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1899年，佛教日莲宗在上海设立寺院
1901年，日本在台湾建成首座神道教神社
1902年，日本神道教天理教派在厦门设立神社
1903年，日本基督教会在天津落脚
1905年，日本佛教真宗本愿寺派在北京落脚
1912年，金光教在上海落脚
1915年，佛教曹洞宗在青岛落脚
1918年，妙心寺派在山东张店落脚
1920年，日本组合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0年，古意真言宗在上海落脚
1924年，西山深草派在厦门落脚
1925年，きよめ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7年，净土宗在青岛落脚
另外还有御岳社、大社教、扶桑教也在青岛、上海等地落脚。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落脚的日本宗教宗派都有对华宗教侵略的动机，30年代之前日本在华许多宗教团体和设施主要是为在华日本人提供宗教服务的，规模也不算大，有些是经当时中国方面的同意才进行活动的。
但是，在台湾的日本神道教却有不同，神道教虽然也受到了中国道教的不小影响，但它是日本惟一的一种固有宗教，日本有些人认为神道教是日本“国体”的基础，《古事记》中记载的“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是“现人神”、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成了神道教的基本信念。由于神道教的这种性质，明治维新之后它自然地与天皇制帝国主义国体结合起来，成为地地道道的“国家神道”，而对进入中国的神道教而言，神道教一开始就带有宗教侵略的性质。在对华宗教侵略中，神道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37“台湾神社”神道教在中国登场首先开始于台湾岛。1895年日本人大举登陆并占领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派遣北陆军中将、近卫师团长北川宫能久来台湾指挥镇压。此人在1895年10月28日“战病死”后，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立神社，将北川宫能久作为“神”来祭祀。到1901年，神社建成，命名为“台湾神社”（后改名为“台湾神宫”），这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开始。此后，日本有计划地在台湾推行神道教，建立神社。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要让台湾人体会“崇敬神社的本意”，并规定“将神社作为地方教化的中心”。而“台湾神宫”建成后，自然就成了台湾岛最大的“教化”神宫，日本总督当局规定每年十月八日作为台湾神宫例行的“祝日”，全台湾岛都放假，而学校的学生则被强制必须到“台湾神宫”搞“新年参拜”、“毕业参拜”，一有机会就组织学生集体参拜。
为了树立神道教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日本人还对台湾当地具有中国地方传统的宗教及其寺庙进行强制性清除，名为“寺庙整理”。关于“寺庙整理”问题，日本当代学者宫本延人在《日本统治时代寺庙整理问题》（天理教道友社1988）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林景明先生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东京·高文研1997）一书中，则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记录了当时“寺庙整理”的现场情况：
新义州的桃园郡守，决定将一个很大的寺庙拆掉，自己亲临现场指挥。他将壮丁团的人集合在布满纸钱灰烬的寺庙前面，说道：“日本国民没有参拜寺庙的必要。而应该参拜神社！”然后下命令：“哪一位先来动手拆？”但是谁都怕遭报应而不敢出手。郡守见状，从庭院走上台阶，站在神殿的高处，说：“哪有什么报应？你们既然那么害怕，看我来开个头！”说罢要走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激动脚下没留神，一脚踩空而摔了一个跟头，脚崴了，疼得他大叫了一声。
“瞧啊！遭报应了不是？”此事一时在台北州流传开来，而这座寺庙也因此而幸免于难。（《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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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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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景明讲，不光是寺庙，日本总督府连台湾各家庭祭祀祖先的灵坛也让拆掉，而以祭祀天照大神的牌位取而代之。
据日本当代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东京·新干社2003）一书中提供的表格，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期间，在台湾建立的主要神社如下：
神社规格神社名称所祭祀的神建立年月官币大社台湾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00年9月18日官币中社台南北白川能久1925年国币小社台中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1年2月28国币小社新竹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6年9月26日国币小社嘉义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26年12月24日县社开山郑成功1896年7月25日县社宜兰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01年3月7日县社基隆北白川能久等六神1911年2月23日县社高雄北白川能久等二神1912年12月5日县社台东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2年12月27日县社花莲港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5年8月19日县社阿堠北白川能久1918年1月23日县社澎湖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34年7月23日除台湾外，在中国，被日本神道教渗透较为严重的地区还有东北三省。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后不久，于1905年10月最早建立了安东神社，来祭祀天照大神。接着，1908年建立平山神社，1909年建立抚顺神社，辽阳神社等，后来又建立了长春神社（后称新京神社）、大连神社等。在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已达四十多座。到1945年统计，神社已多达二百九十五座。1936年，日本外务省专门出台了《在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对这些神社的性质、作用、管理和参拜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而且，除了神社之外，日本还在满洲建立了若干与神社的功能相当的类宗教场所，如“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塔”之类。
