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殖民教育机构和体系
日本占领旅大后，就开始组建殖民教育统治机构。这正如1941年3月“关东州”厅内务部学务科编印的《关东州的教育》中所说：“自日俄战争后，(旅大)归日本统治以来，作为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棋，首先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教育机构的设置。”日本在旅大的行政机关经历了关东总督府(1905~1906年)、关东都督府(1906~1919年)、关东厅(1919~1934年)、关东局(1934~1945年)几个时期。与此相关，日本在旅大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经历了如下沿革：1905年6月23日，设置“关东州”民政署，其下设旅顺、青泥洼、金州分署，开始掌管教育事宜；1906年8月1日，建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民政部设庶务课学务系，管理教育行政事宜，改大连、旅顺、金州为民政署，增设貔子窝、普兰店两民政支署，隶属于民政部。1918年5月，撤消都督府，设关东厅，原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直属日本天皇。从此实行军政分治，民政部地方课设学务官和视学，第二年，设置学务课并增加视学编制，陆续在厅内和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或支署配备了专职视学。1934年12月，于伪满首都新京(现长春)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内设置关东局，由关东局官房(即办公厅，内设学务课)和在满教务部掌管旅大地区的教育，“关东州”的教育行政机构是州厅内务部学务课及其下属的学务课、学务系。据1934年12月26日“关东州”厅训令第二号《关东州厅事务分掌规程》，内务部学务课分掌下列工作：1有关教育与文化艺术事项；2有关社会教育事项；3有关监督学校教职员事项；4有关学校、幼儿园、青年训练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5有关教学用图书事项；6有关神社、宗教与祭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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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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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确保了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为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展开，与日本在旅大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配合，旨在泯灭旅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
“疏导同化”中国人的教育
1905年至1923年间，日本在旅大开办学校，对中国居民施行教育侵略。其教育基本上是仿效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突出的标志是推行日语和进行“德”育。
1905年4月12日，日本辽东守备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根据在台湾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经验，对各日本侵占大连后设立最早的小学地军政委员即军政署长发出训令，鼓励在占领区设立学堂，讲授日语。训令称：“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致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这是日本占领旅大后发布的第一道对中国居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命令。1906年，日本政府也声称：“我国对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永远维护远东的和平。”《东北局施政三十年史》。同年3月31日，“关东州”民政署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规定：“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同时，民政署长石冢英藏在《规则》的说明书中写道：公学堂的“必修科目为修身，以下四科，即如历史、地理、理科、图画等不加在内的原因，则系出于日本语的熟练为主要的目的”，“使各科目的教授能互相关联、补益，特别应使学生能自如地运用日本语；汉文科的教授，应使学生明了意义，务使熟悉日本语的学生能翻译成日本语”。1911年3月，关东都督府都督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说：“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1914年7月，大连公学堂堂长浅井政次郎在“关东州”教育研究会上提出《关于关东州的中国人教育的意见书》，强调普及日本语，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化的桥梁”。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日本人田道弥说得更为明白：“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从而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以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由于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了解了日本，学会了日语，熟悉了日本的风俗习惯，这样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1935年出版。1926年11月，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元德在《南满教育》特别号上发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写道：旅顺“高等学堂时代是以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的。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但是，慑于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压力，日本殖民当局不便于明目张胆地照搬在台湾和朝鲜实行的那一套“纯粹的同化教育”政策，在表面上极力掩饰，“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说，“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中国教育——公学堂、普通学堂》，大连市档案馆第39号，1945年1号卷。