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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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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家重点图书《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就是本着这个目的而策划。丛书试图避开屠杀和抗议，从深层文化视角，透视并反思日本侵华战争，史论结合地、理性地研究日本人对中国的各种侵略行为背后的根源尤其是各种文化侵略。文化本身并不是武力，但当文化被用来为武力侵略服务的时候，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同时，文化不是行为，但却是行为背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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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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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侵略者的屠杀行经，无论怎样的愤怒谴责和正义声讨，都不过分，都十分必须，事实上，我们每次大的纪念活动也都是群情激愤，令人昂然；对于我们自己的奋勇抗战，无论如何歌颂，也都是十分需要的。但这一切都是远远不够的。情绪上的宣泄，自然都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理性的导引和行动的保障，不但大打折扣，而且苍白无力。纪念不仅是为了前人，更是为了后人，是为了后人不要重蹈覆辙。60周年来临之际，理性反思那场战争，反思战争为什么爆发，反思日本人为什么能够侵略中国，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会被一个弹丸小国侵略，现在和将来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应该是最好的纪念。中华民族不能仅仅满足于情绪上的激愤这类浅表层面的作业了，都60年了，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2005年国家重点图书《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就是本着这个目的而策划。丛书试图避开屠杀和抗议，从深层文化视角，透视并反思日本侵华战争，史论结合地、理性地研究日本人对中国的各种侵略行为背后的根源尤其是各种文化侵略。文化本身并不是武力，但当文化被用来为武力侵略服务的时候，包括事先制造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将来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或在战争中为侵略进行宣传、辩护；或在占领他国的条件下，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掠夺对象国的文化，并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同时，文化不是行为，但却是行为背后的根源。
丛书共4册，全部于2005年6月由解放军（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日本人对中国的阴谋以及在战前战时战后对中国采取的各种文化侵略。日本对华文化政策是日本试图长期征服中国而采取的长远战略，他们在100多年前就设计出了先占领东北排斥俄国人，进而华东、华北、华南及全中国的方案，令人震惊！中国人不可不读。该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是中国学者对日本右翼文人的回击。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文人鼓吹“皇国”史观、美化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否定南京大屠杀、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历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并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驳。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揭露日本侵华教育的险恶用心：彻底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培养日本民族的“皇国观念”，达到彻底灭我国家、灭我民族、灭我文化的目的。当时很多东北人甚至不知自己是中国人！本书揭露日本侵华教育的险恶用心及对中国人的毒害；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子课题。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研究批判小鬼子的军事文学！“笔部队”指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狂热地鼓吹杀人、肆意颠倒是非的所谓作家们。该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精品工程项目，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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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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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正如日本的许多侵华理论家所强调的，那不仅是一场军事的战争，而且是一场“文化战”、“思想战”。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不同于15～17世纪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抢劫骚扰，而是以长期占领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即所谓“皇化”）为目的。换言之，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抗日的中国人的“命”，而且更要中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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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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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图书《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由解放军（昆仑）出版社出版。
一、
近现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正如日本的许多侵华理论家所强调的，那不仅是一场军事的战争，而且是一场“文化战”、“思想战”。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不同于15～17世纪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抢劫骚扰，而是以长期占领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即所谓“皇化”）为目的。换言之，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抗日的中国人的“命”，而且更要中国人的“心”。前者靠刺刀枪炮就能办到前言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后者却需要利用“文化”这把软刀。因此，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文化侵略”作为侵略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是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相始终的。
实际上，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不仅仅是纯武力的较量，也是文化的较量，因为武力只能消灭和征服对象国人民的肉体，而无法征服其思想。纵观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侵略”往往并非纯武力的侵略，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如此。在现代日语中，也有“文化侵略”这样一个汉字词组，其意思是“文化的侵略”，即利用“文化”的手段，为“侵略”服务。但是，当年日本人并不把“文化侵略”叫做“文化侵略”，而是称为“文化方策”、“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在支文化事业”之类。说法不同，实质一样，本书都把它们归结为“文化侵略”。本来，“文化”是指超越物质实体的观念的、精神的东西，主要包括思想意识、学术研究、文学艺术、舆论传媒、宗教信仰、语言教育等等。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武力”，在通常状态下，它们具有软性特征，因而“文化”本身决不可能直接用来夺取他国领土、杀戮他国人民。但是，当“文化”被用来为武力侵略服务的时候——包括事先制造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将来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或在战争中为侵略进行宣传、辩护；或在占领他国的条件下，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掠夺对象国的文化，并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就具备了这些特征。因此，在本书中，所谓“文化侵略”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一个虚拟的抽象概念。而且，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比武装侵略的历史更长，在日本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二