除了台湾、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内地广大地区，日本的神道教也有相当的活动。日本的神道教有十三个宗派，在中国活动的有天理教、金光教、大社教、御岳教、扶桑教等五个教派。根据“东亚研究会”编写的《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提供的材料，神道教各派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如下表：
日本神道教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一览表：
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大社教上海教会所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大正年间大社教北京别院北京文昌胡同1939年扶桑教上海支厅上海吴淞路不详御岳教日月教会青岛金一路不详金光教北支布教管理所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1939年7月金光教北京教会所同上1939年4月续表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金光教中支布教管理所上海武昌路不详金光教天津教会所天津春日街1919年12月金光教济南教会所济南升平街1920年3月金光教青岛教会所青岛德平路1916年7月金光教上海教会所上海武昌路明治四十五年金光教汉口教会所日本租借中街1927年5月金光教香港教会所香港骆克道不详天理教华北传教厅北京东城礼士胡同1928年天理教上海传教厅上海靶子路1927年天理教台湾华南出张所广东多宝路1939年5月天理教崇文教会北京崇文门75号1936年11月天理教一心传道所北京苏州胡同1939年天理教晨光传道所北京西城宫门口不详天理教照心传道所北京地安门外不详天理教甲贺传道班北京西直门外1939年天理教抚养传道班北京1939年天津诚华教会天津须磨街1934年津门教会天津伏见街1931年3月天津教会天津浪速街14号1919年1月本华传道所天津吉野街1939年日本桥传道班天津富贵大街1939年济南教会济南南三马路1919年1月青岛教会青岛大连路1917年2月大青教会青岛武定路1920年1月山东省教会青岛荏平路3号1918年3月大唐教会青岛高唐路6号1935年5月大祖教会青岛周村路91号1935年5月日华教会青岛市场三路1921年6月大化教会青岛吉林路1921年1月奉青传道所青岛□山路1939年保定传道班保定唐家胡同1939年8月大同传道班大同1939年12月太原传道班太原活牛市街1938年通州传道班通州鼓楼南大街1938年上海教会上海弥勒路1916年5月中华教会上海施高塔路1917年1月肥崎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17年10月扬子江教会上海有恒路1923年2月长江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23年4月杨树浦教会上海麦克利古路1925年5月肥和传教会上海吴淞路同上东宝传教会上海汤恩路1925年小沙度传教会上海小沙度路1934年华德传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34年东上海传教会上海海宁路97号1936年黄浦江传教会北四川路1937年12月大冢传道所上海汤恩路7弄1939年矢野传道所上海海宁路1939年尔玉传教所上海历门定安路1939年□山传道所上海南市林荫路1939年越乃国传道班上海昆明路1939年福建教会福州南台1920年汉口教会汉口交通路1927年厦门教会厦门仁安巷明治三十五年香港教会香港皇后大街1931年5月上香教会香港湾子利东街1934年11月（注：《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系蜡版刻印，模糊不清的字在上表中以“□”代之）
上述这些神道教教会组织共有六十多个，遍布南北各地，可见神道教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些传教机构有的也建立了神社，如今多化为历史沉渣，已不可考。日本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把日本神道教在中国、朝鲜及南洋地区的这些神社称为“侵略神社”，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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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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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本国内，神道教及神社自然也成为煽动战争、鼓吹协力战争的最集中的场所。日本全面侵华后，许多神社都举行了各种活动，为侵略战争火上加油。如，1942年，橿原神宫外苑曾举行所谓“枪后（即后方——引者注）奉公大会”，全国有三十六个团体的两千五百名代表来此参加大会，在发“愿”之后，又宣“誓”，即在神前将自己的“枪后奉公”的誓愿表达出来。接着，也是在这个地方，日本全国三百二十万“誓防团”的代表一百六十人，对着神社举行了“誓访宣誓式”。这些都表明，神道教作为“国家神道”，已经成为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佛教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
神道教成为侵略的宗教，日本的其他宗教何尝没有成为侵略的宗教！
佛教经由中国传到日本后，形成多种宗派，可以称为“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与神道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认同天皇制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在所谓“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后，变得更为明显。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宗派日莲宗僧人田中智学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王佛冥合”的思想，即主张将日本的王道与佛教统一起来，以此来“统一宇内”。一些佛教势力与明治维新后天皇制帝国主义的结合，使得日本佛教逐渐背离了佛教本有的教义，并在日本侵略亚洲及中国的战争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中国人谁都知道，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佛教根本上就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戒律和特征之一。它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主张众生平等，不仅反对任何战争和杀人，而且连动物都不能杀。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和平的慈悲的宗教，却也在战争狂热下的日本成了军部推行战争和杀人的重要工具之一。从日俄战争起，日本佛教的主流势力便自觉地服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与军国政府沆瀣一气。