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屋里铺着红色的化纤地毯，在墙上凿出来的壁橱里放着大约是十九吋的电视机和一台老式的大录音机，一面梳妆镜被钉子挂在了墙上。她打开一个盖着红毯子的大箱子，从里面一件一件地拿出一些小电器给我看：菲利普的电吹风，电熨斗，奥林巴斯傻瓜相机。
她把相机从包装盒里取出来，脸上现出一筹莫展的样子，然后把相机放在我的手里，让我教她怎么使用。
“说明书呢？”我问。看她不明白，我便自己在包装盒里翻找了一下。说明书找到了，是英文的，他们看不懂。
我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教她使用这个相机，她却从我手里拿走了相机，做出“别管它了”的样子，又从箱里取出几本相册，拉着我的手回到屋檐底下的地席上坐了下来。
她指着照片，笑容满面地说：“儿子，儿子。”她像是说到了一件珍宝一样，眉眼里带着无比的疼惜。
虽然我并不知道在普什图语里儿子怎么说，但我知道，她现在说的一定就是“儿子”这个词。我也因此学会了这个词。
“新加坡，学校。”她又说。
她的大儿子现在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学习，那些电器都是他从新加坡托人捎回来的，一直没使用过，被当作纪念品放在箱子里珍藏着。相册里也都是他托人捎回来的照片。
照片上的小伙子二十岁左右，黑色的明亮的眼睛，瘦削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坚硬的铁青色下巴，穿着干净的熨过的衬衣和牛仔裤。他和他的打扮各异、各种肤色的同学在长条原木餐桌旁碰杯，在装饰豪华的酒吧里举着话筒唱卡拉OK，攀着肩站在各种宏大精美的建筑物门前留影。他坐在自己简单干净的学校宿舍里，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幅英文的阿富汗地图，桌面上是各种厚厚的字典和书籍。还有在迪斯尼里，他像其他游客一样怀里抱着只大大的米老鼠玩具，俯下身子凑到镜头前微微地笑着。
他的脸年轻而忧郁，即使偶尔露出笑容也很清淡，忧郁仿佛挥之不去。他的黑眼睛黑得像个内核，里面种着忧郁的种子。
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他忘了将相机的说明书给家人翻译过来，他现在在异国过着西化的现代生活，面对生活的繁华和物质的丰富——也许还有各种都市的颓废和诱惑，他将会怎样想起他的家人，想起他的战乱而贫穷的国家，他又将怎样才能平衡自己心中祖国和异国、故乡和异乡的位置？
对他的年纪而言，这大约会是很困难的。
我低头翻看着照片，身边的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在滔滔不绝地诉说，仿佛我不是一个异乡人，而是一个能够了解她内心情感的同族女子。而我也真的能够理解她所说的话，理解她对儿子的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和无比骄傲；这种理解却不是通过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对人和人的内心的理解。
接近中午时，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回来了，我们便一起在屋檐下的过道里坐着喝茶。
她的丈夫看上去年纪比她要大上一些，顶上的头发已经谢了，颌下却是一丛茂盛的连鬓花白大胡子，配上浓重的双眉和圆圆的大眼，显得威严无比，不料说起话来却是温厚和蔼，笑声爽朗。
正当刚放学回来的大女儿围着我问各种问题时，有人在敲院子的门，又叫着什么。是穆利。于是一个小男孩走上前去开门，而这家所有的女人都躲进里屋，只剩我和这家的男主人在过道里。
穆利走进门来，他的衣服和头巾已然换过，看上去整齐而清洁。新换的袍子仍然是黑色的，黑得那样隆重而严肃。
现在的情形有些微妙。当他早上离开时他让我等他，我等了，也许他就会以为，在坎大哈我必须等待和依靠他。而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新的院子里，我也就找到了今晚的住处——毫无疑问，只要我开口，这家人一定会慷慨地允许我在他们这儿住下。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他的帮助，我还是很顺利地就在他奶奶的邻居那里找到了住处。我很想知道，他对此会怎么想，因为我还没有放弃试图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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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利的邻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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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如既往，从他那冷漠的脸上，我看不出任何可供判断的线索。
我们坐在地上喝了一会儿茶，他很得体地与男主人唠了会儿家常。
然后他对我说：“我们该走了。”
“去哪儿？”
“你不是想去找旅馆吗？”
“我不想去找旅馆了，我不喜欢旅馆。我可以住在这儿，应该没问题。”
他没有表情地看着我。
“他们很穷，住在这里你会不习惯的。”他轻轻地、用一种奇怪的口气对我说。
我没接茬儿。他说自己的同胞“很穷”，好像他不穷，他很有优越感似的，这让我心里感到不舒服。
男主人在一旁看着我们说话。他虽然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可是他那长着一付花白大胡子的脸上挂着善良而诚挚的笑容，是那种我一眼便能判断出来、可以信任的笑容。
“没关系，你不用操心，我在怎样的地方都可以住下来。”
“可是他们没有钱，他们是穷人，所以你不能骚扰他们。”
“我不会骚扰他们的，如果他们需要，我会付钱给他们。”
