最精通文学、最富有教养的电视时事评论家查尔斯库拉尔特（Charles Kuralt），并想把他变成另一个埃德默罗，奥布里竭尽全力投入了反对库拉尔特的斗争，并抓住每一个机会降低他的身份，嘲弄他的工作和面孔。1962年他发出了一条指令，要打破新闻部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占用最佳广播时间的传统。这是个至关重要的举动，因为新闻部近年来已被有计划地排斥在通常的最佳时间以外，而要是再添加一点阻碍使用最佳广播时间的障碍，那就更加清楚地证明了新闻部的二流地位。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重视政治性会议的想法大为惊愕，此外他不了解除了取悦于华尔街和麦迪逊大街以外，取悦宾夕法尼亚大街（Pennsylvania Avenue）同样是重要的。1964年的共和党提名大会举行两天后，他走出会议大厅，并狠狠地跺了一脚，告诉一个他在当时的朋友戴维萨斯坎德（David Susskind），“这件讨厌的事情要花掉我一千万美元。谁想听新闻呢？……要依我的德性，我们一定要叫某个家伙在晚上十一点去说：‘下面的六个家伙在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亮出了他们的屁股’，接着他说出这六个人的名字，事情就这样。”他的兴趣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那些年的巨大利润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地位下降和全国广播公司的兴起都不是偶然的事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失去了重要性，它不受人重视。这时金特纳正加紧筹划他的“亨特利-布林克利”节目（Huntley-Brinkley show）。全国广播公司正在鼓励播送新闻，把大量的钱投进它的新闻部，撤掉了原已排定的节目，改播新闻。克朗凯特电视队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1964年，正好是在那场政党提名大会之前，奥布里告诉一位密友：“佩利和我只赞成一件事，我们不打算在今年的这场大会上白花钱。”不受人重视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人来说是件痛苦的事，然而代价仍要付出。在1964年的大会上，全国广播公司的收视率毫不留情地超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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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王朝的兴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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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帕尔默是报道政治的记者，竞选活动的后台老板。他很早就选中了尼克松，精心栽培。他对朋友说：尼克松是他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年轻政治家和策略家。具有天生的应变能力，对复杂的格局有本能的直觉，有极快的悟性。帕尔默从一开始就认定尼克松有获得全国性影响的资质和前景。当时，洛杉矶有一个为雄心勃勃竞选议员的青年鼓吹呐喊的非正式组织“惠蒂尔”（Whittier）。凯尔帕尔默不是该组织成员，可他的朋友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诺曼钱德勒最要好的连襟杰克加兰（Jack Garland）是其中一员〕，而帕尔默又一直在寻找像尼克松这样的角色。死硬的新政策分子杰里沃里斯（Jerry Voorhis）出现在议院，对于控制一切的政治寡头来说始终是一个眼中钉。更糟糕的是，不少钱德勒派人物和他们的朋友们住在帕萨迪纳（Pasadena），正处在沃里斯的选区之内。对选中尼克松的过程有两种说法。一是：帕尔默视该委员会为前沿，以它的名义选中了尼克松；另一种说法是：该委员会选中了尼克松，帕尔默随即牢牢加以控制，因为他品出尼克松干事漂亮，不久他将尼克松送到诺曼钱德勒处，得到正式的认可。后一种说法更可信。如果尼克松没有很大获胜的希望，帕尔默不会选择他，也不会投下大赌注。帕尔默从来不喜欢失败者。竞选开始，他立即将尼克松置于自己庇荫之下，敦促他持反共产主义立场，猛烈出击。他说：新政时期已经过去，尼克松应该将沃里斯贴上新政以及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标签，猛烈攻击华盛顿的笨伯，使他们处于被告的地位。与此同时，《洛杉矶时报》，尤其是帕尔默主编的专栏“看守者”（The Watchman）连篇累牍地登出了白衣骑士尼克松。年轻，英俊，二次大战的老兵，贵格会教徒，却又不害怕战斗，恋家的男人，直言不讳者，毫不回避讨论对美国的信仰和忠实的问题。（“尼克松有能力，有胆略。他将挺身而出，坚持真理，并为之奋斗，他有根基，能从现实开始发挥作用。”）
抹黑沃里斯，力捧尼克松