历时地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有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对将来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事先制造侵略中国的思想舆论。
众所周知，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末武士幕府大将军、军事冒险家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直捣大明国”，把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中国明朝看穿日本野心，决定援朝抗日，经过八年奋战，终于将日本赶出了朝鲜。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使得日本在此后的17世纪至19世纪末叶的二百多年中不敢贸然大举犯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间人士，自发性地通过种种方式，对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种种试探和研究。有的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和宣泄侵华意念与幻想，有的则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为侵华出谋划策，提出了系统的侵华理论和方略，并以此对当权者和日本民众施加影响。其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大型历史剧《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武士开进南京，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这出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二十多万人次，就受欢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况而言是空前的。这种情况说明，在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迷梦破灭一百多年后，一些日本人对于中国仍暗怀觊觎之心，犯华之心不死，有时还变得炽热如火，由于难以付诸行动，就以文艺的形式加以虚幻满足和宣泄。《国姓爷合战》的出笼和大受欢迎，是18世纪初许多日本人的某种心态的一次大暴露。
到了19世纪初年，又有民间文化人用学术著作的方式，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侵华方案，他就是佐藤信渊。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由日本——他称为“皇大御国”或“皇国”——来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日本的一种使命，由此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秘策”，并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连各省府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替后人做了周密的安排。佐藤信渊作为一介平民书生，竟然能在19世纪初就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其野心之张狂和构想之周密，现在读来都令人触目惊心。不久之后，被后人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前夕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应是“割取朝鲜、满洲与支那”，为此后日本走向近代军国主义国家之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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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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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著名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论的幌子，极力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他宣称日本已经是一个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文明”国家，中国及朝鲜还是“野蛮”国家，日本攻入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并对战中采取何种策略、战后如何要挟中国割地赔款等，提出了种种点子和建议，甚至怂恿日本军队“直冲北京可也”。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近代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对政府的侵华决策和民众舆论，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甲午战争期间，另一位著名文人德富苏峰则鼓吹“大日本膨胀论”，认为大日本人口要膨胀，国土也要膨胀。为此他极力主张对中国开战，提出了“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思路，即把中国北方纳入日本版图，然后再继续南下，占领台湾。德富苏峰提出的这些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思路，与同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这意味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主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甲午海战后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割据了台湾作为“南渐”的跳板，在北方占据辽东半岛，1904年又与俄国争夺在我东北的权力而展开了“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将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整个东北，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果真“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的御用文人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除了赤裸裸的侵华主张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具有“怀柔形态”、也更虚伪的侵华理论。它与上述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的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他们不是像福泽谕吉那样主张“脱亚”，将日本搞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与福泽谕吉相反，提出“兴亚”或“振亚”。其中，最早系统提出这一思想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大东合邦论”是以儒学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强调亚洲黄种人与西洋白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因此应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藤吉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接着，日本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东亚的觉醒》（1902）、《东洋的理想》（1903）两书，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口号，认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印度等其他各国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表面上看完全不同：前者对东方的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后者则将东方传统文化基本上视为野蛮落后的东西；前者提出“欧洲的光荣，即是亚洲的耻辱”，后者则对西洋文明顶礼膜拜，主张“脱亚入欧”。但两者的对立和不同只是表面上的，这实际上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要日本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具有对外侵略能力的国家，一面则要牢牢掌握在亚洲的支配权，而不让西方列强染指和分享。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激烈化及日俄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主义”越来越成为侵华理论的主流形态。