他不说话了。他转过脸去，继续得体地跟男主人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他又对我说：“他们不会说英语，这对你很不方便。我已经考虑过，你可以住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他虽然年纪不大，只有十五岁，但他会说英语，可以帮助你。在阿富汗，在坎大哈这个地方，你需要一个会说英语的朋友帮助你，不然太危险。”
我有些迟疑，可是我的好奇心迅速地占了上风。让我很好奇的是——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他将会怎样？他的朋友又是怎样的朋友？
我很明白我自己。我虽然总是很好奇，但我的好奇心从来没有超出理智的范围，我的好奇是我能够控制、能够预先仔细考虑到后果的好奇。至少，我的无限而又有节制的好奇心还从来没有让我摔过跟头。
也许有些冒险，但从昨晚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表明，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我是安全的。于是我对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不再迟疑，说：
“好吧，那就先过去看看吧。”
大概我的回答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继续跟男主人谈话。
说了几句，他转过头来。
“你需要一个布嘎。”他盯着我的眼睛毫不犹豫地说，“你需要一个布嘎才能出门，在坎大哈，没有布嘎女人们不能上街。”他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是武断的、家长式的。
虽然这种口气令人不快，但我没有显露出这一点，只是告诉他，我有一个布嘎，我可以穿上它，问题是穿上布嘎后，在这个布罩子里我就无法背着自己三四十斤重的行李了。
他洗过澡、换上了干净衣服和头巾之后，显得衣冠楚楚，很明显，他也不适合背着我那个看上去很不干净、也很不阿富汗的大背包出现在坎大哈的大街上。
因为他奶奶准备出门去，所以他建议我先把行李从他奶奶那儿拿过来放在这家人这儿，然后我们再一块儿去他朋友那里看看，如果我最后决定了住在他的朋友那儿，他再回过头来取。他的这个建议很合理，使我对他更加放心，而把我的行李放在这家人这儿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他先回到他奶奶那儿，把我早已收拾好的行李都拎了过来。奶奶也跟着他过来看了看。
我从行李里取出了在喀布尔集市上买的那副沉甸甸的布嘎，拿在手里看着。这时，他跟男主人说了几句什么，男主人望着我笑了笑，站起身来。
“你跟着他进去，他的女儿会教你如何穿布嘎。”穆利对我说道，然后坐在那儿悠闲地端起了茶杯。
于是这家的女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穿戴布嘎，正如在伊朗时，伊朗小姑娘教我如何穿戴Chai-Duo。
最后，裹在那个蓝色的大袍子里，我终于告辞了奶奶和她的邻居一家，告别了那种着三株小白杨的土坯小院。
一走出门口，穆利便目不斜视地大踏步走在前头，没有回身来看我是否能够跟得上。我穿着布嘎，一时还不适应，大部分注意力都花在从眼前的那片格子布缝里找路，所以跌跌撞撞地走得很慢。我跟着穆利走了很久，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匹卡，小公共汽车，三轮车，公共汽车。
在这些公共场合，穆利从不跟我交谈，因为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只能说英语——就会显示出他身边带着一个可疑的外国女人。我也很知趣地缄口不言。
我根本来不及去注意自己都经过了哪些地方，直到后来当我在沙赫伯那儿看到了坎大哈的地图时，才知道当时穆利带着我穿过了整个坎大哈城才来到了他的朋友家里。
而我一路上都在这个布罩子里胡乱猜测他会把我带到哪里，并且也不免暗暗怀疑，他将要带我到达的是否会是一间荒僻处的空屋子，或者是一处暗藏着许多正在抽鸦片的流氓的地方——我开始在这个让我汗如雨下、头昏目眩的布嘎里编造此类刺激性场景，但其实我只是在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自娱自乐罢了。经过昨天晚上之后，我并不太相信他会有什么暴力用心，因为他若要有所举动，并不需要在毒辣的日头底下这么不辞劳苦。
这是一个孤独的人。看着他的黑色背影，我这样想着。他走路的时候不慌不忙，身姿坚定，留给后面一个孤独而骄傲的身影。经历了那么多炮火的阿富汗仍然还有这么坚定的身影，真是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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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利的邻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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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终于离开了大路，拐进一片居民区。此时我在布嘎里，早已是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
我们来到一栋小院门口，他让我站着等一等，自己走了进去。不一会儿，从里面迎出来一个眉清目秀、神情羞涩的少年。就这样，我认识了少年沙赫伯和他热情的一家，并在他家里住了四天，直至自己虚弱的身体几乎完全复原。
我们一起走进院子，院子里瓦砾遍地，正在盖房子。后来我知道，这是家里想给已经长大的沙赫伯和他的弟弟各盖一间屋子。
虽然穆利是沙赫伯的好朋友，但他的到来还是使沙赫伯家中所有的妇女都避入了屋内。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进了沙赫伯和他弟弟单独住着的小屋。