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佛教从整体上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佛教人士出于对佛法的虔诚信仰而进行了抵制，如1931年约有三十人组成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及其主要组织者尾妹义郎（1889～1961）就公开发表宣言，拒绝服从军部政府的侵略政策及依附这一政策的佛教既成势力，该同盟自然遭到了军部和警察的弹压，其机关刊物《新兴佛教》屡屡被查禁，尾妹一郎也被逮捕。总体上说，佛教的抵抗势力十分微弱，既成佛教势力在“佛法”与日本的“王法”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王法”。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些著名的僧侣和尚、佛教学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并参与对华战争。如1937年7月12日，七七事变爆发几天之后，日本佛教教团组织以“国体明和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文”，全文（译文）如下：
奉戴保全东洋之皇谟，肩负着有色民族十亿人人道命运的皇国日本的国民同胞，现在断然面对除恶平暴的北支事变的勃发，基于帝国政府对世界发表的有关声明之原则，佛教各宗派行动起来，联合成立国体明和会，面对日益迫近的国难而一致努力打开局面，进而走上战争第一线，慰问皇军及保护居留者，更为国民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惜身家性命，一心奉公。在此特表明日本佛教徒应有之觉悟如上。
图38日本和尚在进行军事训练这份声明，无异于宣布日本佛教界对中国宣战。当时中国佛教界看到声明后深感震惊，并发表了抗议书。日本佛教界的许多领导人物、著名僧侣，都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协力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陆续举行了名为“战胜祈愿祭”的祈祷日本军队“战胜”的祈祷活动，佛教和尚们和信徒们纷纷对着神佛，宣读自己的祈愿书。而日本佛教许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断发表支持侵华战争的讲话。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贯首”（最高僧职）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机关杂志《伞松》中，说我们僧侣连一粒米、一张纸也不能生产，但愿能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做贡献，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著名佛教学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写的一篇题为《事变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慈悲之行”。现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的前身临济学院的学僧日种让山（1873～1984）在七七事变后写的一篇文章中称，日本的行动是“牺牲自己，把支那从赤化和经济的奴隶化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作为东洋人而生存的一场义战、即道义战争”。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在侵华期间发表的题为《战争论》的文章中，也明确支持侵略战争。他写道：“养兵练武，非为侵略他国、剥夺其权力和自由，但对那些妨碍本国存在的邪魔外道又当别论；造巨舰铸大炮，非为扩张私利破坏他人福祉，但对那些扰乱本国历史进程的不义无道者又当别论；殖产兴业，非为积聚物质财力压服他国，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业、蹂躏我权力，简直就是阻碍人类全体的进步，从我国宗教的角度上说，绝不能听之任之，为此不得已而动干戈，非为杀人，非为略地，非为劫财，而只是为着正义，来惩罚代表着非正义的国民。”铃木大拙的此种腔调，与日本政府军部可谓同气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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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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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僧侣、学者继续著书立说，系统地为佛教参与侵华战争辩护，为“皇道佛教”制造理论根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点都集中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中。
《佛教与战争》出版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两人都是属于曹洞宗的佛教学者。上引“国体明和会”的声明就收录在该书中。在该书的序文中，作者写道：“近来，关于战争的议论在各方面都很流行，但在佛教方面几乎还没有人涉及这个话题。”“而佛教经典中关于佛教与战争也没有说明”，所以两名作者要在佛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触及原本属于“风马牛”的“佛教与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日本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很不一样，“大体上说，支那的佛教徒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绝对应该回避战争才是佛教之道；而日本佛教则认为，出师有名的战争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佛教并不预先规定战争的善与恶，它不把形而上的战争作为问题。以善为目的的战争就是善的，以恶为目的的战争就是恶的。在积极行动的时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战争主义者。”又说：“佛教的战争就是作为手段的战争，目的是救济众生，正确引导众生。”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战争，就是为了“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明朗坚实地得以存续”，当战争对于振兴国家不可缺少时，“不用说这种战争就是至善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会夺取许多单个的生命，但战争对于单个人并非没有好处，但佛教所支持的战争，不仅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因为事实上，“倘若单个的人的目的都达到，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佛教与战争》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从根本上颠覆了佛教的教义，实际上也就是将“日本佛教”与“侵略战争”画上了等号。