因而不得不做些换汤不换药的掩饰或调整。1923年3月，“关东厅”颁布第十三号厅令，第三次修订《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把“传授日语”这带有同化色彩的词语删去，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放松过日语的传授与普及。同时，继续强调对中国学生进行“德育”，其主要内容是：健全而善良、尊崇孔子、尚协调融合、“日中亲善”、“日满提携”等，从而使学生成为“日满提携”的中坚人才。这表明，虽然删去了“讲授日语”的词语，但并不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纠正和放弃，而是通过强化“德育”对中国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这正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实质内容的坚持。
归顺“皇国之道”的教育宗旨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旅大地区的教育被纳入伪满殖民奴化教育的制度和总体系。随着“王道教育”、“皇道教育”和“神道教育”在东北全境依次展开，日本在旅大的同化教育政策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再也“关东州”中学生饭前默祷用不着掩饰和伪装，并且逐渐发展为露骨的“皇民化”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这集中体现在1943年6月公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中。该教育令在第一章总则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其宗旨是“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在东亚及世界上之使命，须知辅佐大东亚建设是关东州人的职责；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尽力做到重视精神训练，培养灭私奉公的实践能力；培养尊重劳动的观念，振作从事劳动的风气，贯彻坚守岗位的信念；重视集体训练，为培养负责、协同、纪律等品德而尽力。”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实质。一句话，通过教育，使中国人成为驯服的日本“皇国”良民，从而做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工具。这就是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地区教育政策的最终目的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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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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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人的殖民主义教育
日本侵占旅大后，实行移民政策，让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来到旅大地区。据统计，1905年“关东州”的日本人只有05万人，1940年就达到202万人，到1944年达到2307万人。日本殖民当局在大连建立了大量的日本人学校，仅用了大约十几年的时间，就为日本移民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日本殖民当局经办的日本人教育，是以“开发满蒙”为宗旨，“把满洲真正地当作日本的生命线”，使日本青少年“将来担负着开发满蒙的重大使命”，“担负着开发满蒙资源的重任”。
对日本人教育虽然都是以《教育敕语》、“皇道精神”为指导方针，按照日本国内的各项法规办学，但它并不是日本国内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体现着殖民地教育的鲜明特色。1910年7月2日，关东都督府第一号训谕《关于教育工作告谕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强调：“现在满洲正处在世界各国注视之中，集聚于其一角的各校教职员和学生们，实际上是代表着日本帝国的一个分子，各校的教职员、学生们应当深刻领会这个重大意义，认识到各个人的一举一动一切都是直接与日本帝国的体面息息相关的，还要时刻想着如何去发扬光大关东州的历史业绩，切望每个教职员和学生都能体察上述要求，致力于立身报国。”
为了永远霸占东北，培养开发满蒙的殖民人才，要求学生“以满蒙为家”，“随土而安”，长期定居，“把满洲真正当作日本的生命线，并培养他们具有保卫疆土的爱国精神”。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提出并加强了日本人教育的“地方化”、“乡土化”措施，并且使他们受到了比在日本国内更为优越的教育。在大连的日本人义务教育普及率和学校条件都远远高于日本国内。
1936年10月5日，日本设置在满日本人教育调查委员会，调查审议在满日本人教育的方针。翌年4月19日，委员会提出《关于在满日本人教育委员会决定案》，在教育方针、教育纲领和实施要领中，设计构建实施殖民主义教育、培养侵略者的方案。1942年，日本东京成立“大东亚建议审议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日本人培养成具有“领导地位国民”的教育方针。1943年3月26日，日本政府以第213号敕令颁布《在关东州及满洲国帝国臣民教育令》，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梅津美治郎签署第一号《告谕》，特别指出：“《教育令》制定的精神主干”是“教育的实施必须适应当地实际”，强调“遵奉关于《教育敕语》的趣旨，以彻底至诚尽忠的精神培养皇国民为大本——在关东州及满洲国的皇民教育的本义亦实在于此”。为此则要“使皇国民教育愈加普及而彻底”。
对租借地南满铁路沿线的教育侵略
南满铁路附属地，是指从长春到大连(包括安奉路)及其支线铁路沿线两侧各30里的区域。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清政府被迫承认了日本的特权，同意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1906年日本的外务、大藏、递信三大臣关于满铁的命令书中规定“该社受政府的认可建设铁道及附属事业占地范围内的土木、教育、卫生等有关的必要的设施”。“满铁”总社设在大连，教育由总社的地方部学务科控制和监督。学务科里设有视学机构。“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政策大致与“关东州”相同，只是附属地纵跨南满大地，包含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中城市。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大半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和文化教育，是伸进东北的桥头堡，在侵略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管理体制上，是由满铁株式会社办理，“关东州”指导；在伪满建立之前，它的环境也与被日本化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关东州”不同，周围遍布中国学校，受到中国教育制度和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满铁的教育在同化教育方针的推进上与“关东州”又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对中国人施以“德教”推广日语
