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战争协力者”，然而战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声讨和追究却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不是反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刻意表现日本人自身的受害。更有一批作家反抗战后的和平秩序，发泄对战败投降的不满和悲哀，甚至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而揭露侵华战争罪恶，真诚反省的作家，半个世纪以来寥若晨星。
一、战后初期关于文学者的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和追究
二、战争责任问题讨论的走调儿和半途而废
三、不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反对“战败”
四、罕见而又可贵的勇于表现侵华战争罪恶的作家
附录：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
——以日本士兵形象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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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华教育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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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我中华垂涎已久。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久地占领中国的目的，一方面依靠血腥的屠杀、残酷的武力来征服和震撼一个民族的灵魂，另方面又攻心为上，利用各种形式的、确实行之有效的奴化教育，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于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试图彻底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逐渐培养起日本民族的“皇国观念”，达到彻底灭我国家、灭我民族、灭我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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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图书《日对华教育侵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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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图书《日对华教育侵略》于2005年6月由解放军（昆仑）出版社出版。
本书包括两部分，一是日本侵华教育纪实，二是侵华教育亲历者的口述见证。全书试图从理性和感性两个视角，使人们认识到日本侵华教育的险恶用心：清末民初对华教育渗透（如成立东亚同文会，吸引中国学生留日，派遣日本教习来华，谋取在华教育权力等）；对割让地台湾进行教育侵略（制定“同化主义”政策，实行日本教育制度，推行“皇民化”措施）；对租借地大连地区进行教育侵略（建立殖民地教育管理机构和体系，“疏导同化”中国人，设计归顺“皇国之道”的教育宗旨；对租借地南满铁路沿线的教育侵略（对中国人施以“德教”推广日语，“乡土化”措施）；对租借地、侵占区青岛的教育侵略（建立学校传播日本文化，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建立奴化教育组织和团体）；对侵占区东北地区的教育侵略（控制教育管理权，制定奴化教育方针，强化奴化教育措施，制定奴化教育学制，实行战时教育体制）；对侵占区蒙疆地区进行教育侵略（实施防共与民族分别教育，教育为“农业蒙疆”政策服务，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对侵占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地区的教育侵略（疯狂摧毁我国学校，日伪政权的教育宗旨，进行奴化教育活动）等。
例如，在台湾，严厉禁止台湾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提倡检举“国民”中所谓“抗日思想犯”；打着所谓“一视同仁”的招牌，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强化“日本化”、“皇民化”教育，强迫台湾人民做日本侵略战争的工具和炮灰。其具体措施是：1．推行日本语，明令禁止使用台湾本地语言和汉语，停止出版发行中文刊物；2．强行拆毁台湾传统的寺庙和各家各户设置的祖先神主牌位，强迫一律信奉日本的“天照大神”；3．禁止称“台湾人”，一律改称“皇民”；4．禁演台湾传统戏剧、音乐，强迫演出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忠勇美谈”、“日华事变美谈”等所谓“青年剧”、“皇民剧”，强迫唱日本军歌、日本歌谣和所谓新台湾音乐，以“大和魂”来麻醉台湾人民。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还制定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日本对我中华垂涎已久。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久地占领中国的目的，一方面依靠血腥的屠杀、残酷的武力来征服和震撼一个民族的灵魂，另方面又攻心为上，利用各种形式的、确实行之有效的奴化教育，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于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试图彻底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逐渐培养起日本民族的“皇国观念”，达到彻底灭我国家、灭我民族、灭我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目的。该书对我们很有启发，也使我们进行反思：
在努力谋求经济和军事强大的同时，一定要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方式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以进一步强化民族精神和爱国意识，达到最大程度的民族共识，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恰如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注定被鄙视灵魂已死亡一样。