杰里沃里斯的麻烦始于理查德尼克松到来之前。1946年，战后的第一个年头，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当选后的第十四个年头，压抑着的紧张，战争牺牲给人的挫折，加上对新政怨恨的暗火，一起在空中飘荡着。总有一位自由主义的议员要遭厄运。整个国家，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气氛正在戏剧性地变化着。除此之外，保守主义对沃里斯的攻击已先期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上开始，议会十分巧妙地重新界定了他的选区。此举符合逻辑，原选区十分棘手，难于对付，但沃里斯又必须失败。一个五比一，民主党占优势的州议会选区，从全国众议院选区中割除。一夜之间，沃里斯的地位变得脆弱，不堪一击。与此同时，他注意到，《洛杉矶时报》的战鼓声一阵紧似一阵，向他袭来，打算孤立他，倒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民主党，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带有野味的左翼分子和党棍。《时报》在华盛顿派有两名记者，沃伦和洛兰弗朗西斯（Warren and Lorraine Francis），他们主要撰写有关供水项目的报道，这是《时报》的热门题材。沃里斯多少把他们当做朋友。可以肯定，他们从未写过对他有利的东西，可他们看上去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也从未写过什么对他下杀手的文章，从未惹恼过他。他们现在下手了。突然间涌出了大量关于他的报道，完全一派胡言，竟把他描绘成加利福尼亚民主党激进派的首领。毫无事实根据，却陷人于困境，更有甚者，置人于被告席上。十分清楚，这是要沃里斯失尽人心，在公众印象中变成一个小小的异类，一名小小的激进分子，不是一名本分的民主党，而是一个无事生非的家伙。
精心策划的竞选，进行得卓有成效。华盛顿那些深谙《洛杉矶时报》政治报道的人十分清楚，谁是其发动者。更为清楚的是，要想抗议，既无门路，也无效果。对此，沃里斯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他抗议过，但是，要想否认，绝非易事。怎么办？拿起电话筒对诺曼钱德勒发牢骚？他会如何反应？可能又是一场新的进攻。对他的攻击，篇篇见报，反击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他的选区完全在《时报》的控制之下。攻击常常出自凯尔帕尔默之笔：“沃里斯曾经一度是登记在册的社会主义分子，此事不容抹杀。他赞成公有制，合作社，宣传‘挣脱垄断控制’。沃里斯玩的都是一些议员们常玩的小把戏，将老百姓高高兴兴地骗回家，他们甚至四处打探，谁家生了孩子，然后就投信问候。后来他又疏远左派朋友，甚至希望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CIO-PAC）不要对他表示赞同……”在竞选中，沃里斯无法真正利用报刊。他对自己经历的辩解在选区的任何报纸上都不得见报。连他每天的竞选安排都不能付印。如果他想在《时报》上出一次集会的通知，就得缴付一次广告费，通知还常常被篡改。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竞选，他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奋斗，可是，不到中途他就感到自己已经成了默默无闻之辈。
理查德尼克松从来用不爽的语气提起过那次竞选的新闻报道。他走到哪里周围都跟着一批吹喇叭的人，他们给人的印象不仅仅是为尼克松喝彩，而且喝彩声要盖过沃里斯，这近乎于流氓手段。尼克松就是如此起家的。他是当地一个见好处就钻的家伙，青云直上，野心勃勃，赞助者有的好处他都沾，从不询问其真实价值。地位和权力就是报偿，这本身就是他的行为合法的证明。他是一个聪明而又急于求成的胜利者，他和沃里斯竞选，并将他击败，他和他的赞助者之间，互相欠了一笔人情债。沃里斯是个大刺头，尼克松把他拔掉了。而凯尔帕尔默则在此时接纳了尼克松。他指导他的竞选纲领，强调共产主义是个万无一失的题目，可以将民主党逼入守势，又没人会站出来为共产主义辩护，这样一来，没有不得手的道理。他为尼克松安排定与诺曼和巴芙钱德勒以及他们的朋友见面。向他仔细介绍小圈子里的各个成员：诺曼、阿萨考尔、弗兰克多尔蒂（Frank Dougherty）等的情况，介绍他们的爱好，兴趣，直至弱点。他告诉尼克松，每当他从华盛顿返回，和赞助者们吃饭时，都必须给他们一点货真价实的东西，透透消息，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内幕中人，总之，给他们一些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东西。他同样说定，只要诺曼和巴芙到首都，尼克松就得安排足够的时间和他们见面，陪他们逛逛，以他们的名义举办宴会。尼克松和华盛顿挂上了钩。帕尔默告诉尼克松应如何对付他的新支持者，他把这位新门人兜售给社会名流，特别是兜售给巴芙和诺曼。对这位年轻人来说，并非众议员就到顶了，他还要当参议员。不仅如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登上总统的宝座。他是凯尔所见过的最杰出的年轻政治家，诺曼和巴芙应该对他另眼相看，为和他建立某种特殊关系而自豪。