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还有一个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写了一本《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的书，提出了和《佛教与战争》一书基本相似的看法。据该书序文的自我介绍，古川碓悟是当时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响的学者，还常在广播中发表有关佛教的评论。“我国思想界的最大指导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极的态度，同时要成为世界上的转轮圣王王国，还需要依靠实力救济者‘道之国日本’的推动。”他认为，经“日本之道”将佛教改造过的日本“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国”。那么，“日本之道”如何将佛教改造过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认杀生的可能性，承认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为了护法而容忍杀戮——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生，那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维持。（《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第108页）
“日本的佛教”就是这样，堂而皇之、振振有词地放弃了佛教关于“不杀生”的基本戒律，它因此也就成了真正的“日本的佛教”，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佛教”，而主张杀生也就成为那时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征。连佛教和尚都如此公开叫嚷杀人，日本对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也便百无禁忌了。古川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义战”，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正义战”，就是因为日本的开战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净佛国土”，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仅对我国、对东洋、对全世界，而且对支那国本身都有好处”；“如今我国靠着〔佛教〕这把利剑在满蒙建设了第二个神国，很快就要在支那、在印度建设神国”，日本将世界都变成“佛教所说的净佛国土也绝不是幻想”。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吁：“全国的佛教徒啊，愤然而起，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圣业吧！国际联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现在箭已离弦，不容有丝毫的犹豫，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
鼓吹侵略的另一本书是《护国宗教》，1938年1月由大仓精神研究所发行。该书由四篇长文构成。其中，《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佐伯在文章一开头就为天皇和皇室大唱颂歌，特别称赞决定在日本设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来证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并说明佛教应该成为日本天皇制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护国佛教》一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镇护国家》，出自原大正大学（一所佛教大学，由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设立）学长福田尧颖（1867～1954）之手。福田在文章中强调，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历代天皇的恩宠，“它深深地立足于日本的国民性……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护国宗教》中还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净土宗僧侣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这篇文章最长，在论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椎尾声称，佛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释尊在世时的佛教”，因而具有纯粹性，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都更优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溃，而支那的佛教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反也崩溃了，只不过还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遗迹罢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国土上得到了丰富的滋养，才实现了佛教本来希望达到的一切”。他写道：“佛教作为日本佛教而发达，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别是历代天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种以天皇、皇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佛教，在外国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道佛教。”就这样，《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书将原本救度众生、厌离尘世的佛教，与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国体联系在了一起，并被概括为“皇道佛教”，这就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诏”、服务于侵略战争找到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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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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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不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护持”，甚至还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根据”与借口。