思想宣传、爱国教育等等确实要“实效化”“素质化”。日本人的教育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如此强大你不得不佩服，这都是教育的结果。教育就是力量，教育就是未来，教育就是希望。民族之间的较量，表面上是军事和经济的竞争，实际上支撑军事和经济竞争的背后和深层，是两个民族在文化素质方面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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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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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吕正操（1）
第一部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
清末民初对华教育渗透
成立东亚同文会
吸引中国学生留日
派遣日本教习来华
谋取在华教育权力
对割让地台湾的教育侵略
制定“同化主义”政策
实行日本教育制度
推行“皇民化”措施
对租借地大连地区的教育侵略
建立殖民地教育管理机构和体系
“疏导同化”中国人的教育
归顺“皇国之道”的教育宗旨
对日本人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
对租借地南满铁路沿线的教育侵略
对中国人施以“德教”推广日语
对日本人的“皇民”训练
殖民教育的“乡土化”措施
对租借地、侵占区青岛的教育侵略
建立学校传播日本文化
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
建立奴化教育组织和团体
对侵占区东北地区的教育侵略
控制教育管理权
制定奴化教育方针
强化奴化教育措施
制定奴化教育学制
实行战时教育体制
目录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对侵占区蒙疆地区的教育侵略
实施防共与民族分别教育
教育为“农业蒙疆”政策服务
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
对侵占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地区的教育侵略
疯狂摧毁我国学校
日伪政权的教育宗旨
进行奴化教育活动
第二部历史记忆：亲历者口述实录
冯志良：伪军校的奴化教育
赵北柯：伪满洲国的文化、宗教
徐德源：我经历的奴化教育
被迫承认是“满洲国人”
父亲送我上学
“学制改革”后的学校
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协和少年团”与“协和青年团”
其他奴化教育活动
在吉林省教育行政机关
民族政策
周峄：在“关东州”上学
孟昭民：我经历的伪满教育
伪满初期的教育状况
我在中学的经历
穆景元：我经历的伪满农村小学
教学内容
校园歌曲
奴化教育活动
关平：“太阳旗”下的小学校
苏时风：奴化教育的种种表现
删减教学内容
清理教师队伍
整肃思想
宣扬“惟神之道”
篡改历史
灌输“协和”精神
强行军训
高压统治
校歌
张维庸：工业专科学生的经历
小学
国民高等学校
新京工业大学
陈尊三：我经历的奴化教育
学习内容
朝会
“阶级服从”
“勤劳奉仕”
宣传“圣战”
日本神道、神社
刊物、电影
王成福：流动的学校
亲历“九·一八”
考入东北中山中学
后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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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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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教育侵略是伴随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而产生和进行的。教育侵略不仅是其整个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军事占领、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教育侵略的根本目的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于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日本的教育侵略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随着日本侵华的范围、规模日益扩大，其殖民地教育也日渐扩大和完备。在这整个过程中，尽管教育侵略在为扩大殖民地、巩固殖民统治服务这一点上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但是日本侵略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所采取的具体政策、策略、方法也是有所不同和日臻完备的。
清末民初对华教育渗透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一个浓厚封建性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1890年由明治天皇颁布了作为教育总纲领的《教育敕语》，把封建忠孝道德和皇权思想统一于实现军国主义的无限欲望中。在觊觎中国领土的同时，以《教育敕语》为基本理念，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教育文化渗透，积极地为侵略扩张做准备。清政府在“教育近代化不应影响国家的社会性质，留学日本不应带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王桂主编《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的心态下，把学习日本的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样，中、日两国就在不同目的的驱使下建立了教育交流的特殊关系。
成立东亚同文会
1880年3月9日，日本成立了兴亚会。它是日本最早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学术团体，并创办了一所中国语学校。1884年，日本在上海创办东洋学堂。1897年4月，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东京成立了东亚会，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推翻清朝统治。1898年6月，又在东京成立同文会，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问题；在东京发行杂志，在上海设会馆，创办学校。不久，东亚会与同文会达成协议，在“保全清国”的基础上合并为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会的作用主要是：