线就是这样牵上的，关系不比寻常。《时报》为尼克松乔装打扮，清除污垢，一切有助于尼克松形象的文章纷纷见报，有害的置之不理。凯尔帕尔默是唯一能随时晋见尼克松的新闻记者，不需事先约见，甚至不需要和罗丝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打招呼，就可以径直会见总统。他俩的关系颇有父子的味道。1950年，为尼克松争取参议院席位时他曾这样写道：“尼克松年轻，又堪称老成；聪慧，却十分谨慎。他的领悟力世所罕见。父辈赞誉鹏程万里的爱子：年轻人的肩膀长出了成年人的头。这种赞誉用在这位年轻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在这儿长大，成了律师，又去打仗，再回到这儿，为得到公职，第一回合就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穿针引线，与《时报》建立关系，靠的是凯尔，诺曼和巴芙稍居其次。他们并未直接参与其事，和尼克松的私人关系也不甚密切。不过尼克松对他们很有用，潜在的用处更大。如果凯尔说得对，他的前程无量。
然而，尼克松属于另一个阶层，并非他们中间的一员，与他的关系应适可而止，不超过必要的限度。巴芙老觉得他身上缺点儿什么，若干年后，关系由甜变酸，尼克松身败名裂，她述说自己一直认为尼克松是一个卑微的下等人。此言属实，1946年选举之夜，所有当选者作为一种义务从《时报》大楼走过，以便从帕尔默处得到一种荣耀（和现在在电视机上露面一样），那时，她第一次见到尼克松，她当时就对尼克松有一种反感。钱德勒在大楼里有一套私人房间，尼克松携同父母、兄弟前往参加冷餐会。有人问尼克松家人想喝什么，尼克松母亲说，牛奶，于是一家子都说喝牛奶，当巴芙正要出门拿牛奶时，尼克松把她叫到边上，向她要一杯烈性威士忌——“请给我一杯波本酒（bourbon），什么也不掺。我不愿意家母看见我喝酒。”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她却不喜欢。一个男子汉，喝酒也瞒着母亲！可她并不以此而影响《时报》充当理查德尼克松召集人的角色。尼克松说到底是政治家，政治家不需要人喜欢，而是让人利用。他们之间不过互相利用而已，没有必要做朋友。
这样，理查德尼克松得以在他所属的整个区域内最强大的宣传工具支持下，步入华盛顿。而凯尔帕尔默就等于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尼克松在加州本党内毫无后顾之忧。不仅如此，在未来的日子里，《时报》肯定还会对他作热情洋溢的报道。凯尔帕尔默为他涂脂抹粉不仅仅着眼于现在，更着眼于将来。十六年后，病魔缠身，奄奄一息的帕尔默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的朋友阿萨考尔，尼克松作为一个政治家证明了他自己工作的意义。作为尼克松的朋友帕尔默远胜于诺曼钱德勒，因为诺曼骨子里太多绅士气派。而凯尔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利用《时报》的影响。
尼克松到达华盛顿不久，就与新闻界建立了另一个关系，后来的日子证明这个关系对他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若干年后，尼克松在申辩中，将自由派和新闻界连在一起，他说：新闻界和自由派人物憎恨他，为的是他在希斯［1］一案中所持的立场，而他是正确的，他们则是错误的。此时已时过境迁，要回想起当时迥然不同的局势十分困难，但事实上，在希斯一案时，新闻界参加采访的大部分记者对他根本谈不上什么敌意，主要记者还认为尼克松是该委员会里可靠的第一消息来源。不止于此，一位非常有势力的记者还和尼克松交友，为他出主意，在整个过程中指点他的行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伯特安德鲁斯（Bert Andrews）常常使人感到不是一位采访记者，倒是尼克松的谋士。过了很久，在尼克松的生活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与政府消息源之间的关系大大冒犯了他。可事实上，这种关系只是尼克松本人与伯特安德鲁斯之间特殊关系的旧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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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王朝的兴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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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胆敢攻击他
1947年，伯特安德鲁斯是《先驱论坛报》办事处的头儿，位居华盛顿新闻界的第二位。他从报馆改写员转任记者，脑子灵，笔头快，一篇文章十分钟内就能脱稿。他属于老派记者，喜欢关于行动的报道，报道要准确，具有戏剧性，他不喜欢有关政策的报道，不喜欢满是观点、论题的文章。他喜欢来自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报道，原因是，其中充满了控告和反控之类的东西，能使人提神。20世纪50年代，对外政策报道开始以复杂为重要，因此，他的明星地位开始下降。但是，在1947年，情况则大不相同，他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正是名声大噪之时。那时，他刚刚写了一篇有关滥用安全手段的报道，荣获普利策奖。在一段时间里，它为伯特安德鲁斯创造了这样一个形象，一名热心于公民权利政策问题的记者。其实这与他心之所属大大相悖。