“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佛教日莲宗信徒石原莞尔（1889～1949）就从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的预言中受到启发，在题为《最终战争论》一书中，提出了所谓“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日本必将与美国打一场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代表东方文明，美国代表西方文明，通过这场战争来决定究竟是由美国总统还是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世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必败，日本天皇将成为世界的天皇。这种借助佛教发布所谓预言，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叫嚣，在世界各国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三、佛教及其他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满洲”过程中日益发挥作用，许多教派制定了详细的“布教方策”，并在军部政府的指导下向满洲派遣大量的布教人员。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长发布“教谕”，称：“扶持满洲建国之宏图，开辟治化要道，作为我帝国的责务，可成东洋和平之契机。我宗素来体现正统佛法，遵守两祖遗训，祈求皇祖长久，希望国运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满洲扩张的意愿。同年，真宗大谷派设立“满洲拓事讲习所”，向满洲派遣所谓“满洲开拓屯田僧”、“志在满洲国的开拓和开教的有为人才”。也是在这一年，在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桥本欣无郎的提议下，成立了“哈尔滨宗教联合会”，并在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进行活动。七七事变前夕，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满洲国佛教总会”，日本军部及其傀儡政府通过这个“总会”，进一步强化了对佛教的统制。据1934年底“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的调查统计，到1934年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东寺、新义真言智山派、新义真言丰山派、净土宗、曹洞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兴正寺派、本门法华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满洲”开设了约一百五十座佛寺，布教人员二百多人。1935年，日莲宗“管长”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满洲”与陆军中将四天王延孝一起“谒见”溥仪，称法华宗要为“日满提携”尽力。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武力侵华的全面展开，日本佛教界也表现出了更加活跃的态势。据中浓教笃《佛教的亚细亚传道和殖民主义·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一书记载，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国宗教界发布了题为《关于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针》的通告——
目的：
一、布教师担负对当地居民的宣抚，并协助对支文化工作。
方法：
一、在军方的许可下，布教师选择善良的居民作为信徒，并予以特别的保护，利用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劳役和宣抚。
二、大规模地开设日语学校或者医疗设施。
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日本的实力、日本对支那的意图、支那事变的由来，支那今后的出路，西洋各国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日本文化东洋文化的本质等等。
四、各宗教团体要尽可能系统制定大规模事业计划。
五、宗教的传教要服从当地的情况。
手续：
一、布教师希望到支那去时，需向文部省另纸提交申请书，并附宗教局长的推荐状。布教师到达当地后，首先要向当地军队特务部提交上述材料，并听从一切指挥。
二、布教场所的开设、事业的开办均应得到军队特务部的许可。
三、布教师要经常与军队特务部和文部省派遣员保持联系。
四、已经到达当地者，请尽速办理第一项及第二项手续。
这个“通告”实际上就是将宗教置于日本军队特务部门的严格管理之下，使之成为武力占领的辅佐、文化侵略的尖兵。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疯狂推进，许多佛教宗派都开始动员起来，协力于如火如荼的侵华战争。如，1938年4月，日莲宗组成了“皇道佛教行道会”，号称召集了一千八百名会员，该会章程称：“皇道佛教是以法华经妙理来显示日本国体尊严、发扬大乘佛教真精神、翼赞天业的宗教。”1938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日本佛教界积极响应。许多寺院住持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侵华战争。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开辟对华文化侵略的战线，日本佛教诸流派纷纷向中国进军，将一批批的僧侣人员派往中国前线和沦陷区。这些和尚有的直接被编入军队，成为“从军僧”，主要目的是为战死者超度，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和尚们本身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也参加了杀戮行动。如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其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活跃的士兵》（旧译《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个从军僧片山玄澄，在战场上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从军僧中恐怕决非个别。