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开始比较慎重，主要是顾虑殖民统治尚不稳固，既想进行殖民奴化教育，又担心引起中国人的反抗。所以多从施以“德政”笼络人心传播日语的角度考虑，未敢操之过急。1906年8月，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就职情由书》中谈到对中国人“教育”的方针，说：“我曾同儿玉前总督议论过，应为日本帝国在台湾谋求永远牢固的基础。如果想消除新附民的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慎重对待，过急发展教育，如同早日使财政独立一样，会伏下民心不驯的祸根。故此，我自跟儿玉前总督在台湾从政以来，而一直为调节这一方针而深加注意。——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教育的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满铁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第一部，第一章。后藤新平曾说过：“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陈碧生《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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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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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6月，满铁特设第一所中国人学校——盖平公学校。在11月3日的授旗仪式上，满铁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训词说：“夫施德教，授实学，培养有用而善良的人才，此乃本官殷切期望于学堂教育之处也。望教职员及学生等体察本官之诚意，努力锻炼身心，振兴学风，从而发扬学堂旗之光辉。”这个教育方针，在1914年3月31日正式公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公学堂规则》中表述为：“公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注重学生身体的健康成长，施之以德育，授之以实学，并使之学好日语。”所谓“德教”，其实只是“亲日教育”。它与“关东州”公学堂办学宗旨完全一致。
对中国人的日语教育，在满铁附属地也是给予特别的强调和重视，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尤其倡导，他提出：“要做到在满铁沿线，日本人所到之处，只讲日本话就可以办事。”为普及日语，满铁实行语学检定考试及奖励制度，还开办日语学堂，规定：凡是在“满洲”的中国人教授日语或者准备办此类学校者，只要愿意接受满铁领导和监督，都一律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补助。
对日本人的“皇民”训练
由于满铁附属地处于中国广大土地的环绕之中，日本统治者十分担心在附属地的日本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随不断采取措施强化对日本人的“皇民”训练。1908年5月14日，满铁株式会社向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昌图、公主岭、长春、抚顺等地的小学校“下赐”《教育敕语》满铁教育研究所编写的
日本小学补充教科书抄本，并以第一号训谕发出通告，宣布附属地的教育方针，要求“各地小学校，所有在其位者都要善体圣意，勤于研磨熏陶，并在学校举行典礼或其他适当时机奉读《敕语》，并加以诚恳诲教，以使学生夙夜铭记心中”。1909年5月，日本亲王捐款制作校旗，分发给各小学校和公学堂，同时附上《总裁致辞》，称：“教育的根本，圣旨所示，与日月同辉，既鼓励忠君爱国的意气，又培养自强向上的情操，从而奠定大国国民的根基，这是我对学校教育的殷切希望。”
1915年11月10日，满铁制定并以《满铁社报》号外公布了《满铁附属地小学校儿童训练要目》。此要目被看作是“在满日本人子弟教育方针从日本内地延长主义，迈向满洲特殊地区主义的一步，是为建立适应满洲当地的教育方针打下基础”的重要文件。其内容是，“第一，深刻领会尊严的我国国体的渊源，努力培养国民道德。第二，锻炼身心，培养刚健的气质。第三，了解帝国所处的地位，培养随土而安的思想，生活朴素、勤苦不懈。第四，同胞之间团结友爱，共同努力发扬国威。第五，维护日本国民的品格，赢得外人的信赖。”《满铁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第一部，第一章。
殖民教育的“乡土化”措施
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进行了一次调整，即所谓“适地主义”和“乡土化”教育，就是说，要“采取适应满洲当地具体情况的方法办教育”。早在1913年，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就曾提出：“要根据周围的情况和学生们的处境，采取相应的措施”办学。当时在日本殖民者中间发生一场争论，一派主张把日本国内的教育移植到殖民地，强行实行同化，用日本文化完全取代中国的汉文化。这种言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也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猜疑和非难。另一派为缓和矛盾，也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主张采取慎重、稳妥的策略，主张“适地主义”或“乡土化”教育。因此，1921年满铁附属地在“原则上不改变对中国人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对公学堂、普通学堂规则做了一次所谓“着意按照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修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政策调整，其实，殖民教育的实质丝毫没变，用当时日本人的话说，这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策略”，因此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次所谓“乡土化”的调整内容包括：把“教授日语”一词删掉，其实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日语教学仍然占有高于其他科目的地位，而且仍然对学习日语、运用日语采取奖励的政策。