安德鲁斯很早就选中尼克松，认为他大有成功的希望。尼克松是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20世纪在40年代后期，该委员会产生出好些大新闻。不少新闻感情多于事实，不管怎样却能充作优质报道。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尼克松成了《论坛报》办事处的常客，安德鲁斯的门人。当时年纪尚轻的记者，罗伯特多诺万还记得他在办公室里见到尼克松和安德鲁斯的情景。尼克松显得多少有些不自然，一副还未完全出脱的模样。尼克松走后，安德鲁斯转身说：“鲍勃，我能让这家伙当上美国总统。”
他俩日渐密切，各自的关系对对方均有重要价值：尼克松是一个跃起的朝气勃勃的年轻人，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关系是理想的消息来源；安德鲁斯则掌握着一家很有影响的东部报纸，这对野心勃勃的西部议员来说又是难得的关系。尼克松第一次得到有关希斯-钱伯斯（Hiss-Chambers）一案的内部消息时，立即去见安德鲁斯，将听证会上两人的秘密证词泄露给他。不负尼克松的期望，安德鲁斯嗅出破绽，为尼克松指点攻击目标：希斯在撒谎。安德鲁斯持这种意见并不使尼克松感到意外，这是他本人的看法，不过一经安德鲁斯说出，尼克松就下了决心。有充分理由相信尼克松早已胸有成竹，知道自己将经手一个多么如意的案子。拜访安德鲁斯，他又大有收获，安德鲁斯的直觉不仅肯定了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对他有了非正式的许诺，在他冲锋陷阵、遇到强大对手时，不会孤军决战，强大的《先驱论坛报》和他在一起。两天后，他和安德鲁斯一道去看钱伯斯，对证人作了模拟审问。见面时，安德鲁斯要求证人出示希斯-钱伯斯友谊的实物。钱伯斯拿出据信是希斯送给他的一本奥杜邦（Audubon）画的鸟册子。这事对两人的定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此时，安德鲁斯已不仅仅是编写报道的记者，他是尼克松的朋友，顾问，新闻官，记者。作为收获，他为《论坛报》搞了好几篇精彩的报道，他扮演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他坚定了尼克松的决心，不断指点他，通过自己在白宫的眼线使他对其他发展势头保持清醒的认识。几个月后，当“南瓜文件”（Pumpkin Papers）第一次出现时，尼克松正在度假，正是这位安德鲁斯不断发报，叫尼克松星夜赶回，首都出了大事。
安德鲁斯作为一个关系，作为一个朋友其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对这位初生之犊，安德鲁斯在战略上时时点拨，他还影响其他记者，促使他们认可了这位年轻人，尼克松常常深夜造访安德鲁斯，和这位记者研究重大战略问题。与尼克松编造的神话相反，在官司的进行中，他和新闻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来源，被看做委员会里头脑最清楚，最冷静的成员。如果一开始自由派社论的作者们本能地站在希斯一边（希斯到底仪表堂堂，人才出众，而钱伯斯则虚胖猥琐），随着证据的积累，先记者，后社论作者纷纷改变看法。反倒是希斯，因为交恶于新闻界而倒霉，他完全不是什么采访记者的爱物，大多数记者认定他犯了伪证罪。
尼克松仍然从他和《洛杉矶时报》的关系中大获裨益。他的竞选主持人返回西部，并未使他在希斯案中受损。对他的报道仍然质高量多。他对红色分子的攻击一律付印，喝彩声不绝。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大肆宣扬。40年代后期，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内作一次演讲，本是政治活动中最轻松愉快的事，然而，神笔一点，也成了他的大勇之举。他对对手的攻击，加倍报道，对方的反驳只字不提。典型事例是1952年的贿金事件，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新闻，而洛杉矶对此报道不过三页而已，在凯尔帕尔默授意下，最后见报稿，写成了一篇驳论，标题是《尼克松对批评家的答复》（Rebuttal，Nixon Answers Critics）。报纸上的尼克松才情横溢，挥洒自如。但是，此种关系并非没有害处。政界和报界的正常关系是公平交易的关系，而尼克松却被免去了这种关系，在他脆弱的自我中滋长了一种感觉：他可以攻击他人，而不被他人攻击，他可以在政界平步青云，却不需要检验自己承受正常政治压力和批评的能力。还使他相信没人有胆量攻击他，这在加利福尼亚几乎没有先例，即便有自己倒运的事传到记者耳朵里，也不会见报。到头来，一旦记者写一篇正常、公允、现实的分析文章，也必定是在进行人身攻击。大都市产生的重要政治家还少有这样骄横的。