为了长期在中国扎根，日本佛教各主要流派还派人到中国沦陷区占领中国的寺庙，建立日本的佛寺，在沦陷区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布教场所。当时，日本的佛教宗派有五十四个，在中国活动的宗派有十三个。其中活动较多的依次是东西本愿寺、日莲宗、净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古义真言宗等。各派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据“东亚研究会”1940年编《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列了表格做了统计，现将该表格的有关内容（教师数量、信徒数量、附带事业、经费等）省略，将原表的竖表改为横表，保留教派名称、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等四项，重新列表编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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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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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内地活动情况一览表
教派
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天台宗北京别院北京司法部街巷1839年6人古义真言宗北京开教教务所广安门报国寺1938年5月不详续表教派
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蒙疆开教事务所厚和不详6人高野山北京别院北京北池子风神庙1938年5月5人金刚寺天津明石街七七事变前5人弘法寺天津淡路街1938年3月1人高野山大师教会
大师寺支部天津花园路
七七事变前
1人
弘法寺支部秦皇岛道德街1938年6月1人弘法寺青岛支部青岛夏津路大光寺1927年9月1人大兴寺支部沧口1938年7月1人济南支部（大化寺）济南高埠地1929年9月1人北支新乡支部新乡北安街龙祥寺1939年2月2人阿尔陀寺支部张家口明德北大街1938年5月1人姚山寺石家庄1937年11月1人长辛寺长辛店1939年9月三宅惠等人太原寺太原南白墙1940年1月开封护国寺开封羊市场1939年8月有井正随大师教会上海支部上海靶子路金刚寺1921年8月2人净土宗智恩院北京别院东城内务部街1938年1月2人天津别院明石街天津寺1937年9月4人石家庄别院古门市安东街1938年2月4人大同别院大同武庙街1938年2月4人厚和布教所厚和延寿寺1938年12月4人张家口布教所
张家口明德大街地藏寺1938年2月
4人
太原布教所太原泰山庙1939年7月山田义尊开封布教所开封乐观街同上古川圆淳青岛别院青岛黄台路善尊寺1927年1人济南别院济南七马路1938年2月1人张店布教所张店二马路1939年4月1人上海别院上海寒乐安寺1927年4人南京别院南京中山东路1938年12月2人苏州别院苏州江苏佛教联合会1939年10月1人福州教会所福州南台公里1938年3月1人深草派台湾善光
北京内务部街
1937年10月
监督1人，
除佛教、神道教外，靠着军事武力的庇佑和开道，日本的基督教也纷纷登陆，在中国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活动，如1938年，圣教会来上海，日本基督教“迈吉斯特”（原文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天津，1939年，基督教“自由迈吉斯特”（原文自由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北京，救世军来济南。接着，日本基督教则有东亚传教会、日本基督教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日本迈吉斯特教会、日本西部“纳匝伦”（原文ナザレン）教会、“基尧麦”（原文きよめ）教会、圣教会等也纷纷来华，日本基督教会有二十个教派，其中在中国设有教会的有八个。根据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中《日本基督教各派在支教势一览表》的统计，这些基督教教派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八个教会或教会支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设立的，设立的主要地点均在中国东部大城市，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济南五地最多。
除了日本的宗教大举登陆中国外，日本还对中国原有的宗教组织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在日本军方的支持和授意下，一些附逆宗教人士成立了若干宗教组织机构，表面上由中国人任“会长”，但均有日本人做“顾问”，主要有：
一、同愿会，地址在北京，会长是夏莲居，另配“日本人顾问”十名，主要负责将僧人送往有关的佛教学院训练，并将训练过的僧人派往各地的中国寺院。经费由伪“临时政府”和“兴亚院”承担，其中1939年由兴亚院拨款十万元。
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华北总部，地址在北京，1938年2月成立，会长是王瑞兰，顾问是高垣信造。成立六个区，即北京区、济南区、太原区、张家口区、包头区、河南区。经费由日军“特务部”提供，并受日军特务部的“指导联络”。
三、“中支宗教大同盟”，地址在上海虹口路。为日本人独立开设。分为神道部、佛教部、基督教部、总务局等四个分支机构，该组织的直接后台是日军特务部，后来交由兴亚院监督管理。
总之，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的神道教成为“侵略神道”，日本的许多佛教宗派离经叛道，堕落为鼓吹战争和杀人的佛教，许多基督教的派别也被拖下战争泥潭。日本宗教在日本侵华战争、在对华文化侵略中的所作所为，在日本现代宗教文化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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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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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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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简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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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部队”指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实际上，不仅是到侵华战场从军的作家是“笔部队”，凡是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都可以归为“笔部队”。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及中国人如何愚昧和野蛮；或歪曲描写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大量炮制“侵华文学”(即所谓的“战争文学”)，是“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华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本书中对“笔部队”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侵华文学”为中心来进行的。“侵华文学”，指的就是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