1培养人才。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学校，其培养目标：一是招收中国学生，“开发中国人风气”；二是招收日本学生，培养他们到中国工作的能力。而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到20世纪初为止，先后创办了福州的东文学社(1898年)，泉州的彰化学堂(1898年)，漳州的中正学堂(1899年)，厦门的东亚书院(1900年)，南京的同文书院(1900年，后迁到上海，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为高等教育性质)，天津的中日学校(1901年)，汉口的江汉中学(1902年)等。这些学校每年都有来自日本的学生。据《教育杂志》第二期(1910年)第九号记载：“日人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馆，将及十年。其历次毕业诸生，多习华语，易华服。潜入我国内地，或考察军政，或调查实业，必期有所得以去。本年在该国被选送入东亚同文馆学生82名，已于西历8月间由东京启程来华。”
2从事宣传工作。东亚同文会出版《支那省别全志》刊物，介绍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日本定期举办讲演会，宣讲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看法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便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熟悉中国。
3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咨询。东亚同文会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收集大量资料，多次拟定对华政策设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吸引中国留学生和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等，东亚同文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亚同文会的活动贯穿在日本侵华教育的全过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于1946年3月宣布解散。
吸引中国学生留日
1897年，日本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在湖北游说张之洞；1899年5月18日，陆军大臣福岛安正在南京游说刘坤一，1905年，儿玉源太郎在沈阳游说赵尔巽，都建议中国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以增进所谓友谊提携，为中国造就人才。1898年，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发出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邀请信。信中说，“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留日。他还亲自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议中国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的具体事宜。1898年8月20日，日本发行的《太阳》杂志(第4卷第17号)刊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的文章《关于中国留学生》，称：“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与我国派往欧美为学术研究之留学生有所不同。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页。可以说，日本有些人士从中日友好的前提出发，其努力是真诚的、可贵的，但一些日本政客在吸引中国学生问题上所进行努力的目的，是要为“日本将来在战胜地区发展教育”打下基础。平野健一郎《日本在满洲的教育政策》，载《辽宁教育史志》1992年第二辑。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诱导和中国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化教育的需要，中国学生留日高潮迅速形成。此后几年间，留日人数迅猛增加，到1906年，达12000人。另据实藤惠秀统计，自1896年至1938年的42年间，留日学生人数达9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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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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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采取吸引留日学生的政策，深藏着笼络清政府、消弭中国人民的仇视情绪及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的意图。如矢野文雄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习自然科学者，与日本“发生密切联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习法政者，“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之矢野龙溪代》，载《成城文艺》第46期。当时，日本早稻田大学管理清国留学生的负责人青柳笃恒也直言不讳地说：“多培养一名支那青年，也就是日本的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由此看来，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表面上打的招牌是支持清政府的教育，培养人才，实则内含着进行文化渗透和培植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意图。