尼克松的这些想法汇集在一起使他产生一种侥幸心理：干坏事也能脱身。因为新闻界不正派，可以被收买，他还感到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特殊规则，在他的区域，他的党内，其他政治家生活在对他的惧怕之中。〔加利福尼亚，三个共和党人厄尔沃伦，古德温奈特和比尔诺兰（Bill Knowland）都厌恨尼克松，根本不信任他，确信他是政治家中最不诚实的一个。但他们行事谨慎小心，因为尼克松是钱德勒夫妇的宠儿，不论在什么场合，一旦得罪了他，《时报》就会出现一篇尼克松派的文章，让他们大受其害。〕1954年，古迪奈特［2］担任州长，尼克松和他做了一笔交易，奈特有权任命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的主席，副主席，尼克松有权任命财政部长，随后，奈特出海度蜜月去了，尼克松立即撕毁前约，着手提名高级职务人选。这是一场真正的权力斗争。1960年加州代表团的控制已出现累卵之势。通过海陆无线电通话，奈特惊悉尼克松的举动，立即返回，召集自己的人马，坚守地盘。加利福尼亚政界的两位最高人物，均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争夺州代表团的领导，其中之一明显地破坏许诺，以一般报纸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绝妙的报道题材，可本州这家最大的报纸对此事只字不提。从《洛杉矶时报》的标准出发，此事并不适合报道——是尼克松破坏了对同党伙伴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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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王朝的兴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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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巨人的代表团斗争
可这就是《洛杉矶时报》的办事方式。1949年底，凯尔帕尔默给在华盛顿的理查德尼克松打电话：“迪克，你是否考虑过竞选参议员的事？”尼克松说还未考虑过此事。这不是实话。事实上，这些年来他除了此事很少想别的。“那么。”凯尔说，“我希望你考虑一下，如果要干，我们全力支持你。”后来，帕尔默在给他的朋友，资金筹集人阿萨考尔的电话里说：“噢，好朋友，电话真是令人吃惊的工具，一次电话所干的事会使人们大吃一惊。”现在就是如此。合众国这两个最有势力的参议员席位从来是为二届以上众议员安排的。然而，现在班子搭好了，再打几个电话，钱也安排好了。（一切都很简单。选举后有五千美元的赤字。考尔很不高兴，他是个喜欢利索的人，回家后就将此事告诉了妻子。考尔夫人说她愿意为尼克松弥补亏空，随即写了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可能这使她高兴。）会有足够的钱，石油公司不会不乐意出的，不管怎样，潮淹区（tidelands）是当时的中心论题，他们应该和宣传界建立联系，诺曼和凯尔可以解决此事。这样一来，通向参议员席位的道路完全清扫干净。有一个不谙事理的共和党雷蒙德达比（Raymond Darby）想参加角逐，凯尔明白地告诉他，今年没他的份儿。达比多少有些天真，因此也特别倔犟。于是凯尔和他提了笔交易：竞选副州长，怎么样？雷蒙德达比可能是个十分糟糕的副州长，而副州长常常有可能成为州长。凯尔说：我们答应用《洛杉矶时报》支持你。《洛杉矶时报》的支持，雷蒙德达比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靠边了，当然不露马脚地靠边了。是的，《时报》给了他支持。不过当年凯尔中意古迪奈特，希望他做副州长，在那时，古迪还十分保守。而凯尔正希望他能遏制一下厄尔沃伦。（后来奈特和劳工十分亲近，他又利用帕特布朗遏制古迪。这样，对达比来了个釜底抽薪，《时报》正式支持的是达比，而真正的支持——报纸的版面和朋友的捐款——却给了奈特。不出所料，达比在预选中败北。
尼克松对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的竞选也是如此安排的。《时报》再一次成为工具。竞选纲领经过重新安排。中心论题已不是潮淹区和近海石油权，那是道格拉斯夫人的主要竞选题目。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问题。道格拉斯，粉红色夫人，充满红色偏见。《时报》和尼克松调门一致，如有什么不同的话，《时报》社论的声音只是更加粗粝刺耳。道格拉斯夫人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对她没有报道，只有攻击，规定只能如此。民主党保守派中任何一人只要支持尼克松就在头版见报。在朝鲜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哪怕只寄回五美元的竞选捐赠，报纸也会大做文章。大版报道妇女自发小组（这个小组在预选中表现出色，她们再接再厉，打算第二年11月7日将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关在参议院大门之外）。道格拉斯夫人连登一则活动安排表也得付广告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尼克松却可以恣意行事。到了市民俱乐部他可以讲上一通，挤眉弄眼，暗示道格拉斯夫人和哈里杜鲁门之间有男女之嫌（这是无稽之谈），报纸对此却不加报道。报纸都无意派出记者跟上候选人，录下他的指控。这样一来，候选人就享有不同寻常的自由，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