在日本，日本文学史著作在谈到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学的时候，常常一带而过。更有一些当事的文学家和后来的研究者对战争时期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讳莫如深，甚至掩盖、歪曲历史。几十年来，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对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学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往往把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战争文学”。所谓“战争文学”看起来倒是一个颇为客观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很难表明日本“战争文学”的军国主义的、非正义性质，因此它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一定的暖昧性。在世界文学中，一切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战争文学”。反侵略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可以称为“战争文学”，鼓吹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也可以称为“战争文学”。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侵华文学正在泛滥的时候，日本就有文学评论家、研究者把那些文学称为“战争文学”，以此来证明日本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战争文学”是一回事。在战后，更有的作家(如火野苇平)把自己同世界文学史上的“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托尔斯泰、雷马克等)相提并论，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撑腰、辩解。看来，在日本，“战争文学”不仅是个概念问题，而且也包含着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鉴于那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特殊性质，本书不使用“战争文学”这个暖昧的概念，而把此种文学称为“侵华文学”。
本书立场鲜明，作者认为，日本的侵华文学不仅不配称作“文学”，而且还是对文学的滥用和对文学的亵渎。但是，本书中要告诉读者的是：假、恶、丑的文学也同样存在，而且可能会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主流。日本的“侵华文学”就是一个例证。
“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战魂”和“军魂”就包含在其中，日本人对华侵略的思想“理念”、对华侵略的狂热情绪，就包含在其中。我们要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膨胀的过程，要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处追究侵华战争的深层根源，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因此，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
在我国，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四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张十方先生撰写的《战时日本文坛》和欧阳梓川先生编的文集《日本文场考察》两本书。这两本小册子，是当时中国文坛对日本的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成果。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对日本侵华文学的考察只能是粗略的(两本书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六七万字，内容上也互有重叠)。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除了近来为数寥寥的几篇文章以外，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在侵华战争中起了那么巨大作用，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却远远未能反映实际情形。本书的意图就是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站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对日本侵华文学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和批判。
日本侵华文学长期充斥文坛，数量巨大，仅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光单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种以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更是不计其数。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必须基于原始的文献资料，而且必须消化、鉴别和利用这些文献资料。但是，本书中不打算一般化地罗列这些材料，而是采用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的方法，对侵华文学中的重要的文学活动，对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的个例进行重点分析解剖。不但要对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还要回答诸如下列一些问题：日本作家如何看待侵华战争?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家都成了“战争协力者”?日本文学及文学家在军国主义的形成和侵华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日本文学家负有什么样的战争责任?他们又如何认识自己的责任?日本侵华士兵的形象、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侵华文学中如何被塑造?如何从日本的侵华文学看日本文学的某些本质特征?等等。与此同时，还对侵华文学的发展演变的线索予以清楚的勾勒。也就是说，把“史”和“论”结合起来。因此，单从每一章看，它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某个专题的研究，而把全书各章贯通起来看，它又是一部较完整的日本的侵华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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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简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