等我们进到屋里时，我问穆利：“我可以把布嘎脱下来吗？”
这句问话一出口，我猛然意识到——他对我的控制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然产生了。穆利瞥了我一眼，很明显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我看不出来他对此是否感到得意。这个聪明的、敏锐的人。
我默默地将布嘎从身上脱了下来。
我们在沙赫伯的小屋里坐着聊了一会儿，穆利一直在跟沙赫伯说着什么。
沙赫伯开口跟我说话了，虽然有些结巴——估计是因为过于紧张的缘故——可是他的英语真的很不错。他说：
“我叫沙赫伯，欢迎你来到坎大哈，也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说完他看了一眼穆利，穆利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你在我的朋友这里会很舒服的。”穆利对我说。
然后沙赫伯便将我带到隔壁的屋子去见他的家人：他的爽朗爱笑的妈妈纳莉亚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那间屋里因为陌生人的到来顿时变得欢声笑语。我很喜欢这个院子，也很喜欢眼前这个看上去秀气而单纯的少年和他的一家。我很感激穆利。
沙赫伯说：“穆利在等着，我们先过去吧。”
“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问。
沙赫伯很惊讶地看着我。如果从来坎大哈的车上开始算起的话，我和穆利在一起已经两天了，这期间，他告诉过我他的名字，我却没有记住。——正因为当初我不了解他，所以不想记住他的名字；如果我不想记住的话，即使他再告诉我十遍，我也不一定能记住。可是现在，我想知道他的名字了。
“他叫穆利，M－U－R－I－B。”
“穆利。”我重复道。
我和沙赫伯回到了他的那间小屋。穆利正坐在地席上，低着头安安静静地看书。
“你满意吗？”他抬起头来问道，俨然是家长式的口吻。
“是的，很满意。谢谢你，穆利。”
他微微地撇了撇他那宽阔的嘴唇，笑了笑。
接着，穆利对沙赫伯叮嘱了一番之后便离开了。我和沙赫伯将他送到门口，我没有穿上布嘎，他望了我一眼，好像不太高兴，可他没说什么，转身出了门。看着他走出院门的背影，我当即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长气。
但是接下来的每天傍晚，他都会在下班后来看望我。当他在傍晚赶到沙赫伯家里时，常常已是接近日落时分，所以他总是先沐手洗面，然后走到院里那片葵花地中央突起的小平台上，铺上他的头巾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才请我坐到他的头巾上谈话。
虽然非常感谢他让我结识了沙赫伯一家，但是我对于和他的谈话却越来越感到为难，在谈话中也越发沉默，因为面对他那坚持着的同样的询问，我只能重复以前的回答。他又问我能否等他五天，他说五天之后他就可以取得去伊朗的签证了。
这些都是我所不愿意面对的，所以我终于回避和他单独见面。每当要和他见面时，我都请沙赫伯不要离开，而是在一旁陪着，而在这种时候，我也常常只是下意识地紧紧盯着沙赫伯看，避免和穆利那双好似漫不经心却又咄咄逼人的眼睛相遇。
但是我留下了他托沙赫伯转交给我的信，信上是他写的英文诗。
我没有等他，四天后便即离开。当我决定离开时，我请沙赫伯向他隐瞒自己出发的具体时间，沙赫伯同意了。所以最后是沙赫伯将我送上了离开坎大哈的班车。
在每日与沙赫伯的频繁接触中，我愈来愈深地感受到这个看上去沉默而羞怯的十五岁少年所具有的善良和坚毅的品性——这正是我所欣赏并信赖的品性。所以有一日，我信任地问沙赫伯：
“你认为穆利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少年的脸上露出沉思而喜悦的样子，他毫不迟疑地说：
“穆利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是我迄今为止自认为最珍贵的两个朋友之一，是我的精神导师。”
无疑地，他的话只是使我更加迷惑不解。
我不了解穆利，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他的爱或者不爱，他的善或者不善，我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面对他，我所拥有的对人进行判断的经验都难以派上用场。直到现在，当我想起他时，我也始终不能完全去除面对一个无法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的惧怕。我只能狭隘地想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也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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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利的邻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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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只好承认，穆利属于那样一种人——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的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可能具有的品性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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