同时，虽然也允许中国人设立少数小学或工人夜校，但是，在数量上极受限制，而且必须经殖民当局批准，必须按照殖民当局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宗旨办学，稍有违犯，便予以取缔。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针对一些日本人要求停办公学堂的议论说：不要有“鸡孵鹜卵”的思想，“要具有建立‘东北亚洲帝国大厦’的崇高理想”。这表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移植”也好，“适地”也好，“乡土化”也好，不管怎样调整，只不过是速度快慢、手段隐显的策略变化，而其为侵略东北、建立东北的殖民帝国服务，却是始终如一、不可改变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是建立在愚民政策上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想把中国人培养成愚昧无知、驯顺的奴隶，因此对中国人的“教育”远远不如对日本人教育的热心，而且明显采取了差别、歧视和愚民的教育政策。从学校设置看，满铁附属地有20万日本人，建立初等小学39所，普通中学10所，职业中学3所，大学1所，还配有其他学校，如青年学校、补习学校等。日本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拥有288万的中国人，却只有10所初等小学，1所普通中学，5所规模很小的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又分别在1928年到1932年间先后停办，致使中国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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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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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医科大学在日本修学旅行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忠实实行伪满的教育政策，“培养献身王道乐土建设的人才”。公学校的教育方针是“遵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培养善良的满洲国人，并施之以做一个国际人的教育”。1938年1月，满铁附属地的中国人学校被纳入伪满的殖民奴化教育体系之中。
对租借地、侵占地青岛的教育侵略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占据了德国于1897年割占的“租借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地域及矿山，对青岛实施殖民统治长达8年之久，直至1922年12月才在勒索了中国政府一大笔“赎金”后将青岛和在山东的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对青岛的侵略并未间断。1922~1938年，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和浪人仍在青岛横行霸道，这一时期在青岛的日本人不少都在1938年以后在伪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从事奴化教育。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把青岛作为全面侵华的主要转运站、掠夺中国资源和劳工的输出港，称其为“中、日、满三国之锁钥之地”、“华北之门户”。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临字23全宗、临字18全宗。日本侵略者在对青岛地区长达30年的殖民统治中，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校，建立起一套奴化教育体系，灌输亲日思想，强迫学习日本语言，泯灭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建立学校传播日本文化
日本占领青岛后，即让日本移民大量涌入。1916年4月，第一批日本小学在李村和青岛开学。1917年4月，又成立了日本女子中学和男子中学。此外，日本还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设立了11所日本小学、4所中文学校，1所商业学校和1所幼儿园。到1921年，各类日本学校在校生达到4442人。上述学校，主要为解决日本殖民者的子女教育问题，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按日本国内的规定进行。日本殖民当局为培养这批学生具有殖民主义统治的才能，把军事训练、武士道精神、汉语列为主要课程。同时让战前德国为中国开办的学校相继复课，校名一律改为“公学堂”。当时青岛地区公学堂共有37所，在校生达到3356人。对这类学校，日本殖民当局从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控制校长、教员，对学生主要灌输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日本还向各公学堂派遣日本教师教授日文。殖民当局还设立5所日语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共有354人，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各方面人员。
日本二次侵占青岛后不久，仿照其在北京设立“国立新民学院”的办法，开办“新民塾”，成立“青年训练所”，培养所需的伪职人员。在此基础上，于1939年6月11日成立了北京新民学院青岛分会，北京新民学院的院长、日军中将佐藤亲自到青岛参加成立典礼。
青岛学院举行接受日本天皇赐金仪式（1942年）
日本侵略者加强对学校进行统治和监控。伪市政委员、后来担任伪市公署辅佐官的村地卓尔在伪学务委员会成立时说：“欲求中日亲善与东亚和平，必须先从改革教育着手。”《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2期第19页，1938年。他们在扶植起伪政权后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恢复或新设各级各类学校，向青少年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强迫学习日语，接受日本文化。自1938年3月起，恢复了市立中小学和私立学校。但“为根绝抗日教育及彻底使其明了新教育之方针，并慎重教员之铨衡计”，《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5期第12页，1939年。向各中小学校派驻了教育指导官，中等学校2名以上，其中一名担任副校长，市区小学每校一名，郊区小学则由一名教育指导官兼任一校或数校的“指导”工作。日本副校长和教育指导官在学校中掌握实权，指导监督校务，监视师生思想言行，打击破坏学校中的抗日活动，中国籍的校长对他们只能唯命是从。