只不过由于当时日本自身发展和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限，还受到来自俄国和欧美的威胁和挑战，其殖民扩张意图尚未表面化、公开化而已。日本实行吸引留学生的政策并不顺利。留日学生在日本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纷纷掀起反对清政府的风潮。这促使清政府制定一系列的管理规程，加强对留学生的限制和压制。日本政府也积极配合，参与其中。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集体罢课，数千名留学生集体回国。留学生陈天华以自杀身亡表示抗议。而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一直采取强硬态度。1905年12月13日，泽柳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谈话，声明文部省发布《规则》的理由以及今后的方针，强调说：“规定没有特别同清政府协商，但也曾作为国际间事务将此项规定提出，并征得了清公使的承认。”总之，日本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并没有使中日提携深入人心，反而引起留学生的不满和中日教育关系的紧张。日本通过吸引留学生想达到扩大势力、培植亲日派的意图和梦想开始走向破灭。
派遣日本教习来华
早在清末兴办学堂之始，日本就开始了向中国派遣教习。1896年，京师同文馆聘用日人杉几太郎为教习，1898年杭州蚕学馆聘用了日人轰木长和西原德太郎为教习。进入20世纪后，日本更加主动和积极地实行向中国派遣日本教习的政策。
1900年，日本人辻武雄在《支那教育改革案》中提出，在中国“以讲习日本语言尤为主脑，何则?日本、支那二国，由有邻邦之谊，同文之便，可以互相观摩。中学堂以上可以日本语为必修科，以英语为随意科。”“至若聘外人教习一事，日本人及欧美人孰便孰不便，孰利孰不利，则余尚有意见，请待他日论之。”言虽未尽，而力主向中国派遣教习之意则是明显的。
1901年2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通过吴汝纶与李鸿章见面，力陈延聘日本教习到中国的种种好处，请求聘任两千名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李鸿章表示赞同。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1908年。1902年3月，日本《教育时论》杂志发表《对清教育策》一文，主张：“清政府欲打破多年来形成的弊端，实行新政，仅靠本国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须招募国外的有识之士，在其左右献计献策，筹划经营各种事业……我国若真想帮助清政府实行革新，使日中双方都能获利，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向他们提供优秀的人才。要在教育上对清政府进行赞助和指导，就必须尽可能地向他们派遣一些学识高深的人去担当顾问。”“清政府近期虽不断在各地开办学校，但缺乏适当的教师和教科书……迫不得已，向国外招聘教师，现向我国招聘各类教员，目前双方正在交涉。值此之际，我国应大力遣人清末翻译日本的理科教科书
应聘，赞助清政府的教育事业，同时输入我国文化，扶持我国势力的发展。”这里把向我国派遣教员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帮助只不过是诱饵，输出日本文化，发展日本势力才是其祸心之所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在给吴汝纶的信中明确表示：“窃拟募集敝国之师范生卒业生，授以贵国历史地理，并告以风俗人情及通行言语，此所以假敝国人士以为贵国养成教员者也。”另外，日户胜郎致吴汝纶的信也称：“仆本日见敝邦菊池(大麓)文部大臣，对清国教育事业宜有所谈及……处于今之际，敝邦虽乏干济之才，然欲为清国选送优良教员，则属定局。”吴汝纶《东游丛录》。为此，日本帝国教育会设立了“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专门训练派遣到中国的教员。民间团体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1903年，在东京还成立了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日本有些大学也直接招聘一些志愿到中国的师生来华担任教习。这期间，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遍布中国各地。1905年，日人哈拉达发表《论日本在华教育势力》一文，声称：日本在华教育势力有三种，即日本教习、日本留学生和译成华文的日本教科书。1907年5月2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载文《论日本宜设大学于中国东北各省》，称：“何以我国语战后之满洲者，惟偏重于物质，而疏于精神之计，此识之所为扼腕而痛心者也。”“观列国对华政策，既锐意从事于整理财政，而努力阐发华人之精神，其于传教、兴学等事，有可表见者不少。”“即以我国而论，数年以来，男女教员之至中国者殊不乏人：南自广东，北迄满洲，虽僻至蒙古，莫不有吾人之足迹，成绩亦颇可观。虽然，其所就也皆中国自建之学校，不然亦缙绅家庭之教师，从未有以我国金资创兴大学，谋普及我国学风教化者。噫!当仁不让，其谓之何?”对日本派遣教习来华的目的，中国当时就有有识之士予以揭露，《外交报》在登载这篇文章时，曾加编者按，指出：“外人之欲谋握我教育权久矣；即以已成者论，何地无之?何国无之?及今而言抵御，已嫌其晚。我国当局，可不亟自振兴，谋教育普及之策耶?”而日本教习中有些人如“支那浪人”者流品行恶劣、学识浅薄、为非作歹更是中国师生的厌恶。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日本教习来华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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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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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在华教育权力