毫无疑问，即便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处于公正的竞选之中，她也会麻烦重重。冷战正值顶峰，斯大林主义像是迫在眉睫，带来灾难的幽灵。幻想破灭了，整个国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缩回来。道格拉斯夫人似乎成了国内问题上自由主义的代表，自由主义信任苏联，而这正是人们避之如鹰犬的东西。6月朝鲜战争爆发，她的地位更加脆弱。10月，中国共产党人参战，她的候选人资格已属无望。直到此时，民意测验表明她的能量仍不可小视。随着中国的介入，她的地位彻底完蛋。整个国家一片紧张，更加保守。
参议员位子的空缺，主要反对势力的瓦解，竞选对手的灾难，促成了尼克松的成功。这是1950年的事，较之1958年，《时报》和凯尔帕尔默为尼克松干的事，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那年，加利福尼亚的政界势力在全国舞台上处领先地位。厄尔沃伦已不在州长任上，而是最高法院总法官。州长是古迪奈特，他很得人心，对民主党颇有吸引力，是得选票的好手，极有可能成为全国竞选人。比尔诺兰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尼克松任副总统，是今后总统的第一人选。不过尼克松的前途仍然飘摇不定，考虑到艾森豪威尔不时对他流露出的不信任，就更是如此了。对尼克松来说可能的麻烦是对本党代表团的控制问题。凯尔帕尔默会千方百计帮助他，但是古迪奈特和加州一大批各色政客都是他的潜在对手。196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尼克松最多只能带上一个残缺不全的州代表团出席。
1957年底，局势骤变。比尔诺兰突然宣布返回加州竞选州长。诺兰此举出自多种原因：妻子对他在华盛顿的生活格调十分不悦，要他回家。再者，诺兰被授予参议员之职后，误以为自己是位大得人心的人物。他想以萨克拉门托城作为一块跳板。天啊，羞煞人，头脑迟钝，色调沉闷，行动迟缓的比尔诺兰还做着总统的美梦。诺兰的声明传到洛杉矶，人人震惊，凯尔帕尔默更感意外。他习惯由自己做出这类决定，然后告诉比尔诺兰之流，他们所负的责任是什么。《纽约时报》的格拉德温希尔在《时报》大楼有间办公室，当他荡进帕尔默的房间时，发现他一脸苍白，惊魂未定，正在喃喃自语：他怎么能这样干？他怎么可以越过我呢？希尔想，说不定凯尔帕尔默第一次被共和党政客惊呆了。过去他报道诺兰笔调之热烈，大有奉承之嫌，把他说成花岗岩般的质朴诚实。在政治上极为敏锐，可他心里却认为诺兰是一个愚笨、呆滞的家伙，政治上的孽障。眼下，比尔诺兰突然返回，说不定还想当共和党总统提名人。虽然在位的州长古迪奈特和劳工组织调情，立誓对抗《时报》宠爱的工作权利提案，但他毕竟是共和党人，是《时报》的门人。情况更复杂化了。与奈特形成对照，诺兰把工作权利提案定为竞选的拱顶石。隐约可见的另一个大问题是1960年加州代表团的控制权问题。这个控制权应属于《时报》的大弟子理查德尼克松，但是却有两个强大的巨人准备为此而斗争。如果《时报》对诺兰迅速做出反应，那么，不是将他逼出竞选，就是极大地增强奈特的力量。（虽然眼前存在着危险，但是这样做会使奈特获得斗士的高大形象。而在实际上增加了他对抗尼克松的力量。）经此分析，尼克松-帕尔默战略悄悄出笼了：他们决定将古迪奈特挤出这次竞争，迫使他参加参议员竞选行列，让诺兰赢得州长职位。尼克松得到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两人都取得胜利也是好事，奈特的政治基础比诺兰远为广阔，他深得人心，如若出任州长，1960年代表团分裂的危险性会严重得多。再说，如果奈特获胜，他只是参议员中的新手，在加州政界的势力就不复存在；而诺兰出任州长，必定举手投足都不得要领，他肯定会在本州内排除异己，成为易于攻击的人物。再说，他们还有失败的可能，相互抵消，造成加州共和党领袖的空缺，这样1960年共和党提名人非尼克松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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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王朝的兴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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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施压，奈特低头