为培养奴化教育的师资，1938年底在市立中学内附设特别师范科，教务部长和日语教员均为日本人。特别师范科“以王道精神为一贯之教育宗旨，使其确认中日满一体不可分离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使其确认更生新中国之姿态及振起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观念……使其深切认识与友邦日本之关系”，“使其深切认识对于时局及防共之必要，理解党化教育及三民主义教育之弊害至为要务”。《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3、24、27期，1938年。“特别师范生毕业之后……所担任之学科系以日语为主，目的为使中国第二代国民，人人均有学习日语之机会。因其所负之任务与中日两国之亲善关系甚大，故其所受之待遇亦颇优厚。”《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期，1939年。由于特别师范科所在的市立中学校舍狭小，难以满足日伪培养所需师资需要。1941年,日军将其占据的战前的市立女子中学校舍腾出一部分，设立师范学校，由日本人灵田寿雄任副校长，掌握实权。开学典礼时，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日本海军大佐绪方真记，日本总领事高冈，伪市长赵琪及日伪高级头目均到场“祝贺”。
日伪在青岛实施奴化教育的典型，当属东文书院。其校长李仲刚抗战前即在青岛创办私立东文书院，教授日语和古文。因公开鼓吹媚日卖国，被青岛市国民政府通缉，学校也被查封。青岛沦陷后东文书院重新开张，以“教授中日言文以融洽两国青年之感情为宗旨”。1939年由日伪“名流”组成校董会，由伪市长任董事长，日本人木村兵三任副校长，增加了中学部，以教授日语和古文为主，教师半数以上是日本人，称日语为“国语”，中国语为“国文”，主要教文言文，生物、化学等课程也是用日语教，连《古文观止》也要用日语讲授，自然科学课程仅上1学期。夜学部设日语专修科和华语专修科，分别对中国学生教授日语，对日本学生教授汉语。1941年又增设日语研究科。1916年由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创办的青岛学院，此时已发展为商业学校、实业学校和纮宇女子学校3部分，均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兼收中国学生。此外，日本人设在青岛的1所医科专门学校、2所中学和5所小学，也招收少量的中国学生。在这些日本学校上学的中国青少年，更要接受日本教育。日本军政府还把日本中等学校定为培养基层军官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上学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样，接受日本军国主义“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和法西斯军事训练，培养武士道精神和等级观念，时刻准备“为大东亚圣战献身”。在日本学校里，日本侵略者虽然把中国学生当成日本人一样来教育了，但在人格上，中国学生却比日本学生低一等。日本人瞧不起中国学生，骂他们是“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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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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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侵略者还设立各种成人学校、补习学校，还有日华女学院（日本妇人会设立）、日语学校（日本宗教联盟设立）、兴亚学院、天爵日语学校、国际日语学校、启明学院以及暑期女子日语学校等等，对中国人教授日语、实施奴化教育。就是抗战前即为妓女设立的女子补习学校，这时也派设了日本教师，足见其无孔不入。
日本侵略者设置学校的目的是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乖乖服从他们统治的顺民，最终达到“同化”中国人的目的。因此，尽量减少学校数量，降低教育层次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减少受教育年限和授课时间，降低文化和科学素质，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同时强行设置日语课，强化日语教育。他们对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只字不提恢复的事。抗战前青岛原有市立小学112所，日伪恢复最多时也只有80余所；市区原有市立小学25所，仅恢复了5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也比抗战前的水平低很多。日本侵略者还将大量宽敞坚固，条件较好的校舍据为兵营或挪作他用。山东大学、市立男、女中学、市立师范学校及部分小学的校舍一直被日军占用，设施、设备也被劫掠一空。市立男、女中学只得改在狭小破陋、条件极差的两所小学校舍勉强上课，缺少理化试验仪器、图书和活动场地。
对于有抗日倾向或不遵从其奴化教育命令的学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在青岛沦陷前曾有激烈的抗日行动，日本侵略者迟迟不许该校复课。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借口重庆有人给铁中学生寄信联系，捏造铁中有一抗日组织“铁血团”，逮捕师生30余人，酷刑拷打，致使2人死亡，多人终生伤残。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便将该校校长逮捕，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对原有的西方教会学校也派驻了教育指导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军管了美国教会办的6所学校，1944年又将这些学校没收，把学校里的英美籍人员遣送到潍县集中营。
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
1938年1月17日，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的第7天，成立了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1939年3月成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驻青岛的日本海军少将柴田弥一郎以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的身份出任伪青岛市公署顾问。他在第一次到伪市公署视事时，便大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论调，并告诫伪职人员如不遵照他的旨意而采取对抗或消极的态度，他就要“挥泪斩马谡”。王逸《日伪政警特宪机构及其罪恶片断》，载《青岛文史资料》第5辑。兴亚院下设文化部，主管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宗教等，掌握进行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的权力。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也在实施奴化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伪政权、伪设机构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日本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要人每次都要参加，宣传“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思想。如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1938年举办的暑期中小学教职员讲习会闭会式致词时，一再强调中国人不必“学欧美，致令人看不起”。《青岛特别市“兴亚纪念周”实施方案》，1942年，青岛市档案馆临23-2-223。1942年日伪“兴亚纪念周”期间由伪市公署教育局、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和日本居留民团共同举办“长途赛跑”。