日本向中国派遣教习和吸引留学生的政策，从总体上讲是打着赞助清政府教育事业的旗号，以达其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的目的。中国政府也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施中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愿意向日本学习。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俄国，军国主义势力在其国内取得支配地位，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以“大陆政策”取代“保全清国”的政策，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势力。日本的对华文教政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开始时遮遮掩掩式的文化渗透，开始转变为露骨的教育扩张和教育侵略，这集中体现在千方百计谋取在中国的教育权这一点上。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战之机夺取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利益，并占领青岛及胶东铁路，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诱使袁世凯予以承认。“21条”规定日本人在中国有宣教权，也意味着宣布日本对中国实行殖民教育合法化。这充分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谋求教育权的侵略野心。同年10月2日，袁世凯为了讨好日本，竟以大总统的名义申令：查禁具有“排斥友邦思想”的教科书。同时，日本在其国内设立殖民学校(1915年名为东洋协会殖民学校，1918年改称拓殖大学)。该学校以培养在海外经营事业的人才为宗旨，极力主张侵略中国。1919年4月23日，日本众议院提出《关于华人教育设施之建议案》。日本议会议员与政府委员就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和中国内地教育等问题展开辩论，声称应在中国设置教育机关。1923年12月，日本外务省召开中日两国非正式会议，签订了《日本对华文化教育事业计划书》，即以退回庚子赔款为诱饵，由日本人在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势力。由此，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侵略的系统化程度大大提高。从而引发了中国人民“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热潮。
对割让地台湾的教育侵略
1894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战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第二条是：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以后，中国的台湾成了日本的割让地，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开始了长达51年之久的殖民统治。1895年，桦山咨纪出任台湾第一任总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颁布了《关于赴任之际的政治大纲的训令》，确定了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大政方针。《训令》声称，台湾是日本的“新版图”，是亟待沐浴“皇化”的地方。因此，台湾总督施政的基本原则是恩威并行，即一方面进行法西斯统治，镇压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使台湾民众不敢萌发“狎侮之心”；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教育侵略，泯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之做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顺民和奴仆。这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施政的总纲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开办学校、经营教育的全过程，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制定“同化主义”政策
1896年12月，台湾总督府掌管学务部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讲话中称：“本岛统治之根基，在国语之普及与国民性之涵养；故加速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强迫入学，根本上施予同化，为最紧要之事件。”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日本在台湾实施同化主义教育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把日语作为同化的桥梁；二是对台湾人实行“心性同化”，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最终使台湾人归附日本，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1895年6月26日，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附近的芝山岩学务部里设立学堂，先后招收21名台湾同胞为日本语练习生。8月末，在《学务部施设事业意见书》中强调提出台湾人要学习日语。第二年4月，总督府公布直辖学校官制，在台湾各重要城市设日语练习所、日语夜学会、日语普及会、日语奖励会等，台湾总督府编印的教科书
对学好日语的给予“秀才”称号。1937年，又将选修的汉语科取消，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完全取消汉语。据1939年统计，全台日语讲习所共15126所，学生有89660人。日本在台湾不仅设置大量推广日语的训练机构，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台湾人学习日语、运用日语加以引诱和强制，如奖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采用日本的生活方式，对此类家庭优先照顾其子女上学，优先任用公务员，还享有营业、就业优待，并提供去日本考察的机会，增加日常必需品的配给额等。采取的强制措施，如中学入学口试皆用日语，不学日语不得升学，在公共场所或机关办公必须用日语，考取官员必须加试日语。特别是向山区高山族推行日语的手段更加野蛮，甚至利用警察、宪兵看管上课，强迫学习日语。据1942年统计，高山族日语讲习所有267所，学生18501人。