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以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支那必死论”和“西方列强分割论”，认为西方列强必然要分割中国，中国必然亡国，日本应该“保全”中国，“保全”的实质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附属国；如果中国灭亡，那也只有日本才最有资格来独占中国的“遗产”，西方列强无权染指。1916年出版的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一部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的集大成和代表作，其实质就是让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拱手把所谓“外藩”满蒙地区让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显而易见，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是日本强加于亚细亚、强加于中国的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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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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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全面军事入侵后，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利用文化手段为侵略服务，为长期占领并奴役中国人民服务。
七七事变后，日本一些学者文人在纳粹德国战争理论的启发下，将现代战争看成是“总力战”，并提出了“思想战”、“宣传战”、“思想宣传战”的概念，以此作为“总力战”的重要环节，并对“思想战”、“宣传战”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发和研究。至此，对华文化侵略已经高度自觉化和理论化。日本军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思想宣传战”及文化侵略的措施。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的思想统制和舆论宣传的控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宣传问题的“大纲”、“纲要”之类的文件，操纵了全国的战争舆论，所有舆论媒体机器都开足马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针对中国的“思想宣传战”。在中国沦陷区，则在军事占领后立即着手进行所谓“文化工作”。一些文人学者加紧研究“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全面论述了“对支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和意义价值。明确提出所谓“对支文化工作”是对中国人的攻心之战，要着眼于对中国长期占领与统治，其目的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收揽人心”。为此，日本派遣的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特派员也纷纷来华，对中国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进行利诱与劝降。而对下层老百姓，则由日军组成了所谓“宣抚班”，进行以奴化为目的的宣传“安抚”活动。同时，在新闻媒体、情报机构、日语教育、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所谓“在支文化事业”，也都全面展开。在新闻媒体方面，随着对中国的军事占领，日本各新闻通信社也纷纷尾随而入。他们凭借武力，扫荡、毁坏或占领了中国原有的新闻通讯机构及报馆，严禁非沦陷区中国报纸的传入，建立日本自己的通讯社、报社和杂志社，并扶植和操控汉奸傀儡政权的宣传媒体，以便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奴化统治制造舆论。更有一些人来中国进行情报刺探和间谍活动，一些在华的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大学、会社等，也积极从事对华情报活动，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日本国内的官方与民间的组织、新闻社甚至个人，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繁多的对华情报组织、学会、研究会等等，收集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情报资料，其情报网络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他们尤其注意对中国抗日情报的搜集和研究，许多文化特务深入中国的前线后方，对中国军民的抗日宣传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收集和调查活动。这些人回国后将他们的调查获得的材料，连同自己的分析概括，写成文章乃至专门著作，虽也一定程度地映照了中国抗日及抗日宣传、抗日教育的情况，但却肆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日”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火上浇油，在推动日本对华侵略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教育方面，为了长期统治中国，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其主要手段是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许多学者著书撰文，提出要把日本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或“亚洲第一语言”。在台湾岛，日本千方百计施以“皇化”教育，日语被作为“国语”推行了五十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也按照台湾的经验和模式大力推行皇化教育，增建中小学，设立所谓“建国大学”，建立起了一整套教育体系，对学生和民众宣传“满洲建国”、“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之类的奴化思想。在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人员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就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就有六十多个。日本当代一学者将这些神社一针见血地称为“侵略神社”，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体制中，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做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总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到途径和方式，全面而又完备，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也十分巨大而深刻。
三
在对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进行研究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最早的表达侵华意念的近松门左卫门是个下层武士和作家；最早的侵华方案的设计者佐藤信渊曾行过医，当过私塾先生，后来潜心著书立说，是一个写了三百本书的著名学者；吉田松阴短短的一生只以开私塾为生；而极力煽动“日清战争”的福泽谕吉一辈子都没有进政府做官，只是以开办私塾和办报为业；一生甘为御用学者的德富苏峰，却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只以一个学者文人的身份从事活动。而且，这些对日本国民的侵华舆论及日本政府的侵华“国策”有着重大影响的在野民间学者和文化人，大部分在当时似乎并不被看重。例如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的最后，感叹当时“举世皆浊，无人知我，所殚精竭虑，谁能解我心者！只待明君出世，而后见用也”。只有把实施希望寄予未来，希望“将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向者，先读此书”。提出侵略亚洲狂妄计划的吉田松阴，却在二十九岁时因涉嫌暗杀被幕府判处死刑。在1857年就主张将满洲、朝鲜“并入”日本，“将美国作（日本的）一个东藩，变西洋为我所属，使俄国为我小兄弟”的桥本左内，最终也被幕府政府处死。还有那位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系统提出“日本改造计划”、并把侵略中国纳入整个“改造”计划的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民间武士“浪人”北一辉，也因参与策划暗杀而在1936年被日本政府处死。又如，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四年前，即1900年，有六名博士（一说七位，博士在当年很稀少并极受重视）联名给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建议书，向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日本应尽快打进满洲，对当时及后来的政府决策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久，博士们又联名给政府上书，主张日本应独霸满洲，应当在满洲和俄国开战。