1938年，日本还在海、陆军中设立了一个直属机构，称“宣抚班”，其成员深谙中国民风民俗。他们身着日本军服，臂戴“宣抚”袖章，随同日本军队或单独行动，到处开会讲演，举办展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吹“中日亲善”，诋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义举，炫耀日军侵略“战绩”，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清除抗日书籍、标语、宣传品和国民政府有关的物品、标志。如1938年，“宣抚班和满洲日日新闻社主办的王道满洲国展览会，将友邦满洲各种照片公开展览……满洲国已经成为一个王道的乐土了。”《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7期，1938年。日军宣抚官还经常到学校训话，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1938年初，日军宣抚班随同日本侵略军，窜到青岛附近的农村，“举办爱护村青年团”，加以“训练”后，带到青岛市区参观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新政”，接受日伪头目的奴化教育训话。《青岛特别市治安维持会行政纪要汇编·总务行政119页》，1939年1月，青岛市档案馆B132A796。
伪教育局是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机关。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时，设教育科，由日本人任顾问和督学室主任。伪青岛市公署成立后，伪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局，先后由日本人饭田晁三、佐藤政吉、石川忠三郎任副局长。1943年，副局长改称辅佐官，并增设了三名日籍“专员”，以加强对伪教育局的控制。各科室的重要职位也都由日本人执掌。其中最典型的是督学室。从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的督学室六项职责中，可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一、关于学校教职员之指导及监督事项，二、关于教材之审查及改善事项，三、关于教职员之成绩考查事项，四、关于学生成绩之考查事项，五、关于日语之奖励及普及事项，六、关于其他教育之改善振兴事项”。《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0期，1939年。可见，督学室是日本人监督操纵伪教育局和各学校的一个重要部门。督学室主任、嘱托和34名派驻到各中小学的教育指导官，均由日本人担任，整个督学室只有一个职位由汉奸充任。社会教育科科长最初由中国人担青岛小学教师黄云裳抱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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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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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1940年也改由饭田晁三兼任。这样，日本人就把对民众的教育教化和文化、宣传大权直接掌握于手中。庶务科设调查股，所负职责如下：“一、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计划事项，二、关于教育上重要之审议事项，三、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调查事项，四、关于教职员及学生之思想调查事项，五、关于法规之编纂及整理事项，六、关于统计报告事项”，可见是伪教育局内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部门，其股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派的大久保清担任。《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0期，1939年。
建立奴化教育组织和团体
日本再次侵占青岛之后，扶植汉奸成立了“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在即墨、胶州、李村各乡区设立新民会乡区总会，统管“体育协会、大训练处、青年团、少年团、各种分会、各种外廓团体”。《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联合协议会会序》，青岛市档案馆H13A822。新民会积极进行奴化教育、欺骗宣传麻醉民众思想、消灭民族意识和思想统治。新民会自称：“政府掌管行政，新民会职司教化。”新民会“教化”的内容及其作用，就是所谓“与友邦日本密切协力于东亚解放之中”，“中日提携”、“促进对日之信仰心”。
1938年11月，日伪成立了伪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日本籍和中国籍人员的比例为6∶4。学务委员会还设若干名顾问，也由日本军政要员担任。《青岛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规则》规定：“为应青岛治安维持会咨询关于各校之经营事项起见，设立学务委员会”，其应答的咨询事项囊括了“学校经营之一切事项”，并规定“学务委员会以调查、研究及协议、决定等事项报告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得向治安维持会陈述意见”，“治安维持会委员得出席学务委员会陈述其意见”。《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3期14-15页，1938年。这样，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旨意既可以贯彻得更顺畅，又可以遮人耳目。实际上，伪学务委员会的报告和意见必须经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8年，伪治安维持会成立不久，还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成立起青岛中国妇人会、日华妇人会、东亚同文会青岛分会、兴亚俱乐部等组织，胁迫笼络中国各界、各阶层的人士参加，以便通过他们对青岛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奴化宣传。就连宗教团体，也成为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1939年，日本僧人正林彦明到青岛慰问侵华日军，为市民讲演大乘精神，“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寺院和佛教同愿会还举行“日华思想亲善讲演会”，“大东亚阵亡英灵慰灵追荐会”。