1914年11月，日本人板垣退助来台湾组织同化会，发表《台湾的急务》文章，指出“(台湾)三百万新归属的人民，对祖国统治的根本方针有些疑问”，要探讨这些疑问的解决，为更广泛实行同化政策做舆论准备。12月20日，日本成立同化会，对台湾同胞强制实行“心性同化”政策。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对此解释说：“要感化台湾岛民，具备帝国臣民的天性”，“要采取恩惠训服。”这样便把同化教育推向台湾全社会。也就是说，不仅在学校通过日语教育实行同化教育，而且遍及整个社会教育，使台湾居民的民俗、生活习惯、往来礼仪、婚姻家庭、户籍管理，甚至姓名等，全部同化于日本。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同风会、同化会、风俗改良会、户主会、主妇会、青年会、处女会、敦风会、敦俗会、矫风会、兴风会、共荣会等组织，遍布台湾的各州、郡、市、町、庄，对台湾人民进行“心性同化”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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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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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不仅意图明确，而且不断得到强化。其主要目的是：1便于推行其政令，加强殖民统治；2废止台湾本地的语言，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使台湾人丧失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3通过同化教育培养台湾人具有日本的所谓国民性格，便于进行殖民统治；4泯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以便配合其对台湾的经济掠夺。日本在台湾的同化主义教育政策，是为其政治上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服务的，只不过在侵台初期，鉴于对台湾的占领刚刚开始，面临着台湾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者不得不用同化教育这样比较含混的政策术语，为其险恶用心罩上一层文化的色彩，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实行日本教育制度
随着日本在台湾殖民地位的巩固和对中国内地侵略的一步步深入，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从语言、思想、文化的同化，发展到教育制度的同化，即教育制度日本化。这集中体现在推行所谓的“日台共学制”。
1919年1月4日，台湾总督府发布第一号敕令《台湾教育令》。该条令共六章32条，其总则称：“在台湾的台湾人的教育，根据本令实施：教育要以有关《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的国民为根本目的；教育要适应时势和经济文化水平；教育可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明确规定教育目的要以日本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国民”。这就将台湾的教育完全纳入了日本的教育体系，并确立了完整的殖民教育制度。1922年3月，又公布了《台湾新教育令》，共27条，中心内容是“日台共学制”，加快推进台湾教育制度日本化。4月1日，台湾总督府第l号谕示又进一步明确台湾的教育方针是“训育皇民”，振作“国民精神”，强化教育政策。中等教育是“训练中坚有为的皇民”；大学与专科教育“训练皇国有用的人才”，并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制”，即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子弟可以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大学与专科学校学习，但必须按照日本国的规定进行教育。
“日台共学制”的确立，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民族同化教育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它是日本把台湾教育纳入日本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向“皇民化”教育政策的迈进。其主要表现是：以输入日本“皇权文化”为纲，以培养忠良的日本国民为目的；在教育制度上，基本上照搬日本国内的教育制度，只不过适当缩短了年限，突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着重培养中下级人才，以便缩短教育成本，尽快满足殖民统治者经济掠夺的需要。
“日台共学制”打着“日台共学”、“内台一如”、“一视同仁”的旗号，试图欺骗台湾民众，消弭台湾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实际上，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的教育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民族差别教育和民族歧视政策。
1在小学教育方面，台湾人进公学校，日本人进小学校。同样是接受小学教育，年限却不同，公学校6年；而小学校是8年，而且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也不同，公学校增加日本历史及手工实业等科目，改汉语为随意科，加强简易职业教育，课本由总督府编辑；而小学校使用的课本来自日本本土，程度较高。在师资、设备上小学校远胜于公学校。小学校升学率比公学校高得多。实际上，台湾人的公学校降低程度，最后完全变成简易职业教育，与高一级学校缺乏联系，限制了台湾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可能，从起点上控制了大多数台湾人受教育的机会。进小学校是日本儿童的特权，台湾儿童能入小学校者只是极少数的政府官吏和“国语家庭”的子弟。据1940年统计，全岛的小学校中，日本儿童44210人，台湾儿童只有3763人。1941年，《台湾教育令》重新修正，把小学校、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但实际教学却实行第一、第二、第三号课程表：实行第一号课表的学校，侧重实业，大多是日本人；第二号课表的学校偏重日语，为一般台湾人；第三号课表的学校，日语、实业并重，以偏僻山区儿童为主。尽管名目翻新，但日台之间的差别教育和歧视教育始终未变。
2在中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学校与日本人学校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入学考试、录取名额、修业年限等方面对台湾学生进行歧视和限制。入学考试中，日语口试成绩占相当的比重，主持录取的是日本人。在招生中规定：日本人进的中学，台湾学生不得超过20％，而台湾人进的中学，日本人不受任何限制。台湾人中学修业年限4年，较日本人中学年限短一年。总之，台籍学生进中学的机会极为有限。