迫使古迪奈特改道的压力瞬息而至。凯尔帕尔默打了电话。凯尔的专栏不断提到诺兰的完美，同时暗示奈特与劳工的勾搭，使他失去昔日的光泽。1957年10月，凯尔帕尔默在一篇报道中宣称，民意测验显示诺兰正在毫不费力地击败奈特。民意测验是不记名的，没人见过它的结果。加州记者克林特莫舍（Clint Mosher），是尼克松的朋友，也是奈特的朋友，他打电话向奈特报警，告诉他尼克松和诺兰之间私下有约。“他们对你下手了，古迪。刚才尼克松告诉我，他要到各县为诺兰拉选票。”过去，奈特可以轻易获得加州南部巨大财源的支持，现在却被一刀斩断。也许他还能募到几万美元，可竞选州长的费用高达一百五十万！保险业的一位百万富翁霍华德阿曼德森（Howard Ahmandson）对奈特竞选基金的主要筹集人说，只要古迪愿意竞选参议员，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对古迪奈特的嘲讽有增无减。即便如此，他仍不退出角逐。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精力充沛的男人，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机智。他早就认定隐匿一些聪明才智，摆出一点傻相，在政治上对他无损，他热爱州长的位置，作为州长，他深孚众望，他无意竞选参议员。他不想丢失参议员的位子，所以他并不热衷于得到它。因此，他面对日益增大的改道的压力，仍然坚持不改初衷。最后，他去亚利桑那州小憩几天，以便最后拿定主意。他偕同妻子弗尼吉娅（Virginia Knight），以及克莱姆惠特克（Clem Whittaker）、莱昂内巴克斯特（Leone Baxter）二人一同前往，这两人是共和党公共关系小组的领导，他俩鼓励他继续竞选州长。这是戏剧中最富于戏剧化的五天。清晨，古迪起床时充满热情，自己认为能够得胜——能够获得胜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只要他能够通过《时报》统治下的共和党的初选就好了。他会获胜，他要竞选，巴克斯特和惠特克在一旁打气，他轻轻移动舞步，“我要竞选，我要竞选，那些家伙，滚他妈的蛋。我自己去争得州长的位子，我直接从普通百姓那儿募钱。”古迪乐观向上，准备争取权力。但是，一到下午，凯尔帕尔默就打来电话，威胁：没有钱，没有支持。除此之外，奈特在执政期还有一件丑闻，奈特为了妻子，曾滥用权力委派官员，对此，即便凯尔不愿付印，但事实俱在，证据确凿。这指的是哪一件丑闻，古迪本人一定明白。凯尔不愿意付印，但他是报界记者，记者就要印东西。报纸催得紧，就是他想拖，也拖不了多久。仅仅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才延宕至今。古迪听着，很少开口，声音都是从那头传过来。电话完了。加州州长也垮了。他倒在长沙发上，像一个活着的死人，崩溃了的男人。不一会儿又有人来叫醒他，给他输氧打气，告诉他，他是受人爱戴的州长。慢慢地，到了晚饭时候，他又完全恢复过来，充满信心。第二天上午他又重新准备参加竞选，宣布自己的打算，信心在胸中骚动。之后，凯尔的电话又来了，警告他：我再也不能捂着不见报了，这事很有分量，会毁了你，那样，参议员的位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古迪又一次败下阵来。还有别的电话，都是配合一致的行动。霍华德阿曼德森来的电话说：筹款难啊。随后，巴芙亲自来电话，此事非同寻常，钱德勒夫妻一般都留有一定余地，可眼下是大赌注。巴芙循循善诱：这样安排太好了，华盛顿是一座撩动人心的城市，古迪和弗吉尼娅会爱上它的。她还提醒古迪，过去《时报》曾为他干过不少事（这是隐约的威胁，如果《时报》站在另一方，情景会怎样呢）。她说，一切都安排妥当，安排得很好，古迪将在白宫门前发表声明，届时会得到艾克的祝愿，艾克和迪克都将出席。
末了，古迪奈特只得屈从压力，宣布自己退出州长竞选。这样一来，帕特布朗受到鼓励，立即宣布参加州长角逐，因为他的对手不再是深得人心的奈特，而是诺兰。接着，他又说服众议员克莱尔恩格尔（Clair Engle）参加参议员竞选。这对共和党是一场灾难，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灾难。诺兰不顾凯尔帕尔默的告诫，固执地坚持把工作权利提案作为他的主要竞选纲领。帕尔默认为当个反动派也没什么错，但是，竞争公职时，应该多少装饰一下，你的任务是要将对方置于守势，大谈像共产主义一类问题，掩盖自己的弱点。共和党一败涂地。诺兰和奈特双双败北。帕特成了20世纪加州第二任民主党州长。在一片灰烬中，尼克松兀自傲立，他是加州幸存的全国性人物。没有人会对他的代表团领导权挑战了。在选举后的一次采访中，当问到共和党的溃败时，诺曼钱德勒说，情况并非真正的如此糟糕，本党未来的希望是理查德尼克松。
诺曼钱德勒在二次大战时期曾决定利用有限的纸张尽量多发新闻，少登广告，这样一来，战时的《时报》成了整个区域的首家报纸。赫斯特曾经最大限度地追求广告，这和赫斯特组织在20世纪中叶所干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得到的仅仅是短期利益。而诺曼钱德勒却扩大其报纸的新闻报道。此时，恰逢新的移民大量涌入加州，国防工人投入生产，军人路经该州。他的《时报》成了新移民的报纸。战后，《时报》财政收入丰厚，鼓起了诺曼和巴芙的勇气，他们于1948年开办了一份通俗性小报《明镜》（Mirror）。这既非哈里钱德勒的主意，也非奥蒂斯将军的事业，而是他们本人在新闻业的一次冒险，他们十分关切《明镜》的成败。他们既为《明镜》骄傲，同时又感到羞耻。〔麻烦是《明镜》属于通俗小报，诺曼和巴芙不喜欢这类报纸，有伤他们的情趣。从通俗读物标准出发，越好的报道，可能越让他们厌烦。诺曼在情趣上是一位很高雅的男人，每当编辑埃德默里（Ed Murray）发表桃色新闻时，他总要问：“难道我们一定要用这玩意儿，非登它不可？”巴芙来得更直。一旦她不喜欢某篇报道，就干脆给默里打电话：“你又在拆烂污了。”〕《明镜》刚刚问世时，根基不稳，当时，发行竞争的局势对午后报纸极为不利，为了《明镜》这个暴发户的生存，钱德勒夫妇愿意试用一切手段，例如，间或登上一些真正的新闻。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明镜》报的约束较少，比较开放，是一份编辑力量较强、质量较高的报纸，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了解这座城市。与《时报》这份实力雄厚，销路可靠的大报不同，《明镜》一刻也不敢离开撩拨人心的日常生活。