据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1900年6月21日报道：“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户水宽人等五六位，关于外交问题开始了热心的活动，他们向当局提出了建议书……他们认为现在是和俄国开战的最好时机，如果失掉了这个机会，恐今后再无战机云云。好事者皆赞同诸位的看法，并十分乐观其成。”几天后，该报及其他几家报纸全文登载了这份建议书，逗得日本社会众多“好事者”跃跃欲试。此事被后来的史学研究称为“七博士事件”。此后，在日本一般国民中“开战”的舆论逐渐占据上风，而反战论则成为少数派。可见民间学者文人的舆论对战争的引导作用如何巨大。这其中的蕴含也十分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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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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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似乎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有思想能力的那些人的思想，而任何一个时代“有思想能力”的人，都主要是那些被称为学者和文化人的一群。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侵华”问题之所以成为“思想文化”课题，与许多文人学者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平台上对这个问题的反复“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直接或间接地为侵华服务的所谓研究成果陆陆续续大量推出。例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日本当时称为“支那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自觉自愿地使自己的研究服务于侵华的现实需要。他们努力从历史上寻找侵华的理论根据，为日本的侵华献计献策，并极力将日本对华侵略合法化。这些所谓的“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甚至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前锋，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其中有不少人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的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为日本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总之，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来加以实施。这就是近代日本福泽谕吉所不断鼓吹的所谓“官民一致”的思想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学者文化人作为“有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头脑”部分，对民族、对国家都负有特殊责任。在日本这样一个以尊重知识、尊重学问而自豪的国家，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影响就显得更为重要。以侵华战争而言，从总体上看，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侵华设想的是民间学者文化人；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根据并将侵略加以美化的，也是学者和文化人；在日本不断扩大、并最终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登上中国土地而实施文化侵略的人，仍然主要是那些学者和文化人。
总之，日本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主体成分是学者和文化人。所以，本书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正标题下，又加了“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这样一个副标题，其用意就在于强调对华文化侵略的主体构成。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希望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民间的、在野的学者、文化人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责任。那种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只是军国政府当局一意孤行发动起来的看法，是表面的和简单化的。本书的研究可以表明，日本侵华战争从设想到实施，大体经过了：
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
→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
→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
→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
这样四个阶段。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学者文化人又成为日本人战争反思的主体阶层，并在反思中造成分化：大部分人承认战争的罪责，另一小部分则为侵略战争开脱，拒不认错甚至大肆美化。这部分右翼学者在50～60年代是极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右翼政治的庇护下迅速抬头，并日见猖獗。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综合性的、复杂的原因，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联系到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历史，不禁使人感到，历史上的现象与现实具有种种联系。历史上日本一些学者、文化人不断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献计献策，而现在又有一些学者文化人在重蹈历史覆辙：他们蓄意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煽动反华情绪。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肆意歪曲、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有人对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丑化、妖魔化中国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出笼，诸如《人民中国的堕落》、《瞎闯的中国》、《中国人犯罪集团》、《一个净找麻烦的国家：中国》、《中国的威压、日本的卑屈》、《所以说中国没救了》、《幻想的超大国：中国》、《“日中友好”是个幻想》、《靠“反日”苟延残喘的中国》之类的书，大行其道，且颇有市场。一个姓小林的漫画家连续出版了三卷本《战争论》和一卷本《台湾论》的漫画论集，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翻案，发行数百万册，成为日本近几年的最大畅销书之一，影响极为巨大和恶劣。特别是更有人将近年来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政治的不满，蓄意夸大为“反日”，故意在日本人民中制造中国全民“反日”的假象。这些都不能不令人联想起19世纪末之后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的所作所为。那时有人鼓吹中国（“清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灭亡论，有人指责中国社会制度野蛮落后不开化，因此需要日本把先进文明输入中国，有人则历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丑恶，证明中国人民的堕落，更有人故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排日、抗日的因果关系，夸大日本人的受害，扬言出兵“膺惩暴支”……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似，不能不令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果真有人要使历史再来一个“轮回”吗？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当代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的反华言论，是历史上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种变相、一种延续、一种当代形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文化挑衅。右翼学者文化人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压制和排斥日本国内正义学者的声音，蓄意掩盖、淡化乃至美化侵华战争，实则沉溺于“自恋史观”的病态中不能自拔，这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人的舆论一旦成为日本的主流舆论，历史的悲剧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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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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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