台北第二师范旧址3在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和排斥。台湾师范教育始终被日本人独占，台湾人接受师范教育者只有极少数，而台湾人能接受本科高等教育者更是寥若晨星，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据统计，光复前十年内，台湾师范学校毕业生人数4729人，其中的台湾人只有925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台籍学生每年不超过15％。
可见，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日台共学制”，共学是假，对台湾人实行教育歧视和愚弄是真。
东亚教育大会
推行“皇民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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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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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特别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殖民者就撕破一切伪装，在台湾实行了赤裸裸的“皇民化”教育。
其主要内容是：严厉禁止台湾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提倡检举“国民”中所谓“抗日思想犯”；打着所谓“一视同仁”的招牌，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强化“日本化”、“皇民化”教育，强迫台湾人民做日本侵略战争的工具和炮灰。
其具体措施是：1明令禁止使用台湾本地语言和汉语，停止出版发行中文刊物；2强行拆毁台湾传统的寺庙和各家各户设置的祖先神主牌位，强迫一律信奉日本的“天照大神”；3禁止称“台湾人”，一律改称“皇民”；4禁演台湾传统戏剧、音乐，强迫演出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忠勇美谈”、“日华事变美谈”等所谓“青年剧”、“皇民剧”，强迫唱日本军歌、日本歌谣和所谓新台湾音乐，以“大和魂”来麻醉台湾人民。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还制定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缔结法西斯同盟。为建立所谓“日、满、华”“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把台湾视为“皇国南方锁钥”，南进的基地，提出“内台人一体”，“台湾一家”，成立南进入才养成所；在学校教育上注重热带医学、商业、农业研究，以及对华南、南洋一带资源与语言的调查，以便配合日本南进的军事政策，为侵略东南亚做准备。
1941年4月18日，日本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由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任总裁。他们在所谓“临时体制”、“热心奉公”、“为圣战而劳动”的幌子下，普遍开展“皇民奉公运动”。按行政区划在各地设立“皇民奉公”分会、区会和“奉公”班；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成立产业“奉公”会、“奉公”壮丁团、“大日本帝国妇女会台湾分会”等等组织，把每家每户都强制纳入其组织之中，强迫为“圣战”服劳役、购战时公债。其宗旨是：“全岛一致，保持臣民遵守伦理道德，确立国防体制，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期彻底显示国体和皇民精神。”《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初等教育研究》，台湾瑞和堂1981年出版。“奉公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汉族性要蜕变为日本民族性”，“台湾外地性转化为内地性”，“本岛人要转为内地人”。章程的主要精神是：“基于战时国体，贯彻皇国精神，在职奉公，全岛一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该章程行动纲领还提出：“实现惟神之道、八纮一宇精神，推进非常时期的经济建设，实现东亚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由于兵源枯竭，于1942年、1943年公布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征召台湾人去华南和南洋一带作战。为配合征兵需要，日本在台湾设立许多机构，强迫青年入学接受“皇民化”训练。训练机构包括：青年学校544所，学生108300人；特设青年训练所602所，学生5366人；青年特别练成所27所，每期学生13200人；“皇民”练成所3731所，学生179734人。训练的重点是：1实施国民精神训练，使人人都能“皇民化”；2实施军训和军事体育训练，使人人皆能“战斗化”；3传授农业技术，使人人皆能“生产化”。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对租借地大连地区的教育侵略
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地转让给日本，日本开始了对大连地区长达4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旅大地区被沙俄命名为“关东州”，日本统治时期沿用这一名称。《中俄租地续约》规定所辖区域为：自辽东半岛西岸的普兰店湾的北缘起，至东岸貔子窝北缘止划一线，其南水陆各地。日本侵占后又有所扩展，把复州的凤鸣岛、西中岛、交流岛、平岛、骆驼岛全部纳入，辖区包括现在大连市的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旅顺口、金州六区和新金县、长海县、瓦房店市的一部分。日本占领后，组建殖民地教育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殖民教育，把旅大地区作为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据点和基地。但是，在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日本还不敢像对台湾和朝鲜那样，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而是比较小心地进行统治并且为了统治全东北进行着试验。这就决定了在“关东州”的殖民教育不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强制性的同化教育政策，而是渐进式的。直到日本侵占整个东北之后，一方面把“关东州”教育纳入伪满洲国的管理体系，同时又使它比伪满的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在此地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