诺曼钱德勒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发行商。他越来越不愿意听到别人对他工作的议论。很清楚，他继承的东西已和时代脱节。此外，巴芙不断敦促改变新闻思想。她在50年代初就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时报》在同业中为人所不齿的情况。她和诺曼可以参加报界会议，可以得到苏兹贝格夫妇及其他同等身份人的礼遇。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的报纸却受到人们的鄙夷。每逢新闻记者投票决定报纸的优劣时，《洛杉矶时报》只能排在末尾，仅在《芝加哥论坛报》之上。她自尊心太强，简直受不了。诺曼还稍好一点。巴芙远比诺曼清楚地意识到社区中的变化。变化不仅是涌进了几百万人，使洛杉矶暴涨起来。重要的是：这些人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不是退休来此处度晚年的，他们来这儿生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们改变了这个城市。洛杉矶不再是天地狭小的孤岛，它需要一份不同类型的新报纸。所以她敦促诺曼改造报纸，辞去总编霍奇基斯（L.D.Hotchkiss），她认为此人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第二流人物，她还敦促改变《时报》管委会结构，改变整个工作程序。她不断推荐自己的儿子、她的继承人接管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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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王朝的兴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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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钱德勒王朝的一双玉手
巴芙钱德勒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女人，是开拓型国家的女权主义者。最重要的，她有一股魅力：狂热，有力度，精力充沛。她也脆弱，多情，但易于平息。她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她是一股动力，永不停顿地向前推动。她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女性。“在诺曼钱德勒的一生中，我每天推动着他向前。”她曾经这样告诉一位朋友。对此没人怀疑，至少诺曼钱德勒的朋友相信这一点。正是这个女人，保持着钱德勒身上的动力，使之永不衰竭，她推动诺曼冲击自己狭小的轨迹，进入博大的天地，她还运用细腻的压力驱使自己的儿子奥蒂斯去完成杰出的业绩（他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铅球投手，并非偶然）。她是当代钱德勒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洛杉矶城区无处不打上她的印记，城里的文化园地靠她一手建立。她一人单枪匹马，连哄带吓，连挤带压，筹集了足够的钱，在市里建起了音乐中心，和旁边的两座剧院，耗资一千八百万美元。这笔钱是在种种正常的集资手段失败之后，她发动太太们搞到的。巴芙掌握了所有人的弱点，把他们逼向死角，电话里，一副轻蔑的口气：“二万五？……我不想和你谈这么小一笔捐款。”巴芙督促女人，她们又给各自的男人施加压力。她的威胁就是：将他们逐出洛杉矶的社交王国（这个王国的统治者是《洛杉矶时报》）。作曲家约翰尼格林（Johnny Green）称她为阿尔卡彭（Al Capone）［3］以来最大的集资家。“多萝西钱德勒天篷”建设得十分理想，西部贫乏的文化由此而增辉，大厅立于城内《时报》大楼外（钱德勒在这个地区的财产十分可观，但是音乐中心的建立并未降低它的价值），这样一来诺曼钱德勒这位自制、不愿张扬的人，坐在《时报》办公室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依他妻子意志建成的泰姬玛哈陵，他曾尖刻地说：“我真不知道给厕所命名时会不会用我的名字。”有人用他的名字了，人们将《时报》大楼豪华的顶层称作诺曼钱德勒天篷，此说既无恶意，又很恰当，每个人都得有一个篷盖，不论是他，还是她。庆典以后的几个月，杰克本尼出席一次集会，看见诺曼和巴芙朝他走来，他转身对朋友说，“他们来了，天篷先生和天篷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