日本侵略者还成立伪青年团、少年团和少女团，施以奴化教育。1938年3月，陆军“宣抚班”为“使一般青年养成纯洁高尚之操行，……而实行中日敦睦起见”，在市区小学内相继成立起伪少年队，取代原童子军组织，“均经宣抚班派宣抚官负责教练”。紧接着又伙同伪政权于5月15日成立了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由伪教育科科长陈命凡任总团长。其9名顾问中，有6人是日本军政学界要人。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的名誉指导员为日军宣抚官和日本青岛学院的日本教师。1942年，伪新民会在报告中称：“现时华北所处之情势，在外为协力友邦日本争取东亚解放之后方基地，在内为剿共防共实行建国之基本据点。以是生于斯长于斯之华北青年，其使命与任务之重大，当为吾人有目共睹之事。本会以前即行重视而作为（新民）会工作推进之主要对象，现时对于青少年团之组织益形急进……今后当尽力实行调整，加强训练……”，并决定将对伪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分期择优实行团员训练”。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联合协议会会议录，青岛市档案馆H13A1048。《青岛中国少年团团则》规定的方针是：“使中国少年阶级者脱离国民党教育之弊害，……而为中日敦睦之先驱”，其纲要、标语中尽为“先驱以亲日”、“吾等之使命即是中日敦睦”的内容。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门胁在成立大会上致辞说：“想诸位在事变以前，曾受到极大危险，经极大困难。推原其故，皆因以前不正确之教育，不正当之指教所致。诸位宝贵的前程几乎耽误，可谓痛心。现在中日敦睦，实行提携，而中国第二代国民责任特别重大……为谋东亚和平，自非中日两国的第二代国民密切携手不可。”《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4期“教育史料”，1938年6-7月，青岛市档案馆。
对侵占地东北地区的教育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成立了“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以长春（改名为“新京”）为“首都”。1934年又改称“满洲帝国”，改称溥仪为“皇帝”。伪满洲国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北、内蒙古的东部地区。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读“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东北地区才回到中国的怀抱。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制造了“民族协和”、“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一系列骗局。
控制教育管理权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初期，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学校，并对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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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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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教育权的控制。无论是在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文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还是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和控制下建立的。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安插，利用汉奸执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还直接插手到伪满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在伪满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中，同其他各部一样，先后实行“总务司中心制”和“次长中心制”，而总务司长均是日本人。实际上，伪文教部的权力几乎完全控制在总务司司长日本人手中。1937年7月后，伪满洲国务部总务司撤销，改设“大臣官房”，实行“次长中心制”，各部次长一律由日本人担任。在伪满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包括学校中，虽然正职大都由中国人担任，但实际权力都被身为副职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据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载，当时，伪文教部中的150名官员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总务司、学务司的一些要职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学室共有督学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日本人，在部分学校被迫录用日系教师。
日本侵略者不仅牢牢把持着整个教育行政机构，而且强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1932年5月，日伪当局以“民政部训令”发布了《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规定：“凡是省发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废法规时，务须事先请由本部核准后再进行。”又在1933年5月以“文教部训令”重申：“制定教育法规及重要教育设施，均须事先呈部核准。”7月，伪文教部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布置有关学校恢复事宜，特别强调教育法规的统一。随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教育法规、规定，为殖民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